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揭开姓氏基因奥秘

玄易真人

      袁义达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每人都有一个姓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平常不起眼的姓氏，居然也能和如今最热门的“基因”挂上钩？在研究者眼里，姓氏并不仅仅是个标示符号，它也是一个特殊的遗传代码，从不同姓氏的渊源、历史迁移和分布频率，可以揭示不同人群的血缘文化痕迹与生命遗传信息。不久，一本名为《中国人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的书将正式出版，作者是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姓氏遗传学专家袁义达。“姓氏基因是什么？”“中国人姓氏的特征是什么？”“历代中国人姓氏的分布规律揭示了什么？”“可以根据姓氏基因寻根问祖吗？”“姓氏基因能为药物贴上百家姓吗？”等许多问题，都能在这本“普通读者也能看懂的专业著作”中找到答案———揭开姓氏基因奥秘
     ■姓氏代表了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
     姓氏基因的研究认为，姓氏代表了人类性染色体———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的遗传位点，即姓氏位点。每一种姓氏相当于这个姓氏位点上的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匿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的遗传和基因的表现一样，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中国人一般都习惯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中只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氏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递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
     当然在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改汉族姓氏等，但是在整个中国人中改姓的人数是少数，比例很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称为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父系遗传的功能。
     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当稳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化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较小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隔离的Y染色体群体，这为近代生命科学在探讨人类Y染色体DNA多样性和进化等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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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明朝和当代100个常见姓氏的分布曲线吻合一致
     姓氏基因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小组也给姓氏基因研究很大的帮助，当代人口的资料就是来自他们提供的第3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千分之零点五的抽样资料。此项研究中宋朝和明朝的姓氏数据都是从上千种文集和年谱中收集到的。先从各种文献中找到人物的姓名，根据他们的籍贯和居住地进行统计，为便于和现代的姓氏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宋朝、明朝的地名省份归属按目前的行政区划进行归并。
     在对宋朝、明朝和当代的100个常见姓氏的分布进行统计和研究后发现，3个历史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的分布曲线互相吻合一致，这说明中国人姓氏在这1000年中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个最常见姓氏（分别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中，这19个最常见姓氏占总人口的50％以上。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在最常见的前7大姓氏之中，明朝7大姓氏占人口的比率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时期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
     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有所增加。姓氏分布上也反映出这一现象，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率，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的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率降低了4个百分点，赵姓为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而浙江和江西地区的第一大姓陈姓的比率反而比明朝和当代增加了1个百分点，成为明朝的第四大姓。而到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玉米和红薯等高产作物广泛种植，人口迅速增加，至清末民初，全国人口已达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的比率。
     此外，3个历史时期同姓人群的地理分布特征也反映出姓氏传递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宋、明两朝的人群地理分布特征已与当代的分布基本一致，南方汉族人群和北方汉族人群一直存在着差异，其地域分界线应在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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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以上的中国人口集中于100个常见姓氏内
     宋朝、明朝和当代3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出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仅占姓氏总量不足5％的100个常见姓氏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姓氏总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研究结果表明，19个最常见姓氏累计人口在宋朝占总人口53．7％，在明朝占50．7％，在当代占55．6％；100个常见姓氏累计人口在宋朝占总人口86．2％，在明朝占85．1％，在当代占87．2％。所以，研究中国人起源和历史离不开这100个常见姓氏的源流和史迹。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表现出地域特色和相对隔离的现象。
     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人父系遗传和Y染色体进化的一条新途径，为探索与疾病有关的高发易感人群的分布规律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估计当今正使用的汉族姓氏为3100至3500个
     中国姓氏历史悠久，北宋时候流传的《百家姓》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共计438个姓氏。而据袁义达教授1997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中国姓氏有12000个到13000个，而且这也不是中国姓氏的全部。袁义达说，目前他仍在继续收集姓氏，已经收集到中国古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姓氏超过22000个，他计划在两年后，再版《中华姓氏大辞典》，把新收集到的姓氏增补进去。
     许多姓氏传递了几千年，也有许多姓氏只保留了一代人，那么目前13亿中国人的常用姓氏究竟有多少呢？袁教授的研究成果之一，是一个预测中国人姓氏种类的公式。根据公式测算，从宋初到明末的近700年间，人口从3500万增加到一亿，当时使用的姓氏也从1600多个发展到2000多个；而当代12亿汉族人口经常使用的姓氏有3100至3500个。
     通过公式计算出的数字和实际收集到的数据十分接近，因此，利用这个公式可以根据某一地区人口总数预测该地区的姓氏总数和分布，这有可能为预测不同地区的Y染色体单倍型种类和分布的研究提供参考。(周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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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8月1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我国姓氏遗传学专家关于“姓氏基因”的最新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查一查Ｙ染色体上的“姓氏基因”，就可以帮助你寻根问祖。
　　人们或许认为“姓氏”与“基因”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科学家认定，两者在遗传学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物学研究显示，控制生物遗传的基本物质是ＤＮＡ，而基因则是控制某一性状的ＤＮＡ片段。
　　基因位于染色体，每一条染色体都有许多不同基因，它们分别控制不同性状。控制一种性状的基因通常是成对的，分别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的相对位置。人体２３对染色体中的最后一对决定性别，也叫性染色体。
　　性染色体分Ｘ、Ｙ两种。Ｙ染色体为男性特有，男性有带Ｘ、Ｙ两种染色体的精子；而女性只有带Ｘ染色体的卵子。
　　带Ｙ染色体的精子与带Ｘ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孕育的是男性；而带Ｘ染色体的精子与带Ｘ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孕育的便是女性。所以Ｙ染色体只能由男性遗传。
　　一些国家姓氏随男性代代相传，女性通常只保存一代。因而Ｙ染色体的遗传信息也就随姓氏代代相传。正是基于这一点，研究者将姓氏看作Ｙ染色体的一个特殊遗传点位，认为每个姓氏均相当于这个点位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故此从姓氏与染色体遗传这种奇妙关系中推出一种理论，即“姓氏是探讨同源Ｙ染色体人群分布状况的一种理想研究模型，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有用标记”。
　　简而言之，“姓氏基因”理论以姓氏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传递规律为基础，力图解开人类遗传的奥秘。
　　研究者提出，“姓氏基因”研究已显露大量异常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蕴含不凡的价值和前景！（奇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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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姓氏以其特殊的血缘文化，记录了中国人五千年父系社会的进化史，我国姓氏遗传学专家关于“姓氏基因”的最新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什么是姓氏遗传学？何为“姓氏基因”？姓氏可透露中国人的哪些生命遗传信息？证实姓氏与遗传基因的关联性有何实际意义？带着诸多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姓氏遗传学家袁义达。

