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

初中生

美国故事

寒梅冬雪

一、美国最怕的是什么？
　
在国外看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处世之道之不同。——我所举例子的代表性可以被质疑。也许是共性，也许是特例，只是接触了之后有所感触而已。

从80后故事说起。

80后朋友最近碰到了点麻烦，很不开心。她碰到的事情，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她在美国一家IT公司工作，客户要修改东西，项目经理把要修改的部分标出来，分派给80后朋友去完成。她照着做了，改完交上去之后，结果出错了——客户发现一个重要部分漏改！这是因为是项目经理漏标了。但接到客户投诉，项目经理把责任一股脑全部推到80后朋友头上并广而告之。于是，全公司都知道80后朋友出大错了。

80后朋友感觉“泰山压顶”，她在电话那端不停讲事情经过。听得出来，她很气、很委屈，也有点“慌”，或者“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付。读书、出国、找工作，她从小到大顺风顺水。“怎么这样啊？”—— 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

这就是美国公司的“政治斗争”。在强国论坛——包括国内一些朋友——总以为美国政治很民主，其实从表面上、媒体上能看到的美国选举，不能代表美国的政治，美国真正的“政治”都在公司（企业）呢！要看美国真正的“政治斗争”，就到美国大公司找份工作，才能看到什么是美国的“政治”！——不出问题的时候还好，出问题的时候热闹就来了。

人受了委屈冤枉，公司的规章制度帮不了你，最管用的一招就是“造反有理”——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 美国人其实普遍胆小，但如果你非要展现“谦谦君子”，对不起，他不会因此尊敬你，有机会他就要压在你头上。当然，并不是说时刻都要像准备战斗的刺猬，平时没事时与人为善、“和群众打成一片”，真碰到事就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中国人大多“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能干、老实听话、容易被领导。 公司“政治游戏”在美国人尽皆知，因此能玩“政治游戏”不是贬义而是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中国的“斗争精神”。

不得不说下中国“精英”给年轻一代灌输的概念：只要技术很强，你就ok了！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外混，没事的时候这是ok的，有事的时候这就不ok了！——也许只有在中国的“太平盛世”、“和谐社会”中，只要“技术很强”就行了。

“如何鉴别人的能力？”中国和西方对此的概念非常不同：我们用“成绩的好坏”来鉴别，很静态；而西方用“应对能力的强弱”来鉴别，很动态。应对能力，包括了人际关系、沟通能力、处理问题能力等，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斗争能力”。一个团队，你如果只技术强，没有一点政治斗争能力，那么你只能“被使用”。——假如用政治学术语来描述，就是你会“丧失政治权力”。

以前跟80后朋友也聊过，技术能力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观察、沟通、应对能力。80后朋友当时不服，这次她终于领教了！她由于担心自己英语不好，因此平时很少跟同事“打成一片”，这次出了事了，也倍觉孤单，读不懂领导、读不懂同事，连怎么观察公司人文环境都不知道。——她是个非常出色的程序员，但又能怎么样呢？公司这样，社会、世界不也这样吗？

中国人就得敢于向外国人展示自己的性格，让他们知道你是谁，要不就会永远被人踩最底下，碰上好领导好过，碰上糟糕的领导就只能忍气吞声。西方人从小就被教育的不能”忍气吞声“，凭什么中国人就要这样？

80后朋友平时不喜欢“对抗”或者“斗争”——她属于很反感毛泽东和鲁迅那类——所以当她面临着要去挑战别人的时候，她坦白说她没有勇气，也不知到怎么去做，只剩下自己在那里苦恼。

80后朋友让我想起中国外交部——明明都是我们有理，怎么倒变成别人理直气壮了？有些情况下可以讲道理，有些情况下讲道理是没用的！——流氓把你逼到角落，跟他还有什么道理好讲？他要讲道理就不会把你逼到角落了。就像最近重庆打黑，有人又出来说“群众运动”的方式不是好办法，要用制度。我觉着这跟废话差不多！制度如果不能禁止黑社会，就没有道理要求“打黑”一定要通过制度！“反腐”也一样！

为了给80后朋友鼓点劲，我建议她先从头到尾先读几遍《毛主席诗词》，获取一些傲视一切困难的勇气和精神再说。一向反感毛泽东的她，这次不反对了。

不得不说说毛泽东的教育。

从我周围的朋友来说，从建国后的人群划分来说，最富斗争精神的是50后、60后的朋友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基本上都有很强的“形势判断能力”，从国际纠纷到国内大事，再到公司政治斗争，都能说出一番见解来，很有深度，也都知道斗争方略。

我的一个50后朋友，当年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呆过，后来回城，再后来考学，最后出国。她遇到过跟80后朋友一样的问题。但是，她的“斗争精神”很强——不是指能跟人吵架，而是很有原则和策略。50后朋友对给她找麻烦的领导，直接去面对，该据理力争就据理力争，该合作就合作，经过几次较量，给她找麻烦的领导最后不敢再给她找麻烦了。我从这位大姐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我认识的几位60后朋友，都或多或少碰到过80后朋友这样的问题。60后朋友和50后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怕事！在出了事的时候，应对能力非常强，判断能力也非常强，原则性也非常强，敢争敢斗，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进退拿捏得非常好。

遇到麻烦和困难怎么应对？我一位70后朋友在碰到老板给她找麻烦的时候，选择了“忍”，她强调：“争”没什么意思。

一个90后朋友跟我说，街上看到有人吵架打架，他会躲着走。我的解读是：他在逃避“引起感官刺激不安”的情景。这意味着从另一方面来说，当遇到问题时，他也可能会逃避，因为不愿意去面对！——这样会导致应对能力减弱，最后成为“温室里的幼苗”！ 当然，这不是鼓励他看到街上有人吵架就去参与，但“社会人”对社会事情应该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关注和判断，这样才会导致人们对社会道义和正义的坚守。

有一次，跟60后朋友聊天，说起假如街上看到吵架打架，60后朋友会怎么做？ 60后朋友说：“中国50后、60后，包括往上的老一代，社会参与意识比较强，这其实是个优点，比西方优越得多！”他记得70年代，在大街上看到男的打女的、大人打孩子，总会有路人出来干预，年长的还会批评打架的几句，能开成一个小型批斗会。现在碰上这种情况，他说他至少会打个电话叫一下警察。——老一代中国人都有这种意识，因为社会秩序和正义要大家维护！但他发现80后比较冷漠，他有一次开车，碰到路上一个人车坏了，他摇下窗问要不要帮忙，当时他车上坐着一个80后朋友，这位80后朋友对他的举动就很不理解，觉着他多管闲事。

另外一位60后朋友，曾这样感叹：“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基本都有点‘牺牲精神’，可以为了别人牺牲一下自己，我发现从70后开始，这种牺牲精神就少见了，在80后、90后身上基本就看不见了。”

上面的例子或许说明，从80后开始，中国人开始呈现一种“示弱”——也许是丧失了斗争精神——导致在面对“人际”纷争和挑战时会选择逃避。这其实是一种“丧失应对能力”的表现。当然，他们这一代有优势，但可能只局限在“具体技能”上，或者局限于不和人发生关联的领域。换句话说，从70后开始，80后更明显，中国人开始变得有点经不起风雨了，心理比较脆弱。如果这是普遍现象，那么就意味着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逃避社会问题！这样，社会的道义和正义将难以为继。由于不愿意面对人与人的冲撞挑战，因此人们就丧失了斗争精神，这背后隐含的是权利意识的丧失，最后可能会演变成“谁强权，谁就可以奴役中国人”！

有一句英文名言，我认为说得很好，但忘了是谁说的了，这也是西方人的共识：Pea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the conflicts, but the presence of justice！(大意是：和平，不是因为没有矛盾冲突，而是因为存在正义！）

一个60后朋友曾纠正我一个错误观念。原来我一直以为西方人的“规则与秩序”是文明、进步的表现。60后朋友纠正说：“规则与秩序当然是文明进步的，但这和法律问题一样，存在‘谁制定的？’以及‘为谁制定的？’的问题。一群人乱走造成相互碰撞，于是这群人商量一下，制定规则与秩序，然后立法，这样的规则、秩序和法律就会被这群人自动遵守，不用着教育，因为这体现了公众道德。强者不能欺负弱者，不用教育老百姓通常也能遵守，因为它体现了社会正义。法律必须体现公众道德和社会正义。美国人制定规则和秩序的时候，不会体现中国人的道德和正义！中国人不加质疑地学美国，美国当然觉着安全；如果全世界都学美国，那么他最安全。‘制度和法律高于一切’是美国向中国输入的观念，目的就是归化中国人，让中国人根深蒂固认为通过‘制度’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法治’才是最根本的，但是人们高喊了这么多年的‘制度’和‘法治’到底是什么？怎么不让老百姓放开讨论‘法律是谁制定的？给谁制定的？’——中国就只有毛主席时代的‘法’是为老百姓制定的，美国清楚的很！如果你不信，那么中国要把老毛的思想法律化、制度化，你看美国干不干？美国最怕就是中国人不按他们的规则来！中国人优点是灵活，灵活在加上老毛的思想就能产生极大的创造力，这是西方最怕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西方人就没没法控制中国人，中国人引领世界是早晚的事。现在，有一股竖‘孔儒’的风，也是美国和平演变的一部分。如果孔儒有了社会基础，那么最能帮助西方驯服、束缚中国人。估计中国在灌输几十年的‘孔儒教育’，将来基本都是驯服的羔羊了。”

