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 孫隆基

GordonWu

作者：孫隆基
寫這樣一個大題目，在一篇文章里只能作一個"長時期"的綜觀，看能否整理出一些頭緒解釋中國今日的處境。
千年之交是結這種長階段總帳的恰當時機，公元兩千年之初中國是世界領先，至千年之末中國已淪為"落后國家";這個千年又可分為兩半，前五百年中國領先，后五百年中國逐漸落于西方之后。"五百年風水"是轉了，但未來這五百年會否輪流轉，我們拭目以視。
只將中國與近代西方比較，仍然有西方中心論的余味。因此，本文亦注目中國本身的發展規律并和西亞南亞的發展相呼應，還涉及內亞洲與中國有關的千年動態。至于本文的比重，是偏重較不為人熟悉的前五百年，近五百年較略。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國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說法，不限于內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學者。當代美國的比較歷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也說："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后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伙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么成果。"
麥克尼爾中國在近千年之始領先于世界之說，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發展出全面的市場經濟為歸依，并舉出慣用的解釋，如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對商人的抑制之類。問題在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形態是否含有達到全面市場經濟這個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准，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舉制度以來，世襲的門閥對政治的壟斷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貴族政治整個沒落。宋代上承此勢，由科舉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變成主流。此外，宋朝的創立者有鑑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輕武的措施，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統治的國家。
在財產關系上，宋代也由門閥私有制和國家分配土地制轉變為土地自由買賣和契約化。世族門閥的消失，使魏晉以來一直盛行的庄園制度為地主制度與小農耕作所取代。至于國家方面，也基本上放棄用國有土地授田給無耕地農民，以減輕土地兼并、調節貧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國有土地雖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積極。一般是放任土地自由買賣，國家只收登記費用。至于租佃的契約，則多半由私人之間決定。
自漢代以來，中央一視抑制兼并為正途，不但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據勢力，也盡量避免因貧富不均導致農民戰爭暴發。雖然，這個政策成功的時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競爭或勾結，對無權無助的農民進行蠶食，結果總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從漢末經魏晉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園制度，長達四個世紀。中央試圖調節貧富不均是基于皇權生存的考慮，但其立論常依據烏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復"井田制"，與北魏北周的"均田制"，都宣稱是對古代周禮的迴歸。
但自從中唐推行"兩稅制"以來，直到現代共產黨統治為止，國家基本上放棄大規模的平均土地的嘗試，雖然這個思想深入民心，時隱時現。由于均田制的崩壞，唐朝于公元780年實行"兩稅制"，基本上是對兩項現實——私有制和貨幣經濟——的讓步。在均田制底下，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死后必須歸還國家，由國家對新戶主重新分配，而國家在這個基礎上抽取租庸調，并建立寓兵于農的府兵制。兩稅制把稅制簡單化，只收戶稅和地稅，分攤夏秋兩季征收，地稅征收谷物，戶稅則全以現錢計算。宋代上承唐代兩稅制，也輕丁口稅而重田產稅。
