张宏良：辉煌的事业，伟大的复兴ZT

fiend

辉煌的事业，伟大的复兴

——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

张宏良

（这是本月10日在石家庄演讲的文字大纲。演讲视频已经上网，题目是《迎战历史危机，推动红色转变》当时演讲受现场氛围影响，与文字大纲出入较大，特别是后来在大纲重新整理过程中，由原先6千多字扩展到2万多字，扩展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奋斗的历史成就、所要战胜的困难，以及三大复兴运动必胜的依据和意义。显然，整理后的内容已经不太符合原有题目，为了保持题目和内容的一致，所以改成了现在的题目，并以此纪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8周年，特此说明。）
明天大家要去西柏坡，西柏坡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后一站，是国共两党大决战走向胜利的最后一站。当时毛主席充满信心地风趣说，我们是去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经过60年的历史大考，现在考场上只剩下我们中国一个考生（大国当中），由于毛派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中国没有落榜，终于迎来了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迎来了席卷全球的世界大众民主运动，迎来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和东方文化的复兴运动。
如果没有毛派共产党人长期坚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艰巨斗争，按照党内极端右翼势力所谓十二届五中全会决定“20年以后重评毛泽东”的说法，2005年就要摘掉天安门上的主席像、拆掉毛主席纪念堂，扔掉共产党的招牌。当时许多曾经位极人臣的党内右派大佬，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执行1985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所谓决议，彻底否定毛泽东，直到去年，还有个苟延残喘的党内退休右派大佬，通过记者采访的方式，呼吁执行所谓五中全会决议和邓小平遗嘱（究竟有没有这么个决议和遗嘱，希望党中央能够澄清一下，省得右派天天用这个东西为共产党叫丧），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换掉共产党这块招牌。所以，如果没有体制内外毛派共产党人、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斗争，中国这个考生早就落榜回家了。
此时此刻大家来到西柏坡，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又要到来了。如果说2011年是忐忑不安的一年，那么，2012年就是决定命运的一年。2011年的确是忐忑不安的一年，这一年是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太平天国革命160周年，巴黎公社起义14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0周年，另外还是造成中国第一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辛丑条约110周年，造成第二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九一八事变”80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中国入世10周年……如此多的时间窗口交汇在这一年，注定了2011年是忐忑不安的一年。果不其然，今年的确是社会历史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就世界而言，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爆发，是世界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历史转折点；就国内而言，是中国人民政治上觉醒的一年，是美国采用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的颠覆战略在中国破产的一年，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把改革教定性为汉奸的一年，把改革教定性为汉奸，比之任何称谓都更加本质更加深刻更加准确。既然2011年矛盾的性质已经确定，2012年的大决战将不可避免。道理很简单，如果说全民围剿其它什么政治力量，许多人民会感到难以决断，但是全民围剿汉奸，只要是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难以决断。不仅历史上中国十室九空的亡国大祸，全都源自于汉奸，当今中国“财富滚滚向西流”的悲剧，同样源自于汉奸。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才把反汉奸的基因注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你不是中国人”才成为民间最严厉的咒骂。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当前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一是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二是当今中国最紧迫最要害的问题是什么？三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下面就按顺序谈一下这三个问题。

