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岭南（转）

dalua2002

中国古代的历史，好像故意地遗忘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就是岭南。

    我们这些人，对待中国古代的历史，总有一点儿北方中心论的味道。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孩子们幼小童稚的心灵中，老师当然是不会错的，既然老师肯定了，孩子们也就自然认可了，于是，北方中心论的观点就成了不刊之论，从小种下的情结，很难化解得开。

    待到年纪稍长一点，历史课本又告诉了我们盛汉强秦，又告诉了我们成吉思汗、忽必烈，前者在北方这块地域上创造了强盛的文明，而后者，又是凭借这种文明的强盛一步又一步的征服了南方。

    理由是多么的充分，北方中心论的观点，成了颠不可破的真理。

    当然，历史书也时常提及南方，从一开始，南方的历史就与恐惧有了不解之缘，满目的瘴气，恐怖的怪兽，似乎，南方永远也仅仅作为了北方文明的一种陪衬。

    自然环境的恐怖，衍生出恐怖的心理，从一开始，统治者就攥紧了这种心态，在唐宋时期，我经常在一些卷宗上发现岭南这个字眼儿，一个个面容枯瘦的文化人，被政治所抛弃，他们诀别了妻子，他们远离了家乡，带着疲惫的步伐，蹋上了颠沛流离的行程，而行程的终点，却是让人极度恐惧的岭南。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看到有关这些文化人去岭南时心理状态的一些描述了，我想这些文化人，是带着一种非常沉重的心理走向岭南的，他们早就坦然面对死亡了，一个即将死亡的人，将去世前的一些难堪诉诸衷肠，又有什么必要呢。

    这段毛骨悚然的历史，现在的人们往往不愿意再提起，而岭南就愈加觉得陌生了。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岭南还是时常被几双带着犀利目光的锐眼所发觉，在其中，有一个是秦始皇，也有一个是汉文帝。

    秦始皇，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凭借他的机智，凭借他的才学，更凭借祖宗给他留下的一分强大的基业，他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壮举。

    当他打开自己疆域图，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疆域上好像少了点什么，他用他那厚实的手指在疆域的南方轻轻一点，岭南，一个后来变得熟悉的地域就被他的王朝容纳了。

    广袤的土地，两千多万人民，小小的一个岭南，似乎对他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可以想象，当年他准备派大军进驻这个荒凉的地域时，在朝廷上下一定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然而，他却对他自己的这个决定，格外的垂青。

    汉文帝，是一个可以和秦始皇齐名的人物，当他即位的时候，汉朝正处于慌乱的年月，吕后时期的统治，留给了他一个动荡的王朝。

    然而汉文帝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却并没有放在内乱的平定上，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岭南。

    汉文帝的《敕南越王赵佗书》，写得很精彩，我读了几遍，仍觉得饶有兴味。

    可以看出，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确是费了一些工夫的。谴词的能力暂时撇开不谈，仅仅就道家思想用的精准，就足以使我们叹服。

    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写出这样一篇美文，目的却又偏偏不是要让这篇文章万古留传，甚至没有丝毫的文学寄予，他的目的仅仅是想箍住一个在当时还不起眼的岭南。

    秦始皇、汉文帝，一个是血气方刚的血性汉子，一个是济世安民的瘦弱文人，却共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功绩，当然，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也许还没有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连在一起。然而，我们还是要由衷的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岭南也就没有被中华民族所容纳，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就会尴尬得多，就会疲惫的多。

    他们的意义，岭南的意义，最终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呈现出来了。

    惨淡的土地、殷红的鲜血、纷飞的头颅，一切肮脏的声响的背后，只有岭南人民的音响格外清澈，格外动听。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一大批的岭南人，却在中华民族最脆弱的时候，大胆的向北方叫嚣，重新奏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强音。

    幸而，中国有一个岭南，有一个平实但不平庸的文化边缘带。

    岭南，完成了中国历史由古代到现代的一个传承。

    大清王朝几百年的强健，在岭南的文化的呼唤下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就连慈禧太后在科举时，对岭南的士子都得格外小心了。

    时间到了一九一二年，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终于在战战兢兢之中完结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促使大清走向灭亡的，正是一大批岭南人。

