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論二十世紀中國易學的研究?楊慶中

老平

自漢代尊《周易》為經書後，中國歷代經學家都十分重視對它的研究。進入本世紀以來，隨著社會政體的遞嬗，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革,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不少人開始用新的方法，從新的角度研究《周易》。這種研究，既有對已往研究的繼承，又有對已往研究的批判，還有在批判繼承基礎上的綜合創新。這構成了中國本世紀易學研究的基本發展線索。但由於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十分劇烈,使易學的發展表現出複雜性特徵，也為我們今天總結這一段學術思想史增加了難度。為了堅持易學史研究中的嚴格的歷史性，本文擬將本世紀中國易學的發展以一九四九年為限，分為兩大階段。四九年以前為第一大階段，四九年以後為第二大階段。在第二大階段中，又分為大陸和台灣兩個部分。茲分別論述如下： 　　　　　　　　qnd

老平

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為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劃上了句號。但封建時代的學術思想及傳承這種學術思想的方法及手段──經學，卻沒有因此而馬上退出歷史舞台。直到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領域中的古史辨派的學者，以史學的觀點重新看待六經，才真正動搖了傳統經學的根基，使《詩》《書》《禮》《易》等等所謂的經典，從傳統的經學壁壘中解放出來而面貌一新。因此，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呈現出一種新舊並存、新舊對壘、除舊布新的複雜局面。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根據研究者對《周易》的認識，以及其研究《周易》的方法，把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大體分為經學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觀派和新探索派。
　　
（一）經學派易學研究
所謂經學派，是指把《周易》視為經書、並用傳統的經學方法對其進行研究的一部分人。這部分人成分比較複雜，既有遜清遺老，又有辛亥鬥士；且有的宗漢易，有的治宋易，有的漢宋兼治，但方法都是傳統經學式的。
有清一朝，自顧炎武等人打出「理學即經學」的旗號，開復興古文經學之風，經惠棟、戴震、王念孫、王引之、俞越，至章太炎，一脈相承，被梁啟超稱作清代學術的「正統派」。章太炎好費氏易，民國二十年間，「章氏國學講習會」相繼印行了一批有關費氏易的著作，如王樹楠的《費氏古易訂文》、馬其昶的《重定周易費氏學》等，這些著作多撰自清末，有的光緒年間便有刻本，可以看作是「正統派」易學在本世紀初的餘緒。但由於這一派人物恪守家法，偏重文字訓詁，所以易學方面的創獲並不算大，對民國時期的易學研究也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作為「正統派」的殿軍，章太炎的易學研究雖然在其整個經學研究中不佔重要地位，但由於其「於易每發一義，幾乎皆有創見」，所以又多少透露出了一些新面貌。如他以佛教唯識學解易和以《序卦傳》演社會進化史等，均可謂於傳統易學有所發明。
這一時期，經學派中影響較大的易學家當推杭辛齋、尚秉和等人。
杭辛齋早年肄業於同文館，通曉當時的自然科學。著有《杭氏易學七種》。其易說兼容漢宋，附會新知。於易象、易數、易理均有發明。如他對觀象之方法的研究，對奇數始於一、偶數始於四、陽順陰逆、數之體用的研究，都有獨到之處。另外他還以《周易》附會近代自然科學，演宇宙進化、民主共和。雖不免博雜不純之譏，卻能啟發後人。本世紀發達起來的「科學易」實濫觴於杭氏。
尚秉和中年治易，著述頗豐，計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周易尚氏學》等著作十餘種。尚氏認為，西漢以後的人詁易，所說多誤，原因有二：一是易理失傳；一是象學失傳。他由《焦氏易林》入手，「發現了久已失傳而與《周易》有關的內外卦象、互象、對象、反正象、半象、大象等凡百二十餘象的應用規律」，並將其與《周易》、《左傳》、《國語》、《逸周書?時訓》等互相參證，以求恢復西漢以前的《易》說。他又受其師吳汝倫「凡陽之行，遇陰則通，遇陽則阻」思想的影響，把同性相敵，異性相通視為「全易之精髓」。總起來說，他主易象而反對東漢以後的卦變、爻變及爻辰之說；主易理而反對王弼以至宋儒的所謂義理之學。頗有清代「正統派」之風，但他對宋易中的圖書之學又很認可，故較「正統派」的視野為寬。如果與杭辛齋相比，尚氏則嚴謹有餘而氣勢不足。
民國年間的黃元炳、沈瓞民，也是用經學的方法治易而建樹頗豐的學者。
黃元炳治易，兼採漢宋，專攻象數。自謂「余玩易垂四十年，凡關於易象易數者，皆能約略解之」其所著《易學探源》，包括《易學入門》、《河圖像說》、《周易經傳解》、《卦氣集解》等，其中的《河圖像說》專門研究宋儒之象數，《卦氣集解》專門研究漢儒之象數。他去漢、宋門戶之見，冶象數理於一爐，自謂「撥雲霧而見青天」。被沈瓞民譽為「集卦氣之大成」。';
沈瓞民著《周易孟氏學》、《周易孟氏學補遺》、《孟氏易傳授考》、《漢魏費氏易考》、《周易馬氏傳輯證》，「言必有宗，理無旁舉」。沈氏又著有《先後天釋疑》、《九宮撰略》、《卦變釋例》等，專談象數。六十年代，沈氏還曾撰文參與易學討論，可謂一生致力於易學的研究。
除此之外，他如陳啟彤、張其淦、李郁、徐昂、胡朴安等也分別用經學的方法在自己的易學研究中提出了頗為新穎的見解。
（二）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紛紛傳入中國，不少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而開始從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古史辨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它主要活躍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學領域，影響卻超出了歷史學本身。其在易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錢玄同、余永梁、顧頡剛、李鏡池等。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念是「疑古」。而這種「疑古」精神的獲得，卻是受了清末經今文家的影響。古史辨派研究《周易》的目的是要「打破漢人的經說」，「破壞其伏羲神農的神聖的地位而建設其卜筮的地位」，「辯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因此，他們的易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周易》經、傳的成書年代及作者的考證方面。顧頡剛的主要易學研究成果是兩篇重要的論文：《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和《論〈易繫辭傳〉中觀象製器的故事》，他從爬梳《周易》卦爻辭中包含的古代故事入手，考證了卦爻辭的著作年代和作者，指出卦爻辭的「著作時代當在西周的初葉，著作人無考，當出於那時掌卜筮的官」；又從分析《繫辭》中所謂古聖人「觀象製器」的傳說入手，考證了《易傳》的作者和著作年代，並進而分析了《易經》與《易傳》的關係，指出二者是「時代意識不同，古史觀念不同的兩部書」，應該分開討論。同時他還討論了與此有關的中國上古史上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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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鏡池是古史辨派中唯一一位一生致力於《周易》研究的學者，與顧氏以《周易》試驗其「層累的造成說」不同，他更側重於《周易》本身的具體問題的研究。如殷商卜辭與《易經》筮辭的比較、《周易》筮辭的編纂、《周易》筮辭的分類、卦名、《易傳》各篇的著作年代、思想等。
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打破了傳統經學的種種樊籬，使傳統的經學研究一變而為史學的研究。受其影響，連後來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馮友蘭、錢穆也紛紛撰文，剝奪傳統經學賦予孔子的《易傳》著作權。這些觀點雖不免「疑古過勇」之嫌，卻開拓了易學研究的新領域，對本世紀的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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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平

