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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新危機和中國人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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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15 13:19:5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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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防風 何亞福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人口飛速增長,人們面臨著糧食、能源等各種資源短缺,爲減緩人口增長、消除世界“人口爆炸”危機的呼籲不絕于耳。世界各國在這種形勢下都相應地采取了一定措施以降低生育率。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口也是以極快的速度增長,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也醞釀了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實施,直到七十年代,才真正開展了計劃生育,使中國總和生育率很快從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更替水平;然而由于年輕人口比例過大,使人口慣性增長不可避免,爲了更快地降低人口增長速度,政府在1980年開始實施更爲激進的獨生子女政策。

然而,随著社會的發展,婦女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婦女生育率大幅下降,世界人口發展不得不面向人口危機的另一面――過低生育率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老化。到1997年時全球就已經有51個國家和地區、44%的全球人口處于低生育水平(即生育率處在更替水平及以下),聯合國爲此于1997年專門召開了專家會議,讨論低生育水平的問題。中國在當時也已經被列入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的國家,時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的著名人口學家蔣正華教授參加了此次會議,並指出,中國政府希望保持低生育水平,但並不希望其下降得過低,即最好将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8至1.9之間。

總的說來世界遇到了一個新的人口危機,那就是過低的生育率造成人口老化的危機,這種危機在發達國家中已經顯現出來。現在除了美國外的其他老牌發達國家以及一些新興國家中,低生育率問題已經引起各國政府和公衆的極大關注。1989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跌到1.57的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媒體抓住了這個題材,結果“1.57震動”成爲整個日本的頭條新聞,促使政府在1990年建立了一個政府的部際委員會,以便“創造一個有利于生育與養育兒童的環境”。盡管如此,到2004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還是下降到1.29,並且還在繼續下降。這種趨勢使日本政府十分擔憂。擔憂的原因在于生育率的下降會帶來人口老化,人口老化正在加速並使日本的社會保障系統出現嚴重問題。韓國更嚴重,2003年總和生育率僅有1.17。還有新加坡、歐洲各國以及中國的香港、台灣等地區無不被這種低生育率問題困擾。他們爲了應對低生育問題都采取各種措施,但是目前看來收效甚微,以至于一些人口學家認爲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便很難再提高。

然而,中國的問題更爲複雜,到90年代初以來,大家公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也降到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種調查和普查數據表明,中國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開始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2000年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10.3%,65歲以上人口7.1%,明白無誤地顯示中國老齡化的來臨,成爲最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發展中國家,是“未富先老”的典範。除了老齡問題,中國還有一個其它國家沒有的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問題。通常新生兒性別比在103-107之間,但是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以來,中國的新生兒性別比持續不斷上升,到2000年達到難以想象的119,即每出生100個女孩要多出19個男孩。根據2000年普查數據,到2020年中國25-35歲青年男子将比20-30歲女子多出4000萬左右,也就是說将有4000萬青年男子難以找到合适的配偶,這個比例将占同齡男子的1/3左右。對于這樣性別比無疑會給中國帶來深重的危機。

從上面我們不難發現,對于世界人口問題已經不是擔心“人口爆炸”,而是新的人口危機,即不得不爲提高生育率、減緩老齡化以及解決由此産生的許多問題而奮鬥。中國的危機更是嚴峻,不僅有“未富先老”的問題,還有出生性比失調問題;不僅還沒有意識到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極端困難性,而且對産生這一問題的根源即過低的生育率還行樂觀估計,加深這些問題的嚴峻性。

在各老齡化國家爲提高生育率不得不用各種辦法鼓勵生育時,我們還在嚴厲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不能不說這是我們當前最需要認清的問題。下面就一些問題進一步詳談。

爲了理解本文,我們先了解幾個概念:

生育率,也稱一般生育率,指每千名育齡婦女(通常15~49歲)一年活産的嬰兒數。總和生育率指所有年齡別的生育率總和,反映平均一個婦女按當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所生育的孩子總數。終身生育率指某個年齡組婦女在絕育之後平均生育孩子的總數。總和生育率是用來模拟終生生育率的,是變動的,受政策等因素影響。更替生育率指群體保持總數不變的總和生育率,通常按2.1計算。政策生育率,是中國特有的一個概念,是指按計劃生育的政策标準平均每個婦女終生可以生育孩子的總數。老齡化通常指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

一、過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機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個婦女生育五、六個孩子,确實使中國人口增長過快,使中國難以快速發展。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既是世界形勢的需要,也是國家發展的需要。然而在二十多年前,中國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卻引起許多人的非議。二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勢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訴我們,中國正面臨一場新型的人口危機,這場危機比所謂“人口過多”要嚴峻得多。

