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波光浩淼

第一章　幼年时代


　　（一）引言
　　前些天，听演法师告诉我说：“上师，有的记者、作家、僧众敬求您老人讲一讲个人的经历。”因为我佛事多，繁忙，欠大家一份心愿。演法师今日又再次告诉我：“这些客人在方丈室等上师几天了，大家再三请我敬求您老讲一讲出家前后的经过。”“哦！已等我几天了？我真感谢大家这番好意。我过去的事已经去了，现在的事我正忙着去做，我年纪大了，很想为众生做点世法、佛法需要做的事。佛教将来的事还有很多需要我去做。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可写的，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做过令人憎恨的小事，不要耽误和浪费大家的好光阴，我的所作所为，们僧众、佛弟子们都悉知悉见。我这个修行人，只注重修行，用功辩道，好好持戒、精修、苦修，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之苦为已任，爱国家教爱民，为祖国统一精进修持。说一丈不如行一丈，只要有恒心、有毅力、能吃苦，什么事都能办到。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人和事，勤劳就是人生的美德，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管是学佛教还是学道教、儒教，多在‘行’上加倍努力，无论干什么事，重于力行，定能成功。我过去的事只不过如水上的波，如尘影、梦境。说吧，也只不过是对水波、尘影、梦境的回忆。”
　　　（二）昔日的家乡
　　我的俗名叫郑金山，俗家在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高枧村。三门县是个农业县。解放前，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靠种田做庄稼来吃饭穿衣维持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出产，人民生活很苦，中等经济家庭的农家半农半商，有的做粮、油、盐、布料等日用生活这类的小买卖。普通穷苦农户因本地没有多大的出产，庄稼收成较少，生活艰辛，农闲了就到外地做帮工，这些已成为我们家乡人民生活的经济来源。我童年时，曾和我的小伙伴们一块儿玩，跟着农民唱几首民歌：“李老二，打长年，老头儿，打长年，光吃饭，不要钱。家裳钱。衣裳烂，自己连，要想成家难上难。”我家乡有钱的富人不多，那些有钱的人呀，他们有了一分钱想二分钱，他们有１万元想１００万元，放高利贷，剥削劳苦人，欺压老百姓的罪恶，罄竹难书。穷苦农家租富人的田种庄稼，一遇天灾，庄稼没有收成，连地主的租谷也交不够，有的被逼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唉！穷苦人的生活苦很呀。有钱的富人供儿女读大学，出国留洋，当大官享大福，享尽荣华富贵，玩不完的格啊！普通穷人家占我们家乡人口的９５％以上，没有钱供养儿女读书。因此，我的家乡在解放前，读书人少，有文化的人更少。当时流传４首民歌。一首：“农民苦，农民苦，天亮就下地，摸到起更鼓，腰酸骨头痛，不敢向谁拆。农民苦，农民苦，腰间别弯刀，手里拿锄头，歇气带砍柴，锅里无米煮。”二首：“尖尖山，二道坪，茅草棚棚笆笆门。要想吃碗干饭，万万不可能！”三首：“雪山高，河水长，租比雪山高，夜比河水长，富人一餐饭，穷家半年粮。”四首：“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像牛毛。”解放前，我家乡算是人究地薄、文化落后的典型农业地区。
　　（三）行善人家
　　我的祖父在高枧乡是出了名的郑善人，我的祖父、祖母子高枧村这块贫穷的地方一辈子种田为生。农闲了祖父闲不住，见村里、乡里哪个地方的桥断了就去搭桥，哪个地方的路坏了就填补坏路。路过的人叫他郑善人，谁家有红白喜事祖父就去帮忙。
　　我的祖父、祖母一生乐于助人，生活很俭朴，对别人、对有利于民众、邻里之事都很慷慨地去做，宁肯自己吃亏吃苦，总要去帮助贫苦人家。他们一生持身涉世，敬以处事，诚以待人，遇有不顺心之事，惟一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祖父对村里人总是敬老怜贫，排难解忧。他每每教训后人：要惜福修德，不道别人长短，做一个有利于别人的人。祖父对人耿直，不善逢迎，常对儿孙辈说：“为人作事无论如何要给儿孙积些阴德，我们郑家人，多少辈子没有和别人打过架。”常叮咛后人，纵然自己吃亏，也不要违背郑家祖祖辈辈教训出来的家风。祖父爱读佛教的经书、古书，爱读书人，节衣缩食，供养我父亲念书，使我父亲成为一名知书达理、富有理想的清末秀才。
　　我的父亲平时常到深山里去敬拜寺庙里的高僧和念经，在深山里采集中草药回家，并自学中医与按摩针灸，在家里坐堂给乡里的老百姓治病。日久我父亲就成了大众恭敬的坐堂中医老人。　　　　　　　　　　　　　　　（四）祖父家训
　　（一）良心要紧。有良心，有善心的人，一生吃不尽，到处有人尊敬。不要看那些当官之人欺压百姓，宦海沉浮，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才能受到皇帝、老百姓的尊敬。
　　（二）品行端正。从来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欺贫、侮法、枉法没什么好处，也不是什么专长。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做人。
　　（三）孝养父母。惟尔父母之恩，终身报答不尽。新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小鸟尚知根本，人子应对父母亲长思念。
　　（四）友爱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也。为心不齐，七长八短产于私心。酒饭结交展品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利竟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五）和睦乡邻。风俗何似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分拆散，结好不异于朱陈，莫恃豪富欺贫，各家有事常相问讯。
　　（六）教训子孙。子孙为何贤知？父兄教训有良方。家财万贯不知教子有方，不读书的，也要读书。不能、不许闲游放荡，玉不琢不成器，雕琢方能成美器。姑息非为慈祥，教子须知窦二郎（窦十郎指窦禹钧。五代后周渔阳人，与其兄禹锡以词学闻名，累官司右谏议大夫。曾建义塾，延请名儒以教贫士。家中藏书甚富，五个儿子相继登科为进士，号为窦氏五龙。俗传“五子登科”，即出于此，遂成后世教子成才的典范。）
　　（七）怜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种人：指鳏寡孤独。要爱护他们，给他们行些方便，积些阴德福无边。
　　（八）婚姻随宜。儿子前生之债，也宜随缘分还他，生活人俭莫从奢，重在和睦兴家。
　　（九）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读书、学习，诵读不分昼夜；“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之上”。
　　（十）勤劳本业。天下事有本有末（古代以士农工为本业，以商为末业），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贪占。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技巧。
　　　（五）乡亲们称郑善人
　　我的父亲郑兴安，家乡高枧乡的人都称他郑大爷。母亲李婆婆，俩位老人均是虔诚的佛教居士。对人很慈悲善良。我父亲从不饮酒、行为端正，口业清净，长期吃素，以祖传针灸为业。我父母很节俭，穿的是粗布旧衣衫，吃的是粗茶淡饮。以救济无衣无食的穷人为急务，高枧乡村邻里有的因丧事无法殓葬的，父母就施衣棺木，有的兄弟分财不均而争诉的，父母就出以钱补助不足的一方，以致感动他们兄弟惭愧而互相推让。对有的儿女不供养父母，他们就恭请年老无力的老人到我家吃饮度日。直到把不供养父母的儿媳感动得从我家接回其父母，从此孝顺。
　　高枧乡的人都称我父亲为郑善人。有一年秋天我家的稻谷黄了，请农民去割稻。有一天我母亲见贼割稻子，反而不声不响地避开回到了家。乡亲们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解释说：“俗话说：树活皮，人活脸，树要皮，人要脸，人，谁不要脸皮呢？人，谁自愿作贼呢？都是因为天灾火祸，迫于没有办法，穷里穷得无法活，才到我家田里偷割稻子呀，应该宽容呀！”后来作贼的人知道我母亲如此的仁慈，也被感动得革面洗心，从此不再做贼，成为勤劳为善的跟着母亲学佛的居士，亲友们称我母亲为活观音菩萨，教化人心。
　　我父母平日就在高枧乡的多宝讲经寺去拜佛，听法师们讲经念经，教化乡里人多行善事。我读大学时，放了寒间时常到三门县中学给学生们讲课，当教师。有一年三门县受旱灾，闹饥荒，很多乡里人无法生活。我和父母便便拿出家中节存稻谷，一部分分给家里有老人、小孩、断炊的穷人家，一部分借给穷人。到了第二年，高柿乡连受旱灾，歉收，以致上年借谷的人都无法偿还给我家，到我家表示歉意，我父母并不向他们要求偿还欠谷，还招待他们在家中吃饮。当众把乡人们借的债券完全烧成灰烬。对他们说：“我家中节存的稻谷本来是预备受灾时救济大家患难之用的，并不是想囤积图利。现在我把你们欠的债务了结，希望你们不要再放在心上。”过了两年，高枧乡又遇了大饥荒，我父母出尽了大量的家产，办理大规模的施粥，嗷嗷待哺的饥民，赖以救活性命的，不下千人。第二年春天，我父母又施出大批的粮种，分赠给贫穷的农民。有人对我父母说：“郑大爷，你救活了很多人，阴德实在太大了。”我父亲回答道：“阴德里阴里作的，只能自己知道，是不让别人知道的，我做的事你们都知道，哪里还谈得上我有阴德呢？”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考上黄埔军校，乡亲们都认为是我父亲郑大爷积德的果报。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侠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侠殃。我父亲信仰佛教，他常说：佛教好，人不学佛，不明理。我父亲去世时，乡亲们听了都痛哭流涕说：“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们替郑大爷死？让郑大爷这样的大善人活着，我们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参加送葬的人很多。郑家的几代人深明佛明，所以在家乡和社会上能力行善事。我们毫无求名邀功之心。
　　　　　（六）父亲是个佛门弟子
　　我的父亲名叫郑兴安，是一个信仰佛教、戒“杀、盗、淫、妄、酒”的“五戒”居士。光绪二十攻年（１９０１）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是：清政府赔款白银４．５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保，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政府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我就出生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战争期间失业的人很多，找一个吃饭的事做很困难。父亲凑点钱开了一人药铺，以祖传中医、按摩针灸的技艺，靠当乩擅的，有信外道的，有信儒教的，有专门愿办慈善的，也有喜欢劝施舍的，虽同劝改恶向善，教化人心，而各人的宗教信仰却都不同。我父亲信仰佛教，经常早晚念佛经，像祖父一样是个修行人，同时又是坐堂中医，终日忙于给人治病。我小时候，父亲常教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常以佛祖、佛经教化人们，给人们讲述佛陀真理，纠正错误信念，笃信佛教经书。
　　父亲家戒：
　　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讼；四、戒攘（偷）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
　　父亲和一位教书的先生极为友好，他姓李，我们叫他李大伯，他眼光看得很远。常对我父亲说：“存钱招祸，做官危险，不买田，不存钱，做好事，做善事，学手艺好些。”他意思是不想升官发财，要学一门手艺，将来以一种技术去谋生活。我父亲的思想比李大伯较进步一些，父亲教育我们：“读书可以，做官也可以，但要当清官，不准做伤害人民的事，不准买田置地。”因此，我们兄弟三人虽官拜少将，却未买一方田，造一间房。
　　　（七）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李，人称郑李氏。当地年龄比母亲小的人，叫母亲为郑大婶，母亲很贤惠。有一年，祖母患了肝炎，到三门县和南京市医治，都医治无效。母亲日夜上天叩头祷告，发愿放１０００生灵和印关《放生文》１０００份；并祈求减自己的阳寿来给祖母添寿。后来，我祖母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当地人都说母亲是观世音菩萨性格，尤为敬老爱幼。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外祖父是个秀才，常教母读书。因此，母亲念过很多书，擅长吟诗作画，母亲曾对我说，她最喜欢李白的诗。现然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在灯光下一边给我做鞋子，一边教我念李白的诗。母亲最喜欢李白的诗篇之一是《长相思》。这首诗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上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母亲时常同父亲带我们兄弟三人上庙子拜佛烧香，听老法师们大雄宝殿念经、讲经、说法。我母亲有一双巧手，村里人常请她绣花鞋。有时，村里的大姑娘们要出嫁了，就求母亲给做花衣服、花鞋子，有的老人的寿衣也请我母亲做。乡村里的老人们都称我母亲为“贤大嫂”。母亲亲手经我们三兄弟缝制衣服，很节俭，哥哥穿破旧的衣服，给我这个老二穿，我穿过的又给弟弟穿，就这样穿下去。父母的亲戚朋友经济都很困难，但知道我们三兄弟穿鞋多，常背一大麻袋的手纳布鞋底送给母亲。那是有手拧麻绳一针针纳出的布鞋，鞋底又硬又大，我们穿在脚上，走起路来坚实而牢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俗家有着一种很温馨的气氛。我们三兄弟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家的孩子。素不相识的孩子走在大街上，母亲只要看到那个孩子在哭，或者鞋带掉了，就会马上去给他擦眼泪、系鞋带，特别疼爱小孩子。
　　　（八）母亲生我前夕的梦
　　　母亲常对我说：“全山，我生你的那天是大晴天，太阳很大。很奇怪，生你前的第一天晚上（即冬月十六日）我做了个梦，梦境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身着黄军装，骑着一匹白黄花马到咱家门口，把马拴在门前的一棵大柏树上，要进我家借宿，当时我在门口大着肚子站着，军人对我说：‘大嫂，行行好，今晚在你家借住一宿吧’，我对军人说：‘对不起，我家房间少，没有住房，你另找别家吧。’那军人再次对我说：‘唉！我们当兵的，还不如当和尚的，和尚能找个庙子安居，当兵的却找不到一间房子借住一夜。多么可怜呀！大嫂方便方便吧，就让我在你家院子里借住一夜吧。’这时你爸爸回家正走到家门口，我对他说了这件事。你爸爸同意晚上和军人睡，让那军人住在我们家。第二天，军人早早的便骑着马，到三门县一个庙里出家了，剃了头发，身上披着袈裟，这时我的梦醒了。第二早晨正是冬月十七日，吃早饭时，我就生下了你。全山啊！你刚生下来哭声很大，小眼睛东转转、西望望，充满了好奇的目光。”母亲那个时候已经２８岁了，我生下来没有几天，母亲就没有乳给我吃了，只好天天做米粉汤喂我吃。为了养育我，母亲起早睡晚，日夜不眠，受了许多苦。这个梦是我读小学时母亲告诉我的。
　　（九）半岁婴儿叫“善战”
　　生我的那一年，年月不好，闹饥茺的地方多，民众生活都很困难，家家户户过着苦日子，我病过多次，幸好父母亲把我的病治好。听母亲讲，我一岁多不会叫爸爸、妈妈，只会喊“善哉，善哉”两个字。每当母亲把米粉汤喂了后，我就高兴地笑着叫“善哉……善哉”。起先，母亲听不懂，后来父亲对母亲说：“这二娃在喊善哉！”我的嘴里头仍然是叫“善哉、善哉。”其他的话教也不会喊，“善哉”二字不教而自会喊。后来，我母亲对我件事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娃不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只会叫“善哉”呢？于是，我母亲就去就我们县里一个古庙的老和尚。那老和尚对我母亲说：“你的孩子，前世是如来佛的弟子，生下来有佛性，有善根。长大了，若当官，一定会当个大慈大悲的清官，若不当官也会当个释迦世尊的大弟子，普度众生之苦，济世救人，教化人们行善事，不作恶事。”母亲听了此话特别高兴。此后，只要我喊“善哉”两字，父母跟着我叫善哉，欢喜极了，一岁多我才学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母亲常对人说：“这二娃本性善良，身体瘦弱。”在我们三兄弟中，母亲对我特别疼爱关心。后来，母亲经常带我到古庙里拜佛，给菩萨烧香，敬求佛祖保佑我好好念书，没有病痛。待我懂事后，母亲把我婴儿时学说话的情况全告诉了我。小时候，我会说的最讨人喜爱的话是“善哉、善哉！”
　　（十）同胞三兄弟
　　我们只有兄弟三人，没有姐姐、妹妹。我的哥哥名叫郑济时，比我大三岁，弟弟名叫郑克天（法名清惠，已圆寂了）比我小七岁。　
　　我们兄弟三人读书很刻苦、勤奋，家乡人叫我们郑半夜。哥哥郑济时常读书到深更半夜，是学校有名的“状元生”。在哥哥的带领下，我和弟弟郑克天各科成绩都是学校的前几名。我们兄弟三人读的是三门县有名的每六中学，教我的老师是出了名的好先生。哥哥郑济时常对我和弟弟郑克天讲：“人的天职在探索真理。探索真理的过程，可以在社会、自然界直接观察，也可以在实验室做实验，便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前人以及今人积累的经验。而且，任何科学的发明创造，都是提出了新问题，又解决了新问题的结果。新问题的提出，又是从新的角度，在旧问题中提出来的。而旧问题，又是前人经验的积累。前人的经验都体现在书本中，那就必须用功读书了。被后世称为圣人的孔子自己说：‘圣则吾涌，我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也。’孔子是以身教人的，身教的内容不过曰‘好学’。他屡次称道颜回，也只说他‘好学’而已。”古人称饱学之士为“学富五车”、“读万卷书”，甚至是“书橱”。现在，有人认为是“知识爆炸”时代，各种科学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因此，五车书、万卷书，显然无济于事了。哥哥郑济时书读得比我和弟弟郑克天多，用起来就比我们本事大得多。我们家乡人常称他读书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哥哥时常教给我和弟弟学习方法。
　　我们兄弟三人学习诸葛亮略观大义的融会贯通，学习苏东坡读书、抄书。抄书比读书印象深刻。我们把学习心得抄录存放；任何书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没有必要整本书全抄，抄你体会最深、最重要的。哥哥郑济时常教导我和弟弟读书不仅要积累知识，而应是学以致用。孔子称道颜渊好学，亦只称其“不迁怒，不贰过”，说明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所以，有人说：“学之染人，甚于丹青。”黄山谷说：“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哥哥郑济时常教导我和弟弟不要成书呆子。哥哥很爱护和关心我与弟弟郑克天；我和弟弟也很敬爱哥哥，三兄弟骨肉亲情如手足。
　　　（十一）我的父母很孝道
　　我的祖父活了８９岁，临终时手捧着佛珠微笑寿终。我父亲为了祖父的丧事，把卖中药的钱和家中的粮食全用于办丧事、诵经、扎纸人、烧纸钱，尽了一切孝心。亲友们都劝我父亲：“你三个儿子读书要花钱……”我父亲说：“老人只死一次，财产是人置的，钱是人挣的，只要有人，有劳动的双手，就能挣钱，我要对得起养育我的父亲，这不怕穷！”祖父的丧事办完，我的父亲欠了债，家里谷子也吃完了。后来粮价降了两倍，我父亲给人治病来养活我们。我的父亲对老人很孝顺，对儿子们读书也尽心尽力，四处借钱也要供我们兄弟三个读书。我们兄弟三人也很刻苦努力，我每天放学回家还要放牛、采集中草药，节假日回家做农活。我的母亲很慈爱，总千方百计地给我们兄弟三人做一点好吃的东西（父母舍不得吃一点），我看了不忍心自己一个人吃，也舍不得吃，留给弟弟吃。母亲知道我的心意，我就对母亲说：“东家姨妈给了我好吃的了，我不吃，我吃得太饱了，一口吃不下去，给弟弟吃吧。”母亲常对邻居阿姨讲：“我二娃很懂事。家里好吃的都舍不得吃一点，年纪又小，身体弱，常生病，在外读书又用脑，回家忙着帮助我干活，我怕二娃吃不饱，睡不好，累坏了。当妈的不放心。”
　　我家里穷，兄弟三人很听父母的话。闲时，我就坐在妈妈的身边看她给我们做衣服、做鞋子。每年大年三十夜，我母亲把一双双新鞋子，一件件新衣服给我们，叫我们正月初一穿上，迎接新的一年的来到。我们兄弟三个都舍不得穿母亲千针万线做的新衣服、新鞋子。母亲对我们说：“你们新年不穿亲衣服，不穿新鞋，到亲戚家去，不是叫人家笑你父母吗？”我们穿着母亲做的新鞋，脚上走起路来很劲，硬梆梆的不怕石头砖块跌脚趾。穿着母亲做的新衣服心里很自豪。我们的母亲手巧，我们有慈爱的父母，与同龄人相比我们太幸福了。

