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研究

一介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研究

　

(日) 池田知久著  牛建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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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论文发表以前的研究状况
    本论文是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初步研究。
    众所周知，1973年12月，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竹简和木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由《六十四卦》和《易传》六篇构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要》篇则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的一篇，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是西汉初期文帝时的抄本，因此，是现有最古老的《易》的特别珍贵的思想史资料。它的大体情况，从七、八十年代陆续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概说性文章中便可知道。其中有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载《文物》1974年第9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载《考古》1975年第1期)，何介钧、张维明合著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1月)。然而，由于当时《六十四卦》和《易传》的“照相版”和“释文”尚未公开发表，对我们外国的研究者来说，除了知道《六十四卦》的卦序和通行本(《周易正义》本)不同，帛书《周易》的《系辞》篇与通行本《系辞传》相异外，其他诸如它的正确的文字使用，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以及与通行本《周易》的异同等重要情况，我们几乎一概不知。
    后来，《文物》杂志(1984年第3期)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由此，才终于了解到帛书《六十四卦》的卦体、卦序和文字使用等情况。可以说对《六十四卦》状况的了解才稍微有所改善，尽管当时发表的《六十四卦》，从今天看来未必完全，文字判定上也时有错误的地方。加之当时仅仅发表的是《六十四卦》，其他的帛书《易传》六篇尚未发表，因此，对想了解西汉初期《易》的真实状况的人来说，真是一件令人着急的事情。
    到了最近的1992年5月，出版了傅举有、陈松长合著的《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其中发表了《六十四卦》全部的“照相版”以及帛书{易传》《系辞}篇全部的“照相版”和“释文”。后者的“释文”，从中国历来的研究情况来看，也是高水平的，文字的判定等也不是简单地借助于通行本，而是尽可能地慎重而又精确在复元西汉初期的《易传》《系辞》篇。再者，《六十四卦》的“照相版”和帛书《易传》《系辞》篇“照相版”的公开发表，是值得称庆的事，同时也期待着，今后以此为蓝本，对于《易》的形成、展开的历史，先秦至汉初的思想史，特别是儒家思想史的研究有新的进展。但是，帛书《易传》的其他五篇，到本论文写作的1993年6月仍未发表。1992年8月至9月，笔者访问湖南省长沙市之际，从中国参与帛书《周易》整理工作的熟悉的研究者那里直接得到的消息看，帛书《易传》其他五篇的整理和刊行，大概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不过，1989年冬，笔者借到了马王堆汉墓帛：幅《周易》(由《六十四卦》和《易传》六篇陶成)全体的“照相版”的正片，共计35张。因此，从1990年4月起，在我执教的东京大学文学部，作为中国哲学课堂讨论“易的思想史的研究”的教材，将这些照片分发给学生，与学生们一起，历经三年时间，大致上探讨了帛书《周易》《系辞》篇、《易之义》篇等内容。另外，我还独自研究了帛书《周易》之《要》篇，作了这三篇的释文。