從此國家基本上認可私有財產，并著眼于政府的現款運轉。它"從由來以久的國家必須負責糾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義全面撤退。"3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雖然與現代社會主義思想引起共鳴，卻是財產關系與市場關系不發達的症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夠實行均田制，正因為華北落后，而執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統后，均田制并不實行于較發達的華南。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晉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園所有制，因為科舉制度已大致上決定社會地位的升降，造成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市場的發達也促進地產轉手之快速，"三世而衰"變成常態。士大夫和官宦家族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資于族田之舉，為了保持家族的延續，用修訂族譜人工地維持家族不散這個風尚也開始盛行。
"不抑兼并"雖不造成世族對政權的壟斷，仍不可免導致土地兼并。這個趨勢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已頗為嚴重，但王安石主張國家對社會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權而是對小農作出貸款，亦即是提高生產、發展國民經濟，而不是搞平均主義。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對國家的服役變成用現錢折算，地方對中央的貢改為比較市價后進行采購，都是市場和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現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雖仍殘存，但政府基于財政的考慮把全國居民分為"主戶"與"客戶"，亦即是只看財產，不看身份。擁有財產的主戶直接承擔各種賦稅，無產業的客戶則不直接承擔。在鄉間，客戶是指佃農，他們不再是從前世族地主的"私屬"，而是直接編入國家的戶籍。在城市里，主戶身份并不以房地產之有無為唯一標准，也包括有無店鋪、庫房，以及從事經營的資本，客戶則是雇員或房客。這種分類法是根據財產關系，也把契約關系普遍化。
唐代城市多為行政中心，宋代市鎮趨于工商業化。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宋代則放任自由，因此商業區與住宅區的界限逐漸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很大規模，例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人口。后者為馬可波羅在元朝初所目睹，驚嘆為前所未有。至元朝后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貝圖塔(IbnBattuta)訪問杭州，亦稱之為"世上最大的城市"。當時在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在三十至五十萬之間。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貨幣經濟的發展。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應用，在缺銅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間出現民間發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紙幣，后來為政府接辦。中國發展至宋代，商稅也日形重要，它成為城鎮征收的主要項目。從遠洋貿易抽取的稅收，也達史無前例的比重。
學者們曾為宋代為什么沒有出現"工業革命"而進行討論。在北宋，中國人已懂得用燒煤煉鋼，大型企業雇佣數百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一年為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于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5此外，礦冶、造紙業、制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宋代中國是前現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紙、印刷、火藥、羅盤雖然多發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為大規模制造業。
宋代中國的"現代性"，也表現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來臨。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藝朮之時，宋代的繪畫題材已開始表現市集與貿易，而文人創造的山水畫則呈現一種寫實主義，宋代的原創不像后來被注入禪學的明代山水畫，而是對自然界忠實的模擬。這個入世的精神也表現為儒家理學之抬頭。理學以人倫為天理，在今日或被視為一種宗教，因為今日對世俗化的定義是個人從任何權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設定。宋代的理學不妨視作中國式的集體主義人間觀的哲學體現。對不服膺神道觀的中國人來說，這就是他們在現世的行為方式，在現代社會中也如是。