波光浩淼

第二章　童年·少年·青年


　　　　　　（一）回忆童年过端午节情景
　　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念家乡和自己的亲的，父母的音容笑貌时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整夜在梦里，同父母兄弟在一起，把我引进了童年时代的回忆。我小时候，每年五月五日的端午节，我们三门县的民众都要组织“划船会”。这天，在三门县的大河里要放几百上千只鸭子，让人们在滚滚的河流中，划着船，像青蛙一样游着去抢鸭子，看谁抢的鸭子多，比划船的技术，看谁的游泳技术好。我们兄弟三人最喜欢去看端午节的划船会。我的父母在端午节这天不管有多忙，都要放下家事，带我们三兄弟去看划船会。当我们看到划船和游泳的高手们抢着鸭子时的高兴欢乐情形，我们也高兴极了。这是我童年时代同父母兄弟最欢乐的时刻。鸭子抢完了，划船会结束了，父亲让我们三兄弟坐在河边休息，父亲一边给我们讲述屈原沉江的故事，一边给我们兄弟三人每人买个米花糖吃。我和哥哥郑济时就坐在父母的左右两边，弟弟郑克天就坐在妈妈的身前，听父母给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父亲对我们说：屈原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生于楚国，是楚国的大夫。楚国自从被秦国打败后，一直受秦国欺负。屈原劝楚顷襄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楚怀王报仇雪耻。屈原的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倒招来令尹子兰和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在楚顷襄王面前诬陷屈原，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听信子兰和靳尚等小人的话而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今天的湖南去。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遭到楚顷襄王的革职，屈原想不通，简直气疯了。他到了湖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附近的庄稼人知道屈原是一个爱国的大臣，都挺同情他。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上打鱼的渔夫。很钦佩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那闷的样子。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到渔夫，渔夫对屈原说：“你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屈原说：”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许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渔夫不以为然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逢命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增，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由于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地活着，到了公元前２７８年五月初五那天，他终于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附近的庄稼人得到这个信儿，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汪洋大水，哪里有屈原的影儿？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以找到屈原的尸体。屈原死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他在诗歌里，痛斥卖国的小人，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楚国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后来，人们认为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屈原。为了纪念屈原，教育国民爱国爱民，就把每年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
　　父亲给我们三兄弟讲完了端午节的来历和爱国诗人屈原的事迹后，父母领着我三兄弟去一家小饭店吃了午饭，又带我们到三门县的岳庙。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连三岁的小孩也都咒骂的宋代卖国贼秦桧，敬仰民族英雄岳飞。卖国贼秦桧陷害民族英雄岳飞，岳飞被秦桧害死后，监安狱卒隗顺偷偷地把他的遗骨埋藏起来。直到宋高宗死后，岳飞的冤狱得到平反昭雪，人们把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栖霞岭上，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岳庙的大殿里，端坐着全身戎装的岳飞塑像，塑像上方悬挂的匾额上，刻着岳飞亲笔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使人肃然起敬。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万俟卨和张俊四人反剪双手的跪像，反映人民对民族英雄人敬仰和对卖国贼的憎恨。我们看完岳庙后，父亲对我们三兄弟说：“中国人最仇恨卖国贼，最敬爱民族英雄，一个中国人有责任保卫国家和人民。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的人民，爱人民就等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爱自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大好山川。像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的死重于泰山，像秦桧那样的害人卖国贼而遗臭万代。”
　　我从小就受父母爱国爱民的教育，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我的肩膀不愿意为卖国贼扛枪，我的手不愿为卖国贼做事，我郑全山决不愿为卖国贼效劳，我不学屈原沉江自杀，我也不让卖国贼把我害死，我想起我的启蒙老师的旅顺：“郑全山，这名字取得好，将来建设大名山。”我愿在祖国的大名山上建立一座座佛庙寺院，感化人心，爱国爱民，安护国土，建设美好的家园。
　　　　（二）知识润心灵
　　１９０９年９月，我未满７岁便上学了，父亲送到我当地有名的三门县小学校读书。记得我上学的那一天是一个晴日，母亲教我两首民歌。一首：“张打铁，打把镰刀送哥哥。哥哥留我耍，我不耍，我要回家割麦把。大麦小麦没有黄，背着书包上学堂！”二首：’小小马儿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父亲领着我从居住的高枧村到热闹的三门县城，我被那众多的人流、复杂的街巷弄竽晕头转向，我一进三门小学校大门，走到一个宽大的礼堂内。礼堂一侧安放着几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的凳子上都坐着一个老师。
　　父亲将我带到一张大桌子前，桌子放着一个大本子，一条小竹棍，凳子上坐的是一位年纪大的老师。父亲不知和他说了些什么，于是，他俯下身子笑首，用亲切的声音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生性羞怯，此时涨红了脸，低头站着，一声不吭。父亲对老师说：“村里娃子，怕生人。”又催促我：“快给老师说嘛，叫郑全山。”我依然低头不开口。只听老师说：“郑全……山，山字很好，长大了走遍世界大名山，建设大名山。”父亲笑着连声道谢。老师在大本子上写了一阵，拿直桌上的竹棍，指着黑板上的字，又问我：“你能认多少字？认给我看看。”我忽然不住，“哇”地一声大哭，父亲又小声对老师说：“村里村，真胆小，老师，你看这孩子读书……行不行？”“行！”教师一口应道。我笑了起来。于是我报告上学读书了，背着母亲用二尺红布缝制的书包，每天早早地吃过饭，就和一帮比我年龄大的孩子一道上学校读书。从家到学校，每次父亲都要请年龄大的孩子在路上照看到，遇上雨天，父亲就亲自接送我。我的启蒙教师姓刘，是个秀才，书教得好，很出名，且不说他那循循善诱、亲切启发的方法，单是一口浙江话就够引人入胜了。我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在我的记忆中，刘老师专门为我一个人补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启发我，使我的脑子开窍了。很多次放学后，刘老师把我留下来补习功课，并写纸条让同村的同学带给我父母，让双亲放心。补习完后，刘老师干脆让我住在他家，吃晚饭后补课。就这样，我的学习成绩很快上升了。刘老师还时常造我造句，有一次老师用喜悦的声音对全班同学说：“郑全山同学造句造得很好，我念给大家听。”——“我热爱大好河山，长大后我要建设祖国大好河山！”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的心在激荡着。在刘老师的培养下，我更爱读书了。
　　在困苦的日子时，艰难劳作之余，我没有忘却启蒙老师的嘱咐。父母亲教我读佛书、医书和一些劝善的书、儒家书，包括自然科学书籍都搜罗起来读了。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的需要，而是作为生活、做人、活人的必需，作为精神的粮食，刘老师和父母用知识的甘露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灵。
　　　（三）怀念我的启蒙教师
　　转眼间，小学六年毕业了。那是１９１５年９月，我１３岁升入三门县第六中学。这是个有名的学校，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个撕裂人心的消息：刘老师去世了！听说他是背着许多罪名，受尽折磨，病死在医院的。人们伤心、流泪、悲哀、愤怒，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放声大哭。一天下午，我从县城第六中学校回家，老远就看见一座坟，墓前有一块写着字的木牌，在夕阳的照耀下，十分显眼，我走近前一看，木牌上写着“一心育人，教育有方，老师刘善仁永垂不朽”。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安眠的地方？坟里面躺的就是我尊敬的启蒙教师刘善仁。木牌呵，你能经得住风雨的侵蚀吗？你能经得起岁月的磨励吗？经得住，经不住，又有什么关系，那对人民做了好事的人，其真正的丰碑是镌刻在人民心上，永垂不朽的！我品味着木牌上老师的名字。刘善仁老师生前没有什么荣誉，但还有什么荣誉能比“老师”这人称号更高尚呢？初中第一学年放暑假的第一天早晨，我拿着香、纸钱和考试的成绩单去祭奠我的刘老师，却再也找不到刘老师的坟了。听说刘老师的儿子将他的遗骨迁走了，我心里涌起一股哀伤和思念的莫可名状之情……
　　上了初二，当我的文学成绩小有收获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莫我的躁动在我心中起伏，那是我的胸中有着冥冥之神的催促，我要为刘善仁老师写点什么，但我又怕写不好刘老师，反而折损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可这愿望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我到了初三终于熬不住，才提出拙笔，记下我的启蒙老师刘善仁，向刘老师献上一炷虔诚的心香。
　　（四）跟着父母“跑警报”
　　１４岁那年（１９１６年），我在三门中学读书，听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冯国璋和曹锟一派形成直系军阀，主要势力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由英美两国扶植；段祺瑞一派形成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实权，靠日本支持，控制着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为了争夺地盘和政权，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中国出现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战火烧到全国各地。段祺瑞借用日本的空军优势，对浙江进行频繁空袭，从日本飞机轰炸的第一个血腥日子开始，浙江省经历了四年长久的血与火的劫难。
　　当时，中国的防空力量几乎为零，连最简单的防空设施也少得可怜，除四门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一根七八米长的木杆（是用来挂警报灯笼的）。虽然城墙上也有防空洞和空壕，但这是城警的工事，每当空袭来临，全城老百姓便从四门奔往城外疏散，俗称“跑警报”。
　　事实上每次空袭，不光老百姓跑，政府当局、法团、军警、达官显贵、儒贾缙绅都在“跑警报”。“跑警报”成了当时全社会的头等大事，然而城门竟成了紧急疏散的障碍。有一次，敌机空袭，市民疏散不及，遭敌机轰炸、扫射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这时候，浙江省各中、小学停课放学，把学生交给家长。那时我读中学三年级，跟着父母“跑警报”。我亲眼看到的情景：商人们收摊，各行业关铺，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一天，我听到“空袭警报”，哨音是“呜……呜！呜！”一长两短。这是敌机已飞拢来了，只听见各处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的响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和车夫吆喝声，以及满街的人喊马叫和人群奔跑交织成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奔向城外，逃难而走，来不及疏散的人们则就近隐蔽。一阵寂静过后，接着机声磊震，敌机已经监头，调整队形，轮番俯冲投弹，在数以百计的炸弹炸中，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过后，敌机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霎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赴，尸骨遍地，河里的水都充满了血腥味。正如一首流亡曲写的那亲友：“百万荣华一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
　　警报一解除，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向城里，各行各业又很快恢复了经营。我们三门县，有几门高射炮，敌机空垄进不敢射击，等敌机飞走后，才象征性地发几炮，老百姓称为“欢送炮”。
　　那时候，人们提到飞杨都很怕，敌机轰炸浙江、上海等地的时间多。各学校放假，同学们都跟着你母“跑警报”。
　　（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释迦牟尼佛是人修成的，和尚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人当的。生而为人就有父母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儿女；生为男人就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生为女人就得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我们千千万万和尚同俗家人一样，在俗家有慈爱的双亲，也有一个温馨和蔼的家。
　　１９１２年夏天，我母亲不幸患了肾炎。母亲为了节省钱，以土方草药疗治，舍不得花钱住一次医院治疗自己的病，以孱弱多病的身体强撑着我们这困难的家。父母不惜脸面去八方亲友处借款送我们三兄弟求学，为了我们读书，他们舍线、舍命，期望把我们培养成了有文化、有出息、正直善良的人。母亲的病，并没能如全家所希望的那样慢慢好转起来。母亲治自己的病舍不得花钱，治病时断时续，深怕我们三兄弟读书，家时拿不出钱，欠亲友家的钱。当时父母供养我们三人读书真不容易。母亲又劳累、又忧虑，患了肾炎没有卧床休息，后来又转化为尿毒症。她全身水肿，长年只能躺在床上，父亲不得不丢下手中的农活，送母亲到上海治疗。那时，我年仅１０岁，只好听父亲的嘱咐，自己照顾自己和弟弟的生活起居。从那一刻起，我似乎一下子懂得了许多许多。从那一刻起，我便开始学着劳动、做家务、干农活；从那一刻起，“玩”字几乎就从我们的字典里消失了。母亲去上海治病，家里经济更困难了，父亲更劳累、更忧心了，他原来没有治愈的支气管扩张病又因劳累过度并发了肺炎，不久又患了肺结核。父母都成了病人。从此，只要一放学，我就匆匆地赶着回家干活，多么希望能快快长高长大，为父母分忧。
　　１９１３年夏天，我们家的稻谷黄了，父母不在家、我们高枧村的乡亲们来帮助我家收稻子。乡亲们你帮一天，他帮一天；你送一碗，他给一瓢，不停地帮助我家。我们家在一颗颗炽热的心和一片片融融真情包围之中，我既万分感激，又深感不安。我知道善良的乡亲们都很贫困，还有比家更困难的。母亲在上海医院治疗５个月后，终于治好尿毒症又回到家，我和弟弟高兴极了。父亲从上海回家硬要把收稻子的工钱付给帮忙的乡亲们。我父亲说：“不是高枧村的乡亲们，哪里还有我们的今天？”父亲眼圈发红，拉着我坐在椅子上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全山儿，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咱人穷，可不能没有骨头，人活着，不能只是别人关心你，还得替别人想想。”我看着父亲气喘吁吁扛着一麻袋草药的背景，我的眼圈红了，双眼一片模糊。我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农闲时总爱打开他的中药铺帮乡亲们治病，为什么农忙时父亲经常能丢下自己手中的农活，去帮乡亲们收谷、打场。我也明白了：我的父母为什么能深受乡亲们的喜欢，乡亲们又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倦地关心帮助我们的郑家。我更明白了：做人应自尊自爱，自律自重！
　　１９２１年，我考入广州大学。我一直牢记着父亲的教导，把自己的困难深深地藏在心底，时刻发奋学习，我不和同学们比吃、比穿、比玩，我只能暗暗地和同学们比学习、比意志、比节省。尽管父母每月最多时只能给我４０个银元的生活费，还不足部分同学的１?２，少时则只有３０个银元。但我还是不断地节省，甚至一连两三餐挨饿，以便挤出一个两个银元，回家时，我就为父母捎上一双袜子，为弟弟买一件衣服。我利用节假日去勤工俭学做临时工挣自己的学杂费，婉谢老师、同学的帮助。我最想品尝的是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样做非我古板呆滞，这样做也并非我自视清高。我想，我决不能不获，我不能使自己滋生出娇气、惰性。我时常用父母的教导提醒自己，我永远穿母亲亲手给我缝补的旧衣裤。每天晚上，上床睡觉时，我就心里默默地念诵：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我十分珍惜父母用血汗钱给我买的每一件衣服。我珍惜父母给我缝补的一针一线；珍惜每分每秒，认真学习，刻苦攻读学位。
　　我的燃眉之急便是我的生活保障，而且也是对我的一次次爱劳动的考验。我要求自己像父母一样，晒出一身黝黑皮肤，磨出一层老茧、练出一股韧劲。炎炎烈日下，我光着脑袋在花中扯杂草，一蹲就是两三个小时；绵绵细雨中，我仍然一丝不苟地清扫车道。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师看见了，心疼我，拉我躲躲雨，休息一会儿，但我执意要保持保量地完成我当天的临时工作，害得我的班主任替我撑了近半个小时的雨伞。事后，我满怀歉意地跟班主任教师解释，因为我要对得起亲友对我的关心，因为我要挣名副其实的血汗钱，也因为我深深地爱恋这座美丽而温暖的校园。在打工之余，我时常拎着麻袋到校园内外大街两旁去拾废品。起初，我害怕别的同学笑话，但后来，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我拾的是废品，可挣的都是干干净净的钱，我不像那些吸人民血汗钱的贪官污吏，他们才心灵不干净呢。我变废品为有用之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在心中念叨着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于是，以后出门，我就大大方方、专心地拾废品。走自己的路，专心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六）母爱如线
　　小时候，我的体质差，身体瘦弱，隔三五天患点小病，如感冒、发烧、肚子闹病等。母亲听人说：小孩子得病可能与“邪魔”有关。她便打听到有位叫仙姑的比丘尼会“驱邪”。每逢我生病之后，母亲就会去仙姑那儿，然后回来叫我把一只手伸过去，她用根红线系在我的手上。母亲很虔诚叮嘱我：不要去解开它，它会保佑你不害病、不发烧、肚子不痛。于是我随时都小心翼翼，怕把红线给弄断了或者弄掉了。系过几天后，母亲把线从我”手上解下来，尔后，她把红线挂在堂屋里供在观音菩萨像的神台上。
　　中学时，我劝母亲不要信这人。母亲说：“你懂什么？信就灵嘛！心诚，观音菩萨会保佑你的。”上高中时，学校离我家有几十里路，母亲时常要步行到学校来看我，送棉衣、棉鞋、被子，家里做了好吃的也会我送到学校。一次放暑假我回家，母亲正从稻田里回家。母亲见我就喜出望外。“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全山儿病了，现看见我山儿好好的，妈妈放心了。”母亲如释重负地说。我刚进屋坐下，母亲就往堂屋里走，我一边悄悄地看，母亲手捧着红线在拜观音菩萨像。
　　吃了晚饭，我进堂屋，走到供着观音菩萨像的神台前，我看到神台上的格子系满了密密的红线，我知道每一根红线都有一个母亲爱和的故事，都有一颗慈母心，都有母亲对儿的惦念和牵挂。我感到那分明就是母亲用心良苦的母爱。
　　进了大学，每当我平安无事地从广州回到家时，日渐苍老的母亲那份由衷的喜悦和欣慰，总是令人热泪禁不住流下来。我的母亲虽然离我半个多世纪了，今生今世，我知道母爱如线系住我一生的学佛线。
　　（七）上广州大学途中
　　１９２１年我１９见，家乡的人呀贫穷得很，出产的粮食不够吃，又受旱灾、水灾，工人、农民苦得很，生活没法过，有的讨饭，有的逃荒，有的去广州做生意。从广州做生意的人回家常对我的父母讲：“广州大学好，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好学校。”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三门县中学校名列前茅。哥哥郑济时已到广州大学读书了，父母培养两个孩子读大学很不容易，但父母为了把我们培养成才，节衣缩食，到亲友家借钱，支持我报考广州大学。
　　１９２１年７月，我考上了广州大学哲学系。那年天气很热。各处闹旱灾，庄稼多半没种上，人民生活艰难。我亲眼目睹全国各地军阀混战，战火连绵，全国人民都恐慌，老百姓逃难，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全国一片混乱。同年９月，我到广州大学上学时，有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路过离上海十五六里的一个小县城，准备住在一位老乡家，还未进屋，屋顶上落下一发炮弹，这个老乡家的房子全部被炸毁了。幸好这位老乡出门接我们，家时无人，没有伤亡一个人。随后炮弹像下雨一样，在我们的头上直飞，幸好我们逃得快，才保住性命。当时，外国人很欺侮中国人，外国的实力比中国大，他们打出来的炮弹很厉害，炮弹落在哪里，那里便燃起火来，弄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外国人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我们逃难时看到一些难民逃难到上海的一个摆渡口，驻守的军队早已过渡，恐怕敌军追来，把河上的浮桥拆了，老百姓在渡口都停止了。这样一来，外国人见人必打。他们以为中国军队在准备渡河，开阵排枪，老百姓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滚，那些逃难的老百姓都惨死在河里，河里飘浮着许多死尸，河水早已被血染红了。那尸首。男的、女的在水中飘飘摇摇的。满是死人血腥气味，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到广州大学的路上，吓的不得了。走在街上，敌军来了，老百姓都急忙逃命。我亲眼见一个穿粗蓝布衣服的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见敌军追上来了，无法藏身，被迫投到井里自杀了。河边一个中年妇人死在路旁，她那小男孩子还在怀里吃奶。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辱，对老百姓残酷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在外国人侵略下、在中国旧政府血腥的压迫下，凄惨的光景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我从小就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军阀、官僚、地主万分憎恨，对中国人民和自己贫困的你老乡亲十分同情和爱戴。
　　（八）孙中山先生办黄埔军校
　　中国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知道广州有两所著名的革命学校，一所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主席创办的；一所是广州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广州的这两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黄埔军校一度成为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学校尽管后期的黄埔军校变成了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的反动大本营，但它的前期还是进步的、革命的。我记得黄埔军校招生是从１９２４年年初开始的，当时，我在广州大学哲学系读书。
　　《广州国民报》天天登载革命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先生的名声很大。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听说孙中山先生要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五次。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孙中山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又是广东话，听得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议，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我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当时，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有着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知道孙中山是伟大人物，有想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愿望。但并不知道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办黄埔军校？由于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渐渐从失败中悟出了一个真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国两党团结斗争”。１９２１年，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定。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１９２３年８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苏联方面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孙中山就下决心先粉黄埔军官学校。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又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九）黄埔军校初期师生简况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黄埔军校的总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国民党左派　仲恺任军校党代表，蒋介石担任军校校长。
　军校设教授部、政治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政治部主任开始是戴季陶。此人讲话总是贩卖礼义廉耻、忠孝节义那一套。由于学生哄他，不久下台了。　仲恺同校长蒋介石、苏联顾问商量，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适当人选做军校政治部主任。嗣后，政治部主任换成了周恩来，聂荣臻同志是政治部秘书。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等都任过军校的教官。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久都列入正课。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黄埔军校的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曲》、《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没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等。总之，从单兵动动作到排边营指挥，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每天的活动都很紧张。训练和生活要求都严格。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都不准吸烟，会吸烟的人只能偷着吸。当时，一个学生发１０个毫子零用费，因为不准出黄埔岛，连这点钱都花不完。
　　（十）黄埔军校学习班情况
　　那时，我很想革命，但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个伟大的人物，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下创办的，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１９２５年，我毕业于广州大学哲学系时，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当是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国内处于大革命高潮期。我满怀爱国热情，当时，我哥哥对我说：“弟弟，你报考黄埔军校的步兵科很好，黄埔军校名气中外，是革命青年最理想的好学校。”当时，北洋政治府国势垂危，外侮频仍，民不聊生。国家兴邙，　夫有责，有理想的青年都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自勉，积极投身于救国救　的革命运动。
　　我听了哥哥指教，基于爱国爱民的热情，为了寻求救国求民的趔，１９２６年９月，我毅然投笔从　　，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步兵科第五期。自黄埔军校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科、政治科的学员先后随军北伐和毕业于武汉的学生外，我与其他各科学生则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
　　（十一）立场报国孝民，振兴中华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后，首先健全了共产党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制要政治教育计划，加设《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
　　周恩来的四年旅欧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周恩来像一团火，常对学生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政治工作设想。他自欧洲经香港坐船回广州后，就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他一到任，立刻露出引人瞩目的才华，井井有条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始工作，把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建立起来了。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教务股主任等职，出版《士兵之友》，每周油印发给学生和士兵，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每周都有一两次对学生的政治讲演，增购书报，创立体育会，备办各种体育用具……指导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选派共产党员担任各连的党代表。
　　周恩来思考事情如此周密，处理问题如此敏捷，原则性、灵活性掌握适度，他所经办的事无不水到渠成。在欧洲学习期间，他到过英国和德国，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１９２４年返回中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工作。周恩来革命政治家的声誉，深深受到海内外中国学生的欢迎和敬佩。我曾聆听过周恩来的一段发自内心而又十分具有震憾力的话：“我的愿望是打败日本人，那时可以在我母亲的坟前祭奠。至于我今天的一切和我所期望于自己的一切，却多亏了我的母亲，她的坟地如今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浙江，我多么想能马上回到那里一趟，去清除她坟上的野草。”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他是国家、人民的好儿子。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爱国爱民的赤心驱使我决心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学习周恩来立志报国孝民，振兴中华。
　　　（十二）黄埔军校的宏伟精神
　　黄埔学校门联：“升官发财，行财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额是：“革命者来”。
　　黄埔军校从成立起，学生就不是闭门读书。记得我刚进黄埔军校不久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录中山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都靠不住，当时孙中山认为比较可靠的，是“黄埔”这帮学生兵和教导团。“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先生在韶关飞机场举行阅兵，受阅部队有樊钟秀部队，吴铁城部队，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还作了简短的演讲，主要是讲北伐的意义，号召参战部队勇敢作战，彻底打垮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统治。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为平息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军又回师广州。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第一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
　　由于黄埔军校所处的特殊时代及所遇特殊的环境，学生在学习期间便要直接参加消灭军阀、保卫革命的战斗。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在演习场上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在战场上学到了真正的作战本领；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作战也十分英勇。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校仅７个月，就跟随孙中山开往韶关参加北伐。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在广州商团军威胁异常严重时，立即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商团军的叛乱。那威震敌胆的火攻战术，就是一期学生关麟征首先想出来的。熊熊的烈火，不仅烧垮了商团军的街垒，也炼就了黄埔学生的军事才能和革命意志。１９２５年１月至２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刚入伍的第二、第三期学生一起，开赴东征前线，攻打军阀陈炯明。黄埔二期学生到达潮州分校后，在那里用不满一个月时间学习主要学科，又继续投入战斗。黄埔学生军作战勇敢，所向无敌，也锤炼了部队。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第二期毕业生与第三、四期学生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作战。在著名的惠州攻坚战中，黄埔学生在激战中付出重大伤亡，终于击败劲敌，攻占城垣。第二次东征作战，使我们黄埔学生得到了更大的锻炼，不仅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而且还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１９２６年６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叛乱，二、三期黄埔学生迅速回师广州，一举平定杨、刘叛乱。
　　为加速培养军事人才，黄埔军校实行了短期学制。教学上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进行了严格的军事教育。苏联军校培养一个真正的军官需要整整三年时间，而中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却因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而将三年的课程压缩在半年内完成，这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我们中国人所固有的那种吃苦耐劳、敢于跌打滚爬的气质品格，在黄埔军校体现得淋漓尽致。汗水与血水所熔铸的不仅仅是一张合格文凭，更加可贵的是，这短暂的军校生涯赋予我们黄埔生的是永远刚毅、耐苦、临危不惧、知难而进的素质。是骡子是马牵出去遛遛便知道。通过东征，我们黄埔军校学生以惊人的辉煌战果回报母校，让所有先前对她不悄一顾的人们不禁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我们师生的黄埔精神，是一种钢铁般坚硬、烈火般熊熊、金子般闪烁光芒的宏伟精神。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黄埔学生中有一句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唱着校歌：“以血酒花，学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孙中山先生要求黄埔同学们，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一心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他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我今天回丰收起来仍感到十分亲切。
　　　　　　　　　　（十三）充满光明的黄埔军校
　　黄埔岛，又名长洲岛，坐落在广州市东南部、珠江南侧，它平面如同半月，有波光闪耀的珠江水环绕四周。著名的黄埔军校就设在岛上。在风浪夹击的岁月里，黄埔岛愈加显得刚强坚毅、挺拔雄伟。潮起潮落里，江水墨守成规着海水，侵蚀着岩石与沙滩，但正是在这江河海洋的威力面前，才愈益显示了这六平方公里黄埔岛的神秘与圣洁。
　　乘船从珠江口进入，从甲板上远望去，虎门要塞锋利而威严，蕴含着悲壮的历史和数不尽的古老传说。岛上林木葱茏，山峦起伏，蔚为壮观，地势由北往南逐渐倾斜下去。
　　长洲要塞始建于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广东这沿海省份有防不胜防的难处和随时都有被外人宰割锰轰的危险，清政府便硬着头皮在重要岛屿设防，建立自以为还算坚固的海防线。
　　军校设在原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黄埔军校本部建在岛在东北岸边。大门正对着珠江，门前就是一个长长的停靠码头。门外两边各有个哨兵岗亭，门上写着“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校园内排满一座座长条形房屋，是黄埔军校办公、上课、住宿的地方。那宽敞的大礼堂可容纳千人左右，许多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树木繁多，与多种建筑互相衬托。山上还有古炮台和东江阵亡烈士墓。这里远离喧嚣的闹市区，没有纷繁复杂的因素干扰军校生活，清风徐来之际，温馨的山野气息在风中充盈，海鸟频频飞过绿树掩映的海岛，更加深了这海岛的　静与安详。孙中山先生选定这块地作为校址，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的。四面的江水，可防止突然袭击。与大海相连，可随时得一到海军的支援。进可以攻，退又能守，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宝地。
　　黄埔岛鸟语花香，绿权掩映，环境优雅　静，然而在这貌似花红草绿的环境里却有着惊心动魄的激烈竞争。善良与邪恶，进步与落后，苍龙与庸辈同时存在。青山遮不住，真正蕴藏微型机的洽谈室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巍峨山峰；而遍布漏洞的威严即使如何的先声夺人，终究不能避免被秋风扫落叶般淘汰出局的命运。这里是微型机勃勃、生龙活虎、蔚为壮观的胜地；这里是庸俗之辈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的地方；这里洋溢着光明、向上的活力；这里虽也沉淀有尘埃，但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胜利最终还是属于光明。
　　　　　　（十四）我最喜欢唱的歌
　　１·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２·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３·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波光浩淼