60后朋友的认识，我也深有同感。给中国人灌满脑子孔儒思想是很危险的，出了国门一定会被撞得稀里哗啦，外国人不会因为你很孔儒就对你尊敬了。要是在国际上行不通，也许那点孔儒思想最后只能用来搞“窝里斗”了。

中华民族需要“外柔内刚”，“外柔”可以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刚”就只有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最有用——恐怕出来“闯天下”的很多有这种感觉。比如美国，其实它最怕的是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打破常规的劲儿，但也最吃这一套！——就中国人的这股劲儿能征服他们。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8 04:48 AM 編輯 ]

初中生

二、记一位87岁美国老人的谈话
　
珍今年87岁了，她的女儿是一位曾经教过我的教授。
　　
今年初，珍被被诊断出癌症晚期。鉴于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生放弃了治疗，让她回家静养。
　　
早春，树开始泛绿了，我去看望珍。珍喜欢漂亮东西，我给她买了几双非常漂亮的袜子，珍要马上穿给我看。
　
珍行动已经很吃力了。我帮她换袜子的时候，她很骄傲的让我看她十个脚趾头，涂得五颜六色，这是她外孙子媳妇给她涂的。
　
“太漂亮了，你应该去海滩”，我开玩笑说。
　　
“五月份，我要还活着，你跟我一起去好吗？你有件很漂亮的蓝色游泳衣，我还记得。瞧，我什么都记得，我87岁了，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可我脑子很好使。我经历过18个总统。我那天坐在这里数了数，上帝啊，已经经历了18个总统了吗？现在是奥巴马。”珍说着，掰着手指头又数了起来。
　
我们说起了现在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比上一次要严重得多。”珍说。
　　
我很好奇，珍为什么会这么说？“可这次没有发生上次的景象啊，没看到很多饿死的人。” 我说。
　　
珍鼻孔里不屑的“哼”了一声：“我告诉你，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
　　
“为什么？”
　　
“人在改变。美国人变了。上次罗斯福能走出经济危机，是因为面对着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我们那时候跟现在的人们不一样。”珍说。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问。
　
“过艰苦的生活。 上一次危机美国人都过得了艰苦的生活！哦，那段艰苦的日子，你知道吗，我回忆起来可以摇头，但我仍然骄傲——我们走过来了！现在的美国人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艰苦了，年轻的美国一代太享受了，只知道享受。”
　
“艰苦生活真的来了，可能自然就不得不面对了。”我说。
　　
珍似乎不苟同：“美国年轻人在享受的环境中太久了。玩好的、吃好的、买好车和好房子，都从银行借钱。几十年前我就疑惑这样下去会有问题，那时候看起来我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可我坚信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根据口袋里的钱来设计生活，不能根据银行理财师、电视里的广告来生活。我相信美国有一天会有麻烦，看！麻烦终于来了。”
　
“最大的麻烦是，没有认识到这次危机就是‘享受’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带来的结果。我的电视和车都已经20多年了，我仍然认为很好，可年轻一代不这样认为。幸运的是我外孙子听从了我的劝告，他现在一分银行欠款都没有，他有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薪水不是很高，但是够花了。很好，我很为他骄傲。我告诉他要象中国人那样生活。” 珍说。　　

“可是中国人正在被引导的向美国人学习享受生活”——我心里在说，但没说出口。珍一直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好，不想打破她心里“美好的印象”。
　　
其实我认识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应该说比较“混乱”。比如现在中国的成绩，我们自己说是“改革30年的伟大成果”，但我认识的美国朋友几乎无一例外认为是“毛的中国”的成绩，因此当他们看到中国出现问题的时候，也震惊、困惑、不解。记得非典那年，我的牙医就十分不解的问我：“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吗？全民医疗都保障，我们一直很羡慕，怎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解释说：“我们以前是这样的，现在要改革到更好的阶段，在转变过程中暂时出了点问题。”我知道这样的解释，美国人听着会觉着更不可思议——难道你们政府做事情没有规划吗？“更好”的没建好之前，不够“好”的是不能破坏掉的，这是谁都会懂的简单逻辑。但我也只能那么解释了。
　　
中国有些改变的确也让西方目瞪口呆。有一次，曾经的老板给我转来一组新闻图片，这些图片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去中国采访后发回来的。图片的内容展示了四川成都的酒吧中那些穿着暴露的美女和灯红酒绿的夜生活。

老板不解地问我：“中国现在是这样吗？”我告诉他，在大城市，可能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美国当然也有夜生活，但只是某些群体——比如在校大学生或者没结婚的人们——流连那种地方，是小众生活而非大众生活，主流文化不会渲染那样的生活。我一直怀疑中国的赴美访问学者或者驻美记者可能去的都是这种地方，所以回国的报道造成了“美国人都那样”的印象，其实这是误导！（初中生按：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强了！）

我一个朋友曾经被拖去给国内来的代表团做翻译，代表团成员都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去了不到半日，朋友就“罢工”了。她跟我说，那些人太过分！想让她带着去红灯区转转、去赌场玩玩、打听哪家饭店高档。她很反感，于是就干脆拂袖而去！
　　
美国老一代有多少像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知道。我认识的人，大都是“本分”的人，就算身家百万、千万，除了旅游或者业余爱好投资，其他方面都很简朴。
　　
“你们都会做饭，给你们些米和粮食你们就能生存。可我告诉你，美国年轻一代被毁了，如果没有超市、没有快餐，他们不知道怎么填饱肚子。”珍说。
　
“你是说，美国现在的努力，都是在努力挽救和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 我问珍。

“非常正确！所以我认为这更严重，比上次严重！因为没有认识到必须停止这样的生活方式。幸福和快乐不需要很多钱和物质。”珍说。

珍继续道：“前几天，我居然能想起4岁时候的事。我家附近有个小坡，孩子们喜欢从坡上滑下来，那是我们主要的娱乐活动。我家和我的邻居们都是穷人，但附近有富人区。游戏规则是我们要踩着滑板滑下来。 富裕家庭的孩子拿着从商店买来的漂亮滑板，我家很穷，我父母生了9个孩子，可我也想去滑，但没有钱买滑板。我父亲去商店看了看，回来就给我和我哥哥做了两个滑板，没有商店买来的那么漂亮，但我们玩的开心极了。——我从贫穷家里长大，我从小就知道用我的方式找到快乐。我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这样告诉他们：知道吗？ 快乐不需要很多钱。如果只有从商店买很贵的东西你才能快乐，那么能让你快乐的就是金钱！那很悲哀！总有更贵的、更漂亮的东西，你就会因为得不到而难过抱怨。现在总是告诉年轻人享受更好的，真是灾难！”

“中国人很会生活，能把很小的东西做得很艺术、很漂亮。我非常喜欢你送给我的书签，竹子做的，写着中国字，它们太可爱了。”珍随手拿起旁边小桌上一本书，翻开给我看：“瞧，我已经离不开它们了。我喜欢的每本书里都有它们的影子。” 珍的视力下降很厉害，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她依然喜欢翻那些书。
　　
勤劳，大概是中国人留给世人最多的印象。珍曾经跟我说过，那些中国留学生（八、九十年代出来的）曾经让她震惊——很穷，但很努力，一天打很多份工。珍说，她那时候就觉着这个世界将来一定是中国人的，因为太能吃苦了！

珍曾经跟我讨论过这个话题，相对于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她更欣赏早期的那批。我告诉她，我也尊敬那代人，他们很多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我看来，他们什么都能应付，只要有土地有阳光，他们就能生存，可以种田，也可以读书。不管是出国的，还是留在国内的，假如中国现在再次面对苦难，能挽救中国的一定是那代人和那代人的精神。
　　
珍用手摇摇自己坐的椅子说：“我每天坐在这儿很开心，我能看到窗外，能看到草地，你看太阳照得多好啊？医生说我可能只能活到5月份，我算了一下，上帝，我只能再看3个月的阳光吗？我决定我要天天坐在这里，我不想错过每天的阳光。邮递员每天都来敲我的门，他是我每天的固定的客人，就算没有我的信，他也会来跟我打个招呼。我们那天算了一下，他已经在这个地区工作了30多年了。当年他第一次敲我的门的时候，他还很年轻。”
　
看着珍满是皱纹的、苍白的脸，她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眼睛不时跳着的火花，强烈感觉到一副几近干涸的躯体下，生命还在顽强倔强的跳动着。
　
珍始终握着我的手，不时紧紧的握一下，似乎在测试自己的力量。我一直很喜欢听珍讲故事，今天珍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感动我。
　　
我知道很多止痛药物珍都不能用，很想关心询问一下珍的病痛，但她的乐观阻止了我。

“珍，真的为你骄傲，你是个坚强的女孩。”我赞扬道。
　　
珍故意骄傲的扬起下巴，“我吗？ 我当然是!”

