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以红楼梦看封建社会的佛道经济

我去拯救世界

新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之中就有两位出家人——妙玉、贾惜春，虽说是青灯常伴、念珠不放、带发修行，看妙玉束发净衣的扮相则更像女冠，也就是女道士，而惜春应该属于尼姑。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而建成的大观园，内有潇湘馆、怡红院、蘅芜苑、稻香村、缀锦楼、秋爽斋、蓼风轩、藕香榭等，这本是公子姑娘的住所也就不出奇了，可贾府内还有专门的佛庵道观寄养尼姑道姑，其中有一处庵观是因为要盖这省亲院子，便被划了进去，取名“栊翠庵”，王夫人将妙玉接进贾府，就是在里面居住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庵一向的食用香火都没用到贾府的钱粮，说起来栊翠庵跟贾院瓜葛不大，可视为经济独立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妙玉被贼人劫走时，恰逢抄家风波的贾府并不重视的原因，后来也就是黛玉的丫头紫鹃陪着四姑娘惜春入住修行了。再后来就没下文了，我们以虚构的红楼梦看待现实中的佛道经济，也可以窥出其中对土地、人口、税赋等资源的占有，在特殊时期往往就是中央打击的对象，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更可以构想金陵十二钗未续的结局。下面就针对统治阶级与土地、人口的联系来简述佛道经济的潜在威胁。

一、        农业、土地的致命所在
我们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历史上权钱交易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形式下，拥有小份额土地自耕农就有导致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占地份额大小则与社会动荡休戚相关。关于农业、土地的问题，不妨从奴隶社会的商朝认识起，虽身处关东平原地区，从事着农业，但商朝同时渔猎也相当活跃，商人好酒，多次迁都，贵族女性的地位在上古古代也是后无来者，商人祖先也先后发明牛车、马车运输货物，商朝信鬼神宗教，崇尚杀人祭祀，更时不时遣军掠夺……从“商”这个朝代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流动性相对较强的民族。相比之下的周朝，发源于西部地区的黄土地带，相对贫瘠的环境在周公的引导下，将宗法与土地结合共同为王室服务，周人更相信的不是鬼神宗教，而是实实在在的亲缘联系、祖先信仰。他们以繁衍子孙为荣，以少子无嗣为耻，在同个区域也建立起一种亲密联系，共同供奉一个同姓始祖，那时候也产生了大量的姓氏。所以大家看日本人的姓氏由来，在明治维新时响应文明开化而随便乱起的，比起我们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姓氏文化，就不是那么有底蕴了。
独特的周朝试图以宗法的方式将方圆九州的势力集中起来，长久统治，说白了就是管理土地。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在商周时期已经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名义为国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称为“井田制”。开始周王室是最有号召力的，土地归属由他分配，公卿士民对王室尽义务之前，必须保证王室对下属土地有能力治理，这是反义务，如果没有就注定权力中枢易位、社会烽火不歇，再有亲缘都没作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可以说，中国的耕耘体系自周朝开始，就注定要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探索，原因就是在这种农耕华夏文明的背景，土地代表一切，而最初的基层管理体系出现漏洞，不能保证耕作稳定，从而丧失中央的权威。偌大的中国，下层管理的有效性是极其重要的。由于先民气象知识的缺乏与统治阶级的忽视，中国自古水旱灾害频繁，古代有“六年必有灾荒，十二年必有大饥谨”的说法可能还是偏于保守的，据《中国大历史》一书指出：“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土地是国人生存之本，也是统治者驾驭之道，就是当今社会也是如此，住房紧张、房租高涨、地产泡沫都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统治阶级的权力。既然自然灾害少不得，人为灾害免不了，企图永握权力的人绝招之一就是在危机时刻摆布百姓。