人口數量多,是一個問題,但它並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麼嚴重。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絕對數量,而要看人口密度和人均資源。在這兩方面,中國的情況不算好,但還遠不是最差的。我們來看一組人口密度的數據:中國爲135人/平方公里,韓國爲470人/平方公里,日本爲335人/平方公里,德國爲235人/平方公里,英國爲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國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國的人口密度也不過與英國和德國相當,仍遠不及日本和韓國。而英、德、日、韓等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程度足以證明,中國當前的人口密度不足以阻擋中國的發展。人均資源方面的情況,與此類似。如果按2.0的總和生育率發展中國人口,即使按目前最樂觀的中國人口總數估計,中國未來最多也不會超過16億人口,這樣的人口密度也遠比目前日本和韓國的人口密度低。所以從人口密度的角度比較看,中國人口多並不是難以克服的問題。

現在實際調查的生育率基本在1.3±0.1的水平,從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最近幾年的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都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政府相關部門估計爲1.8左右,並按1.8左右的總和生育率估計,中國人口最多時候出現在2035年前後,大約爲14.86億。這樣的人口數量從人口密度的角度同其它國家比較,是難以對中國未來發展構成什麼威脅的。然而根據計算分析,中國政策生育率只1.47左右,這樣的生育率只是允許生育的生育率,但是存在大量的讓人生而不生的現象,比如中國現在有大量的丁克現象、單身現象,還有大量能生育二胎的人群在政府的鼓勵下或者自己的意願下而不生育二胎者,不要以爲這不是小數字,透過各種媒體的報道看,這樣造成的實際生育率比政策生育率減小的程度決不比因爲部分超生現象的存在而使實際生育率增長的程度小;其次由于各種毛病或者疾病存在,在已婚婦女中還有大量的不育者,現在大量治療不育不孕症廣告很能說明這一現象,這種原因造成生育率的減少也不會太低;再次毒品泛濫、愛滋病漫延、笑貧不笑娼造成的“繁榮娼盛”而使性病廣播,造成許多婦女無法成爲一個正常的生育者;新的婚育觀念使許多人三十多歲才結婚生育,這種現象使社會平均婚育年齡大大延後,這也必然減小生育率,不要以爲這只是發達國家的專利;我國的計生統計表明,近幾年每年計生率都達到95%左右,也就是說只有5%左右人群有超生現象,就算爲了政績低報超生率,也不可能太高。這樣分析,中國現在實際生育率水平在政策生育率以下在1.3±0.1是再合理不過了的事。如此低下的生育率必然造成中國未來極度老齡化。

現在大家都喜歡把地球說成是“地球村”,意思是說世界人民感覺相互距離如此之近,幾乎與過去的一個村差不多,在這樣一個村里人們思想趨同,習慣趨近是在的難免的。表現在生育方面,不僅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絕大多數處在低生育水平甚至超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在1.3以下),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生育率也都快速降到了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據最新統計,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2.9左右,在四十年的時間内下降了一半左右,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接近總和生育率。由于嚴格地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中國城市地區平均總和生育率在1.0左右大家都能認同,根據調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總和生育率甚至在0.7左右。農村地區的政策生育率在1.5左右,如果按政府部門估計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還在1.8左右的話,農村地區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2.25左右。當然如果全國總和生育率事實如調查的1.3左右的話,農村地區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只有1.5左右。高估生育水平,我們不得不冒更爲嚴峻的人口老化的風險。

中國還将嚴格堅持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並把保持1.8左右總和生育率水平寄托在農村超生和城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胎的前提下。但是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趨勢下是難以奏效的。日本韓國等不斷強化鼓勵生育的條件下,生育率仍不斷下降,很難想象近鄰的中國的城市人群會犧牲自我去提高生育率。事實上,最近在北京上海的生育意願調查表明,獨生子女青年中僅10-20%有生育二胎的意願。農村生育意願調查也發現,農村的生育意願也僅僅只是平均每個婦女有生育1.5-1.8個孩子的意願。

1.5以下的生育率是難以保證有良好的人口構成的,這一點是多數人口學者都認同的,這也是爲什麼1989年日本生育率降到1.57時會引起巨大反響的原因。根據調查數據,中國生育率實際從1995年開始就一直運行在1.5以下,這樣的生育率不能不對中國未來造成結構性的危機。低生育率、男孩偏好的傳統,使中國未來人口在年齡結構和性別比出現嚴重失衡。從年齡結構來說,由于生育率下降過快,低生育率運行長,中國将面臨世界上最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危機;而在性別比方面,中國嬰兒性別比失衡的程度,已達到世界之最。這種人口危機,不僅會制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且會給中華民族造成嚴重的、長期的損害。

中國過低的生育率並不完全是在自願的條件下形成的,獨生子女政策強制執行是主要原因。獨生子女在中國有著特殊的問題。

首先是成長風險,由于意外傷害和疾病,獨生子女遇到夭折、傷殘、重病等意外,對家庭的影響非常巨大。很多獨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祖父母的生命意義全部寄托在獨生子女身上,這樣的風險對于他們特別是年歲較大不能再生育的父母,将是毀滅性地打擊。據專家推算和不完全統計,我國15歲以下兒童每年因意外傷害引起的死亡有40萬—50萬人,平均每天我國有40至50名學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離開了人世。我國已有近100萬個家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傷殘、重病等傷害更多。這些意外事故包括疾病、車禍、火災、水害、自殺等,所有這些橫禍都潛伏在日常生活當中,随時可能降臨。這些問題對所有獨生子女家庭都是客觀存在的生存風險,問題還在于社會轉型時期的公共安全問題(來自交通、犯罪、環境等方面)並未見減少。現實生活中,有成千上萬這樣的案例時刻在拷問我們的靈魂和良知。