第三章　军界生涯


　　 （一）囚在牢里的兵
　　１９２５年，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日趋分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廖仲恺等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同年７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汪精卫任主席。国民政府将革命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年之后，蒋介石终于窃得了党、政、军大权。
　　１９２６年１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开。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步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了掌握实权的铁腕人物。在谈到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时，蒋介石不承认反封建。这期间，蒋介石常到黄埔军官学校讲：“黄埔军官学校是国民党的中心和党的基础，也就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其意思就是我蒋介石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自然我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心的中心。蒋介石常讲：“我蒋介石走到哪里，全国的中心就在哪里。我所用的人、所有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都要听从我蒋介石的指挥，违者处死。”我是个黄埔军官学校培养的学生兵，无疑逃不脱蒋介石的眼睛，不得不进入蒋介石的军队。
　　　（二）国难方殷，哀鸿遍野
　　蒋介石窃得党政军大权后，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令各地捕休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密令：凡共产党员，一经审定，立即“正法”。汪精卫也表示要同共产党“决一死战”，他们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壮烈牺牲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在这时候被杀害。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是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绞杀的。我对李大钊等英雄烈士很敬佩，对蒋介石等卖国贼万分憎恨。
　　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队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违心的按蒋介石的旨意命令部队不予抵抗，东北军１０多万人撤入关内。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不到半年，东北三省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东北３０００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欺压凌辱，过着非人生活。东北沦亡后，东北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我现在还记得那首反映东北人民流亡生活的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别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每当我唱起这年歌曲时，心痛碎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者恨得咬牙切齿。
　　　（三）独裁者丧尽民心
　　由于全国人民对蒋介石不满、憎恨、反抗，蒋介石为了镇压人民和革命的共产党人士，１９３１年，蒋介石设立中华复华总社，自任社长。“复兴社”下设党干部、书记、常务、监察（实际上是特务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其下又设组织处、宣传处、监察处（处长戴笠兼任）、训练处。１９３１年７月，我被派到南京复兴总社登记组，委派我当组长兼任组织组长。我被蒋介石接收为复兴社社员，主要因为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该社社章和誓言规定，社长蒋介石决定一切，社员对社长绝对效忠，凡违反誓言者，罪受极刑。这是典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直接秉承蒋介石旨意进行暗杀、绑架和盯梢等等，以对付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是个打手队，没有人身言论自由。戴笠任特务处长，是蒋介石的特务总管，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都怕戴笠三分。复兴社具体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及“安内先剿共”政策，暗杀共产党人。蒋介石是法西斯鬼魅腹中脱脂的产儿，而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高级匕首。从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开始到１９３０年，蒋介石由原来单纯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封建主义大独裁者，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军阀。蒋介石以建立自己的王朝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什么国土民命、国家主权均在其次。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蒋介石向中共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前后共用兵力１７０余万人。前四次蒋介石惨遭失败，其原因是红军采用避短扬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巧妙地打击了蒋军。第五次“围剿”，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这一次“进攻”蒋介石胜利了，这一次的胜利不是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取得的，也不是庐山军训团开办的结果，而是斯大林令中央红军打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被蒋军碉堡合围战术围在核心而失败。中央红军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突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对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及到陕北后的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和围攻，共用军队３５万人左右。而中央红军则从１０万人减到７０００人左右。蒋介石积极反共，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三次进攻，在第三次进攻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１２月９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要向蒋介石直接请愿，蒋介石立即命令在华清池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很多爱国学生遭到杀害，激起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对将介石的反抗，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遭受到“西安事变”的打击后，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抗战期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蒋介石的高级军官们贪污成风，层层克扣军饷，国民党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循私舞弊，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使百政混乱，人民怨恨，失尽民心，“蒋介石”三个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极为困难，士气低落，屡战屡败，前方士兵隆科仍穿单衣、盖单被、穿草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士兵们在前方打仗，遗留在后方的父母妻子却无人照管。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南京失守的第二天黄昏。数千名被俘的中国抗战官兵，被日军用铁丝、绳索捆扎串连起来，押着从莫愁湖畔向城外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身负战伤，只能靠战友扶搀着一步一步地艰难挪动。日军将把他们押到长江边去枪杀。
　　朱成龙是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位连长，当时３３岁，他也走在战俘行列中。他的一条胳膊在前一天的激战中，被炮弹炸断。日军把他们押到江东门外长江岸边，要他们在滚滚东去的长江之堂滨站成黑压压的一个大方队，随着日军指挥官一声凶恶的嚎叫，方队后头几十架机关枪同时喷吐着血地红的火舌。日军在南京大肆屠钉，共杀死中国军民３０多万人。
　（四）佛门是人生的净土
一天日本鬼子追来了，在这生死关头，我的眼前突然看见在密荫深处“观音寺”三个字，我跟进观音寺院的山门，迎面一位笑颜开、大肚子、穿着和尚衣服的金色弥勒菩萨像，顿时使我平净下来，心中升起了一种安全感、保护感。弥勒佛像前写一副对联：“大肚能容万物、微笑能观群众”，走进寺内僧众们在育经，我心里想：我是一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军人。不是出家人，怎么办呢？于是我走进厨房，看见一个老和尚正在烧火做饭，便跪下向老和尚顶大礼并述明我进来之间敬求道，“老师父：日本鬼子追来了！救救我。”老师父立即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抚摸着我的头对我的说：“观音寺的观音很灵，观音菩萨会救你，诸菩萨会保佑你，并叫我把军装快快脱下来时，当我把军装脱下来，老和尚很快把军装放进灶火里烧掉了，又立即把身上穿的黄袈裟给我穿在身上叫我烧饭。
老和尚口里不断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叫我跟着他念：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祸化为尘……正在这时候一群日本兵追进了观音寺，捣毁佛像，打骂和尚，逼迫僧众们交出人来。说：“皇军看到一个中国大大的军官，跑到庙子里来了。快快给交出人来，皇军大大的有奖。”日本鬼子跑到各殿堂搜查跑进观音寺来的中国军官，全寺没有见到一个穿军装的军人，全是身披黄袈裟的和尚。日本军就打庙头（住持），强压交出全寺僧人名单，把全寺的僧人集合排成队点名，一个个地追问名字。全寺的和尚名单共有１７人，排起的僧队加上我，正好１７人，其中一名小和尚出外化缘去了，他叫圆定师，我就顶了圆定师的名字。日本兵搜查了好一阵而无所获，便凶狠地骂了好一阵，走出观音寺。我不能再给观音寺增添烦恼，于是便到各殿堂礼佛敬香，给全寺和尚顶了大礼，准确回军界时，老和尚拿来一件俗衣让我穿上，像慈母般地对我说：“惟有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你要牢记这一天，今后多学佛、念佛、菩萨会给你开悟……”回到军队，我心里时刻回忆着在观音寺避难的情境，日夜思念着观音寺的法师们，他们救了我的命，在生死危难之际，僧众们大慈大悲，献出真诚的佛心。从此我认为惟有佛法教化人心，能救世间。我常常感到：佛门是人生的净土。
　　（五）壮志难酬，萌生退念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我随着蒋介石从上海撤退到苏州、南京、武汉。１９３８年夏，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委任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兼党政军干部训练团主任，派我担任少将训练处长。当时我顾虑多：因为训练团的学员，大都是从各地区轮流抽调来的军、师、团长、不少人的资因比我高，军级比我高，年龄比我大，我是穷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他们根本不听。而“训练团”，首先要“整顿军纪”，教育就要摸清楚情况。在干训团整顿军纪中，我发现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贪污成风，层层克扣军饷，使前线士兵隆冬仍穿单衣、盖单被、穿草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唉，以啼饥号寒之师，用劣等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拼，士气何能提高？蒋介石要我搜集几个典型，迅速上报给他。我随即整理了４个贪污严重的高级军官的材料，蒋介石对４个军师团级军官分别给予了降职撤职处分。但是，病树已将倾，岂是除去几条毛虫就能根治得了的。当我再次向蒋介石反映军纪严重败坏时，蒋介石怫然不悦地说：“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给共产党攻击我们留下口实！”这时蒋介石斥责我头脑简单，“只知抗日抗日，不知反共防共，消除党国心腹之患……”经此意想不到的训斥，我从内心里才明白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治目的，我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叫得震天响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是欺骗全国人民的谎言。于是，我精忠报国的信念动摇了，对抗日前途悲观了，心里很失望。深感单凭自己满腔热血和振兴中华之心，难酬报国之志，而在这种举世皆浊的社会里，一个人想做到惟我独清，也是十分不易。在进退维谷的彷徨中我产生了隐退念头。
　　（六）人在军界，心想世人
　　１９４０年，祖国大半壁河山失守，中国人民即将成为亡国奴，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苦的阶段，而干训团的“学生官员们”贪污成风，依然花天酒地，中饱私囊。一个个腰缠万贯，吃喝嫖赌，欺压老百姓，抢劫民女，一掷千金。抗日吃紧，而国民党内部很腐败。
　　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在重庆枣岚垭罗家湾那个窝荡里，活像一座监狱，前门是“漱舍”，后门在观音岩下的中二路。军统局训练团迁到重庆以后，就选中了中二路罗家湾这个原来重庆警察警士教练所为局本部和训练团粉公地点，后来把隔壁重庆警察局游民飞艺所强行占了过来，与中二路杨森的“渝舍”成为邻居。１９４０年夏季，日军在长江中游大举西犯，攻占了宜昌城，打到四川的大门口，直接威胁着重庆。接着，日军陆、海、空部队从长沙市、宜昌、广州、南宁、河内等基地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施以规模空前的毁灭性轰炸，山城重庆在恐怖的空袭警报、敌机轰炸声中颤抖流血、燃烧。当是，我只身随军队来渝，我的家眷留在上海。我借住在浙江同乡、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并与李结为无话不谈的契友。一天，我敞开自己的心扉对李士珍说：“士珍兄：这样下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何在？国家和民族危险啊！就拿干训团来说……”李士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以手指口，示意我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这祸，并对我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我听了李士珍的这番话，使我的心冻成一块冰，真是古人云：“万树梅花一潭水，凶时峰雨旱时酝，君子之交淡如水，醉翁之意不乎。”名只好“唉！唉！”两声，两人木然对坐，相视无语。在这混乱的社会里醉者多，清醒者少。我想起１９３７年我回乡探亲，父亲送我返回军营的情景：我们父子俩人相互告别时，我见父亲眼睛发红流下眼泪、我难过地问：“父亲：儿子何事伤老你之心？父亲为何伤心流泪？”父亲擦着泪水对多说：“山儿啊？你我父子两人世间定离别，相见就难了。”我对父亲说：“父亲想见儿，有事发个电报，我就回家看您老”，父亲说：“您我各有因缘，我可能再见不到山儿了。”接着父亲教导我：“全山，国事如此，军心民心如此，人民受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儿在外言谨行慎。自古忠孝难全，你已年迈，我们父子见面的机会难得，望儿为国为民尽忠尽孝，今后有疑难不决之事，去找屈文六叔叔……”想着父亲的教导，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
　　从李士珍处回到军营，我的心情很沉重，晚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回响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搞教育的斗不过搞技术的，搞技术的斗不过搞战术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我训练的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抽调到中央训练团来训练的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等，他们有实权、有枪杆子、有军队，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一个个是腰缠万贯的贪官富翁，整天吃喝嫖赌，我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小小的穷教官，我年轻、无权无钱，人家不听我这个穷教官的话，看不起我这执教鞭的。国民党这棵大树已快倒了，政治很腐败。我人在军界，心想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看到那些逃荒逃乱的灾民，我的心都痛碎了。我这个匹夫对人民设有尽忠尽责，深感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的父母及家人。
　　　　　　　　　　　　（七）太虚法师的精神感召
　　正当彷徨、苦闷之际，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和太虚法师。
　　我的祖父母去世后，父亲常因再也没有机会尽孝而苦恼。一位老禅师对父亲说：“孝子思念双亲，单是痛苦没有用，要多行善事、多积阴骘，走‘放生报亲恩’之路。”我的父亲一生虔诚信仰佛教，只要家里有钱，就捐款塑佛像，建寺庙；这穷人家孩子交学费，为残疾人做好事。一次，父亲从市场上买了一桶鱼虾，拿到河边放生。途遇一个中年男了，他左手生了个大毒疮，脓血把裹疮的白布都浸透了，右手提着一条大鱼，鱼鳍刺着了他左手，疼得很厉害。中年男子对我父亲说：“大爷，请你替我把鱼的肚子破开吧，我的手疼不方便。”父亲对他说：“你的手才受了一点伤，就成这样子。眼看你手上的这条鱼，就要被你剖开肚子，剁去尾巴，刮掉鳞片，鱼的那种痛苦怎样呀！鱼儿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父亲给了那人１０块钱，把那条鱼买下，放回河里去了。后来，那男子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戒杀生，勤放生，热心地为高枧乡的乡亲们做好事；经常到三门县的多宝讲经寺去念经礼佛，最后皈依了佛门。
　　１９２８年，我在南京时，听说太虚法师（原中国佛学会主席）在南京讲《心经》和《佛陀学纲》。我高兴极了，便换下军装，穿上便衣去听讲经。太虚法师讲得很好，大大开了我的悟境。佛学真能教化人心，使我的人生观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坚定了“多行善，不作恶”的决心。太虚法师每天除参禅、打坐、讲经、念经外，还经常撰写佛学文章；抽时间与僧众、居士们谈心，询问学习情况。有一天，我有个不懂的问题去请教太虚法师，他望着我瘦弱的身体，首先问我：“施主，你有病吗？”我回答：“大师，我从小身体就瘦弱，没有病，只是繁杂事太多，心不静。”太虚法师接着对我说：“你年轻、聪明，要注意修心，多学佛经。我告诉法师：“我信仰佛教。我父亲是个虔诚信佛的五戒居士，我从就就跟着父母学佛。”随即，太虚法师从书案上找了一本《金刚经》送给我并对我说：“你多念《金刚经》，有不懂的地方，可来问我。”太虚法师大度、亲切而又平易近人，令我非常敬佩。当我起身告辞时，他又叮咛我：“一日三餐不忘农夫苦，英雄到老终皈佛。”回到军营后，我一有空就念《心经》、《金刚经》；遇有不懂处，就写信向太虚法师求教。法师传授了我许多佛学知识；我与太虚法师结下了佛缘。
　　１９３２年秋，经太虚法师倡议，由四川军阀刘湘等赞助，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的缙云寺开办了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的学府——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任院长。有名的西藏佛教界人士喜饶嘉措、悦西格西、东本格西都曾莅临该院讲学。我于１９３８年随军调到重庆后，又有机会经常与太虚法师接触，聆听他的启示与教诲。那时，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我都要专程到汉藏教理院或慈云寺去听太虚法师讲经。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文学家老舍、郭沫若等都曾在太虚法师座下听讲佛经。人们尊称太虚法师为“当代佛学泰斗”、“佛教所新运动之领袖”、“世界知名之佛学家”。我有缘能得到太虚法师的指教，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运之一。我之所以能下决心脱离污浊的国民党军界，是与太虚法师对我的精神感召分不开的；能够进入佛门，精进修持，还得感激我永远怀念的太虚法师。

