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衝突的文化根源 --- 蔣兆勇、李小光

GordonWu

中美衝突的文化根源

　　　　　　　　　　　　　　蔣兆勇　李小光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可以說，世界上最令人曙目的雙邊關係就是中美關係，中美雙方像兩個角鬥士，美國恃身強力壯，頻頻出拳，而中國則施展太極功夫，以柔克剛。
　　在中美衝突的背後，潛藏著西方文明的不同價值取向。
　　近年來，美國先後以“×權記錄”不好為名阻撓中國申辦奧運會，以“可能載有化學武器原料”為名在波斯灣強行檢查中國貨輪“銀河號”，以“市場開放不夠”為名設障中國加入世貿，以及“誤炸”中國使館，污蔑中國盜竊其核機密，而在目前的臺海危機中，既公然違背“八? 一七”公報，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又派出航空母艦四處耀武揚威。
　　這些不遠的史實，直攪得中美關係陰晴不定，變數多多。對美國的這種種言行，中國人應深入認識中美衝突背後的文化意蘊、價值根源及政治理念，唯其如此，方能在日後與美國打交道時，做到知己知彼，應付裕如，也惟其如此，方能有助於中國樹立更好的大國形象，重振中華文明的雄風。

　　一
　　表面上看，中美之間接二連三的衝突，似是經濟發展之不平衡所致，其實不然，在中美衝突的背後，潛藏著的是文明間的對抗，是雙方文明發展的不平衡。
　　西方文明自十四、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以來，逐漸與上帝疏遠，走上了純粹的世俗化道路，其表現形式就是在科學技術、生產方式、社會組織運作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刻革命。美國文明尤其突出，十八世紀末方始立國的美國沒有經歷西方文明史上的中世紀神學時代，故而其文明可以說在工業革命伊始一直得天獨厚，極少心理層面的阻礙。工業文明的發展水平代表著人類生活世俗化的程度高低，在“上帝的事歸上帝，愷撒的事歸愷撒”的口號下，美國文化所導出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行為模式也一時成為世界主流文化。可以說，正是這種日益深入的世俗文化推動了美國文明的不斷前進。
　　與美國文明相比，中國文明的世俗進程要緩慢的多，困難的多，以至於已遠遠落後了，中國文明源於提倡節儉的農業文明，它的主要特徵是基於對生命無常的對神聖之物的頂禮膜拜。為了確保社會秩序的安定，中國文明歷來請求天人合一，講究“聖人設神道以教天下”，這實際是一種神聖化的社會選擇。
　　因此，中美文明之間的衝突深層次上是神聖生活和世俗生活的衝突，非此，將很難理解為何美國人打心眼裏瞧不起東方文明，以為東方文明落後而愚昧，也將很理解美國人唯利是圖、貪圖享樂的行為準則何以一直為中國人所不齒。
　　實際上，中國文明的進程一直沒有停止過。試看中國今日之曆法、金融、法律體系、政府設置、軍隊構建，以及電腦、汽車、空調、光盤、電話、網絡、現代音樂、藝術和體育等等組成當代社會的主幹因素，幾乎無一不是從西方世俗文明中“取經”而來。
　　在這個“取經”過程中，中國文明一方面深受其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抗對方的盤剝壓制，於是，衝突無可避免的產生了。中美之間的文明衝突正是其中最顯著的代表。
　　無休止的文明衝突說明，在中國文明走向世俗化的過程中，要想真正崛起，就必須意識到，僅靠“取經”式的模仿學習是不夠的，這是因為，其一，從制度方面看，“取經”式的學習使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有足夠的理由對中國說三道四，其從政治上批評、經濟上扼制、軍事上恐嚇等方面插手中國事務的先例比比皆是；其二，從科技方面看，模仿式的學習會使中國陷身於對西方文化無休止的亦步亦趨中，從而喪失自身的活力，喪失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這一點尤應引起中國文化精英們的關注。一個民族，科技的落後可以迎頭趕上，但民族自信心一旦失落，則將面臨萬劫不復之境遇。
　　文明的發展進步，關鍵在於主動的創新。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撰文指出：“創造新知識和應用新知識的能力與效律將成為影響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僅限於學習和運用國際上成熟的技術和發展模式，就只能步人後塵，處於被動地位。”當然創新是制度創新，信息開放的產物，既沒有體制內循環的創新，也沒有信息管制下的創新。
　　對於中國而言，目前如何建立一套全新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如何建立一套適合中國文明實現世俗化的制度促進機制，實是當務之急，只有這樣，中國文明的發展才能擺脫西方文明的依附，擺脫西方話語霸權的控制，置身於與西方文明的同等地位，從而謀取生存發展的同等機會。