其次是成材風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古有明訓。由于父母的愛過分聚集、期望過高、養教方式不科學等原因,相當數量的獨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材問題的困擾。希望和壓力並在,孤獨和脆弱同行。獨生和優生、優育、優教之間並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社會聯動機制。一個孩子並不能絕對保證成材,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可能成爲大問題:老無所靠反成其累。還有一旦獨生子女父母重病或者死亡或者離婚,那麼對獨生子女的生活、學習、工作都将帶來嚴重不利的影響。所有家庭可能遭遇的問題獨生子女家庭也一樣可能遭遇,而且由于缺少兄弟姊妹的相互支持,問題會更嚴重。

三是養老風險,一旦獨生子女離開父母去外地發展出現兩地分居的情形,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的支持上必然出現缺損的問題。農村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風險更爲巨大:農村大部分人都缺少社會保障,養老的重擔都擔負在獨生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力不足必然引起極大的社會問題。

四是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風險。一個社會的發展需要适當的人力資源的支持。過低的年輕人口比例,是難以支撐一個社會建康向上發展的。當國家受到安全威脅時,戰争的選擇有時在所難免,戰争就意味著犧牲,可是獨生子女是難以承擔這種犧牲的,因爲他們一個人的犧牲常常意味著一個家庭的毀滅。

二、人口老齡化危機

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後果就是人口老齡化。不論按60歲标準還是按65歲,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已在1999年10月進入老齡化社會。以1.3的生育率對未來進行推算,到2040年假設中國人均壽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國到時60歲以上人口将超過35%,65歲以上人口超過28%,而2020年時60歲以上人口爲19%,65歲以上人口13%。按1.8總和生育率計算,2040年60歲以上人口在31%、65歲以上人口在25%左右。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個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國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到2362萬人,比上年增加78萬人,占總人口的18.5%,超過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爲世界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現在很多人都認爲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速度持續低迷,與日本老年化率不斷增高相關聯。

從人口老齡化的直接表現來看,人口老齡化出現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兒童的人口數量和比重減少,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重相對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數量沒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兒童人口數量和比重的減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會相對增加,從而促進人口老齡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後,老年人口生存時間的延長,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齡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會改變人口的年齡構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響更大。死亡率的降低會延長人口的平均壽命,使老年人的數量增加,但要影響到人口老齡化則需要較長的時間。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減少少兒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結構中的比例。

随著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增加,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對社會提出一些相應的要求,從而對社會發展産生影響。

首先,人口老齡化必然導緻社會的老年贍養系數上升,而老年贍養系數的上升則意味著社會負擔的加重。社會扶養比的上升,嚴重挑戰原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這就需要國家穩妥地解決好社會保障體制問題。在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中,老年人口數量急劇增加,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退出了生産領域,不再直接創造物質财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消費活動並沒有停止,同時他們還需要醫療和護理消費,即經濟消費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一般來說還有所增加。這必然導緻社會經濟負擔的急劇增加,具體主要表現在退休老年人口的養老金、醫療費用、護理保健費用、社會福利費用、社會保障費用的快速增長。社會保障是年輕一代人供養老一代人,老年人越來越多和年輕人越來越少,意味著社會保障的負擔越來越重。根據上面的預測,到2040年中國每三個人中大約就有一個60歲以上的老人,那麼屆時每兩個人就要養活一個老人,而這兩個人中還有沒有工作的兒童和學生,所以實際勞動人口所承擔的社會負擔則更重。如果提高退休年齡,看似能夠緩解勞動力不足,但是這是以老化勞動力結構、降低生産率爲代價的。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将極大地影響養老金、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並動搖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對未來社會保障體系的無信心,竟使日本首相都不願意交納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的老齡化實際上是“未富先老”的狀态,社會保障體制極不完善,農村基本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社會保障系統,城鎮保障目前也只能現收現支,從養老金制度實施以來,甚至很多地區還一直“收不抵支”。這樣的保障還只是社會扶養比很低時候的情況。據勞動保障部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2002年大陸幾近3/4的勞動者沒有養老金,在農村,公共養老金制度覆蓋的比例僅爲11%,多數人完全依靠沿襲了幾千年的家庭贍養方式。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鄭斯林部長曾透露出一個數字——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達2.5萬億元,這個資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改善,這也就意味著若幹年後,很大一批人将面臨無法領取養老金的困境。我國目前60歲以上人口有1.4億左右,到2003年底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離退休、退職人員數僅僅有3860.2萬人,2020年60歲以上人口将達到2.5億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養老保障呢?

