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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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5日
            　　如果給中國古代歷史選定一些關鍵詞，一般人可能會想到：封建社會，封建地主，小農經濟，專制，中央集權，腐敗，吃人，人身依附，禁錮，愚民政策，愚昧，停滯，落後，保守僵化，缺乏創新，服從，假道學，王朝週期性崩潰，農民起義，士農工商，重農抑商，阻礙資本主義發展，閉關鎖國，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會則是工業社會，民主，法制，文明，獨立，自由，平等，進步，創新，個性解放，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開放，持久穩定，聯邦，廉潔高效。「孰優孰劣，清清楚楚！」
            　　這種東西方黑白分明的對比，自鴉片戰爭以來逐漸成為中國學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輿論，甚至成為國人的常識。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儘管從政治上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但在思想意識上，則仍然自覺低人一等。建國後多次知識分子挑戰政權，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運動，其信心正來源於此。1978年以後，中國社會各界幾乎都默認西方化的政策選擇，其依據也正在於此。
            　　作為80年代睜開眼睛四處張望的新一代，我當然也接受了這份黑白鮮明的東西方對比圖景。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展開，隨著對市場經濟理解的加深，隨著新史料的出現和舊史料的重新解讀，我逐漸認識到一個全新的中國古代史，並進而對近現代中國歷史有了新的理解。為激發更多的討論，現不避粗陋，概述如下。
            　　一、 中國古代的市場經濟
            　　如果《管子》有史料價值，則中國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據《管子》記載，夏朝有一次連續五年大水，貧民不得不賣子求生。禹王用歷山的金鑄貨幣，將孩子從高利貸者手中贖回。商朝有一次連續七年大旱，湯王用莊山的金鑄幣，贖回被貧窮的父母賣掉的孩子[1]。這說明，私有制已經確立，勞動力或人已經成為商品交換的對象，貨幣已經出現。私有財產已經「神聖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變交易。
            　　到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商業網已經形成。《管子》的說法是，「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
            （《管子·輕重甲》）即一個國家的人口越多，市場越大，則大商人的資產越多。管仲為齊桓公作首相，壟斷鹽鐵批發生意，建立國家糧庫，用國家商業擠壓私人商業，形成一種計劃和市場相結合、壟斷和競爭相結合、國營和私營相結合的經濟體制，使齊國經濟發展，國庫充實，能夠成為春秋五霸。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國大臣、後下海經商的范蠡，被後人稱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用12頭牛犒勞秦軍、通報軍情的鄭國商人弦高（《史記·秦本紀》）；趙國陽翟富商呂不韋。（《史記·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秦統一六國後，隨即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建立寬達25丈的馳道和直道，修建靈渠，溝通長江和珠江水系，為全國範圍的物資運輸和交換奠定了制度和物質基礎。當然，秦始皇「尚農除末」，商業不發達。但是，漢高祖平定天下後，秦奠定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和物質基礎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場迅速發展起來。漢朝吸取秦的教訓，輕斂薄賦，只收6.67%的農業稅，客觀上只能支撐一個宰相坐牛車的小政府。在對待商業的態度上，漢初崇尚黃老哲學，放任無為，不抑兼併，相當於現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市場活動強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大地主避稅能力強，國家稅收進一步減少，迫使晁錯提出「納粟拜爵」政策。到漢武帝時期，大地主們都有了爵位，但國家糧庫又空了，邊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徵收6%的財產稅。如果富人們隱瞞稅收，一經告發，則財產一半給告發者，另一半收歸國庫。一時間，「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極其重要的經歷。從西漢初期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一轉到西漢中期的殺商政策，統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積聚社會財富的強大力量，必須「重農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農民的利益。從此，歷屆政府都將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
            　　這裡必須作一些說明。在這裡，我將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農抑商」的對象。為什麼？市場經濟的前提是產權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換，而土地和勞動力則是最大宗的資產。當土地和勞動力都可以任意買賣時，說明市場交換的範圍已經從生活資料深入到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形成了生產要素市場。能夠購買、擁有和經營生產要素的，則是大商人。至於說這種生產要素是工廠，還是土地，還是勞動力，從市場經濟的眼光看，則並不重要。事實上，重農抑商政策的重要內容就是抑制土地兼併，即抑制生產要素向大地主手裡集中。可見，重農者，重視實際從事生產的農民和農業，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業流通，亦抑制農村土地兼併。其實，做絲綢、糧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是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這正如在現代社會中，零售商、批發商和生產商之間可以相互轉換，甚至合為一體。布羅代爾證明，在西方社會中，最頂層的大資本家從來就不會專營一業，而是什麼產業利潤高、風險低，資本就流向什麼產業，兼營生產、流通、金融、土地。布羅代爾甚至揭露，現代西方的大資本家，正如古代中國的大資本家一樣，從來就是依靠壟斷地位發財，從來就是與國家政權相互倚重、勾結的。
            　　在古代經濟思想中，重農抑商等價於「重本抑末」。「本」是生產，「末」是流通。事實上，重生產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農抑商」，這是任何市場經濟體制都必須採用的政策。市場鼓勵創新，能夠促進生產技術的改進，商品的豐富，大型組織的形成，資產階級的強大，但同時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促使社會兩極分化，進而發生動盪。怎樣才能保留市場的創新性和豐富性，又抑制市場的兩極分化特性呢？這就必須「重農抑商」。歐美國家的高額累進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以及相應的失業救濟、養老金等福利措施，工會集體討價還價制度，客觀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長的速度，保護生產者的利益，抑制兩極分化的程度，因此，實際上是「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當然，似乎「重產抑商」的提法更直觀一些。此外，還有戰後德國、日本企業高速成長的秘密武器，加速折舊政策，也是一種「重農抑商」措施。加速折舊後，企業可分配利潤大幅降低，但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卻異常充裕，這難道不是「重農抑商」、「重本抑末」嗎？
            　　孫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歐美，發現歐美社會雖然強大，但兩極分化極其嚴重，勞動人民終年當牛作馬，生活朝不保夕，設想未來的中國社會應該是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的要害在於節制資本。這是富有遠見和哲理的政策。節制資本不是消滅資本，也不是放縱資本。這正如重農抑商，不是消滅商人，也不是放縱商人。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長期爭論，其實等價於西方經濟學中國家干預與放任自由的長期爭論，其前提都是市場經濟。爭論之所以是長期的，因為推動爭論的社會機制和動力是長期的。受益於市場的大商人總是主張放任自由，而受害於市場的生產者，農民和工人，則總是主張國家干預。
            　　二、 重農抑商是否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達，其實並非什麼奧秘。問題在於，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是什麼關係？是不是重農抑商政策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中國經濟長期停滯落後？
            　　其實，中國經濟長期停滯落後是缺乏史料支撐的一種情緒性的印象。至少從各王朝興起到滅亡的200、300年間，人口的增長是迅速的。考慮到王朝更替，則人口、經濟、技術呈螺旋發展態勢。春秋戰國時，人口約2000至3000萬；經過多年戰爭，秦苛政，楚漢相爭，漢初人口下降至約600萬。但西漢人口增長迅速，平均年遞增率達1%左右。至西漢末年，人口達近6000萬[2]。如此螺旋增長。清朝前期人口增長率與西漢接近，約150年時間內從1億左右增長4億（1700至1850）。在人均消耗資源相同的情況下，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同步的。由於技術的進步，從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鐵器，從棉花、水稻到蘋果、桃子，產量和質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資源在增長，則經濟增長的速度將超過人口增長。
            　　人口增長意味著經濟總量的增長，市場交換的發達，並由此推動著技術的不斷進步。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認為，至從公元3世紀到13世紀，技術的流向主要是從中國經阿拉伯向歐洲流。在煉鋼、鑄鐵、造船、水輪聯動擒縱機構、轉換直線和圓周運動的機械裝置，當然還有四大發明——造紙、火藥、印刷術、指南針上，中國都領先於西方幾個世紀至十幾個世紀。一些對西方極為仰慕的中國學者很不高興看到李約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計加以否認，因為李約瑟發現了一個繁榮、增長迅速、富於創新、技術先進的古代中國。但是，如果承認中國古代有著發達的市場經濟，我們就應該懂得，無論是否有某位亞當·斯密讚美市場，市場都會促進技術進步。走進任何一個中國歷史博物館，吃、穿、住、行各種生活用品的製作精美程度在不斷提高，早期只有宮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絲綢、茶葉、桌、椅、床、銅鏡、馬車、鐘表等，時隔不久就能夠普及到民間。
