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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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指責林語堂：

“叫青年讀古書，而他自己卻連《易經》也看不懂。
非但中文不好，連他的英文也未見得好。”


林反駁道：

“我的英語好不好，得讓英國人或美國人，總之是懂英語的人去批評。

至于《易經》，
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

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
我與他的區別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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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後，黃侃和胡適同在北京大學任教。黃竭力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卻未必出于真心。”胡適不解其意，問其故。黃侃答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
話，名字就不應叫胡適，應該叫‘往哪里去’才對。”胡適聽後一時語塞。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閑話譚的《秦瓊賣馬》時，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叫“四而樓”的酒館，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請教當時任上海公學校長的胡適。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臉面，只好親自前往四而樓小酌，尋機向主人探問究竟。主人說，樓名取自《三字經》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只不過圖個一本萬利的彩頭。胡幾欲暈倒。

　　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這句話後來被李敖盜用。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産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産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毛澤東沒有理他。

　　湯用彤自信近于傲慢，當得知其所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獲獎時，湯滿臉不高興：“多少年來都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的書要誰來評獎！”錢穆談起湯來也是感歎不已，贊其為“純儒之典型”。

　　陳獨秀和蔣夢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為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後來八股廢掉，改考策論，則稱策論秀才，雖多了幾分洋氣，但已沒有八股秀才值錢。有一次陳問蔣：“你那個秀才是什麼秀才”？蔣曰：“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陳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蔣于是做了一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先輩老先生，的确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

　　陳獨秀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縱觀其一生，也正是實踐了這一豪言。

　　吳稚晖如此諷刺“五四”時期的“海龜”：“就像面餅，拿去國外炸一炸，回來就變成蓬松碩大的油條了。”

　　馮玉祥平生讀書甚勤。擔任旅長時，馮駐軍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讀英語2小時。學習時，關上大門，門外懸一塊牌子，上面寫“馮玉祥死了”，拒絕外人進入。學習完畢，門上字牌則換成“馮玉祥活了”。

　　1933年，蕭伯納訪華，前往迎接的林語堂說：“今天天氣真好。蕭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見到這麼好的太陽！”不料蕭伯納答道：“不是蕭伯納有幸在上海見到太陽，而是太陽有幸在上海見到蕭伯納。”

　　1936年，艾青出獄後回家。有一天，在趕集的路上，他的父親對他說：“你寫的那也是詩嗎？——聽說你寫詩還出了名。”在他父親的意識里，詩只能是五個字一句或七個字一句。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監察院院長。有一天，他見到機關院內有随地便溺的現象，便拿起宣紙随手寫了“不可随處小便”六個大字，命人貼到院內某處。于書法天下聞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貼通告的人便沒有遵命去貼，反倒偷著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塊，經過拼湊，改變了字的順序，裝裱一新，挂在廳堂：“小處不可随便。”

　　陳公博勸汪精衛拖蔣一道投日，汪夫人陳璧君訓斥道：“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

　　王國維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因為政治家只能謀求物質利益，而文學家則可創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蔣介石公然“清黨”，並宣稱：“以後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的習慣”“謀中國人思想統一”“再不許有第二個思想，來擾亂中國”。並強調說，必要時“就得于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

　　史量才曾言，“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他認為“報紙是民眾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有一次蔣介石找史量才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是槍杆子和筆杆子的一次對話。1934年11月13日下午，滬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殺，終年54歲。

　　唐生智一個手下曾在1927年對馮玉祥說，張作霖、吳佩孚是舊軍閥，而蔣介石是新軍閥。舊軍閥腐敗，容易打；而新軍閥會拿什麼主義來騙人，不好對付。

　　1933年，在回答《東方雜志》關于對“未來世界”的夢想時，周谷城說：“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畫家錢君？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

　　吳稚晖在《官氣與洋氣》中說：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氣、忍氣、下氣；當了大官以後要使氣，大發脾氣，又要小氣。

　　孫傳芳是北洋軍閥時期的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當時孫中山首倡，袁世凱發揚光大，都說要當人民公仆。孫傳芳看了報紙幾乎笑破肚皮。孫傳芳說那些争當人民公仆的其實都是騙子，他要當就當人民的父母，不當人民的公仆。因為當仆人的沒一個好東西，不是拐騙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錢财，而天下當父母的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

　　蔣廷黼認為，中國近20年的內亂之罪，與其歸之于武人，不如歸之于文人。文人在一處不得志，往往群集他處，造出種種是非，盡他們挑撥離間之能事，久而久之，他們的主人翁就打起仗來。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沖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張申府曾指出：“只靠鬥，解決不了問題，除非是奮鬥。”他奮鬥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沒能夠逃脫“被鬥”的命運。

　　晏陽初說，對于中國人來說，有沒有一個好皇帝倒並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個好縣長卻是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貧困及免于恐懼的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場，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場是中國的官場，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國的官吏。”但他還是很快加入了有實權的國民黨，混入了官場。

　　郭沫若指責林語堂“叫青年讀古書，而他自己卻連《易經》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連他的英文也不見得好”。林反駁說：“我的英語好不好，得讓英國人或美國人，總之是懂英語的人去批評。你郭沫若沒有資格批評我的英語。至于《易經》，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我與他的區別就在這里。”

　　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胡適稱贊了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個桌上聽到了，特地走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個以表謝意。

　　1945年在重慶的一次聚會上，郭沫若經人介紹認識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訴他，因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親一定是邵力，郁達夫的妻子就是郁達了！”