三）唯物史觀派的易學研究
唯物史觀派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產生的一種新學派，他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古史辨派僅僅把經書還原為古史資料不同，唯物史觀派則注重於揭示史料背後所隱藏著的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史料本身所包含著的哲學思想。可以說，唯物史觀派的易學研究，是使傳統的經學研究一變而為文化的和哲學的研究。郭沫若是這一方面的著名代表。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在《東方雜誌》發表《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一文。企圖要打開《周易》這座神秘的殿堂，看見那「泰古時代的木乃伊的屍骸」。該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討論《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郭氏認為，《周易》卦爻辭「除強半是極抽象、極簡單的觀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現實社會的生活……如果把這些表示現實社會生活的文句分門別類地劃分出它們的主從來，我們可以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狀況和一切精神生產的模型」。因此，他利用卦爻辭中的材料分析了《周易》時代的「生活的基礎」、「社會的結構」、「精神的生產」；下篇討論《易傳中辯證的觀念之展開》，作者結合《周易》經傳，論述了《周易》「辯證的宇宙觀」、「辯證觀的轉化」、「折衷主義的倫理」、「《大學》《中庸》與《易傳》的參證」等問題。這些問題多為以前的學者所不曾涉及，郭沫若的工作是具有開拓性的，所以影響很大，引起了眾多學者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如王伯平的《易經時代中國社會的結構——郭沫若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批判》，李星可的《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評郭沫若所論並抒己見》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郭文進行了討論。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又撰《周易之製作時代》，考證《周易》經傳的製作時代、作者等問題。觀點與前者有所變化，也引起了不少爭議。郭氏的解釋是：「《周易》所用的資料有的雖遠在殷商的時代，而整個的思想過程是戰國年間的產物」，前一篇「思想分析上無甚錯誤，只是時代的看法須改正」。
郭沫若和顧頡剛都不是易學研究的專家，但他們的易學研究成果卻都具有開拓性和劃時代的作用，無論是對於本世紀的學術發展史，還是對於本世紀的思想發展史都很有影響。
（四）新探索派的易學研究
傳統經學派的易學研究模式已被打碎，而古史辨派又「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唯物史觀派的郭沫若也在開了風氣之後便把興趣轉移到了其它方面，因而如何建立易學研究的新體系，便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三、四十年代，一批易學研究的專家，開始從不同的側面探索易學研究的新途徑。他們既認同於古史辨派對傳統經學的批判，又不完全否定傳統經學派詁經的方法，同時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唯物史觀派把思想學術問題與社會時代背景聯繫起來進行考察的作法。可以說，他們的探索是一種有批判有繼承，在批判繼承基礎上的綜合創新。)
新探索派中又可分為「考注派」和「會通派」：
１、考注派:
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於省吾、聞一多、高亨等人。
以高亨為例，他於四十年代著《周易古經通說》、《周易古經今注》兩書，前者通論《周易》的作者、成書、卦名、筮辭、筮法等，後者用傳統的注經之法對《周易》的卦爻辭章解句釋。他用文字訓詁的方法註釋卦爻辭，可以說與傳統的經學家的研究方法是有相通之處的；他否定「人更三聖，事歷三古」的傳統易說，否定傳統所謂的卦爻辭與卦爻畫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繫，並離《易傳》而釋《易經》，可以說又是與古史辨派的觀點相一致。時人評價說：「高君此書專究研爻辭，不問十翼，更不問由漢至清的各家易解。大體說來，這本書創見很多，在經學方法上說，也是一個創例」。
２、會通派
此派又可一分為二：一是義理的會通，一是象數的會通。
義理的會通，其代表人物有蘇淵雷、金景芳、熊十力等。他們的特點是一方面繼承傳統易學中的義理之學，一方面又融合西方的哲學思想。如蘇淵雷著《易學會通》，自謂：「義求貫通，不囿畛域；意在博約，何滯古今？」此書除概論易學外，又融合西方哲學，創天人演化論等等新說。如金景芳著《易通》，除探討易學中的基本問題之外，還欲打通《周易》與老子的關係，《周易》與唯物辯證法的關係等等。
象數的會通，其代表人物有沈仲濤、薛學潛、丁超五等。他們的特點是一方面繼承傳統《易》學中的象數之學，一方面又用現代的自然科學成果解釋或比附易學中的象數之學。如薛學潛的《易與物質波量子力學》一書中，既有「易方陣之解析」，又有「河圖之統計力學」，還有「易方陣引出向量理論方程式」等等。
縱觀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可以看出，四派之間既交互進行，又相繼發展。而新舊、中西之間的互動和會通則構成了本世紀上半葉《易》學研究的基本特徵。