其次,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年齡結構及勞動力供應産生影響。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少年兒童比重相對下降,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将逐漸趨于老化。這種變化會對生産産生不利影響。第一是影響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勞動力老化以後,勞動力中青年勞動力比重低,中老年勞動力比重高,而人到中年以後生理機能開始衰退,眼花手拙,動手能力下降,心理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接受新事物和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不如年輕勞動者,工作效率也會有所降低,因而勞動力老化以後不利于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第二是不利于産業結構的調整。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新興的産業和行業不斷湧現,傳統的産業和行業逐漸衰退消失,勞動者的職業變換日益頻繁,老化的勞動力對職業變動的适應能力較差,較難适應産業結構的調整。同時,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勞動适齡人口比重不斷下降,待到一定程度,就會導緻勞動力的不足,從而影響生産的發展。

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勞動力,勞動适齡人口規模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勢必從各個層面對社會經濟發展産生直接的影響。日本經濟之所以在戰後較短時期内獲得迅速發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擁有充足、優質、廉價的勞動力。1990年以後經濟發展的持續低迷,不能不說是日本社會老化的一個結果。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步入人口年齡結構的“黃金時代”,即收取“人口紅利”時期,其特征是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撫養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呈逐漸上升趨勢。這也就是爲什麼中國經濟能夠在這個時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該趨勢至今已持續20多年,已近尾聲。“紅利期”過後即将轉入“人口負債期”。從2003年起,中國南方部分省市開始從“民工潮”突然轉向“民工荒”,到2005年,“民工荒”已經擴展到東部、中部和西部。真正的原因就是人口結構惡化,年輕勞動力人口快速下降造成的。

中國現在勞動力人口還是呈現出不斷增長趨勢,失業下崗還是目前中國社會主要問題。但是随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勞動力短缺将是以後中國主要矛盾。老齡化嚴重的日本已經開始推遲退休年齡,将60歲逐步推遲到65歲。有人提出在終身雇傭制已經改變的今天,這種延長就業時間的措施看起來似乎是日本式經營的卷土重來。但是,無論體力還是腦力勞動,年輕勞動力均優勝于老年勞動力,在知識經濟時代尤爲如此。勞動力“老化”不利于勞動生産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一定阻礙作用。因此,接受外國勞務輸入、留住外國留學生也成爲他們改善國家經濟的一種選擇。但是日本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富裕國家,他們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輸入國外勞動力以解決國内老齡化的危機,而我國“未富先老”,這種方法是很難有成效的。

從另一方面看,人口老齡化還将對社會就業和再就業産生影響。随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數量都有較大的增長。由于人們的健康水平不斷提高,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老年人口的生存期日益延長。因而,他們當中相當多的人尤其是低齡老年人口都還具有較強的勞動能力,也有參加勞動的願望。但是,大量老年人口參與就業和再就業的競争,必然會增加社會就業和再就業的壓力。90年代以來,随著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近幾年來,因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失業率直線攀升,1998年4月達4%,同年12月第一次超過美國的失業率達4.5%,2001年7月超過5%,以後數月日益惡化,同年2月爲5.5%。2002年11月29日總務省公布的數字表明,日本10月份的完全失業人數爲362萬人,比上年同月增加10萬人,連續19個月增加,完全失業率爲5.5%。日本政府估計,随著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日本的失業率有可能進一步上升。對于中國老齡化繼續發展,也會引起失業率增加,這可是前車之鑒。

再次,人口老齡化對教育領域、産業結構、消費領域的影響。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少年兒童的比重和數量不斷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和數量迅速增加。這種年齡構成和人口數量的變化,必然會對社會的文化教育産生一定的影響。在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中,傳統社會長期存在的人口年齡結構和數量構成遭到破壞,形成新的人口年齡結構。社會的這種人口構成狀況,必然要求有新的文化教育結構與其相适應,因而不可避免地與社會原來形成的文化教育結構發生矛盾。這種矛盾主要表現爲:過大的青少年兒童教育規模及能力與日益減少的青少年兒童教育需求及數量的矛盾,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數量及其接受教育的需求與現有老年教育設施的矛盾。中國在1997年小學生在校人數達到最多的近1.4億,但是到2004年在校生僅有1.12億,減少約3700萬人,減少小學學校25萬所左右。新生人口的快速減少,必然造成對相應的醫療、撫育、教育等勞動力需求的減少,這也是造成目前中國勞動力過剩的原因之一。

人口的減少,既意味著生産人口的減少,也意味著消費人口的減少。因此,即便可以通過機器人等科技手段以及延長工作時間、推遲退休和再就業等辦法發揮人的“潛能”和“餘熱”來抵消因生産者減少帶來的損失,可以用少量的勞動力生産出大量的産品,但這也難以保證經濟的發展。青少年是人口中消費最活躍、最前衛的人群,由于生育率低下,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老年化程度提高,推動技術發展的前衛消費不足,必然對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延遲作用。

曆史發展告訴我們,科學技術的發現發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青年來完成的,社會的老齡化必然會使科學技術的發展缺少活力。