    关于帛书《周易》的以上所述，是从中国的整理、刊行计划的进展状况来判断的，考虑到不能再延误资料和论文：的发表，这次打算发表帛书《易传》六篇的释文及其思想性的分析。因此，首先提出在日本和中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界还几乎不知其存在的，同时又比较容易归纳的本书的《要》篇，作为初步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全体之概况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从1973年12月被发掘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其间，研究其形成和内容诸问题的论文和专著陆续问世。然而，对帛书《周易》仍缺乏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几乎都是对其某一部分的考虑。这是因为，对帛书《厨易》全体概貌(文字使用和篇的构成等)明了而正确的理解，只是最近的事情。（可以说，傅举有、陈松长合著的(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5月)的出版，才使《帛书周易》韵全貌明析起来。）
    最早将帛书《周易》内容传之于世的是，1974年9月晓菡在《文物》杂志发表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一文。该文认为，帛书《周易》的全体，由以下五篇构成：
        1．《周易》，没有篇题。
        2．《周易》卷后佚书之一，没有篇题；

        3.《周易》卷后佚书之二，《要》
        4．《周易》卷后佚书之三《昭力》。

        5．《周易·系辞》，没有篇题。
然而，这时候帛书的修复、整理工作尚未彻底完成，加之错误也不少。
    七年后的1981年周世荣的论文《略谈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发表。（长沙马王堆医书研究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第2辑，1981年。）该文将《帛书周易》的全文分为《六十四卦》、《卷后佚书、》和《系辞》三个部分，并一一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其中，《卷后佚书》由以下五篇构成：
        第一篇：没有篇题。启“二三子问曰”至“文沂若厉，无咎”止。无字数记载。
        第二篇：也没有篇题。篇首文字残缺。至“小人之贞也”止。无字数记载。
        第三篇：篇题为《要》，字数为1640字。
        第四篇：始于“缪和问于先生日”之句。故篇题为《缪和》。无字数记载。
        第五篇：始于“昭力问”之句。故篇题为《昭力》。字数6000。
该论文将《系辞》分为上下两篇，因此，帛书《周易》共计八篇。到这时，帛书的修复整理工作好象大体上完成了，虽然还存在若干问题，但是，《帛书周易》整个篇章构成则大体上明确了。

    1992年5月傅举有、陈松长合著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将《六十四卦》以外部分(即《易传》部分)分成以下六篇：
        第一篇：《二三子问》。原来没有篇题。自“二三子问”至“小人之贞”止。根据篇首字句篇题取为《二三子问》。
    第二篇：《系辞》。原来没有篇题。
    第三篇：《子曰》。原来没有篇题；自“子曰，易之义，唯阴与阳。”开始(可能是据篇首字句将篇题名为《子曰》。)
    第四篇：《要》。
    第五篇：《缪和》。
    第六篇：《昭力》。
因而，帛书《周易》一书包含《六十四卦》在内共计七篇。
    周世荣的论文与傅举有，陈松长的专著主要观点的不同处在于；后者将前者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合为《二三子问》一篇，其二是，前者将《系辞》分为上下两篇，后者则将它分为《系辞》篇和《易之义》篇两篇。这在批判旧说；重新倡导新说方面；必须承认具有更多的真理性。特别是后者所传达的诸多信息，是在1993年6月这个最新时刻，是最正确的，可以信赖的，因此，本论文打算主要以此为依据。
    如上所述，虽然极其简单，但追踪至今中国方面研究的经过，最重要的是亲自研究了手中的“照相版”，笔者认为，帛书《周易》全书篇章的构成和顺序理当做如下的理解(本文各篇也采用’这样的篇名)。
        第一篇：《六十四卦》。
        第二篇：《二三子问》篇。
        第三篇：《系辞》篇。
        第四篇：《易之义》篇。
        第五篇：《要》篇。
        第六篇：《缪和》篇。
        第七篇：《昭力》篇。
这样，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就是由《六十四卦》一篇和《易传》六篇共七篇构成的文献。