  

老平

二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後，易學研究基本上是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開展的。根據目前學術界的通常做法，我們將這一階段的易學研究，分為兩小階段：建國後至七七年為第一階段，七八年至今為第二階段。
建國之初，許多新老知識分子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一邊批判舊的封建正統派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對於《周易》，尚無暇予以關注。直到六十年代初，《周易》研究才再次引起人們的重視，並形成了解放以來的第一次研究熱潮。有學者將此次易學熱分為二期：「第一期從一九六０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二年底止，主要討論《周易》的形成年代，《周易》一書的性質，《周易》一書的哲學思想……一九六三年討論進入了第二期，主要討論研究《周易》的方法問題，批判將《周易》現代化的傾向。」這一概括基本可信。
關於《易經》的成書年代，約有四種觀點，即殷末說，殷末周初說，西周中後期說和戰國說。持殷末說者為高文策，其根據是「乾象天，記殷末安陽地區的天象。坤象地，記殷人主要農作物的成長。乾坤爻辭，乃是殷末月令」。此說響應者寥寥，且受到莊天山、陳世輝等人的質疑。持殷末周初說者有馮友蘭、任繼愈、李景春、沈瓞民等，其根據不出三十年代余永梁、顧頡剛等人的論述範圍，是對余、梁觀點的進一步完善。持西周中後期說者為李鏡池，這也是他三十年代所持的觀點。持戰國說者為平心，主要是對郭沫若三十年代觀點的闡發和補充。關於《易經》的作者，多數學者認為此書非成於一時，非出於一人之手。但任繼愈認為六十四卦的卦辭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辭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李景春則堅持說此書系文王所作，周公所補充。關於《易傳》成書年代的討論，首先涉及到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問題。高亨、馮友蘭、朱謙之、李景春、任繼愈、繁星等人均不否認孔子研究過《周易》，但又都同時認為孔子不是《易傳》的直接作者，此書亦不出於一人之手，各篇的完成時期也不一樣。高亨認為《易傳》約成書於春秋末至戰國時期。沈瓞民則認為其少數篇節成書於周代，大半完成於戰國，還有一部分寫成於秦漢。關於《周易》的性質，論者都不否認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認其中含有哲學思想。但二者的比重誰大誰小，論者的觀點則不一致。如馮友蘭等人認為，《易經》本為卜筮之書，其中包含有一定的哲學思想；李景春、繁星等人則認為，《易經》不僅是卜筮之書，更是哲學書，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學書，是一部講世界變化規律的書。另外，平心把《易經》看作是一部以諧讔文體寫成的特殊史書。劉先枚則強調《易經》是商周政治鬥爭的產物。關於《周易》的哲學，學者普遍認為《易經》中包含有自發的辯證法思想，但《易經》哲學的性質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原始樸素唯物主義的，論者的分歧比較大。馮友蘭、沈瓞民、高亨、任繼愈等人認為《易經》的哲學思想基本屬於原始的樸素的唯物主義；而王明、劉澤華則認為它是宗教迷信的唯心主義。至於《易傳》，學者的爭論也主要集中在其思想體系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方面。
由於《周易》經傳關係的複雜性，在這次討論中，有些學者常常經傳不分，經傳互證。也有個別學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報》發表方蠡的《研究＜周易＞不能援傳於經》的文章，對此種現象提出批評。同年的《哲學研究》第二期發表東方明與李景春的爭論文章：《本質的分歧在哪裡》，文中建議「以《周易》的研究為例討論一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於是圍繞《周易》的研究展開了一場哲學史方法論的討論。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正確理解《周易》哲學，如何堅持哲學史研究中的嚴格的歷史性等問題上。針對李景春在《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一書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掛在兩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說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學者提出了較為嚴厲的批評。最後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評之作《怎樣解決本質的分歧》一文結束了這場討論。
這場爭論，以討論《周易》經傳的成書、性質、作者、哲學思想始，以討論哲學史方法論終。就前者言，可以說是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觀派討論問題的繼續和深入。就後者言，它又是建國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嘗試。如果說，三十年代的那場易學討論重在「破舊立新」的話，那麼，這一次的的最大特點是討論的各方都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了「破舊立新」的指導思想。這場爭論結束後，到一九七七年之前，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周易》研究幾乎成為無人問津的禁區。