    终于，我们欣慰的看到：几千年的封建迷梦终于在这里完全断开了，然而，岭南不仅仅是催醒了封建王朝的这个迷梦，而且，它又给我们还来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新文化。

    一

    出生岭南的洪秀全，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了。

    我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人物了，一个出生偏僻的客家人，一个考了四次科举考试竟一次也没有考中的落第书生。

    我们可以想像他科举失败后回到家乡的那一种窘迫，内心的压抑、不满、愤懑，却立刻幻化成了一种激进，往传统的农民起义的理论里面羼进了一些基督思想，一种革命的理论脱口而出。

    在历史学家热情的讴歌这场农民起义时，却并不妨碍我思考太平天国的消极面，更何况，几十万的浩浩大军，竟然连腐朽得不能再腐朽的大清王国也推翻不了。

    从洪秀全开始，我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十分担心，如此激进、如此潦草、如此仓促地完成一个革命理论的构建，倘若如此简单的逻辑都能成功，那么人类的所有的艰辛就完全成了多余的了。

    一切激进的东西，从外表上看都是一种莽撞，从内部上看却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恐惧，一种简单的逻辑横亘于这种思考与行动之中，既然要痛苦的坐以待毙，还不如来一次洒脱的背叛，即便是没有成功，也仅仅只是鱼死网破。

    我不能肯定当年洪秀全在创建拜上帝教的时候一定是这么的狭隘，但是这种思考的基点一定冲撞过他思维的血脉。

    仓促的结果一定是徒劳无获；简单的思考最终只能功败垂成。

    终于，一八五六年的一场骇人听闻的天京事变，成了太平天国最终划上句点的决定力量。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悲剧的开始，也是太平天国喜剧落幕的最好方式，亟待的矛盾爆裂，越是压抑，就越是要用更多的鲜血来收敛，如此早的日中而仄，对太平天国反到成了一种庆幸。

    整个事件的起因，由东王杨秀清的权力膨胀而开始。

    杨秀清是个矿工，也是太平天国的首要发起人之一。我不知道，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缺少了他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实际上，是他，苦苦的经营着整个天国，我们知道，天王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就陷入了极度的腐化，整个天国的政权必须要由这个并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农民来支撑。

    一切理性的失常都以希望的扭曲为前提，以一种扭曲的思维坐标来衡量权力，则权力就衍化成了一种罪恶。

    首先是对待天王洪秀全，对待他，他的心中一定有太多的不满，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辛辛苦苦却被一个堕落的权力象征不断腐蚀，实际上，他在考虑与洪秀全的关系时，他在完成对自己对权力的向往的同时，似乎又带着对天国的整体命运的理性思考。

    最终，他的简单的思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费劲的扩充权力，一直走到了逼封万岁，而最终还是在权力的旋涡中牺牲了自己，值得欣慰的是，太平天国的人民对这位既可爱又可恨的东王，并没有刻骨铭心的愤恨，而是随着他的死亡，一切愤恨都迅速冰释，人民还是像以前一样，亲切的叫他一声东王。

    面对着杨秀清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洪秀全却显得十分狼狈。

    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权力被一点点的剥蚀，却毫无能力挽救这种既成的事实，他左寻又觅，终于找到了东王与北王的间隙，而他的明智，仅仅就是巧妙的扩大了这个间隙。

    杨秀清与韦昌辉，可以说是一队死对头，一个贫苦的农民，一个富足的地主，两个人一比较，就立即呈现出杨秀清的慷慨激昂，也同时反衬了韦昌辉的阳奉阴违。

    实际上，这种思维仅仅是一种逻辑的定势。事实上却完全相反，杨秀清对待地主，完全像敌人一样苛刻。太平天国在金田的起义，如果不是韦昌辉举家相助的话，那么整个起义都是一种奢谈，历史学家总是用他的地主阶级的属性来否定他的功绩，但是，一个地主如果把所有的财产馈赠给农民的时候，他已经从地主的本性中脱离出来了。

    韦昌辉的真正过错，就是没有遏止权力的欲火，任何善意，当他过了度的时候，就自然的成了一种罪恶。他是整个天京事变的调和者，却反到成了整个事变的大罪人，事变后，人们对他的称呼，连北王都是一种奢侈了。