　　沈有鼎不會做飯，偶爾與夫人動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飯，沈無法，只好找領導，說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領導問是何故？沈則說：“她不給我做飯。”此公曾在美國哈佛受教于懷特海門下，後又跑至德國投海德格爾門下，邏輯學甚是了得，號稱中國邏輯學先驅。有一次他說一條“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個逗點就更清楚了”，馬上給揪去開了一個晚上的批判會，說他是“現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滅亡”。

　　在清華大學教授組織的一次邏輯學研究會上，有人提起哥德爾，金岳霖表示要買本書來看看。他的學生沈有鼎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金聽了，“哦哦”兩聲，坦然說：“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後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邏輯上有問題。他說，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就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1938年3月21日，蕭軍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柱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吉縣步行20多天，來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過，他原計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線打遊擊，但戰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進了陝甘甯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從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後，很想會會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問侯。和提出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竟然客氣地回絕道：“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批判王實味的大會，蕭軍也參加了。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句什麼，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麼。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大會不歡而散。蕭走在回家的路上氣憤地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摘自《禅機：1849?1949中國人的另類臉譜，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價：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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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0年6月,英軍入侵中國,先是兩艘蠻夷艦船駛入沈家港口。官兵慌亂，張朝發不以為然 地說："夷船被風吹來，常有之事無足驚訝。"後來有人報告夷船越來越多了，張朝發急忙找下屬商議對策。一個定員恍然大悟地說："廣州禁煙，夷船被迫來此，此處將成貿易大碼頭，我等將加俸了。"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類嫔妃、女官、女司等人，總計兩千三百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 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幹脆一概編號。

辜鴻銘曾勸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為從那里的歌女身 上，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端莊、羞怯和優美。對此，林語堂說："辜鴻銘並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 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康有為在光緒元年（1875年）曾經嫖過娼，因急于趕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輪船，他 的嫖賬都沒有還上。債主們追到船上來索債，"康聖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頂上的救生船里，居 然得以賴過債。這段子出自馬相伯的《六十年來之上海》，當時馬正奉李鴻章之命，在上海輪船招 商局查賬。

"燈閃著，風吹著，蟋蟀叫著，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息了，我應在院中唱歌。 "這是溥儀在17歲時寫的一首新詩。他應該是第一個寫新詩的皇帝，且還是"口語詩"。

民國成立不久，袁世凱掌握了政權。有一天他對張謇說："聞江蘇有一黃某（炎培），很 活躍，我想招他來，政事堂里還缺人。"張謇答："黃某不宜做官，外邊也要留個把人的。"袁曾 對人說："江蘇人最不好搞，就是八個字：'與官不做，遇事生風'。"

林語堂憧憬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里安裝著美國的水電 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聚個日本太太……"其理想頗類似我們幾年前的"樓上樓下，電燈電 話"。

魯迅對京劇一直心存不滿。他在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間，總共看過兩次京劇，而給他 留下的印象無非是"冬冬喤喤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一大班人亂打""兩三個人互打"。他 甚至不承認京劇是戲，認為它只是"玩把戲"，"毫無美學價值"。

1921年4月21日，來自德國的露娜小姐在洛陽見到了吳佩孚，一見傾情，秋波頻傳，無奈吳 就是不領情，回去之後，露娜小姐對吳大帥下了"最後通牒"——一句話，譯成中文就是："吳大 帥，我愛你，你愛我嗎？"吳佩孚看後大笑不止，提筆原信批了"老妻尚在"四個大字，命譯員將 此信送回。

有一天張作霖外出遛早，剛走到一個拐彎處，突然傳來一聲吆喝："賣包子了！"張大帥 吓了一跳，不禁暴怒："給我抓起來，斃掉！"大帥親自執法，砰，一槍射向天上，將小販吓得幾 欲癱掉。大帥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一次，梁思成作學術報告，拿自己的假牙現身說法："我是個'無齒之徒'，牙齒都沒有 了，後來在美國裝上這副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不是純白色的，略帶點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 ，這就叫做'整舊如舊'。我們修理古建築也要這樣不能煥然一新。"

蔣介石會客，客人說話，他不說；汪精衛會客，客人說一半，他說一半；胡漢民會客，客 人不說，他說；而孫科以脾氣大著稱，會客時則兩不說話；胡漢民說："因為他是孫中山的兒子， 因此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國外長大，因此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因此有大少爺脾氣。有時 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候兩種，有時候三種一起發。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不治而亡。四天後，林語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魯迅與 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軒轾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 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迹，絕無私人單 據存焉。"真是好雅量，只是魯迅一個也不原諒。後來陳丹青談魯迅之相貌："這張臉非常不買賬 ，又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里卻透著風流與俏 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麼表情。就那麼對著鏡頭，意思是說："怎麼樣？我就是這樣！" "他長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國'，又其實非常摩登……""所以魯迅先 生的模樣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學，配他的脾氣，配他的命運，配他的地位與名聲。"

1933年3月10日，蔣介石跟張學良會面。蔣說："當前的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 ，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為了維護領袖的地位，張學良慨然離去，交出 軍權，到海外考察，代蔣受過。張學良說過："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服從統一中 國的決心。"

董必武說："吳佩孚雖然也是個軍閥，但他有兩點卻和其他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 崇拜我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關（羽）、嶽（飛），他失敗時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吳氏做官 數十年，他統治過幾省地盤，帶領過幾十萬軍隊，他沒有私人積蓄，也沒有田産，有清廉名。"

據統計，魯迅一生共在103家報刊發表過742篇文章（包括《晨報》《京報》《申報》《世 界日報》《中華日報》《國民新報》等15家日報，《新青年》《語絲》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報刊 ），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著我們的黑暗和沉默"。