            　　不妨設想我們作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個朝代。我們會發現，和平是漫長的，經濟是日益繁榮的，城市規模是不斷擴大的，高檔消費品是供不應求的。西漢末期，首都長安有人口約100萬，約佔全國人口的1.67%。可以比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佔全國人口的1%。司馬遷《貨殖列傳》中將全國分為十大經濟區域，每個經濟區域都有一個中心城市，若干個次中心城市，以及鄉鎮集市。如此，則全國的城市化率至少將超過10%。一個百萬人口城市，單是每天糧食、肉類、水產品、水果、蔬菜、皮毛、香料的供應就將形成繁榮的市場，城市郊區勢必形成產業化的種植和養殖，並在城裡形成制鞋、帽、衣服、車輛、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種手工業。當然，還有餐飲業、旅館業和娛樂業。例如，在宋朝首都汴梁城內，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來北往的客商。戲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有50多座戲場，其中最大一個戲場竟可以容納1000多人，在當時的音響和燈光條件下，這是令人震驚的。自北宋起，中國流通紙幣長達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內的市場繁榮景象。
            　　不錯，每次王朝更替時，人口都有大幅度縮減，但新王朝一確立，人口和經濟即恢復迅速增長。事實上，這恰好說明中國古代經濟體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農抑商政策是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呢？從短期看，應該如此。由於重農抑商，資本積累速度會放慢。但是，從長期看，則恰好相反。如果採用放任自由政策，則一個王朝將在30、50年內完成兩極分化過程，引發農民起義，中斷土地兼併和資本積累的過程。如果採用重農抑商政策，則王朝壽命可能達長200、300年，相應地，資本積累週期將放長，積累規模將變得更加巨大。經濟史料支持這種邏輯分析。清朝時期，廣東怡和行商的伍秉檻擁有資本達2600萬兩白銀，約為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當今歐美各國也沒有哪一位大資本家能夠擁有如此比例的巨額財產。伍秉檻的財富並非鶴立雞群，同期的一位寧波商人擁有2000萬兩白銀，晉商、徽商擁資千萬兩白銀的亦不鮮見，至於擁有百萬兩白銀者則不計其數了。放到國際範圍看，同一時期的英國、法國資本家都沒有如此巨額資本。在19世紀中葉，歐洲總人口仍遠少於中國，又被各國疆界所分割，市場狹窄，即使有工業革命之助，可以掠奪世界範圍的財富，也仍然不能與中國市場上的大資本家相比。據貢德·弗蘭克的新著《白銀資本》估計，從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開採的白銀一半流入了中國，購買中國的工業品[3]。弗蘭克認為，在這長長的300年間，中國擁有巨額國際貿易順差，是世界經濟和貿易的中心。相反，歐洲則是當時世界經濟結構的外圍，靠了美洲的金銀才能登上以中國為火車頭的世界經濟的列車。
            　　落實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社會機制是「士農工商」的社會地位序列。流行觀點認為，士農工商的社會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總想改換門廷，買官置地，從而阻礙了擴大再生產，阻礙了商業、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我不否認有古代商人有這種傾向。但是，由於「士」的社會地位高於「商」，還產生了另一種促進生產和技術進步的傾向。混合經濟體制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防止權錢勾結，或者說提高權錢勾結的門檻。在「士農工商」序列下，當官的士人有社會地位的尊嚴感，在商人的金錢誘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顛倒過來，那麼士就守不住相對於巨商大賈的清貧。這正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特點。商人的社會地位最高，當官的都急於把權力換成金錢，結果權錢勾結十分容易，本來用於放慢兩極分化的政治機製成了加速兩極分化的有力手段。許多房地產商都深有體會，用權錢勾結的方式賺錢太容易了。賺這種錢是「吃人肉」，吃過「人肉」以後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麼是吃草？搞發明創造，改進產品的性能和生產工藝，發現消費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利潤。可見，「士農工商」序列實際上使社會上存在兩套價值系統，一套是面向長遠和整體利益的治國平天下的士人價值系統，一套是面向個人眼前利益的商人價值系統。兩套價值系統既相互滲透，又相互制衡，使社會能夠取得穩定和發展的平衡。
            　　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的價值系統替代古代社會的士人價值系統，與民族資本家的價值系統相制衡，理論上也可能使新民主主義社會存在較長時期。然而，在毛澤東看來，兩套價值系統並存的社會至少是仍然存在剝削的社會，無非是剝削程度較輕而已，搞得不好剝削程度會日益加重，重蹈歷代王朝覆滅的老路。事實上，毛澤東的這種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建國初期，商人價值系統自發地、主動地、積極地向共產黨的價值系統滲透，大批共產黨員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襲擊，被腐蝕掉了。這樣，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毛澤東才下決心進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商人價值系統並不因私有制的取消而消失。因為，商人價值系統與人的物質性密切相關，士人價值系統與人的精神性密切相關。如果不能使黨的幹部真正具備士人價值系統，則商人價值系統在政府內將會變形出現，表現為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大躍進失敗、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大批農民由於幹部欺上瞞下行為而餓死，充分說明了商人價值系統在黨的肌體內的頑強存在。最後，毛澤東終於認識到，商人價值系統並沒有因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化而消失，相反正在強烈地改變著黨員隊伍的精神實質，黨的幹部隊伍出現了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此反觀可知，士人價值系統的建立和維護很不容易。歷史王朝的覆滅並不是士人價值系統過於強大，而是過於弱小，無法抵禦商人價值系統的侵蝕。
            　　還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士農工商」序列使中國人都熱衷於吟詩作畫，阻礙了發明創造活動。這種說法也是經不住拷問的。直到五四運動前夕，中國人的識字率約在10%左右，識字中能夠粗讀四書五經的，又是10%，能夠考中舉人秀才踏上仕途的，還是10%。因此，讀書做官的道路，最多只能吸取社會智力資源的1%左右。大量的智力資源到哪裡去了？或者是學手藝去了，或者是經商去了。正是靠著這些智力資源，以及利用智力資源、促進技術進步的市場機制，中國古代的技術水平才能長期領先於世界。須知，瓦特、愛迪生、福特等西方技術的關鍵推進者，都沒有進當時教授拉丁文、學習宗教和哲學的名牌大學。這正如魯班可能不識字一樣。
            　　因此，邏輯和歷史相互印證，重農抑商政策的確並沒有阻礙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在於，市場的發達，人口、經濟和技術的增長，是否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
            　　三、什麼是資本主義？
            　　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定義資本主義。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有兩種理解。一種定義是從生產技術的角度定義的。手工磨產生封建主為首的社會，機器磨產生以資本家為首的社會。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完全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領主、奴隸主，沒有資本家。但是，遠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16世紀後半葉的尼德蘭革命，17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以及工業革命剛剛發生、還遠沒有影響到法國經濟時，1789年的法國革命，又都被馬克思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馬克思還有另一種定義，即從社會的基本生產關係來定義資本主義的。大體來說，如果一個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關係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則該社會是奴隸社會；是領主與農奴制的關係，則是封建社會；如果是資本家與自由雇工的關係，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更進一步，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勞動者的身份是奴隸，則是奴隸社會；是農奴，則是封建社會；是自由雇工，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正是按這個定義，尼德蘭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才被看成是資產階級發動並受益的資產階級革命。
            　　仍然按此定義，則中國古代社會各王朝前期，農民從國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為農民直接受雇於國家；亦可理解為農民都擁有私有土地，是自我僱用，只需要向國家交稅，不受地主、領主或奴隸主剝削。但這兩種理解都無法納入上述三種社會形態，倒是接近新中國土地改革後的社會。到了王朝後期，自耕農大量失地，流入城市或進入大莊園，成為大資本家或大莊園主的自由雇工，則社會性質當可歸入資本主義社會。仔細辨認尼德蘭、英國、法國的資產階級，人們很快會發現，他們是一些商人、工場主、船東、銀行家、庶族地主、自耕農。在中國唐、元、明各朝中後期，漢、宋、清各朝全期，同樣的社會階級蓬勃發展，茁壯成長，實力之雄厚，遠非歐洲各國可比，為什麼不能叫資產階級？