一，历史和现实证明了我们奋斗的方向是正确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进入转型期，世界进入文化转型期，中国进入政治转型期，社会主义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内容，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并且还在继续证明着我们的历史判断和奋斗方向，都是完全正确的。
1，西方大危机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目前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不仅中国走不通，整个世界都走不通。目前大危机可以说是发出了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信号，因为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更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危机，这就决定了在现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范围内，绝不可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只有通过东方文化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以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平等地位，才能找到摆脱危机、建设和谐世界的发展道路。
要知道，解决债务危机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完全不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需要增加人们收入，所以只要资本家阶级让渡一部分利益，就能够走出危机；但是，解决债务危机则相反，需要的是勒紧老百姓裤腰带，让被剥夺的99%人民大众向1%的精英继续输送利益，显然，这是老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从而注定了根本不可能走出危机。所以，现在这场大危机完全是资本主义解不开的历史死结。特别是这场大危机在诸如人的本质、幸福标准、管理规则、社会主体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在哲学法庭上判处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私刑，决定了21世纪必然是人类社会扬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世纪。这也是我们对三大复兴运动充满信心的历史根据。
由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在客观上堵塞了中国全盘西化的道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历史第二次证明了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如果说第一次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第二次走不通，则不仅仅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更是因为资本主义自己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历史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2，席卷全球的大众民主运动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大众政治的新时代。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是21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今世界的发展，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和追求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的大众民主运动，拉丁美洲的大众民主运动，中东北非的大众民主运动，特别是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美欧大众民主运动，宣告了统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精英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大众政治时代即将到来。风起云涌的世界大众民主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当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是世界性的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中国官僚集团投降西方资本集团而中断的世界大众民主革命的再次兴起，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历史较量中社会主义由失败谷底开始的伟大反转，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埋葬精英统治的最后也是最伟大的斗争。网络社会的高度发展，在客观上已经进入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时代，已经把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当今世界各大门户网站控制在精英集团手中，企图把网络作为控制人民大众的政治工具，但是，网络本身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制度的全面复活，决定了大众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正在到来。
目前世界大众民主运动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她是全世界人民大众第一次联合起来的共同斗争，标志着人民大众对精英统治的反抗和斗争，已经由以往历史上各国人民分散的斗争，进入到了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崭新阶段，毛主席留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口号“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终于实现了。在此之前，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再次获得辉煌性胜利，就是因为全世界精英集团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而全世界的人民大众仍然处于彼此隔绝的分撒状态，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精英集团能够为所欲为的强大力量。在全世界人民大众与精英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都是面临着全世界精英集团组成的统一战线，无论怎么反抗和斗争，都必然要处于极端弱势状态，所谓弱势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拿中国来说，把曾经改天换地、意气风发、具有“五敢精神”的中国人民，变成如今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呻吟的弱势群体，就是因为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精英集团联合的结果。目前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中美国”，就是中美两国精英集团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方式。
面对全世界已经联合起来的统一的精英阶级，全世界人民大众也必须联合起来，“占领华尔街”千城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中国人民反汉奸运动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3，中国社会的红色大潮已经不可阻挡。自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的命运不仅是相同的，也是相通的，世界进入了大众民主时代，中国同样进入了大众民主时代，并且中国的大众民主运动方向更加明确，发展更加成熟。方向更加明确的标志，就是从最初自发的唱红歌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回归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发展更加成熟，则表现为目前已经具备了“打倒汉奸”的明确政治纲领。可以说，中国红色大潮从最初自发的唱红歌，到目前纲领统一的反汉奸运动，是中国毛派共产党人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毛派共产党人获得的最重要历史成果，也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世界大众民主运动最有效的支持和贡献。
中国毛派共产党人坚持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当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后，改革教立即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清算，把数千万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全面废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发动那些在今天张口闭口叫喊普世价值的法律党，展开了丧尽天良的“三不受理”司法改革，即“下岗工人的诉讼不受理（因为是懒汉寄生虫）、拆迁户的诉讼不受理（因为是钉子户）、股民的诉讼不受理（因为是刁民）”，中国司法界的“带头大哥”曾经站在重庆街头跺着脚大骂“对钉子户就是应该暴力拆迁”（如同当时我们所分析的那样，现在这位“带头大哥”果真把暴力拆迁的屎盆子反手扣到了共产党头上）。当时中国改革教之所以会达到如此无所顾忌的疯狂程度，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完蛋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红色大潮永远不会再来了，老百姓从此将永远都只是一群会说话的牲口，男人唯一的用处就是供他们奴役，女人唯一的用处就是供他们泄欲，整个中国到处都燃烧着对老百姓的极端蔑视和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无论是任何人，好像不在老百姓头上拉泡屎撒泡尿，就不算具有改革精神。只有经历过那个“百年魔怪舞翩跹”的痛苦岁月，才会知道什么叫复辟清算，什么叫风雨如磐！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野蛮年代，即便是在奴隶社会，社会意识形态也没有公开侮辱过老百姓，至少还保留着一种虚假的伪善，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把老百姓踩在脚下随便蹂躏当作政治时尚。
当时有谁能够想到，中国改革教梦想的千年天堂，仅仅过了二三十年，其合法性基础就开始土崩瓦解，在席卷全国的红色大潮冲击下，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今天回首过去才发现，当初改革教之所以能够如日中天，并非是中国人民没有反抗力量，而是因为改革教打左灯向右拐，挂着共产党的招牌，政治上透支毛泽东的储蓄，现在，毛泽东的政治储蓄透支光了，自然也就走到了历史尽头。改革教之所以会这么快走到历史尽头，一方面是现实的苦难教育了人民，让人民看清了改革教是共产党的掘墓人，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是中华民族的掘墓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掘墓人，中国人民不愿意走向死亡，所以便终止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透支。改革教失去了对毛泽东的政治透支，也就失去了继续蒙骗人民的资本，立刻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陷入了人民的声讨之中，自然走到了历史尽头。另一方面，与毛派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长期斗争有关，毛派共产党人捍卫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长期斗争，最终让人民领袖毛泽东再次回到了人民当中。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现在全国各地任何地方，人民群众所有的反抗斗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打出毛主席的旗帜，捧出毛主席的画像。这种情况反映了毛主席已经成为人民之神，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之神。这是毛主席与西方耶稣不同却高于耶稣的地方，西方人是在吃饱喝足了以后才想到耶稣，而中国人民却是在最苦难的时候想到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比之耶稣在基督徒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多出了一层亲人般的感情色彩。
由于毛派共产党人的坚持斗争，中国红色大潮始终没有偏离正确方向，没有成为西方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的颠覆工具，目前中国人民更是直接打出了反汉奸的政治大旗，当今中国的反汉奸运动，本身就包含着反帝国主义反腐败反剥削反压迫的内容，因为后面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与汉奸相关。中国改革教和汉奸势力就是从删除宪法中“惩办一切卖国贼”开始发展起来的，现在，又在全国人民的反汉奸运动中走向灭亡，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最初从哪里开始，最后也从哪里结束。
人民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反汉奸的理念，接下来将要我们回答的，就是如何反汉奸的战略。
4，中美之间与狼共舞的时代正在结束，战略机遇期已经到头。邓小平在把中美关系变成从属关系之后，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几年后又加上四个字“有所作为”，变成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意思很明显，就是像当初越王勾践那样，通过装孙子的办法改变与美国的强弱关系，最终战胜美国。邓小平这个“韬光养晦”的战略，是建立在对当今世界的本质特征是和平与发展这个历史判断基础上的，是要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作为实现自身崛起的时期，所以称之为战略机遇期。可是后来，这个“韬光养晦”利用战略机遇期的战略，被美国霸权主义和国内汉奸势力利用了，把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长远发展，全部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在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时，仍然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沙土里，人为地创造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2001年美国侵占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切断中国与中东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直接威胁中国的新疆和西藏，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接受的军事威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不可能接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就是证明，特别是当时美国总统布什说的十分清楚：“反恐就是反共”，这等于是说，打击阿富汗就是为了打击中国。可是中国为了延长“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仅公开支持美国，与美国站在一起，甚至差点儿把中国新疆的瓦罕走廊借给美国打击阿富汗。
结果就是中国由“韬光养晦”的装孙子，变成了低三下四的真孙子，所以周边所有国家才敢随便占领中国领土，随便抓捕中国渔民。暂且不论被抓的中国渔民还是在自己领海捕鱼，就算是真的闯入对方国家领海去捕鱼，也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渔民捕几条鱼都要被对方逮捕，那么对方侵占了中国众多岛屿和大片海域，是不是比捕几条鱼更加重要？更加应该逮捕？可是中国政府却从未逮捕过对方一个人。既然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可以在有争议海域抓捕中国渔民，为什么中国不能同样去抓捕那些抓捕中国渔民的人？当初日本在侵占中国钓鱼岛之后，又宣布要派科学考察船去韩国独岛考察，韩国总统一声令下，全体海军整装待发，宣称要与日本决一死战，结果保住了独岛。中国外交精英对此鄙夷不屑地说什么，“用武力保卫国土完全是陈旧过时的革命思维，现代思维方式是用谈判解决领土纠纷”，“不用武力保卫领土是一个大国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一个大国的理性和风范”，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甚至提出“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中国是个小道理，世界是个大道理，中国这个小道理要服从世界这个大道理”，怎么服从世界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要承担包括领土在内的各种牺牲，“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就是中国外交学院培养中国外交官的基本理念。
中国外交领域汉奸精英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和平与发展误导中国，让中国患上了“和平与发展依赖症”，无论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弱小国家，都借“和平与发展”敲诈中国，中国则完全如同一个忍气吞声的软弱妇女，为了保住“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任凭街坊邻居随便抢劫、随便强奸。2001年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公开宣布中国是必须铲除的邪恶国家（后来因为经济原因才把中国从邪恶国家的名单中剔除），公开宣布追求共产主义的中国比法西斯主义德国更加邪恶，甚至连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都被奥巴马总统指责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更是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国要想逃脱被颠覆被肢解的命运“完全是白日做梦”，如此接连不断的持续威胁，连当年日本人侵华之前都没有过。而且并不仅仅是语言威胁，美国对中国军事上的包围、资源上的围堵、技术上的封锁、政治上的颠覆、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围剿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姿态，特别是培育和支持中国台独、藏独、疆独、民运等分裂和颠覆势力，给达赖、刘暁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把热比娅等诸多中国异议人士列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所有这些挑衅和威胁，如果反过来，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落到美国头上，美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对中国宣战。中国忍受这种屈辱的原因，就是为了延长“和平与发展”，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如此的“和平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针对中华民族日益临近的威胁，我们一直呼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结束了，世界进入了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美国不可克服的大危机和不可挽回的大衰落，会使其随时爆发出最后的疯狂，走上颠覆中国的冒险道路，借此摆脱危机。好在目前党中央接受了我们长期以来的判断和呼吁，在最近的六中全会上正式承认了当今世界是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在其它场合也承认了普世价值派是党和政府内部的颠覆势力，承认了当前活跃于舆论界的那些所谓改革派是与美国相勾结的“第五纵队”……最近出现的所有这些积极现象，表明在中国人民觉醒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觉醒了。虽然觉醒得有些晚，但毕竟是觉醒了。我们说觉醒得有些晚，是指美国对中国的外部包围和肢解战略已经启动，美国对中国转基因主粮的推广已经完成，采用基因武器不知不觉灭绝中华民族的战略布局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转型将会付出多大代价，恐怕只有美国资本寡头和中国极少数汉奸知道。但是付出再大代价，也总比在睡梦中像印第安人那样被灭绝要好。况且，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双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再次崛起的情况下，美国极其汉奸走狗未必就敢于走上种族灭绝的冒险道路。
总之，2011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双双觉醒的一年，是中国人心向背大转变的一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不仅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奋斗是卓有成效的。
5，当今中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拉开了人类社会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序幕。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由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由独立化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变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之中，伟大的历史转变必然伴随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文明转型，都伴随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是对农业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爆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精神上把人从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各家各派思想的自由发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奠定了东方文化的哲学基础和人文精神；在政治上确立了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君权至上原则，形成了以权力民主相制约的皇权架构，“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与民权直接统一，使中国农民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中世纪之后，才获得了人身自由。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民主、农民自由、法治观念等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成果。在此我们要顺便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小农经济，完全不同于没有人身自由的欧洲庄园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不仅具有人身自由，同样具有法制观念，所有老百姓的口头禅就是“王法”。所谓封建社会没有自由和法制，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欧洲庄园奴连娶媳妇都要交给庄园主先睡，因为庄园主拥有“初夜权”，庄园主不受也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可以随便杀戮奸淫，属于没有法制的野蛮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界那些“美国鹦鹉”却把欧洲封建社会的特征，强加到中国头上，以此来妖魔化中华民族，为推行全盘西化服务。
第二次是对工业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爆发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这一历时二百多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精神上把人从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追求感官享受的纵欲主义取代了禁欲主义；在政治上建立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人权至上原则，以资本民主取代了封建社会的权利民主，以资本等级制取代了封建等级制，以资本依附关系取代了封建依附关系，解放了农奴，使工人获得了劳动力买卖的人身自由。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像中国普世价值派政治领袖讴歌得那么完美，而是把人由以往封建社会外在权利统治的奴隶，变成了内在金钱统治的奴隶，奴隶仍然是奴隶，只是奴隶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还有，资本主义把感官享受作为幸福标准的纵欲主义，导致了人文思想的荒漠化，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学和艺术等，全都被锁定在裤腰带以下，社会唯一需要的就是“裤裆思想”、“裤裆文学”、“裤裆艺术”，其他所有高尚严肃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统统被边缘化一种乞丐行为，这就是在资本主义金钱统治确立之后，再难产生思想和艺术大师的根本原因。就拿中国来说，自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迄今30多年过去了，没有产生一个思想家、理论家、艺术家，特别是当初刘宾雁等民运人士，本来都是一些激情四射的大才子，可是跑到西方国家之后，却是到死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才华全都枯竭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投靠了资本，资本需要的是感官刺激，而不是精神追求。
第三次就是目前对信息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爆发了由东方文化复兴运动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构成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把人从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第二次是把人从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这一次，则是要把人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不仅不是神学的奴仆，同样也不是资本的奴仆，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经济的主体，是社会权力的主体。大众民主取代权力民主和资本民主，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根本的政治特征。在既否定神学统治的禁欲主义又否定资本统治的纵欲主义的基础上，把人从单纯的动物性中解放出来，恢复生命原有的崇高的精神本质，确立幸福内容是超越感官享受的崇高精神追求，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根本的精神特征。而废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竞争法则，建立你追我赶、共同发展的人性竞赛法则，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根本的社会特征。
6，毛派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几项工作。回顾过去，毛派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三项。一是引导并概括出中国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打倒汉奸”，把反汉奸的概念普遍注入了当今中国人的大脑，从而确立了中国大众民主运动的发展方向，这是毛派共产党人最为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二是总结并概括出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经济上要求共同富裕，政治上要求大众民主，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最深刻最本质的历史要求。三是提出了三大复兴运动的口号——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用三大复兴运动的目标重新点燃了已经被改革教熄灭的民族理想和奋斗目标，这三大理想同时也代表了当今世界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历史要求。
如果在当今社会历史转变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我们的这三项工作，就会更加看清楚我们工作方向的正确和卓有成效。当今中国在思想文化上，很有些类似于二千多年之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更加类似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时代；而在政治选择上，则十分类似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稍早些的宗喀巴宗教改革运动。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当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一个千年农业文明；后来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所组成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五百年的工业文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则创造了一个敢于同白种人相抗争的大和民族；而今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会奠定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与右翼势力的争论比较大，这个争论越来越把我们推到类似于当初日本“维新派”那样的位置上，只能和中华民族共同崛起，没有了任何退路。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与欧洲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与藏传佛教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同样的问题——既要从堕落的僧侣阶级和腐败的喇嘛手里拯救基督教和藏传佛教，又不能简单地回归原教旨主义，而要成为引领新时代人们的精神灯塔。今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共产党内的腐败官僚，如同当初倒卖“赎罪券”的欧洲僧侣阶级一样腐败，如同当初奸淫劫掠的西藏喇嘛一样堕落。但是，路德和加尔文没有因此而要打倒基督教，而是革除了僧侣阶级胡作非为的条件，恢复了干干净净的教堂；宗喀巴同样没有因此而打倒藏传佛教，而是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宗教改革，恢复了藏传佛教的干净面貌。
路德和加尔文能够做到的，宗喀巴能够做到的，日本“维新派”能够做到的，我们毛派共产党人更加应该做到，并且还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应该成为红色路德、红色加尔文、红色宗喀巴，回归共产党的阶级本质，回归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当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和各种危机