    天京事变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而这场悲剧真正悲壮的地方却偏偏又不是悲剧的本身，而是三个各有理由的生命的同时陨落。

    既然他们都没有错误，那么错误出在哪里。

    一切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潦草的开始。

    曾国藩有一篇文章，叫《讨粤匪檄》，文章写的并不是特别慷慨激昂，而愚昧的跟随者却总是趋之若骛。

    太平天国从定都南京后就开始了科举考试，却历年应试的人总是寥寥无几。

    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很容易就同太平天国的杂交的天国理论联系起来了，这个仓促的理论前提，不但割裂了他们与其他农民起义军的联系，也割裂了他们与人民的联系，更割裂了他们统治阶级内部的联系。

    于是，一种巨大的不信任充斥在了个统治者之中了，天京事变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太平天国，迅速的体现了南北文化的鸿沟，同时也在这座鸿沟上搭起了一座浮桥。

    岭南人，带着对民族命运的巨大关心蹋上了北上的征程，尽管最终的结局以失败而告终，它也使岭南文化第一次走出了岭南。

    二

    洪秀全过去后，岭南人又沉寂了三十年。

    岭南文明就是具有这种特质，静静的观望着北方的喧嚣，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时火起，打点行装，整编军队，果敢北上。

    虽然这种北上时常失败，但那并不影响什么，压抑的情绪已经宣泄，失败了，大不了退回来，索性的蜷缩于这偏僻的一隅，纵使看起来非常局促，内心却是十足的坦然。

    北方的文明面对岭南的文化总是显得十分的尴尬，雄壮的战马还未到达岭南就早已经疲惫不堪了，而战马上英勇的将军也只有无可奈何的望洋兴叹，这所有的一切，反到给岭南人带来了一个近便，不但可以免受北方的骚扰，还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港湾稍做憩息。

    厉兵秣马，时隔不久，等到一种新的文化攻势业已形成，一时兴起，策马扬鞭，吁——又慷慨的北上了。

    岭南的这次北上，并不是显得特别张扬，但是它的意义，绝对不会低于上一回。

    康有为、梁启超，一个是广东南海人，一个是广东新会人；一个是先生，一个是学生；一个是雄辩威凛的政治家，一个是学富五车的学问家。两个岭南人，一起北上，一场大的政治变革悄然完成。

    是时候了，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根基进行从新审视的时候了。一八九五年，一个在历史上一直不起眼的东洋小国，却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的精锐部队打得落荒而逃，统治者在面对既成的败落事实的时候又显得是多么的无能，割地、赔款，用一切恬不知耻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苟延残喘，一切的王朝如果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巨额的赔款，政府财政的据拮，怎么办？面对一贫如洗的贫瘠国土，清政府把垂涎的目光放在了觊觎已久的岭南，两千三百万两白银，很大一部分必须从为数不多的岭南资本家手中抠出。

    我不能想像，这数量并不多的而且并不是十分富足的岭南资本家，是怎样凑足这数额巨大的赔款的，相比之下，岭南人对于清朝，就太过怜悯了。

    早在一八九四年，一千五百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如此浩大的政治浪潮，居然在沉闷窒息的中华大地上狂暴卷起，一场变法，就显得迫不及待了。

    一八九八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共同发起了拯救国家危难的戊戌变法，这也是岭南给清朝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讲到戊戌变法，就不能不讲到慈禧与光绪，一场光明正大的变法，背后却隐藏了一场阴暗无耻的权力争夺。

    慈禧的权力欲望，不仅残杀了她的亲生儿子同治，也戕害了她的亲侄子光绪

    从小，一种巨大的恐惧笼罩在了光绪的心头，一场惊雷，就足以成为一种恫吓，就足以使他将懦弱的头颅蜷缩进慈禧太后的怀中。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向慈禧索要权力的时候，一定在不停的战栗。