有人認爲,發達國家沒有實行過計劃生育,也進入老齡化社會了,他們不是過得挺好嗎?所以人口老齡化是正常現象,並不可怕。但實際上,中國的老齡化與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有三點不同:第一,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有能力解決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而中國在本世紀初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DP僅1000美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應對老齡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簡單地說就是,發達國家是“先富後老”,而中國是“未富先老”。第二,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逐漸形成的,社會壓力也是逐漸出現的;中國的老齡化是短時期形成的,中國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才完成的人口老齡化轉變。第三,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是緩慢下降的,最低時也接近二胎,即每對夫婦平均差不多有兩個子女,而中國實行的是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因此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将比發達國家嚴重得多,與老齡化相關的各方面問題也會因此而嚴重得多。

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步喪失導緻經濟減速,是亞洲四小龍和歐美發達國家曾經經曆的發展過程。中國雖然近期不會出現總體上的勞動力短缺,但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可能出現。尤其是勞動力相對高齡化快速發展,可能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活力。所謂勞動力的相對高齡化,是指在成年勞動力群體中,50歲至64歲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該比例越高,說明勞動力高齡化越嚴重。勞動力優勢的喪失,顯然會給中國國際競争力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将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勞動力人口的數量減少,将使得依靠增加勞動者數量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變得難以爲繼;其次,老齡人口增多必将動用更多的儲蓄,導緻儲蓄水平下降,投資減少,單純消費增加,從而影響到經濟增長的潛力;最後,社會保障負擔加重,政府财政壓力增大,在職人員稅收負擔增加。

按照中國現在的養老金制度,實際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錢來養退休的人,沒有積累,總是工作的人養老人。支撐這種養老保障體系需要以相對年輕化的人口結構爲條件。雖然目前的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較大,但社會的養老負擔已經開始大幅度上升,這是因爲,由于長期實行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年輕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則不斷上升。現在中國領養老金的人只有4000萬左右,以當前龐大的勞動人口爲後盾,養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後随著老齡化日益嚴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達到3億、4億,另一方面年輕勞動人口逐年減少,這種養老金制度總有一天會崩潰,其後果将不堪設想。

有人說現在趁年輕時多存點錢,老了就不怕了。但實際上,現在存的錢不過是一紙契約,今後将它換成養老,還需要有足夠的勞動力。雖然就某個人來說,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錢,以後也許可以對付,但就整個社會來說,老一代要靠下一代養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錢就會貶值,甚至成爲廢紙。不妨設想一下,一個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錢,但卻沒有幾個人能夠工作的社會,會是一種什麼狀況。

總之,人口嚴重老齡化的社會是很糟糕的社會,而中國向這種社會發展的進程已不可逆轉。如何應對這一危機,如何減輕其惡果,如何盡量縮短嚴重老齡化狀況可能存續的時間,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三、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危機

自然新生兒出生性別比爲103-107之間。長時期、高程度的新生兒性別比例失調是中國特有的人口問題。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該年0?4歲人口的性別比達到了令人震驚的119∶100,如果不計瞞報或漏報的影響,那麼,這即意味著每新出生100個女嬰相伴而出生了119個男嬰。在2000年之後,我國嬰幼兒的性別比仍在繼續升高。2003年我國0?4歲嬰幼兒的平均性別比達到121.22。同期5?9歲人口的性別比爲119.66,10?14歲人口的性別比爲111.69,15?19歲人口的性別比爲110.61。從這組數字可以看出,近20年來,性別比失衡問題在迅速惡化。到2020年,中國25~35歲男性将比20~30歲的女性多出約四千萬。這就是所謂的“四千萬光棍”問題。失調的性別比将大大加劇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強奸等違法犯罪行爲,将極大地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發現,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重災區是下面這幾個省份:江西(138)、廣東(137)、海南(135)、河南(130)、安徽(130)。而且,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背後,還隐藏著權力對生育過程的侵蝕。比如說,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發現,“辦事人員及有關人員”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170,“專業技術人員”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221,“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黨群組織負責人”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250。

實際上,我國性別比失衡問題應該追溯到199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那時就已經發現這種狀況,但當時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後來政府雖然下發了打擊B超選擇性流産的相關文件,然而,這個文件沒有實施細則,不具有約束力。所以我國痛失了1990年到2000年這10年打擊B超選擇性流産的機會。到2000年人口普查時,0-14歲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萬。

我國性別比失衡不僅伴随每年新出生人口數的減少而形成遞增趨勢,即出生人口越少,性別比例越大,而且是鄉村、城鎮和城市的全面失衡。

嬰兒出生性別比失調的主要原因,在于計劃生育要求的少生(1~2個孩子)與人們傳宗接代思想和養兒防老擺脫貧困的需求相矛盾的結果。既有傳統的僵化思想的不合理的一面,也有人們現實的合理需求。同時由于技術進步,“B”超的廣泛使用、流産風險的減少,爲先擇性生育而導緻新生兒性比失衡帶來現實的結果。