“姓氏基因”理论：以姓氏为钥匙，打开人类遗传奥秘之门
当198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教授将他的“姓氏基因”理论初次带入中国时，拥有五千年姓氏记录的中国人还没意识到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这位国际最著名的群体遗传学权威提议与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联合开展中国姓氏与遗传方面的研究，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所的袁义达得以加入到研究中，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姓氏基因”研究生涯，也从此在中国开创了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姓氏群体遗传学的研究。
“姓氏基因”理论力图以姓氏特定的文化背景、特殊的传递规律为基础，解开人类遗传的奥秘。姓氏通常被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把姓氏作为生物学的标记进行群体遗传学研究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19世纪开始至今，西方姓氏遗传学家已经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姓氏传递中找到了有关生命遗传的信息，但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许多国家，姓氏的传递历史不够长久且不够连贯。
在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有些地区直到20世纪，姓的使用尚未普遍，如土耳其到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规定使用姓。犹太人由于历史上的处境，不能使用基督徒的名字，尤其是在德意奥地区，故也很晚才使用姓。而且在许多国家，姓的形成与血缘、宗族等关系不大。与我国一水相隔的日本，在公元5世纪晚期产生了姓，但仅仅是代表社会政治结构中地位和职务的世袭称号，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7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法令，实施户籍登记，要求每一个日本人必须有姓，日本人才急匆匆地为自己找姓，多以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这不同于中国人的复姓，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三万多个姓，真正普及了姓，到今天，日本的姓已达12万多个。但此种背景下形成的姓氏传递，很难寻找到与遗传基因的关联。
中国人的姓氏却完全不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世界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五千年前的伏羲氏时代，姓就被定为世袭，由父系传递；受宗法制度的持续影响，几千年历史中，祭祀祖宗，不断烟火，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尤其在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在全国形成了无数群大小不等的同姓人群。中国姓氏父传子的方式垂直而稳定，再加上中国目前保存有大量血样统计资料，有关姓氏的准确记录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这一切，无疑使得中国人的姓氏成为“姓氏基因”研究的一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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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姓氏：记录近五千年男性遗传Y染色体的进化史
中国人的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有着密切而奇妙的关系，姓氏会影响到基因的遗传。
生物学研究证明，人体的23对染色体中的第23对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性染色体，分X、Y两种，男性精子中带有X、Y两种染色体，女性卵子中只带有X染色体。带Y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是男性；而带X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则是女性。故Y种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只能由男性遗传。
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姓氏以父系方式传递，故姓氏形成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每个姓氏相当于这个位点上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为证实这一点，研究者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劳动。
袁义达和同事们将收集的几十年来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计算机聚类系统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这说明中国人的姓氏分布是稳定的，“姓氏基因”可能存在。
一个更令袁义达惊喜的发现是，中国人的姓氏分布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竟没有多大的变化！他查阅了从上千种文集和年谱中收集到宋朝和明朝的人物姓名，统计出人物的籍贯和居住地，并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一一作了归并，将之与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抽样资料进行比较，着重研究100个常见姓氏。他发现，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的分布曲线吻合一致，这说明一千年里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姓氏基因”是存在的。这一切表明，姓氏是探讨同源Y染色体人群分布状况的一种理想研究模式，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有用标记，具有持续的研究前景。
袁义达特别补充一点，除了姓氏的父系传递，中国人还存在改姓现象，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避难改姓、少数民族改汉姓等，但比例很低，而且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被称为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父系遗传的功能。即使在当代，人口流动较多，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广大农村同姓聚居的习俗变化不大，加上婚姻半径较小的特点，同姓人仍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隔离的Y染色体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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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基因”研究显露大量异常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
大量在今天看来异常生动的生命信息也从“姓氏基因”的研究中显露出来。袁义达发现，宋、明、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有细微变化，如明朝7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率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时期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
