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夢與憲政之路 (2) --- 蔣介石在1943年【袁偉時】

GordonWu

強國夢與憲政之路(2) --- 蔣介石在1943年

袁偉時

[UploadFile=shout54_1121178441.jpg]
傅斯年在參政院上揭露說：“抗戰以來，大官每即是大商，專門發國難財。我們本是勢力國而非法治國，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經到手則又借法律名詞如‘信用’、‘契約’等以保護之，這里面實在沒有公平。”然后又大聲疾呼：“懲罰貪污要從大官做起！”


[UploadFile=1942chongqing_1121178522.jpg]
1942年的重慶民生:一位飢餓的母親和她的兒子！


[UploadFile=1948kill_1121178550.jpg]
國民黨的各種特務機構對共產黨人員和持不同政見者采取了毆打、逮捕、綁架、暗殺等種種非不民主非人道的手段，這些已昭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垮臺的日子指日可待！


憲政之路----關鍵在內政。那么，這一年中國內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蔣介石對內政又有什么考慮？當時有兩件事在海內外鬧得沸沸揚揚。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災荒及因而引發的封報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廣東大災荒，導致3000萬河南人死了300萬，廣東也餓死300萬，都占當時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慘不忍睹。 問題的嚴重性最初是被美國記者察覺的，他們欲披露此事，蔣介石搖頭不信，對災荒輕描淡寫，說“有災也不會太嚴重”。所以會餓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領袖”不相信，不但沒有及時采取救災措施，還照樣征糧！ 1943年2月1日，《大公報》以《豫災實錄》為題報道了大災荒。王芸生奮筆寫就《看重慶，念中原》，第二天作為社論刊出。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親自下令將《大公報》停刊整頓三天，王芸生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已經買好機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貪污。當時幾乎無官不貪，高官更帶頭貪。身為行政院院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便是一個活標本。
1942年國民黨政府利用美國貸予的5億美元，提出一億美元為准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按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后憑券兌換美元。當時美元的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一面則由其部屬出面，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官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萬5千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1943年，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提出質詢，監察院院長也提出彈劾時，蔣介石竟一面利用新聞檢查制度封鎖新聞，一面通過他的侍從室拿走全部材料。蔣介石派遣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服傅斯年，以國家利益為藉口，力圖把丑聞隱瞞下來，說一旦公開腐敗案，日后恐再難得到美國的支持。蔣介石還請傅斯年吃飯，極力拉攏，冀圖讓傅斯年相信，他會認真處理此案。蔣的真實意圖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經過傅斯年等人反復抗爭，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臺。既然“最高領袖”對貪污大案持如是態度，上行下效，各級政權的腐化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災害和貪污，都不奇怪，任何國家和政府都會經常碰到。問題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和結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有個論斷：“飢荒從來沒有發生在以下國家：獨立，經常舉行選舉，有反對黨提出批評，允許報界自由報導、并可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不受嚴密審查的國家。” 道理非常簡單，在民主、自由社會里，某一屆政府不關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過選票讓你下臺讓賢。河南旱災慘劇實質是人災，是剝奪新聞自由和政治獨裁專制的惡果。貪污能否徹底遏制，同樣取決于有沒有政治民主、分權制約和新聞自由。這些都是憲政問題。
當時沒有憲法，只有國民黨自己制定的所謂《訓政時期約法》，規定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中央統治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離民主十萬八千里！1938年，“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弄了一個咨詢性的國民參政會，規定只有“提出建議案”、“提出詢問案之權”﹔也可以討論“政府對內對外之施政方針”，但通過的決議是可聽可不聽的﹔也不承認國民黨之外的政黨存在，連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也只能以文化團體代表的資格參加。
當時，獨裁專制統治造成的全國性的官員腐敗和嚴重的通貨膨脹，招致民怨沸騰。美國政府對此非常不滿，國內的批評更連綿不斷。共產黨、民主同盟等反對黨固不待言，就是國民黨內，要求實行民主、憲政的呼聲也非常強烈。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的黨員教授蔣夢麟等就曾召開會議，公推馮友蘭擬稿以區黨部的名義致信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為收拾人心而開放政權，實行立憲。信中寫道：“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之。”“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鑑。”據說，蔣看罷“為之動容，為之淚下”。
在內外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已經非變不可。1943年9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在開幕式上蔣介石說：“戰爭結束的時間，決不會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說的兩年之內。”因此，要討論如何建國的問題，“而政治建設的基礎，就在憲政的實施。”“憲政實施以后，本黨還政于民……在法律上本黨應該與一般國民和普通政黨處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之下，享同等的權利，享同等的義務，受國家同等的待遇。” 他還有多次談話都談到憲政，這表明他確實在考慮這個問題。
不過，他所講的憲政理論上有許多荒唐之處，而實踐上更是依舊肆意踐踏民主和公民權利。
1943年，蔣介石發表了兩篇重要論著：《中國之命運》、《中國的經濟學說》。學界認為這是蔣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迴答。判斷他的《中國之命運》，應該有一個標准。他不是說要實行憲政嗎？從政治上說，最好的標准就是學界公認的憲政理論。
憲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以此為目標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體系。它有幾個基本要素：
1，公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財產、通信等自由權利。
2，國家權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權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嚴格約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務，又不致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
3，憲法至上，并有嚴格的憲法司法、違憲審查制度。
4，實行法治，司法獨立。5，各級政府民選，層層成立議會，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國之命運》追求什么？
要中國人“事事以民族為本位”，“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
與此同時，重申“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無論在戰時或戰后，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在其他講話中，蔣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其實，在冠冕堂皇的“國家”、“民族”后面，他的內心獨白是“朕即國家”，服從我就是服從國家。這是與憲政完全背道而馳、為專制統治服務的理論。