性比失調的直接後果就是帶來婚姻的不匹配。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到2020年前後,中國将有11276萬25?35歲的男青年,而對應的适益婚配的20?30歲的女青年只有7206萬,這個差正好是4000萬左右。也就是3個男青年只有2個合适的女青年可以追求。有人認爲,女性婚齡人口的短缺,可以通過拉大婚齡差來解決。然而,嬰幼兒人口持續下降、性別比持續上揚,這種情況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爲低齡女性人口本來就越來越少,擠壓的結果使低齡男性婚配機會更少,這樣婚配競争會愈演愈烈。有人以爲可以通過跨國婚姻來解決,事實是如此大量的青年光棍人口比許多中等國家人口還多,哪里能找到這樣多的适齡女性呢?現在中國還是個很不富裕的國家,跨國婚姻反而會使多的女性外流,使國内婚配形勢更嚴峻。4000萬難以婚配的青年男性,最後造成什麼樣的結果是很難想象的。

嚴峻的婚配形勢會造成什麼樣的社會後果呢?
首先是造成家庭不穩定。由于女性選擇配偶的機會較多,離婚選擇更優秀配偶的願望和機會都很高,家庭破裂的比例因此會很高。只要比例失衡較大,這種現象都會存在。再就是婚齡差別加大,夫妻代際矛盾加深,必然損害家庭的和諧。家庭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其次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由于龐大的無法建立穩定家庭的男青年的存在,社會人倫會發生巨大變化,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矛盾沖突,整個社會無法保持穩定。比如賣淫嫖娼現象會更嚴重、騙婚買賣婚姻現象會增加、性病愛滋病等會更泛濫。缺少和諧婚姻的青年男性,會有更強的暴力傾向。這些問題必将使中國社會處于一種動蕩不安之中,國家興旺與繁榮都将是一句空話。

看看中國的現實情況,我們會發現,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仍很嚴重,女性就業比男性更困難,就業後女性收入相對較低,老齡保障體制還很不完善……而所有這些嚴峻的事實,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改變。在這種情況下,當只能生一個孩子時,我們不難想象,千方百計要一個男孩的願望會有多麼強烈。

性別比失衡問題已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2005年2月,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在分組審議刑法修正案(五)草案時建議,盡快對刑法有關條款做出修改,嚴懲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行爲,确保出生人口性別比例的正常和平衡。然而,只要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造成性別比失衡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過于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少數民族人口中,由于計劃生育政策比較寬松,人口出生性別比仍在正常範圍内,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考慮到現在的社會風氣和其他各種相關因素,可以肯定地說,想通過立法嚴懲胎兒性別鑒定來矯正性別比失衡,是很難達到目的的。

性別比嚴重失衡已經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很快就會品嘗到它結出的苦果的滋味。

四、加劇人口危機其它因素

一是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目前,我國每年有80萬~120萬的出生缺陷嬰兒。現在婚檢率下降、吸毒、性病都不可避免地提高了缺陷嬰兒的出生率。缺陷嬰兒對未來人口總體質量的影響不言而喻。

二是人口的機械遷移帶來的社會問題。流動人口的機械遷移造成“留守小孩”、“流動小孩”。流動人口子女最大的問題是教育問題,他們存在著邊緣化危險。由于農民工收入與市民相差太大,貧富差距懸殊也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三是毒品漫延,吸毒者不僅損害了自身的工作能力,而且對養育後代非常不利,降低中國未來的人口數量和質量,加劇中國未來人口危機。

四是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的增長對我國人口安全帶來嚴重影響。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人群已從重點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並已進入快速增長期。據專業機構的估計,到2002年底,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已經超過了100萬人,大約占全部成年人口的千分之一。如果艾滋病的流行按照最近幾年的平均速度發展,到2010年,我國艾滋病人口可能達到1000萬人左右。

艾滋病對中國人口的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人口數量的影響。假設到2010年時我國有100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即成人感染率由目前的1‰上升到1%,而後開始持續下降到2020年時基本沒有新發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仍有部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尚未轉爲艾滋病患者,按著正态分布模式,2010~2030年間大約有2000萬人直接死于艾滋病。由于死亡人口絕大多數是20-40歲生育旺盛期的育齡人口,他們的死亡不但直接減少人口總量,也将間接地減少出生人口。第二,對人口結構的影響。目前我國報告的艾滋病人口中,90%是最具有社會創造能力的20至49歲的人口。處于這個年齡段的人口不但是物質再生産的主力軍,同時也是人口再生産的主要承擔者。這部分人口的喪失會直接和間接地改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加劇人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老化指數。第三,對老年人口的影響。目前我國艾滋病疫情涉及中國大陸所有省市區,但主要在農村和落後地區。在農村老年人口缺乏社會保障,養老主要靠子女的情況下,艾滋病患者的增加無疑會使本就脆弱的農村老年養老機制雪上加霜。