    其次，以上关于帛书《周易》各篇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大概叙述，主要地是基于历来中国的诸多研究成果，再仔细查对手中的“照相版”，欲在此进行集中沦述。但是，关于本文研究对象《要》篇以外的六篇，因为他们的“照相版”的彻底性的研究至今尚未完成，所以，以下叙述只不过是临时性的中间报告，不久假如“照相版”的彻底性研究工作完成，也许有些地方必须修正。这点是事先可以断定的。
    第一篇：《六十四卦》。没有篇题。据博举有、陈松长的《马王堆汉墓文物》，该篇共93行，约4900字。是所谓“经”的部分。仅由卦画、卦辞、爻辞组成，不包含《彖传》、《象传》、《文言传》，与通行本《周易》相比，不同的是，除了没有附加如上所述的《彖传》、《象传》、《文言传》外，其他的，卦序完全不同，阴爻符号“--”的形状类似数字“八”，假借字也非常多，等等，但是，其内容可以说大体上与通行本一样。
    第二篇：《二三子问》篇，根据傅举有、陈松长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和张政烺的《帛书<周易>跋》（载《文物)1984年第3期），该篇篇末残缺，篇题不明，因始于“二三子问曰，……。”故以“二三子问”为篇名，共36行，约2500字。本篇采用“易曰广……；孔于曰，……；故曰，……。”这样的基本形式，依次解说卦辞、爻辞。
    第三篇：《系辞》篇。没有篇题。根据韩仲民《帛书<系辞>浅说——兼论<易传>的编纂》（载《孔于研究》1988年，第4期），该篇共46行，约3000字。与通行本《周易》《系辞传》不同，没有分成上下两篇，而《系辞传》虽分为两篇，却保留了以前的原型。《系辞》篇的内容由以下部分构成：通行本(《周易正义》本)《系辞》上传除去第八章以外的所有内容，通行本《系辞》下传的第一、二、三章，第四章的第一、二、三、四、七节，第七章的“若夫杂物撰德”以下部分以及第九章。因而，与通行本相比，所缺部分是，《系辞》上传的第八章(“大衍之数五十，……。”)，《系辞》下传第四章的第五、六、八、九节，第五、六章，第七章的“若夫杂物撰德”以上部分，以及第八章。通行本《周易》《系辞》上下传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系辞》篇、《易之义》篇、《要》篇的对应关系，可参照后面所归纳的“对照表”。
    笫四篇：《易之义》篇。没有篇题，始于“于曰，易之义，轷(呼)阴与阳广，……。”据此，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称该篇为《子曰》篇，而张立文《周易帛书浅说》（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文
则称其为{易之义》篇，本篇包含的内容有，通行本《周易·说卦传》的第一、二、三节，《系辞》下传的第五、六章，第七章的“若夫杂物撰德”以上部分，以及第八章。共46行，约2000字。本篇呈现出一种汇集了各种易说的形态，用“阴阳”圈(刚)柔”“文武”“僮(动)  (静)”等对立概念来解《易》。构成本篇中心的“键(乾)川(坤)之  (三)说”和“键川之本说”，又再三地解说乾卦、坤卦的卦辞，爻辞，在表达上采用了共通的字句，这些都与通行本《周易》{文言》传相类似，但是，相异之点也不少。因此，还期待着今后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五篇：《要》篇。篇未有“要，千六百 八”这样的篇题和字数的记载。基于笔者的计算而推测，共24行。现存部分，据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为18行，1040余字，笔者计算“照相版”则为18行，约1070字。内容包含了通行本《周易》《系辞》下传第四章的第五、六、八，九节，以及第八章的一部分。与通行本的对应关系，可参照后面的“对照表”。关于其内容，可见本文第二部分“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释文”。
    第六篇；《缪和》篇。篇末有“缪和”这样的篇题，没有字数记载。据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知约5000字。本篇和下篇《昭力》篇，记录了缪和、吕昌、张谢、李平、昭力等人与传易者(“先生”子”)的问答之辞。
    第七篇：《昭力》篇。篇末有篇题和字数记载，“昭力，六干”。但是，据傅、陈《马王堆汉墓文物)得知，本篇很短(一千字左右)；因此，篇末记载的“六千”字数，大概是与《缪和》篇的字数合计而言的。
    由七篇构成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依据手头的“照相版”推测的话，是抄写在二幅帛上的。即第一幅抄写的是《六十四卦》和《二三子问》两篇，第二幅抄写的是自《系辞》篇至《昭力》五篇。