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国面临崛起和毁灭的双重选择，既要看到崛起的希望，也要看到毁灭的威胁，目前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在加速。最初胡锦涛主席也是这样的判断，认为当今中国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只是后来在各种压力下放弃了这个判断，没有再继续强调。中国崛起的有利因素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讲一下目前中国面临的毁灭威胁，中国面临毁灭威胁的一般性因素，过去已经讲的很多了，今天不再赘述，今天主要是就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做一个简要分析。
1，共产党魂体分离，魂不附体，怪力乱神，趁虚而入，这是造成当今中国各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所以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要灵魂归窍。中央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提出占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实现文化强国，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来，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就是共产共富共民主，与发展中国家共命运。可是30年来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舆论，却是对共产党根本宗旨的持续批判和妖魔化，认为共产是罪恶，共富是落后，共民主是浩劫，与发展中国家共命运更是傻帽二百五等等，把共产党的道义合法性全部打掉了。正是因为极端右翼势力已经彻底铲除了共产党存在的道义合法性，所以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才会发起彻底打垮共产党的号召，公开宣称反恐就是反共，声称共产主义是超越法西斯主义的最大罪恶，呼吁要继承先辈与共产主义斗争的遗志，继续铲除共产主义，美国大使骆家辉甚至赴任之前宣誓要颠覆中国政府，国内外颠覆势力更是借世界动荡之机，不断掀起声讨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风浪。可以说，如果不是中国毛派共产党人紧紧团结人民大众，在抵抗和反击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的“颜色革命”，而仅仅是依靠军警维稳模式，恐怕中国早已是四分五裂，陷入了20世纪初的分裂和战乱状态。这就是我们遭到左右带路党和西方颠覆势力极端仇恨的根本原因。
现在最为可怕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对人民革命的批判，对共产党的批判，特别是邓小平发动的长期批左运动，已经造成了共产党自身机构的非党华，特别是共产党主流媒体已经形成了与共产党信仰完全不同的独立政治信仰，这是除苏联东欧之外十分罕见的历史现象。党校反党，党报反党，党的各种媒体反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普遍现象。凡是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东西，一律封杀，相反，一律放行，这已经成为党报党刊的一种自然反映和自觉行为。特别是以中央党校为代表的党校反党现象，已经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胡锦涛总书记才出面干预，发表了“党校要姓党”的讲话，习近平副主席又对中央党校个别人进行了调整，才暂时刹住了党校直接反党的歪风，但是曲线反党仍然存在。由于共产党媒体在共产党之外形成了单独的政治信仰，造成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空心化，这就造成了无论共产党提出多么好的理论和纲领，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马上就会注入不同性质的政治内容，让共产党所有的理论和政策，无一漏网地全部走向反面，造成相反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所谓“打左灯向右拐”，“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指的这种现象。
最初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否定毛泽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右派会用他这套办法来最终否定共产党。就这一点来说，共产党在道义上的合法性是被邓小平打掉的，但是邓小平又不是故意打掉的，邓小平只是不懂得道义合法性的重要，只是迷信军队和警察，一方面允许右派在道义上随便否定共产党，另一方面又动用军队和警察强行坚持共产党领导，这就造成了今天左派和右派全都对邓小平不满意……或许很多人不同意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共的说法，而认为邓小平只是反左，其实邓小平讲的“要防止右，但主要是反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右”的含义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指“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反左”的含义已经完全改变了，变成了实实在在“反共”的代名词，只要一提反左，肯定就是反共。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坚持反共宣传，最终把邓小平要坚持的共产党，完全变成了没有政治灵魂的共产党，变成了一个空壳和招牌，与毛主席坚持的共产党已经完全不同。但是，邓小平毕竟留下了共产党这块招牌，包括毛派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到今天，坚持到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和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爆发的这一天，就这一点而言，邓小平与胡耀邦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就是当今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歌颂胡耀邦、反对邓小平的主要原因。
由于共产党的媒体和机构形成了反共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反共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内特别是在共产党的主流媒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把共产党所有先进理论和先进主张，全都做出相反解释，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奇怪现象。一方面，共产党每一次向自己政治宗旨和阶级基础回归的努力，结果都是适得其反，反倒距离自己的政治宗旨和阶级基础越来越远，如同陷入沼泽地的泥潭之中，越是挣扎就下沉得越快。从当初的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结果无一不是如此。三个代表那么好的理论，却被右派塞满了乱七八糟的陈旧内容，把资本家和企业家说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把纵欲主义和普世价值说成是先进文化，把民企老板的利益说成是人民利益，结果就是好端端一个理论被糟蹋了，变成了极少数精英满足私欲、欺压百姓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坚持共产党的基本宗旨问题上，共产党的机构与民间机构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错位，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报等党的近卫军，在积极充当反党和妖魔化共产党的主力军，相反，像乌有之乡这样的民间网站，却在不屈不挠地坚持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成为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今年乌有之乡与中央党校之间的斗争，与党报《浙江日报》之间的斗争，都是乌有之乡为捍卫中国共产党而进行的斗争，甚至还不是理论观点之间的斗争，而是乌有之乡反对他们造谣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这种荒谬情况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包括苏联东欧都没有出现过。当初欧洲中世纪的僧侣集团无论多么腐化堕落，但是至少没有咒骂耶稣和反对基督教，15世纪藏传佛教的喇嘛同样是无论多么骄奢淫逸，也没有咒骂释迦摩尼和反对佛教，而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党报不仅腐化堕落，还极其恶毒地咒骂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反对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横向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美国之音，还是英国BBC，或者日本NHK，都绝不可能出现妖魔化执政党和颠覆国家的半个字，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才会允许执政党媒体妖魔化执政党，国家媒体妖魔化国家的荒谬现象。
让党校党报等共产党的机构在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之外形成独立信仰，转过来再反对共产党的信仰，这是走上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的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共同悲剧，当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闹得最凶的就是苏共中央党校为代表的党校系统，后来生活最悲惨的也是这些系统的反党人士，现在苏共中表现最革命的还是这些人士。党校党报成为反党先锋（茅于轼辱骂毛泽东污蔑共产党的文章就是在党报《浙江日报》的媒体刊登的，连自由派报刊都感觉太过分而没有刊登）的原因，就在于各国所谓改革，都是建立在妖魔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改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推翻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改革了。由于改革是建立在妖魔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党校党报又是改革的舆论先锋，所以只有率先背叛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才能成为改革的先导力量，这就是党校党报最反党的历史因素。由于中国的党校党报看到了苏联共产党被推翻以后，党校党报人士流落街头的悲惨下场，所以中国的党校党报便开始了疯狂的资本积累，党报《浙江日报》就形成了数百亿的庞大资产，这些资产之所以顶着压力交给具有美国背景的人来管理，显然是为了向美国转移更加方便。有了这些庞大资产做后盾和向海外转移做退路，党校党报反起党来，就更加没有了后顾之忧。
当然，对于当今中国党校党报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士来说，并非是背后拥有政治支持和资本后盾的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就主观因素来说，否定和妖魔化文革，已经成为否定共产党和妖魔化社会主义的一把政治尖刀，通过30多年持续不断地妖魔化宣传，这些单位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把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而否定中华民族，看作是思想解放和改革精神，而把肯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看作是荒谬和罪恶的危险另类，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党校党报以及党的各种宣传研究机构，不可能不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与民间学者司马南辩论时，对党校教授反党感到十分正常，相反，对司马南认为党校教授不应该反党，反倒感觉十分不屑和好笑。就客观而言，中国文革前走的是苏联路，做的是苏联梦；文革后走的是美国路，做的是美国梦；只有文革中走的是自己的路，做的是自强梦。由于苏联梦破碎了，中国梦又变成了浩劫，除了美国梦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自然就接受了美国价值观。只是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料到的是，美国有一个肢解中国的大战略，正好借此机会把中国的意识形态引上了自我阉割、自我妖魔化的自绝道路。