珍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说：“我一点儿都不觉着疼痛，有时候有点。每次疼痛袭来的时候，我就想，上帝在给我什么样的考验？我必须坚持我的骄傲，在我最后彻底地走进寂静之前，我不能软弱，我要有尊严地死去。”珍开心的笑了。
　　
每一个坦然面对死亡的人，都能让我感动。从小时候读第一个先烈的故事开始，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英雄们可以不畏惧死亡？珍，和中国的那些先烈们，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但一定有某种东西是相同的，也许就是他们都有信仰的力量，这可以让人淡漠荣辱、豁达生死。我也认识几位老共产党员，他们都有和珍一样乐观坚强的性格。
　　
“我上个星期还去游泳了，‘生命在于运动’！”珍有些“调皮”地说。她在向我“炫耀”她到现在还记得毛泽东说的这句话。
　　
“你送给我的那盘中国古典音乐我很喜欢，我经常听，还邀请邻居来听，可我忘了那种乐器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它是要在手指尖绑上骨头才能弹的。”珍问我。
　　
“琵琶。”
　
珍努力发“琵琶”的音。她自嘲道：“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我有这么多中国朋友，可总也学不会说中国话。我理解了中国人说英文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珍一直想去中国，可每次医生和航空公司都建议她不要坐飞机。
　　
“很遗憾，我可能没有机会去中国了，”珍说。

初中生

三、我见到的外籍人士是如何看毛泽东的？
　
到美国后，有两个人直接导致我去重新思考认识毛泽东。
　
一个是我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公司老板。记得有次老板到我座位前问我：“考考你，说出二十世纪三个影响改变了世界的人。”

我回答：“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

老板摇头，让我继续猜。我连猜几次，老板都不认同。最后老板笑了，说：“你是中国人，怎么忘了亚洲一个最重要的人？”

我问：“谁？”

老板回答：“毛。”

我跟老板说：“我想到了，只是努力想从美国角度去看。”

老板说：“你应该坚持中国人的自信，毛，不仅影响改变了中国、亚洲，也影响改变了世界，他是二十世纪改变世界的伟人之一。”
　
另一个人是我刚到美国不久，在美东一个小城邂逅的一位“隐居”老人。我路过那个小城的寂静街道，突然看到一个写着中国字的小店铺。于是，我走进去，看到一位老人，很普通的老人，长着中国人面孔，不会说国语。

我买了几样零食，结帐时老人问我来自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大陆。店里比较冷清，老人问我会不会讲广东话，我告诉他“不会”，于是他就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文跟我攀谈了起来。

老人的英语口音太重，听着很费力，但还是听明白了大半——他七十四岁了，也是中国人，从他爷爷开始就在葡萄牙生活。他以前生活在澳门，八十年代移民来美。

可能是那个小店很少有中国人来，也可能老人发现我对政治、历史都不算陌生，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让我吃惊的是，他几句话就开始谈论起毛泽东，伸出大拇指说：“毛，了不起、了不起的伟人！”眼睛里突然明亮起来。我看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他属于毛“狂热的粉丝”——这引起我的兴趣。

一个不会说国语的中国人，家里已经三代不在大陆生活了，却对毛泽东充满了崇敬。那种崇敬我在大陆人身上都很少见到了。中国的“血脉”观念真是很奇妙的纽带，老人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尽管已经三代在葡萄牙生活。
　
老人当然说了毛泽东很多叱诧世界风云的伟大功绩，也说到了毛另外一些功绩，从我以前没想过的角度：对社会人性、道德和治安的保护、建立和改造。老人说，他很羡慕大陆人和人之间提倡团结、互助、友爱，学雷锋，群众路线，没有那么多社会的黑暗和犯罪。

我那时候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的，于是就跟老人说：“也不是全部都团结、互助、友爱，文化大革命也伤害了很多名人。”

老人正色的纠正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斗争，是更‘形而上’的东西，和社会犯罪黑暗是不一样的！”

我问老人以前在澳门从事什么职业？他说是警察。老人又给我略讲了几个他在澳门职业生涯中的故事。从老人的谈吐和见识，我猜他不是个级别很低的警察。果然，老人最后说，他离任前是澳门警务总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头衔，反正是警察的头头）。

老人跟我说，他看过太多黑暗，澳门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他所看到的黑暗才是社会和人类最丑恶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在毛的治理下，这些黑暗都没有，比如贩毒、卖淫、黑帮、地下黑势力等等。老人说：“世界上这些问题是普遍的，没有哪一部法律能治得了这些，毛不仅治了，而且根除了！”老人边说边不停地伸大拇指。　　

大概只有看到过最黑暗的事情，才知道光明是什么。——这是那位老人带给我的启示。无独有偶，后来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邂逅过纽约市的一个警官，他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他的思想毫无疑问也停留在至少20年前，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依然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没有毒品、没有枪战、没有黑恶势力等等。

他问过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中国，如果一个罪犯在街上跑，警察后边追，街上人都会帮助警察一起追，中国的民众对警察的工作有强烈的责任和参与意识，是不是这样？”并说这样的情景在美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他曾经在一次追捕中负过伤，躺在街上几十分钟，直到同伴来救援，没有“人民”来主动帮他。

抛开意识形态，他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警察和社会所流露出的羡慕，大概也是因为他看到美国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太多了。——因为他是警察，职业化的警察，天天面对社会的丑恶和犯罪，也承受来自民众的冷漠。
　　
我邂逅的两个警察来自不同国度，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能看透社会最黑暗、最丑恶一面的，可能除了妓女，就是警察了。

在乌有看到张宏良教授写的《澳门行杂记》，说到澳门现任特首的“毛泽东情结”，突然想起了那次邂逅前澳门警务总监的事。　　

其实，世人对毛泽东有多少正面或负面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称赞的，看他称赞了什么；反对的，看他反对了什么？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4 05:33 AM 編輯 ]

初中生

四、美国点滴

1、美国土地
　
说到土地，如果不看数字，直接感觉就是美国的国有土地比私有的多，因为到处都是国家公园，每个州都能发现若干的大片自然资源或者风景保护区。这些地方，包括军事基地等等，美国宪法写着属于国有。平常老百姓去这些地方都不要门票，很“共产主义”。
　　
查了一下资料，根据2004年的统计，美国有40%左右的土地是国有的。西部几个州国有比例高，比如内华达州有85%土地属于国有。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土地私有化程度最高，国有土地占了才不到1%。 但东部几个州同样感觉不出“土地私有比例大”，因为也随处可见国家公园或保护区。之所以“私有”比例大，可能是这几个州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私人房屋产地拥有者多。其实，美国的私人房屋产权也算不上“私有”，因为大家都贷款买房，所以严格来说私人房屋产权属于银行。
　　
美国农场占了美国多少土地？我只找到2007年的一个人口统计，美国农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左右。推算一下：美国国有土地40%左右，那么还有60%是“私有”的，除去私人房屋（银行）占有的那部分，完全属于农场主的，绝不会超过50%，应该是30-40%。美国的农场主似乎都不富裕，每年美国政府给农场主很多补贴。按照中国“精英”（初中生按：例如茅于轼）的思路，美国那么富、那么多钱，完全可以不要农业，拿钱买粮食就行了，但美国政府为什么倒贴钱也要养着农业？值得思考。
　　
2、美国文化

其实东西方文化根本不同。西方人从小、从开始说话、从进幼儿园就叫孩子学会怎么提自己的要求，怎么表达自己所思所想，完全不用考虑大人的感受或旁人的感受，先把自己表达清楚最重要，包括无理取闹。　　
——西方儿童的成长过程看起来比较放松，但成长过程太过自由了，不知那根神经搭错就会变态。
　　
如果要对西方人说“将心比心”（初中生按：例如中国现任驻日大使），人家出于对文化的尊重，确实不好说什么，但心里一定觉着很奇怪。——你为什么“自作多情”要替我考虑？我为什么要站在你角度考虑？我有我自己想法。你难道不能确定你的要求吗？难道你的要求还需要我的认可？fine，我不认可、不接受！我要告诉你我的规则，你最好按照我的来！

尽管英语中也有与“将心比心”相类似的词，但那是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和沟通，起码是同一国、统一文化、同一社会环境，有很多“共同点”情况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沟通。
　　
毛主席的语言风格反而更适合外交，不用费事就能听懂。“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支援世界人民正义的斗争”、“你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或者北纬十七度线），我就打你”......不仅西方人，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人，不用多少文化知识都能听懂，信息表达得非常明确！——我中国就要怎么怎么样了，你们看着办吧！因此，毛主席说句话就能让帝国主义们忙活半天。忙活够了，想谈一谈？可以。谈什么？谈我们中国人民为什么要这样？这没得可谈，“这是我们正义的要求”，听明白了？是“正义的”！你理解，很好。不理解？那是你们的问题！（初中生按：这段是炮打中国外交部的。）
　　
经常听人说，毛主席那时候“穷横穷横”的。这句话很形象！其实“穷横”背后，既有性格，也有策略，更有民族尊严自信。——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求，就这个立场，我们就是正义的，你们外国去理解吧！
　　
像“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的话，美国人听了，反对归反对，没准很“受用”，当然“受用”不是指认同这句话，而是这样的表达方式。你打倒我？那我也打倒你，那个年代好像经常这样互相“打倒”。——最后他们的总统不照样坐着飞机来中国“握手”？然而握手难道不是更高水平的角力？其实双方都很清楚，你引而不发，我心照不宣。高手过招，要懂言外之意和未言之意。当年曹操写信给孙权说：“今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明明是来打仗，却说得一团和气；看似一团和气，却又充满杀气。　　

