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國的黃金年代

pgup

紅軍》摘錄四：
2007/04/06

1930年代中期，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陸續登場，並且在文化上創造了一次繁榮。站在歷史的某個部分看去，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正在1930年代開端。文化奇蹟，政治變遷、戰亂、西方常識、英雄、漢奸、國難，上海、日本人的威脅，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蹟與失敗的聲音如此交替，光榮與夢想，至少在那個時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閃耀。

這個奧地利人所宣稱的「……我想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那些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這樣稱呼那些時刻，是因為它們宛如星辰一般永遠散射著光輝，普照著暫時的黑夜。」那些星辰在1930年代的中國正在閃現。
不是嗎？

魯迅，這個生氣的醫生。據稱這時候給紅軍發了一封賀文。

胡適，國寶。他在創造著新的哲學。

梅蘭芳在訪問蘇聯。李叔同（弘一法師）在弘揚佛法。沈從文剛剛成名。顧頡剛就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傅斯年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視察殷墟最大一次的發掘。鄒韜奮創辦了《大眾生活》週刊，這本雜誌發行量達20萬份，打破當時中國雜誌發行紀錄。陶行知主編《小先生叢書》。徐悲鴻在蘇聯巡展。豐子愷在杭州租了別寓。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和《神女》，被認為是中國無聲片時期表演藝術的高峰。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日出》和《原野》……

梁漱溟，張元濟，黃炎培，林徽因，梁思成，林語堂，馮友蘭，齊白石，錢鐘書，楊絳，巴金，吳清源，俞平伯，費孝通，陳獨秀，傅抱石，張愛玲……

僅列出這份漫長的名單就可以對那個1930年代鞠躬了。

沒有任何人敢說自己已到過未來，如同那個魯莽的美國人，他把去蘇聯當成人類的未來。1930年代的風尚中，紐約的知識份子處在對於莫斯科的集體想像中。而在中國，正在呈現思想的兩個局面，一群人集體傾向紐約，另一群人，則視莫斯科為聖地。

這種傳統使1930年代充滿了矛盾與活力。紐約的思想與莫斯科的思想成為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未來的兩種選擇。

這種選擇同樣成為國家1930年代思想界與軍事家們的主流生活。

但被斯諾稱為「中華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九年以來一直在嚴密的新聞封鎖中而與世隔絕。」但這支行進在路上的窮人們，卻在尋找著中國的「歷史的方向感」。

蘇聯來的顧問們顯然不是這個方向的制定者。但美元也顯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當然，也許有膽子大到對於歷史樂觀的人，會把去當時的先進的聖地莫斯科參觀後所下的定義「我已去過未來。」在今天來看，也令人覺出歷史的無情，當年的蘇聯現在化為烏有。但在當時的中國，前進的方向以及鼓舞民眾與軍隊甚至在黨的信心的支持中，也把這當成唯一的範本。

這些也許就是我們試圖看清楚的年代。

那裏面有紅軍。有他們進行的長征，也有中華民國、租借地、紐約來的投機者、蘇聯人。共產黨正被國民黨追擊。一個放在統一的一張中國地圖上的1930年代往事。雖然事實上，中國在1930年代被分裂了。紅軍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許多省並不在國民政府的管轄中。這個國家有蘇聯的社會主義者，也有德國納粹的軍事專家在幫助委員長。當然也有美國這個龐大身影。

西方開始進入這塊即將也必將要發生巨變的中國的時代。只是歷史還沒有確認誰是中國歷史真正的主筆。

過程永遠都是謎。

1930年代的描述如此。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每一代執筆者都更是如此。被重複過千萬次的真理稱，歷史就是當代史。每一代人都在按自己的需要完成歷史，觀照現實困境。七十年，幾乎是下一個百年的倒計時，再三十年後，這些曾發生的事實，還會被記錄或者被如何記錄嗎？

在所謂的「歷史方向感」裏，在所謂的全球化語境中，這條1930年代的行進路線，一支軍隊的紅色色素，在歷史地圖中，我們仍然在努力確認它們的方位與經度。並且試圖只是回到常識。

(本文轉載自《紅軍》序言，師永剛、劉瓊雄編著，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