            　　人們會說，中國古代社會的資產階級不掌握國家政權，受到重農抑商政策的調節，因此中國古代有資產階級，卻不是資本主義。換言之，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的社會。然而，按此定義，德國社會民主黨、英國工黨、法國社會民主黨以及北歐各社會民主類型的政黨曾經長期執政的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也受到種種重農抑商政策措施的調節，如高額累進所得稅、加速折舊、強大工會、高工資、高福利、高社會保障等，就將被排除在資本主義之外。事實上，這些國家也往往自認是社會主義，或者迴避主義，自稱是福利國家。但是，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基本生產單位仍然是企業，基本生產關係仍然是資本家和自由雇工。因此，這些國家仍然屬於馬克思定義下的資本主義。既然如此，為什麼中國古代社會就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古代社會的資本家一旦賺了錢，就購土地、置房產、買爵位、奢侈消費，而不像西方的資本家用於擴大再生產，因此，中國的資本家具有封建性。但是，仔細閱讀西方企業史會發現，除美國以外，歐洲的資本家，無論是英國、德國、還是法國，賺來的錢同樣會購土地、置房產、買爵位、奢侈消費。理由很簡單。隨著利潤不斷投入生產，市場空間越來越狹窄，風險越來越大，而房產、土地則是壟斷性產業，風險較小，購買爵位則相當於是買政治保險。在生活方式上，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家一樣，都羨慕貴族的生活方式，住宅和別墅的風格都刻意模仿歐洲貴族，甚至地名、街名、人名都常常用歐洲貴族來命名。無論是現代西方還是古代中國，只要資本積累規模增加，因地理、產品、技術、規模等各種因素而導致的壟斷程度就會提高，與各級政權勾結的程度就會加深。隨著壟斷利潤滾滾而來，企業在競爭性階段的節儉就變得毫無必要。事實上，意大利文藝復興正是威尼斯商人講排場、比闊氣、高消費的產物。西方各大企業家族或企業王朝，例如，福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羅思柴爾德家族，蒂森家族，等等，哪一個家族沒有成群結隊的私人飛機、遊艇、莊園、高檔轎車？既然現代西方和古代中國的資本家無論在資本積累和消費方式上都沒有什麼根本區別，為什麼歐美的資本家不具有封建性？
            　　更加不公平的是，中國的資本家群體被稱為「幫」，什麼山西商幫，安徽商幫。「幫」暗示著黑社會。而執行著同樣社會功能的歐洲資本家群體，儘管在經營規模和資產上都比中國小得多，卻被稱為資本集團——暗示著文明和進步。如果說中國資本家群體會有官商勾結的傾向的話，所以叫「幫」；那麼當代美國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車公司與美國國防部勾結，美國大石油公司與白宮勾結，更進一步，美國的大企業通過政治捐款系統地與政府勾結，是不是也有官商勾結傾向，也應該叫「幫」？如果說推動技術進步，促進商品流通，方便資金籌集和融通，是資本集團的功能，那麼中國的資本集團同樣具備上述象徵著文明和進步的功能。
            　　由此可見，只要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只要該社會一部分人擁有生產資料，另一部分人一無所有，只有勞動力，則該社會就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有一次土地改革，或者平分，或者承包，使每個家庭都擁有一份土地。這時，有市場經濟，但缺乏大規模的失地農民，也許可以叫做小資產階級社會，甚至可以叫社會主義社會。大體上，經過30、50年後，由於水旱災害、生老病死等各種變故，貧窮的農民只好出賣土地，或流入城市打工，或流入大農場，成為大地主的雇工，社會分化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性質就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
            　　再回到重農抑商的命題上來。如果上述敘述成立，則可以看出，在王朝初期，重農抑商政策的確將放慢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的步伐，但是，由於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傾向極其強烈，資本主義社會還是要頑強地到來。從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力量，這種力量最終將擺脫政府的調節，將政府權力市場化、資本化，使社會崩潰。
            　　也就是說，恰恰是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機制，導致了資產階級財富的積聚和無產階級人數的壯大。與此同時，權力體系也日益失去制約，權力集中到少數謀求短期私利的權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資本的積聚與權力的積聚相互推波助瀾，社會財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會必然崩潰。
            　　四、 資產階級可以與任何政治制度結盟
            　　熟悉馬克思主義的人可能會想，資本主義經濟應該要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即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管理委員會的政治。為什麼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可以與王朝政治相聯繫？
            　　事實上，資產階級是一個非常務實的階級。他們當然希望自己能夠掌握政權，但是，如果別的政權一樣允許他們積累資本，發財致富，為什麼一定要自己掌權呢？其次，如果政權掌握不好，或者政權的運作成本過高，或者在各階級之間達不成政治妥協，反而會引火燒身。第三，無論誰掌權，都需要避免社會兩極分化，都需要使最下層的群眾能夠勉強生存下去，使其反抗的機會成本高。這就需要支付稅收，而且肯定是越富有，掏錢得越多。第四，如果不掌權，一旦社會發生動盪，還可以用腳投票，逃離或隱藏，掌了權反而跑不了。所以，資產階級願意與任何允許他們積累資本的政權合作。如果這個政權採取放任自由政策，招商引資，親商親資，那當然最好；如果這個政權重農抑商，節制資本，也可以接受。反正節制資本的種種政策是由官員來執行的，資本家有的是辦法腐蝕、拉攏官員，使節制政策失效。第五，在多數人普遍自利的情況下，任何政府，哪怕是敵視資本家的工人政府，都不得不允許市場經濟在一定範圍內的存在，從而允許資產階級的存在，那麼為什麼一定要費勁心機掌握政權？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所以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既可以接受專制政府，例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南朝鮮，也可以接受社會民主黨政府，例如歐洲，還可以接受王朝政府，例如中國古代。英國女皇、日本天皇可以受到本國資產階級的頂禮膜拜。資產階級甚至可以接受部落酋長的領導，例如在沙特、阿聯酋。
            　　還是由於這些原因，資產階級才是真正無祖國的階級。18世紀，荷蘭的資本家把資金投到英國，使英國發生第一次工業革命，但荷蘭本國經濟卻衰落了。19世紀，英國的資本家又把他們豐厚的壟斷利潤投向美國，使美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形成強大的鋼鐵、化學、汽車工業，而英國卻成為二流工業國，不但落後於美國，甚至落後於德國和日本。
            　　事實上，純粹追求本階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資產階級還不一定會掌權。例如，裡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以後，美、英兩國的社會矛盾急劇激化，最後不得不讓位於代表本國中小資產階級及部分工人的克林頓和布萊爾。又例如，南美的資產階級長期掌握政權，但滿足於開發南美資源，交換歐洲和北美的工業品。結果，南美各國長期依附於歐洲和北美，社會高度兩極分化，軍事政變不斷，資本外逃嚴重，社會失去希望。
            　　因此，中國古代的資產階級接受王朝政治的調節，在王朝政治下發展，並腐蝕王朝政治，最後與王朝政治一同被週期性地消滅，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 農民起義與無產階級革命
            　　如果中國古代社會各王朝後期是資本主義社會，那麼順理成章地，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有兩種定義，同樣，對無產階級也有兩種定義。從生產關係看，沒有生產資料只有勞動力的，即屬於無產階級。更進一步，失業者是勞動力的後備軍，因此也是無產階級。按照此定義，則古代中國的佃農、雇農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謂流民（即失業者），都屬於無產階級。所以，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
            　　另一個定義是從生產力方面看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只能產生於現代工業。相應地，也只有在現代工業條件下，才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分。資產階級無法支配現代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之間的衝突日益激烈。只有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才能支配現代生產力，生產資料公有化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所以，無產階級革命代表著新的生產力突破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是歷史進步的必然趨勢。順此邏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認為，古代中國的農民革命代表著舊的生產力，是舊生產關係的自我調整，只能完成王朝更替、歷史循環。
            　　這兩種定義對革命的動力、時機、方式、結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前一種定義，革命的動力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當階級分化達到極點時，該社會就將爆發革命。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組織，團結一切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政權。革命的結果則取決於領導集團的思想。當領導集團是陳勝、吳廣時，革命將只能完成王朝更替。當領導集團是毛澤東式的理想主義者時，革命政權就可能成為人民政權，就有可能使社會財富分配傾向於勞動者，並且使勞動者聯合起來，興修水利，建設工廠（如果有現代工業），改進技術，還有可能使舊社會遺留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價值觀得到重大改變。但是，當然，如果領導集團中毛澤東少，而陳勝、吳廣多，則經過一段時間後，社會仍將恢復王朝時代。
            　　按照後一種定義，革命的動力來自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力還可以發展時，哪怕剝削、壓迫多麼深重，都不可能產生革命，也不應該革命——因為會破壞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革命的時機是舊生產關係容納不下新生產力的發展。革命的方式是無產階級的自發運動，奪取工廠、政權，不需要結構分明的革命組織，也不需要長期的革命鬥爭，甚至不需要鬥爭策略。革命的結果則是無產階級對內民主、對敵專政，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計劃經濟，社會財富的極大湧流，共產主義的實現。