西方人最不在乎的就是“感受”和“面子”，或者说最不在乎表面的面子，而更在乎实质上的面子。　　

3、美国的公司
　
华尔街就喜欢要当过兵的人做操盘手，因为下手果断！后边雇一堆高学历的人给他们做“参谋”。就说美国吧，总统候选人们都得想办法展示一下自己“军人硬汉”形象，没有当过兵的也得绞尽脑汁与军人瓜葛上。看来这是人类共性——需要看到勇敢、保护和力量。

在美国，当过兵的进公司提升都很快，军人比高学历者展现更高的纪律、素质、道德和忠诚，似乎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从军人中选拔官员比从知识分子中选拨官员更可靠。
　　
美国企业有国营的，也有不是国营的。不是国营的，我认为也不算是“私营”或者“民营”，因为大部分是上市的公司，只有很小一部分大概是完全家族拥有的，占的比例很少很少。
　　
我工作过的公司都算大公司吧，都是上市公司，一加入公司，年终奖励或者平时奖励，很多时候是发股份的。从我的眼睛看过去，公司属于谁呢？不知道。因为也看不到最大那个老板，最常见的就是VP们（副总裁），每个VP都是带领一个项目（或者团队）。从VP到最底层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打工的。比如VP们算是高管了，在美国企业或者公司，一个高管薪水通常是根据他掌握的预算或者领导多少个人来决定的。每年花2千万的高管，他的薪水就要高于每年花2百万的高管，因为管理的预算越多、领导的人越多，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就越大。　　

我工作过的企业，钱是怎么挣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是在产品研发团队，我们只花钱。我们研究生产出来的东西交给市场团队。研发团队和市场团队唯一相交的机会就是研究一个新产品的时候，技术部门的设计者们需要去听市场团队的建议和意见。

一个产品从立项开始，在华尔街宣传就开始了。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个项目让我困惑，我心里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但看了华尔街的报道，就感觉象是在说别人，可公司股票因为利好消息涨了！到了年底，财政报告好了就会有分红，分红不一定是严格按照级别来的，有的人进公司时机比较好，可能工资、分红、股票拿的都比较高。当然，这只是我的观察，不同的人可能感受不一样。
　　
再说资金来源。比如我们研发的产品导致公司股票涨了，是不是公司就要为我们多追加投资？似乎不是这样。一个项目的资金，可能来自公司，可能来自潜在用户，可能来自政府（如果是政府项目），也可能其他渠道。　　

举一个我经历过的例子。我参加过的一个项目，在研发过程中没钱了，上级让我们准备材料，大老板们要拿着去找资金。我们一个大项目分成若干部分，我负责其中一部分。因为参与了材料准备，知道了一个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是要“找”的。投资人是谁，我的位置还不能了解到那些，不是很清楚，但知道全球有几大投资公司，他们操纵着资本，决定钱往哪儿投。
　　
所以美国的企业他们敢给高薪、可以给高薪，因为钱反正不是自己的。钱花完了怎么办？再找。找不来怎么办？那就解散。我在美国直接、间接经历过“打水漂”的项目，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都有，没有人心痛损失，也没有人在乎。即使有部分资金来自政府的投资，也没人在乎。美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它能这么玩，它敢这么玩。美国政府的钱哪来的呢？当然不否认美国人民的劳动，但最主要的是从全世界剥削来的。　　

4、美国的公务员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在社会平均工资中是比较“中下”水平的，但福利比较好、假期比较多，工作安稳，他们讲究的不是效率，而是服从规章制度。
　　
5、美国的影视宣传
　
美国影视宣传很迷惑人，那里头的美国老百姓动不动就说“我是纳税人”，听起来很有权力的样子，其实美国仅靠人民缴纳的那点税，什么事都做不了，背后操纵的还是大财团，人民纳税不过是为大财团操纵增加了稳定系数而已。当然，这一切只是我个人看法。　　

6、美国的政治环境　　

其实我写关于美国的事，很少写明具体的人名和地点。如果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在中国政治性论坛发贴，估计都会说我“发疯了”。——我在美国的论坛从来不发贴。

美国自由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当然，美国可以有骂美国总统的自由，那是针对个人的，这无所谓，但不能有为共产主义“张目”的自由，也没有攻击美国现有制度的自由。相对来说，中国自由得多，连开国奠基人毛泽东都可以随意辱骂，强国论坛这样的喉舌网站都充满了“用美国体制取代现有体制”的喧嚣。这在美国都是做不到的。

有人会说，在美国可以随便评说毛泽东，随便攻击共产党。是啊，美国当然会允许随便攻击中国和毛泽东，就像在中国可以随便攻击美国一样。但如果美国允许你去高喊“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就说明美国是真的“言论自由”了。　　

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十几岁到美国读书，他的祖国因为美国的政策导致了很多问题，于是从大学开始他就业余写文章来抨击美国的政策。当他那么做的时候，他相信美国是言论自由的。——他确实没有碰到什么“打扰”，看起来的确言论很自由！但是，他办绿卡比别人多花了3、4倍的时间！这次让他补这个材料，下次说明那个信息，美国移民局不是高效率的部门，一个“轮回”可能就一年甚至更多，它不拒绝你，但是总“折腾你”，每次都和颜悦色，就是不发绿卡。朋友私底下聚会，后来也都猜到问题出在哪里，但只是“猜测”。这个朋友最后很“老实”了，再也不公开发表什么了。　　

读书的时候去一个公司实习，带我的师傅有一次听到我在电话里跟一个朋友开“政治玩笑”，于是他就把我叫到办公楼外一个空旷的地方，跟我说：“永远不要在电话里、email里、信件中谈论任何涉及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是想和朋友聊，那么就见面聊。”并警告我：“你太年轻，来美国时间太短，什么都不了解，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在美国，对于情报部门来说，每个人都是透明的，你要想呆在这里，就别给自己找麻烦。”——师傅的父亲一生在“有关”部门工作，我想他不是“危言耸听”。
　　
似乎这是我的宿命，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总能碰到人主动找我聊关于中国和毛。我谨记上面这位师傅的警告，大多只在吃饭或者休息时间闲聊，当然也有自己掌控不了的时候，比如老板来找你聊中国的事，无论哪种情况，都要掌握好回答问题的角度，尽量站在美国人能理解的角度，而不是“从我出发”去“说服”、去一味表述“我”的观点和立场。解释而绝对不能让对方感觉你是在“宣传”。
　　
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国会负责划拨经费的部门工作，她的工作面向亚洲。有几次，她在第二天上班时发现办公室被动过。——不是她一个人，而是所有人。办公室里的人都心照不宣，但谁都不说。我很少给这位朋友家里打电话，即使打电话，也都是鸡毛蒜皮或者八卦的事，政治时事一概免谈，怕给她找麻烦。
　　
一位伊拉克裔朋友，家里抽屉两次被人搜过，电脑被动过。他其实什么也没做过，不过是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在网上发泄了一下怒气而已。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刚到美国不久，就有两个传教的找到我，我当时很惊讶：我从来没去过教会活动，和教会也没什么瓜葛。我问他们怎么是找到我的？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只不过他们工作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和地址。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州，刚安顿下来没几天，又有传教的找上门来了，他们不仅知道我搬家了，还能准确无误的找到我！后来又换了一个州，还是如此。我询问一位美国朋友，他问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尤其教堂，留下过个人信息？我才想起来，我曾经去一个州旅游，参观过某个教堂，一进门有个登记簿，就在登记薄上留下名字以及从哪个州来，仅此而已。朋友说：“那就是了。他们总会有办法找到你！”不由得感叹教会搜集个人信息的强大。　　

美国基本是这样：你一旦在某个“系统”留下个人信息，无论是银行、买车还是买房，或者申请信用卡，你基本就是“透明”的了。当我们赞叹美国信息管理现代化时，被管理的每个人其实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了，当然你自己不知道，以为个人隐私被保护得很好，其实对于美国统治者来说，你是“全裸”的。
　
我一个朋友的男朋友，长期从事宗教文化研究。他对宗教有了新发现，当他跟一位制片人正筹备把这一新发现拍成影片的时候，被紧急叫停了。因为他们的片子一旦开播，将彻底颠覆千年来的宗教信仰！用中国话来说，他们被“禁”了。就是现在，我在强国论坛发贴写他的故事也极其小心，不想给他找来麻烦，他的关于“上帝真正起源”的发现，在整个西方还是个禁忌的话题。他曾经因此承受很深的压力。
　　
7、美国人的准则
　
美国人能骂总统，的确很爽。不用仔细观察都能发现：美国人骂现任总统、骂前任总统，但美国人从不骂一个总统——建国的那个总统！
　
一个中国同事知道我的朋友圈子“老外”多，让我下一次聚会叫上他。他平时除了办公室工作，其它时间很少跟“老外”接触。“下一个”聚会，我叫上他了，我们约好了在某个购物广场碰头。一起碰头的还有另外两个美国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妇。我们约了下午6点，结果中国同事迟到了有15分钟。美国朋友（那对夫妇中的丈夫）一看到那位同事，劈头盖脸就是“你应该遵守时间，你不能这样让别人等待！” 　　

这位老外是个“直性子”，说话的时候脸上是“怒气冲冲”的，“一点面子也不给”。中国同事一下子脸涨得通红，马上说：“我不去了！”——看得出来，他被激怒了！双方都互不买帐，结果是不欢而散。　　