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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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以後，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易學研究開始走出禁區，並迅速得以開展，形成了建國以來的第二次熱潮，直至今日，餘熱未息。而由於這次易學熱與文化熱交織在一起，使其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格局。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把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分為：《周易》經傳的註譯、易學史研究、易學考古、易學哲學、科學易等五個方面，分別加以討論。
（1） 《周易》經傳的註譯;
《周易》作為一部特殊的先秦典籍，有許多問題需要作出考證和註釋。但建國後至七十年代末期之前，人們幾乎見不到這方面的新著。進入八十年代，此種情況大為改觀。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和《周易大傳今注》多次再版，金景芳的《周易講座》、《周易全解》相繼發行。之後，有關《周易》的譯註、淺釋、白話一類的作品也紛紛面世。
高亨的《周易大傳今注》由「通說」、「註釋」、和「附錄」三部分組成，通說部分主要考證《周易大傳》諸篇的編篡、作者與時代，以及其中的象數問題。註釋部分則仍然據其註釋《易經》時「以經觀經，以傳觀傳」的原則對《傳》文逐一進行註釋。附錄部分一為《先秦諸子之周易說》，一為《本書引用周易註釋書目》。該書初版於一九七五年，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影響最大的一部註釋類易學著作。
金景芳的《周易講座》系由其弟子呂紹綱據講課記錄整理而成。作者堅持《易通》中的觀點，認為《周易》雖為卜筮之書，但深藏哲學智慧。《易傳》系孔子解《經》之作，與《經》密不可分。《周易全解》由金景芳和呂紹綱合作完成，重點說解《周易》經傳全文，但也對八卦的起源、卦爻辭的產生年代、作者、以及孔子與《易傳》的關係等問題作了系統的考證。其說解則主要繼承了義理派的觀點，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可以說是一部反映了作者獨特易學思想體系的著作。該書作者之一的呂紹綱尚著有《周易闡微》一書，亦頗具特色。
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周易譯註》一書，被論者稱作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全面翻譯《周易》經傳本文，並對其要理進行系統闡釋的高水平專著」。該書的作者之一黃壽祺曾師事尚秉和、吳承仕等國學大家，對象數易學很有研究，撰有《漢易舉要》等著作多種。「而《周易譯註》一書雖然也論及象數，但實以義理為主，這恐怕與另一位作者張善文有關」。張是黃的弟子，除該書外，還著有《象數與易理》、《周易與文學》等易學專著。
在易學正熱的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本很具功力的易學著作，卻鮮為人知，那就是已故著名學者楊柳橋先生的《周易繹傳》。此書寫成於一九五九年，一九七八年第五次修訂。一九九三年，在楊氏彌留之際，其子女捐資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此書仿孔穎達《周易正義》之例，卷首冠敘論，通論先秦易學。繹傳部分，一復《周易》「二經」、「十傳」之舊觀。所引古人註解，以作者年代為序次於經文、傳文之後。其對古人註解所作的申述或對經傳文字所作的新解，則冠以「繹者案」三字以別之。另外，對於卦爻辭韻文之韻腳，則以符號標明。楊氏此注，義理象數兼取，尤以論易之四義（簡易、反易、交易、變易）及易數部分最為精彩。
出版於八十年代中期的《周易大傳新注》也很值得一提，作者徐志銳有別於高亨離經解傳，離傳解經的做法，在強調經、傳有別的同時，又注意發現二者之間的思想淵源關係，並力圖兼顧義理和象數。相對於受疑古思想影響極深的高亨的《今注》，徐氏的《新注》確有新意。這種「新」，在易學研究領域發出了「走出疑古」的信號。此後的經傳註釋作品，雖然因作者的觀點不同而存在種種認識上的差異，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回歸傳統經學的傾向。這一現象，頗值得回味。
其他如宋祚胤的《周易譯註及考辨》、周振甫的《周易譯註》、唐明邦的《周易評註》等也都是這一時期很有特色的作品，限於篇幅，恕不一一論述。,
（2） 易學史研究
易學作為傳統經學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歷史上許多的易學家，都曾在自己的易學著作中對其以前的易學發展作出評價。但真正把易學史作為對象加以研究，卻始於本世紀，就大陸而言，則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情。在這方面作出開拓性工作的首推朱伯崑先生。
朱先生作為一名資深的中國哲學史專家，在多年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深感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儒家系統的哲學，與儒家經學發展的歷史密切相關。但近代以來，由於哲學與經學分離，人們往往忽視二者原有的特殊關係，乃至於對於傳統經學中與哲學密切相關的易學問題也很少作出探討。使得對傳統哲學的研究，常常見枝葉不見根本。有見於此，朱先生於八十年代初開始撰寫《易學哲學史》一書，希望以此來彌補一般哲學史著述的不足。在該書中，朱先生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廣泛吸收了近人的研究成果，對易學哲學史上每一時期，每一思想家均從社會背景、時代精神、思想淵源及學派互動等幾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在清楚把握易學自身特點（朱先生稱之謂「兩套語言」）的基礎上，以嚴謹的方法，豐富的資料，發掘出易學哲學發展的內在規律。讀來使人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即打不通易學，就打不通中國哲學，至少打不通兩宋道學。方克立先生指出：「朱先生是學者，不是靠《周易》來混飯吃的時髦易學家，所以他的這部著作在當今中國數百種易學書籍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在推動對《周易》哲學的科學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方先生的這一評價是十分中肯的。
與朱先生系統梳理易學哲學史，發掘易學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同，余敦康先生的易學史研究，則企圖從文化精神發生學的角度，發掘和詮釋易學中所包含的中國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價值理想。他把先秦由《易經》到《易傳》的發展，看作是中國文化精神的生成期，而合儒道、融百家的「易道」，則是這一時期的最高成果。余先生認為，此「易道」由天人統貫的整體思維模式；以「太合」為終極目標的天人、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和諧；以及表現天道人事變化的筮法操作系統等三個層面構成，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秦漢以後的易學便是沿著「通經致用」「明體達用」和「內聖外王」的理路，對這一精神的開展和完善。余先生還十分重視「易道」的現代詮釋，並對易學中的管理思想表現出濃厚興趣。余先生的易學思想主要表現在所著《易學今昔》、《內聖外王的貫通》等著作中。
廖名春等四位年青學者撰寫的《周易研究史》，也是一部較優秀的通史類著作，此書寫到一九八九年，是目前國內唯一一部貫通古今的易學史著作。
這一時期，有關易學專題史、人物思想、及易學名著的研究，也都有佳作出版。劉大均在象數易學的研究方面成績頗為突出，八六年出版的《周易概論》一書，通俗嚴謹，影響很大。其中的《歷代＜易＞學研究概論》，專門討論象數易學史。近年來他又主編《象數易學研究》，並有《納甲筮法》等新作問世。其「周易研究中心」的林忠軍、劉玉建、王新春等也都有易學象數學方面的論著出版。
鄭萬耕的《太玄校釋》，是近年來頗有影響的一部精品。鄭先生在昔人註解的基礎上，「對於揚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釋，對於《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學知識作了說明，力求使《太玄》成為一部可懂的書……對於中國哲學史研究有重要意義」。此外鄭先生尚著有《易學名著博覽》、《易學源流》等書。
這一時期宋明易學的研究也很引人矚目。徐志銳的《宋明易學概論》被金景芳先生視為「是一部博觀約取，辨析精當的巨著」。李申的《話說太極圖》對宋代圖書學的淵源流傳作出了細緻的考證。蕭漢明的《船山易學研究》則對博大精深的王船山易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
總之，近年來的易學史研究，成績頗為可觀。但相對於二千年豐富的易學發展史，這種研究還相當薄弱，尚須作出更大的努力。