所以，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必须回归信仰，回归宗旨，回归基础，收回自己的政治灵魂，立刻停止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自我阉割、自我妖魔化，坚决刹住党校党报随便反党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要挽救中国共产党，而是要挽救中华民族。中国老百姓由于担心共产党不能完成政治回归，已经自发地开始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政治切割，准备在共产党不能回归时，就跨越共产党，直接跟着毛泽东干。这种政治切割同样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是中国人民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选择的下下之策。所以最好的选择，还是由共产党来解决自我阉割和自我妖魔化问题，恢复共产党的道义力量，这不仅是党之大幸，同样也是民族之大幸。而共产党能否实现政治回归，解决自我阉割、自我妖魔化的问题，关键就是处理好文革问题，如果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那就应该像俄罗斯对待斯大林和苏联时期的一系列事件那样，暂且搁置起来，严禁打着研究文革的旗号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中华民族。最近，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连续开会，落实普世价值派关于再次妖魔化文革的战略部署，声称要守住妖魔化文革这条底线，就从反面证明了妖魔化文革，已经成为国外颠覆势力和国内汉奸势力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把尖刀，只要打掉他们最后这把尖刀，共产党的回归和社会主义的回归，也就有了希望。
2，中国正在出现历史上最为可怕的政治乱伦现象。如果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党的媒体和机构表现出与共产党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属于灵魂出窍，那么，比这种灵魂出窍更加可怕的是政治乱伦。所谓政治乱伦，是指执政党的重要机构与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合作，依靠颠覆势力来维护国家稳定。政治乱伦与政治道路、政治制度等没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可以走各种各样的政治道路，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都曾经成为国家走向强大的道路，但是无论走什么道路，所有走向强大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进行政治乱伦，不能与颠覆势力共舞，不能与汉奸共舞。否则，一旦国家陷入政治乱伦状态，依靠颠覆势力维稳，亡国大祸将很难避免。当今中国特别让人感到可怕的现象，就是愈演愈烈的政治乱伦现象，执政党和政府机构越来越与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混同在一起，甚至已经相互融合共同生长。最典型的就是南方报系，南方报系是臭名昭彰的汉奸媒体，可是最近广东省委却宣布，要把南方报系打造成为中国一流媒体，显然，这完全是执政党在自掘坟墓。还有，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尽数被外资控制，成为外国势力控制的媒体，这是仅次于军队被外国控制的可怕现象，我们一直呼吁必须尽快收回各大门户网站的控制权，有关部门不仅不采取措施收回这些网络媒体，反倒如同依靠基层党委那样，把外国势力控制的各大网络媒体，当成了维稳的依靠力量，遇有有重大问题和重大政策，先和这些网络媒体商量如何落实，由于这些网络媒体控制在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手中，与这些媒体商量落实的结果，自然就是如何打击爱国力量和爱国媒体。
执政党与颠覆执政党的政治力量相结合，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南宋赵构皇帝与秦桧结合并依靠秦桧，是因为秦桧的公开立场是拥护皇帝而不是推翻皇帝；慈禧太后接受和依靠李鸿章，也是因为李鸿章的公开立场是拥护清朝统治而不是推翻清朝统治；秦桧和李鸿章的通敌卖国，只是暗中进行的隐蔽行为；而如今南方报系以及所联手的网络媒体，公开立场就是打倒共产党，堂堂正正不加任何掩饰，而共产党却把他们看作是依靠力量，支持和纵容他们肆意打击共产党的支持力量，特别是纵容他们对爱国力量进行残酷的舆论镇压，这种政治乱伦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也在积极利用这种政治乱伦现象，加紧打击共产党的支持力量和爱国力量。今年以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聚会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发表30周年，就是政治乱伦的典型事件。一帮要打倒共产党的人，隆重纪念共产党的决议，可见，这个决议已经乱伦到了何等程度。
当今中国政治乱伦与单纯依靠军警维稳模式有很大关系。军警维稳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镇压，而暴力镇压又违背自由民主和人权，会带来整个世界的谴责，这就必然会把政府陷入左右两难的政治绝境，不镇压会成为国内公敌，镇压会成为世界公敌，最终结果只能任由美国决定，这就是依靠军警维稳的所有国家，都会轻而易举被“颜色革命”所颠覆的根本原因。中国同样如此，舍弃了群众维稳的强大基础，按照美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建立了一套军警维稳模式，把本来是维稳依靠力量的人民群众当成了维稳对象，把自己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最终被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所绑架，动不动就以“街头革命”相要挟，而政府又不能动不动就进行暴力镇压，结果就只能向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妥协，认敌为友，与狼共舞，希望通过友好协商实现天下稳定，由此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乱伦现象。
3，经济上丧失了资源、丧失了环境、丧失了商品定价权和货币定价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利用高房价和金融空心化，通过衍生品市场对中国发动金融打击，进行财富洗劫；二是利用商品定价权和外向型经济，推动中国沿海企业大面积倒闭，造成经济和社会动荡；三是股市中一方面在现货市场上疯狂套现“大小非”，大肆抢劫股民财富，另一方面利用股价指数期货加速股市下跌，做空获利，从股民身上一张股票扒两张皮，把数千万股民逼上绝路；四是农村土地兼并和转基因种子以及外资对化肥农药的全面垄断，会在无论丰收还是歉收的情况下，都会把农民逼上难以活命的绝路，彻底堵死倒闭企业农民工的回家之路，把2亿农民工变成历史上的造反流民；五是接受西方国家的所谓碳计划，通过压缩国内消费来保障欧美国家的商品供给，以此方式来达到碳排放指标。
4，美国对华的汉奸战略和第五纵队，已经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崛起还是毁灭的关键性因素。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会形成发展中国家精英的“汉奸”化，本来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悲剧，这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精英集团的利益一体化决定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只是当今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汉奸势力不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甚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汉奸文化，并且汉奸文化占据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纷纷以汉奸为荣，已经呈现出精英集团整体汉奸化和意识形态整体汉奸化的可怕趋势，这就是美国竞选总统洪博培和国务卿希拉里对颠覆和肢解中国充满信心的根本基础。我们之所以把汉奸势力看作是决定中华民族崛起还是毁灭的关键性因素，就在于当今中国汉奸势力的发展规模以及人民大众反汉奸运动的发展规模，直接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实施程度，决定着美国颠覆和解体中国的战略决心。只要中国能够铲除汉奸势力组成的第五纵队，就会立刻动摇和瓦解美国实施对华颠覆战略的决心，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就会立刻收敛起来，中国就会恢复毛泽东时代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和平发展环境，真正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否则，中国必将毁于第五纵队，即使侥幸能够逃脱印第安人的下场，其惨烈后果也绝不会亚于当初蒙古军队入主中原和后来的清兵入关。
5，，“左派带路党”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客观现象。“左派带路党”是专指主张左右合流、主张联合外国势力入侵本国的人，除此之外，无论多么极端多么反动的政治主张，都不属于带路党。“左派带路党”不仅是中国出现的一种局部现象，而是21世纪出现的一种世界现象。参与推翻卡扎菲的伊斯兰革命组织，参与推翻穆巴拉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从斗争开始到最后取得胜利，自始自终都没有改变他们固有的革命主张，特别是利比亚的伊斯兰革命组织，推翻卡扎菲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了卡扎菲引进的全部西方法律，恢复了《古兰经》至高无上的唯一法律地位。他们绝不是右翼势力，更不是“汉奸”势力，是名副其实的左派力量；他们在与美国联手推翻了本国政府之后，仍然没有投靠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反美立场，是名副其实的“左派带路党”。“左派带路党”既是国内残酷阶级压迫的结果，又与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有关，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需要认真研究的一种现象。只是对于当今中华民族来说，由于面临着崛起或毁灭的生死选择，面临着被颠覆被肢解被灭绝的危险，因此绝不能选择带路党的道路，无论是“左派带路党”还是右派带路党，都必须坚决反对。虽然“左派带路党”形成的根源和斗争目的，与右派带路党完全不同，但是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则完全相同。
好在经过毛泽东思想哺育和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旗帜鲜明地拒绝了带路党道路，拒绝了如同中东北非大众民主运动那样，最终成为美国“颜色革命”的战略棋子，这是值得中华民族庆幸的地方。但是，中国官权阶级残酷的阶级压迫，很容易把一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逼上“左派带路党”的道路，此前我们就曾经指出，中国官权阶级的残酷压迫是产生汉奸的最大温床，官权阶级与汉奸势力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连体兄弟，只要中国存在官权阶级的残酷压迫，就不可能断绝汉奸势力的发展，眼下尤其是这样。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左派带路党”之所以不成气候，是因为主张左右合流的那些人并非真是左派，更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既没有正义的力量，也没有道义的力量，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一旦出现了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充当“左派带路党”，如同利比亚伊斯兰革命组织那样，那将是对我们民族真正的考验，但愿中国永远不会出现那一天，永远不会出现理想主义者参与其中的“左派带路党”。
6，陷入危机而找不到出路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会铤而走险。自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危机——战争——革命的历史三部曲，就强加到了人类头上。数百年来，每一次大危机的结果都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相互转嫁危机引起的。目前西方国家的金融和债务危机，是百年来最大的危机，又是根本不可克服的危机，虽然从2008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在向中国转嫁危机，迫使中国人民承受危机的后果（美国金融危机后股价指数翻了一番，而中国股市却跌去70%以上，就是转嫁危机的结果），但是，当一般性转嫁危机的方法已经不能使美欧国家摆脱危机，而美欧国家又不愿意接受就此衰落的命运时，与中国的全面冲突将很难避免，除非是中国能够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相信，一旦发生冲突他们将会更加倒霉。
目前，拉美33国共同体的成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转被动为主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甩开美欧，与拉美共同体发展经贸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我们从非洲赶了出来，我们再进入美国后院发展生意，看美国敢不敢把拉美也变成第二个中东北非，如果把拉美变成第二个中东北非，美国就死定了，将从此推出世界霸权舞台。因为世界大众民主运动已经爆发，一旦美国把拉美国家变成战场，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美洲人民，就会彻底推翻美国的精英统治，终结美国的霸权时代。现在的关键，是看中国有没有这个眼光和勇气。如果有这个勇气，我们就是安全的；如果没有这个勇气，我们就是危险的。
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会不会发动战争转嫁危机，还要取决于当今世界的大众民主革命，按照目前世界大众民主革命的发展趋势，很有可能会打破资本主义传统的“危机——战争——革命”的三部曲，跨越战争这个阶段，由危机阶段直接进入革命阶段，使人类能够摆脱转嫁危机的世界性战争。如果说20世纪初经济危机的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那么如今21世纪初危机的结果，将有可能是革命制止战争。而革命制止战争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席卷全球的大众民主运动。