又如，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有所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率，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的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率降低了4个百分点，赵姓为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而浙江和江西地区的第一大姓陈姓的比率反而比明朝和当代增加了1个百分点，成为明朝的第四大姓。而到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清末民初，全国人口已达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的比率。
“姓氏基因”研究还表明，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这从遗传学角度证明了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袁义达通过研究掌握了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密度和大致规律。他自编软件，制作了100个大姓分布的彩色图谱，每个姓氏在全国的分布区域、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一目了然。他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宋、明、当代三个历史时期人口分布呈现一个共同特征，即仅占姓氏总量不足5％的100个常见姓氏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姓氏总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这表明，研究中国人起源和历史离不开这100个常见姓氏的源流和史迹，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和地域人群间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表现出地域特色和相对隔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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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基因”研究蕴含不凡的价值和前景
人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姓氏基因”研究成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袁义达告诉记者，“姓氏基因”研究与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人群的关系，可使疾病诊断少走弯路。此前已有研究表明，一个人所患疾病与其遗传基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不同的疾病可能存在不同的高发易感人群。人们观察到，患同一种病的不同患者，即使服同一种药，疗效却迥然不同。有专家据此提出药物也有“百家姓”的观点，“姓氏基因”研究可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线索。
“姓氏基因”还与长寿问题研究有关。有调查表明，广东、广西等地长寿人口较多，同时该地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发病率相对较低。如果从姓氏入手，找出这些地区的大姓如“叶”、“黄”等人群进行研究，有可能会找到长寿、免疫力与某一姓氏遗传之间的关系。
“姓氏基因”研究还有益于划分同姓人群，帮助百姓寻根问祖。中国民间流行以修家谱来明示家族关系，如果掌握了姓氏与基因的关系，查一查基因就可以辨别同姓人是否出自同一血脉。袁义达介绍，前不久他们在山西太原市郊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发现了很有意义的现象。有一个村子的居民都姓张，附近庙里也供奉着张氏家族的灵位，村民均自称是数千年前某名门之后。但研究人员从史书中了解到，正宗的张姓应分布在河北地区。为检验太原这支张姓是否同出一族，他们从村民中抽取了30份血样，对Y染色体上的某一基因位点作了测试，发现该位点上的基因密码分布并不一致，证明这些同姓人群并非一个祖先的后代，有些人的祖先应是中途改姓加入。另一个例子，在河南开封至今仍有不少犹太人的后裔，因长期与汉族通婚，这些犹太人后代的外形与汉族人看不出差别，但他们的Y染色体仍有同犹太人相同的特征。
袁义达强调，“姓氏基因”课题现有成果告诉我们，中国的姓氏分布是一个重要的国情，值得深入研究。“姓氏基因”研究前景相当广阔，为人类群体研究打开了一条新通道，对文明起源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可能产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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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姓氏居然能和遗传基因挂上钩？查基因或许能知道祖上的真正姓氏，有朝一日，医生会为每个病人“按姓氏用药”，这就是科学家研究姓氏和遗传关系后的新发现。
　　姓氏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人们只是把姓氏当作沿袭后代的一种标志、一个符号。然而，我国遗传学专家关于“姓氏基因”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查一查Y染色体上的“姓氏基因”，就可以帮助中国人寻根问祖。
　　换句话说，“姓氏基因”理论是以姓氏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传递规律为基础，力图解开人类遗传的奥秘。研究者指出，“姓氏基因”研究已显露大量异常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蕴含着不凡的价值和前景！
　　妙！华人姓氏是“姓氏基因”研究的宝库
　　姓氏通常被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把姓氏作为生物学的标记进行群体遗传学研究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19世纪初至今，西方姓氏遗传学家已经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姓氏传递中找到了有关生命遗传的信息。当198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专家卡瓦利·斯福扎教授将他的“姓氏基因”理论带到中国时，有着5000年姓氏记录的中国人还未意识到姓氏会和基因有多大关系。
　　那一年，斯福扎教授找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这位群体遗传学权威提议与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联合开展中国姓氏与遗传信息方面的研究，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所的袁义达加入到研究中，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姓氏基因”研究生涯，也从此在中国开创了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姓氏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洋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主要是看中这里的科研资源。因为在许多国家，姓氏的传递历史不够长久且不够连贯，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
　　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繁衍，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大约在五千年前的伏羲氏时代，姓就被定为世袭，由父系传递；受宗法制度的持续影响，几千年历史中，祭祀祖宗，不断烟火，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尤其在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在全国形成了无数大小不等的同姓人群。
　　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当稳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化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较小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隔离的Y染色体群体，这为近代生命科学在探讨人类Y染色体DNA多样性和进化等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玄易真人