波光浩淼

第四章　出家前后


　　　　（一）急逃牢笼
　　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对真正的民族敌人日本人处处妥协让步。抗日战争前，军统在上海方面的有关日本在华活动的情报很少，只能辗转从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和驻上海领事须磨横一郎手下的人中得到一点消息。
　　“七七事变”后，日军准备进攻上海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情报是一个日本特务在酒醉后向一个汉奸说的：“只要几天功人，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可要大大地忙起来！”像这样重要的情报材料是很了不起的，蒋介石很重视，但又非常苦恼。后来上海战争发生后，我们就随从蒋介石到重庆。当时规定，干训团的学员在大礼堂公开举行的仪式，都要在蒋介石肖像前举行。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枝手枪，誓词是先印好了的，宣誓前，在誓词上签名盖章，宣誓后缴出存档。誓词内容大致是“余誓以到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后面是宣誓人，监誓人签名盖章，年月日等，脱帽半身照片六张，底片一张。当时训练团有一首歌，作者是临澧特训教官藏镇南从德、意等国留学回来后仿照别的歌曲拼凑成歌的，蒋介石和戴笠很喜欢，就把干训团的这首歌作为军统局局歌，每次纪念周或任何集会都要唱一遍，现在我还记得几句：“我们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这首歌欺骗了很多革命的青年，蒋介石是一个大骗子，蒋介石和戴笠一生坚决反共反人民，却对共产党人非常害怕。我记得当时宣铁吾、李士珍、黄珍、郑介民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老大哥，他们与戴笠和毛人凤两个“江山佬”交恶。戴笠、宣铁吾在浙江省之争，争得不共戴天；宣因在抗战中期夺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一职而伤了戴笠的心。李士珍与戴笠为争警政大权，你死我活头了２０年。足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和戴笠最讨厌《新华日报》，但是，蒋介石每天都要看《新华日报》，别的报纸，他连标题都不看，而看《新华日报》却看得很仔细，有的连广告栏都要看完，可是他坚决不让别人看。当时干训团每一处、室、科、部都订了许多报纸期刊，可是《新华日报》却只准管情报业务的第一、二两处和秘书室订阅；蒋介石般阻止干训团学员看《新华日报》。
　　“皖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集团的报纸完全颠倒是非，捏造一套谎话欺骗百姓，为反动政府作宣传，而《新华日报》上第一版准备发表的真实情况报道全部不许刊登，开了一个大天窗，中间只刊了周恩来的四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还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苍难者志哀！”当时许多人年到这些，又看了反动报纸的消息，明眼人便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了。蒋介石派出大批军警企图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到处抓报童，抢报纸；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上街散发，把当天的报纸都发光了。有一天，一个卖《新华日报》的小报童被军警抓起来打得厉害，全身鲜血直流，伤痕满身，我悄悄地把小报童放了。后来，被人告密，蒋介石知道了，怀疑我有“二心”。国民党集团的人当然不会同情小报童，可是对周恩来的那几句含义深刻、感愤无穷的诗词都很感兴趣，不少人暗中传诵，我也读过几遍，所以，现在虽隔半个世纪仍有很深的印象。干训团的学员们看《新华日报》，蒋介石气极了。有一次戴笠在纪念周上大骂说：“委员长的话和我的话你们都不记得，不去背诵，而偏偏对共产党人写的东西，你们当成宝贝，这是什么道理？”戴笠借此机会又造谣，说什么共产党的人抓了干训团的学员如何残害等等。一天戴笠见了我就指责说：“听说你们也跟他们一样读这些诗句（指周恩来总理写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还说写得好。”蒋介石把我叫去骂道：“你真是太没有政治头脑！不知防共反共。”
　　蒋介石怀疑我有“二心”，使我产生了逃出牢笼的想法。
　　　　　（二）了却红尘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１９４１年５月，我正处在危难之际，家里侄儿来信，告诉我父亲病逝的时刻与我做梦时间一致，我请假回老家把父亲安葬了。悲愤之极，趁机渡南岸，从重庆绕道来到狮子山慈云寺超度亡你，欲为隐退保身寻觅去处。走进慈云寺，知客僧合掌迎迓，把我从头顶看到脚下，见我身着金肩章军装，臂带黑孝纱，忧伤憔悴，必有心事，便问道：“将军，你来敝寺，何不拜见我寺方丈澄一老法师呢？”知客僧将我引荐给方丈。
　　我素闻澄一法师逾花甲，出家前乃是前清湖南落弟举人，修持甚高，便随和知客僧步入禅院。澄一法师见我，第一句话便问：“将军今日给亡你做佛事？是超度你的父亲，同时也是寻找自己的归宿吧？曾记否？１９３５年，你回老家看望父亲时，他老人家送你返回军营时对你说的话：‘全山，我们父子这是最后一次相见，望儿今后言谨行慎，汝有疑难不决，可问屈文六叔叔’的嘱咐。”熟谙世事的老和尚澄一法师，不待我开言，主汪语道破我心里的隐秘。我问：“法师：您老为什么知道得那样清楚泥？”澄一法师对我说：“你今后学佛修行就知道了。”从些我每个星期天到慈云寺听澄一法师讲经说法，星期一回去述职。正当我犯难困境，疑决难定之时，多谢澄一法师的指点，猛想起父亲生前“汝有疑难不决，可问屈六叔叔”的嘱咐。屈文六，字映光，民国６年曾任浙江省省长，时为重庆救济委员会会长。屈文六与郑家交好，在“流亡”的非常时期，与我家较少来往，我被澄一法师点醒并语道破“家机”，我拜澄一老法师为师，并对老法师说：“吾愿皈依佛门。”澄一法师说：“有一个现成的名字，早就起好了，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６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浙江来了一个修持很高的老和尚，前世是清末的道魁，住在我们庙里，他今世的名字叫清定，上清下定，我并不认识。在梦中我又觉得很奇怪。他在我们庙里住了没几天就死了，焚化他时，我举火的时候正是夜间１２点。我点着油灯查字典，‘清’是清苦、清贫，救济清贫困苦的人，‘定’是安定、定慧，六根定。这和我梦里所说的意思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这很奇怪，就拿起笔来把这段梦情记在一本皇历上，并注明某年某月某日作此梦。你现在是一个军人，未皈依的将军，也是浙江省来的，正与这事相应。你皈依的将军，也是浙江省来的，正与这事相应。你皈依以前的事，如同老和尚已经死去。皈依以后的事，如同道魁转世名为清定。由我介绍得度，就取老法师今世的法名‘清定’吧。”从此，我皈依佛门，成了澄一老法师代佛收的皈依佛、法、僧的“三宝弟子”。
　　此后，每逢周末，我独自到慈云寺里学法，听澄一法师讲经，寻求内心安宁，直到星期一早晨，才赶回中央于训团。
　　１９４３年我的剃度师澄一法师圆寂，我心里十分悲痛。慈云寺从扩建以来，先后经历了六代住持，首任为云岩法师，历时近２０年。继任为澄一法师，几年后圆寂在慈云寺，当时曾修建骨灰塔在现在寺内的西方三圣殿前。当澄一法师骨塔建成之时，刻有长沙沈德建撰、临海屈映光书《澄一法师塔铭》一通，此塔可惜于１０年动乱中已被毁为平地，新塔铭仅录原文。
　　　《澄一法师塔铭》
　　澄一法师，佛而儒者也。少契三宝，长修四忍，参念佛是谁之案，悟无学一乘之玄。开圆形以示真修理工，谈圆理以明真性。凝心寂照，显像勤劳。悲群生之阱溺，接引随机；阐正法之精微，析理无碍。住世六十一年，弘法一十七载。早知灭度有期，难忍传灯莫续。躬建安心之室，室内常宣无念之机；编就微笑之枝，枝头屡示不言之妙。综括宏远，旨义幽深。事既竟而遗形，言虽然绝而成化，加被后学，永注慈怀。但企因缘，同离生灭。然阳光普照，合目终是迷途；圣域非遥，明心即为觉路。故迷司之际，端正因缘；而生灭之机，厥为心肇。忘中止之往相，息连续之攀缘。情识犹存，体用毕露。凡办肯心，皆承法趣。同尽行因，同证真实。塔成有日，简识为铭。
　　　　　　　　　　　　　　　　　　佛历二九七０年即公元一九四三年七月
　　　　　　　　　　　　　　　　　　　　长沙沈德建撰，监海屈映光书
　　继澄一法师之后，为觉通法师，又１０余年至解放时止。嗣由海定法师任方丈，为时较短仅１年余。后上定九法师继承衣钵，又约１０余年。至今为释惟贤法师担任。
　　抗日战争初期，禅宗高僧太虚法师曾在慈云寺主持“护国息灾法会”７天，祈祷抗战胜利，世界和平，并追掉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广设７个坛场。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到寺里拈香，国民党元老戴传贤居士等均来此拜佛，参加朝拜者先后二三百人。
　　　（三）进入佛门
　　我在慈云寺闭目“修定”时，先是觉得空中虚无、户外静寂，然后一切声像皆灭，身心俱空，宇宙浩渺坦荡。可是，有一天夜晚，我在“修定”时忽然凡心萌动，思念远在长江尽心地家室，不觉躯体略斜，双手微颤，气息失调。澄一老法师洞察我心神恍惚，意志不专，垂目盘坐于蒲团上用拂尘指着我说：“请问将军，通俗难道你穿着军服，心怀杂念，还想进入佛门？”我漠然不知所答。澄一法师又说：“世事茫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愿将军思忖。”我即跪下恳求：“上师既知我心，请为我拨开云雾，指点迷津。”澄一法师微启双目，悠悠说道：“你闯荡半年，几乎阅尽人间富贵，但总是空有抱负，壮志难酬，现在该有个归宿了。”我豁然领悟禅机，叩首回禀：“师父，弟子明了，愿意削发出家，随侍恩师。”这时澄一法师把我唤到方丈室语有滞涩地道：“因为你是个军官，有些话不好当面直接说，现在既然下了决心皈依佛门，你又什么也不懂，那么对于皈依佛弟子的这些道理，就只好痛快地告诉你一下。”
　　“你知道吧？”澄一老法师训诫似地对我说：“你在世家的时候是个军官，大富贵人，有专车，有侍卫，出入是车接车送，与社会上层官员打交道，具有特殊身份。可是出家则不然，先进沙门为老大，就是８０岁新出家，也得算一个小沙弥。师父坐着，徒弟得站着，师父吃斋，徒弟得在一边看着，不知出了家你能不能这样？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出了家，虽然已近４０岁，还得算一个小沙弥。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了受戒的比丘，不论其年岁大小，一律要称师父。两个人在路上相遇，当沙弥的，必须站在路旁让比丘先走过去，然后自己再走。初次见面，不论其年纪大小，都要向他行跪拜礼。如果来了挂单的，须先接过担子或包袱来，送他到屋子里，然后先打洗脸水，侍候完之后，再恭恭敬敬地顶一个礼。大众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要比别人先吃完。走路的时候，要走在最后。早晚要打鼓、撞钟、下板、收拾佛堂、打扫院子……这些事都是沙弥应办的。你酌量酌量，能受得了这些苦么？”“好！师父我能受得了这些苦。”我慨然都应允。
　　澄一法师又说：“本来这些都不算一回事。例如在家人，为了经商坐贾，为了争名夺利，还得起早睡晚，你三下四。我们是出家人，想要脱生死，办这出世的事情，起早睡晚就更算不得一回事了。俗话不是说吗？做买卖如修行。这话是说做买卖的人，无论什么样的苦，到时候也要受；无论什么不耐烦的事情，到时候也要耐烦！不然他们的买卖就做不好。那么，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修行人就更要苦行、精修。我们出家人，什么吃苦耐劳的事都要做，无论什么不能忍耐的事，到时候也要虚心下气地去忍耐。久而久之，自然把自己的性子磨练得驯服了。这虽然是很平常的一点事，可是，如果能在平常时候，永远维持着这个恒心，使它一直地平常下去，这就很不平常了。所以说平常心是道。因为出家人对出家的事情，没有什么巧法，也没有什么稀奇古怪，是人人能办，人人能成，无论念佛也罢，参禅也罢，从智门入手也罢，从行门入手也罢，只要你能永远去实行，就绝对能成功成佛。”
　　澄一法师还说：“出了家如同又降生一次，像另转成一个人一样。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从此改头换面，做大丈夫事，行人之所难行，做人之所难做。将来主持佛法，弘法三界，成无上觉，为天人师，方不负出家学道一场！你郑全山三个字，如同刚一生下取的乳名，受戒的时候，再按照名字意思，起一个学名。出家之后，最初要先学戒，由戒生定，因定发慧，这是最要紧的事！在你的人生过程中，深深地画了一道鸿沟，至此，算是告一个段落。”
　　“大千世界，自由佛天，无碍无阻，无牵无挂。”澄一老法师念完偈语，便吩咐我道：“既然如此，你去了却尘缘吧！”人走不出的是自己圈自己，因为人的弱点多，无奈的事情也太多，什么家庭、夫妻、儿女、工作、前途等等。所以人要走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确实也很不容易。
　　一个人认识别人是很难的，最难的是自己认识自己。最难最难的是有的人，还难于想自己认识自己，没有意识要认识自己，他像机器一样四平八稳，他一不能掌握自己，而是被别人把自己把握了，连呼吸好像也经过别人批准，跟这样的人，还谈什么认识不认识自己呢？不知哪位名人曾经这样说过：“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甘居小羔羊任人宰割。“悲乎，吾欲落小羔羊而不能，悲乎，吾欲迷醉去清醒，还是清醒去迷醉呢？我选择了清醒去迷醉。我要清醒淡泊地走，我要清静定慧学佛，精进修行的佛学道路，才是我归宿之路。
　　（四）寻求脱身之计
　　当时，我身兼国民党中央干训团政训处长、军校教官及特工头目等职，配有专车和侍卫，我知道，向蒋介石要求离职，不会被批准。我向军界密友和复兴社心腹试探，得到的答复是：“委座危难之际，怎容得少壮将军弃职！”我身在军营心在佛门，怎样才能走出蒋军樊笼？我于是连夜驱车，到重庆屈文六叔叔处寻求脱身之计。
　　屈家住在重庆郊区一幢为躲避日寇轰炸而涂成深褐色的楼房，屈文六住在僻静的一间内室。我一进屋见屈文六叔叔就说：“屈叔，深夜打扰，实不得已，敬望文六叔叔给小侄指引一个万全之策。”我开门见山地诉说自己的隐衷。
　　“世侄，这有何难？”屈文六不假思索地哈哈大笑道：“令尊去世的噩耗刚传来不久，何不打个奔丧报告，来个金蝉脱壳？”
　　　我听了屈文六叔叔的脱身之计后大喜，立即书面向蒋介石和干训团请丧假两个月，不辞而别。
　　　（五）要走释迦佛的道路
　　中央干训团的学员，都愿一个人负天下老百姓，而不让天下老百姓负自己一人，都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个人称英雄，称豪杰。我是个穷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他们根本不听。而“训练团”首先要“整顿军纪”，整顿什么军纪呢？一个个鱼肉老百姓，我这个穷何在？我是国民党里的高级将官，离开干训团我往哪里去呢？我的路在何方呢！人生的道路还得靠自己去走，有人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解也就成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才是路。尽管世界上有千条、万条路，但哪条是我的人生之路呢？不管我的人一之路途中有风、有雨、有泥泞，我不看那些异样的眼光，不要管别人的议论和讥笑，我要勇敢地转变陈旧过时的观念，不让它缚住了我的手足。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对老和尚说的话：“我儿长大了，当得上官，当不上官，这我不在乎，若当官，就当个大清官救苦难人，若当不上官，当个释迦世尊的弟子，我就满意了。”在这样混乱、贪污成风的时代，我当什么清官呢？哪里有清官，自身都难保啊！我不愿一个人负天下人，我愿走释迦牟尼的佛道，在佛门里精进修持教化人们。佛和菩萨能改过自新，把所有的毛病都改掉，无我无私心，为了天下人，普度众生之苦。他们出人头地，一般人做不到，他们能做到，所以寺庙里，佛的大殿叫做“大雄宝殿”。所以说无私是豪杰，心里没有我的人才能做出英雄的事迹。
　　释迦牟尼佛，原名悉达多，族姓乔达摩，降生印度净梵王宫。自幼学识广博，智勇双全，能文能武，思想深邃，相貌殊好，被立为太子，净梵王期盼他成“转轮王”。年１９的悉达多太子为了悟宇宙人生真理，解除了间痛苦，毅然弃王位，别妻儿，越城剃发，去雪山６年，苦行修道，身形消瘦，濒监死亡，徒劳无获。在菩提树下，铺上吉祥草，向东方结跏趺坐发誓说：“我今天不证到天上大觉，宁可此身粉碎，终身不起此座。”经过七七四十九冥思苦想，在二月八日夜，他望万丈星空，当一颗明亮星从东方冉冉升起，他内心感觉到一个越升越高的精神境界，正超越自己的视力、听力、超越时间、空间的障碍。他心平如镜，斩除诸烦恼，澄清诸疑惑，豁然悟彻世界、宇宙、人间痛苦、万物缘起性空之理。佛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于而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具足众生多功德能，利益世间隔，以智德给众生安乐，废除痛苦，大慈大悲心救度众生。以自己心中本具智慧光明回光返照，斩除众生诸多烦恼痛苦，他具有世间历史上旬特价值标准的伟大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宗教家、伟大的佛学家，把握了宇宙人间真理，终于在菩提树下成无上正等正觉，于世独尊。人们称他释迦牟尼佛，尊称佛陀。佛鹿野苑三转法轮，普利群机，说法４９年，谈经３００余会，佛为佛宝，佛为法本，法由佛出，称为佛法，佛创建的僧团为僧宝，三宝是佛教三大支柱，以佛法为轴心，以僧团为重心。释迦牟尼佛创建了佛教，８０而入涅盘　。佛入灭后，用火焚身，烧出８４０００颗珠状结体“舍利子”。阿育王与八个国把它珍藏在特用金、银、玛瑙、真珠等七种宝物装饰建造的宝塔中供奉。阿育王说：“武力能征服国土，却不能证服人心，佛法能教化人心消除欲望，治理国家。”他推崇佛教，造塔８４０００供奉佛舍利。
　　（六）“脱下蟒袍换袈裟”