《中國之命運》還聲色俱厲譴責：“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上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禍國殃民？”
他實際是在指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搞封建割據。其實，當時的地方勢力對保護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龍云等地方實力派庇護下，西南聯大的學朮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發展。又如桂林成為戰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也與廣西地方勢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關。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國家里，確實沒有政黨甚至私人擁有軍隊的。
問題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匯合，中國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個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必須從實際出發，用民主、共和的方式處理相互關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對立，建立互信，從而逐步實現軍隊國家化。那時有一個誰代表國家的問題。不能以拳頭大小定是非，“軍隊國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應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國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過“共和”的辦法逐步聯合、統一。這樣的制度和相應的政治文化建立起來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國家軍隊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蔣介石沒有這樣的認識和胸懷。
蔣介石口口聲聲反對封建割據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記里，就說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始終要用十個軍以上兵力防制陝北，則不如肅清陝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別肅清”。為此“應先用宣傳”，“以澄清國際視聽”！ 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滅日本侵略者，而是剿滅共產黨和地方勢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這牽涉到中國乃至東方各國統一的道路問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是走“聯省自治”的道路，還是走武力統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銳。
中國人有濃烈的大一統情結，在蘇聯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軍事顧問，還給了大批武器和金錢），不幸走上了武力統一的錯誤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其實，聯省自治的實質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礎上，實現全國共和統一。在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這既能避免內戰，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區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經濟發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統一的道路，帶來的只能是內戰頻仍，生靈涂炭，專制獨裁。
中國的歷史已經証明了這一結論﹔東方不少國家還在繼續証明這一道理。每當聽到一些國家軍閥混戰的消息，我總是認為他們的軍人、政治家和知識階層沒有從歷史中學到足夠的智慧，還在重蹈中國的覆轍。
這幾年史家黃仁宇有個觀點觀點在中國知識階層中影響很大：“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制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 “國民黨和蔣介石制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系，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要說原始型統一政府的話，袁世凱老早就制造出來了。
其實，國民黨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沒有解決現代國家的上層機構問題。北伐成功后，將原有的比較接近現代國家的架構給摧毀了。
國民黨的基本口號是“以黨治國”，突出黨權，代替了民主的架構，代替了國會和憲法。國民黨實行五院制，不同于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他們規定，五院都由國民黨中央的政治會議領導，立法院的權源是黨，而不是民。這是一個大的顛倒。
國民黨的黨章規定，總理有最后決定權。原來最后決定權歸孫中山，后來經過反復的較量，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被擁戴為“最高領袖”。國內各方面勢力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盡可能維持國家的統一穩定。戰爭時期權力需要相對集中，但蔣介石的權力已經超出這個范圍。抗日戰爭爆發前，他的權力已經不受監督，形成了一個個人獨裁的體制，導致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連綿不斷互相廝殺。
1931年2月國民黨重要領袖和立法院長胡漢民僅因在約法問題上發表了不同意見，就被蔣氏軟禁在南京。以此為契機，一批國民黨領袖和兩廣軍人于同年5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嚴厲譴責蔣氏“迷信武力”與“個人獨裁”，并且堅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上海召開！
蔣不但沒有建設起現代國家的上層架構，反而建立和發展了與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決定一切，批個字、寫張條子就是聖旨，就是官員任命、財政支出和解決重大事項的依據。
二是建立特務系統，嚴密控制全社會，特別是知識階層。最初是復興社，1938年，又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調查統計局，俗稱軍統、中統。這一年還成立了一個帶特務性質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三是建立書報審查制度，嚴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論。文藝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都必須先將原稿送到國民黨各級宣傳部或圖書審查委員會去審查。在學校則實行所謂訓育制度。
四是要求學校乃至全社會“黨化、軍隊化”。在他看來，現代化的社會就是一個軍事化的社會。他曾不厭其煩地說：“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精神和行動現代化，我們知道現代是‘科學的時代’，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
這些制度和機構的建立，使國民政府與現代國家的架構越行越遠。秘密逮捕、暗殺、嚴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
1935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的學生自治會曾悲憤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九一八’事變，三日失地萬里，北京大學學生組織‘帝國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學生組織‘現代座談會’，此乃約法所許之權利，而政府則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毀書籍竟達千余種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勝計。” 這種狀況在1943年沒有改變。
在這樣的體制下，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的反貪污也化為鬧劇。
1943年前后的蔣介石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符號，這是當時社會條件、傳統弊端在蔣身上的集中體現，又鮮明地體現了他的個性。
當是時，內外的壓力，使蔣不能不考慮實行憲政。這是整個世界難以抗拒的趨勢。但是，真要實行憲政就要改變原有的體制乃至整個官場文化，蔣介石又沒有這樣的認識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