據說黃炎培珍藏著一幅王羲之的真迹，毛澤東曾借去一閱。講好一個月歸還，但僅過一周 ，黃就打電話問是否看完。毛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答複：到一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 他失信。誰失信都不好。又過了幾天，黃再緻電，毛問："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 "到一個月期滿，毛命人小心送還，並對黃的再三催還評價道："不夠朋友夠英雄。"

越樹理說："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 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 就是我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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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風第一（1）

　　李鴻章曾言，清王朝面臨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

　　1840年6月2日，英軍入侵，先是兩艘蠻夷艦船駛入沈家門港口。官兵慌亂，張朝發不以為然地說：“夷船被風吹來，常有之事，無足驚訝。”後來有人報告夷船越來越多了，張朝發急忙找下屬商議對策。一個官員恍然大悟地說：“廣州禁煙，夷船被迫來此，此處將成貿易大碼頭，我等將加俸了。”

　　胡林翼乃湘軍悍將，一次，他去安慶和曾國藩會面，在長江水道中遇一艘英國火輪。火輪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軍水師，激起的波浪，將一條船都掀翻了。胡林翼登時昏厥，醒來後第一句話就是——“天要變了。”

　　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西方多國領事特備了西餐宴請林則徐。在吃冰激淩時，因為冒著氣，林大人以為很燙，便張嘴吹了吹才放進口中，遭恥笑。事後，林盛宴回請。幾道涼菜過後，端上來芋泥，芋泥顔色灰暗，不冒熱氣，乍看猶如涼菜，實則燙舌。果然眾領事一見佳肴，紛紛舀起來就吃，滿嘴粘著，燙得唔唔直叫。

　　馬戛爾尼在出使中國後，寫道：“他們穿的是小亞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髒也很少洗，他們從來不用肥皂。他們很少用手絹，而是随地亂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邊的任何東西上。這種行為很普遍。更令人憎惡的是有一天我看見一位鞑靼人讓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這東西咬得他難受！”

鴉片戰争之前，許多人認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洋人若離開中國的茶葉、大黃就會“大便不通而死”。林則徐剛到廣州時，斷定英人不敢輕易開戰，否則，只要禁運茶葉、大黃，英人就會大便幹燥，不戰而降。

　　1841年，英軍出兵廣州。林則徐給道光帝的奏折寫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能複起，不獨一兵可刃數敵，即鄉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況夷人異言異服，眼鼻毛發皆與華人迥殊，吾民齊心協力，殲除非種，斷不至于誤殺。”

　　馬戛爾尼曾邀請清朝大將軍福康安觀看他的衛隊演習歐洲新式的火器操法。福康安卻冷淡地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

　　1841年3月中旬，英軍進攻廣州，清軍炮台守將居然與英軍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給皇帝留個面子，然後各自走掉。”

　　1842至1843年間，魏源受林則徐囑托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詳細介紹，特別是制造輪船火炮之術、練兵養兵之法，並明确提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然而，此書在中國很少人能看到，更談不上影響。但傳到日本後，短短幾年就再版二十幾次，閱讀人數以千百萬計。

　　1841年5月，奕山戰敗，卻在奏折中虛報戰事大捷，離奇有如神話：當觀音山火藥庫中彈起火時，忽見一位白衣女神，展袖撲火，頃刻熄滅之；英軍炮火猛攻之時，天忽降傾盆大雨，澆啞了英軍大炮雲雲。

[ 本帖最後由 csw 於 2008-5-17 05:43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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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10月中旬，英軍占領甯波城，退走時還擄走一批婦女，全部賣到澳門作了妓女。此後，英軍攻陷鎮江，極盡報複之能事，造成了“無市不空，無家不破”，“婦女屍滿道上，無不散發赤體”的慘狀。過了一個世紀，如此慘狀竟在南京重演。

　　1841年，楊芳作為參贊大臣赴廣州防剿英軍，看到英軍炮火幾乎炮炮皆準，認為其中定有邪術，他竟想出一條“以邪破邪”的妙計，遍收民間馬桶，婦女用的穢帶載于竹排之上，抵抗英軍進攻，結果慘敗。當時有人寫詩嘲諷曰:“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

　　關天培殉難前，曾派人給他的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書。關天培殉難後，老母在悲痛中打開木匣，卻只見他的幾顆落牙和幾件舊衣服，老夫人止住悲恸，只說了四個字：“吾有子矣！”

　　林則徐說煙如不禁，則將來“不唯無可籌之饷，亦且無可用之兵”。但也有人說，若無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貨歸官”的鐵腕政策，則鴉片戰争也許就不會爆發。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則徐赴戍邊疆之際寫道：“餘生豈惜投豺虎，群策當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渾不定，君恩每飯總難忘。”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消息傳到北京，道光很難受。清史記載：“上退朝後，伏首于便殿階上，一日夜未嘗暫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乎頓足長歎。”

左宗棠布衣時，林則徐就聞其名。1849年，林則徐途經湖南，遍尋不得，後終于在湖上得見。左宗棠也早慕林則徐大名，急于相見，不料慌忙之間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船後，要行拜谒之禮，林忙阻攔道：“落湯雞了，還做什麼禮節，快去更衣。”兩人相談達旦。林則徐歎道：“他日竟吾志者，其惟君乎！”臨別，林即于舟中手書一聯贈左，聯雲：“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極感之，晚年猶懸此聯于齋壁。

　　林則徐飽經憂患，為國家殚精竭慮，外國人對他也敬畏三分，但在國內卻沉浮宦海，身不由己，無法施展抱負。臨終時，林則徐悲慨地留下遺言：“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公等當鑒之。”

　　林則徐去世後，鹹豐皇帝挽林則徐曰：“報先帝而忠陛下，兩朝開濟屬宗臣，表續出師，千古英雄同下淚；佐天子以活百姓，萬口歡呼起司馬，家傳畫像，四方婦孺亦知名。”