宋代承繼隋唐帝國，卻不能重組"天下"，而必須和遼、西夏、金、蒙古等敵國并存，在中國歷代的皇朝史中呈現一種非常態，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國。宋朝長期積弱，非但沒法重建漢唐的規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為國民生活的常態。長期下來，一種初期的"民族意識"開始形成。宋代已經有印刷朮這種傳媒。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說法，印刷朮是形成近代國家這個"想像的團體"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岳飛和文天祥后來在中華民國誕生時期編織的"民族英雄"譜系里變成先烈，正因為宋朝有點像近代列強交侵底下的受難國家。
宋代這幅圖像"近代化"得有點驚人，有加以修訂的必要。該指出：它不可免遮蓋了地域性差異，一般來說，先進的社會關系是江南盛于華北，東部盛于西部。整體來說，宋代的市場和契約關系的普遍化不及工業革命后的西方。雖然從宋代以后，土地關系是以契約為主導，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國家對殘留的人身依附關系還得頒布最后一次解除法令。"兩稅制" 始的重產業輕丁口的措施，后起的朝代又必須重新執行——如明代的"一條鞭"和清代的"攤丁入畝"，似乎并非一勞永逸，而是循環出現。宋代的文官統治，在后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也屢受貴族統治的干擾。至于宋代印刷朮雖然發達，但大多數人仍是文盲。當時或許已有近代"民族"觀念的萌芽，但這和近代國家用國民教育和大眾傳媒塑造"國民"的積極措施還差得很遠。

同時期在世界其他地方
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歐和俄羅斯文明的嬰兒期。在這里，必須交代一些歷史背景，比較中國與西方歷史的共同性與分歧性。
繼中華"第一帝國"——秦漢帝國——于公元三世紀崩壞后，中國進入長達三百六十年的分裂、倒退與恢復時期。此時，華北被落后民族占有，但在他們接受漢化的基礎上，中國原有的文化與制度獲得進一步發展，種族也被注入新血液。在經歷長期分裂、分途發展和民族融合后，隋唐帝國憑大運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礎上重建"第二帝國"。至十世紀初這個帝國又趨于解體。這次，分裂時期較短，不到一個世紀，中國本部于979統一于宋皇朝。但在上面已經指出：宋代不能構成"第二帝國"的重組或"第三帝國"的韌始，它是中國皇朝史的一個變種，反而有點像近代在列強交侵底下的弱"國"。
羅馬帝國崩潰過程近似秦漢帝國，在時間上也接近。秦漢帝國的余緒——晉室，在中原秩序崩潰、五胡武裝勃興的情形下，于317年南遷至建康〔南京〕。羅馬帝國則于331年遷都于拜占廷，帝國的東西分化從此不可逆轉，而匈奴和日爾曼蠻族大規模的入侵也開始。至476年，西羅馬已無君主，西部地區進入長期混亂。至800年，在中國已經過了中唐盛世，法蘭克人在西部始有重建"西羅馬帝國"的嘗試。
這個嘗試，促成了西歐文明的誕生。以法蘭克人為主的日爾曼民族與羅馬教廷合作，在政治上、教義和教儀上逐漸擺脫拜占廷"羅馬帝國"的陰影，締造了自身的文化認同。俄羅斯則在988年才脫離原始宗教，從拜占廷處接受希臘正教，進入文明階段。而1056年拉丁教會與希臘正教正式分裂，西歐與俄羅斯分途發展形成定局。因此，西歐和俄羅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與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比較合拍的是西亞地區。該地區從古以來就有大一統政權，從蘇末、巴比侖、亞述、波斯、亞力山大、安息，一直到撒散匿(Sassanid)帝國，興衰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過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因此不像中國的朝代制度。在中國建立"第二帝國"的時候，西亞也為迴教"大食帝國"統一。迴教創始人謨罕穆德與唐太宗同時，而大唐與大食在古代社會式微后，各自在它們繼承的地域里締造一個"中古"的綜合，其輝煌程度超越"古代"。隋唐發揚了秦漢模式、從中土帝國蛻變為東亞帝國，而大食帝國則是接收和改造了兩個地盤：其一是古代最后的一個波斯帝國撒散匿王朝，另一則為羅馬帝國的整個南半部，從中東沿北非到伊貝利安半島。大食無疑問是古波斯的繼承者，同時與拜占廷和胚胎期的西歐文明爭奪古羅馬的繼承權。
大唐進入九世紀，中央政府衰微，地方上節度使割據，皇帝的廢立則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的腐敗終于引發農民起義，處于重重矛盾中的唐室在907年滅亡。大食帝國進入九世紀，地方割據勢力興起，宗教派系沖突加劇，君主哈里發(Caliph)仰賴由突厥人組成的奴隸軍保護，結果哈里發的廢立落入他們手中。政治腐敗與賦稅沉重引起農民、游牧部落、和奴隸起義，至十世紀初期多打著持信仰歧見的十葉派的旗號。至945年，一個信仰十葉教派的軍事集團布夷(Buyids)掌控了巴格達，大食名存實亡。哈里發以名義上的共主身分殘留，最后一位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軍殺害。1279年蒙古滅南宋。