五、中國人口數字考查

中國人口究竟有多少?這個問題像迷一樣困繞著許多中國人口學家,他們大都不敢肯定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到底出生了多少人。有人說2000年中國不是進行過人口普查嗎?普查後的人口還不清楚嗎?可是人口普查事後分析和調查表明,普查存在嚴重的漏報和重報問題,以至于計生委和統計局在調整90年代以來的人口公報中的出生人口時竟用國家教委的小學新生入學統計數據作依據,而且調整後的數據與普查數據相差很大。這樣的數據我相信大部分人口學家是不會認可的。而政府有關部門正是根據這樣的數據把2005年1月6日确定爲中國大陸第13億人口日。當然,還有不少人根據自己周圍有很多超生現象,竟然認爲現在中國大陸遠不止13億人口,可能有14億到15億甚至16億之多。總之中國人口狀況不管是專家還是民衆還是政府,到目前爲止都沒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可以說如同走在迷霧中一般,誰也不敢肯定;然而,當世界許多國家都在爲人口減少或老齡化問題而想法促進生育時,我們還在迷霧中想法穩定低生育率,這樣下去當迷霧散盡,人口老化、性別比失調問題到來之時,我們将如何面對呢?如果到時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從而阻礙了中華民族強盛複興之路時,我們有何面目面對子孫後代呢?爲此筆者搜集各種數據,以期找到中國人口真相,讓我們從人口迷霧中走出來。

2005年1月6日,大部分中國人都知道這是中國大陸第13億人口出生的日子,被稱爲13億人口日,這一天政府多個部門對我國大陸第13億人口的到來作了非常高調的宣傳,都強調人口形勢還很緊迫,計生工作還得抓緊抓好,其依據是今後十幾二十年,中國每年将有800至1000萬(國家統計局局長)或1000萬左右(計生委主任)的人口增長,如果不抓緊,中國未來人口就會超過16億(見13億人口日講話)。而實際上統計公報表明,中國人口每年增加數從2003年開始就低于800萬,随著中國老齡化程度提高,死亡率上升,以後每年增加人口還會逐年下降。實際情況請看下表:

表一、是國家統計公報曆年公布報告的人口總數及新生、死亡、淨增人口數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對應年齡人口數。



從表中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問題:

首先,即使按統計公報數據,十多年來中國新生人口不斷下降,而死亡人口不斷增加,到2000年每年新增人口數就已經低于1000萬,2003年新增人口數就小于800萬,如果不改變計劃生育政策,繼續穩定低生育率,随著新增人口數不斷下降,根據變化趨勢,2020年前後就會出現0增長,因此即使按照公報數字,未來二十年中國每年平均新增人口決不會多于400萬,政府官員所說未來十幾二十年每年新增800至1000萬的人口依據何在?

其次,按統計公報數據,1991年-2000年新生人口共計20347萬,到2000年底,即使假設死亡率爲3%,2000年底0-9歲人口至少應該有19737萬;而2000年人口普查0-9歲人口只有15911萬,少了3826萬,即17%的比例,反過來如果普查結果是真實的,十年統計公報的數據則多報了24%以上。

對于第一個問題,目前還沒有權威解釋;對于第二個問題,政府相關部門是這樣解釋的:基于小學入學人數的統計,2000年普查時0-9歲人口嚴重漏報,以及根據總和生育率在1.8的估計,調整了各年的人口公報數據。

計生委一直宣稱中國現在的總和生育率近幾年一直在1.8左右,其根據竟然是利用小學新生入學人數和對80年代的經驗上。事實上,從曆年的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來看,中國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開始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後更是低于1.5,並一直在1.5以下運行,在1998年甚至到了1.11,2000年爲1.22。當然90年代後的總和生育率數據低得難以想象,所以幹脆沒有标在統計年鑒上(除2000年外),上述數據是許多學者通過對曆年的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計算的。筆者通過對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1年、2003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的分年齡、性別人口數據表以多種方法計算,可以得到2000年、2001年以及2003年各年的前5年的平均總和生育率均在1.3±0.1水平。其它多種調查數據也都支持這樣的結果。

計生委把調查得到的1.3左右的總和生育率調高到1.8的一個理由是80年代人口變動調查的總和生育率比90年普查的結果低,所以要按比例把現有的生育率調查數據相應提高(實際比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這樣的提高卻沒有任何調查依據,要知道80年代的高生育率有相當多的違反政策現象,他們瞞報是因爲超生較多,但是90年代後期到現在,調查的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了,哪里還有多少超生的孩子需要瞞報呢?因此這樣的調高是站不住腳的,即使因爲瞞報漏報需要調高,比例也應該很小的。

再一個調高生育率到1.8的依據是小學新生入學人數的統計。這里第一個不合理之處就是小學新生入學數量是明顯偏高的,與小學在校人數明顯不符,原因是人口流動大,入學門檻低,再入學現象很普遍(如異地再入學、跟不上退學後再入學等)。再就是1997年小學在校人數最高,當時爲了減小學校壓力,有些學校延後入學年齡,而以後由于小學人數銳減,大部分地方都降低了小學入學年齡,所以比較兩個數據時1997年至2002年的小學入學人數不只是共6年出生的小孩,恐怕是7年甚至更多年出生的小孩。今年教育部沒有公布2004年小學新生入學人數可能也是由于新生入學人數太低的原因,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從在校小學生人數減少的程度可窺一斑,因爲降低入學年齡是有限度的。

第五次人口普查之前,各方面都已知道90年代以來多次抽樣調查表明總和生育率總是低到難以讓人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普查時都特別強調了防止低齡兒童漏報的問題,並推出了多種防止措施,因此要說2000年人口普查0?9歲兒童漏報嚴重達20?30%真的是不可想象。1991?1996年計劃生育統計報表顯示,1991?1996年累計出生人數爲9414萬人,而五普數據顯示這幾年出生的孩子爲10538萬,比計生統計多了1000多萬,這樣難道還沒有把水份擠出來嗎?