三，中国摆脱危机、实现三大复兴任务的发展道路

1，首先是解放思想、端正路线，这是根本。所谓解放思想具体到目前，就是共产党还能不能回头，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复兴，共产主义还有没有希望，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首先是思想上认为能不能复兴，其次才是行动中去怎样复兴。就目前而言，思想上认为能不能复兴，比行动中去怎样复兴，更加重要。站在今天复兴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比较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些维新派，比较一下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路德和加尔文，比较一下藏传佛教改革运动的宗喀巴，让我们深深感到，坚定不移的复兴信仰比什么都更加重要。路德和加尔文没有因为那些僧侣卖赎罪券而否定基督教，宗喀巴没有因为那些喇嘛淫乱而否定藏传佛教，我们同样不能因为那些腐败现象而否定共产党。有些人总是说什么，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恢复过去的共产党，才要回归社会主义。如果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共产党一样了，也就不需要我们现在的奋斗和革命了。毛主席当初搞文革讲得很清楚，说文革是一场演习，演习什么？就是演习让共产党重新回头，让国家重新回归社会主义！毛主席还说，文革不是搞一次两次，而是搞许多次，为什么要搞许多次？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会反复许多次。现在才反复了一次，就要打倒共产党，这样做的人还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还能算是毛派、左派?况且，目前重庆已经进行了一些成功探索，薄熙来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儿共产党份内的工作，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既然重庆的共产党能够回来，全中国的共产党同样能够回来。我就不相信，基督教能够通过宗教改革实现复兴，藏传佛教能够通过宗教改革实现复兴，我们社会主义就不能通过变革复兴？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在座的这些红色路德、红色加尔文、红色宗喀巴，全都信仰坚定起来，全都行动起来，中国的红色事业就同样能够复兴。
2，还是要走党群一体化道路，此外没有其他选择。社会历史有着自身发展的轨道，不是人们能够随意改变的。革命同样有着自身固有的历史轨道，同样是不能够随意改变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由矛盾自身性质决定的，绝不是人们能够随意选择的。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集团的联合，国内外党内外右翼势力的联合，决定了单纯依靠共产党的力量和单纯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都绝不可能战胜对手，使中华民族摆脱危机。道义上的陷落和政治上的乱伦，使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战胜国内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的力量，特别是这些势力已经渗透到共产党内部各个地方，这是单靠掌握军权和国家专政机器所无能为力的，能够有效对付汉奸势力的，只有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则没有力量战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强大军事力量，当年义和团的悲剧就是典型。所以，当今中国只能选择党群一体化的道路，共产党抵御侵略、外争国权；人民大众内惩国贼、打倒汉奸；以此解除民族危难，实现民族崛起。
有人担心，党群一体化会不会使毛派共产党人重演当年义和团的悲剧，我们坚信肯定不会，中国共产党有民族复兴的理想，毛派共产党人有民族复兴的途径，人民大众是民族复兴的力量，这就是党群一体化最牢固的政治基础。有了这个共同的民族理想做基础，共产党就不会成为慈禧太后，毛派共产党人就不会成为义和团。
3，确立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的政治纲领。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政治潮流，是当今时代人民大众的根本要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的主要内容，是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本质特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派共产党人，必须要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顺应人民大众的时代要求，把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政治上的大众民主，作为我们现阶段奋斗的纲领，不要离开人民大众的明确要求，再去另外创造什么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一些人总是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概念和原理，来衡量和选择什么样的口号和纲领，否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们一定要明确，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的纲领，人民的利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进步的政治派别相比较，毛派共产党人有一个根本特点，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只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是人民利益的执行者，毛派共产党人唯一要想要做的，就是如何服务于人民，如何听命于人民，如何把人民的要求转化为理论纲领，而不是想着如何去领导人民，如何用某个口号去统帅人民，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和应用。
4，必须解决南海和东海问题。民族问题历来是中国人民最敏感的问题，汉语中国家这个词的组合就是说明，中国人的国家概念是把国和家放在一起，并且把国放在家的前面，意味着中国老百姓把国看得比家更加重要。中国人可能会容忍自家的房子被扒，自家的工作被砸，自家的钱财被抢，但是却不能容忍国家的领土被侵占。中国历代政府出问题，几乎都是出在民族问题上，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是由此垮台的。当初共产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也是因为北上抗日的民族大义。况且东海、南海那么大一片海域，超过大陆领土三分之一，油气和矿产资源更是超过大陆资源总和，是中华民族21世纪崛起最宝贵的命根子，无论以什么理由丢掉，中国老百姓都绝不会答应。特别是东海南海一丢，意味着中国解体的开始，全世界所有饿狼都会争先恐后扑向中国，中国必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消失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绝不会坐等悲剧的到来。
东海南海问题，既不是孤立形成的问题，也不是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1984年之前，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地图上，南海都还是中国领土，只是最近几年，在许多国家的地图上，南海才逐渐地脱离了中国；东海同样如此，直到1998年，美国政府还不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现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却宣布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东海南海，追根溯源，是从邓小平允许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开始的，当时邓小平自己也明白，允许美国向中国一个省销售武器，等于是接受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和分裂中国领土，可是邓小平为了用美国撑腰来镇压造反派，完全接受了美国的不平等条约，由此拉开了中国东海、南海的悲剧大幕。
鉴于此种情况，东海南海问题也必须综合解决。一是着手解决台湾问题，如果连台湾都收不回来，解决东海、南海就更没有指望。2008年如果普京不收回车臣，俄罗斯的领土麻烦绝不会小于中国，而现在俄罗斯没有任何领土麻烦。二是支持中东北非国家的独立发展，支持拉美共同体的发展，把美国陷入中东北非，让美国后院起火，以此来解除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岛链封锁，迫使美国放弃中国台湾。当初毛主席就是通过把美国陷在越南而迫使美国把台湾送还中国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妥协退让，台湾早已经回到祖国怀抱。三是恢复欧亚大陆桥高铁建设，把美国挤出世界岛，重新构建世界秩序，重建世界一体化规则，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条件。四是建立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问题的外交框架，接受阿盟和非盟的教训，凡是勾结外部势力解决亚洲问题者，要毫不手软地坚决打击，在此基础上和平解决各种纠纷。五是绝不允许美国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国家存在，这也是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基本原则。
5，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用社会主义方法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往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的药方永远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解决经济危机，采取的政策却完全相反，几乎无一不是国有化和计划化，都是由政府出面整合资源，大到整个计划小到具体对策，全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具体管到了私人企业CEO的工资多少。由此可见，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法，是当今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普遍做法，更应该是当今中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是经济强制转型，废除西方经济学的谎言束缚。A，建立挽救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银行；B，针对西部贫困地区和东部贫困人口，建立中国式的信贷消费体系，把生产能力用于满足国内人民生活；C，建立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D，建立创业保障体系，鼓励个人自由创业；E，恢复企业的生产福利一体化功能，连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都在效法当年中国企业的这个功能，这是人权社会的文明标志；F，国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废除工资双轨制；私营企业实行美国那样的员工持股制度，全体员工和老板共同拥有企业财产，共同享有企业成果，美国能够做到的，中国更加能够做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制，这也是引发西方国家大众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废除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制，即将成为世界潮流，我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更加应该立刻废除企业高管天价年薪的工资双轨制。
二是改变经济结构，控制关键产业，确保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A，对资源产业和关键产业实行国有化；B，国家直接控制基础产业和公共产业，对这些产业实行外资禁入制度；C，控制大型超市，建立中国超市集团，夺回商品定价权；D，实行外汇商品化，债券实体化，外贸均衡化，不再做“世界厨房”；E，加快海外投资并且保护海外产业。
三是改变世界一体化的殖民主义规则基础，重建世界一体化规则，在道义上占领世界制高点，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最后应该看到，复兴社会主义是一项没有前人经验可寻的伟大探索，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同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虽然历史留下了许多创立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但是历史却没有任何复兴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一切都需要我们去重新探索。在代表99%中下层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当今时代，世界99%的人还有没有希望？熔铸了人类全部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有没有希望？概括并超越了所有宗教梦想的人类最为绚丽壮观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有没有希望？解答这些问题的历史重任，全都压在了毛派共产党人的身上。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一艰巨而又神圣的伟大任务，我们也一定能够完成这一艰巨而又神圣的伟大任务！
历史在看着我们，人民在看着我们，毛主席也在看着我们！