    而慈禧却显得十分的大度，她说：“皇帝欲行事，我不阻拦。”这也许是光绪所不能想到的，而正是这种大度，又充分的显示了光绪的无能，即使放手让你去闹，你也不能天翻地覆。

    光绪受宠若惊，真的就放手大胆的干了起来，在短短的百日之中，竟颁发了一百多道圣旨，如此的朝三暮四，不得不让每一个稍有头脑而又十足奸佞的大臣体会到光绪的匆忙。

    康梁的处境极其的艰难，一方面要替光绪皇帝夺权，另一方面又要为资本家的发展争取空间。

    要完成这两个任务，必须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完成一个折中，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一八九七年，康有为在澳门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孔子改制考》，一种矛盾的心态，充斥其间。

    我知道，历史学家又要简单的用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来理解这一切了，他们充分理由的基点，就是康梁后来求援于袁世凯。

    说句实话，求援于袁世凯，是没有办法之中的最好的办法。

    荣禄手下的三位北方军阀，除了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还有哪一个不是豪华贵族。求援于袁世凯，与其说是一种失策，还不如说是一种无奈。

    最后，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了，而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原因在于光绪的无能，原因在于光绪本身没有凝聚权力的能力，光绪的能力，不得不让袁世凯产生怀疑。

    戊戌变法，本身就是一个两难。一面，它要保住一个懦弱的皇帝；另一面，它还要让这个懦弱的皇帝去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

    最终，他们只能是吃力不讨好，一面不能笼络当权者，一面又不能唤醒同情者，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被血淋淋的扼杀。

    中国的历史，总是要靠几个英明的君主来支撑，一但君主本身的能力出现问题，整个王朝就要跟着瘫软。怎么可能，皇族的后代都是英雄，而不是皇族的后代的任何人只要对皇权有丝毫的觊觎都会成为一种僭越，因此，整个的封建社会就在起起伏伏之中轮回徘徊。

    假如中国也有一个彼得，或者有一个明治，变法的结果又会怎样？我不能回答，历史也没有给出证明。

    三

    文明在历史的泥泞中艰难的前行，愚昧却冠冕堂皇的占据高位，文明在泥泞的道路上刚刚露出了头，愚昧便轻轻的踹它一脚，它就又要到泥泞之中去苦苦的挣扎了。

    历史的悲剧，常常因此而萌发；人类的悲壮，总是在这里而衍生。

    本来，岭南文化自己的道路就已经走的够辛苦了的，而它还要苦口婆心的去唤醒一个偌大民族的理性的价值启蒙，在这之中，岭南文化自己的英气也被愚昧和保守一点又一点的无情的冲刷了。

    岭南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做的已经是足够的多了，从三元里第一次的抵挡了列强的铁骑，到多次的处于抵抗侵略的前沿，连广东的有名的总督叶名深，也在英国人带到印度之后不明不白的牺牲了。

    既然自己已经嵌进了中华文明的躯干，那就索性让它嵌得更深一点吧！既然自己已经熔入了炎黄子孙的血脉，那就干脆带动整个民族一起沸腾吧！

    破釜沉舟，春蚕丝尽，蜡炬成灰，固然也是悲剧，但是它悲的壮观，它悲得大气，它悲得张扬。终于，岭南文化在一九一二年群体性的跨出了岭南，大踏步的涌向了全国。

    当然，有许多的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提出了质疑，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本身是失败了的，还是把这些历史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去解决吧。但是我能肯定一点，近百年来，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轻过，一个失败了的革命还如此尊贵的安受景仰，其中的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从一开始，辛亥革命就被寄寓了过高的希望；辛亥革命本身就也包含了复杂的情愫；所以，辛亥革命一开始就被弄得异常的疲惫，辛亥革命自己也就觉得无所适从了。

    我把辛亥革命归之于岭南文化，在很大的层面上还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现在好像就是中山市吧。

    孙中山先生也是由改良而走向革命的，也是由温和而走向激进的。在完成一种文化急遽的捩转的同时，一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又自然的和地主阶级的文化挂上了钩：“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好像，建立合众政府就必须以大汉族主义为前提；好像，整个的革命就是在完成整个大明王朝的一个反向复归。

    了解了这一点，辛亥革命时地主阶级一窝风的拥向革命就容易理解了；了解了这一点，辛亥革命的土地问题解决的不彻底也就理所当然了；了解了这一点，辛亥革命最终不能完成反殖反封的任务也就颇可原谅了。