初中生

五、与西方学者一席谈：“我反对把毛放在黑暗的灯光下”

慕名拜访W博士。介绍我去的朋友说，W博士对中国颇有研究，对毛的看法也比较客观。　

从反毛的书开始聊，这是我拜访博士的初衷。

我向博士提及，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张戎的书，并评论这本书：“张把毛放在极端负面的位置去描述，这导致她所进行的一切努力被质疑。”——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博士再一次肯定他坚持这样的观点：“我反对把毛放在黑暗的灯光下，那会带有太多个人的偏见、猜测和想象。”

我问：“博士如何看待张戎所展示的那些资料？那些资料有些看起来是对当事人的采访，甚至披露了一些前苏联的机密。”

博士回答说：“即使是真实的事件，并不意味着能揭示事件的真实。我可以不怀疑真实性，但我首先质疑的是‘解释’。任何资料和信息的意义在于‘如何被解释？’引起学者批评的是张错误地对待她的那些资料。在张的解读中，毛做的每一件事的动机都是最坏的，毛极权、独裁、专制。那样的解读只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只引向一个结论——因为毛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毛因此必须为和平时期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为所谓‘几千万人的死亡’负责。这太夸张！张的这一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结果走向了她要努力的反面。”博士停了一下又补充说：“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尤其是学术界——越来越冷静，质疑就会越来越多。”

“我认为所有那些负面描写毛的作者们——包括张——都在创作小说。”我说。

博士点头赞同：“的确更像小说。”
　　
我说：“那些书在操纵读者情绪。张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她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角度，而其他作者主要针对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社会还没达到广泛科学思维阶段的时候，就像迷信‘秘方’一样，宫廷秘闻式的‘揭露’就有很大的市场。遗憾的是，那些书和文章仍然发生了影响。”

“影响总是随着时间在改变。这是一个阶段。”博士说。

我说：“比如张......”

博士插话：“她对材料搜集的努力应给被肯定。”

我说：“但这也是误导的开始。张所选择采访的对象，我不认为有普遍性。”

博士点头：“或者她从特殊的角度来向采访对象提问。从张的书也可以看出来，她似乎只截取对她结论有帮助的资料，这存在两个问题：1、她预先有了结论；2、她对当事人的选取，是不是也带有倾向性？这是学者不满意、有疑问的地方。如果她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她的结论服务，这让她的资料和努力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我说：“被误导的一个结果是，当把目光只集中在一个特殊群体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最普通劳动者的命运被忽略了，在关于中国、关于毛的研究中，偏见和片面的角度必然带来歪曲。或许这可以解释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越开放，美国反而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人。”

博士点头：“从资料的角度说，关于中国的资料始终不够丰富。”
　　
我说：“但更重要的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资料存在偏见和片面。”

“当然。资料的合理和代表性需要首先被确定和明确描述。”博士说，“只是我的观察，在中国学术界，‘群体采样’的概念还没被广泛采用或者普及。我希望我的观察是错误的。”

显然，博士采取了纯粹的学术立场。但那些站在“审判毛泽东”立场的作者们，会在乎资料或者解释是否科学合理吗？恐怕他们最在乎的是能不能颠覆毛的形象，能不能让毛遭到更多人的厌恶和唾弃，能不能让中国人彻底忘记、抛弃毛。

“我认为在张那样的作者那里，学术和宣传发生了混淆。他们不是学术的立场，是市场的概念，他们在做宣传，写的是小说或者政治宣传材料，试图改变人们心中毛的形象，但并不拒绝被当作学术参考。”我说。

“这也是学者不满意的地方。”博士说。

我说：“我从那些作者身上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如此在乎自我的时候，他的苦难是什么呢？”

“自己。”博士说。
　　
“或者让他们成为这样的父母文化？”我说。
　　
“原因之一。”博士说。

“6个月大的婴儿哭泣有两种：身体不适，或者内心精神世界的构造被大人忽视践踏了。6岁的孩子哭泣也有两种：身体不适，或者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大部分对毛的控诉，让我更多看到的是欲望没有被满足。谁把欲望置于他们内心？”我问。
　　
博士笑：“我想，我知道了你的观点。”

我说：“那些书另外一个问题，包括大部分对毛负面的评论，我认为都表现了在用儒家思想审判毛。”

“我在翻阅中国历史资料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似乎有一个‘正统’的标准始终在那里。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历史人物，都遭到了指责和否定。如果是皇帝，几乎都是差不多的罪名。关于他们的资料，明显经过了大量删减过滤，包括《资治通鉴》那样的书。”博士说。

我继续：“当我看到毛的那些罪行的时候，很惊讶在哪里读到过？是的，那些古代白话文小说。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罪恶和悲惨，在荒淫无道的皇帝统治下几乎都同样发生过，用词和角度几乎一模一样。假如历史在重复，说明两点：1、毛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昏君没有区别。2、既然能重复发生，可能就不全是毛的错，但毛之外的其他领导们似乎都比毛更正确。——这种逻辑让我觉着很荒唐：一个昏君带出一群贤良，一群贤良能辅佐出昏君？”

博士笑：“所以毛必须被塑造成‘独裁’、‘专制’的形象。”

“博士是否认同毛的这种形象？”我问。

“没有谁可以说，他已经全面看清楚了毛。就目前所有能看到的资料和证据来说，不能给毛下这样的结论。”博士严肃的回答。

“但是当穿戴上西方民主的T恤和帽子的时候，对毛的指责似乎有道理了。”我说。

博士大笑：“你在让他们坠向地狱。”

我说：“别担心，他们并不信上帝。”

笑。

需要指责一下美国。

我说：“不能否认美国或者西方为反毛反中国的人提供了舞台和市场。”

“但首先要摧毁毛的不是美国或者西方，而是中国人自己。从针对毛的结论开始，显然政治的需要多于学术和其他。””博士强调。

不得不承认，博士也许是对的。

我一直感叹美国谙熟大众宣传和学术的区别：宣传是操纵大众的，严谨的学术和国家战略利益相关。美国可以提供给任何国家政治异见者舞台，这是操纵国际政治的需要，但他们相信那些异见者的宣传吗？未必！所有那些海外出书写书颠覆、攻击、抹黑毛泽东所能达到的目的还是搅乱中国人的思想、涣散中国人的信念。谁看到过美国的政治异见者站在外国提供的舞台上反对美国或者美国政治？不是因为美国多自由，而是很少有国家把颠覆别国做为自己战略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毛的错误被夸大了。”博士说。

“我更倾向于说，这是一种抹黑行为。”我说。

我坚持一个观点：当用某种角度抹黑毛泽东的时候，西方也学会了用相同角度看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这一点不断的在证实。——其实抹黑毛，就是在抹黑我们自己。

记得有一次，看到某中国领导人站在国际演讲台上，为了宣传现在的伟大成果，对比讲起了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我感觉这位领导人就像一只羊在向狼叙述自己成长过程，他从狼的角度来看羊自己的父母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当时不知道是应该感叹这位领导人是“幼稚”、“愚蠢”还是“善良”！

我说：“从美国允许学者存在不同看法来看，这更像在让中国人相信毛是恶魔的同时，美国自己可能并不相信这一切。”

博士笑：“太尖锐！我没有评论。”

“博士如何看待死于1959-1961年所谓‘大饥荒’的人口数字？”我问。——想必博士对所谓“3千万人饿死”的数字不陌生。

“如果有人首先认为那是毛的错误，那么他这样的立场是错误的。围绕死亡数字发生了什么？学术需要找出各种关系。一些文章说，因为毛才进行了‘大跃进’，因为‘大跃进’才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那么也完全可以存在另外的假设、另外的可能性。最接近真相的可能是各种假设和可能性的结合。简单认为一切都是毛或者‘大跃进’的错误，可能正在背离真相。”

“我认为一个对今天都有影响的问题被忽略了：毛是不是能得到足够的、真实的信息？一些人努力把毛写成精神变态、专制、迷恋权力的疯子，似乎这样就可以忽略其他问题，一切都变成毛个人的问题。”我说。

“那样的手法更多暴露的是作者个人的猜测和偏见。”博士说，

“博士如何看对毛‘迷恋权力’的指责？”我问。

“所有政治家都追求权力。期待政治家们做事情，必须对他们的权力欲望给予满足，政治当然存在讨价还价。”博士说。

“精辟！但我不认为毛是这样的情况，他和西方政治人物有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西方政党。”我辩解道。

博士继续：“毛当然不是，他不是通过政治家花言巧语的演说来获取选票而后权力。毛对世界政治的巨大贡献之一，在于他给所有政治家做出了榜样。毛是个信仰者，更是个伟大的实践者，他在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和魅力，这让他成为领导者，也成为被人民推动者。他一生的奋斗带给人们启示；怎么判断信任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那就是领导者必须让人民看到他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必须让人民看到他能付诸实践。”

博士大概不知道，当西方政要从毛身上学习怎么做令人民信任的领导人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正在希望中国能出美国那样的总统。

从大众传媒可以看到，美国经常‘信手拈来’取笑挖苦前苏联或斯大林独裁专制，但对毛却表现了更多的“小心翼翼”。包括博士，显然他对毛比对斯大林有更多的好感。

“冷战是原因之一。”博士解释道。

博士继续：“毛对美国和西方世界一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显示出正面。我个人认为，毛更哲学、更多个人魅力。我喜欢中国，了不起的国家和民族。”