2011-12-26

fiend

李克勤：感悟神医毛泽东救党、救军与救民——当今中国不要讳疾忌医

在中国文化里，神医的含义就是指给个人治病且医术高明出众的医生，而比医治个人人的疾病的神医更神奇的是医治组织疾病的人。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医，谁能否认他在中国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也挽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而挽救了受苦受难的中国各族人民呢？所以，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这难道不是实践检验的吗？因而，任何否定毛主席的人和事，对党，对人民军队，对人民意味着是什么？这是中国的大政治问题，是不能当做小事看待的。纪念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本文分六部分：一、毛主席挽救党和红军的历史回顾。二、毛主席挽救党的含义需要深刻领悟。三、毛主席挽救党的神力来自哪里？四、神医毛主席依然在起作用。五、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对毛主席的文化自觉：毛主席的神奇妙方是什么？六、纪念毛主席，学习毛泽东。

一、毛主席挽救党和红军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也是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致力于破除的对象——数典忘祖。
毛主席一贯主张并坚持做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内涵不就是要广大干部和群众不忘本嘛！
这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毛主席是怎么挽救党的。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挽救党开始是在1927年。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412政变以后，毛泽东在汉口“八七会议”率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这是人民军队建立的思想基础。
后来毛主席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一切就包括人民自己的组织——共产党。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但是人民军队生存下来，还是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以后，进军井冈山，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之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等各苏区及红军各部均选派代表出席，共610人参加。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人与劳动民众》。大会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时新中国处在实习期，毛泽东就是开国领袖，18年后，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开国领袖，这不是巧合。
其必然性，正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突围出去，又被蒋介石几十万军队打得几乎难以生存下去时，毛泽东被全党全军请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遵义会议前那段历史，我们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也是任何人不可更改的。
我们一般说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就是指遵义会前党和红军的绝境，以及遵义会议后的转机。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陷入危局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冲破敌人围追堵截，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李德参加了会议。李德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上报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这就拉开了长征准备的序幕。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
    这种把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编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动，既谈不上精干、快速，又影响红军主力的作战行动。连博古自己都承认长征战略转移计划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计划。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果然，这一战略转移方案，在长征之初就暴露出行动迟缓又带来战略转移目标过早暴露的严重问题。
    蒋介石是在1934年11月11日判明我军的战略意图的。此时，红军正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12日，他发出电令，特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构筑以湘江为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曾提议趁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与毛泽东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时已由冒险主义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避战的心理驱使他们不再停留，认为那是冒险，遂选择了加快前行、脱离追兵的道路。
    这样，强渡湘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付出了30500人的生命代价。如果把长征以来全部伤亡和减员包括在内的话，总计已经损失5万多人了。也就是说，长征刚刚一个多月，损失已经过半。
    巨大挫折教育了从中央到红军中的许多人，人们开始从中央错误领导和错误军事指挥反思失利的原因。《刘伯承回忆录》描述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早就发现靠博古、李德领导军事，注定要葬送中国革命。
在困境中，他做工作，逐渐分化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历史给毛泽东认识王稼祥的机遇是1931年4月。在是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实际掌握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在中央苏区推行其“左”倾路线，采取了一个重大组织措施——向苏区中央局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以加强和控制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代表团成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以任弼时为团长。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4月4日在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不懂军事的王稼祥，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创造的中国第一块根据地，并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由衷地感到敬佩。
    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围绕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问题，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的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议演变成对毛泽东的批判，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甚至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这时，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支持虽然没能改变毛泽东的处境，但在那种情况下此种表态足见他的政治勇气。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评价王稼祥：“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把王稼祥从“左”倾中央中分化出来以后，又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
    早在1920年初，张闻天就知道毛泽东的名字，那时，毛泽东、张闻天几乎同时加入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上发表。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几个月后即在中共临时中央出任政治局常委。从此时起，他成为王明“左”倾中央的主要成员。
    1933年1月，随博古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也参与了由博古导演的打击毛泽东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不久由李德、博古指挥的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而引起的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指责，使博古与张闻天矛盾加深。博古对张闻天的排挤活动，为毛泽东把张闻天从“左”倾中央里分化出来提供了机会。
    后来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张闻天对这段经历作了回顾，认为：“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他说：“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与毛泽东有着同样际遇的张闻天，越来越理解毛泽东了，越来越感到毛泽东是正确的，而博古、李德所推行的政治、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于是，在长征出发前夕，张闻天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毛泽东敞开心扉，倾诉了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从此，毛泽东与张闻天接近起来。长征开始时，根据毛泽东提议经张闻天向博古力争，毛、张、王三人被编在一起行军、宿营、吃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
    毛泽东曾对师哲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各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日记中，也回应毛泽东的说法，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了，而王稼祥也开始与张闻天讨论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事。一天，王问张，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渡过湘江后，博古、李德指挥中央红军沿着西延山脉继续西进，计划按原定方案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经发现红军的战略方向的蒋介石，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博古、李德发现这一情况后，仍不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于12月11日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向周恩来郑重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十分赞同这个意见。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直接交流之后，周恩来又陆陆续续听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他们不仅要求改变行军方向，而且对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召开会议加以研究。于是，在中央红军占领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此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重围，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周恩来等也赞成这个主张。于是，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与博古、李德斗争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最高“三人团”也开始分化，周恩来脱离博古、李德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新“三人团”取得的第二个胜利，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基础形成的，会议还作出了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进入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城。
    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占领遵义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举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这时，博古已产生取消遵义会议的念头。他认为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开什么会议。李德压根就反对召开遵义会议，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在猴场会议后已经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但顾问的头衔还保留着，如果继续讨论军事指挥的责任，恐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
    毛泽东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与王稼祥商议后，由他出面向周恩来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周恩来来到博古的住所，向他通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要求召开会议的情况，申明他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看到阻止执行黎平会议关于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已不可能，便同意了大家的建议，分工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也在忙碌地准备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商议如何才能开好这个会。他向张闻天说：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对此面露难色。毛泽东补充说：你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说完，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记录着他与不少红军指挥员谈话内容和有关情况资料的小本子，交给张闻天以供参考。
    告别张闻天，毛泽东又来到王稼祥住处，通报由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执笔起草一个报告提纲的情况，并提议王稼祥在会上也讲一讲。王稼祥欣然应允：那自然，你不叫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与红军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现子甲路80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样、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
    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过错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回顾、总结。他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之后，张闻天第一个发起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也称“反报告”，这个报告提纲实际上是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完成的。
    下午开会，毛泽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说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他说，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是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毛泽东对自己的论点一一展开，作了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讲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这时，因负伤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来发言。他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他还说，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舂等同志在会上发言，大多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留下的陈云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十分清楚地说明，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所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除博古、李德、凯丰之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赞同，于是会议以毛、张、王三人的发言为基调，作出一系列决议：
    1、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出了结论。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没能胜利，“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导致军事指挥错误的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在作战指挥上，一是“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侧翼的活动”；二是“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三是“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即李德—引者注）、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2、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3、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项授权实际上明确了将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起中央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自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主导全党。他领导党和（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转战云贵、飞越六盘山，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渡过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又一次危机。
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走上党的核心领导位置，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虽然曲折，但是给党和军队以信心的道路。
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系统地创造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党军队和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文化基础，后来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曾经鲜明地指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
历史证明，毛泽东挽救了党，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如果把当时党和红军比作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毛泽东无疑就是神医，是他让党和红军起死回生，这一点都不是什么夸张。
二、毛主席挽救党的含义需要深刻领悟。
以前，我们对于毛主席作为神医的举动，理解的不够深。
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我们再回头看，就发现，毛主席作为神医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岂止是遵义会议时。
以前对于文革我们的认识十分肤浅，总觉得毛主席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当我们看到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那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解救苏共和苏联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毛主席晚年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垮掉了，为什么？
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就可以说，苏共不像中共经历过如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从而也就没有出现毛泽东挽救党那样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这样在执政之后第一次遇到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时，他们无法应对。
一句话，苏共尽管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但是苏共缺乏抵御要命“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苏共从内部崩塌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反观中国共产党，就不一样，在党的生死攸关的时候，毛泽东就会出现，哪怕在毛泽东作为一个生命躯体已经不存在于世，但是毛泽东的灵魂，他的思想，他的实践方式，依然作为文化依然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更重要的是亿万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忘记他们的大救星——毛主席！
尤其苏共可望不可即的是，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比较好的时候，在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时候，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想自己的直接领导开火，多少人不理解，可现在慢慢人们开始理解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那可是一片丹心啊！
是毛主席作为神医，在我们党身体还比较健康的时候，就给他动了一次大手术。
这次手术革除了他身体上的毒瘤——官场，这个毒瘤暂时不会要命，但是一旦要命的时候到了，那动手术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神医的早诊断，早治疗。
这次手术肯定会带来短期的身体不适应，甚至局部难免会损害，有些同志难免会受到严重损害，实际上，毛主席党中央在文革进行中，随时都在注意运动的动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什么时候放弃过呢？
但是全局全体是更加健康的，长期的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党的九大，就有王进喜、陈永贵这样的工农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还有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这样的杰出科学家也进入中央领导层。
党的十大延续了这样的变革。
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农兵比例为61.68％；1983年六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工农兵比例32%；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29.6%；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共2979人，工农兵比例27.8%；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27.4%，其中工农比例已经降到19%。而实际上，在这19%中也有许多水分。
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
文革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本来离我们较远的官场时，不得不重新提起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文革，因为文革是对官场革命的，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至多会在做法上有意见。如果不是在我们面前出现这令人痛心、烦心、恶心的官场，也许我们还不会这么重新反思文革。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也是那位可爱的外国学者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对官场革命这个角度，看周恩来如何配合毛泽东革命，也许我们会有新发现。