　　二
　　長久以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醜化，著重在於×權、自×與民×等政治理念入手，屢屢在國際社會興風作浪，損害中國政府的國際現象，把中國妖魔化，把中國打入流氓國家之列，以至於有六成美國人視中國為頭號敵人。
　　×權、自×與民×實是人類社會世俗化進程的最終目標所在，客觀的說，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理直氣壯的地宣稱自己已完全實現了這一目標，包括那些以“×權衛士”自稱的國家。
　　從五十年來的國際×權法的發展來看，說它一直為西方所支配顯而易見而非西方世界的觀點、憂慮和利益通常都被忽略，這其實也是西方文明不平等的體現。
　　就中國而言，傳統的政治理念立足於“以德配大”的道德教化，而“人人皆可為堯舜”的人性善之說是這一理念的基礎所在。因此，中國人傳統的“民×”思想一直是“為民之主”的內涵，落實到現實的執行中，中國傳統政治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是講求弘揚人本性之善。這與西方政治理念截然不同。
　　西方政治理念從蘇格拉底認識到人類理性有局限開始，歷經基督教神學“原罪”觀念的整固。逐漸發出了一整套以抑制人性之惡為出發點的制度安排。
　　人性善惡雖是人類知識懸而未解的千古難題，但比較中西兩種政治制度的安排，中國文明要加快世俗化進程，後者頗具現實意義。
　　中國政府多年來為之做出的種種努力有目共睹，即使美國人，設若還保留一份公正與良知，亦無法置若罔聞。曾任駐中國的美國大使芮孝儉（音）就不得不承認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政府像中國政府一般，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為那麼多人民做了那麼多事。
　　美國總有一撮政客之所以屢屢以×權、民×等藉口攻擊中國，原因實乃他們害怕中國一旦樹立起友善、負責、進步的國際形象，會直接威脅到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使然。
　　這其實是向中國的外交提出了嚴峻挑戰。
　　歷經五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國在通過外交活動樹立國際形象方面日益成熟，但面對新問題，也確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首先，中國外交在處理中美雙邊關係（甚至多邊關係）中，切勿以堅持民族大義為名，輕易放棄國家利益。這應成為中國借助外交活動、樹立國際形象的一個原則。
　　中國人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抵禦外侮中，形成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它與外侮的欺凌壓迫同生共長，具有強烈的悲情主義成分，體現到國際關係中，就是同情弱者，唾棄國際關係中的以強凌弱行為。這種心態和中國要樹立的大國形象是不相稱的，因為它帶有偏狹性，中國應當記住這樣一個事實，同病相憐永遠只是弱者的心態，強者對此是不屑一顧的。
　　其次，中國外交在處理中美雙邊關係中，應更多一些輕鬆，多一些技巧。中國人向來把政治搞得極其嚴肅，這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外交的周旋餘地。記者常參加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給人的感覺好像永遠是一臉嚴肅，字斟句酌，句式多為肯定句、否定句。有時還武斷的下結論，而理據又常常缺乏，這對於中國欲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大有害處。西方文化素來講求輕鬆、幽默，過分的嚴肅反而會讓他們有刻板、言不由衷之嫌。
　　而且，在與美國人打交道時，外交官們應儘量避免事業“只有……才……”之類的句式，這種條件式語言結構不僅會讓對方摸清外交底線，大肆得寸進尺。而且會將自身無端迫於無路可退之窘境，害處亦可謂不小。
　　同時，中國外交官們在面對一些較為敏感的國際國內問題時，更應表現出一份自信，冷靜與坦然，萬不可怕遺人口質而失之謹小慎微，患得患失。
　　在中國外交提高自身外交藝術的同時，對美國要加深了解。美國是一個善於將一切事情遊戲化的國度，國會和總統擅演紅臉白臉不同角色，相互配合以達到某種目的。因此，應該意識到，在中美關係中，想一勞永逸地解決諸如×權、民主和自×等政治觀念的衝突，將是絕不可能的。這實是美國總統和國會之間玩弄權謀的一個傳統藉口，他們決不會輕言放棄。

　　三
　　從文明衝突的根源引申出來，中美雙方在價值觀方面也異見多多。
　　經歷了世俗化的日益淘洗，當今的美國文化幾乎棄絕了一切道德的、神聖的東西。在國際關係上尤其如此。
　　比如中國人信奉的“一諾千金”，信奉“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裏面體現著對歷史既成事實的尊重，對某項原則的恪守，這是中國人價值觀的代表之一。
　　而美國人則截然不同，美國人的信念是“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利益所在，美國人可完全置身一切道德於不顧。
　　且不談美國人對科索沃解放軍（KLA ）的前倨後恭，對中美八? 一七公報的公然違背，其實，美國所簽訂的國際條約並不能自動具有國內法律效用亦早有先例，美國國會一九九四年通過的“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中第一０二條（a ）就明確規定，當世貿協議與美國國內法發生衝突時，“以國內法為準”，其言而無信，肆意踐踏國際準則之醜行，可謂一覽無餘。
　　因此，對美國人在國際交往中的種種言行，中國人當慎思之。美國人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美國一貫追求與亞洲國家實行預期互惠的方針，它在作出讓步時，期望這些讓步能夠導致亞洲國家作出類似讓步，……但是，亞洲國家往往將這種讓步視為美國軟弱的跡象，因此可能進一步拒絕美國的要求。這一模式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尤為明顯。……對於亞洲人來說，美國的讓步不應給予回報，而應當加以利用。”
　　美國人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因此，對這段話剛好應反其意而理解，它正是美國人的內心獨白。
　　再如與中國人所推崇的“投桃報李”“知恩圖報”不同，美國人相信實力是決定一切的根本，而實利是決定一切的出發點。
　　雖然美國素喜對國際事務指手畫腳，將自己定位於世界各國的精神導師，但一旦與實利沾上些許關係，美國朝夕之間變可改弦更張，即使自打耳光也在所不惜。
　　鑒於此，同美國人打交道時，主要對像是那些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如何影響那些公司與集團遠比去應付喋喋不休的白宮政客要實際的多。
　　而且，美國人向來信奉“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獄”的處世哲學，他們擅長用增加對方成本造成對方損失的辦法達到某種目的，也即先兵後禮，迫以就範。這與中國人擅長的送厚禮拉關係等增加別人利益以贏得合作的傳統理念極為不同，中國政府在處理中美雙邊關係時，應謹以為誡。
　　只要選擇準確對象，採取正確策略，在面對中美之間諸種衝突時，中國當可立於不敗之地。

　　刊於香港《大公報》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１日

發佈日期：二○○三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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