二、        人口、税赋的华丽转化
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庄园经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税赋攫取也是不能越级征收，只能一层一层直接剥削依附。中国先秦时期也有这种的情况，名义上土地国有，周天子的生存还需要依靠各地诸侯。当分化成小部分了，组织关系便更加明显，诸侯国在管理各自的国家的方式，在后来大一统的社会都能看出端倪。公元前594年鲁国最先实行“初税亩”，开启了中国征收农业税的先例，这个农业税在公元2006年1月1日正式停征，共历2600年。在这两千多年里，各种名目的税种不断涌现，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以齐国为例，在管仲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齐国国力迅速崛起，其中就有政府公开扶持‘女昌女支’行业，首创“女支”院，就像现今的国有企业一样，这在当时是齐国的大税种，而后管仲也被尊为这个行业的开山祖师、受人供奉。但凡政策的顺利实施，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商鞅变法就注重于“重农抑商”，这样百姓的流动性不强，经济自然能加快发展；管仲在扶持‘女昌女支’行业的过程也需要一定量的男女比例，不管是军妓还是私妓都需要定居着的人。所以说有土地还不够，土地能产生税赋，不过前提是有足够的生产力。
而这个生产力在一定时期也具有反社会稳定性，末代王朝基本都是农民暴动、天灾人祸继而贵族内乱、各地烽争，围绕的大多也是土地税赋问题。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就规定了：以前一年全国顶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概不多征，谓之“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至雍正二年（1724年）进一步推广“丁徭与地赋合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也”，从此彻底取消了人头税。这个是为了缓和人口与税收矛盾的措施之一。而在相对较为安定开明的封建社会里，百姓对税赋压力的来袭的抵制力量是微弱的，可以是皇胄贵族的喜好厌恶、可以是一方官吏的一声令下，因为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承认了“朕即国家”的规则。比如唐玄宗可以开创性地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名为：“千秋节”，其中带动起来的贺寿活动，那资源攫取可是难以想象的。这样看来统治阶级的控制欲望是无限的，而人、物等资源是相对有限的，于是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土地、人口等的控制权。由此，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社会潜藏的另一股势力。