老平

（3） 易學考古
所謂易學考古，是指利用考古中發掘的與易學有關的材料進行易學研究。這種研究並不始於本世紀，歷史上見於記載的有兩次。但本世紀的考古易學研究最為壯觀，最為引人矚目。
關於帛書《周易》
一九七三年在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部分與《周易》有關，分別為帛書《六十四卦》和卷後佚書。這一發現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近年來，隨著帛書《六十四卦》的刊布和帛書《易傳》的陸續面世，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帛書《六十四卦》與通行本《周易》存在著很多不同，如卦名、卦爻辭、卦序等。但「最大不同之點在六十四卦的次序。」李學勤認為，有別於通行本「二二相偶，非覆即變」的排列規則，帛書經文的卦序，完全立足於重卦，即經卦、別卦的區別之上。其理論基礎是陰陽說和重卦說。至於其它，專家們普遍認為，卦名的不同只是字形不同而已，字的讀音都相同或相近，可以通假。卦爻辭中部分詞語的不同，則有今本優者，有帛本優者，可以互補長短。
卷後佚書，包括六篇內容，即《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廖名春根據帛書中的一些殘片定名為《衷》）、《要》、《繆和》、《昭力》。這六篇佚書，爭論最大的是《繫辭》，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繫辭》的字數、學派歸屬、與通行本《繫辭》的關係等方面。近年來，關於帛書《繫辭》的字數，學者們的觀點已基本趨同。帛書《繫辭》的學派歸屬，學者們的分歧仍十分之大。陳鼓應、王保玹等人認為，帛書《繫辭》是道家傳本；廖名春、呂紹綱等人則證明其為儒家作品。另外，余敦康主非儒非道，亦儒亦道說；陳亞軍主「巫史文化」說；王德有則強調易、道、儒各有所主，不必硬把它歸入道或歸入儒。帛書《繫辭》與通行本的關係，學者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二者誰更古老、誰更可信的問題上。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帛書《六十四卦》與今本《易經》的比較中，但由於前者牽涉到學派歸屬問題，尤其顯得引人矚目。陳鼓應、王保玹、陳松常、王博等人認為，現今通行各本基本上是在帛書《繫辭》基礎上整編而成的。李學勤、朱伯崑、鄭萬耕、廖名春等人則持相反意見。李學勤認為，帛書所根據的《繫辭》，其構成和今本基本一致，不過有一部分脫失，一部分又散入它篇，才成了帛書的面貌。因此，它的整體的形成很遲，可能在秦亡以後，由楚地易學一派的人物整理而成。此外，張岱年、張立文認為，二者同時異地，互有滲透。
對於帛書《六十四卦》與帛書《易傳》的關係，廖名春指出：「帛書《易傳》諸篇所本之經，決非帛書《易經》。它們引《易》、解《易》所反映出來的卦序，顯然同於今通行本。它們所引之卦爻辭，內容也有與今通行本《易經》相異的，可見是今通行本卦序系統內另一種不同的本子。
關於數字卦
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中方鼎」，銘文末尾有兩個由符號組成的奇字，學者未能釋出。三十年代，郭沫若謂之為「族徽」，五十年代，唐蘭謂之為「特殊形式的文字」，李學勤於一九五六年曾撰文指出它「使我們想到《周易》的『九』『六』」，但未做進一步探討。一九七八年底，張政烺結合周原出土甲骨中的「奇字」等材料，釋之為「數字卦」。此說一出，馬上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學者們討論了甲骨、金文中的數字之為易卦的證據，數字卦中的數字之作為筮數的意義，數字與筮法，數字卦的符號意義，三畫卦與四畫卦，以及重卦等問題。並對數字卦與《連山》、《歸藏》的關係作出了種種推測。
　
易學考古，意義有三：一是證偽或證是，一是彌補易學史的某些環節，一是提供前人未知的新內容。帛易和數字卦的研究意義也大體如此。數字卦的研究，無疑為人們了解筮卦的原始形態，陰陽卦畫的演變過程提供了新材料；帛書的研究則對於人們進一步理解孔子與《易傳》的關係，秦末漢初的易學面貌，以及秦漢時期的易學象數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
（4） 易學哲學
易學哲學的研究，也是這一時期易學研究的熱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易學哲學的研究仍然繼續了六十年代的問題。如張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宋祚胤的《周易新論》等。但隨著文化熱和文化討論的不斷深入，易學哲學的研究也漸漸超越唯心、唯物，辯證法、形而上學的狹隘模式，把視角轉向探討《周易》哲學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關係等更具時代色彩的問題上來。於是，《周易》思維方式、《周易》形上學、乃至於《周易》美學，《周易》與中國倫理等等問題便成為人們研究的重點。.
《周易》思維方式的研究，始於八十年代初期。朱伯崑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第四章「易學中的思維方式」中，把易學思維歸納為五類，即直觀思維、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辯證思維和象數思維。這種歸納是比較科學的。也有學者（如劉長林、傅雲龍等）在此之外又提出整體思維和類思維的概念，也很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以研究西方哲學名家的王樹人先生，近年來由於研究「象思維」之故，也開始涉足易學思維的研究，王先生把卜筮中「實像」與「卦象」的轉化稱作「象的流動與轉化」，從「動態」意義上研究易象思維，頗為新穎。