在這段期間，中國與迴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兩個頂峰，文教和科技發達。迴教從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國，走向波斯化，繼承了西亞地區的文化遺產。由于它處于舊大陸的中間地位，大食匯聚了希臘羅馬、中國和印度的科技知識。后來西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臘羅馬的遺產，多經由迴教文明之手。
公元一千至兩千年之交，在印度也是一個大轉折點。公元七世紀，當玄奘訪問北印度期間，佛教的"第三波"已經在醞釀，那就是"密教"。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進佛教，即所謂"后弘期"，傳入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佛教的老家印度，演變為密教的佛教與印度教漸不可分，走向沒落，而印度教內部則虔誠派(bhakti)興起，變成大眾運動，至一千年之末已經壓倒佛教。公元997年，大食帝國瓦解后第一個由突厥人建立的獨立迴教國家喀茲尼(Ghazni)，從阿富汗不斷地侵入北印度，對印度教大加殺戮。但在十二世紀初，一個繼起于阿富汗的突厥迴教政權入侵北印度，對佛教實行同樣的摧殘后，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從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蘇丹國(SultanateofDelhi)，乃今日南亞分成印迴兩大派之始，取代第一個千年的印佛兩大派的對立局面。
中亞地區的突厥化與迴教化，也在兩個千年之交。西域地區的人種自古以來以"吐火魯"(Tokharian)為主，至唐代，其文化則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中亞地區最早皈依迴教的是原先臣服于迴訖帝國的葛邏祿(Qarluqs)，他們在新疆西部和喀什額爾地區建立"黑汗"(Karakhanid)帝國。他們的迴教化在公元十世紀中期。在十世紀末，鄰居的塞爾柱(Seljuk)族也改奉迴教。這些都是廣義的突厥民族，今天這整個地區即稱作"土耳其斯坦"。

公元二千年前期的"新型邊疆民族"
一位澳洲學者指出：宋代有當代世界最驚人的戰爭機器：一百二十五萬人的常備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官營的大規模生產的軍工業，宋人利用大運河輸送的后勤系統無比優越，其國防費用史無前例，其龐大程度會使漢唐大帝國破產，但北宋對遼與西夏在軍事上始終吃癟，于1127年亡于女真人的金朝，至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消滅，真是令人費解。還必須指出：宋代的武裝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將火藥應用在戰爭上者。
在公元二千年之前，文明世界為游牧民族所征服的事常發生。事實上，整個"古代"世界的沒落可與文明被野蠻浪潮掩沒划上等號。但這都在文明世界自身腐化之后發生的，漢帝國、羅馬的傾倒即其例証。當文明處于鼎盛狀態，對野蠻民族總是無例外地占上風。漢帝國之擊破匈奴、羅馬之征服高盧與不列顛、隋唐帝國之降伏突厥，皆其例。
然而，宋朝在各方面發展水平都超越漢唐的情形下，又當皇朝建立之始，該是最有朝氣的階段，卻從開頭就受制于較落后民族，它擁有世界前衛的戰爭機器，卻僅足以采取守勢，在負擔沉重的國防經費之余，還得對遼、西夏和后起的金付出大筆的歲貢，以購買和平。結果，宋代仍創下中華第一次被非漢族整個滅亡的記錄。這個世界史上的大吊詭如何解釋?這里作兩處試解。
首先，二千年初期的游牧民族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而是蛻化為"邊疆國家"。這種新型的邊疆民族的特征是"非部落化"，它在軍事上保留歐亞大草原騎馬民族的凶悍，但其轄地卻囊括文明地區的邊緣，統治大量的定居臣民和市鎮，因此在政教上又得采用文明制度和意識形態，遂兼有兩者之長。
秦漢帝國面對的敵人匈奴是分為部落的，單于居中，左右賢王居兩側，其下還有大小王公，各領其部落，因此被漢朝分化，各個擊破，大部份投降，殘余者往西流串，后來侵略北印度和東歐。隋唐兩代必須應付的突厥大帝國也一般，可汗居中，其他各汗居四側，各領自己的部落，而他們兄弟叔侄之間又不斷爭奪"可汗"之位，遂被隋唐帝國擺布操縱而擊潰，不愿降伏的則被趕向西跑。
這些游牧民族，對定居民族只限于掠奪，而不想加以統治，因為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坐下來抽稅不如周期性的來迴搶掠來得痛快。遲至947年，剛改國號為"大遼"的契丹人攻入開封，滅掉后晉，仍無留下來常駐的打算，反而覺得漢人難治，飽掠一頓而歸。這時，離后晉割讓燕云十六州的936年還不久，契丹族朝"邊疆國家"的蛻化才開始。
這類新型邊疆國家不同于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后者是占據中原，但全盤漢化。北魏于493年從平城遷都洛陽，皇室把自己和其他部落貴族的鮮卑姓都改為漢姓，以洛陽為籍貫，而且按照漢人世族制度的方式排門第，規定鮮卑貴族只能與漢族士族高門通婚。這是自愿被中國融化，而后來統一中國的隋室和唐室，都來自北魏這一脈。