三、        佛道文化的大概历程
1、 佛教的引入
佛教于公元前6—5世纪发源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一带）。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关于佛教的传入，还是因为皇帝做的一个梦而已。东汉光武帝的第二位皇后、也是原配夫人，一代贤后阴丽华逝世不久，儿子就是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因为思念过度，迷迷糊糊间仿佛自己躺在母亲怀里、听父亲讲《尚书》，梦中母亲跟着许多头顶光圈的金人升天。老臣张纯解释说这梦中金人是西汉霍去病从匈奴带回来的佛像。汉明帝似懂非懂，让蔡愔、秦景两人去匈奴请佛像，这一年是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后来才知道佛教发源于印度天竺，便赶往当地请回僧人摄魔腾、竺法兰，而汉明帝看他们带回来的佛像不像梦中金人，便将二僧暂时安排在洛阳白马寺，不了了之。后来汉明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楚王在白马寺佛像面前祈求佛祖让自己当皇帝，结果被告发，只好自杀了。虽然如此，建造洛阳白马寺具有划时代意义，东晋时期有高僧法显首次天竺取经、唐朝也有玄奘偷道出境。后来佛教，与东汉在民间兴起的道教，特别是禅学与玄学、儒学的结合在中国生根发芽开化结果，发展成禅宗体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佛道经济其实本质一样，下面我们着重讲述佛家。
2、 佛教禅学的前期传承
关于佛教的传入，是个阶段性的问题，佛教跟其他宗教一样也需要杜撰造势，与基督耶稣拥有十二门徒、道教供奉三清四御八仙九龙子同样，佛祖座下也有八菩萨、十大弟子、十八罗汉等众。传说佛祖在灵山拈花示众，当场只有迦叶尊者明白含义，佛祖赞赏有加所以将普天佛法传给迦叶，迦叶就是摩诃迦叶（摩诃是大的意思），又称“大迦叶”或“饮光胜尊”，迦叶被尊为十大弟子之首，称为“头陀第一”。少林七十二绝技中还保留着“拈花指”这一招式，就是迦叶尊者拈花微笑形态。大迦叶一派在印度又传了二十七代，这二十八代就是教徒们所说的“西天二十八祖”。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东土初祖）这时已经来到了中国，又传了几代，被称为“东土六祖”，大概是南北朝的刘宋时期，传说他最后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的达摩洞面壁九年，后来禅学又在南北朝萧齐时期的中国高僧慧可（二祖）、隋朝的僧灿（三祖）、唐朝的道信（四祖）、唐朝的弘忍（五祖）手中代代传承，到了神秀与惠能的时候，分化成北宗禅与南宗禅，由于惠能的南宗禅在后来影响很大，现在所说的六祖都默许是惠能了。
3、 佛教禅学的宗教化
佛教的传入有很多派系，禅学只是其中一种，只是后来影响大了，也就这样混淆了概念，不加区别。从达摩初祖到弘忍五祖这段时期都没有将禅学系统化，从而在中国扎根生存。佛家的基本教义是“四谛”：苦谛（人必经生老病死）、集谛（有欲望就会造孽）、灭谛（消除欲望才能涅槃重生）、道谛（经过修道达到涅槃）。文化生根需要适合的土壤，在和平稳定的年代佛家苦行僧的做法绝对是不合主流的，就像东汉明帝刚刚引入佛教一样，生机勃勃的王朝对外来佛教还是有自然抗拒的，慢慢地也自然而然在整个弥漫谶纬玄学、荒诞腐朽的汉代中后期融合，再随之而来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为佛教禅学的孕育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这时候佛教徒也有两次大灾难发生，稍后再讲。隋唐帝国空前强大的同时，单一的禅学形成系统的禅宗也不远了，这时候六祖惠能（638-713年）出现了，传说他是一个姓卢的岭南樵夫，听诵《金刚经》后顿悟，去拜五祖弘忍为师，后来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得到了五祖的衣钵，而众望所归的大师兄神秀却“落榜”了，惠能的门徒说神秀追杀惠能，神秀的门徒说五祖传人不是惠能。于此神秀开创了北宗禅，而惠能南下贫苦地区开创了南宗禅。两方的理想是一致的，只是方法论不同，北宗继承了前人的“渐修”，注重打坐苦行；南宗相对灵活，就像惠能当时得道一样，属于“顿悟”。这样一来，惠能的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士大夫的志趣。但惠能活动在唐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后、玄宗时期，当然，帝王更替跟他没有关系，因为那时候的神秀一派相当辉煌，神秀反倒还曾经向朝廷推荐过惠能。而重在顿悟的南宗是随着唐朝由盛转衰兴盛起来的，这时候佛教徒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还有五代十国末期也有一件大事，就是灭佛行动！