1966年10月1日晚上9时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空绽放出朵朵绚丽烟花。虽然参加了一天的活动，毛泽东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转身离开了城楼向电梯间走去。钱嗣杰和警卫战士很纳闷，赶忙跟在后面。毛泽东到城楼上参加活动，很少坐电梯，经常背着手走楼梯。这一次老人家乘坐电梯下楼，看来心情挺急迫。电梯稳稳降到地面，毛泽东健步穿过中间的城门，向金水桥桥头走去。
   
    广场上的群众看到伟大领袖正向自己走来，欢声雷动。毛泽东非常兴奋，向群众频频点头，既好像和大家打招呼，又像在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观看焰火。老人家微笑着坐在地上，双腿就势一盘。这个时候，周恩来也从天安门城楼上快步跟了下来，见毛泽东席地而坐，也高兴地坐在桥头，两人完全融于人民群众欢乐的海洋里。
   
    北京的秋天夜冷风寒，警卫员担心毛泽东受凉，掉头往回跑，想去搬把椅子。毛泽东立即摆手制止。
   
    毛泽东和周恩来兴致很高，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礼花，幸福而动人的情景持续了20多分钟。这是毛泽东在多次国庆活动中惟一一次走下城楼，摄影师钱嗣杰为历史留下了经典一刻。
   
    要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各级干部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就是许多反对文革人的看法和依据。问题是，干部会不会构建官场，无意识地构建官场，这就不好说了。当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慢慢开始有所醒悟了。看看文革后期干部的组成结构，看看干部的作风，就会发现官场，这个封建社会的文化毒瘤，离我们的干部队伍更远了。那个时候，哪个干部敢自称官员？哪个普通群众会觉得在人格上，比干部低人一等？很多人都不想当干部，认为那是吃亏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实情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四届人大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
   
    他在开头说：“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这是从理论上，用精炼语言的概括，这不是周恩来个人的声音，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由全体人大代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四届人大代表结构怎样呢？普通的工人农民究竟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地位如何呢?
   
    有位学者做过统计，全国人大第四届工农代表占51.1%，我们都知道这是文革后期1975年召开的一届。，文革以后怎么样呢，第五届工农代表占47.3%，第六届工农代表占28.6%、第七届工农代表占23%、第八届工农代表占20.6%、第九届工农代表占10.8%，第十届工农代表所占比例则不足4%。从数据上看工农代表的比例呈现逐届下降的趋势。
   
    四届人大，不仅超过一半的代表来自普通工农同志，而且副总理有农民陈永贵，并且实实在在分管农业，有工人吴桂贤，也许她没有能力管理全国的工业，可是她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管理管家吗？还有工人李素文，副委员长，能力也不差，这样的人在人大，难道只是一种象征吗？
   
    试想，有了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等一大批工农同志进入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又保持工农本色，这难道不是对几千年来，官场虚伪、欺诈、逢迎、倾轧、腐化、堕落，最有效的抑制保障吗？
   
    那时候全国人大、国务院是学的地方的做法。全国各级革委会，工农兵普通群众进入领导阶层，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文革就是自下而上的文化革命。事实上，文革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的，周恩来在其中作了精心的组织工作。到了四届人大时，新的政治格局，或者叫政治体制就形成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为此，中国人民也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视这段历史，要格外珍惜。
   
   
    历史总是充满悬案。但是从历史事实，历史的结果看，四届人大时，我国党政军机关至少人数不那么多，党政机关里面普通的工人农民是可以说话的，没有进入机关的普通老百姓有怨言，是可以写大字报，对某个领导“炮轰”，甚至“打倒”的，小学生也可以对老师“反潮流”的。
   
    这不是严重冲击官场，甚至是消灭官场的举措吗？
   
    这一切可都是周恩来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啊！
   
    由此可见，不管对文革有多少争论，不过你怎么说文革有多少错误，文革抑制官场，消灭官场，没有错。四届人大，让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实行有普通工农参加的管理，那是中国民主的大方向，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具体表现，并且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我们要做的，不是千方百计去否定，求全责备，而应是从历史的高度，总结包括文革在内的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完善做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祖国的应有之义啊！
   
    我们再学习一段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
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是有生命体的生活规律，一个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任何组织难道不需要运动，不需要新陈代谢吗？
文革，那正是锻炼党的机体新的免疫力，以抗击新的病毒——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和平演变。
这是苏共所无法比拟的。
中共也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才会有这样的洞察力，才会有这样的气壮山河的气慨，去实践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事实证明，发动这场运动的风险的确很大，但是没有这场运动的风险难道不是更大吗？
从这角度讲，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守护神。
谁都会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谁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呢？
毛泽东生前是神医，他老人家去世后，人民心中的毛主席就自然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因此，毛泽东在毛主席纪念堂里，还在继续实践着辩证法。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作为给党治病的医生，在战争毛泽东找到病根，即思想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有及时发现了党的新的病——官场病，共产党如果不注意自身的革命，也会在内部产生官僚，产生资产阶级。其病根依然是“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直接针对的就是这两种错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毛泽东作为神医，不仅体现在“破”的神奇，更是体现在“立”的神勇。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已经形成“亿万愚公齐破立”的文化氛围，他说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
三、毛泽东挽救党的神力来自哪里？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神？因为他诚，对什么诚？对公诚！对公德、公道、公平、公正，诚心诚意地信奉、探索、追求，忠贞不渝，终身不渝！
我记得读小学时，每学期有个自我鉴定，其中有一条就是是否爱护公共财物。我们受到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要爱护公共财物。爱护公共财物，蔚然成风。这和毛泽东本人的倡导，以及他的身体力行，密切相关。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真正做到了身教重于言教。
毛泽东追求的公，不光是我们平常说的公有制，毛泽东追求的是一种公德、公道、公平、公正，也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比他的导师更进一步的是，他领导八亿人作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实践。他亲手创造了一种公文化。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和他在革命上一样，也表现出神奇的力量。很难想象，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中国受到西方国家比制裁严重的多的封锁，同时又遭遇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逼债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中国曾经面临比萨达姆后期的伊拉克还要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却能够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设出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是在还清了各种债务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世界罕见的奇迹！
在制度建设上，中国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规矩不仅有，而且有条不紊地运行。尽管物质不那么丰富，但人民是安贫乐道的，社会的公平为世界所瞩目。
在“天下大乱”即将结束，“天下大治”即将开始之时，他于1970年代初期，果敢地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而在1974年下半年至1975年初先后作过著名的“三项指示”: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安定团结为好”；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有了周恩来和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和田中角荣，和马科斯，和克立·巴莫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签署建交文件。
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言九鼎的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吗？难道这不是他的公心吗？
毛泽东晚年留下一项重要政治遗产，得到党和广大人民拥护，那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四化”有如此高的激情，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人民相信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如此的信任？就因为他总是出于公心，维护公道，追求公平，力求公正，对于损公肥私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带领党、军队和人民从思想上，从制度上，从具体的行动上，也就是从文化上给予还不留情的打击！他的诚心，他的诚信，感动了他的“上帝”，毛泽东说：“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一定要注意，毛泽东是借助于他的上帝——人民，才神的！
他感动“上帝”的秘诀就是一个字：诚！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所以，毛泽东对公的诚导致神！
所以，毛主席就成为神医，就可以挽救病入膏肓的党和军队，就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四、神医毛主席依然在起作用。
我们都知道，医生只有在病人害病存在时，才会显示出其功能与作用。
而只有病人病入膏肓时，才会体现神医的神奇疗效。
现在毛泽东的复活，主要原因是什么？
毫无疑问是淡化了他，把他留给我们的好东西慢慢淡忘了，所以各种病毒又开始泛滥。
有些坏人以为毛主席住进了纪念堂，他不会起来，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
诋毁毛泽东的人很沮丧，越是说毛泽东的不是，越是达不到其目的，不但达不到目的，实际效果还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已经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客观规律，也是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虽然作为一个人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作为一种精神，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哲学，毛泽东永远活着，不管你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提起他，只会增加他的影响力。有些不喜欢毛泽东的人，从逻辑上讲，不彻底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似乎又不能实现其目的，这样他们总是在客观上帮助着毛泽东的思想的传播，从而我们就看到眼下的这样一种格局，毛泽东依然在纪念堂里实践着辩证法。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已经修炼的出神入化了，没有想到老人家去世以后，历史进一步让人感受到他的神奇。也许毛泽东自己说自己不是圣人，真是谦虚。当老人家安卧在纪念堂里面以后，历史告诉我们，那个供千万人民瞻仰的毛泽东，真如同老子说的那样。“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指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真正的自觉的认识、理解，看来真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人们通过历史的比较，尤其是最近两年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人们对于毛泽东当年的一些教诲，当时还有过疑惑，现在则有一种顿悟！
这种对毛泽东的学习研究更牢靠，这是经过了批判之后的肯定，是否定之否定。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无疑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人民文化素质的觉醒、提升，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中国人民更加懂得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也许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我们用心不够，我们那时候过多依赖毛主席啦，因为毛主席太好啦！毛泽东去世以后，现实逼迫我们要独立思考，加上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感悟到毛泽东的思想真谛，感悟到历史的辩证法，我们的自信心更加强大。从而，我们也更加感到毛泽东更加伟大，那些诋毁毛泽东的人也更加害怕。
所以，思想上的斗争此起彼伏。毛泽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点不假，你越反对，越是证明毛泽东讲得对。
毛泽东的哲学实在是太高明了！
毛泽东的逻辑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我们会切身感到什么叫自发，什么叫自觉，从而也会深入的，比较准确的领悟到什么才是市场！即使学习市场经济，了解那只看不见的手，也许还是到毛主席那里会学的明白一些！