　　左宗棠23歲成婚時，曾在新房自拟一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後來左宗棠遠戍新疆，出嘉峪關時，沿途插柳，初不過為標示歸途也，而積久成蔭，風景一變。有湘人某遊士拜谒左于塞上，獻詩雲：“大將征西久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惹得春風度玉關。”左大悅，優禮待之。

　　道光帝派人審問英俘，所提問題是：“該國地方周圍幾許？”“英吉利到回疆有無旱路可通？”“與俄羅斯是否接壤？”

　　1857年2月12日，美國駐華使節伯駕向美國國務院呈議，要對台灣 “充滿興趣”，不要在“關于台灣的行動上退縮不前……”，“顯而易見，這些島嶼並不會長久隸屬這個帝國，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樣脫離這個帝國，合眾國就顯然應該據有它，特別是因為關系著勢力均衡的偉大原則的緣故”。觊觎之心可謂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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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其日記中記載：“我的薪水養不起一位英國媳婦。這麼一位妻子在這里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美麗、纖弱、極需關懷、醫療，還有眾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國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買到一位，供養費每月只需2到３美元。孤獨使我們非常渴望女性的溫柔。考慮到這些，你難道不認為我們的處境非常艱難——充滿了誘惑——而且是難以抗拒的誘惑？”

　　一位英國海關職員在清末的中國就可以輕松雇用6個仆人：一個漢語老師，只需4先令的工資；一個“侍童”，可以随時聽候差遣，每月的工資是1先令；幾位苦力，打掃庭院、準備洗澡水、擡轎子，再加上馬夫和馬，正好全班……每月不超過20先令，“花這點錢就能過帝王般的生活，兩三種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魚、蔬菜和水果，連考文垂花園都難以與之媲美，這實在是個物美價廉的國度”。

　　柯可在《中國》一書中對一所監獄的描述：這是一些沒有外牆的小院落，囚室像動物園里圈動物的牢籠。……雙層門一打開，屋內的惡臭幾乎讓人無法忍受。屋子中央躺著一具屍體，上面唯一新鮮部位的乳房已經被老鼠吃掉。屍體周圍及上面是一堆腐爛的人，他們居然還活著。……他們是骷髅，不是人。


一個外國人眼中淩遲處死的場面：劊子手們砍完33個人頭後，開始對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由于這個人距我們25碼遠，側身對著我們，盡管我們看見了他頭上划的兩道切口，乳房被割掉，還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們仍無法窺見這恐怖景象的全貌。從割第一刀開始到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然後砍去頭，整個過程用了4到5分鍾……我們站的地方聽不到任何喊叫，我還敢說那33個被砍頭的人，在劊子手走向他們時沒有一人掙紮，也沒有一人喊什麼口號。

　　清末，戴眼鏡仍頗有忌諱。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星沅為陝西巡撫，下屬吳子俊拜會李星沅，因為眼疾，故戴著眼鏡。李心中不悅，指責吳狂態不堪甚。

　　一個典型的中國士紳：華美的輕舟載著他外出造訪……他身著白色亞麻、藍絲和緞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邊的小方桌上放著茶碗。即便你沒注意到他白皙的手及病態的外表，你也會注意到他的皮膚與健康的下層紅褐色皮膚截然不同。


口岸一開，“君子固窮”的觀念已難維系。為了巨額利潤，清朝的舉人、貢生、生員、監生們開始想盡辦法打破律例和矯情，去“外企”充當代辦和口岸商人。辦法由來，無非“四書五經”，比如“子貢貨殖”之說，還說“季氏之聚斂，陳子之螬李，俱為聖賢所鄙棄，由其矯情也”。

　　“1847年的某個時候，兩位中國紳士來到廣州一個傳教士家中，表示渴望學習基督教。其中的一位很快便回家了，不過另一位學習了兩個多月，其間他學習了經文並接受教谕，很是不恥下問。此人體格健壯，圓臉，相貌端莊，有點帥，中年，舉止溫文爾雅，頗有紳士風度。他就是太平天國起義領袖洪秀全。”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師羅孝全在《華北捷報》上發表聲明說：“……我相信他是個瘋子，完全無法使一個雜亂不堪的政府正常運轉。他同他的那些態度冷漠的王們亦無法組織一個政府，無法與人民同享利益，甚至無法與舊的帝國政府相比……”

　　太平天國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約為2∶1。婦女徒步或騎馬公開地在大街上招搖過市。她們不同于一般的中國婦女，幾乎全部穿著用精美的蘇州絲緞做成的漂亮服裝。“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們得勝後的大屠殺中極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來。我們幾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盡管有相當數量的男童。”一個外國人如此寫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類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項人數加起來，總計有2300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幹脆一概編號。

　　鹹豐同治年間，太平軍、撚軍並起，其中卻也頗有俊傑。石達開文字優美，洪秀全臨命時仍吟詠自若，而李秀成臨難前，在監獄中起草口供，洋洋數千言，眾人皆知。

　　太平天國有一個神聖家族譜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後來蕭朝貴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兄弟兼妹夫，輩分有點亂，只好稱“帝婿”、“貴妹夫”。

　　洪秀全率領50萬大軍，自武昌乘風破浪攻破南京。在這戰志飛揚、軍書傍午之時，洪在“龍舟”中寫一谕旨，其內容竟然只是嚴禁随征將士在禦舟之側偷窺“天王娘娘”！

　　東王楊秀清令全城13至16歲少女統統向官府報到，以備選入後宮，違者罪及父母。為父母者只好污穢女兒的面，把美女扮成醜婆，報到應差。誰知在報到處即有滿盆清水以待，責令報到少女，先洗面、後參選，一下就選了美女60人，挾之而去。