《周易》形上學的探討與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的探討有關。張岱年、余敦康等人對此均有精彩論述。而張立文還通過這一問題的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合學」。張先生在所著《和合學概論》一書中，根據《易傳》的「三才」原則，建構自己的和合體系。張先生說：「和合學體系結構的進路是地、人、天或天、人、地，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它既是天上地下的宇宙空間次序，亦是《周易》卦爻的邏輯次序。」張先生據此把和合學的世界分為：「地」：和合生存世界；「人」：和合意義世界；「天」：和合可能世界。三界的和合，構成了和合學的系統結構。
《周易》美學的研究，近年來也頗可觀。比較活躍的學者有王振復、劉綱紀等。王著有《周易的美學智慧》，劉則出版有《周易美學》。
在近年來的易學哲學研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象數哲學的研究。傳統易學中的象數、義理兩派，向來被認為是針鋒相對的易學派別。前者側重於易象和易數的研究，後者側重於哲理的研究。基於這樣的認識，人們在討論易學哲學時，常常忽視象數派易學在哲學方面的貢獻。朱伯崑先生在所著《易學哲學史》中，對象數易學中的哲學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朱先生對孟京易學的評價：「從哲學史上看，孟京易學，特別是京房易學，通過其卦氣說，建立了一個以陰陽五行為世界間架的哲學體系。……儘管他將《周易》中的筮法，引向占候之術，宣揚了天人感應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圖式對後來的哲學家們探討世界的普遍聯繫，很有啟發的意義。」朱先生的這一結論，對於人們全面認識易學哲學也是「很有啟發意義的」。青年學者張其成等，近年來也很注意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5） 科學易
科學易是從傳統象數易中蛻化出來的一種新的易學流派，也是這一時期影響較大的一個流派。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主要存在三種研究傾向：一是研究《周易》與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關係；一是用現代自然科學解釋傳統象數易學；一是用現代自然科學比附傳統易學。這三種傾向，第一種學術性較強，第二種啟發意義較大，第三種則沒有什麼價值。
《周易》作為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哲學基礎，對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唐明邦指出：在中國古代，天文借象數顯示星移斗轉，地理借象數標誌分野坐標系統，曆法、物候借象數描述陰陽變化節律，針灸、氣功借象數總括天人統一節度，而音樂則借象數表徵律呂損益法則。可見其與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密切關係。近些年來，董光璧在易學與中國科學史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蕭漢明等則在易學與中醫學方面提出了許多新見解。其他如趙莊愚、祁洞之等也都作出了新的探索。
傳統象數易學中，存在大量頗具規律性的圖形、圖式和變換法則，理解起來比較困難。近年來一些學者力圖用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從解釋學的立場對其作出新的解說。如董光璧的《易圖的數學結構》、《易學與科技思維》，丘亮輝的《周易與自然科學》，徐道一的《周易科學觀》等都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這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說：「《周易》的一些基本觀點，對於自然的奧秘有所揭示，因而能給予自然科學家以重要的啟迪。」
易學象數學中的一些圖式、規則，由於其內容的非具體性，在給予人們以啟迪的同時，也為不少附會者提供了方便。近年來，有不少易學愛好者熱衷於這種附會，也出版了一些專著，但意義究竟有多大，卻值得懷疑。
總之，進入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和文化討論的深入進行，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的易學研究格局又重現學術界。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以對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的探討為背景，以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之大本大根的體知為職志。既有理智的剖解，又有情感的認同。而化解「疑古」情結，再釋大易精神，則是近二十年易學研究的主流特徵。