            　　一個多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表明，從生產力出發的革命定義有極大的問題。首先，它削弱了革命的人道性、正義性，把自由、平等、人權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並且，賦予生產力發展以過高的地位，埋下了修正主義的種子。其次，它剝奪了革命的主動性和自發性。既然生產關係是否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是判斷革命的時機的關鍵，廣大受剝削壓迫深重的無產者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革命，什麼時候該忍受。誰來判斷這個時機呢？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圍繞著一系列問題展開無休無止的辯論，例如什麼是生產關係，什麼是生產力，什麼時候兩者衝突到不可調和，俄國是不是資本主義，中國是不是資本主義，該是先幫助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統治，等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壯大以後再革命（即二次革命論），還是直接動員農民推翻封建統治搞社會主義。革命歷史表明，無論在德國、俄國、中國、還是北朝鮮，這種辯論客觀上不是使革命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推動歷史進程，而是成為百無一用的空談家，成為吸納社會反抗能量的黑洞。在革命成功後，這種空談家也並不能夠幫助改造舊世界、建設新社會，而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強調生產力的發展，忽視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改造的重要性和艱巨性，掩蓋新的階級分化傾向，從而幫助資本主義復辟。第三，它使革命者忽視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和無產階級的內部矛盾，既不注意對資產階級的分化瓦解，不注重形成統一戰線；也不注意無產階級自身的分化可能，不注意價值觀改造。它想像了一場自發的、無組織的、無領導的革命，把資產階級的危機直接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到來。這既無助於革命成功，更不會注意到革命成功後社會重新階級化的可能。第四，正是由於忽視價值觀轉變的複雜性，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就可能轉化為官僚專政、權力私有制和權力鬥爭的溫床，從而使社會化大生產的潛力被極大抑制。
            　　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失敗後，強調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是因為沒有遵循馬克思揭示的歷史規律，在落後的、封建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上搞了社會主義革命，是革命的早產兒，因此注定要失敗。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失敗。按照他們的邏輯，只有工業資本主義發達的美國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革命才是能夠持續的。或者說，只有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後，發生全球規模的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成熟的、夠格的、可以持續的。如果他們的邏輯成立，則革命就將變得遙遙無期，世界各國深受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就只能逆來順受了。即使如此，革命是否需要領導，資產階級是否會自動交出統治權，革命後的政權是否會變質，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可見，從生產力出發的無產階級定義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邏輯，更不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需要。
            　　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與具體的生產技術或生產力沒有關係。不但可以有工業資本主義，還可以有農業資本主義；不但可以有工業無產階級，還有可以農業無產階級。相應地，如果資本主義有一天能夠消失，它絕不會是生產力發展的自動產物，而是尖銳、複雜、長期的、有組織的階級鬥爭的產物，是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戰勝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產物。
            　　因此，古代中國農民起義的失敗，並非是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而是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牢固地統治著人們的思想。相應地，如果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不變，哪怕發生在最先進的工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哪怕全球同時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也只能是改朝換代、歷史循環。
            　　六、 封建社會之說從何而來？
            　　如果說，中國古代在經濟上是市場經濟，在各王朝的中後期甚至是大資產階級群體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那麼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一說從何而來？
            　　封建者，「封國土，建諸侯」也。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會。每一個受封的諸侯在自己的領地上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權，有自己的軍隊和臣僚，還有可世襲領地。有的諸侯統治有方，開疆拓土，貿易有無，人丁興旺，逐漸成為一方霸主；有的諸侯內廷分裂動盪，外廷爭權奪利，公卿勢力坐大，統治無能，逐漸依附、衰落，成為蠶食、鯨吞和瓜分的對象。如此數百年後，西周王室逐漸喪失中央權威，中原大地諸侯爭霸，進入春秋戰國時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封建、置郡縣，統一貨幣、度量衡、交通、文字等，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土建國」的時代從此就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說什麼是真正的歷史趨勢、歷史規律的話，從孤立、分散到聯繫密切，從小國寡民到大國眾民，從承包制到直線職能制，從邦聯到聯邦，從弱聯邦到強聯邦，從封土建國到中央集權，一句話，從混沌到有序，倒是一個真正的、適用於古今中外各類組織的共同歷史趨勢。歐洲各國內部的廢封建、置郡縣過程大約完成於18世紀和19世紀，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和管仲改革。內部整合一經完成，便為對外征戰稱霸奠定了基礎：先是拿破侖橫掃歐洲大陸，接著是俾斯麥德國征服法國，時隔不久，又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時期。二戰結束後，歐洲各國開始合縱進程，先是煤鋼共同體，後是歐共體，再是歐盟，直到目前出現歐洲憲法框架，統一歐洲貨幣。美國則想方設法破壞歐洲的一體化進程，用英國牽制法、德，用新出現的東歐諸國牽制西歐大國，讓法、德兩國相互猜疑，令人想起秦國對山東六國的連橫戰略。
            　　可見，把秦以後的中國當成是18世紀以前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恐怕是很難有解釋力的。對此，中外歷史學家多數還是有共識的。那麼，為什麼還把封建社會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權制的中國古代社會頭上呢？
            　　有一種典型的說法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超經濟強制，因此是封建社會。然而，什麼是超經濟強制呢？其實，任何社會只要存在政府，就需要徵稅，就存在超經濟強制。如果由於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超經濟強制而是封建社會，那麼當代美國、歐洲各國、日本都是封建社會。
            　　為什麼會把超經濟強制的存在認作是封建社會的標誌呢？這是不是意味著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不存在超經濟強制呢？一個不存在超經濟強制的資本主義社會只能是連亞當·斯密都不敢想像的沒有政府的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社會。也就是說，把存在超經濟強制的社會當成是封建社會，實際上是透過亞當·斯密型的有色眼鏡才能得出的結論。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們長期以來的歷史觀居然是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歷史觀，是商人的歷史觀，是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對此，我有著頗為痛切的感受。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危害，但是，出了經濟學界，應者寥寥。在歷史學界、政治學界、社會學界、哲學界乃至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普遍流行著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觀。面對著日益加深的剝削和壓迫，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學界普遍以為，這是中國擺脫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代價，是歷史進步的代價。這種態度固然與學界被廉價收買有關，但不能不說，也與新自由主義歷史觀的長期熏陶有關。
            　　封建說的另一個更加重要的來源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每一個社會都要經歷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各個階段。中國歷史在這一序列的哪個位置呢？是共產主義嗎？顯然不是。是資本主義嗎？沒有工業革命，沒有機器磨，怎麼能是資本主義？是此前的奴隸社會嗎？中國農民有人身自由，有擁有和買賣財產的自由。所以。也不是奴隸社會。排來排去，只有封建社會的帽子勉強可用。然而，即使馬克思主義者也都注意到，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有市場經濟，也有資產階級。怎樣使封建社會的判斷與這些事實相容呢？於是，出現了所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說。按照這種理論，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斷萌芽，又反覆隨著王朝更替而中斷髮育。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扼殺了資本主義的發育，阻礙了工業革命在中國的出現，阻礙了中國的強大，罪莫大焉！
            　　然而，這種學說不僅在迴避了封建政治與中央集權政治的差別，而且不能解釋各王朝後期大地主、大商人富可敵國的事實，不能解釋大地主、大商人對政治的腐蝕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十分強大的事實，恐怕是削中國歷史之足而適歐洲歷史之履的學說。