四、     佛教徒与道教徒的悲剧之处
上面提到南北朝、唐中后期、五代末年的四件大事就是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行动。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年至451年在位）、北周武帝宇文邕（561年至578年在位）、唐武宗李炎（841年至846年在位）。“一宗”是指：后周世宗柴荣（955年至959年在位）。其中原因有的是帝王偏向于道士学说、祈求长生不老，特别是北魏太武帝与唐武宗，最重要的还是佛教徒的金钱势力太大了，这个才是不得不“灭”的根源。根据葛兆光先生在《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记载，唐中后期的士大夫李翱（772-841），是韩愈的学生和朋友，和韩愈一样，他也曾经坚决反对佛教，他一再斥责“佛法害人”、“天下之人以佛理证心者寡矣，惟土木铜铁，周于四海，残害生人，为逋逃之薮泽。”看似反对佛教，其实他反对的是佛教徒敛钱逃税避赋的举动，一语道破个中玄机。
在禅学几个世纪的传播过程中，已经逐渐与玄学、儒学融为一体，并最终在主流的封建士大夫中形成思维模式，摆脱了目不识丁的纯粹佛教徒的主导。从文化来说这没错，更一度成为主流思想，与其他学说引导人们出世入世、行善修炼。然而文化始终对经济带来一定威胁性，有个传说，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时误杀人命逃亡到了华山，见到两个闲散之人在对弈，他却在一旁说说道道指指点点，其中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邀他下棋，并说如果赵匡胤输了就把整个华山送给他，赵匡胤感觉很可笑，华山又不是自己的，所以随便答应了。结果赵匡胤输了，不了了之。再后来赵匡胤做了皇帝，一次宋朝官吏去华山收租，当年那位老者说华山是他的，赵匡胤回忆起这件事才应允，这位老者就是著名的神算、面相先生--陈抟。传说也能反映出现实，古代的人随便剃个光头、穿件袈裟就可以在寺庙里面白吃饭，也逃避了身为普通百姓的苛捐杂税。自古威胁统治者政权的危险分子基本都是流民性质的，除了乞丐就是和尚道士了。很巧，明太祖朱元璋乞丐和尚全当过，这就是他的谋生工具！
几次灭佛之后大多都有道士在劝谏君主不要灭得太过度，但道士的道观经济其实跟和尚的寺院经济是一样的，只不过道观经济的威胁力没有寺庙经济强大。再结合我们开篇将得农业、土地、人口、税赋对统治阶级的意义，我们不难理解佛道经济造成的威胁之大。以北魏太武帝灭佛来说，当他攻打北凉，完成统一北中国最后一战之时，就是僧侣拿起刀枪死守都城，不久破获的一场宫廷政变的要犯还有和尚参与，这是阶级斗争威胁；北周武帝见佛教泛滥，造成了国家的兵源短缺，财政枯竭，就取缔才了北周境内的百万僧尼，北周灭掉北齐后，户籍显示有户303万余，僧尼200万，最后共有约300万僧侣被迫还俗，寺庙役使着的僧祗户、佛图户也变成自由劳动户，由此北周也壮大并促成了中国的一统步伐，可见这是人口资源威胁；唐武宗是唐朝皇帝中唯一不信佛的，当时全国大、中、小寺庙总计4万余，占地几千顷，唐人早就惊呼：“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当时的每座寺庙基本都有自己独成格局的经济，独立的寺庙武装（僧兵），既不向国家纳税，也不服役，俨然一个个小的王国，这是土地税赋威胁；后周世宗禁佛主要是铜钱不足，当时有佛寺32900多所，被废掉30300多所，铜像被用来铸钱，铁像销后铸成农具，僧侣们被迫还俗拿起农具去种地了，这是金钱财政威胁。

五、     士大夫们的红楼梦
几次灭佛之后，没有再发生较大规模的活动，不过佛道经济的这几大统治威胁一直存在着，这种认识存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就是皇帝与佛祖的斗争，看似没有停止过；更深层地说应该是第二个层面，就是皇帝与僧侣，而不是与佛祖的斗争，禅宗流派在中国“一叶开五花”，流派密集，六祖惠能的“顿悟”虽然是得道的简便方法，却很容易让人混淆，后来佛道出现了杂质，才出现悲剧的；最根本却是统治阶级的自我矛盾，统治阶级一旦纵欲过度就需要转化危机，其实佛教徒们有了土地有了劳动力有了控制力也变成了地主，地主之间本来就存在较量问题，这跟文化完全没关系。回想红楼梦中封建士大夫家族，一旦发迹，势力之大相当惊人，除了工部侍郎的官衔、国公爵位的继承、还有后宫贵妃的背景，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现在看到的是曹雪芹创造性地绘制出一幅幅红艳哭悲的心情，殊不知封建时代中，官宦人家兴衰是一家之悲，但不变的是万千底层百姓。
红楼梦剧情中主要有 “七道尼”：妙玉、智能、智通、智善、圆信、大色空、净虚。以名列金陵十二钗的妙玉来说，她有高傲自持的本性完全是得益于原先家族势力与贾府的支持，虽然“终陷泥淖中”，或许正好对应了我们的主题：一种单纯文化所包含的经济力量过大时，会先使自我妖魔化，继而严重威胁到统治需要，就会被动妖魔化。封建社会的佛道文化就是这样，它的经济力量已经使佛道清净的教义难以维持了，人们浮躁，被官僚主义打击后，佛道为了生存再而糅合百家，从古自今很多传统文化也是这样，遂失去本来意义。于是我想最后借用理学大儒朱熹一句话：“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了解一件事一个人都能尽量追根究底，全面观察，这样更能裨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