老平

三
自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退守台島後，台灣的易學研究，經歷了與大陸不同的發展歷程。總起來說，他們仍然沿襲了民國時期的學術作風和思維路向。如四九年以前便已具有一定影響的易學家屈萬里、高明、南懷瑾等人，這一時期仍很活躍。加之他們均執教於台島各高校，從學者眾，所以，台島「《易》學的薪傳與後續的研究甚為活絡」。大體而言，他們在易學文獻的輯佚和考注、易學史的研究、易學思想的研究、以及易學與科學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佳績。
（1） 易學文獻的輯佚與考注
這一方面，成績最突出的首推屈萬里、高明二先生。屈先生著《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二卷，上卷就卦爻辭及十翼分別探其易例，並就先秦至西漢武帝之前典籍中涉及《易》者，而求其易例之所在。下卷則述以象數解易之群例。其治易方法是「先以音韻訓詁釋字義，繼以群經、甲骨、金文參釋文旨；兩者既明，再據經文為史料，作各項研究。言必求征，義必求當，用力最篤，而方法最密；心所未安，不肯苟下一字。」屈先生還著有《學易札記》、《周易批註》、《周易集釋初稿》等易學著作。>
高明早年曾撰有《連山歸藏考》、《易圖書學溯源》等論文，到台島後又發表《五十年來之易學》、《孔子的易教》、《易象探源》等易學研究著作多種，其弟子徐芹庭謂之：「其論易則博綜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國以來之易學，皆探其績而索其微，極其深而研其精；蘊百家之精義，抒一己之所得。於易學二派六宗、讖緯術數，乃至近代以哲學科學解易者，無一不精，無一不能。」
胡自逢、黃慶萱等學者，是台灣六、七十年代培養起來的一批易學家。他們的易學研究成果，頗能代表這一時期台灣易學文獻輯佚、考注方面的總體水平。胡自逢著《先秦諸子易學通考》，圍繞先秦諸子與《周易》的關係，從「《周易》為周代通引之書」，「先秦諸子引述易文以立說」，「先秦諸子應用易義以釋事理」，「先秦諸子之言占筮」，「先秦諸子說易之方式」，「由先秦諸子易說反觀《周易》一書今存之意義」等六個方面對先秦諸子的易學進行了研究。其中，有輯佚，有析論，有考證。是一部關於先秦易學的有得之作。
黃慶萱著《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作者有感於清代諸家的有關輯著「未輯、漏輯、誤輯、贅輯及誤次者，皆觸目皆是」，乃在諸家輯著的基礎上，本著蒐集佚文，比較分析，綜合考證，記述撰者的指導原則，對「其未輯者增之，漏輯者補之，誤輯者正之，贅輯者刪之，誤次者乙之」。被其師高明先生譽之為：「本諸經傳而辨其得失，較之它注而理其派別，又由異文之比觀而探索其底本，由佚文之分析而綜察其內容，由論述之參稽而考證其思想，由史志之記載而詳審其情實；言必有據，理不虛發，故其所得更非諸家之所能乞及。」
八十年代崛起的黃沛榮先生近年來頗為活躍。尤其在帛書《周易》的研究方面用功最著。曾撰有《馬王堆帛書易經六十四卦的重卦和卦序問題》、《馬王堆帛書＜繫辭傳＞校讀》等論文，並出版有《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周易彖象傳義理探微》等書。黃先生研究易學，既注重文字訓詁，又注重義理貫通，頗有特色。另外，黃先生十分注意積極回應大陸學者的易學研究，在及時把握大陸易學研究進況的同時，亦撰文與大陸學者商榷溝通。
其他如南懷瑾的《周易今注今譯》，嚴零峰的《無求備齋易學論集》，林漢仕的《易傳綜理》、《易傳評詁》，李漢三的《周易卦爻辭釋義》等也都十分重視從文獻考證的角度研究《周易》。
總之，台島學者在易學文獻的輯佚、考證方面成績較為突出。而由於從事這一方面工作的學者多出於屈萬里、高明等經學家之門下，又多是執教於高等學府之中文系的教師，所以，台島的易學文獻的輯佚、考證等研究，經學味道甚濃。
（2） 易學史的研究
台島的易學史研究起步較早，五十年代便已開始。主要表現在對易學史的疏理，和對歷代易學家的專題研究。在這方面作出開拓性工作的是高懷民先生。
高先生著《先秦易學史》、《兩漢易學史》各一冊。前者乃考證先秦易學之專書，論及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夏、商、周之易學蓋觀，及其發展之詳情。後者則主要考證兩漢易學之情狀，論及兩漢易學之傳承、正偽、義理、象數乃至於占驗等。高先生長於考據，對古史辨派的易學觀點頗有駁難。高先生還通曉中西哲學，對《周易》中的哲學思想也十分重視，撰有《大易思想》、《大易哲學論》、《＜易經＞哲學的人類文明之道》等。
戴君仁撰作於六十年代初期的《談易》，也是一部系統疏理中國易學史的著作。此文從一九六０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八月，分十次連載於《民主評論》，內容涉及《易傳》與道家、漢代易學、王弼易學、宋代圖書之學、伊川易學等。
徐芹庭的《兩漢十六家易說闡微》、《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簡博賢的《魏晉四家易研究》等，既具有斷代史的性質，又具有人物專題史的性質。如徐芹庭的《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專門對姚信、蜀才、翟元、王肅、董遇、何晏、向秀七家易學進行研究。評述各家對易學的貢獻；收集各家易注的輯本，比較其異同，釐正其謬誤，並集各家著述以增補其佚文；考證各家易學淵源及家法，以糾正前人的錯誤；評述各家易學對後世的影響；評述各家易學的價值與特色；評述各家之易例，進而考前人之誤說；就各家之注進行疏解；製作圖表；探討並商榷易注等。另外徐先生尚著有《易來氏學》等易學專著。
簡博賢的《魏晉四家易研究》，專門對虞翻，王弼，蜀才，干寶等四家的易學進行研究。如其對虞翻易學的研究，則從「虞氏易的特色」，「虞翻的傳略及其著作」，「虞氏易之發明及其辯證」，「虞氏易大義——卦變」，「互體說」，「納甲說」，「虞氏逸象」等七個方面予以討論。對於其它三家，也分別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研究。
曾春海的《朱子易學探微》、《王船山易學探微》，龔鵬程的《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周林靜的《邵雍易學之研究》，陳正榮的《張載易學之研究》，賴貴三的《項安世周易玩辭研究》、《焦循雕菰樓易學研究》等，則反映了台島易學人物專題的研究水平。如曾春海的《朱子易學探微》，分十章對朱熹的易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十章分別為：「朱子及其思想背景」、「朱子論易及其易學著作」、「朱子對易書中之卦、爻、辭之看法」、「朱子釋易書所涉及數的問題」、「朱子對易書中象、位、時之看法」、「易書言物表情達意之方法論」、「朱子注經的體例」、「朱子易學的形而上學」、「朱子易學的宇宙論」、「朱子易學的人生哲學」等。