　　楊秀清至少有老婆60餘人，卻仍不滿足，四處搜集佳麗。1856年，北王殺掉東王之時，殺盡後宮有孕美女，殉夫而死的美人有54人。

　　當淮軍打下蘇州，進入忠王府時，只見府內後花園中竟堆了幾座銀山，“高與屋齊”。李鴻章親自進入忠王府視察，驚歎其華麗，恍如仙境。至于那幾座銀山的去向，他則三緘其口。

　　1864年，洪秀全身染重病，留下遺囑：“朕托付已畢，歸天去了，望爾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國。”

1865年5月，翼王石達開兵臨大渡河，陷入絕境。翼王不忍全軍餓死，乃只身向清軍“請死”，以救全軍，終被“淩遲處死”。

　　1856年10月，英國借“亞羅號”事件進攻廣州，占領廣州內河各炮台。彼時葉名琛正在校場閱兵，聞訊笑曰：“日暮，彼自走耳！”並下令廣東水師不得應戰。待英軍攻克廣州城時，他猶自坐在房子里“鎮定自若”地吟哦詩書。

　　1857年英法聯軍攻占廣州，此後三年一直控制著廣州城。新赴任的兩廣總督黃宗漢為了不卷入廣州的是非中，一路極盡拖延之能事，走了四個月才到達廣東境內，而同是這一行程，十餘年前急于上任的楊芳只用了半個月。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鹹豐和他的妃子們匆匆逃往熱河。才走了80里，禁軍們因饑餓難耐大有潰散之勢，護駕的王公大臣們更是急得抱頭痛哭，最後派人從北京買回數千斤食品才安穩了軍心。逃到熱河後，鹹豐又開始了錦衣玉食的生活，還雇了戲班天天看戲，並在聲色犬馬中病逝于熱河。

　　1860年10月5日，當法國將軍孟托班率軍進入圓明園時，想像中的猛烈抵抗並沒有發生，他們見到的只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太監。随後，英軍首領格蘭特下令，讓每個軍團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圓明園搶掠，另一半下午接著去。就這樣，一群穿軍服的強盜洗劫了圓明園，他們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暴發戶，搶劫的财富足以讓他們享用終生。10月18日，為消滅罪證，聯軍司令部下令焚毀圓明園，大火燃燒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個北京城。


1861年，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後，雨果寫下了他那著名的抗議書。“我們所有大教堂的财寶加在一起，也許還抵不上東方這座了不起的富麗堂皇的博物館。”他說，“兩個強盜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洗劫，另一個強盜放火……他們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歐洲”。最後還說：“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將受曆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

　　1862年，對于借洋兵助剿蘇州的提議，曾國藩表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财則可，借洋兵助剿蘇州，代複中國疆土則不可。”後來，崇厚提出調印度兵助剿，曾國藩亦表示“中華之難，中國當之”，“豈輕借洋兵而贻譏于後世”，“徒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饷銀，蹂躏中國之土地”。但最終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

　　李鴻章在剿滅太平軍時曾得洋人支持，他寫信給曾國藩時說：“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辄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又說：“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

　　自清同治二年（1863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就建議朝廷修築鐵路，一直拖至光緒十年（1884年）終獲朝廷批準。為赢得慈禧太後的支持，經李鴻章斡旋，法國新盛公司還特意為慈禧太後制作了一列極為精美的丹特型機車。這些洋玩意輕易就打動了太後和皇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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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當歐洲的鐵路已經四通八達的時候，中國最高級的交通工具卻依然是馬車。1879年，英國傳教士馬根濟乘馬車從天津到北京，80英里的路，共用了兩天半的時間才到達。他抱怨說：這些馬車笨重而難看，里面空間很小，只能坐或躺一個人……由于沒有彈性，路面上滿是車轍，颠簸得十分厲害……

　　馬根濟記述19世紀70年代的漢口：……街道非常狹窄以至于貨車或馬車都無法通過。苦力用一根竹竿可以挑起很重的東西，竹竿兩頭吊起貨物，中部放在肩上。他們也這樣用桶從河里挑水。富人坐轎，大家都得給他讓路。你會相信我所說的，從中國的街道上穿過是一件討厭的事情。……今天我看到一位男子從另一位男子的牙齒里掏出小蟲子，治療牙痛！

　　 鹹豐帝與太平軍亂相始終，其臨命時，兩後以軍事為憂，鹹豐曰：“大亂即平矣。憂不在此。”聞者愕然，而不知實有先見雲。

　　 同治朝，夏子松常在宮中伴讀。某次，他私下取出一鍾表賞玩，被同治發現，取而碎之，曰：“沒有此物就不知道時間了嗎？”同治以熱河之恥，切齒恨洋人，曾讓太監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去其頭，曰：“殺盡洋鬼子，殺盡洋鬼子。”

　　 同治帝常常步出內城尋歡，並自稱為江西拔貢陳某。有一次，與大臣毛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同治點頭微笑，昶熙色變，趕緊出去告訴步軍統領某，以勇士十餘密随左右。數日後，同治再見昶熙，責怪其多事。

　　某次，同治由後宰門出遊，來到一湖南舉人會館，此會館與曾國藩寓齋相對。同治翻看了案上的文稿，提筆塗改一遍，匆匆離去。舉人問仆人來者何人，仆人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爺處耳。”國藩歸，舉人述其長相，國藩大驚曰：“此今上也。”舉人大驚，竟不敢再應試，即日束裝而歸。

同治私自出而縱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被大臣看見，遂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終緻染病。太醫知為淫毒，而不敢言。反請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傳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藥治之，不見效。同治躁怒，罵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醫奏曰：“太後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將死之前數日，下部潰爛，臭不可聞，至洞見腰腎而死。