“谢谢。”我由衷感谢每一个喜欢中国的外国人。

我跟博士说：“我从一个角度，看到了毛和斯大林的不同：被压迫者如果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取得政权本身不是革命者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是革命的群众一旦发现革命的领导者们背叛了革命初衷，必须知道如何把他们们赶下台，必须先有这样的权力和相应手段，然后才是其它。”

“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书？”博士问。

我回答：“他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尽管他反对嘲弄共产主义，质疑暴力革命，但也给我掀开另外一个角度，这对我看今天中国的问题很有帮助。”

博士说：“我并不认为他在反对和嘲弄共产主义。他揭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同样存在。他最大的启示是：在前苏联那样的革命和模式下，如何监督制约斯大林和那些无产阶级的领袖们或者官员们？”

“博士是否认为毛和他的同志们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问。

“我当然认为毛和他的同志们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和前苏联不同。”博士说。

“因为毛？”

“这正是我要说的。”博士回答，“显然毛进行了探索和努力。”

我知道博士指什么。（初中生按：那当然是“文化大革命”）

说起《动物农庄》这本书。抛开作者个人的偏见，这本书从“反动”的角度，揭示了一些深刻的东西：暴力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领导者们很容易因为被信任而拥有权力。这也是革命成功后新的专制和腐败可能产生的最深刻根源。《动物农庄》中，领导者们走向专制腐败的标志，就是从开始享受被赶跑的、农场主的生活开始，这导致他们必须修正革命最初的目标和戒律才能为他们的行为带来合理解释。经过不断的修正，最后改成当初革命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敌人。《动物农庄》最后一幕就是：革命的领导者们，和当初革命的敌人——农场主们——为了共同利益把酒言欢。动物们只能默默的在窗外注视这一切，有的在困惑，更多的是麻木。

“毛具有伟大的洞察力。”博士赞叹。

“我一直想知道，毛是不是看过《动物农庄》这本书？”我说。

这本书写于1942年，出版后立即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中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90年代苏联垮掉，似乎证实了《动物农庄》的描述，这几乎是《动物农庄》的翻版。

“我认为毛40年前做的，其实也是在为中国的今天和将来做探索。”我说。

“当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广泛的时候，它的走向也更令人瞩目，这是让西方世界不安的。”博士说。

“中国确实在十字路口。只有一个方向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选择。”我说。

博士示意我继续。

“在中国民众中，有一个不难凝结的共识：现在的政权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中国革命本身是十分正义的，对革命的前辈们有广泛的尊敬，无论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坚定的共识正是解决中国现在腐败和探索民主出路的基础。——当更多的人认识到，造成今天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对革命初衷的背叛和修正的时候，革命的初衷会再一次成为衡量领导阶级或政党的标准。这是我看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实践——他强调一代一代人必须牢牢记住革命的初衷和戒律，背叛了这些就必然走向专制和腐败。当然，产生这样广泛的认识需要时间。由于受到美国刻意的不良影响，现在中国对民主的认识还处在混乱的阶段，如果去做调查，恐怕大多数人会认为，民主是用选票把不满意的领导或者政党选下台，腐败产生是制度本身缺乏监督。——这当然是问题，但这是在用美国民主的尺子来丈量中国的问题。”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问博士：“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区别在哪里？”

“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你这个问题。”博士回答。

“只是我的简单理解：是多数和少数的差别，精英和群众的差别，更大利益寻求者和被压迫者造反的差别。”我说。

“可能。”博士说。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需要再进行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但我怀疑。中国没有这种土壤，最后导致的可能就是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历史上，只要有革命就一定是暴力的，这是历史，那么走向专制的轮回就会一直伴随中国。台湾迷惑了很多人。我相信如果美国把手从台湾拿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台湾像美国领养的孩子，美国时刻在呵护搀扶。”

大规模群众革命后，或者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后，民主的权力和监督怎么实现？指出这个问题最多的在西方，但真正做出了探索和实践的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林肯，也不是列宁或者斯大林，而是毛泽东。毛在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威望发动了那场运动。

问博士是否认同我的一个观点：“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之所以比中国自己表现的更冷静慎重，就是因为西方从‘暴力革命产生必然问题’的角度看，因此才更多的看到了毛进行的探索和努力。”

博士基本认同，并补充说：“文化大革命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性，毛的努力可能要花更长时间才能逐渐看清楚。”

也许正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局限，40年前中国大部人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思想认识和文化的局限导致40年前的实践出现了偏激，决定了40年前只能走那么远。

“从这个角度说，毛的努力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做探索，为大多数人参与的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如何建立民主监督制度做探索。这可能会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贡献。”我说。

“假如能从这个角度证实，可能会是这样。”博士回答。

“当越来越多中国人从对当初革命正义性的坚定相信，认识到实现自己民主权力的出路必须回到并坚守革命的初衷的时候，也就广泛地认识到了今天问题的根源。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但是在任何时候，认识到问题都不是痛苦，而是解决的开始。我相信，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人们不可阻止地会看向毛泽东。他探索过、实践过，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这些都是后人的财富，人们必然一次一次走近他，每一次都会带着比‘上一次’更清醒的认识、更全面的理解、更理性的思考、更科学的实践，直到探索实践出系统而有秩序的程序，让中国走出历史的轮回。”我说。

“多少中国人是这样的角度？”博士问。

“不知道。博士听到最多的，应该是抱怨中国没有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

博士点头。

博士提到一位著名牧师学者，从70年代开始直到临终，始终对中国充满期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社会的进步一定是人民的权力得到体现和解放，毛展示了真正彻底的民主追求，这是西方社会做不到的。

看毛后期努力，佩服他巨大的勇气。——他知道可能断送一生的功绩，可能要很久才能被人理解，但他仍然做了。对他最无情的指责，大概就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个人权力欲望”。

“只看错误的时候，100%的空间就都给了错误。”博士说。

“如果让当时的贵族来记录法国大革命，可能除了血腥和屠杀就没有其他别的内容了。”我感叹。

“很多时候，历史是‘今天看起来’的历史，但不能仅仅一种角度，必须尽量全面。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巨人，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看20世纪的世界政治，看中国，没有谁可以回避毛，也许未来还会这样。”博士说，旋即他笑了：“世界范围内，恐怕毛是唯一知道怎么向强权傲慢说话并教训他们的人。”

初中生

六、美国在没落吗？——说说美国近期所见所闻
　　
对美国的经济危机，尽管到处都是危机的话题，可我一直没有太多感触，只有几个玩股票的朋友，纷纷说“已经输到脚底”了。直到圣诞新年前后，与往年相比，我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物价涨得厉害。由于出差频繁，我有小半年不怎么“大手笔”购生活物资了。当我再次走进超市时，发现物价涨了很多，尤其是米、面、蔬菜、禽蛋等，相对半年前涨幅至少30%。
　　
第二个变化，饭店冷清了。以前常去的几个饭店，4个月前周末去还人气很旺，新年再去，冷冷清清。
　　
第三个变化，警察罚款多了。新年驱车前往纽约上州，朋友千叮咛万嘱咐：“小心警察！”——因为政府财政缩减，纽约州高速路上警力增加了，加强了罚款。罚款增加了内容，不仅有超速罚单，还有各种莫名的费用，一笔罚下来可以高达400美元（以前最多也就100多美元）。
　　
第四个变化，美国开始提倡“勤俭节约”了。朋友所在大学，平时各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全天候灯火通明，现在能集中的集中，能不开的不开，节省费用。
　　
第五个变化，路上旅行的少了。曾经数次圣诞新年驾车出游，就算是圣诞夜，路上也都能看到车辆来往频繁。唯有这次，依旧是圣诞夜，高速路上“一马平川”，半天看不到一辆车。cruise功能从未用过，这次终于用上了，索性盘腿坐在座位上，手搭扶一下方向盘，让车自己往前开，爽是爽，就是有点奇怪——美国公路从来没这么清净过！到收费站，有点感觉了，记得以前不收费的路段也收费了，费用还明显增加。突然感悟：以前看到的美国种种“为人民服务”原来是有条件的：富裕的时候一个样，没钱的时候“为人民服务”也跟着缩水了。
　　
第六个变化，美国的自信在下降。朋友从加拿大过来，异常愤怒，他有5年没来美国了，这次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边境官的态度，从前的宽松和善没有了，代之以粗暴恶劣。朋友因遭到了搜身、调查、充满敌意的盘问等等而愤怒，并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从此不再踏进美国。朋友说，现在美国的边境官已经完全变了，“象被惊着了一样”，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进入美国的人，对老人到小孩都是这种态度，已经看不到对人的尊重了，美国人自己抛弃了他们一直宣扬的价值观念。　　

曾经有个电视采访，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居然被边境官揪到小屋盘问几个小时。主持人问美国边境官为什么要这样？ 边境官回答：“不给恐怖主义传递错误信息，告诉他们没有机会可以乘，无论老人和孩子，检查都严格。”——朋友说：“美国原来的自信已经没有了，经过这次经济危机，会越来越不自信。失去了自信，这是美国衰落的开始。”　　