    第一幅帛，据张立文《周易帛书浅锐》和博、陈《马王堆汉墓文物》可知，纵长约48厘米(而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则认为是49厘米)，横长约85厘米，是一长方形。首先纵向上画有朱栏(即后世所谓的朱丝栏)，其上用墨书写着文字。字数每行各异，满行者约64-81字，全部129行中，卷的前半部分’93行；是《六十四卦》，后半部分36行，是《二三子问》篇。这幅帛收藏的方法不是卷轴式而是折叠式；以第64行的革卦为中轴线，从卷首向卷尾对折(二分之一)，接着连续折一次；再从折缝对左对折(八分之一)，最后上下方向对折一次(十六分之一)；卷尾的上下两截成了全卷的鼓外层。因折叠处已经断裂，所以，全卷分成了纵长约24厘米，横长约10厘米的16个长方形的帛片。
    第二幅帛，据韩仲民《帛书<系辞>浅锐——兼沦易传的编纂》可知，《系辞》篇柑其他几篇卷后佚书，是用墨书写于同一幅帛卫，纵长约48厘米。因为是折叠存放着，所以出土时已经断裂，成了几个纵长约24厘米，横长约10厘米的帛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幅帛的规格；也大体上与第一幅相同；两幡合为一组，就构成了《周易》。
    然而，汉代书籍所用的木简、竹简，有长短两种尺寸，长简是汉尺的二尺四寸，用来书写经典，短简则是一尺二寸或一尺，用来书写诸子和传记等。与此大体上相对应，帛书也有全幅和半幅两种尺寸。西汉时代初期，帛书的尺寸和内容的关系；：即使与东汉时所谓的“二尺四寸，圣人文语“诸子尺书”(王充《论衡》谢短篇、书僻篇语)的简册没有严格的区别，但全幅帛上书写的文献大概都是当时重要的著作。因此，同样是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书写于纵长约24厘米的半幅帛上的《老子甲本》及其《卷后古佚书》等，是一般的读物，而书写于纵长约48厘米的全幅帛上的《帛书周易》七篇，则全是按经典性著作来对待的。
    (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形态及其抄写年代
为前所述，帛书《周易》由《六十四·卦》一篇和《易传》六篇共计七篇组成，而《要》篇则是《易传》的第四篇，从篇末“要，千六百 八”的记载，可知其篇题和原来的字数。
    《要》篇的帛，如伺帛书《周易》其他各篇那样，首先用朱砂画出上下栏和纵线，然后用墨书写。行与行相隔约7－8厘米。据韩仲民《帛书〈系辞〉浅说－－兼论易传的编纂》可知，《要》篇是同《系辞》篇、《易之义》篇、直《缪和》篇、《昭力》篇一起，用墨书写于长约48厘米的第二幅帛上，出土时已经断裂成几个长约24厘米，宽约10厘米的帛片。关于这幅帛的规格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而根据手头的“照相版”则能够确认是上下、左右断裂的。因此，记载《要》篇的这幅帛就断裂成了上下两半部分，与此相对应，在本论文中，象“第一行上”“第一行下”那样，各行均区别为上和下。
    《要》篇一行的字数，根据手头的“照相版”能够正确地计算的部分，上行36?38字，下行31、36字，上下相加，整行的字数，最多的74宇(第二十二行)，最少的67字(第十二行)。以篇末记载的“千六百 八”为线索,吻合这个数字来推算一行的平均字数和全篇的合计行数，则一行平均字数为70．78宇(四舍五入约71字)，全篇合计24行。而字数不明的行，按各行上约37字、下约34字来推算，侧是整行最平均的字数，除去残缺部分，就现存部分据“照相版”计算的话，是18行，约1070字。主要是开头六行残缺。
    遍观整个帛书《周易》，朱丝栏的顶端，有几处涂有墨色方块“口”，表示以下部分为新的一篇的开始，《要》篇的顶端也涂有“口”；田此，可以确定那是《要》篇的篇首。本论文把那个地方作为第一行，把篇末的“要千六百  八”最后一行作为第二十四行。然后，从意义和文理上将全篇分为八章。其分章如下。再就是文章中屡屡打上“●符号，这些地方，’从意义、文理上都有所中断，因此，本论文的分章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要》篇的分章
    第一章：第一行上“口”符号下至第九行上“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第二章：第九行上“‘●夫子曰，危者，安：’立者也。”至第十行上“亓亡亓亡、 于枹桑。”
    第三章：第十行上“夫子曰，德溥而立尊”至第十行下“言‘不胼任也。”’。
    第四章：第十行下“夫子’曰，颜氏之子，亓庶几乎。尸至第十一行上“不远复。无堇诲。元吉。”。
    第五章：第十一行上“天地困，万物润。”至第十一行下“言至一也”。
    第六章：第十一行下“夫子曰’，；君子安亓身而后动”至第十二行下“此之胃也。”
    第七章：第十二行下“●夫子老而好易。”至第令八行下“祝巫卜筮亓后乎。”