我们的毛主席，就是具有无与伦比的自知之明，他什么伟大都不要，只要一个“导师，teacher”，谁能说他不是伟大导师？他教给我们最深刻的方法，就是辩证法，他教的最彻底的也是辩证法，因为他永远在实践着辩证法！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臧克家同志这首《有的人》，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写就的著名诗篇，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毛泽东就是虽然逝世了，但是依然活着的那种人，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五、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对毛主席的文化自觉：毛主席的神奇妙方是什么？
毛主席挽救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艰苦奋斗的，说到底，毛主席晚年的基本文化思考还是群众路线问题，集中体现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是自觉革命，需要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的是最难的，要斗私批修，不是空话，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毛主席这位神医就是要我们要苦练内功，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这是他抓阶级斗争的基础环节。
阶级斗争，就是神医毛主席的神奇妙方。
有人把毛主席抓阶级斗争看成是一天到晚斗来斗去，那是十分可笑的误读。
只要看看毛主席怎样通过“抓革命”，从而“促生产”的过程，就完全可以破除那些荒唐的无稽之谈。
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命题。很多人不喜欢提阶级斗争，但是残酷的现实又让人不得不面对阶级斗争。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毛泽东为什么能“一抓就灵”？

1、毛泽东的抓，体现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主线上。
“文革”中，毛泽东解决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这不仅是解决经济问题，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一条主线。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１０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是真懂《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里，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意思基本相同的。
因此，毛泽东当发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时，他果断地，并且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几十年过去以后，回头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啊！
这样，毛泽东“一抓就灵”首先在于方向上的正确性。
这还是毛泽东的老办法，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不过毛泽东这时考虑的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毛泽东“抓”的理论套路。
对比战争年代，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主要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人民武装，促进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在根据地内部的建设中，人们很容易想到井冈山时期的生产自救，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再追溯远一点，毛泽东年轻时就讲过一句经典的观点：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的问题最大！
这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不谋而合。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生产的重视，对人民基本生存条件的重视，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哪怕是战争年代。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生产的重视，难道会放松吗？
毛泽东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来考虑全局的。
因而，毛泽东绝对不会单纯地抓生产力的发展，要不然那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就以“抓革命，促生产”，以后又加上“促工作，促战备”，统领全局。
而他对抓革命的诠释，始终是抓阶级斗争。
这就是毛泽东“抓”的坚定性，要么不抓，要抓就紧抓不放。
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归纳起来，毛泽东“一抓就灵”的秘诀，一个是“看得到”，这是前提，也是方向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靠哲学里的“认识论”，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哲学主要就是认识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望远镜和显微镜，不仅看得远，而且看得细，从而“看得到”，他还形成了自己看的哲学，就是他的认识论，这在《实践论》里面有个全面系统的归纳概括，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知与行”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一抓就灵”的另一个秘诀是“抓得起”。这是具体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方法论，在《矛盾论》里面有概括论述，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
革命和生产是辩证统一，不能只抓革命，不顾生产。也不能只顾生产，不抓革命。
3、下面我们一起看一看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也就是被某些人说成的所谓“动乱年代”是怎么具体抓工作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１９６９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过去更加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１１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著名的“三项指示”。
１９７４年７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那么毛泽东抓的效果怎样呢？到底灵不灵呢？且不说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这些无形的东西，就看经济上的情况吧。
1966——1976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1967、1968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19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１.５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８００万亩，１９７１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别增长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１１条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库、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条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库、１５００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２７１处，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２２０座，灌溉面积由６３万亩增加到１１００万亩。
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 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７００００万亩，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万亩增长４１％，平均年增长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４３１６７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４２８９千瓦，分别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万亩、６６７万千瓦增长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国机井数达１８１.７５万眼， 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万眼增长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长２５％。(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灾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灾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74页。)?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数增长了５２６.６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他老人家最后十年的对国家的贡献，对人民的贡献。
现在我们来回答毛泽东为什么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第一，他“看得到”，看得准，他看到阶级斗争这个法宝，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宝。他用革命的手段，抓阶级斗争，这为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什么条件？公平的环境。
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社会不就更加公平了。
阶级斗争的目的，不仅不是增加阶级，增加阶级斗争，恰恰相反，阶级斗争正是为了消除阶级斗争本身，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毛泽东晚年，以及逝世之后，连西方政要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公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尼克松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
第二，毛泽东“抓得起”，抓得牢，这不能不说是他特有的大智大勇。他以他特有的大智大勇，抓出了成效，大多数人民切身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今天也许我们体会更深。
也许我们没有他那种大智大勇，但是这绝对不构成我们可以否定他的理由啊！
为什么不能研究学习他的大智大勇呢？
这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有什么坏处呢？
第三，毛泽东没有标榜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强调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他一生不就是在革命中总结，在总结中革命吗？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其实最大的革命是针对他自己，以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他对自己的革命方式，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70年代以后，大批老干部不就是重新出来工作吗？这些老同志的思想觉悟，从廉政水平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那时候，搞歪门邪道的干部，受到的来自普通群众的无形监督，到底比以前降低了，还是提高了？干部的自觉性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难道毛泽东不是信守自己“从天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诺言吗？
毛泽东晚年已经对阶级斗争的过急过火的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批林批孔时期，已经不可能看到文革初期的那种景象。有人总是喜欢渲染什么炒家、武斗、架飞机、游街，那些在后来基本上都没有了。
用局部的，短期的问题，当做全局性的，长期的问题，不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吗？
得过病的已经治好的人，和正在病中的人，能够一概而论吗？
我们要心平气和的看待毛泽东，他可是我们的开国领袖啊！
而他抓阶级斗争，抓革命，的确是促进生产的啊！
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毛泽东，他的确是“一抓就灵”的啊！
六、当今中国不要讳疾忌医。
过去老一代跟着毛主席走出来了，今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继续奋斗，我们需要给自己鼓劲。
重庆的新实践给我们带了许多启示，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毛泽东作为神医，从状态上看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超前意识，从而防患于未然。
最好的医生应该是超越于治病的防病意识与防病功能、作用。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人生了病最大的麻烦不在于得了什么病，而在于得病不去诊断，拖延治疗。这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对社会，对世界都是一样的道理。毛主席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们都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但是当我们衷心赞美主席当年治理腐败的举措时，发现那个时候枪毙的腐化分子是极少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主席一向主张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坚决反对拖延误事。

这个道理，毛主席在1957年《关于合作化运动》中有过深刻的阐释。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
......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上面我们加黑的那一段话，可谓至理名言。

主席讲的及时解决，就包括及时发现，及时分析，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发现问题是第一步，毛主席不仅本人最善于发现问题，而且他总是教育全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发现问题，他个人的特色还表现在不回避问题，从来就不麻痹大意。

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这是一个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谆谆教诲。

艾略特指出：“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

请注意，毛主席教了我们具体的方法：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
自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没有让党和军队、人民，以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再次濒临绝境的危机，因为他不会让问题发展到那个地步。
我们需要对毛主席的思想做动态的理解、分析、研究，这样才能又好又快发展，研究毛泽东文化的本意也就在于此。
我们在纪念毛主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学习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定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
我们有毛主席这样的神医，但是当今中国的每一个人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讳疾忌医。
讳疾忌医，出自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过》：“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意思是隐瞒疾病，不愿医治。比喻怕人批评而掩饰自己的的缺点和错误。
毛主席1958年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过一段著名的批语。
现在原文出自《毛泽东文集》第7卷《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见《孟子·离娄上》。） ，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伽达默尔说：“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上面毛主席讲的“这条路线”，1975年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再次由总理代表党中央重申：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 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那么我们需要在今天再次重申毛主席的话：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见《孟子·离娄上》。） ，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后记：我们要认真研读毛主席的经典著作，这样才配做毛主席的学生，才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也只有这样，才能旗帜鲜明的坚持毛主席的路线，才能理直气壮的捍卫毛主席。
跟着毛主席走，不是安逸之路，而是艰苦奋斗之道。
毛主席晚年讲的继续革命，就是不断革命，革命继续，就是古人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现代含义，这是艰苦探索的过程，然而却是康庄大道。
这两天写了几句诗和大家共勉：
天通人意石夹缝，
地利心仪掌握穹。
斗转星移山稳健，
浮云沧海笑迎风。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8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