第七个变化，穷人愈发贫困。薇是我认识的美国人中最穷的，她今年67岁，退休前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薇是美国“消费经济”的典型代表，“寅吃卯粮”借钱消费成习惯了，只要信用卡能借出钱来就去消费。现在信用卡借钱困难了，她陷入了困境。圣诞前专程去看薇，她和猫都处在“断粮”的处境。　　

薇每个月退休金算起来不少，但依然不够花。美国人对生活品质要求很高，住、穿、用、玩都要维持在一定水准。比如薇不会为了省钱而自己做饭，对于她来说，一日三餐自己做简直是苦役！——很多美国人都这样。“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这就是薇的信条。美国人对食物质量很在乎，薇即使没饭吃，也不会去买便宜的食物。都这么困难了，薇去跟男朋友约会依然打扮的漂亮高贵，心情靓到爆，看不出是个生活陷入困境的人。　　

作为圣诞礼物，我请薇出去吃饭，她高兴极了，去饭店是她喜欢的生活方式，她已经有些日子没去了。吃饭聊天，说着说着，薇突然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她的骄傲让她控制住流泪，她要她的尊严，那是西方人骨子里的，所以她只反复说感谢上帝，让她的男朋友和我都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薇对我会发出由衷的、真诚的感谢，但措辞语气绝不表现谦恭，她把所有的感激涕零和感恩戴德都送给了上帝——她需要这样！这让她保持住那份尊严和平等。

人和人之间可以存在相互帮助，但不应存在同情怜悯的给予和感恩戴德的回报。也许只有这样，才让人们活的相对轻松，都能有尊严的、平等的相互面对。尽管这样的“尊严和平等”是“精神鸦片”式的，但要让一个阶级社会看起来“平等”，就必须有这样的麻醉。　　

临走的时候，我给薇的猫买了足够吃3个月的猫粮，给了薇一份可以去商店换回钱的礼物。至于她是不是去换钱，那是她自己的选择。薇是这样的性格：可以没有钱，但不可以丢掉主宰自己的权利。我不认同甚至“批判”地看待薇的生活方式，但我佩服薇能坚持一种精神。 　　

美国人像薇一样消费习惯的占大多数，美国的消费经济占到70%以上，谁在养着美国的消费？是全世界。但是美国人意识不到这些，包括薇。——他们被惯坏了！　　

美国是不是真的从此走向衰落？我没有这种预见能力，不敢断言。

初中生

七、关于毛泽东：与一个天主教徒的对话

换了一个工作团队，跟几个同事“旷日持久”的争论了近两个月——关于毛泽东。其中一位最“顽固”的同事，渐渐地，他有些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认识，而导致他最后转变的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把我们几次争论整理了一下，贴在下面。

第一节

同事：毛的共产主义是灾难！共产主义失败了，没有人再相信它。

我：我不这样认为。

同事：它不能继续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中国正在经历问题。

我：中国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的问题。

同事：但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

我：我认为我们还不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他们有共产主义信仰。

同事：这是我对毛和共产主义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共产党员们有共产主义信仰？

同事：不能接受他们强迫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共产主义。

我：我不认为存在强迫。

同事：但毛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家。

我：这点我不反对。

同事：这就是强迫！他剥夺了上帝赋予人们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我：这种权利曾经在中国存在过吗?

同事错愕。

我：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吗？上帝所赋予人类的权利，在中国，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共产党之前也从来没有拥有过。用上帝赋予的权力去质疑中国是不公平的。

同事：没有感受过上帝的慈爱，这是中国人的不幸，我为中国人感到难过。

我：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上帝。

同事：这不是上帝的问题。

我：那么是谁的问题？

同事：上帝始终存在，不能因为没有发现就质疑上帝。

我：我不是在质疑上帝。但事实是中国人没有被上帝指引过，反而被不相信上帝的共产党指引了，被毛指引了，我们突然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上帝说的世界。假如上帝是慈爱的、慷慨的，能不能接受中国人的发现?

同事怒：你在怀疑上帝！

我：不，我期待上帝能够接受中国。

同事：中国先要信上帝！

我： 难道上帝是有选择的去保佑那些他认为好的孩子？

同事怒：这简直是疯狂！对不起，我不想再进行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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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第二节

同事：你和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同。

我：因为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和毛？

同事：我想是这样。

我：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毛和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是进步。

同事：毛让自己成为最大的独裁者，不是吗？没有人可以反对他。

我：为什么要反对他？我并不认为毛是独裁者。

同事：没有“为什么”，他必须可以被反对！他拥有最大的权力，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如果疯狂，世界就是灾难！中国发生的一切证明他就是疯狂的。（同事声调越提越高）

我：别激动......我并不反对你说的一切。反对，很容易做到。但反对能不能起到作用才是重要的，不是吗？ 布什总统要打仗，选民们谁能阻拦？伊拉克战争的结果，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在承担着吗？

同事：布什是我们选出来的总统，我们必须相信他、支持他！

我：如果这是理由，毛不是被纸的选票选出来的，而是中国人用生命的选票选出来的。

同事愣住，片刻：但这也不是他可以拥有最大权力的理由。

我：什么才可以是理由？我不否认毛拥有最大的权力。美国权力最大的是谁？ 是总统吗？ 不是！对吗？ 比较，应该是相同职位的比较才合理，不是吗？

同事：我不能同意你说的。

我：总统的决定和总裁的决定，哪个对你影响大？ 是总裁！不是吗？在中国，我是说毛的时代，总裁和你都是为国家服务。

同事：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根本反对中国那样的方式。

我：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方式？

同事：毛拥有最大的权力而不被监督是不能接受的。

我：假如中国人不反对呢？

同事：什么？

我：你可以反对上帝吗？

同事：上帝啊，你在说什么？

我：我在说毛为什么得到中国人信任。

同事：你在告诉我毛在中国是上帝？这完全是疯狂。

我：对于中国受压迫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时候，上帝的声音也在中国传播，但中国人选择了毛。我相信上帝是慷慨的。

同事：中国人把毛当作上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对于中国人来说，毛可能比上帝更具体。

同事怒：这是罪恶！

我：你不能要求不知道上帝的人们也按照上帝旨意去做。

同事：没有找到上帝的指引，这是中国人灾难。

我：我们的灾难100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是上帝来到中国的时候。

同事：什么？！

我：100多年前，上帝的确曾经派使者到过中国传播文明和上帝的声音，但是非常不幸，在中国人还没有感受到上帝之前，首先面对了武器和抢夺。当然你们仍然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过去100多年就没停止过，直到毛的出现。中国人选择了毛，用追随和牺牲。

同事：但这不是上帝的选择。

我：中国人需要上帝的时候，上帝在哪儿？

同事愤怒+震惊：上帝啊！我不敢相信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初中生

第三节

同事：我可以理解毛在中国人心里有不可取代的位置。但是，他应该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下。

我：我不反对。让我问一个问题，总统、大法官和美国所有的政治家们，可不可以是没有信仰的人？

同事：不可以。

我：只要总统坚信上帝，你就不会认为他会作出违背上帝旨意或者道德愿望的事情？

同事：基本来说，是这样的。

我：那么，宗教信仰是高于一切的，不是吗？

同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美国所有政治的一切，包括对总统的监督，都是处在宗教信仰之下，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上帝的，不是吗？

同事：是的。

我：国家所遵从的宗教信仰是不能和选民的宗教信仰冲突的，对吗？

同事：这是必须的。

我：毛政权成立时，中国基本是个没有统一信仰的国家。

同事惊讶：什么？

我：让中国人拥有信仰，这是毛进行的艰苦的努力，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今天，他仍然接受着指责。毛政权刚成立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脑子里，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准确理解的共产主义。

同事：我的上帝！

我：你也震惊，不是吗？那就是中国的现实。请坦率告诉我，你——我想是整个西方——看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是灾难，有了信仰但却不信上帝也是灾难，对吗？

同事沉默不语。

我：我不认为毛是拒绝监督的。但比监督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或者人必须是有信仰的，不是吗？

同事点头：是的。

我：我也希望毛建立政权的时候建立了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但是，毛面对着几乎是废墟的国家，大部分人不仅不知道信仰，而且还是文盲。唯一能领导中国人做事情的只有毛领导的共产党，你觉着那种情况，三权分立怎么建立？

同事：难以想象那种情况。

我：是的。不知道上帝就不知道上帝赋予的权利。 批评毛让中国人民信仰共产主义这不公平，毛带给中国巨大进步之一，就是他告诉中国人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毛很伟大，当大部分中国人都象上帝一样敬仰他时，他并没有把众人的敬仰变成宗教，而是鼓励大家把共产主义作为信仰，用科学的方法去看世界。

同事惊讶。

我：当然毛并不排斥监督，在共产主义信仰之下，他建立了三种互相监督以适合中国的方式。

同事：我很感兴趣。

我：他让每个城市的单位、农村的村庄都有两套领导团队。比如一个工厂，有厂长就要有书记；一个农村，有村长就要有村支书，两个并行的领导不能是同一个人，这是两种相互之间的监督。还有第三种权力是监督这两个的，就是人民可以有监督领导的权力。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同事：但是毛的权力呢？谁来监督他？

我：问得好。你觉着一个国家，可以时而资本主义制度时而社会主义制度地经常更替吗？

同事：不！那是灾难。

我：毛一直面对这个问题。他要坚持社会主义，我也认为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在这一点上，毛是独裁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同事：我不认为我会认同，但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初中生