            　　真正的歷史恐怕是，從西周到春秋，從春秋到戰國，從戰國到秦帝國，中國在2000多年以前已經在相當程度預演了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相應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百家爭鳴也預演了近代東西方的學說紛爭。
            　　當然，新自由主義歷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內在還有著密切關聯。
            　　七、 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的首席經濟師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心態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從道義上強烈地譴責資本主義：「資本來到人間，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卻從歷史進程的角度充分地肯定資本和資產階級的進步作用：「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地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地『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資產階級揭示了，在中世紀深受反動派稱許的好勇鬥狠，是以懶散怠惰作為它的相應的補充的。它第一次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安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學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移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
            　　把這兩段話聯繫起來看，意味深長。在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歷史作用的肯定中，一切被剝削、被壓迫、被殺戮、被擄掠者的生命和尊嚴消失了，一切道義、情感、理想消失了，剩下的是冷冰冰的「現金交易」和「歷史規律」。共產主義不再是勞動人民對於無階級社會的嚮往，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產物。在這一自然歷史進程中，拿破侖和波拿巴，俾斯麥和希特勒，英雄和流氓，都成了歷史合力的不同分力，都將匯合到共產主義的洪流中。
            　　更加意味深長的是，馬克思所描述的只有冷冰冰的「現金交易」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只有在這種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化才可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才能具備。如果市場經濟受到政府、宗教、道德等因素的約束，例如徵收累進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建立就業、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且由此產生「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社會共同體感情」，那麼兩極分化就不可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就將失去前提。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改良和革命」的內在悖論。資本主義一經改良，則某種神聖的共同體感情就產生了，兩極分化就不可能達到極點了，革命就無從產生了。而為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又不得不從事一些改良運動，例如組織工會爭取工資等，以贏得工人的支持。
            　　怎樣跳出這一悖論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由放任的市場起作用。因此，馬克思的歷史邏輯客觀上支持自由放任市場，從而支持新自由主義，支持大資本吃掉小資本，支持弱肉強食。相應地，所有試圖阻緩弱肉強食的社會設施，例如家庭、宗教、道德、感情、神聖感，則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成了形形色色天然首長的哀鳴，是屁股上烙著封建社會紋章的社會主義。
            　　問題在於，資產階級似乎比馬克思更聰明，他們一方面宣傳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以拆除不利於大資本摧毀小資本的種種貿易、稅收、金融壁壘，另一方面卻結成本階級的神聖同盟，組建了資產階級政府，用鎮壓和收買兩手，分化瓦解工人階級，使無產階級革命無從發生。這樣，原來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著弱者的生命和尊嚴的制度和文化設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冷酷、無恥、膚淺、虛榮為時尚的弱肉強食社會。失去尊嚴的窮人在苟延殘喘，而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則仍然如同海市蜃樓。
            　　資產階級自我宣傳、自我標榜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批判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為旗幟的理論家，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進行歷史肯定。在這一邏輯中，第三世界各國被貼上了封建社會的標籤，可以任意由「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歷史進步的名義加以殺伐掠奪；在生產力還可以繼續發展的歷史階段內，本國的工人則只能繼續遭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同樣在這一邏輯中，第三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被貼上了早產兒的標籤，被剝奪了歷史合理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的首席經濟師，甚至是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首席經濟師。
            　　為什麼強烈批判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會成為資產階級的首席經濟師？其奧秘是多方面的。馬克思主義有三大思想來源，一是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二是德國的古典哲學，三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成份使馬克思對資產階級進行強烈的道義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歷史性的否定。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則使馬克思誤以為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真是對現實經濟的理論概括，忽視了在無數冷冰冰的「現金交易」現象背後，還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精英層的長期的、非現金交易的存在，忽視了在任何時期、任何社會，政治其實都主導著經濟，從而誇張了資產階級的力量，誇大了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的不同，誇張了兩極分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在馬克思的筆下，似乎過去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都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唯有資產階級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的剝削就不同於以往社會的剝削，是有合理性的、在相當長時期內可以忍受也必須忍受的剝削。
            　　德國的古典哲學則賦予了馬克思一種歷史進步觀。如果說黑格爾以絕對精神統攝世界歷史的發展，馬克思則以生產力統攝世界歷史的發展，用生產力決定論代替了絕對精神決定論，從絕對的唯心跳到了絕對的唯物，從而同樣誤解了歷史。同樣重要的是，與那個時代的所有思想家一樣，馬克思將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這樣，馬克思就決定性地把工業革命的榮譽賦予給資產階級，把歷史的先進性賦予給資產階級。由於工業革命產生在西歐，更進一步，馬克思客觀上使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們接受了西歐中心論。
            　　那麼，資本主義或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否就必然產生工業革命呢？
            　　八、 為什麼工業革命不發生在中國？
            　　如果說從西漢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長的近20個世紀裡，由於中國實行的是政府重農抑商政策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中國的人口、經濟和技術都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中國的資產階級規模十分龐大，而且擁有巨額資本，那麼，人們理所當然地會問，為什麼工業革命不發生在中國？為什麼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推動工業革命？
            　　按照經濟學的邏輯，市場經濟自動地能夠促進技術進步。的確，這一邏輯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古代技術的長期領先。但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是從技術落後的英國，而不是技術先進的中國產生呢？
            　　馬克思曾經說，社會需求比十所大學更能推動技術的進步。但是，在1780年前後，中國有3億人口的統一大市場的需求，而英格蘭只有約800萬人的市場需求。為什麼工業革命產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國，而不是需求強大的中國？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西方人長於科學思維，而中國人長於道德思維，因此工業革命產生在西方。但是，《幾何原本》產生於公元前3世紀，畢達哥拉斯生活於公元前6世紀，為什麼此後漫長的20多個世紀裡西方人的科學思維沒有轉為化工業技術，卻是長於道德思維的中國人在技術上長期領先？西方近代的科學革命，即牛頓力學和牛頓-萊布尼茨的微積分理論，發生於17世紀下半葉，距工業革命足足還有2個世紀之遙。事實上，牛頓研究科學的動力更多地是與上帝對話，發現上帝創造世界的奧秘，他並不願意將自己的科學與實用的技術聯繫起來。