    第八章；第十八行下严●孔子繇易至於损益之卦”至第二十四行上“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其次，关于包含《要》篇在内的帛书《周易》的抄写年代。推算抄写年代的方法，一是识别所用字体，二是分析避皇帝讳的避讳文字。第—，，关于帛书《周易》的字体，与同时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其他帛书比较来看，《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的汉字，是从篆向隶演化过程中某一时期的古朴的字体，《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则是比较成熟耐期的漂亮的隶书，而帛书《周易》则是用介于二者之间的字体抄写，的<与《老子乙本》等的字体极接近)。据笔者研究，《老子甲本》等的抄写年代，是在西汉高祖(公元前206?195年)到惠帝(公元前194—188年)或吕后(公元前187?180年)时期。因此，帛书《周易》的抄写年代，要比《老子甲本》等晚。另一方面，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编者说明”，何介钧、张维明的《马王堆汉墓》，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的附录二：“帛书《老子》甲乙本释文说明”等均认为，《老子乙本》的抄写年代是在惠帝时期乃至吕后时期。但是，如洪楼的论文《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简介》（《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和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说明”的观点一样，笔者断定是文帝时期的公元前1799?168年间抄写的。这是因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星占》有文帝3年(公元前177年)的纪年，且其字体与《老子乙本》大体上相同，上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就是以此为根据，来推算《老子乙本》是文帝时期抄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帛书《周易》的抄写年代，就是与《老子乙本》同一个时期或
者稍前，但都是文帝时期的最初几年。－－关于帛书《用易》的抄写年代，在大家的沉默当中唯一例外地言及的是于豪亮的《帛书〈周易〉》，笔者的推测与于文的推测是一致的。
    第二，关于避讳文字。这是就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恒而言的，通过“照相版”看一下上述人物在帛书《周易，》中是如何记载的吧。一首先，“邦”字在帛书《周易》全部七篇中，好象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另千方面，《六十四卦》师卦的上六爻辞有“启国承家”，益卦六四爻辞有“为家迁国”，显然，是将“邦”字改为“国”字了。其次，“盈”字，有《六十四卦》比卦的初六爻辞“有复盈缶”，《易之义》篇“用六，赣也。，用九，盈也。盈焉 。”多处用法。再次是“雉”字，《六十四卦》旅卦的六五爻辞有“射雉”，鼎卦的九三爻辞有“雉膏不食”的用法。最后是“恒”字，《六十四卦》恒卦的卦名是“恒”，另有初六和上六的爻辞“夤恒”，九三爻辞“不恒亓德”，六五爻辞“恒亓德”等记载，《系辞》篇有“键、德行恒易以知俭。夫川，……德行恒闲以知(阻)。”等等，乃是经常出现的文字。综上所述，避皇帝之讳的只是
高祖的“邦”字，其余三人没有看出有什么特别避讳的地方。因此，帛书《周易》是在高祖驾崩(公元前195年)以后抄写的，这大概是确实的。然而，仅仅根据避讳的文字，还不能明确到底是在惠帝时期，还是在吕后时期，或者是文帝时期。帛书《周易》虽然说不避讳惠帝的“盈”字和吕后的“雉”字，但这也未必就意味着是惠帝和吕后在世时抄写的。上述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何介钧、张维明的《马王堆汉墓》及余明光《黄帝四绎与黄老思想》等均认为，是惠帝时期乃至吕后
时期抄写的，其理由主要是《老子乙本》等避“邦”字讳而不避“盈”和“雉”。然而，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唐兰先生的主张，他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关争的关系》（《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在皇权基础不太强的西汉初期，避讳制的执行，恐怕还没有严格到那种程度。
    (四)本论文的目的和意义