　　慈禧喜歡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聰明之人，嘗聞人言英王維多利亞事，彼于世界關系，殆不及予之半。”“外國之陸海軍及機器，我亦稱之，但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

　　《清鑒》說慈禧“內行不謹，時逾防檢，及光緒朝而益甚”，但具體如何“內行不謹”並未言明。據翁同龢日記載，光緒六年（1880年）十一月初九，長春宮忽抓出一個陌生人,交刑部審訊，蓋自中正殿角門入宮也。此門系慈禧寵監安德海所開，成為私入禁宮的捷徑。翁同龢光緒七年正月二十的日記又言：“上于昨日如長春宮請安，未語，僅賜糖一包而退。”小字注曰：“五日未見，蓋自去歲非召不往也。深宮禁閨，有無淫亂行為，大可懷疑。”翁同龢這兩則寥寥數語，詞旨含蓄，個中究竟，不言自明。

　　文廷式《芸閣偶記》載：壬午（光緒八年）春，由琉璃廠賣古董白姓者，有太監李蓮英引入大內，並得幸于慈禧。旋慈禧有疾，慈安密察之，乃知有孕。據王聞韶日記，光緒六七年間，慈禧曾疾病纏綿達一年之久，懷孕之說，于此有證。慈安也因為察覺慈禧隐私，被慈禧毒死。

　　李鴻章當年在曾國藩幕下，曾對其要求十分嚴格，每日早上必6點鍾吃早飯，而李鴻章往往很晚才起，于是曾國藩讓一桌人等他。李鴻章無奈，只好從此之後早早起來洗漱，自此養成了早起的習慣。


光緒初年（1875年），翁同龢看出日本人“陰而有謀，固屬可慮”，但終究覺得日本還是小邦，于是從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說“窮而無賴，則更可憂”。

　　左宗棠認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都“運于虛”，而外國之聰明則“寄于實”。所以，“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

　　 李衛乃朝廷最受寵之漢臣，傳聞其識字不多，凡章奏稿案，皆由他人代勞。一日，奉诏出使，李正患痔瘡，欲陳所苦，其幕僚恐痔字不莊，久之不能措筆，李曰：“何不雲‘坐處不安’耶？”聞者翕服。



　　 周天爵任廣西巡撫，屢立戰功。其入都時，不接朝貴，不受饋贈，敝車羸馬，彳亍于長安道上，風骨峭厲，人目為怪物。惟與黃樹齋、湯海秋二給谏往還，談議終日，樵蘇不爨，一茗相對而已。

　　1861年，郭嵩焘在日記中寫道：“吾嘗謂中國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划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彜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

　　鹹豐九年（1859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無不稱快。十年過後，夷人複至，于是京師不守，幾喪天下。這大概也是“中國一味蠻”的例子。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第二天，鄭孝胥就在日記中寫道：“聞之（和議）心膽欲腐，舉朝皆亡國之臣，天下事豈複可問？慘哉！”

張之洞和李鴻章素有芥蒂，李主和，張主戰，二人在朝廷上時相攻讦，私下里也互不相讓。庚子年，東南互保時，李居京當外交之沖，日與德將瓦德西周旋，南皮贻書譏之，合肥語人曰：“香濤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也。”語聞于南皮，乃仇然曰：“少荃議和兩三次，乃以前輩自居乎？”時人以為天然無縫之聯。光緒二十七年，李鴻章死在北京，張之洞既沒有送挽詩祭文，也沒有送挽聯，僅僅送了祭帳一懸，當中只有一個“奠”字。

　　張之洞早歲登第，名滿都門，詩酒宴會無虛日。一日，在陶然亭會飲，張以“陶然亭”三字命作無情對，李文田曰：“若要無情，非閣下之姓名莫屬矣。”眾大笑，蓋“張之洞”也。

　　張之洞督鄂，巡視紡紗廠，遇一賣茶少女，“美色也”。屬下會其意，商之女父，詭稱入衙門事奉三姨太雲雲。該女夜入督署，之洞納之，流連兩月。後得疳疾而亡，即後牆舁出。章太炎改唐詩譏張之洞：“而今梁上無君子，終古文昌喚賣茶。”

　　張之洞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為楹帖，欲寫一跋，但數易其稿，終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早已支持不住，而張卻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

　　張之洞久督兩湖，知名之士大半羅緻，故幕中人才稱盛一時。其尤契合者，每飯必召與同餐，幕僚自是肅然陪侍。然有時餐未及半，張竟倚著桌子沉沉睡去，諸幕僚不敢離去，只好整肅端坐，待張醒，然後接著吃飯。

　　張之洞調督兩江時，其在鄂任內虧空五百餘萬，張電緻盛宣懷挪借二百萬，以備彌縫，訂期歸還。盛複電“有心無力”，張閱畢怒曰：“杏荪原來是一個大滑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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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張之洞正在午睡，忽召其與俄國訂約。下人撼之不醒，只好替他穿上衣物，塞進車內。及至頤和園附近，張始醒來，詢知其故，不覺大笑。



　　張之洞在武昌時，日本伊藤博文將來遊黃鶴樓，張交代江夏縣令：“館宇內外陳設裝飾，及一切飲馔之類，務極華美，不限費用，總以豪侈為主。”伊藤來後，僅居兩日就走了，臨行歎曰：“金錢可惜！”

　　1909年8月21日晚，張之洞肝痛加劇，向老友陳寶琛歎曰：“國運盡矣！”轉而對子孫說：“勿負國恩，勿堕家學，勿争家産，勿入下流。”並說：“我生平學術行十之四五，政術行之五六，心術則大中至正矣。”語畢命去。