　　国民党政府污而无能，官场腐败、社会黑暗、民众疾苦，我认为惟有佛法有救世间、换回人心，我决心为国为民献身佛门，普度众生之苦。我急求脱身之时。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去找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向张发奎敬告我决定出家一事，并对张发奎说：“司令官，我要走了，特来向您告别。”张发奎对我这一举动并不十分惊愕，因为他对我虔诚信佛教早有所闻。不过我如此突然的人生转折，张将军感到也来太快了。他问我：“全山，你真的决心出家了吗？”我点了点头回答：“决定了。”又问：“全山，你告诉妻子吗？这样大的事你应该告诉家里人。”我说：“没有，不能让他们知道，家庭感情上的留恋更需利刀利断！”张发奎见我出家心急，便说：“全山，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需要我帮你去做吗？”我对张发奎说：“司令官，我走后，望长官垂念部下多年追随鞍前马后，发大慈大悲之心，对我的家室给予照料。”张发奎知道我膝下四女一儿，妻贤子幼，恩爱难舍，丢下这一堆，谁去照管？便“唉，唉”两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见我对家人柔情似水，而我出家的心如钢铁，便长叹一声说：“国事如此，军心如此，强留无益，你放心去吧，我拨两万元（２万个银元）给他们（指妻儿女）就是了，家眷瞻养不成问题。”
　　“司令官……我……一切拜托了。”我泣不成声，离开张发奎将军的卧室。
　　１９４１年农历四月初一，释迦牟尼２５０５周年诞辰日，我３８岁，“解印封金”，瞒着蒋介石和军宪特同僚，悄悄来到翠竹森森的慈云寺出家了。
　　（七）骨肉亲情的呼唤
　　转眼间，一年寺庙生活过去了。我认为敌战区交通阻隔，家里人在上海听不到我的音讯。我没有料到，陪都将军弃家出走的奇闻，很快地传到妻子儿女的耳里，他们一直四处找我。一天，我正在青灯下苦修理工菩萨提心时，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家书，经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国民党中央军委、国民党中央干训团，再经慈云寺，于１９４２年辗转到了我的手里，那薄薄的几页书笺上，充满了妻子的哀怨和思念：
　　“亲爱的全山，请原谅我，现在我不知对你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该叫你将军还是叫你和尚，甚而叫官人、丈夫。真的，不知道该称你什么好，我很不理解，你为何走得那样匆忙，那样急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一声告别的话也来不及说，就丢下妻子儿女一个人走了。我四处打听你的消息，没有下落，我给你写过好多信，也没有回音。我天天盼望你写信回来，也都落空，全山啊，听说你全家了，我真伤心，我不敢相信，现在，你到底在哪儿呢，我好想你！”
　　“今年夏天，张发奎司令官派人把我送到美国治病，但是到几家医院看医生，都没有治疗的效果，我的肺病日渐加重，吐血不止……看来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可能永远不到你了啊！”
　　“全山，纵然你不念我们的夫妻情缘，过年也务必回家看看孩子们，你可记得，你最后一次离家时，三女儿不满两周岁，幺女儿还在襁褓中，也许在她们的记忆中，还辨不清爸爸的模样……”
　　我看着情泪交织的家书，禁不住仰天长吁、泪流满面，在模糊的视线中，那蕴含着脉脉深情的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妻子思念丈夫，儿女思念父亲。妻照管五个年幼的儿女，忧劳成疾，竟飘至异国他乡沉疴不起。后来，爱妻和儿子相断病逝。我失去了自己的骨肉亲情、爱妻爱子，这是我最痛心的时候。但痛心又有什么用呢？我的人生道路就是如此。由于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后来我为了不给女儿们增添烦恼，我没有直接面见她们，让女儿们的姨妈给他们捎信联系。我和别的出家人不一样，我曾任过国民党的高级将官，自己不能以自己为安。在国民党军营里违反蒋介石的意志就会被他处死，我怎样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进了佛门，三宝保佑我和四个女儿，才有今天的光景，女儿们家庭幸福美满。俗话说：“出家人不管俗家，以寺庙为家。”我的弟弟郑克天听说二哥（我）在重庆狮子山慈云寺出家了，气得不得了，从外地跑到慈云寺，想去打死那个收二哥出家的和尚。弟弟一去慈云寺，澄一法师一见我弟弟便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来意，准备同我……”澄一法师几句话点中了弟弟的心意，弟弟不由得心服口服感动了。接着澄一法师说：“我们和尚有韦驮菩萨金刚护法。”便给弟弟讲起佛法来，弟弟受了佛的教化，随即跪拜澄一法师，并皈依了佛门。澄一法师给他取名“清慧”，僧众大家都知道的清慧师，后来到成都昭觉寺出了家受具足戒，１９６６年，圆寂在成都昭觉寺。
　　（八）澄一法师介绍我到昭觉寺受戒
　　我毕竟是受到严格甚至残酷训练的军人，我明白，雄伟的殿宇，寂寞的禅房，抑或是幽深的庭院，都不是流泪的地方，更不是倾泄儿妇情长的地方。为了摒除常人难以控制的七情六欲，我把自己关在经房中，博览黄卷，希望在没日没夜的苦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经书中开宗明义说：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普度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
　　度一切苦厄，就是普度众生。菩萨的这种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精神，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誓愿也是一致的。《阿弥陀佛偈颂》这样写道：“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今登彼岸。”佛菩萨这种以大愿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的精神，基于佛门对世间一切皆苦的看法，佛菩萨既以慈悲为怀，那么什么是“慈悲”？爱怜而给予欢乐为“慈”，怆恻而拔除痛苦为“悲”。在佛菩萨眼里，一切众生等同一体，都应把其当作赤子看待。如众所熟知的观世音菩萨，就是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苦度众生”菩萨佛名为一称，即时观其声音，皆得解脱而知各一位。归根结蒂，菩萨深知，如果不能解放世间一切众生，我也就不会解放，不会解脱痛苦。正如地藏菩萨发大愿时所说那样，“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呢？我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作为苦修佛法的誓言。
　　这时，国民党大官员们仍频频派人光顾宝山寺院，常到狮子山慈云寺院劝我还俗返回部队，继续为党国效劳。我虽竭力回避，看在旧日同事的情面上，仍不得不虚与周旋。一向洁身自好的澄一老法师看在眼里，恼在心上。他把我叫到方丈室，敦促我即刻起程，到成都昭觉寺受戒：“清定，你如六根不净，难成正果。还是早离山城这是非这守，到我出家的寺庙去潜心皈佛吧！”
　　次日指晓，我按澄一法师的指教，身着土布衲衣，脚蹬草鞋，背负换洗衣物，怀藏澄一法师写给昭觉寺方丈定慧法师的介绍书礼，不等寺院报晓晨钟敲响，就踏上了成渝公路，前往成都。我晓行夜宿连续步行七天七夜，沿途隐性埋名，躲过了监视和盘查，万分艰难地来到澄一老法师介绍的成都昭觉寺。当时，定慧和尚是成都昭觉寺方丈（定老是１９３８年，即戊寅岁冬任昭觉寺方丈的）、昭觉寺佛学院院长、传达室戒和尚、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那时，定老在昭觉寺农禅并举，这方面做得很好。他老在１９３９年改良旱土为水稻田，使用抽水机，灌溉山梁高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提高产量，照觉寺的粮食供应有保证。定慧法师曾两次出任昭觉寺方丈（１９３８?１９４８，１９４７?１９５２）。
　　　　　（九）昭觉寺里苦读经卷
　　１９４１年冬月十七日，我到成都昭觉寺依定慧法师座下受具足戒。当时，昭觉寺有常住僧众５００多人，佛事、农业搞得很好。这年冬日，成都市佛教协会在照觉寺举办了规模颇大的传戒法会。在钟鼓齐鸣声中，我出家不到半年，先后受沙弥、比丘和菩萨，“三坛一戒”。法会上，担任“戒和尚”的定慧法师特地走到长伏于地的我跟前，摩顶诫勉我：“清定，发心出家，功不唐损（功夫不负有心人，诸佛菩萨知道的），诚心求戒，上品上戒。”鼓励新受戒的我不要动摇意志。我则面向佛像，发下了“皈依上师三宝尊”的宏愿，决心苦修戒学、定学、慧学“三藏”，以普度众生之苦为已任，伴着暮鼓晨钟在荧荧青灯下苦修行。不知不觉两天三天过去了，也不知饥饿和寒冷，我打开一幅幅黄布书，默阅着探讨宇宙人生哲理的一部部经典，有的眼花缭乱，疲惫至极。但我的精神特别专注，当我读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实相者则是非相”时，竟恍惚看见经书上射出道道“金光”照亮满室，四壁生辉，全寺师史师弟传为奇事。定慧老师你得知后，以手加额说：“清定佛缘不线，造化无量。”
　　　　　　　（十）跟能海上师学法
　　１９４２年春，能海上师主译《大时轮上师相应法》于近慈寺，并举行大威德金刚灌顶２０余日。四众云集，兴大供养，盛况空前。我经宝光寺老方丈贯一大和尚（能海上师的受戒恩师）介绍，住文殊院听能海上师讲授《大威德生起次第》。我对释迦世尊及宗喀巴大师、能海上师颇为深信。能海上师对我的影响最大，是我心中最敬爱的无上大宝恩师。从此，我追随能海上师学密法。
　　我初入成都市郊近慈寺时，正是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５日。能海上师在近慈寺安居，设坛讲经，讲《大威德生圆次第秘密伽陀》，僧人受戒安居学法。招来僧人佛弟子信众甚多，致使庙堂拥塞不堪。为了限制听众人数，维护法坛尊严，市佛协规定：一般穿铜青、泥皂和木蓝僧服者，不许入内；有资格穿大红、大黄袈裟的大和尚，才被允许入殿。我进庙不过一年，具戒只有数月，在论资排辈、等级森严的寺院，我哪能有资格穿红着黄，但是定慧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特赠给我方丈穿用的金黄千佛袈裟，让我去听海上师讲经。
　　大家已经进堂诵戒，我无法进去，自恐难以参加此次安居学法，我就把行李放在韦驮菩萨像面前，跪拜韦驮菩萨，求韦驮菩萨保佑我这次能安居学法，听能海上师讲经说法，希望韦驮菩萨同意摄受。我在戒堂里诵经时，能海上师早已知道，召侍者到韦驮菩萨前叫我听讲经，参加安居。
　　近慈寺系能海上师于汉地开建的藏密金刚道场，一向以学修理工精严著称，僧人学法，以资历分住各堂，次第森严。
　　能海上师是很有名望、德行、学问高深的大法师。出家人当一个大法师，说起来也很不容易，第一必须与众生有缘，讲出话来，能契理、契机，人们都乐意听，听了之后，也容易接受。同时，讲法的因缘和听法的因缘都成熟。第二，能海上师有学问，无论世出世间的学问都有。讲起经来一则有根据，二则有意义和价值，大家都爱听。第三，能海上师有辩才，分析得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很有道理，让听的人能够从从容容地听。听过之后，容易领略，容易接受。佛教里有“凝辩”一个名词，我和师兄们一时理解不了，我就直接问能海上师。上师说：“上无凝辩就是法义、含辛、乐说。法，就是名句文所诠的世出间的一切法理。义，就是名词或理论中所含的意义。辛，就是解脱名词或演讲义理时所有语言和含辛名。乐说，是按照众生的根性以欢喜心来接受对方，用很委婉的言辞来告诉他人，教导他人，让对方不知不觉地浸化在欢喜的心情里，接受劝化。这四种无凝辩，一同能够应机，二则还能够契理。第四，能海上师仪态好，相貌堂堂，听众见他很欢喜，见了能海上师的仪容就起了恭敬之心。尤其能海上师讲究庄严威仪，例如释迦佛有３２大丈夫直，８０种随好，人们看到他的福貌就起了敬慕心，能海上师的仪貌也一样，在大众场合里，在很大的影响。有时他不找听众，听众也要来找能海上师，听他的教化，主要是福德因缘。能海上师也是一个弘法的大师，有缘、有学问、有辩才、有仪态，到全国各地讲经说法，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大法师。
　　我在能海上师身边受能海无上大宝恩师佛力加持大，得此机遇，能跟随能海上师池密法，是我一生中的佛缘。能海上师两次进西藏学密法，他学识渊博，法力高深，能依法修“三密加持”，手结印契，口通真言，心观佛尊，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即身成佛。其游踪遍及福州仙山名刹，门下弟子众多，享有“大师”之美誉。
　　（十一）“定慧双修”和“福慧双修”
　　１９４４年，能海上师在龙兴寺安居，自建砖窑，僧众参加制砖兼督窑工烧制砖瓦兴建龙兴舍利塔。塔式仿印度菩萨提场舍利塔。能海上师说：“出家人讲‘定慧双修’和‘福慧双修’。”佛教认为，今生生活好，是前世积德修福的结果；但今世不积德修福，挥霍浪费，又影响到来世的福份。所以今生生活好了，也要勤俭约，不要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仍当修福积德，修行来世。修福之外，还要多读书，广见博闻，开发智慧，这样使心地照亮，不然昏昏暗暗，不明事理，终归是苦境迷途。“定慧双修”和“福慧双修”具有人生哲理。
　　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方法论和目的论的问题。没有目的的就迷失方向，失去追求目标；没有方法就失去手段，入于歧途。在这方面，佛门“定慧双修”和“福慧双修”的提法，很有意义。
　　“福慧双修”离不开“定慧双修”。佛门戒、定、慧“三学”，“戒”为“止恶更善”，为开始善行的根本；“定”为戒的升华，因为这时已经尘心不染，所以可以视为惑证真的依止；“慧”为般若智慧，是人作一切功德的先导。在方法论上，修“定”就是调心离欲，修习禅定；修“慧”就是通过修习闻慧、思慧、修慧三个阶段，达到总摄一切法门，总摄无量无边无可思议功德的境地。
　　由勤学好闻而开发智慧，叫做闻慧。正如《学记》所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能自强也。”“思慧”是动脑筋，思索由闻慧获得的学问智慧是不是正确，是不是道出了究竟？西班牙谚语说：“思索，就是跟自己争论。”这话深有道理。“修慧”是修成断除烦恼，了脱生死的解脱功德，从而达到佛境。以于慧学的修习，一是要和其他功德的修习统一起来，二是要和学习世间一切知识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最终成为一切善法的根本。
　　作为一种交叉，佛的“福慧双修”法门，在于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行。“六波罗蜜”包括包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般若，又名“六度”，意即乘着“六度”的宝筏，既能自度，又能普度众生，从生死苦海的此岸，驶向涅盘乐的彼岸。
　　福慧和智慧，因为属于佛门的两种庄严，所以合称“福德”。《涅盘经》就这亲样说过：“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如佛性。”
　　“定慧双修”和“福慧双修”，既可说是方法论，也可说是目的论，或者说是目的和方法的统一。《法华经》认为：“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世间一切众生，要达到证得“如来智慧德相”的目的，就非得借助大智慧，以破除妄想执著不可。
　　同样道理，世人要达到成功的彼岸，只要发大心愿，认定目标，循序渐进，用正确的方法作为摆渡的宝筏，就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只是各人的理想彼岸有所不同罢了。只有“定慧双修”、“福慧双修”才能修成正果，驶向涅盘安乐的彼岸世界。
　　（十二）跟随能海法师在近慈寺安居
　　１９４５年，我跟随能海上师在近慈寺安居。近慈寺是能海上师于汉地开建的藏密金刚道场，一向以学修精严箸称。僧人学法，按资历分住各堂，次第森严。能海上师初叫我学戒堂兼沙弥堂主。次年，因行持勇猛，资粮具足，即进住戒堂。
　　听能海上师讲经的僧人有来自全国各地区的。我主要听能海上师讲授《大乘妙法莲华经》、《大佛顶首楞严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能海上师因在近慈寺的佛事忙，应酬多，当年已经快半年少有讲经了，僧众再三敬求能海上师在百忙中给大家讲经。也不知学员的程度如何，因为事情很忙碌，所以讲经的时候，能海上师的精神很疲乏。老上师讲完了之后，叫学员自己去用功悟解，到第二天回讲。能海老上师讲经时，多半说西南官话，我虽是浙江人，却很喜欢听能海上师的口音，这也是我在近慈寺安居求学的一个机缘。如果听不懂能海老上师的话那才是一个麻烦事，幸好我能领悟能海无上师讲经的重点，我理解的和能海老上师的经大致不差。那时候，能海老上师研究社会分甲、乙、丙三个班，有在那里已经住过几年的佛教学员，我去才不过半年，到了丙班。
　　近慈寺的课程，每天早晨３点起床，３点半上大殿，一次要花两个钟头的功夫，念快了，能海老上师不乐意。５点半下殿稍微休息一会儿，就过早斋堂，下了早斋堂稍一休息，自己就看经书，预备回讲，这个时间算是自己的工夫。８点钟回讲，这堂需要３个钟头，至１１点下经，休息一会。１１点半就过午斋堂，下了午斋堂要绕佛。因为在近慈寺住１００多人，绕佛的时间也很长。
　　绕佛后便休息，这个时间也算自己的工夫，可以看看书或睡一会觉，到１点钟听到报钟一响，大众都持经本到讲堂，等大众到齐之后，能海上师才进佛堂，先说几句开示的话，然后敲３下木鱼止静，大众修１个钟头的止观。
　　能海老上师跟前放一个钟。到２点时，能海老上师三弹指，监学法师敲一下引起开静，能海老上师开讲。这时，同学们的腿子有坐不了长时间的，开静之后可以方便一些，放下来，能海老上师的功夫深，无论坐多长时间，始终都是一样。
　　到下午４点钟听完讲经之后，稍微休息喘口气，就上晚殿。这个晚殿也要两个钟头，下晚殿休息片刻就吃晚饭。
　　晚间至９点，这两个钟头是修的工夫，个人在寮房里看经，３个人一个屋、一张桌、一盏油灯、一根灯心草（两根都不许可）。９点钟开大静下过，二板之后律息灯，各茶房由纠察师负责监视。二板后，各茶房不许再有灯火，到明天３点起床，共睡６个钟头的觉。这样计算起来，一天之中上下课加上殿过堂要有十几个钟头，学员们没有一点空闲。但我很快乐。
　　能海老上师对于教导后进学员称得上煞费苦心，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帮助，处处鼓励学员，处处造就佛学人才，尤其对浙江和北方的学员格外慈悲和关心。能海老上师说：“外省人学说听四川话难，外省人来四川学佛法的机会不容易。”能海老上师为了造就我们几个外省人才，尤其是对浙江、上海人，老上师特别优待和亲近。能海老上师常对我们说：“你们的愿望是发心学佛教，弘扬佛法，将来到处讲经说法，作一个法门龙象。”我听能海上师这样鼓励我们，我的心里很惭愧，不敢当，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学员，所以同道、学友，都觉得能海老上师特别对我关照和培养。