　　趣！查基因可知你祖上的真正姓氏
　　在一般人看来，“姓氏”与“基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然而，在一些科学家的眼里，两者在遗传学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物学证明，控制生物遗传的基本物质是DNA，而基因则是指控制某一性状的DNA片段。基因位于染色体上，每一条染色体上有许多不同的基因，它们分别控制不同的性状。控制一种性状的基因通常是成对的，分别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的相对位置上。
　　人体的23对染色体中的第23对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做性染色体。性染色体分为X、Y两种。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男性有带X、Y两种染色体的精子，女性只有带X染色体的卵子。当带Y染色体的精子与X染色体的卵子相结合受孕，就是男性；而带X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相结合，则是女性。所以Y染色体只能由男性遗传。由于在一些国家，姓氏随男性代代相传，女性通常只保存一代，因此，Y染色体的遗传信息也就随姓氏代代相传。
　　正因为如此，在研究者看来，姓氏成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每个姓氏相当于这个点位上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从姓氏与染色体遗传的这种奇妙关系，得出姓氏是探讨同源Y染色体人群分布状况的一种理想研究模型，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有用标记。
　　知道了姓氏与基因的关系后，科学家马上意识到它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查基因可知你姓什么”就是这项技术在人类学中的应用。
　　大禹治水的功绩几千年来广为流传，绍兴人也一直为有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史载大禹姓姒，至今禹陵村里还有几百名姒姓村民，相传是大禹之后。然而，大禹的身世在学术界却是争执不下的悬案，有的认为大禹生于四川，在中原开夏朝。这个历史之谜，由于分子遗传学的介入，有望被揭开，。
　　2001年9月下旬，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两位研究者来到绍兴市越城区禹陵村，从姒姓的男性村民中抽取血样，着手利用Y染色体单倍型研究大禹身世。据研究者介绍，在人类的基因组中，男性特有的一段Y染色体，即所谓的“姓氏基因”是世代相传千年不变的，科研人员将利用Y染色体单倍型的多态性位点，来研究当地大禹后代姒氏群体与百越族的遗传关系。
　　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可从基因密码上找到自己真正的祖先。如果考古学家找到古代男性遗体骨骼，从它的DNA上提取出Y染色体不同位点基因密码，那么只要找到同样基因密码的人就能认定是他的后人了。如果这位古人的墓志铭可证明他的真实姓氏身份，后人还可知其祖上原姓。