    《易》本是占筮之书，直到战国：时代末期，还不是儒家经典，与儒家没有任何关系。孔子作《十翼》传说的原型，是来自《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说卦文言”，这是西汉初期在《易》的儒教化过程中的虚构，而不是关于孔子与《易》的历史事实。因此，把孔子读《易》作为历史事实，也是极可疑的，这还是从把《易》儒教化的需要出发而作的孔子神话。这在今天的研究者中间已大体上达成了共识。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应该解决的正是如下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战国末期以后的儒家的哪些人，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抱着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内容上开始把《易》作为自己的经典来对待的。换言之，就是要究明围绕着《易》的儒教化的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见解，以某种形式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这些见解都是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新发现以前提出的。因此，不能作为资料来利用。这些见解各自包含若干错误，也是自然的，不得已的。唯一例外的是内山彦俊的沦文《阴阳、太极、圣人——系辞传及其他——》，极力吸收有关帛书《周易》当时的最新资料，尽量逼近《易》的儒教化的历史事实。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论文，也仍然有其局限，因为它没能引用帛书《周易》特别是帛书《易传》六篇这样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我们的课题，必须充分有效地利用新发现的帛书《周易》，特别是其中帛书《易传》六篇第一手材料(西汉初期文帝时期这样的抄写年代最早的珍贵的写本)，尽可能正确地解读它，来究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围绕《易》的儒教化的渚问题，从而回答上述提出的问题。
    然而，如上所述，在以往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作为通行本《易经》的《十翼》中最古部分的《彖传》上下和《象传》上下，没有包含在帛书{易传》六篇中。这个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据笔者推测，不能说《彖传》、《象传》等在帛书《周易》成书之时，(西汉初期)已经成文，只不过因有别于帛书《周易》而流行，所以碰巧这次没有同时出土，而只能说它们当时还没有形成。这是因为，其一，假如当时它们已经成立的话，堪称是《易》的全集的帛书《周易》全七篇中理当收录了它们，但实际上并未收录。其二，散见于帛书《易传》六篇的可能是《彖传》《象传》原型的文章，距离通行本那样完整的《彖传》《象传》，还需要下相当的功夫进行加工整理。
    再者，通行本《文言传》，《说卦传滁了开头三节的其余大部分，《序卦传》、《杂卦传》的文章，可以说在帛书《易传》六篇中也不存在。这就是帛书《易传，》成书之时，这些传尚未形成的明证。当然，关于应看作是《文言传》原型的键卦、川卦的解说文章，能够在帛书《易传》《易之义》篇里找到，因而，也许能说《文言传》这时处在即将成立的状态。
    问题是《系辞》传上。如上所述；通行本《系辞》上传的文章差不多是全部，并且是按照通行本的章序包含在帛书《易传》的《系辞》篇里。《系辞》下传则分散地包含在《系辞》篇、《易之义》篇和《要》篇当中。但是，除了一部分外，其章序与通行本不一致。因此，这时通行本《系辞》上传大体上已经完成，而《系辞》下传只不过还处在类似草稿的准备阶段，作为全体，《系辞》传还处在形成过程中。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帛书《周易》为究明通行本《六十四卦》和《易传》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同时，也为解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易》的儒教化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在此，笔者首先发表关于《要》篇的初步研究成果，《易传》其他五篇的研究成果，打算今后陆续发表。


（作者单位：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




（原载《周易研究》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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