            　　還有的解釋認為，中國人只有技術，沒有科學。但是，工業革命的核心人物詹姆斯·瓦特是一位工匠，實際上是靠著技術而不是科學對原始蒸汽機作出了重大改進。工業革命發生後大約有90年時間，即從1780年到1870年間，科學繼續與技術分離。火車、輪船、鋼鐵、武器、煤炭等十九世紀的核心產業的技術進步，都是能工巧匠們在推動，直到化學介入石油提煉業，電磁感應導致發電機和電動機的出現，科學才開始與技術結合。即便如此，十九世紀下半葉新出現的工業，如汽車、電話、照相機、燈泡等，仍然是愛迪生、福特等技術發明家的創造。科學大規模與技術結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實現。[4]
            　　中國向西方學習時，沒有注意到西方技術進步的真正奧秘在於實踐性很強的技術，而不是理論性很強的科學。結果，中國人的數理化很好，能夠包攬國際奧林匹克數、理、化競賽的獎項，但關鍵性的工業技術卻鮮有重大突破。相應地，在社會理論上，我們忽略了中國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對中國技術進步所作的巨大貢獻，更進一步忽略了中國古代技術的長期領先於歐洲的事實。
            　　然而，如果工業革命是一場技術革命，而不是科學革命的話，那麼事情就更加費解了。中國古代有著推動技術進步的經濟機制——市場經濟，有著承擔技術進步組織工作的大資本，有著能夠承擔技術進步任務的專心致志的能工巧匠，還有著為技術進步提供利潤動力的龐大的經濟需求，事實上各項技術的確也一直在進步，那麼，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
            　　對此，我仍然在困惑中。我否定了以上若干種習以為常的解釋，但卻給不出新的回答。如果說可以猜測的話，我認為，問題的答案可能在於社會和技術演進的突變性和多樣性上。我們長期以來持有一種歷史直線進步論，每一個社會都要經歷同樣的由低到高的若干歷史階段，技術進步也總是從先進變成更先進。我們還持有一種機械的決定論思維。或者是需求決定論，以為有了需求就有了技術革命；或者是制度決定論，以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技術革命。但是，這種歷史直線進步論和機械決定論很可能是我們認識社會歷史的陷阱。理解社會和技術的演進應該也可以從生物演化中得到啟發。猴子本來比貓強大而聰明，貓也自認為落後於猴子，要向猴子學習。但是，貓的基因發生了突變，成了老虎，爪牙鋒利，肌肉發達，在森林中稱王稱霸，要對猴子進行種族滅絕。我想，工業革命就是西方社會的一次技術基因突變，它使落後的西方一下子趕上並超過了先進的中國。這場技術基因突變的原因既不在制度上，也不在文化上，也不在需求上。但是，西方的社會理論家把它解釋成制度的、文化的或需求上的原因，從而使西方社會在繼工業霸權、軍事霸權後取得了話語霸權，能夠以先進制度和文化的名義，以先進社會形態和高級歷史階段的名義，對其他非西方國家進行征服和掠奪。而非西方國家在面對征服者的產品、技術和社會理論時，一下子無法分辨是非優劣，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征服者的話語，改寫自己的歷史，醜化自己的民族，適應被征服的事實。
            　　但是，如果猴子也發生基因突變呢？猴子可能在神經系統上進一步發展，變成人，靠智慧和團結打老虎；也可能有老虎的肌肉和爪牙，卻有猴子的聰明機靈；還可能神經系統和肌肉、爪牙一起進化。無論何種情形，都可以使老虎威風掃地。對人類社會來說，肌肉和爪牙是技術和經濟；神經系統則是組織體系。其實最困難的並不是技術，而是提高組織效率。組織效率則取決於組織文化和組織制度。儒家文化實際上是一種最有利於提高組織效率的文化。儒家文化與法家制度相結合，即東方文化與西方制度相結合，可以使組織效率達到最大化。高效的組織運用現代技術與科技，則完全有可能創造出遠勝於西方社會的組織優勢來。以我個人的經驗，學習數理化實在太容易了，但認識自身和認識社會，從而懂得合作和組織的重要性，學會用組織的力量去發展技術，卻是非常困難的事。
            　　九、 近代中國為什麼挨打？
            　　「落後就要挨打」，這是歷史學家總結近代中國歷史的得出的經驗教訓，已經成為普通中國人的常識。然而，更加仔細地觀察近代中國歷史可以發現，更加準確地說法應該是，「腐敗就要挨打」。
            　　1840年的鴉片戰爭發生時，中國人口和經濟總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在紡織工業上，西方的紡織品遠洋萬里來到中國，也失去了成本優勢。因此，英國不得不繼續用鴉片代替白銀，支付對華貿易的逆差。英國的真正優勢在軍事裝備上，其堅船利炮令清政府膽戰心驚。但是，一支區區4000餘人的英國海軍，就算有海上優勢，是很難遠離本土，戰勝一個4億人口的上百萬軍隊的大陸國家的。更何況，清軍與英軍的武器裝備的差距，遠遠小於110年後人民解放軍與美國軍隊的差距。事實上，在林則徐、鄧廷楨的佈防下，廣東虎門和福建廈門海防堅固，英軍不敢進犯。而浙江定海及天津大沽防區，則由於將領腐敗無能而缺乏防禦能力。英軍避實就虛，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動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除主戰派林則徐、鄧廷楨的職務，啟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鴉片戰爭失敗。
            　　甲午海戰的情況亦相似。經過多年的洋務運動，北洋水師的軍艦和武器性能略勝日本，但是，政權處於王朝末期，官僚腐敗不堪，士兵紀律渙散，訓練有名無實，終於敗在日本人手中。
            　　相比之下，共產黨軍隊武器裝備極差，靠偏僻落後、人口稀少的山區取得給養，卻能夠屢屢戰勝以全國之力、洋人之助裝備和訓練起來的國民黨軍隊，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一個極其高效的組織體系。該組織體繫上下同心，軍民合力，領導者身先士卒，將領同心同德，戰士視死如歸。共產黨軍隊的制度相當粗糙，既不如西方軍隊，也不如清朝軍隊，但是，強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彌補了制度缺陷，甚至彌補了物質匱乏而帶來的戰鬥力下降。
            　　強調精神力量，則恰恰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這是中國儒家立論的基礎。孔孟之徒到處遊說君王，希望能夠他們能夠實行王道，但四處碰壁。到董仲舒時，表面上「獨尊儒術」，而實際上是讓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在理論上反對儒家學說，實際上卻真正落實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形成了一個效率極高的組織體系，足以戰勝在物質上數十倍乃至上百倍於自身的敵人。在建國以後，這個組織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內外的許多自然科學家，在短短一段時間內爆炸了原子彈和氫彈，研製出了衛星、火箭和導彈，形成了完整的、獨立自主的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初步實現了百年強國夢。當然，這種精神力量並沒有能夠持續下去，組織高層追求物質的力量逐漸上升，組織體系轉而腐敗。組織領導者不再強調精神，而開始強調製度，默認全盤西化的道路，國家才又趨衰落。
            　　換言之，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並非如主流輿論所強調的，必須全盤西化才能夠強大，而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才能夠強大。清末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並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錯誤，而是「中學並沒有為體」的錯誤。慈禧怎麼有資格代表「中學」呢？一個見識短淺、權欲薰心的當政者與儒家所希望的聖人君子，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與洋務運動同時，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其口號是「和魂西體」，與中國的「中體西用」如出一轍，日本不是成功了嗎？
            　　十、 制度與文化的關係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靠精神力量固然可以取得一段時間的成功，但不如靠制度建設持久。但是，建設制度、維護制度、更新制度，這一切難道不需要精神力量嗎？辛亥革命後，中國也搞過一段議會選舉，但是參與者不是利用議會制度為國家利益服務，而是利用議會為集團乃至私人利益服務，結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引來了袁世凱當皇帝的鬧劇。改革開放後，執政黨強調用個人利益調動人的積極性，義利之辨被完全顛倒，結果，恰恰應了儒家的先見之明，「上下交征利則國危」，貪污腐敗滲透到權力體系的每一個角落，權力與資本緊密勾結，社會兩極分化，國家利益被廉價拍賣，經濟和社會險象環生。雖然制度疊床架屋、左右牽制，但是相互牽制變為層層合謀，腐敗倒日益集體化、制度化了。
            　　有人可能會想，這不是制度化的問題，而是制度化不徹底的問題。那麼，怎樣算徹底呢？當然是三權分立、多黨政治、民主選舉。然而，跨國公司和本國官僚、買辦集團操縱選舉，政黨輪流坐樁分肥，這是第三世界各國採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遍現實。歐美國家的政府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管理委員會」。在資源充沛、市場繁榮、社會矛盾緩和的年代，這種政治制度的確可以較好地協調各資本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緩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間的矛盾。一旦上述條件有一個或多個不具備，則西方政治制度就可能法西斯化。德國、日本、意大利即如此。即使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也是一個法西斯主義思潮氾濫的年代。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充分展示了美國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潛力。新世紀之初，由於遭到恐怖主義襲擊，美國公民的消極的政治自由事實上又受到了嚴重侵犯。在外交政策上，美國拋棄了貴族共和、開明專制的形象，一味迷信武力，相信「朕即天下」，獨斷獨行。
            　　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西方政治制度連同工業革命的成就，是以過去的世界留給人類的豐富的礦產資源、良好的自然環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資源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業革命耗竭了資源，破壞了環境，資本主義的市場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資源，西方社會的技術、經濟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經將人類帶上了窮途末路，毀滅性的前景依稀可見。
            　　因此，到了反省市場迷信和制度迷信的時候了。地球上60億人相處，不可能沒有市場，也不可能離開制度，但絕不可以只有市場，也絕不可以只靠制度。建設和維護一個良性的制度和市場，需要有一大批具有人類共同體精神的先知先覺者。對此，荀子有過精闢的論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市場和制度，是與人的物質性相聯繫的；道德和理想，是與人的精神性相聯繫的。人不可能沒有物質性，因此不可能沒有市場和制度。馬克思曾經設想，共產主義社會可以取消商品貨幣，這是對人的物質性缺乏充分瞭解，也是對人的精神性缺乏充分瞭解。智慧有高下，興趣有強弱，視野有寬窄，經歷有順逆，體會有深淺，這些都將使天真爛漫的孩童成長為有「賢與不肖」巨大差別的成人，即使在某個理想社會裡亦如此。「賢者」