　　那时候，我们学员特别用心努力，近慈寺的规定很严，但能海老上师对我很客气，不肯说出来。因为他知道我们浙江人的性直，喜顺不喜逆，有了小小不严之处，能海老上师就容纳过去，用人格和面子来感化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改正，养成自爱的心理。同是一样的事，如果是四川同学做错了，那就绝不客气，因为那里所住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四川人，多一个、少一个根本就不算回事。能老常说：“浙江、上海一带的人怕四川的蚊子咬，生活不习惯。”尤其我，虽然岁数较大，却处处受到能海老上师的优待。说到这里，这个浙江人，特别感激能海老上师。拿我个人说来，出家前是一个国民党军官，受到能海老上师那样的重视，慈心培养我修行。如今一切所有归于能老的教法成就，能老真是我的法身父母，慧命道师。直到现在，我想起能海老上师来，都感激得涕泪交下，常惦念得很，彻夜不能眠。
　　（十三）佛法的感法
　　一个地方的兴废，近俗情来说，固然也在乎运气，可是按因果来说，好坏兴废都是人的感应。普通人常说：“不愁无庙，只愁无道。”现在的出家人，多数是想找到一个好地方，自己修个寺庙，自己当方丈做主人，或者是自修。可是，始终是南跑北闯，找不到一个相当好的地方住。这原因多是他平素不检点自己，没有行持，没有道德。如果有行持，有道德的话，不用你去找地方，地方会来找你。不怕在露天地里，也能感应生发出好地方来。俗家人也一样，只要勤奋学本事，有理想、有恒心，立壮志，就有锦乡前程。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１９４７年５月我随能海上师在武汉学法，在一个小寺庙大悲寺讲学时，有两位学僧是离大悲寺不远的白塔寺僧人。那时白塔寺刚刚由戒五和尚重修起来不久，这个庙就有一段感应的故事。
　　最初白塔寺是一座古庙，院子很大，有很多地。老和尚收有七八个弟，等老和尚圆寂后，后辈子孙不务正业，庙产荡尽。因年久失修，庙也荒废了，只剩原来的宝塔。自从那些师兄弟不务正业之后，戒五和尚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以无法拦挡，便自己一个人跑北方当参学，北方的大丛林差不多他都住过，前后住了大约十几年光景，平素行持、道心，各方面都很好。在北方参学之后，戒五和尚又回白塔寺，看白塔寺已残，屋顶残垣瓦石堆积，他在塔旁边斜坡上架起一小茅棚，仅容一个人住。出进小茅棚要曲着腰，可见茅棚简陋之极，仅不过挡风遮雨而已。在这里，他每到吃饭的时候，到外面化斋，回来就看经参禅，到晚间就看白塔寺，就这样经过了两三年工夫。
　　有一天，当地一个最有钱有名望的刘财主出来到庄稼地去瞭望，经过一条大路时，亲自跑到白塔寺去访问。看到那里什么没有，只是乱瓦乱砖堆积一大片。塔旁边一个像叫化子住的小草棚，里面住一个和尚。刘财主到草棚门口一看，原一就是白塔寺的子孙戒五和尚，说起来刘财主和他们上一辈的老和尚还是知咬。戒五和尚与他谈了些关于阔别后到北方参学的情况和回来后在白塔寺住的情形。刘财主听到这里说：“佛法真有灵验！只是怕人没行持，既然这样，你出缘簿，我帮你化缘，复兴白塔寺。”戒五和尚说：“我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怎么能出缘簿？”这刘财主说：“只要你出个名就行，我来给你做缘簿！”因为刘在当地是首富，财势两得，他自己做了一个缘簿，让戒五和尚出名，他自己捐了一部分钱，双从旁化了一部分，不几年，就把白塔寺重建起来。戒五和尚原来住着一个小草棚，简直像露天地里一样，他自己每天真参禅修持实行，并没有满行跑着去找佛地，而佛法却找到跟前来把庙修起来了。
　　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奉化雪窦寺，最初同妙高禅师创修，也是类似这样情形。那是民国７年，摩臣法师由观宗寺到奉化雪窦寺做方丈，我们听学僧说：共去了二十几个人，给他去送座。监去时，先坐江轮，下轮船后，换乘竹排，由十几棵楠竹编成，两梢挑起，两根相对，成一小划船，在河里行驶。我们几个同学去了雪窦寺。我这个浙江人还是第一次坐这样小竹船，河道很狭窄，水也很深，四围山色，一线残光照，走起来觉得很适意的。
　　到了雪窦寺，在那里久住的师傅们，就和我讲起妙高禅师的传说来。在寻窦寺上面有一妙高室，传说当初妙高禅师就在那里修行，精进用功，深夜不息。一个人为精力很限，日子久了，难免打磕睡。妙高禅师看到自己的生死未了，天天打磕睡耽误，不能用功。于是跑到妙高室边上跏趺而坐，下面是几十丈大山涧，如果打磕睡一头栽下去，就没命了。他的意思，在这里静坐，是警策自己免得打磕睡。事实上因他功夫还没有到家，仍不免打磕睡眠。有一次，他打磕睡，真的就摔下去了，他自己也觉得这次是没命了。可是当他刚刚掉到山半腰时，忽然觉得有人把他双手托着又送上来。他很惊喜地问：“是谁救我？”空中答曰：“护法韦驮！”禅师想：还不错！居然我在这里修行，还有韦驮菩萨来护法，接着又问：“像我这样修行的人，世间上有多少？”空中答曰：“过恒河沙数之多！因你有一念的学佛精进修持心，２０世纪不再护你的法！”这时妙高禅师痛哭流涕惭愧万分！心中转想：原先在这里修行，好坏不说，还蒙韦驮菩萨来护法，现因一念贡高我慢心起，此后２０世纪他不再来护法了。左思右想，唉！反正是那么回事，不管他护法不护法，我还是坐在这里修我的，修不在，一头栽下去，摔死算了。就这样，他依然坐在妙高室里修行（室如簸箕形，仅容一人）。坐不久，他又打瞌睡，一头栽下去，这次他认为肯定没命了。可是当他刚刚快要落地的时候，又觉有人把他双手接着送上来了。妙高禅师又问：“是谁？”空中答曰：“护法韦驮！”妙高禅师说：“你不是说２０世纪不护我的法吗？怎么又来！”韦驮菩萨说：“法师！因你一念惭愧心，已超过２０世纪久矣。”于是妙高禅师豁然开悟！佛法的妙处也就在这里，一念散于无量劫：无量劫摄于一念所谓“２０世纪古今不离当念，微尘刹土不隔毫端。”
　　从此以后，他在那里天天精进用工，敲木鱼诵经。那时还在宋朝时候，他敲木鱼念经的声音，远闻于几千里之外的皇太后之耳。皇太后因天天听见有一出家人敲木鱼诵经，有时候睡梦间还能见到此人，但亦不知声音来自何处。在附近左右找，哪里也打不到。以后画影图形，下圣旨来找此人，来到妙高室找到妙高禅师。朝廷看他是有道有德的高僧，于是由皇帝家出钱，在那里给他修一座大庙，即是雪窦寺。大家请想：这不是在露天地里感应出来的大庙吗？不是也没满处跑着去找地方修庙吗？这虽是一则传说，却说明了出家人须精进修持的道理。只要你有修行，有道德，地方会现现成成的给你建设起来的，旷地上会出现一个大寺院。所以说不愁无庙，就愁你不好学佛修道。
　　（十四）佛教能教化人心
　　１９４６年，能海上师往成都南效近慈寺，当时住成都之美国新闻处长持罗斯福总统亲笔函见师，请能海上师赴美讲学：函信内容“中国四川成都南郊近慈寺，能海大法师：敬请你驾临我国，宏扬佛法，以济国人道德之贫乏。”师以法务在身未往，并曰：“今后有人去！”是年春，昭觉寺举行和平法会，请能海上师讲经，每日三四千人，盛极一时。当时信外道的信徒刘先生闲谈，他说：“能海上师讲的经真不错，连我们的大道师听了赞扬，可不知有没有道。”　
　　“啊？”我说：“什么是道，我还不明白呢！你们的大道师很有道吧！”
　　“喝！”他说：“我们这位大道师，道可大啦……”说这话时，他还一边摇头，一边横鼻子。
　　我说：“他有什么道，你说给我听听。”
　　“喝！”他说“人家那道大得很！能十到不吃饭！”
　　“啊？”我说：“这一条我们赴不上他，我一天得吃两顿。他还有什么道没有？”
　　他说：“人家还能冬天不穿鞋，在雪地上走，夏天能穿皮袄，也不觉热，法师，你说人家这道不小吧？”　　“啊，照你这一说，他的道真不小。”我笑了笑说：“不过他这是习惯性，不能算道，如果他这样算道，那比他道大的还多得很！”
　　他说：“啊！还有比他这道大的吗？——请你说说，法师！”
　　“对啦！”我说：“你是不知道，比他道大的太多的啦！不过你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说他能十天不吃饭，不是有两句俗话吗？‘早晨不揭锅，晌午一般多。’不信你试验试验，如果他真的十天不吃饭，过了十天，吃的比谁还多，须得将那十天的亏空补上。你想一想，那能算不道？你看那个夏天的知了——蝉在地底下可不知他吃不吃，可出了窟，爬到树上，生了翅膀，根本什么都不吃，只喝风饮点露水。还整天高兴地唱呢，你说他不吃饭的道，能比得上知了吗？”
　　“再说他能夏天穿皮袄，那也算高兴地唱呢，你说他不吃饭的道，能比得上知了吗？”
　　“再说他能夏天穿皮袄，那也算不了什么道。你看那狗，一年３６５天总穿着皮袄吧！他也想不起到夏天换件纺绸或罗纱，不是也没见热死多少吗？如果那位大道师在三伏天穿着皮袄在外头跑一圈，恐怕也得热得唿哧唿哧的！那算哪家的道？还有打摆子的人，６月天穿皮袄还冻得打哆嗦，那也算道吗？”
　　“他冬天能赤脚在雪地上走，那也不算稀奇。你看那结鸭子，上冻的天还往河里洗澡，乐得呱呱叫唤！还有那些鸭子、麻雀，不是从生下来就是光着脚吗？他抓在裸丝电线上都不过电，那大道师成吗？——你看比你的大道师的道大的太多了吧！”叫我说得他两眼白瞪白瞪的，一声也不响，只是抿嘴微笑。之后，我又向那位刘先生说：“佛法不是奇特的，是平和近人的平常心是道。不教人练那些外道功夫，什么点穴啦，运气啦，脑瓜子出小人啦，又能飞到几千里外，知道家里有什么事，如果一下子遇上老外道，不是教修身，而是练什么长生不死，如果都不死，不成了老妖精吗？世界还能容得下？那不更要你争我夺，没有不完吗！所以佛法是教人知道身是‘众苦之本’，身时无常，无论经你怎样保养，到时候非死不可。好像房屋似的，无论怎样坚固，非坏不可。你不要设尽方法去保养它，可是，他也不要故意的作践它，因为要借它修行。”
　　我看他很痴愚，所以用些平易近人的话来劝导他，但是他一时半时也改不了旧习气。后来他又说他大道师能吃野菜不生病，又问为什么老佛爷（指释迦牟尼佛）赤足，出家人为什么不赤足，我问他：“他老师有道吃毒药死不死？”他说：“吃毒药那还能不死吗？”“不成！”我说：“你大道老师还是没道，你看那些吸大烟的人，等大烟瘾上来后，没烟吸，把鸦片烟吞下一块也不死，这也算有道吗？如果算道的话，他比你大道师的道大得多吧！”
　　至于老佛爷赤足的事，是因为印度穿皮底鞋，容易伤害虫类，释迦佛是大慈大悲的；而且是因为他那里天气热，所以才赤足，我国气候冷，何必一定要赤足，就算是我们能赤足，也是习惯性，算不了什么道。像叫经子没有鞋，冬天也赤足上街，那也算道吗？
　　就这样，让我把他说得闭口无言，也不再往下说了。本来出家人在社会上，往往因为一件很平常的事，就被人欺侮，这也是因为平常自己不注意，所以总会被人轻视。
　　和刘先生辩驳的两年前，我遇见在家的一位旧同学，他是钟表铺的经理，在谈话的时候，他说：“笑话！你们这些和尚，一动不动，还成什么世界？”
　　他说完了，头还故意地向旁边一转，显出不屑理我的样子。
　　我说：“照你这样说，都当和尚不成世界，那么都开钟表铺就成世界啦！”
　　“嗯——”他说：“世上的人，得各有职业，哪能都开钟表铺呢？”
　　“欧——”我说：“既各有职业，不能都开种表铺，就得有当和尚的，当教授的，当公务员的，打铁的，拉大锯……”
　　他说：“人家当教授，当公务员的，工作的，经商的都各有职业，于国家有益，你们和尚替国家作了什么？”
　　“以弘法为家务，以利生为事业呀！”我说：“净化社会，改善人心，这都是出家人的责任。能够以慈悲心，助教育之不及，使人心潜移默化，改恶向善，这样世界上就没有争夺啦！再进一步说，如果都像当了和尚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就成了清净佛土！每一个人都是莲花生化身，再没有这些杀人流血的事，就怕不能都当和尚。”
　　他说：“并不是我说当和尚的不好，就是因为和尚坐吃不动。好像只消耗国家财富似的，不免叫不明白佛法的人毁谤。”
　　我说：“和尚无论如何不就应当动，如果和尚一动，世界就显着更扰攘不安了！咱们先不说这个，你是钟表铺的经理，当然对钟表很清楚吧！”
　　他说：“是呀！”
　　我说：“你知道钟表是怎样做成的吧？”
　　他说：“那——当然我知道了，里面有大轮子、小轮子、油丝、发条，还不许多不零件凑合起来，构成一人钟表。”
　　我说：“这些大轮子、小轮子、油丝、发条等东西，都安在什么上？”
　　他说：“安在大轴上！”
　　我说：“这些大轮子、小轮子都得动吧？”
　　“对啦，有动得快的，有动得慢的，都得动，有一个不动就出毛病。”
　　“那个大轴也动吧！”我问。
　　“嘿！”他有些瞧不起我的样子说：“你够外行哩！大轴哪能动，大轴一动，钟表就坏了，没有准了！”
　　“我告诉你说吧！佛都能安定社会。佛法劝善止恶，教化人心。和尚能祈祷世界和平尚。和尚一动社会就更紊乱了……你想：和尚要不为国家祈福，不去改善人心、转移风俗，偏要勒令他做旁的事，那不是强人所难、祸乱人心吗？如果人心都失去了常态，世界哪能不乱呢？”
　　说到这里，他你下头去沉思了半天又说：“就算你说得对吧！”
　　我说：“这不是强辩的，不信你拿我这话去问别人，看我说的这话合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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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上面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很平常的事，但社会上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往往拿些很平常很轻薄的话来问出家人，这似乎是已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普通现象。不过，在出家人来说，如果自己没有一点应变的法子和道理，往往就被人所说倒。我和那位信外道的刘先生辩驳了半天，我又把我和那位旧同学所说的话给他讲了半天，意思是让他明白出家人并不是奇奇怪怪的人，所做所为都是平易近人，于人有益。出家人学佛、礼佛、用佛法来作社会的工作，就是用善恶因果的事来教化人心，安定人心。武器可以抵御侵略；但人心的险恶，人心的变化不是用武器能征服的，却能用佛教善良的教化，使每个人的心里，存储着一种正直善良的力量，总能维持着人心的善性之本，不至于铤而走险，所说佛教能教化人心。
　　　（十五）当时南京佛教界情况
　　１９４８年，我随能海法师去南京宝华寺弘法。当时，南京虽然有很多处庙宇，但因为宗派的关系和四川有不同，所以不能团结合作。尤其自清朝以来，各庙有身份的出家人，差不多都和官府有交往，所谓“名僧风格，酷肖俗流”。久而久之，把自己和整个佛教的价值也都忘掉，弘扬佛法的事，就没人去办了。加以南京派系的不同，往往意见不一，互相歧视，对于弘法事业，甲方不去办，而乙方也就不去弘，如果甲方不去，而乙方强出头的话，这在派系上、立场上，就未免有些“难为”、“盖场”。这样一来，对弘扬佛法的事，谁也不去过问。当果佛法凋敝的情形，已经到了这种情况。虽然，有人出头来办一个讲法会，他们纵然不歧视，至少也是漠不关心。
　　在当时，凡是密宗一家的，多是南京、四川、西藏派，他们的庙头很多，但像一盘散纱，不能团结，寺庙不像寺庙，僧人不像僧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随同能海老上师参加一个升座典礼，特意给预借的素席间，还看见出家人搭着红祖衣与居士去拜座（此风随了佛学普及的程度，刻下在南京已息；但在江南一带，常常见有僧人与在家人顿首为礼的）。这事情在俗家来说，是应当做，在出家人来说，就不应当了。当场弄得一般信佛居士，四座皆笑，不知所措。能海老上师认为京里的出家人和权贵们来入往得太密切，以致有的出家人，把自己的身份都失掉了。
　　本来按佛制，出家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里，都不能拜俗。在帝制时代，对皇上了照样不拜。皇上为了尊法，为了种福，还得给出家人行反拜礼。出家人客气的时候，顶多给他合掌，欠身还礼，不客气的时候，则正身端坐，心丰存观想，受其膜拜。明白这种礼的人，就是皇上也不失身份，出家人也不倒架子。例如，现在锡兰、印度、缅甸、蒙古等国，都是出家人受拜不还礼；尤其在印度的出家人，不论与国王大臣在某一种场合里相遇，他要给出家人顶礼时，出家人总要巍巍不动地受他的礼，如果稽首还礼给他，就瞧不起你，同时他也以为出家人瞧不起他，马上就把你出家人的资格吊销。
　　因为他给出家人顶礼，并不是为了出家人这一个人，若论人的话，一般来家人根本就跟他们国王大臣及一些有身份的人谈不上话。他为的是你具足僧像，能够传持佛法，敬僧就是敬佛，也就是敬法。佛虽然已入灭，还有僧来传续他的大法。后世的人，可以从敬僧上，种下出世之福。所以在俗的人拜出家的，并不是白对一个普通不凡人顶礼，而是为的自己修福，供养三宝。如果出家人，不受他们的礼拜，反而去拜俗的话，这不单教他们修不了福，而且倒让他们造罪了。
　　我们在南京听了一个关于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给和尚还礼不还礼的故事。
　　有一次，乾隆皇帝到南京，保驾随行的有一位姓王的宰相，叫王汉人。他虽是忠心耿耿的效忠皇帝，介理对于佛法一点也不明白，也不相信。乾隆皇帝到了南京，照例要先到寺庙拜活佛。这拜佛的仪式，是活佛在法座上端，皇上在下面恭而敬之地行跪拜行。当乾隆皇帝拜的时候，跟他去的王宰相在一旁侍候着。他看皇帝拜的时候，活佛在上面端坐，巍巍不动，眼皮也不翻翻，也不还礼，不觉怒从心来，真是岂有此理！忽然跑到法座上，抽出腰刀来，把活佛的脑瓜子砍掉子，弄得尸横宝座，血溅法衣。这闹不要紧，所有佛教僧人于是把大庙围起来，把乾隆皇帝劫持着，几乎把杀掉，南京人听说这件事，也马上想要造反。
　　僧众劫持乾隆皇帝时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王宰相给活佛偿命。王宰相说：“什么是活佛？他不过是寺庙领袖而已，我们的万岁爷给他行礼时，磕了这么些头，他连动也不动，睬也不睬，得算连人情都不通，还叫活佛吗？他既然是活佛，还会被凡人杀死吗？我绝不相信他是活佛。”
　　“事不能这样说！他是我们庙的领袖，也是我们所尊称的活佛，我们多少年来都是这样。你信不信佛没关系，你不信我们信，你不能因为你不信佛，就把我们的活佛杀死。”
　　横说竖说，佛教们人无论如何得要王宰相抵命。当南京人民马上要出兵造反时王宰相见势不好，恐怕连累了自己的万岁爷，这才答应与活佛抵命。他本是乾隆皇帝的宠臣，皇帝当然不忍杀他，但事情迫到这样，又不能不杀。后来乾隆皇帝一边哭着，一边才把他斩首。
　　上面是当时南京佛教界的情况，因为宗派关系和僧人的散漫把自己本分事业都忽略过去。能海上师弘扬佛法难，当时苏州、南京、宝华山比较荒凉，不像现在整齐。能海上师作事很有见地，论本事、论知识、论应酬才能，都高人一筹。他一生对弘扬佛法对佛教事业贡献大。我随能海上师在南京，在佛学上有较多的领悟。
　　在此期间，我在南京宝华寺藏经楼阅读所藏经书，编习经、律、论三藏圣教。读完６００卷《般若经》。返川后，１９４７年，能海上师庆重庆僧俗之请，在郑壁城居士所提供的别墅中，成立重庆金刚道场。我遵师嘱咐，主持重庆金刚道场，并奉能海上师命往南京、上海弘法。又应赵朴初、倪正和等大居士恭请，往上海觉园讲经说法。
　　１９４８年，能海上师函复我“汝在东南弘法，不必回川”。１９４９年，我请能海上师派人赴沪，助办法会。能海上师派常超师等四位上座赴沪助办法会。后因觉园来僧渐多，即成立上海金刚道声，我遒能海上师所嘱任住持，兼任南京宝华寺住持。依能海上师近慈寺家风，弘扬黄密，全日持诵，长年讲经，三月安居，以戒为师，住僧５０余人，皈依弟子四五千人，编印出版宗喀巴、格鲁巴经书。１９５０年能海上师授我为接法和尚阿阇位。我遵能海上师嘱讲《华严经址无尽藏品》。
　１９５５年，能海上师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亚洲国家会议。会后，能海上师朝礼圣迹，取道仰光回沪，讲完《菩萨戒颂》。每日下午叫我入室，引修《大威德生圆次第》细密开示甚深法要。５月间能海上师离沪赴京开会，我送能海上师至上海车站送别时，师徒两人依依难舍难分，能老对我很关心，这却竟是我们师徒最后一面。