普查數據和多次抽樣數據表明,計生委估計的1.8左右的總和生育率是根本達不到的。那麼根據普查數據和抽樣數據進行調整,中國的人口形勢究竟是怎樣的呢?将表一中2000年統計公報人口總數126743萬減去1991?2000年公報中的新生人口數20347萬,再加上2000年普查0?9歲15911人口,那麼2000年總人口僅僅爲122300萬人口,也就是12.23億!同理2000年當年也僅僅能增加565萬人口,而不是957萬。由于老齡人口比例增加,中國死亡人口正逐年穩步增加(見表一),而由于生育年齡人口正逐步減少,如果仍保持現在的生育率水平十幾年,每年新生人口還會逐年減少(是在並不降低總和生育率的情況下,如果存在這種現象,那問題将更糟),通過趨勢作圖計算,這樣大概會在2020年前後人口将達到最大值,這個值是多少呢?約12.8億!

用最簡單方法算:

12.23+20*0.0565/2=~12.8(億)。

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爲基礎結合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推算,算出2000年年中人口約在12.25億,2001年生育率按1.3,2002年1.35,2003年1.41,2004年以後均按1.30算,到2004年年中人口只有12.45億,推算到2019年人口達到最大值且只有12.95億左右。王廣州在《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重報問題的分析》(《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1期)中認爲2000年人口普查“總人口數量則應該在12.26至12.48億之間”,基本符合筆者的推測。

從上面的考查考證來看,中國目前實際人口比公開發布的要少,特別是在低齡人口方面更甚。用這樣的結果計算中國未來的老齡化程度以及估計未來中國人口危機,只會讓人看到危機更爲深重。

結語

許多人都聽說過“水煮青蛙”的科學實驗:當把青蛙放進煮沸的熱鍋里,青蛙由于驟然受熱難以忍受,奮力一躍就跳出了熱鍋;然而,當把青蛙放進冷水鍋中,用文火慢慢加熱直至沸騰,青蛙由于感受不到悄悄逼近的危險,慢慢耗盡了體力,等到滅頂之災降臨的時候,就無力躍起了,最後不得不慘死鍋中。“水煮青蛙”的實驗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突如其來的危機會使人警醒,並及時采取措施防止危機的到來;而漸進式的危機卻會讓人麻痹大意,等危機真正到來時,就來不及補救了!現在中國人口正面臨“水煮青蛙”的危機。

當世界許多國家不再把減少人口作爲解決本國的人口問題,而是想方設法鼓勵生育,以解決老齡化危機時,中國不僅不應該藐視這樣的危機存在,而且對于自身還存在的嚴重的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調的問題、未富先老不完善的社會保障的問題以及高比例的新生兒缺陷、毒品蔓延、愛滋病傳播等等造成的人口數量減少和人口素質低下問題,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然而現在政府在害怕人口過多方面似乎有點偏執,不敢承認中國目前的超低生育率狀态,處處高估人口多造成的影響,反而對中國人口結構存在的嚴峻問題不能重視----重視人口結構問題必然要反思計劃生育政策,這實際上就成了危機中的危機。處在危險中的人是危險的,不知已處在危險中的人更是危險,而不承認處在危險中又不斷加劇危險程度的人的危險不言而喻----這就是中國現在的人口危機!

(編者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文章來源: 光明觀察
發表於 2006-9-16 19:24:56 | 顯示全部樓層
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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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06-9-17 10:53:43 | 顯示全部樓層
在歷史上,唐宋元明清,史稱『五朝盛世』


孫中山稱清有四萬萬同胞,

假設明有三萬萬同胞,唐、宋、元各二萬萬同胞;

合計是十三萬萬同胞!

五朝盛世總人口13億,同時出現在神州大陸;真是千載難逢的歷史盛會啊!

中國現在的人口危機,真是沉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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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9-17 23:03:39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csw 於 2006-9-17 10:53 AM 發表
在歷史上,唐宋元明清,史稱『五朝盛世』


孫中山稱清有四萬萬同胞,

假設明有三萬萬同胞,唐、宋、元各二萬萬同胞;

合計是十三萬萬同胞!

五朝盛世總人口13億,同時出現在神州大陸;真是千載難逢的 ...



人口問題必須通過教育去改善! 而不是緊迫人民, 但是這個方法就是太困難和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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