            能夠時刻考慮全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能夠抵制色、香、味、聽的感官誘惑，能夠認清有限人生與無限世界的關係；「不肖」者則相反，總是局限於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能「設身處地，換位思考」，總是考慮眼前利益，「好了傷疤忘了痛」，並且很容易受各種各樣的感官誘惑的吸引。「賢者」在任何社會都可能是少數，而「不肖者」則在任何社會裡都可能是大多數。不幸的是，「不肖者」的行為更符合唯物主義對人的定義，而「賢者」的行為更符合唯心主義對人的定義。馬克思一方面設想未來的人都是「世界歷史意義上的人」，也就是精神力量絕對主導物質生活的人，即「賢者」，從而高估人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卻認為「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前提，從而高估人的物質性。這是一個邏輯悖論。這個悖論構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兩派長期論戰的理論基礎。「精神派」認為「物質派」是修正主義、取消主義、投降主義，「物質派」認為「精神派」是「唯心主義」、「唯意志主義」、「不懂得歷史規律」。
            　　由於多數人的物質性高於精神性，對短期和個體利益認識得更清楚，因此社會不可能離開制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和個體利益置於長期和整體利益之上，則制度不可能持久，社會亦將隨之瓦解。更進一步，離開了人的精神性，離開了少數精神性高於物質性的領袖型人物，任何社會組織，無論是部落、企業、家庭還是國家，將既不可能出現，亦不可能持續，更不可能壯大。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的物質性一度受到忽視。社會主流輿論要求「人皆為堯舜」、「狠鬥私字一閃念」，破除「管、卡、壓」，即破除制度。這是在一個極端上。文革結束後，社會輿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認為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物質性的動物，誰倡導高尚、誰提倡集體主義，誰就是虛偽，誰就是壓抑人性，誰就是反人性。自私的人在市場中相互競爭，在制度中相互約束，就可以促進社會的進步。結果，權錢勾結，兩極分化，資源浪費，環境破壞，自主的工業和技術體系瓦解，社會離散傾向急劇增強。
            　　我們能不能變得聰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質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擺動、往復震盪、相互否定呢？
            　　十一、民主與道德
            　　認識極端，才知道執中不變——中庸——的必要。遺憾的是，中庸一詞已經被妖魔化了。人們常常認為，中庸就是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無原則，保守，僵化，不思進取，甚至是封建文化的巨大毒瘤。
            　　實際上，社會是由無數人組成的，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企業，每個社區，每個國家，都傾向於擴張自己的利益，從而使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利益衝突和較量的戰場。追求自身利益，這是一種把社會拉向極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經過多重合作和鬥爭以後，在社會最高層，就產生了放任自由和尚農除末、自由貿易和閉關鎖國、市場和計劃、技術和資源、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制度和文化、物質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唯物和唯心等兩種極端原則的爭論。如果不懂得在兩種極端的原則、極端的力量之間保持平衡，那麼社會就只能在兩個極端間擺動，造成重大的社會動盪。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把20世紀概括為《極端的年代》，這是極為深刻的。自以為文明、進步、現代化了的西方社會，以及向西方學習的東方社會，事實上都擺動在兩個極端之間。在現代武器和技術條件下，這種擺動的代價是極為慘重的。不僅僅是一戰、二戰，不僅僅是資源耗竭、環境破壞，如果我們不懂得人類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重要性，強權者執意走極端，那麼人類的滅絕很可能就在不遠的將來。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中庸原則，而是不知道什麼是極端。但是，更加微妙的問題是，誰、通過什麼原則來把握社會的中庸。在儒家學說中，是聖人來把握中庸：「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柏拉圖實際上也是這個意思，讓哲學王來領導社會。在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即民主，來達到社會極端力量的平衡，即中庸。在孔子和柏拉圖看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顯然是一廂情願。因為社會的各種政治力量在此消彼長，其平衡點在時刻變化。更進一步，此消彼長的基本邏輯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直至弱者被剝奪到「反抗的機會成本為零」的絕望境地而與強者同歸於盡，然後再開始新一輪循環。這怎麼可能保持平衡？再進一步，政治力量演化同樣服從「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邏輯，客觀上使社會越來越背離平衡，拋棄民主原則，使民主制衡的理想成為專制獨裁的現實。希特勒時代的德國，麥卡錫時代的美國，當今國際政治舞台中的美國，就都是典型的例子。更加隱蔽而重要的事實上，美國國內的民主政治實際上是大資本、大財團的聯合專政。在大資本、大財團之間，政治力量此消彼長，其中任何一個財團都尚不足以操控經濟、政治和軍事（20世紀初葉的摩根財團曾接近過這種地位）。但是，他們的確控制了商界、政界、輿論界和學術界，使任何一位當選的總統都不可能代表占美國人口絕大多的工薪人士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美國國內的政治力量亦早已失去平衡。如果不是前蘇聯在國際上對美國構成制衡，美國的強勢政治集團根本不可能做出讓步，建設什麼福利國家。一旦失去前蘇聯的制衡，美國國內的工會就衰落，福利就遭到削減，民主權力就受到侵犯，露出專制的獠牙。
            　　但是，在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論家看來，一個社會的命運依賴於某個聖人或者聖人集團，這才是專制獨裁。怎麼保證聖人不腐敗？怎麼保證聖人集團不蛻化？在一個人人都自利的社會中，怎麼可能產生以天下為己任的聖人？社會怎樣才能識別聖人，而不是被某些打扮成聖人的政治野心家所欺騙？更加重要的是，不是將根本的政治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而是交給某個什麼人，不管這什麼人是聖人，還是流氓，這都是對自己不負責任。進一步說，誰要是以聖人的名義掌握社會的最高政治權力，這都是對所有人的政治權力的侵犯，是對人權的侵犯！所以，儘管民主政治有演化成獨裁專制的可能，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是把民主政治變成我們的信仰，與一切獨裁專制的趨向作鬥爭；而不能放棄對民主政治的希望，轉而期待聖人。
            　　但是，在這一敘述中，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忽略了一個關鍵邏輯。信仰是屬於聖人的。絕大多數人對自由、平等、民主、尊嚴的要求，遠不如對財富和享受的要求強烈。絕大多數人隨時準備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力、甚至放棄自己的尊嚴，去換取權力、地位和財富。正是這種物質力量，使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使民主政治走向專制獨裁。如果要求大多數人具備不可交易的民主信仰，實際上就是要求大多數人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聖人。
            　　為什麼兩種政治理想下，最後都需要出現聖人？因為人類歷史的演化基本動力是自利。在自利的動力下，通過戰爭和貿易兩種主要途徑，人類社會的規模變得越來越龐大，聯繫越來越複雜，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緻，財富越來越多，但是，中央集權程度越來越高，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日益受到限制，民主日益成為一個欺騙性的名詞、一種烏托邦的幻想。正是察覺到這種趨勢，所以，任何堅決要求個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只能選擇反對這種趨勢。這就是老子主張「小國寡民」的理由。由於「小國寡民」的理想被「全球化」的潮流擊退，所以老子感歎，「大道廢，有仁義」；耶酥感歎，人類被逐出了無知無憂的伊甸園，犯下了原罪；荷馬感歎，人類社會從黃金時代漸次下降為青銅時代，黑鐵時代。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導人物盧梭實際上是以小國寡民的社會——日內瓦共和國為藍本。但是，盧梭在方法論上受到他所處的時代的局限，他把原始社會描繪成孤立的、靜止的、純潔的、善良的社會。因而，強烈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盧梭，最後通過《社會契約論》，放棄了對小國寡民社會的堅持，想像著可以在大國眾民社會中，通過訂立社會契約來實現民主、平等和自由。這樣，在客觀上，盧梭為此後更加專制、殘暴、不平等的社會準備了一件民主的外衣。令人深思的是，主張徹底民主的老子，在中國曾經當成是被開歷史倒車的沒落貴族階級的代表；而同想嚮往小國寡民，卻在客觀上為大資本專政縫製了民主外衣的盧梭，成了民主的代表人物。為什麼同一傾向的思想家，在西方就成了好人，在中國就成了壞人呢？中國人的自我貶損為什麼能夠到如此黑白顛倒的地步呢？
            　　改變世界首先要認識世界。當今世界，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其權力的集中程度都達到了以往任何時代、任何帝王都不敢設想的程度。面對一個如此高度集權的世界政治經濟體制，民主的呼聲不但沒有能夠阻擋住專制的腳步，甚至使專制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全球大規模遊行，在美國的巡航導彈面前是那麼軟弱無力。相反，支持布什對伊動武的國內民意調查，卻使侵略行動合法化為多數人的意志。拉丁美洲的二百年民主試驗，並沒有結出國富民強的果實，相反，倒是為一小撮竊國大盜輪流洗劫肥沃的南美洲提供了政治掩護，為美國操縱拉丁美洲的各國政局提供了現成的政治機制。