玄易真人

　　神！有朝一日医生可望“对姓下药”
　　“姓氏基因”的发现，是药物基因组学（Pharmacogenomics）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为探索与疾病有关的高发易感人群的分布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为新药特药的研制提供了“钥匙”。
　　药物基因组学是药物遗传学与基因组学融合而产生的新学科，主要探讨患者遗传背景差异与药物药理效应和毒副作用的关系。尽管药物基因组学是一个新术语，但建立在药物基因组学基础上的许多观点都不是新的。当一个高血压病人去就诊，医生常常会根据症状，开一些常规性的降压药。但是同样的降压药，同样的病情，并不对每一位患者都有效。通常情况下，病人往往需要在医生的帮助下，多次调整用药，才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降压药。但是还会有一些病人，多次调整用药后，仍然找不到理想的治疗药物。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同样的药物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呢？
　　科学研究表明，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造成药物在体内代谢、分布的差别，进而导致药物作用的差异，引起不同个体对同样的药物产生不同的反应。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基因引起的。举世瞩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D）就是通过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确定 D NA双链上每个独立的碱基的确切顺序和位置，从而找出蕴含其中的各种遗传信息和生命指令。
　　以基因组研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基因组工业，是生产新一代创新药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将带动起一批高新工业技术产业。所有这一切，将创造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和巨额利润。正因如此，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诱发了愈演愈烈的基因专利之争以及疾病家系、特殊隔离人群和染色体改变材料等遗传资源之争。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3年启动了“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与863计划中有关项目相配合，开展了我国的基因组研究。
　　近年来，利用基因研究成果开发新药成为国际制药业的新热点，得到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和各大制药厂的慷慨投资。2001年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环境基因组学和药物遗传学国际研讨会”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提出中科院将将启动药物创新体系。据悉，这是一项利用基因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医疗革命，该体系将首先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进行试点。
　　研究者认为，患同样疾病的人有不同的症状和对相同药物的反应不同，是因为各自遗传特性不一样。而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遗传体系，每个姓氏都有雷同的基因特性。如果研究他们独特的姓氏基因，并“对姓下药”，就有可能药到病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认为：将药物贴上“百家姓”的标签是科学的。
　　如果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再用“基因型”加以完善，每个人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基因型药品”将变成现实。有关专家预测，将来什么基因型的人可以用什么药，都将能够反映在一张“个人医疗基因卡”上，卡上记录有患者详细的个人基因信息，届时医生根据临床表现结合“基因图”即可做出正确诊断，选用有效的药物；还可以预知疾病的发生，提醒病人如何预防疾病。
　　当然，通过姓氏基因研发特效新药不可能一蹴而就，了解几万种基因中每一个基因的功能，查明其与疾病的关联，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以药物遗传学、药物基因组学合作开发新药的时代已经到来！ 　

玄易真人

　　中国人的姓氏历经数千年，很难说每家的姓氏都是千年一脉。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只需检测一下人们的“姓氏基因”，就可以知道两个同姓的人是否同宗。
　　据多年从事姓氏与基因方面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介绍，由于人们姓氏的传递方式与人类Ｙ染色体的遗传方式十分相似，都是以父传子的垂直方式世代相传。因此，姓氏可以看成人类Ｙ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每一种姓氏则相当于这个遗传点位上的一种等位基因，这就是“姓氏基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５０００年前的伏羲氏时代，姓就被定为世袭，由父系传递。姓氏以其特殊的血缘文化，不仅记录了中国人五千年父系社会的进化史，同时也记录了代表男性遗传Ｙ染色体的近五千年的进化史。
　　通过对中国宋、元、明和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１００个常见姓氏的分布进行研究，袁义达发现，中国１００个常见姓氏在四个朝代的排列序号分布曲线吻合十分一致，从而证明１０００年来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中国人的‘姓氏基因’是存在的。
　　此外，袁义达还将十几年收集的上百万份不同姓氏的中国人血型数据，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的数据，经计算机聚类系统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之间存在高度一致，也再一次说明中国人的“姓氏基因”传递的稳定性。
　　根据以上的研究，袁义达提出，如果科学家掌握了姓氏与基因的关系，查一查Ｙ染色体上的基因，就可以辨别同姓的人是否出自同一血脉。“姓氏基因”可以帮助中国人寻根问祖。
　　随着科学的发展，姓氏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科学家利用人类姓氏的特定传递规则，与人类遗传学的基因理论相对应，来研究人群中姓氏的种类和分布，进而分析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和历史上人群迁移模式等，目前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姓氏群体遗传学，并成为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
　　袁义达表示，通过对中国人“姓氏基因”的研究探索，还对研究中国人的源和流、汉族划分标准、中国人Ｙ染色体遗传基因多样性等，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张建松）

青青

嗯~~難怪老人家常說同姓三分親.....

zag

    

queenShoe

疑问:如果从祖先到现在一直跟母姓的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