另一方面則有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和迴訖的例子，他們雖因接受中國文化而進入文明階段，但卻保留自身的民族認同，特別是語言，而且另創本國文字。朝鮮諸國和日本都是定居民族，與中國或全不接壤，或處于很偏遠的邊疆。因此，可與后來的遼、西夏和金作更恰當比較的莫如迴訖游牧帝國。他們仰慕中國，但為了不被儒教文化吞沒，在洛陽遇到摩尼教后即將它奉為國教，又用中亞康國的(Sogdian)字母另創迴訖文字。他們相當文明，王室與唐朝和親，成為長期的盟國。在保留民族意識上，遼、西夏和金與上述這些國家都相同，不同之處是占領了中國的北疆，包括長城一線在內，變成直接威脅內地的敵國。不妨說：中土文明廣被四方也有壞的報應。
因"非部落化"而蛻化為新型邊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國衰落后稱雄于西亞的突厥人。突厥游牧帝國在大唐帝國處碰了壁，在中亞零星的突厥部落則與迴教世界接鄰，有被俘虜而在市場上拍賣為奴者，也有自動歸降的，不少成為奴隸士兵，因此他們"非部落化"極徹底。9后來，他們在大食帝國內部用武力代替了原來的波斯和阿拉伯主人。這種滲透方式與遼金夏民族的"邊疆化"不同，后者是游牧民族之定居化與漢化。前者雖然也導致突厥民族皈依迴教，并成為該信仰的最后一支生力軍，但同時造成迴教世界定居與游牧之分界崩潰——這個疆界模糊化的特色至今猶存。
大食帝國后期，不只是中央政府，連地方割據勢力都招募奴隸兵團。公元937年，里海邊的一個十葉派割據勢力被它自己的雇佣軍——包括有大量的突厥奴隸騎兵——篡奪，建立布夷政權。也就是他們在947年掌控了巴格達的哈里發。在咸海的河間地帶(Transoxania)，一個波斯人地方政權撒蠻匿(Samanid)候國防御中亞游牧區，本是守土有責，但當作為對手的突厥民族紛紛改奉迴教，造成"聖戰"出師無名的形勢后，突厥人即大量成為撒蠻匿邊區政府的士兵。前述侵入印度的喀茲尼政權即由一位叛離它的奴隸將軍在阿富汗建立的，是第一個脫離大食獨立的奴隸王朝，并且把這種軍事奴隸制和迴教一起輸入北印度。它可以說是迴教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間的"雙重邊疆國家"。
公元999年，黑汗帝國滅撒蠻匿。1040年，剛改奉迴教的塞爾柱突厥人從咸海的河間地帶南下，消滅了喀茲尼國，進據伊朗東部的呼羅珊(Khurasan)地區，于1055年又西向消滅布夷政權，占領巴格達，其領袖自號"蘇丹"，仍奉哈里發為傀儡，不同者是他們用主流的素尼教派取代了布夷的十葉教派。塞爾柱的兵威繼而掃向小亞細亞，意圖消滅拜占廷的東羅馬帝國，亦即是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發動"聖戰"，乃引起西歐十字軍東征的導火線。
此時，迴教世界的舊領導階層——地主和官僚——已失勢，統治階層走向軍事化。這種形勢造成迴教世界從十世紀到十六世紀的一個模式：突厥軍事集團吸收迴教的都市文明，和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大商人勾結，共同剝削廣大農村里的勞動者。10這與中國的文官統治在城與鄉、商人和農民之間保持一個平衡的試圖比較，無疑是落后的制度。突厥統治者還繼續招募奴隸軍來延續自己的王朝，并發揚大食帝國憑軍功領受"食邑"(iqta)之制。這種制度在中國秦朝以后已非主流。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匯通，卻非關在家里在一個舉世無雙的龐大人口間力圖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國文官統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蠻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資源創造的業績。這句話最適用于突厥人的后繼者蒙古人身上——他們是西方人用海洋貫通全球以前首先用歐亞大草原來暢通舊大陸的先導。
在這里，正是提出當時世界"第一軍事大國"宋朝為什么滅亡的第二重解釋之處。宋代的軍工業，如煉鋼和火藥之用于戰爭，其成果很快就為敵手所分享。中土的軍隊遜于游牧民族者主要在騎兵，因此宋代大規模生產的鋼鐵多用在裝配步兵的盔甲、強弩和裝甲戰車方面，它們配合城牆，基本上是采防守戰略。發達的煉鋼技朮到了金人手里，就設計連人帶馬全部用鋼鐵包裝的拐子馬。北宋的火藥武器還在燃燒彈階段，抵御胡騎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時代進展至爆炸彈藥階段，但此時的發明已非宋人的專利。用鐵殼內裝火藥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種榴彈——是金人發明的。最早的管形射擊武器——亦即是槍的前身——是金人用紙筒做的"飛火槍"，南宋為了對付蒙古，于1259發明"突火槍"，用巨竹為槍筒，用火藥射出"子窠"，乃子彈的前身。滅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屬管子代替竹筒。
從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紀宋遼金西夏蒙古之間的長期"戰國"狀態，是當時世界"高科技武器"的實驗場所。后來蒙古以世界上最優秀的鐵騎，配合第二千年初期東亞戰場的戰爭水平和戰爭科技——火藥和宋人發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學武器如"毒煙"，等等，橫掃歐亞大陸無敵手。當時的蒙古人只有一百萬人左右，比宋朝的軍事部門還要小，卻幾乎征服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