　　清末名士王湘绮唁吊張之洞：“老臣白發，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初了；滿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

　　晚清名臣里，曾國藩最為著名。曾以書生張空拳，創辦湘軍，撲滅了太平天國運動，又使清朝殘喘了50年，被譽為“中興第一名臣”。

　　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濫殺無辜，向洋人屈膝討好，換來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國有蕭牆之憂，各國豈獨無池魚之類！”為此與曾失和。

　　辜鴻銘妙諷曾國藩：“或問餘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餘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曾氏兵權在握，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則天下必將有甚于三國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辜氏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發短衣矣。”

　　曾國藩、左宗棠二人平生龃龉，人所共知。湘鄉（曾國藩）薨，湘陰（左宗棠）作聯挽之，款署“晚生”。聯曰：“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平生。”

胡林翼巡撫湖北時，最倚任嚴渭春，嘗對嚴說：“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浒》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吃醋搗鬼。”

　　左宗棠素以武侯自命，平時與友人書劄常署名為“今亮”。某次，吳縣吳清卿中丞督學陝甘，來到蘭州，下車觀風，即以“諸葛大名垂宇宙”題。左聞之甚喜。次日，見下屬，左故意問新學使昨日觀風，以何命題。下屬具以對。左撚須微笑良久，徐徐曰：“豈敢！豈敢！”

　　左宗棠微時嘗以才智自負。曾國藩問他：“當今逆亂四起，需才甚急，既有大志，曷出仕乎？”左曰：“以吾之才，非總督一省，不能展平生之學問。”曾笑曰：“何自命之高乎！”于是戲作一聯曰：“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與我意見大相左。”左對曰：“藩侯以身許國，進未能戰，退未能守，問君經濟究何曾？”

　　胡林翼推薦左宗棠出來做官，授四品京堂，左半推半就曰：“吾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為人所用。”曾國藩诒書為賀，且曰：“四品卿銜禮亦宜之，何雲腼顔耶？昔日之武侯綸巾羽扇，今日之武侯藍頂花翎，遙遙相對。”

　　李鴻章平素最服膺曾國藩，言必稱“我老師”，曾說：“我老師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現在這些大人先生，簡直都是秕糠，我一掃而空之。”李說他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靠老師一言指示之力。曾國藩曾對李說：“依我看來，（辦外交）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于吃虧。”

李鴻章挽曾國藩曰：“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俞樾挽聯雲：“是名宰相，是真將軍，當代郭汾陽，到此頓驚梁木壞；為天下悲，為後學惜，傷心宋公序，從今誰頌落花詩。”

　　1875年，郭嵩焘建議把官有輪船交給私商經營，卻未得到清廷任何回應。而同一年，日本政府開始全面扶植三菱公司與美國對抗。

　　1886年，慈禧挪用海軍經費1000萬兩重建清漪園，並于1888年改名頤和園。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失敗，被迫簽下《馬關條約》。

　　甲午戰前，中國位列世界上第七大海軍強國，“北洋水師”則號稱“東方無敵艦隊”；日本海軍則極為勉強地屈居第12位。中國有1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4億人口，日本只有37萬平方公里國土和4千萬人口……

　　1894年，日本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旅順全城僅36人逃生。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柏楊估計：“至少有3千萬以上無辜的中國人，家破人亡。”從1840年至1905年，清廷被迫簽下了不平等條約700多個，割走中國領土174萬平方公里，約等于3個法國的國土面積。戰争賠償白銀總額19.5億兩，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國1901年國庫收入的16倍。

史學家們異口同聲說張之洞“殁後家無一錢，惟圖書數萬卷而已”，“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畝雲”。身為張之洞幕僚二十多年而又直言不諱的辜鴻銘說：“文襄自甲申後，亟力為國圖富強，及其身殁後，債累累不能償，一家八十餘口，幾無以為生。”

　　張之洞一生勤于政務，無片刻閑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陳衍說他 “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寝，數易稿而後成書劄。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

　　同劉坤一等許多清代高官一樣，張之洞亦吸食鴉片。《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寫道：“他反對吸鴉片煙……可是他本人卻從鴉片煙槍中尋找安慰，或者更确切地說尋找性的刺激。”“所有總督除張之洞外都反對吸鴉片。張在理論上反對但實際上並不反對。”

　　1902年，張之洞上奏折提出“防流弊”三條措施：“一曰幼學不可廢經書”，“二曰不必早習洋文”，“三曰不可講泰西哲學……中國聖賢經傳無理不包，學堂之中豈可舍四千餘年之實理，而骛數萬里外之空談哉！”

　　鹹豐九年（1859年）臘月，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向鹹豐帝寫了一道奏疏，其中有言：“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光緒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歲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後的呼吸。他一死，意味著大清王朝最後的頂梁柱倒下了。

　　自古以來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堅毅不拔之人。左宗棠、李鴻章即風格迥異。1874年，新疆事起，李建議放棄塞防，左極力反對，並說：“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還說：“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左曾以64歲的高齡，督辦新疆軍務。


張之洞與康有為、梁啓超斷絕關系前，曾著《強學篇》，提倡變法。後風聲日緊，便大加修改，易名為《勸學篇》，內容以忠君愛國、尊經守道為說教，隐示新法不可行、舊法不可變之意。1898年，康、梁組織保國會後，張曾寫信給幕僚梁鼎芬：“康學大興，可謂狂悍！如何，如何！”梁答雲：“賊猖悍，則討之，不當雲‘如何’也。”

　　梁鼎芬挽張之洞：“甲申之捷，庚子之電，戰功先識孰能齊，艱苦一生，臨殁猶聞忠谏語；無邪在粵，正學在湖，講道論心唯我久，凄涼廿載，懷知哪有淚幹時。”可謂概括南皮一生。