波光浩淼

第五章　闭门洗心修密乘


　　　　　　　　（一）苦修密乘成正觉
　　１９４９年，我遵照能海上师嘱咐在上海金刚道场任住持。上海解放后，我详细地写了自己的历史材料，交给赵朴初居士转交人民政府。１９５５年９月，我因被人污害，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在狱中像恪守佛门清规戒律那样，严格遵守监规狱法，修忍辱波罗蜜。每当被辱境界到来的时刻，我用佛法回避、佛法抵抗，我只好坚强忍受把它忍耐下去，不计较，用最大的力量忍受。心里感到烦恼难受，我就一心念佛名号，依佛号能力把烦恼难受之心安定下来；修因缘观，仔细想我为什么无故受辱、被捕入狱？作受报想，用空想观智来照察了知心身世界。一切诸佛本来无我可得，我既然是没有的，一切皆空的，哪里还有什么被侮辱，以及受辱的境界呢？空的我相，空的辱境，二者完全是空的，因此辱相也是空的。由此之想，我不生憎恨心，反而发大慈悲心，同体大悲，方便教化人。我从１９５５年７月到１９７５年７月坐２０的监狱，我心里想自己闭关精修佛法的时间难得，这是我闭关修密法的好机缘。我在狱中加强自身净化，坚持长期茹素，虔诚悔业障，心诵佛经，潜心修密乘，心如虚空，清澈明朗。释迦牟尼世尊因地修行时，有一次被歌利王割身体，节节支解，佛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皆空，不生憎恨，反而发大誓愿，成道以后，先度歌利王。所以佛在鹿野苑先度憍陈如尊者。菩萨修行发菩提心，一定要经过三难妙行的大关；一、难行能行，人们做不到的难事，菩萨能做到。二、难舍能舍，人们舍不得的生命、钱财，菩萨能舍得。三、难忍能忍，人们忍受不了的逆境，菩萨能忍受。从前舍利佛尊者发菩萨心，修三难行，经不起考验，三难之中，只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的二难，在最后，难忍的不能忍受，因此他退失菩担心做了声闻小乘圣人。到释迦牟尼成佛时，舍利佛才在佛座下做一个舍利佛尊者。《佛遗教经》中说：“忍之为德，持戒者行，所之能及。能行忍者，乃可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不名人道知慧之人。”故常言“有容德乃大，无欲气自豪。”
　　（二）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获释放
　　以“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岁月，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１９５５年９月被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我以佛门比丘宽大胸怀，违缘顺缘，随迁而安，毫无怨言，以代众生受苦的菩萨精神，以牢房作禅房，视监狱生活为闭关修密乘的好机缘。在狱中坚持长期茹素，坚持半月诵戒，坚持三月安居，没有间断，加强自身净化，虔诚忏悔业障，心诵佛经。经常数日安坐，不饮不食，心如虚空，清澈明朗，以慈悲心救度狱中病人之苦，为“病囚”治各种疾病，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病囚”，囚众赞扬我是狱中的白求恩大夫。狱方得知我有医术遂命我为“狱医”，并获狱方称赞模范“狱医”。寒来暑往，岁月飞星，我在狱中洗心修密法整整度过了２０人春秋。直至１９７５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呼吁下我获得释放，我当时年已７３岁。我修“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忍辱行，心中实已“冤亲平等”，所以一切的不公正、诬骂、毁损都不能破坏我心中清净。我看待这一切都是众生以清净的忍辱法对自己的布施，一切毁誉者都是成就自己德行的菩萨，我对众生、国土情有无限感恩心情。
　　（三）回乡行医
　　我获得释放后，以慈悲为本，爱国爱教爱民爱苦难的众生，以菩萨心愍济众生，１９７６年初，我自愿回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卫生院行医，救死扶伤，服务人民。我主要搞针灸、电疗、按摩。我对待病人比对自己的儿女还亲，许多病人特别是小儿麻痹症，四肢瘫痪经我一治就好。这样甚多的病的对病人宣扬如三门县、天台县、宁海县、象山县４个县，有的残疾人、患有单边疯、上下肢半身不能行动的男女老幼病人，我都要为他们联系解决住宿，有的头痛、腹痛、腰伤、骨折、不育症等，经我针灸后而愈。我在卫生院住的寝室在楼上，每夜我双盘跏趺静坐入定。高枧乡旧居我俗家供佛像，我时常接待大德高僧来访，高僧们和赵朴老对我很关心。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０年４年间，当时我７０多岁了，足穿一双草鞋，身穿一件旧灰衣，跋山涉水，进城下乡，有请必至，日夜不休，为病人治病，共治好病员３００００多人，病家送来锦旗盈室，上书“华佗再世，扁鹊复生”。我见到一面面锦旗心里很惭愧，我为受苦受难的众生做的事太少太少。我要精进学佛法，普度众生之苦，求诸佛菩萨对我加持。
　　（四）文殊菩萨教化成就我修行
　　１９８５年２月上旬，我去朝五台山。行到山麓时，天气变冷，天空忽然下大雨，我身上穿的衣服单薄，风吹着我的衣裳，冷得发抖。这时侧面走过来一位五官端正、约十四五岁的少年，彬彬有礼地问我：“师父，你往哪里去？”我和蔼地回答：“我去朝五台山。”那少年说：：“师父你背这么重的行李，我是山上庙里的，我们正好同路上山，我帮你背行李吧。”我问那少年：“你贵姓？”那少年说：“我叫文吉。：”他帮助我背一大包行李，我们同上山。走进大显通寺，他放下行李。我十分感激那少年说：“谢谢你，阿弥陀佛。”那少年满脸笑容回答：“不用谢，举手之劳嘛。”
　　在五台山香烟绕缭的众多庙寺中，都供有文殊菩萨。大显通寺供奉的这尊菩萨像建塑于汉明帝时，高达２．８丈。文殊菩萨端坐狮子背上，神情端庄，备受古今游客、信徒顶礼膜拜。
　　文殊菩萨全称“文殊师利”，　梵文Ｍaniusrl的音译，略称文殊，新译“曼殊室利”，汉译为妙德，义为万德圆明，皆彻性原。又译为妙吉祥，和释迦牟尼同时代。公元前６世纪，相传舍卫国多罗聚落的婆罗门种姓中，生了一个身体紫金色、落地就能说话、如天童子、有七宝盖随覆其上的婴儿。父亲梵德，婴儿出生时，家里出现十大吉祥瑞兆：１　天降甘露；２　地涌七珍；３　他变金粟；４　庭出莲花；５　光明满室；６　鸡生凤子；７　马产祥麟；８　牛生白犊；９　猪诞龙豚；１０　六牙象现。文殊菩萨从娘的右胁钻出来到世上，文殊菩萨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种随好，与佛相同。
《文殊般若泥洹经》说：“文殊住三昧力，能于十方世界，化现诸形，教化众生。偈云：文殊大菩萨，大慈大悲，变身为异道，或冠或露体、或处小儿丛，游戏于聚落。或作贫穷人，衰容为老病，及现饥寒苦，四方而求乞。令人发一施，与满一切愿，令发信心已，为说波罗蜜。”
　　《宝藏陀罗尼经》记载，佛告金刚密迹主说：“我灭度后，于南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文震旦，其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经里所指的五顶山，即是我国山西省五台县的五台山。原来汉明帝时佛法刚传入国不久，摄摩腾、竺法兰、以天眼通能看到文殊菩萨住在此山中，于是就奏帝建寺于灵鹫峰，首先建起一座寺庙，取名为“大孚灵鹫寺：。东汉以后，大孚灵鹫寺改了好几次名字。后为，明太祖朱元璋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此后，大显通寺的名字就一直沿用到今。正因为这个缘故，自此以后，五台山成为文殊菩萨道场。《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清凉山，“往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往，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散会眷诸菩萨众，一万俱，常在其中，而演说佛说。”
　　在大乘佛教里，文殊是诸菩萨上首，常与普贤侍佛左右，所有的佛弟子，都把文殊菩萨当成智慧化身，如说般若为诸佛之母，文殊菩萨为佛之师。常见的文殊像，顶有五鬓，表示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智，成所人作智。左手执莲花，花上安放《般若经》一部，在于体现般若大智一尘不染，如大火聚，四面不触，触了即烧。右手持宝剑，能断一切无名烦恼。喻金刚定剑，能斩群魔。或坐莲花台，表示清净，乘狮子或孔雀表示威猛。
　　我小时候常听我母亲说：“文殊菩萨骑的那头狮子，特别勇猛有智慧，五台山上，很多端寺的沙门外。都有狮子，佛门乘狮子真有缘，既有狮子吼，又有狮子座，《涅盘经·狮子吼菩萨品》还用狮子的身形比喻佛菩萨的种种功德。”“如来正觉，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去波罗蜜满足元身，十力勇猛，为大悲为尾，安住四禅清静窟宅。为诸生而作狮子吼，摧破魔军。”在《华严经人法界品》中，弥勒菩萨对善财说：“文殊大愿，悲余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其行广大，其愿无边，出于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文殊菩萨常为无量诸佛之母，常为无量菩萨之师，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名称善闻十方世界。我朝五台山文殊菩萨教化我，成就我修密乘，普度一切众生。
　　（五）兴群利于当年，垂名教于后世
　　僧众问我：“上师，为什么社会上、世间上，有的人做好事而得不到好报应，而作坏事的人反而发财了享有权利和富贵，人们常说老实人吃亏，好人命不长，这如何解释？”
　　我说：“这在罪和福、损和益方面是各有各的增长，各有各的距离，佛法真的不呆思议得很；有诸多事情，都是极平常的事，教人不可测量。尤其是佛教有谛法上，讲究“因缘”和“感应”。在因缘未合的时候，都是很平淡很普通的事，到因缘成熟之后，就觉得它是不可思议，就是当局的人，也对它莫名其妙。“感应”这回事，也同样让人不可推想，有显感冥应的，有冥感显应的，有显感显应的，也有冥感冥应的，这也有很不可思议的奇遇。
　　拿我来说，１９４１年５月３日（农历辛巳年四月初八日），基于不满国民腐败政治的现实，发深宏大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利国利民，萌出尘志，自己主动到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皈依澄一法师座下。出家时，我３８岁，并于同年冬月十七日到成都昭觉寺依定慧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至今５８年了。在出家前的３８年里，我辛辛苦苦，劳劳碌碌，闯荡半年，几乎阅尽人生的痛苦和悲伤，赤心爱国爱民但总是空有抱负，壮志难酬。我今年９５岁了，虽然没有享受很大的福，没为人民干过大事情，但也没有受过很大的罪。我每次走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往往前面是“柳岸花明双一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在上不上、下不下的境遇里生活着。回头想一想，过去的挫折和受过的委屈、蒙受的冤枉，都成了我现在的阅历和经验。往事如水波尘境，出家前，我从小读书，大学毕业后，我投笔从戎。在国民党军队里，一个军人没有自由，叫你走东，你不能走西，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如果不听命令就要杀头。在大千世界只有佛天自由，无碍无阻，无牵无挂。我了却尘缘几十年来，感到人生如梦似幻，而芸芸众生，浮沉其间，头出头没，无有了期，人生真谛何在，为真性不昧，解脱自在，抑为功名富贵而流转生死？常见世之为功名者，心为形役，朝夕孳孳，然而一日无常，草木同腐，莫不凄然兴悲。
　　就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统治中国２０多年的官僚买办集团来说吧。他们逃到台湾，蒋介石在台湾这个天地里就“清理门户”，后只剩蒋介石一家，他比在大陆时更独裁，更残酷了。
　　陈果夫、陈立平均值随国民党一起逃到台湾。这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出政界，于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５日在台湾死了；陈立夫再不敢过问党务，于１９５０年８月离台赴美，流飘异国，在纽约长岛买一所房子以养天年。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５日。孔祥熙在纽约去世，宋霭龄比他丈夫多活６年也死在纽约。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与后来任驻美国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国民党的元老、四星上将何应钦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当了最后一任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在台北市北郊外山上写理论文章。吴国桢最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党内外要职，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国民党政府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长，１９５４年１月被开除党籍。陈诚因肝癌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５日死了。１９７５年蒋介石在台北北郊草山他的官邸内死去，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又逝世，孙子蒋孝文、蒋孝武相继离开人间。他们中间有的人已埋骨他乡，与草木同腐，有的人渴恋故土，落叶不能归根，莫不凄然与悲伤……人都不能离开历史而生活。忘掉自己的历史，就如失掉罗盘的孤舟，真可谓大海茫茫，可悲、可悲。惟有聪明睿智之士，能于茫茫孽海中别具智眼，超然物表，爱憎法中，无取无舍，顺逆缘内，无爱无憎，兴群利于当年，垂名教于后世。我说：学佛好，佛学无边，老实人好，吃亏天赐福，好人寿命长。
　　　（六）回归祖庭昭觉寺
　　１９８５年农历五月，由四川省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龙泉驿区石经寺方丈、能少上师老师弟永光法师给我亲自写信，请我来石经寺协助重建在“文革”中被毁的能海上师在近慈寺建的金刚道场，这个道场是由近慈寺移转到石经寺的。从１９８５年五月份到石经寺后，各界各处佛教徒来石经寺念经听法修行的人越来越多。我来石经寺时，随我来的僧人有从高明寺来到石经寺的演法、觉成、宏觉、海智等。
　　我在石经寺举行第一次法会，从１９８５年８月８日灌顶到８月１８日法会结束，计１０天；从５月１５日到８月１５日三个月安居维修围墙、沙山，添置房屋。我来石经寺办佛会时，寺里每天要吃１００多斤米；初一，十五要吃几百斤米，来听经礼佛的人多。
　　同时１９８５年，昭觉寺组成的寺领导小组及僧众也请我回祖庭。我听从省市宗教部门的意见：叫我先到石经寺弘法，再到昭觉寺率大众。我于１９８６年开始修昭觉寺大雄宝殿，主管修建的有智益、永度、能法，１９８８年竣工。１９９２年由我和明念、宗显、智国、智法、智正等僧众修钟鼓楼，１９９３年上半年竣工。１９９３年７月建修圆通殿，于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９日日竣工落成，佛像开光，参加者有数万余人，其中不乏全国各界人士及海外信众。同是修复佛学院、住宿楼房。省内各寺青年僧人在这里经过３的学习，培养了众多僧地称和全体僧众努力把昭觉寺修复完整，同时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和信众大力捐款，功德无量。
　　（七）我爱读书
　　我这个人从小爱读书，可以说书籍是我惟一的“宠物”。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最喜欢读“三国演义”。不嬉戏玩耍的童年和多梦的花季少年离我远去后，我对人生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开始拜读佛经，听高僧讲佛经，自己念佛经。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时，每逢周末我都要泡上一杯茶，坐在校园里，读我喜欢人古书、佛经书。读一本好书，我认为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读一本佛经书就是和和诸佛菩萨谈话，读佛书就是听释迦牟佛的教导。好书、佛书是我的宝书，是我的精神、命根。我一天不吃饭，照样上图书馆读书，但一天不读书，我说话、走路也没有精神，手脚无力似的。我最喜欢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也是最爱读书人。在童年时，谁借我的书搞脏、搞坏了，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现已９６岁了，早晚读经书。自己的心也和佛的心连在一起，即佛是心，即心是佛。
　　（八）出家人要以修道为要务
　　真正学佛念佛的僧尼要一心向上，精进修行。出家人，刚出家时发的志愿有大有小，都有一股道心。日子一久，有的出家人看见富贵显达的人，心生羡慕，希望能和他人一起穿好、吃好、讲名、讲利，被名利所污染，致力去作俗家事，去攀缘权贵，修饰穿着，收养徒弟，积蓄金钱，和世俗人没有两样。有的出家人看着富贵显达的人，心生厌恶，好像很不挂齿似的。这两种出家人都不对，为什么呢？前一种出家人，只知道羡慕他人，而不知道他人的前生就是像你这样苦行修福的出家人，又何必羡慕他人呢？后者只知道厌恶他人，而不知道你的苦行果报，来世会作像他一样作有名利、有地位的官人，又何必厌恶他呢？学佛人是为了脱离生死，修到西方极乐世界。既然都未脱离生死，互相交换，想到这样生死不休，能不令人自悟吗？所以，学佛的僧人应该一心向上，勇猛精进地修行，不要浪费珍贵的时间。修出三界了生死，哪有闲工夫去羡慕人家、或厌恶人家呢？大家知道的六祖慧能大师，第一次见到五祖黄梅大师，参对之下就明心了性。五祖说：“慧能，你根基三性及锐利，到后院的碓坊打米去。”于是六祖到后院踏舂米碓，为了增加工作效率，在腰部绑上一块石头，增加身体的重量，加速踏动舂米碓，这样辛苦勤劳地工作，供养大众。后来五祖传他衣钵，恐怕别人为夺衣钵伤害他，半夜送他离增，隐居在猎人队中，蓬头垢面１６年。后来，护法龙天推他出来弘法度众，于是他到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说是“风动”，一僧说是“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言：“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大众惊奇佩服，印宗法师延他至上席，请他开示，为他剃发，拜他为师，帮助他弘法。慧能大师不但１６年后才开始传法，而且剃头也在那个时候，功夫修养之深厚迟重，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说慧能大师是万代师表，一点也不过分。
　　一个寺院的好坏兴废都是人为的。通常说，不愁无庙，只愁无道。现在有的出家的，这个庙住了不如意，那个庙住不下去，专营奔走，总想打一个好寺庙，自己当住持，或者找一个好地方自己修，想当方丈，可是始终是南北找，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住，这是什么原因？这原因多是怨自己修持不好，没有行持，没有佛道缘力行为。如果有行持、有道德、有缘力行为的话，不用你去找地方，地方会来找你，不管在露天地里还是在大雪山上，也能建出好地方好寺院的。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证明，只有你有道德，露天地也会成大寺院。成都昭觉寺在“甲申之变”后成了一片荒地，丈雪祖师扫圆悟国师墓，发心恢复祖庭。丈雪祖师成了昭觉寺中兴第一代祖师。“文革”中成都昭觉寺成了一片废虚，昭觉寺是我的衣钵堂，我８３岁来昭觉寺发心重建。如今第一禅林重建了，我主要是有一颗诚心。心诚则灵，心诚了，诸佛菩萨就会加持你，有了三宝的加持，世间法的支持，好寺庙就会建起来。
　　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出家人，即真正是第一大喜事，第一殊胜之事。可是出家的人，一定要认真修行。一个出家人修行要是没有好的结果，于家庭没有损害，于自身必定堕落。佛家常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出家人修行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大事，你修行证得正是，超出三界，不随便道，即是成就了；如若沦落六道，六道轮回就要还施主的债，十方的供养你必须要偿还。人家不是白供养你的，一定要偿还。如果你证得正果，成了佛菩萨，供养你的人都有福了，也不要你还债，施主的确种了福田。所以，出家人要真心念佛，具有真正的佛心，信心，决心，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大家多念《无量寿经》、《弥陀经》，经书上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发心出家的人一定要以修道为要务。
　　我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５年在上海金刚道场，依能海上师家风弘扬格鲁巴教法。金刚道场当时有出家人２０多位，居士有４００多人。１９５５年有人提出“郑全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把我逮捕了。我对狱方说：“周恩来总理当时是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的主任，我参加国民党是周恩来同意的，我的个人历史早就向党交待了，我的档案早就交给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呈报上级，我的历史问题１９５０年就向党交待了。”我到了上海提出蓝桥监狱，狱方有人对我说：“你是国民党的人。”我说：“我吃共产党的饭，共产党养活我，共产党对我有恩，难道我不是共产党的人！”当时监狱里有５００多人。人家吃苦头，我没有吃苦头。狱方说：“郑全山守狱规。”当时狱中病人多，其中有一个３０多岁的病囚得了肺炎，整个的肺脓肿得吐脓吐血，整天疼得嗷嗷叫唤。牢房狭窄，搭不开铺，别人都怕肺病传染，不乐意过问他。狱方就把他抬到院子里，汤药无人问，饮食无照应。我记得有一个山东人，姓秦，豪快直爽、讲义气，看到无人问他，就悄悄地对我说：“这个世道无好人，无悲心。”他知道我是个和尚被捕入狱，见我就请求说：“地藏菩萨救他吧！”俗话说“身病好治，心病难痊”。人心要有病，医治不容易。一个人进了监狱，举目无亲，自己的病很严重，又没有钱吃药，病囚心灵上压力大，病越重，心里也越苦恼。妆时我看到他很可怜便对他说：“你不要哭，我来好好的服侍你。”这囚友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到半月肺炎痊愈了。
　　此事获得狱方好评，领导由此知道我的医术，命我作“狱医”。我从经书上看佛在世时，为了给人治病，在戒律上面对看病、养病、送终、埋葬都特别订有详细的规则。可惜后人都不遵照实行。我在监狱里，我要学习释迦佛把病囚当作僧人，我耐心治好一批又一批“病囚”，囚众称赞我是“狱中的白求恩大夫”。我把牢房当作病房，这是诸佛菩萨赐给我潜心修行学佛、精心修持的好机会。在这２０年里，我加强自己净化，乃诚心忏悔自己的业障，心育佛经，精进修密乘，佛法教化我能看破，放下很自在。直到１９７５年我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呼吁下获得了释放。我的家乡很好，我自己人家乡行医救济病人。１９８５年，政府落实了政策，彻底给我照雪平反。
　　（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要人弘道，必须育才明道，培养僧人有大才，方能弘扬大道。１９９２年１月７日，赵赴初会长于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中国佛教协会给昭觉寺来函云：“培育僧才，此乃当前头等大事，朴老乐赞厥成。至于院名，似以不标明禅密净之宗义为妥，不妨迳称为‘昭觉寺佛学院’。”因此，我于１９９２年春，办起昭觉寺佛学院，现在师僧７０余人。我常到学院视察教学，并讲戒定慧三学、讲心经，教僧学法修心、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对学僧悉心开照。一年给学僧制２件优质黄料僧装，发鞋袜，提高衣单费，改善生活。
　　我经常教诲弟子“要依戒依法，精进修行”。自己更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日夜惜时如金，无住生心，勤修密乘。每夜１时３０分起坐盥洗，２时上殿礼佛诵经，近７时下殿早膳，８时３０分至１１时复上殿念经，中午、下午接待学佛四众。安居期间，我讲经９０天，每天早上８点钟坐在法席讲到中午１２点钟，学如来佛尊。我毫不疲倦。有时法躬有小恙，仍继续念经讲经。四众弟子说我：真是一位金刚般若铸造的夙夜匪懈的法师。我深感惭愧啊！
　　我主持昭觉寺佛学院，担任院长期间，八方学子，源源而来。教师们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学僧学而不厌，学修并重，体现了“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真学实修的比丘日益增多，还有福慧双修的优僧，立誓成为“法门龙象”。真是昭觉寺里春日融融，佛学院内百花盛开。
　　（十）近佛陀教导去做
　　如今许多人过于注重追逐禄和物质享受，贪慕荣华富贵。这种追求世俗浮名的价值取向和佛家超越各种生命意欲的思想是相悖的。我们该怎样觅得身心的清净和心性的稳定，以一颗大慈悲的心面对现世人生，达到摆脱人生烦恼的涅盘境界呢。
　　人学佛，首先是要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还能成佛吗？现在有的人惟利是图，只看钱爱钱，有的打麻将，进酒馆，很无聊。这样的人生观实在没有意思。人还是应该帮助别人，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单独活下去的，一定要受到许许多多的人，包括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的恩惠，是他们的思想、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恩惠，使我们得以生存下来。所以佛教徒除了要报佛恩、报父母恩和国家的恩，最主要的是要报大众的恩。一个人最重要的要有报恩思想，报恩的情义是无穷无尽、报不完的。报恩心太重要，多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人也就会因此而有价值、有乐趣。我在俗家时有一个挚友，十多年不见面的，有一次在飞机上下班巧遇这位挚友，本可以像十年前那样亲亲热热开怀畅叙，谁知那好友一见我的面，就问：“听说你当军官，家时发财啦！”左一句当官，右一句发财，我下子愣住了，心里很痛；我的好挚友变成了一个生意经，使我灰心冷意，从此不再与他来往。对当代人和青年人的思想品行，重要的还在于身教和言教。若欲修行，在家亦可，不必在寺，自家修清静，即是西方。一个人自私的思想减少一分，自由就会多一分。人往往是被自己捆住的。我这一生学佛的思想，就是报国家恩、报人民恩、报众生恩的思想，众生在我满脑子里。佛教讲生生报恩，佛教工作特别多。我的报恩心也多，今年我已９６岁了，还要争取多活几年，为佛教、为众生多做一些贡献。有了这种觉悟和认识，我对众生的血汗钱用的不安心，一切为了普度众生，在生活上力求简朴，我总觉得对众生有报不完的恩，享受多了，心里会不安。我虽然９０多岁了，坚持早晚上殿诵经学佛。一个青年人每天要问一问自己：身体是否比以前健康了，知识是否增多了，工作是否比以前认真进步了，道德有没有进步。最后，愿你们大家都按佛陀的格言去做，愿你们慷慨施舍，乐于帮助别人，愿你们身心清静，做正直人，朴实无华，品性良好，不起恶念。愿你们不自私，不占有，而且大公无私，甚至牺牲小我。愿你们聪明伶俐，能够把趔和佛学知识及学佛的好处告诉别人。愿你们努力精进，勤奋不懈。愿你们能宽容，宽恕别人的过失。愿你们能坚决勇敢，有毅力和恒心。愿你们仁慈、友善、富有同情心。愿你们能谦卑、平和、宁静、沉着、安详。愿你们能迈向完美的人生道路，而且能完善地服务别人。
　　（十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人生无一帆风顺之事，有得意之时，必有失意之期。例如一个在初中时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必然被老师宠爱、同学羡慕。长大了又当大官，发大财，这是他得意之时。若到了罢官、破产、人亡，还是他失意之期，都不应放弃向上生活的念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才是自己的路。世界上有千万条路，尽管路就在那里摆着，头脑中某些陈旧过时的观念缚住了手脚，迈不开腿，迟迟疑疑不敢跨出那一步，对你来说，路似乎就不存在的。人生之路坎坷不平，没有失意的挫折，就不会有成功。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尊卑和地位高低，也不在于是否拥有权势、金钱，而在于是否自尊、自强、逢重，是否对生活充满远大理想并为之而奋斗不止。如果拥有权势、金钱后，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从满足私欲出发，那么，权势越大，就越害已害人；金钱越多，铜臭也就越厉害。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满怀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就会将名利、地位、荣辱置之度外，以理想的最终实现为最大快乐。因为他的理想是高尚的，他的目标是在于对社会做最大的奉献。
　　曾有人问我：“上师，你从将军高位进入佛门当小沙弥，脱下‘蟒袍’换袈裟，又从佛门进入牢门，从高僧到犯人，你老的心境如何想呢？”人生之路坎坷不平，我将名利、地位、荣辱置之度外，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人民，就什么事情也能解决了，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个人的苦楚冤屈比起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这是我坚定的信念。１９７５年我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支持关心下获得释放，当时我已７３岁了，西谚云：生命从４０岁开始。我想我的生命从７３岁开始，一个人要总能保持精神健康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一个人顶要紧的保持精神上的健康，力求让自己永远在乐观、豁达状态中，其它都是次要的。俗话说：“人到无求，心自安宁。”要在生活中寻求动力，寻求乐趣。我的最大的动力是学佛，度众生之苦，最大的乐趣就是念佛经，解脱自己，去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对于有关个从的事更是无求的，我从早到晚一心扑在佛教事务中，我清心寡欲，看轻功名利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此语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一个人只有恬静断欲，才能志向远大，有宁静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永远快乐，永远健康。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社会、对人类做出最大的奉献。一个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对人类、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
　　（十二）依法不依人
　　在一个寺院里，依法不依人才能把佛教寺院办得兴隆。谁是我们的导师？佛祖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导师。佛教事务中，我个大和尚说自己的一套正确，那个大和尚说自己也完全正确，听谁的呢？谁说得正确呢？衡量的标准应是按照佛祖释迦尼牟佛的教导去做是正确的，否则是错的。按《涅盘经》记载，释尊在人灭之前曾将其弟子们招呼集合起来，说：“弟子们，即使我入灭了，也不要认为失去了导师。我所说的教法和戒律，便是你们的导师。现在你们如果还有疑问，那么就可以发问，免得日后这样后悔——在我活着时要是打听一下就好了。”接着继续说：“一切存在的事象，都将过去，努力完成修行吧！”释尊生前常说：“寻省汝自身。”释尊劝告弟子们进行自我省察的语名：“因此，阿难啊，要以自己为明灯，要以自己为依处，不能以别人为依处，要以法为明灯，以法为依处，不能以外部的东西为依处，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处，很好地控制自己，就能获得依处。”释尊留下的这著名的最后教诫，即入涅盘。释尊生前正是要弟子们警戒以防在他自己灭度后，各式各样的们师出现，任意搀杂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佛教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在释尊生前就准备结集结典。释尊本人就曾命其弟子记忆自己的言行，经常让十大弟子中被称为“多闻第一”的阿难随行。对当时的弟子们来说，释尊既是人生的导师，如同慈爱的父母亲那样，同时又是教团的统率者。其大多数弟子，是怀着敬畏和崇敬的心情而随从释尊的，但其中也有不堪忍受出世的严格修行、不能抵抗世俗各种欲惑的比丘。因此，由于释尊涅盘了，有人就产生了从长期的精神紧张状态中获得了解放的错觉。对于一人化教团体来说，失去了最高导师，就意味着面临重大的危机。当时，印度社会、婆罗门各派占压倒的优势，不管怎样说，释尊教团还是个新兴的宗教团体。所以其创始人一死，教团就可能出现失去中心的情况，大多数弟子便陷入深切的悲叹。根据经典，阿难与婆罗门故友相遇时，曾被这样问道：“阿难呀，世尊去世，其后还有谁是与世尊同样出色的人物呢？”对此，阿难这样回答：
　　“朋友呀，从道理上讲，那样的卓越人物是不会再有了。那位世尊是自悟其道、自履其道的人。作为弟子的我们，只是从后面追随世尊的教法和垂范而已。”
　　阿难把经典佛法信仰的必要依据，皈依于佛法，而不皈依于个人，这就是依法不依人的意义。有的僧众问我：“上师：你外出弘法讲经，我们在寺内听谁说的？”我说：听寺内管委会上座们的，他们是听释迦世尊说的教法（佛法）的。谁按佛教的教法说和做就听谁的，我是昭觉寺方丈，一言一行按佛祖的教法做，依法不依人。如果我不按佛祖的教法做，你们也不要听我的。只有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去做，寺院才能兴旺，诸佛菩萨、韦驮菩萨、三宝才能护法，不愁无庙，只忧僧人无道。有修道的僧人一定会把道场搞得很兴旺。