    当然，辛亥革命真正失败的地方，甚至是整个岭南文化真正的失败的地方，还远远的不在这里，而是在于革命者的热情与人民群众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我想还是首推鲁迅。

    鲁迅的小说《药》写的是够深刻了的，一个姓夏，一个姓华，一个是革命的志士，一个是憨厚的群众，华老栓却要用夏瑜牺牲后的鲜血来给患了痨病的儿子治病，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华小栓的病没有被治好，华家与夏家，整个的华夏民族，就是如此愚昧的完结了一个生命的自戕。

    然而，鲁迅却不愿意跟我们给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明确的答案，他宁愿让那只黑黑的乌鸦狠心的飞走。

    既然鲁迅不愿意，我们还是来求助于茅盾吧。

    茅盾的《子夜》早就是家喻户晓的作品了，而在这里，我倒不是要把目光的焦点投之于吴荪甫，而是要特地的去拜访一下吴老太爷。

    这个人物一出场就让人觉得怪异，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反倒觉得十分的尴尬，我们对于他也不能过多的知道点什么，他给我们的最深的印象，恐怕还是他的手中的那本《太上感应篇》了，他也许时常的纳闷，世界本来就应当是书上的样子的，现在的一切的太平盛世是不是太潦草了一点。

    潦草不潦草当然不是他能够左右得了的，而现在想起来，他也是够幸运的了的，反正一个人蜗居于室，在不多的时日之后就了却了余生。

    生命的个体可以任凭生命的终结来蒸发文化的惊悸。而社会却不行，历史则更不行，历史永远是要向前进发的，硬是没有路可以走了，顶多也就是拐了一个弯，继续精神矍铄的慷慨的前行。

    辛亥革命是没有办法来解决文化的惊悸了的，但辛亥革命至少割掉了缠在中国人头上的两百多年来的辫子，想来也怪，当初清朝入关的时候，人们哪怕是搭上性命也是不愿缠上辫子的，清朝的老祖宗当然不会想到，被他们缠上的辫子终有一天还是要解下来的。

    文化总是有一种优于政治与军事的韧性，辫子一旦缠上，割下来反到成了一件难事。辛亥革命没有花费多大的口舌就将缠在人民头上的辫子给割下来了，我想这一点已经是相当的了不起了的。

    辛亥革命是否成功的争论还是把它留在历史学科之内吧，学科之外的争论就大可不必了。况且，历史上的哪一次革命，是完完全全成功了的呢？辛亥革命不仅仅是赶走了一个皇帝，

    它还使整个的中国帝王史就此而灭迹了，走出了这一步，历史才能实现大踏步的跨越。

    四

    近代易过，一到现代，一些沉重的历史命题就开始变得轻松了。

    毕竟，我们已经不是东亚病夫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畏惧列强的狞厉的眼神了，更不需要在列强的蹂躏下而苦苦挣扎和审诉求告了。我们变得开朗，我们变得自信，我们变得大度，至少，我们敢用厚实的声音铿锵的说出：引狼入室，与狼共舞。

    我想，能够发出这么大气的声响，我们的民族就是进步的多了的，一切的隔离往往由畏惧而开始，一切的畏惧往往由实力的差距而产生，而隔离的结果，只能是更大的畏惧，只能是更大的差距。

    去年冬天，我去了一趟广东，迎接我的是广州本田公司的一位朋友。朋友对于我的性格已经是相当的熟悉了的，从小就光着脚丫一起玩耍，十几年一起苦苦求学的历程，早已使我们身影随行了。

    朋友对我的到来十分的惊讶，他知道我是一个整天困守书房的知识分子，怎么舍得花如此多的时间到一个文化涵养并不是特别的深厚的地方来旅游呢。

    只要稍稍懂得一点中国古代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近代以前岭南的确是没有多少文化韵味的，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的内地人经常讪笑岭南文化的浅薄。