            　　可見，在人人利己的前提下，在已經高度集權化的當代世界，程序民主事實上是一味的廉價政治麻醉劑。如果程序民主能夠向實質民主轉化，如果集權化的長期歷史趨勢能夠逆轉，那麼下對上的民主約束必須與上對己的道德自律相結合，逐漸提高全民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覺悟。只要而且只有上級主動不謀私利（包括不謀高薪和特權），下級有權制約和監督領導，而不僅僅是最高領導不謀私利，最底層的群眾有權監督權力體系，就能而且才能使社會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就能而且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因此，任何真正嚮往民主的人，必須使民主和道德相互促進；任何希望以程序民主為借口，行實質專制的人，就必然希望人人自利，以便對人民分而治之。不妨作一個對比。在晚清末期，由於教育體制仍然在培養以天下為己任的學生，普通人也關心議論時政，茶館裡必須掛出「莫談國事」的條幅。然而，在20世紀末期的中國，大家都只關心掙錢、花錢，金錢至上，即使要求人們談論國事，人們也已經沒有興趣。哪一個社會的民主意識強呢？這裡可以順便談到愚民政策。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理論恐怕是真正的愚民理論。他讓人們把眼前利益當成長遠利益，把局部利益當成整體利益，貌似把人當成了理性人，其實恰恰是讓人喪失理性。相反，中國的思想家們都是在讓人們深刻地認識人性的複雜性、需要的複雜性，認識自身，認識社會整體，認識歷史，從而是開啟大智慧的理論。實際上，在交通、通訊十分發達的今天，絕大多數人對社會和人性的認識不是更深刻了，而是更膚淺了。在日益龐大、集中的權力和財富面前，普通人的行為越來越像只會哭鬧的嬰兒，只會提出要求，一遍遍地遊行，一次次地示威，一場場地選舉，甚至一顆顆人體炸彈，卻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剝削壓迫的深刻根源，一次次地被走馬燈般輪換的、隨意許諾的政客所欺騙。
            　　中國的儒家學說與西方的程序民主相結合，可能不但是中國的出路所在，也是人類社會的希望所在。
            　　十二、吃人與進步
            　　很不幸，近代以來，儒家學說被當作了中國落後、失敗的替罪羊，在「打倒孔家店」的聲浪中被扔進了歷史垃圾堆。對儒家學說最激烈的批評莫過於魯迅先生的「吃人」論。《狂人日記》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我也同意。問題在於，魯迅先生應該同時能夠指出，西方的歷史也是一部「吃人」的歷史。「大道廢，有仁義」，迄今為止的全部東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剝削壓迫日益嚴重、集權專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喪失、窮人的人權不如富人的狗權、貓權的歷史！吃人與被吃是從出現私有制起的「文明社會」的根本特徵。東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釋其合理性的理論體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如果不指出人類文明史的吃人性質，即剝削壓迫性質，不指出戰爭和貿易、權力和資本、刀劍和貨幣是兩大吃人的基本機制，那麼，單方面指出中國歷史的吃人性，最後就會單方面否定中國歷史、肯定西方歷史，製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虛無主義情緒，幫助西方「吃」中國！
            　　為什麼東西方的文明史都是剝削壓迫史？因為最深層的歷史動力是人的自利性。追逐自身利益、家庭利益、部落利益、國家利益，客觀上必然形成弱肉強食的社會階級分化。正是自利性使私有制得以出現並得到人們的普遍承認。正是自性利推動著戰爭和貿易。自利性既推動著技術進步，也推動著兩極分化；既推動著經濟繁榮，也推動著集權專制。我們不得不承認，「吃人」和「技術進步」恰恰是同一個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兩者統一於人的自利性。亞當·斯密強調了市場促進技術進步的一面，魯迅先生恐怕看到了市場的「多收了三五斗」的剝削壓迫性。不幸的是，此後人們看中國歷史，只看剝削壓迫性；看西方歷史，只看其進步性，造成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自卑感。事實上，論技術進步和社會繁榮，中國歷史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都超過西方；論剝削壓迫，西方近代史的開端是血腥的征服、殺擄和奴役，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酷程度遠遠超過中國！西方古代史呢？羅馬帝國崛起時，地中海周圍的部落不是被趕盡殺絕，就是被擄掠為奴，或者是當了羅馬人的幫兇。羅馬帝國承平時，尼祿皇帝縱火焚燒羅馬城以尋歡作樂，其專制和野蠻性又遠勝夏桀、商紂！所以，非要講吃人史，那麼中國歷史恐怕還是比西方溫和一些，中國是可持續吃人，而西方是一次性吃人！如果不是中國的剝削壓迫相對可持續，中國歷代王朝社會絕無可能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延續達二、三百年之久才崩潰！
            　　嚴格地說，孔夫子的大同社會，和耶酥的天國，佛家的極樂世界，都希望消除剝削壓迫，在這一點上與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並無根本區別。但是，孔夫子承認「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現實，在人的自利性不可能有重大改變的前提下，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追求小康，承認社會分工和等級的存在，但要求「君仁臣敬」，講仁義道德。這至少是希望抑制剝削壓迫的程度，甚至還包含著消除剝削壓迫的希望。孔子所謂的君，其實是在社會矛盾中掌握著主導權的一方。供不應求時的供方，師生關係中的老師，父子關係中的父親，上下級關係中的上級，勞資關係中的資方，（中藥裡還有「君藥」之說，指起主要作用的那一味藥），都是在社會矛盾中掌握著主導權的一方，即君方。社會矛盾無處不在，每一處都有主導與被主導之分，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如果每一處都是擁有主導權的一方利用自身優勢，剝削被主導的一方，那麼社會每一個角落就都會出現「弱肉強食」。從這個意義上，孔子倡導的「君仁臣敬」，恰恰是要求在每一對社會矛盾中，主導方都要寬厚仁愛地對待被主導方，而不是刻薄殘酷地發揮和利用自己的主導權優勢。只有這樣，社會才真正的文明可言，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也有才人類之間的友愛可言。事實上，馬克思設想的巴黎公社原則要求公務員拿平均工資，這實際上是要求「君仁」。毛澤東經常強調，沒有不好的群眾，只有不好的領導。翻譯成孔子的語言就是：君如果仁，臣必然敬。可惜的是，孔子沒有學會現代社會的語言包裝術，不懂得迎合群眾心理，不是空泛地提倡愛、博愛、兼愛、愛心，而是針對主導和被主導關係的存在，設計出了具體的行為規範，結果，遭到那些高舉博愛的大旗，卻捂緊錢包和權柄的膚淺庸俗之徒的歪曲、閹割和嘲弄。
            　　也就是說，孔子的學說實際上是希望使「善」成為歷史前進的主動力，降低自利性帶來的剝削壓迫程度。孔子的歷史觀恐怕是善惡鬥爭史觀。這種善惡鬥爭史觀高揚善、鞭撻惡，在客觀上會使促使人們尊崇道義、弘揚正氣，使暴力和欺詐、剝削和壓迫程度減輕。然而，近代西方的歷史觀是「惡是歷史進步的槓桿」，曼德威爾、斯密、洛克、黑格爾、馬克思都是這一歷史觀的闡述者。馬克思還把這種惡的進步史觀進一步概括為唯物史觀。正是在這種歷史觀下，剝削、壓迫、奴役、殺擄、掠奪，都成了促進歷史進步的動力，客觀上使西方社會的剝削壓迫程度加深。這是馬克思理論內在悖論。如果惡的力量會推動歷史進步，推動歷史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那麼還要共產主義理想、信仰和理論幹什麼？如果美洲本地人的滅絕、非洲黑人被奴役、印度和中國被掠奪，都是歷史進步的代價，那麼馬克思憑什麼聲稱自己站在被剝削壓迫階級、被剝削壓迫民族的立場上？更進一步，誰歡迎這種以惡為動力的唯物史觀？難道不是各社會的統治階級嗎？誰歡迎善惡鬥爭史觀？難道不是受壓迫和剝削的階級嗎？遺憾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認為，善惡鬥爭史觀是唯心史觀。

            　　結束語
            　　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國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喪失自信的歷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兩翼理論武裝自己，而最終失去方位感的歷史。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在對社會和歷史的認識上，我感到，近代西方實際上是回到了幼稚班。由於新大陸的發現，由於工業革命，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們視野狹窄的歷史觀強加給了西方社會。西方思想界將這種商人歷史觀傳播到全球各地，又成為西方商人對全球殖民和統治的意識形態。抽像地說，人人都反對權力即真理，財富即真理。但當人人都處於某種同一來源的權力或財富的籠罩下時，很難有人能夠分清楚財富和真理的關係。就這樣，幼稚班階段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國人頂禮膜拜的對象。西方任何一個有點影響的胡說八道者，都會在中國掀起狂熱的追捧浪潮，吸引到大批信徒。相反，中國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歷史性的思想高原卻少有人涉足。
            　　所幸的是，這種商人歷史觀在西方也開始遭到質疑。卡爾·博蘭尼的《大轉變——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弗爾南多·布羅代爾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傑奧瓦尼·阿銳基的《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紀經濟的發展》，正在還原西方和中國的近代經濟史，把市場和商人放到社會系統的真正位置上。在方法論上，熱力學、化學和生物學的動態方法論正在取代牛頓力學的靜態方法論。二十世紀的實踐則使右翼的現代化理論和左翼的社會革命理論都遭到重挫。這樣，十九世紀形成的以商人歷史觀和價值觀為核心的西方社會科學大廈的地基被根本動搖了，轟隆隆的坍塌聲正在傳播開來。
            　　不過，本文的思想並不是簡單地又一次新的西學東漸的結果。對西方學術界的上述新動向，我也是近一年來才逐漸熟悉。但我對價值規律的反思，對歷史進步論的反思，對生產力決定論的反思，對經濟人假設的反思，則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在寫完《薩繆爾森〈經濟學〉批判》後，我重讀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史，逐漸貫通了邏輯與歷史，又適逢《白銀資本》在中國出版，有力地增強了我的信心，遂成此文。
            　　當然，相對所涉及的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一篇三萬字的短文是遠遠不夠的。只是在多次與朋友們討論後，我感到，與其一個人躲在書房裡皓首窮經完善思想，不如拋磚引玉，使新思想與廣闊的社會生活發生互動，在批判和辯論中成熟或消失。當然，我會繼續參與辯論。對此，我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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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管子·山權數（輕重八）》：「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
            [2] 寧可：《試論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問題》，載於《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第20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年3月。
            [4] 這部分的論述受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第四章第二節：《質量：科學與技術》（第257-第279頁）的影響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