老平

（3） 易學思想的研究
易學文獻的輯佚和考證，易學史的研究也都離不開易學思想的研究。但相對而言，有些學者比較側重於專門研究易學的思想及哲學。如方東美、牟宗三、劉百閔、杜而未、戴璉璋、唐華、陳瑞龍等。
方東美先生沒有專門的易學著作，但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方先生對易學及大易精神作了很有特色的詮釋。方先生指出：「我們現在必須明了《周易》的哲學和《周易》的歷史記載是兩回事，歷史記載在前，哲學產生在後。《周易》這部歷史的書變為哲學的書，代表儒家，代表孔子的精神。」這種精神，首先是以生命為中心，其次是以價值為中心。方先生認為，可惜的是這種精神在漢代象數學和宋代圖書學的附會之中被除掉了。
劉百閔著《易事理學序論》、《周易事理通義》。劉先生指出：「凡學之成其為學，必有其根本，有其體系，有其實踐者也；而易則整然具備。易有太極，則謂易有其根本原理；……所謂三極，所謂三才，所謂天道、地道、人道，皆易之體系原理也。……所謂人極，所謂中正仁義，皆易之實踐原理也。具此三理，而繫辭傳作者，則又為之界曰：『通變之謂事。’宇宙萬事萬物森然並陳，皆事也；而易則通其變，——變、事也；通學也；此易之所以為事理之學也。」劉先生由此而創為事理之學。其《易事理學序論》概說易為事理之學之義；《周易事理通義》則本其事理之學通解卦爻辭及《易傳》，頗有新意。
程石泉著《雕菰樓易義》和《易學新探》，認為《周易》乃華夏民族最早表達智慧之書，其「探微索隱」、「極深研幾」、「彰往察來」、「微顯闡幽」，較之今天的科學也毫不遜色；而且具有深湛之哲理，影響於儒家道家哲學思想這甚巨。程先生認為，《易經》中所表達的形上之道，可總而言之為「生生創化」，又可別而言之為「宇宙創化」、「生命創化」、「文化創化」。這種「生生創化」的宇宙觀是一項表彰目的、創造意義的宇宙觀。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最為精粹的民族智慧。
杜而未著《易經原義的發明》和《易經陰陽宗教》二書，杜先生本《周易》所謂「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之說，以宗教之理，闡發易學。
戴璉璋著《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以考定《易傳》的形成時代及思想淵源。戴先生認為，《易傳》為戰國末到漢初儒者所作，其思想主要淵源於易學與儒學傳統。該書從上古數字卦、《周易》的成書到春秋易學的發展對易學傳統進行了說明；從儒家成德之教及性與天道的發展對儒學傳統進行了說明。此外，還考察了陰陽觀念的流變及《易傳》中的陰陽思想。以此為基礎，又從象數與義理兩方面分析了《易傳》各篇的思想內涵，及其在會通易學和儒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另外，李煥明的《易經的生命哲學》，陳瑞龍的《周易與適應原理》，唐華的《中國易經進化哲學原理》等，也都是從哲學方面研究《周易》的專著。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士林派哲學家羅光主教，近年來也一直重視對《周易》的研究，企圖以《周易》為橋樑，進行天主教之「本土化」的詮釋工作。羅先生撰有《生生之理》、《易經的人生哲學思想》、《生生之謂易》等論文多篇。
（4） 科學易
台灣的科學易研究火暴於六十年代中後期。一九六四年，薛學潛的《超相對論》一書，易名為《易經數理科學新論》，在台灣再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九六八年，魏凌雲在《中央日報》發表《零與一哲學》一文，認為《易經》是黑色哲學，是玄乎其玄、莫明其玄的學問，其中漆黑一片，很少有人窺其門徑，它不像自然科學，諸如物理學、電腦學一樣，是白色的哲學，不是零，就是一，這種零與一的哲學才是宇宙萬物最基本的道理。魏先生的觀點很快引起了人們的爭論，於是圍繞著對《易經數理科學新論》的認識，展開了一場關於易學與科學的大討論。這場討論雖然沒有得出一個一致的最終結論，但卻使科學易的研究影響日甚。七十年代末，陳立夫主編《易學應用之研究》，就把科學易研究作為了一個重要內容。如該書所載的《易學與天文》、《易與數理》、《易與醫道》、《易與曆數》等，就是探討《易》與中國傳統自然科學的關係。《易與電學》、《易理與物理》、《易理與飛行》、《易經與全盤系統理論》等則是探討《易》與現代自然科學之關係的。
總之，台灣的易學研究，「由於沒有經歷過對儒學和唯心主義哲學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國哲學的繼承和發揚方面阻力較小」，所以傳統色彩較濃，既有類似於清代漢學的輯佚、考注，又有類似於宋代義理之學的哲學研究，傳統的象數與易理之爭，則偶爾以科學易與義理易的面目重現於學術論壇，而媚世的心態和利益的驅使，也使占卜迷信堂而皇之地在易學領域佔據了一席之地。其中，文獻的輯佚和考證，以恢復易學的本來面目，詮釋易學的本來內涵為職志，帶有極強的「我注六經」的傾向，與大陸學者強調的「堅持嚴格的歷史性」，頗有相通之處。而其易學哲學的研究，則以表達自我的主觀體驗，附會自我的哲學認識為目的，表現出極強的「我注六經」的色彩，與大陸學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易學哲學研究頗有區別。而易學史的研究則彼此互有長短。近年來，隨著兩岸學術交流的加強，在易學研究領域也表現出了相融互補的發展趨勢。

老平

結語：
在中國的封建時代，《周易》作為六經之首，作為中國文化精神的載體，二千餘年薪火相傳。其間雖有漢學、宋學之別，象數、義理之爭，但分歧主要表現在研究《周易》的方法方面，而研究的目的——對《周易》內在精神的追求和弘揚——還是比較一致的。儘管經學家們為說通《周易》，花樣翻新，創設了種種體例，但這些體例是否合乎《易》之本然面目，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解釋活動本身，不僅能讓他們「求理智的了解」，亦能「求情感的滿足」，還能在實踐的層面求上學下達或下學上達的進路。
進入本世紀後，隨著《周易》被請下經學神壇，還原為與先秦其它典籍具有同等價值的古代文獻，人們便不在從經學家的解釋學立場，用它來運演或附會微言大義。而是把它作為一種客觀對象，用近代科學方法，從哲學的、文學的、歷史的、考古的、科學的……視角，對其進行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的探討。這就決定了本世紀的易學研究是以「求真」為目的，以還原《周易》的本來面目為職志。梁啟超曾經說過：「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獲。」善疑是求真的前提，創獲是求真的結果。本世紀的易學研究恰恰是由「善疑」而走上「求真」之路的。由「善疑」到「求真」所開闢的諸多易學新領域，則無疑屬於「創獲」。這就是本世紀易學研究的「價值」所在。當然，這種「求真」的努力，乃是在轉換了《周易》之作為經學的「元學」角色後，由知識論的層面進行的純粹「理智的了解」。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近百年來的易學研究，其價值的獲得，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片面發達基礎之上的，用中國傳統的術語說，即是建立在對「道問學」的努力追求之上的。
然而，有趣的是，在這個世紀之末，隨著人們對世紀之初的疑古思潮的再審視，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再反思，《周易》似乎重被賦予了「元學」色彩，如張岱年先生把《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看作是「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朱伯崑先生強調「易道博大精深，乃我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之大本大根」。余敦康先生則在對「易道」進行現代詮釋的同時，夢想著「軸心時代」的回歸，……。這些都說明，在對《周易》的研究中，人們於「求理智的了解」的同時，也正從民族文化認同的意義上「求情感的滿足」。而這或許就是本世紀的易學家們為下一世紀的易學研究所劃出的起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