波光浩淼

后记


　　１９９２年，我认识了无上大宝大慈大悲的清定上师，他在我的眼里像释迦尼佛那样舍得抛去荣华宝贵（释迦佛抛去太子王位，上师抛去将军高位），毅然出家修苦行的人生历程深深感动着我。特别是上师在生活上简朴，清口、清身、更清心；三门清静，子夜礼佛，带头上殿诵经，几十年如一日；依或依法和广和嘉言懿行及真修六度万行，大慈大悲忘我忘我普度众生救苦救难，及历经２０多年监狱苦难生活的磨炼而不变学佛初衷，能忍难忍坚信佛法，勇猛业进学密法的精神令我钦佩和尊敬。在我的眼里我的无上大宝恩师上清下定上师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现代著名的高僧，而且是一个教育家、哲学家、外交家、慈善家、医学家（上师关闭后回缚治好３万多病人）。我对上师的认识就是这样的，但愿在书上能体现我的初衷。
　　我知道国内外崇敬上师的人很多，依上师的同学、同事、同参、道友、学生、在上师莲座下皈佛的弟子、私淑弟子有数十万人，英雄能人多得很。想为上师写回忆录、传记的人也很多，但都受到了上师“多念佛、多写佛经书、不要写我自寻烦恼”而推谢了。１９９３年我在敬撰《清定法师重建成都昭觉寺碑记》时，有人对我说：历代帝王、伟人、大名师、大法师、文人骚客与成都昭觉寺结下墨缘以致佛缘，表达对成都昭觉寺的关心，功德无量。或计有人会问，你不是大名师、大法师，能领悟精微高深的佛学吗？上师是昔日的将军，当代著名高僧，你能了解上师的思想和境界吗？我虽不属帝王、伟人、大名师、大法师，但这不能妨碍我尊师报师恩的笔触。我问上师：“我连比丘也不是，能为上师作文字记录吗？”上师点点头对我说：“心诚则灵，即佛是心，即心是佛，智圆你是佛弟子，你来写我的回忆录，我同意。”上师诚如中国佛教协会赵真朴初会长评价的：“清定法师是中国一个不可多得的高僧。”我认为作为中国人和有良知的信徒写高僧，首先应该是一种责任。我是上清下定上师莲座下代佛收的皈依弟子，清定上师授权我写他的回忆录，这是佛缘，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才能是别的。由此我的责任心时候鞭策我向众人介绍清定上师爱国、爱党、爱人民、爱佛教、爱众生的中迹。
　　《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是自己耗时最多的一本书。采访时间长，若我不熟悉、不了解上师的思想境界，我根本无法落笔。在写作期间，一旦有拿不准的地方，我就要跑去问上师，问上师的道友。画上师这个菩萨像，越画越学得难。其实累点苦点，倒在其次，再累也没有上师累，再苦也没有上师的苦难苦。说实在的，写高僧现实题材的作者，真正集聚芳心劳力的其实是作品以外的一些东西。要采集到上师的真实资料，实在太难太难了。
　　出版《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经历了很多波折困难，初稿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０日由上师亲自批阅了，诸方面因缘未成，上师在世没有机缘面见本书。今该书能够批准出版，总算不负精进苦修行的清定上师、不负作者的一颗赤诚心。在这里最就当感谢的是成都昭觉寺第十七代方丈清定上师１９９４年２２日为敬撰敬立《清定法师重建成都昭觉寺碑记》、《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书作者牟秀云题写“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墨宝对作者的鼓励。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赵赴初会长题写《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书名；南京镇江焦山寺、静慧寺方丈茗山法师为《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题词；重庆慈云寺惟贤法师及清定上师弟子郑颂英居士为书作序；成都昭觉寺谛法师为出版《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立体声磁带和图书，不辞高龄同作者到上海金刚道场，上师俗家家乡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多家讲经寺、国清寺、高明寺、上师讲经道场，采访收集资料，在此深深表示感谢！
　　众僧与上师的弟子沤心沥血艰辛筹备，按上师亲口讲述的个人事迹回忆录音，上师亲自批阅的书稿，历经艰难本书总算出版了。此书虽是上师个人回忆录，算不得什么重要历史，然而传之将来或不免为史学家所据，可藉此了解到当时一般的佛教界情况。
　　最后对是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为本书题写书名，南京镇江焦山寺、静慧寺茗山法师为本书题词，重庆慈云寺惟贤法师、上师弟子郑颂英居士为本书作序，成都昭觉寺圣谤法师、宏勤法师、昌明法师、海光法师、弥有法师、果护法师、能礼法师、如空法师、永住法师、智光法师、达融法师、义普法师、宗慧法师、圆成法师、崇量法师、圣道法师、寂寿法师、上师的弟子浙江省温岭市谢照富（法名谢智杰）、吕菊芳（法名吕智）帮大支持出版本书，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知道各地敬仰上师的人多得很，感遇知其上师史迹者，尚不止我一人。我是冒上师“自寻烦恼”之责，根据上师个人回忆的录音，整理编篡，并经上师亲自批改后，将此书付梓，以飨读者。
　　由于时间匆忙，本书中错漏和事实上的失误，以及一些佛教知识上的差错，还敬祈佛教界各大德贤哲教正，敬求读者们发现失误和差错后给予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天下所有慈悲善良的人们！
　　　　　　　　　　　　　　　　　　　　　２０００年４月牟秀云于成都

易天童

好文章啊！哪里有下载呀？？可否把下载地址，发给我呀？谢谢！

波光浩淼

http://www.ebud.cn/book/book/showbook.asp?no=4484

bflying9

Originally posted by 波光浩淼 at 2005-10-26 12:29 PM:
http://www.ebud.cn/book/book/showbook.asp?no=4484

多谢多谢

壬遁

谢谢！！！

易天童

Originally posted by 波光浩淼 at 2005-10-26 12:29 PM:
http://www.ebud.cn/book/book/showbook.asp?no=4484

南摩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功德无量！

真是谢谢“波光浩淼”兄台！

波光浩淼

Originally posted by 易天童 at 2005-10-26 04:35 PM:



南摩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功德无量！

真是谢谢“波光浩淼”兄台！

易兄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