    这就使我纳闷了，难道文化就必须依附于那些破败不堪的历史遗迹，难道文化就一定要诉诸于那些厚厚的旧的发黄的线装古书，假如，人类创造如此深厚的文化仅仅是为了让它成为他的子孙炫耀的资本，那么，文化本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如果学问总是与辛苦同行，深邃与青春总是无缘，那么皓首穷经、焚膏继晷，就不是在白白的虚耗着生命吗？

    相反的，岭南就活泼的多了，岭南也就洒脱多了，至少，它并不需要背过重的文化包袱。

    最先看准这一点的，我想还是邓小平同志吧。

    绝对不是我本身姓邓，我才对邓小平同志过分的褒佳，只要好好的领悟一下邓小平同志悲壮的人生，同时稍稍的揣摩一下邓小平理论，你就不得不对这位个子并不太高的老人表示由衷的敬佩了。

    很难想象，就这样一位老人，是怎样在人生的跌落中顽强的站立的，又是怎样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力挽乾坤的，邓小平同志告诉了我们：中国文化需要着怎样的精神。

    这样一来，岭南就变得重要了，就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好的选择了。

    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走对了的，岭南文化又走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前沿去领航弄潮了。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九七年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的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不能离开邓小平同志的。

    五

    文章渐近尾声，一个历史的悖论却缓缓铺展开来。

    岭南文明，任凭倔强的性格与中原文明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对峙。奇异对峙的起因，总是源于岭南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大胆叫嚣，而奇异对峙的结果，又往往是岭南文明用急剧的蜷缩来完结放纵文化的收敛。

    历史的悖论慢慢的展开，悄悄的膨胀，不禁牵动了整个历史进程的大反思。

    历史的大反思时常表现的是悲剧，正是这种大反思总是以悲剧来呈现，所以，它才显得壮观，对人类来说也就显得特别的珍贵。

    由岭南文化我想到了苏格拉底。

    时间是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昏暗的年份之一，在那个黯淡的年月，居然还拌和着几个恬不知耻的诬告者的狞厉的笑。

    从表面上来看，苏格拉底的死是再合法不过了的，是再民主不过了的。五百人组成的陪审团，吵吵嚷嚷，叽叽喳喳的讨论了半天，到头来却得出了一个令人丧气的结论：苏格拉底被判处极刑。

    当我看到这个判决史料的时候，我的脑海之中一片空白。面对威风凛凛的法官，我恨不能一膝扑通跪下去，竭力摇摆我颤抖的手，说：不要，不要对文化犯罪。

    也许法官会觉得惊讶，会觉得不解，甚至会大声叫喊他的卫兵把我拖走。因为在他看来，苏格拉底的罪名是太明了不过了的：他，当然是苏格拉底，一方面教唆青年顶撞他的长辈；另一方面，竟然要求青年放弃对神的虔诚。

    我想，当那些强壮的兵士拽着我走的时候，我还会替苏格拉底叫冤，直到我声嘶力竭。因为我知道：人类最大的愚昧，往往从对文化的戕杀而开始。何况，戕杀得这么的文明，理由是三十多票的民主差。

    苏格拉底，无疑造成了两个文化的对峙：一边是苏格拉底，一边是雅典民主制。

    最后，后者戕杀了前者，堂堂正正的；前者也震撼了后者，大气凛然的。

    当然，十四年以后，法庭为苏格拉底平了反：同样的法庭，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判处了诬陷苏格拉底的那几个人的死刑。那已经是后话了，人类对文明所犯的错，是人类自身永远也无法完全抹平的。

    直接民主的结果，却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不民主。那些凤毛麟角的英雄人物，面对比比皆是的平庸之辈，显得是多么的疲惫，在众矢之的的攻击下，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的处境往往是孤立无助。

    英雄被攻击，文明受摧残，历史在泣血。

    岭南文化固然先进，但是它是如此的渺小，怎么可能与强于自己数倍的传统文化相匹敌呢！

    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的历程，就是缺损了文化的倾斜保护机制，使得文化总是艰难的独行，异常的疲惫。而先进文化的独行与隐逸，又带来了历史发展的更大的悲剧：中华文明史总是要靠几个平庸之辈来缔造，而文化的大师，仅仅做了文化的表征。

    最后，中华文明史被迫放慢了行进的步伐，几近静止。

    唉！我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