　　王韬生于晚清末世，一心想建奇功以名天下，于是便有了三次獻計之舉。第一次是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向江蘇巡撫徐有壬獻策，以平外患；第二次是太平天國之際，向江蘇布政使吳煦獻計剿滅太平軍；第三次是化名“黃畹”，向太平軍首領劉肇鈞上書，建議奪回安慶，緩攻上海。前兩次是幫助大清朝廷，後一次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置身豺狼近，殺賊先結賊”的險計。然而此信很快被清軍收繳，王因此險遭殺身之禍，尋得英人保護遁居香港，才躲過一劫。

　　王韬周遊列國，見過西洋美婦，亦知西方家庭生活。他一生雖素喜嫖妓，但對于挑選終身伴侶的標準頗為嚴格：“娶一舊家女郎，容不必豔，而自有一種妩媚，不勝顧影自憐之態。性情須和婉，明慧柔順而不妒，居家無急顔遽色。女紅細巧，烹饪精潔，倘能作詩作字更佳。薄能飲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對，茶香入牖，爐篆萦簾，時與鬓影蕭疏相間，是亦閨中之樂事，而人生之一快也。”

王韬對自己的傳奇一生總結道：“少為才子，壯為名士，晚年當為魁儒碩彥。”

　　經學大師段玉裁告誡外孫龔自珍：“做學問，嗜好瑣碎固然會被人譏笑，可是治學疏略也就不能成就高大。況且各種學問自有門徑，不是同行就以為你不過是零零碎碎，一丘一壑。但是一旦進入其中，就發現都是泰山滄海，涉曆艱苦，沒有窮盡的。”“即使是貧窮家的女子，也會積攢針頭線腦，何況是學者？”

　　段玉裁一生著述，至死方休，“吾似春蠶一般，繭既成惟待斃焉已”。段死後，王念孫黯然道:“若膺死，天下無讀書人矣！”

　　黃遵憲被公認為晚清“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提出“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戊戌變法失敗後，黃隐歸故里梅城，在人境廬將自己數十年來的詩篇整理為《人境廬詩草》，號稱“晚清詩史”。廬近溪流，窗含山色，有一聯雲：“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從五步樓，十步閣，望百步梅江。”

　　顧太清是個守寡的王妃，其詩名素與納蘭性德相提並論。龔自珍仗著自己薄有詩名，前去勾搭，還特意寫了馬屁詩：“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阆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缟衣人。” “再顧傾人國”，即顧姓也。此即曾引起京城軒然大波的“丁香花案”。此案一發，龔便一箫一劍飄然出京，留下家屬子女，並終其一生未再入京；顧亦受他所累，被趕出了王府。

　　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随身攜帶的俄國小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敦煌文書經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24大箱敦煌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

　　陳垣曾對胡適說：“漢學正統此時在北京呢？還是在巴黎？”兩人相對歎氣，盼望十年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

辜鴻銘剛回國時在張之洞門下做幕僚，其間曾受命處理一份出口國貨的英文清單。辜剛看數行便暴跳如雷，提筆把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因native在語義上有“生番、未開化、野蠻”等意。張得知後，暗贊辜氏膽識。

　　梁鼎芬在一次開學堂會上，準備了一份對“新政”和張之洞極盡頌譽的贊詞。誦讀者讀得抑揚頓挫，興會淋漓。讀畢，辜鴻銘突然接口道：“嗚呼哀哉，尚飨！”滿座皆驚。而辜兀然高坐，神泰自得。

　　1862年，上海賽馬會成立，這項英式運動立即受到上海灘富人們的青睐，上海也取代香港賽馬會而成為東亞首會。中國人去賽馬場不僅為了好玩，還為了賭博，只要付錢就可以進入跑馬場。

　　1871年10月，洛杉磯華人內部毆鬥，一名白人意外死去。一夥持槍暴徒打著替死者複仇的幌子沖入唐人街，吊死了22名中國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1877年夏，舊金山的暴徒包圍唐人街達三天之久。1880年，丹佛市成百上千的白人暴徒襲擊華人，當局竟以保護華人為名把華人統統關進監獄……國弱至此竟殃及僑民。

　　19世紀90年代，“釀酒大王”張裕的老板張振勳全部海外資産約合白銀7000萬兩，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謂“富可敵國”。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陳當時農村情狀：“近因叠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損傷無算。更兼生計艱難，丁壯及歲，往往不能婚娶。産生女嬰，率多溺斃……約計一村之中向有百人業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鴉片，惰于農事者，又約有二三十人。而世風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糧食收取租谷，甚為不易……貧瘠之田，竟至白送與人承糧而不肯受。”

　　歐洲人謝立三來中國，一次在四川住店時看到一首“題壁詩”：“屋內有老鼠?至少幾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許還不止。?夜里臭蟲不計其數?臭氣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點燈起來找。”他意猶未盡，又給這首詩添加了一個結尾：“里里，外外，濃烈的臭味?直沖鼻孔，防不勝防?後面，豬兒吱吱叫?讓人無法睡覺?還有黑壓壓的小東西，嗡嗡亂鬧?蚊子——如果你樂意這麼叫?假如這些還不夠?幸好，還有跳蚤。”

　　禦史胡家玉以南昌縣為例給清朝縣長的收入算了一筆賬：土地稅每年48000多兩銀子，知縣按慣例每兩可收取0.24兩附加稅，可獲12000兩；每年還需交納60000擔稻谷的實物稅，按慣例每擔可征收0.3兩銀子作為額外收入，共18000兩。但是知縣的固定收入按規定每年卻只有1900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