第四节

同事：我不反对毛也许做了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如果仅仅从得到的好处去判断，这同样是疯狂的。

我：我可以赞同。制度的公平和合理更重要。我认为如果这样说，你应该更认同毛的做法。他在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同事：这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毛剥夺中国人的自由。

我：自由是相对于制度下的，不是吗？

同事：不，自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没有任何制度或个人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我：是这样吗？如果是40年前，我们今天这样谈论，FBI要来找我们麻烦了！——办公室里不能摆放或谈论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东西。这条法律好象现在还没被废除？

同事错愕。

我：我们可以选择下午一点上班吗？我们可以不跟老板请假离开吗？我们可不可以抛弃团队精神？我们在办公室没有自由，不是吗？ 当然，多长时间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多少分钟休息一下，我们只有这样的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不是吗？

同事：我不反对。但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毛的时代，中国人连这种自由都被剥夺了。必须穿一样的衣服，唱一样的歌曲，只能听毛的话，绝对的服从。我的朋友经历过毛的时代。

我：我没有这种幸运，没有经历毛的时代，这的确很疯狂。我也反对这样。我不反对统一的规则秩序和纪律，我支持规则秩序和纪律之下的自由，但我反对绝对的自由。我认为毛的时代，做到了统一的规则秩序和纪律，但是忽略了这之下的放松。毛说过“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心情舒畅。”显然这没有做好。我反对“没有做好”，但我不反对毛。

同事：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的。毛也曾经说过：“小孩就要玩，释放天性，不要被束缚。”

同事：不！很难相信这是毛说的。

我：毛有巨大的同情和宽容，他不愿意被压迫，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不公平的压迫，包括父母压制孩子。

同事：我很难相信毛是这样的。那么他为什么强迫全国都一样？

我：我不认为那是毛做的。要了解这些，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告诉我，如果你在工作中感觉被压制，会是总裁在压制你吗？不是！对吗？很多时候是直接上级在压制你。看，美国和中国并没有不同。任何政策和工作，最高的领导和属下人员之间，总是有其他的人存在，共产党叫做“干部”。

同事：你是说，是执行毛的政策的人造成了那一切？

我：我认为是的。

同事：但是毛有责任。

我：当然，但我不首先指责毛。我认为中国需要改造文化，尤其官场文化。毛做了努力，他对干部很严厉，他迫使共产党员只能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无私的工作。但这也导致毛之后，首先反对毛的不是普通人民，而是毛的干部！

同事：令人吃惊。

初中生

第五节

同事：你怎么看毛时代的贫困？

我：毛时代有什么理由富有吗？

同事笑：我怎么没想到？

我：如果毛时代是让中国由富变穷，这是毛的问题。但中国本来什么都没有，甚至是负数，是毛把中国变成的正数，我对毛没有任何怨言。

同事：毛为什么限制农民离开土地？

我：我理解是为了保障。中国工业不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中国农民最多，很少受到教育，毛一直在努力改变他们，投入很多。我相信你听到过毛时代正面的？

同事：当然，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毛建立了一党执政，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我也不能接受。但我到了美国后，我理解了。

同事惊讶：抱歉，你在说什么？

我：告诉我，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不同吗？

同事：似乎没有。

我：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

同事：确切说，也没有。

我：民主党和共和党员中有共产主义者吗？

同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这就是我的理解。执政的无论有几个政党，他们必须是宗教信仰没有冲突。

同事：是的。

我：或者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就限制了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从政，对吗？

同事：不，我们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我：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共产主义？

同事：因为共产主义是疯狂的。

我：不管它是什么，你的确是不能接受。大部分美国人也不能接受。

同事：这是事实。

我：中国的一党执政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当然是统一信仰的人组成的团队才可以管理好国家。

同事：但美国人拥有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没有。

我：我同意。可以选择总统，可以批评总统。但可以批评总裁吗？对美国人来说，选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毛时期的中国人可以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而不用担心失去工作。我们可以给总裁提意见吗？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不是有条法律，不能反对攻击上级吗？民主权利呢？

同事：但毛限制了人民选择的权利，让中国只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我：确切说，是社会主义。那是中国人民通过牺牲的选择。

同事：我可以理解是人民选择了毛，但不能因为人民选择了一次，毛就剥夺了他们第二次的选择。

我：毛并没有剥夺。那么你能告诉我印第安人在哪里？ 如果国家的制度可以多次选择，原来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呢？他们选择的权利呢? 美国为什么只能成为今天这样子？为什么不能选择回到印地安土著？

同事：我们是被上帝保佑的土地，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美国是制度最好的国家。

我：但原来这片土地上的人呢？因为不是上帝挑选的孩子，他们现在只能生活在保护区，不是吗？可以给他们第二次选择吗？当然这不是好的比喻，我只是想说，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只能选择一次。毛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的选择。

同事：简直是疯狂的比喻。

初中生

第六节

同事：不管怎么说，选举是民主的，相对于毛的共产主义。

我：我认为监督最重要。选票不是监督。

同事楞。

我：你投票选出的议员，你知道谁在他的工资支票上签字吗？你不知道。

同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因为你相信你们的制度是完美的。你可以投票选出总统、选出议员，你为你拥有的权利高兴，我也会的。但是，你有投票的权利，却没有参与总统或者议员决策的权利——汽油涨价了，你可以自由去游行抗议，如果被抗议者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会因为你的抗议改变吗？不会！我们每天生活在无数的规则中，我们只有服从才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少些麻烦，所有这些规则，哪些是选民可以参与制定的？毛的主张之一，就是让人民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尽管他没有制定选举制度。

同事沉默，想了一会儿：毛的时代，中国人是自由的吗？

我：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不是。不仅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

同事：你是说，还有另外的标准？

我：是的。确切说不是标准，而是感觉。自由是感觉，幸福也是感觉，不是吗？

同事：我想我不得不同意。

我：团队让我们必须服从统一规则和行动，但我们仍然觉着很自由，是吗？

同事：是的。

我：因为团队精神让我们更有效的工作，反过来保障了我们。美国人服从规则很难吗？

同事：根据情况。

我: 规则和纪律，在毛之前中国人对这些是陌生的。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让中国人知道了有组织和纪律要服从。

同事：你曾经告诉我，中国人以前就喜欢集体的诉求？

我：是的。因为个体总是脆弱的。从前的联盟会因为某个共同认知临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被上帝或者某种精神信仰感召，直到毛的共产主义出现。 毛告诉中国人，首先是信仰，然后才是自由。

同事：共产主义下的自由？

我：是的。

同事：难以置信。

我：哪里的自由不是相对的呢？自由是永远的、毫无条件的第一位吗？你可以接受藐视上帝的自由吗？

同事：不。

我：你认为纽约街头的乞讨者，他们是需要自由呢？还是更需要一块三明治？

同事：当然是三明治。

我：对流浪汉演说自由很可笑，是吗？他们已经自由得无家可归了。

同事：当然。

我：所以，当你认为自由很重要的时候，别人可能并不认为这样。

同事：请解释。

我：毛政权之前，在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自由的象野草一样生存，自生自灭。国家什么都不能提供给他们，什么都没有。

同事：上帝！

我：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很快让这个国家有了秩序，让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国家和政府可以依靠，给他们提供帮助和保障。当然，也让中国人知道了服从政策和纪律。你觉着这个阶段，是自由重要? 还是服从管理重要？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

我：毛试图建立一个制度，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让每个人都不为明天担心。

同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吗？平衡！自由！

我：我理解。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那些大财阀们愿意跟你平分财富吗？

同事：当然他们不会愿意。

我：那么你愿意跟美国的穷人分享财富吗？当然也不会！但你期待更富，这算不算“向上要求”的平等呢？我是说，很少有“向下要求”的平等。平衡、自由是相对的。想想毛刚建国时，他面对少部分人很富，大多数人很穷。

同事：他需要重新分配？

我：这正是毛做的。共产党的确拿走了少部分人的财产，但没有私吞，而是为了全体人民，可以理解吗？

同事：但我疑问的是那以后！人应该是自由的，发展也应该是自由的。

我：中国刚刚从“穷得完全自由”的境地走过来，如果仅仅是从富人那里拿走财富简单分一下，一切还和从前一样，那和强盗分赃有什么不同吗？毛的重新分配不是让每个人平均分享富人的财富，而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和保障。如果不这样去理解毛和共产党，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确实有人认为毛和共产党是强盗。

同事沉默。

我：很少一点钱，要做很多的事情，人的自由就会置于集中管理之下。每个进步都会付出代价。我认为这是毛时代有些人感觉没有自由的原因，这样的感觉很自私，不是吗？秩序建立就是限制自由。

同事思考。

我：当然，对于被拿走财富的富人来说，这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旧的中国，大多数人一无所有，连国家的制度和保障都看不到，这是更大的不公平！那些富人们难道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吗？我相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美国，美国人也会起来革命的。

同事犹豫着：......是的！你告诉我一些我从来没听到过的。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4 08:49 AM 編輯 ]

初中生

第七节

同事：你怎么看毛毁灭了中国文化。

我：我不这样认为。毛其实是创造了新的文化，当然也确实是消灭了一些旧的文化。比如，共产党中国之前，在中国农村，如果一个寡妇恋爱了，她就可以被同族的人商量一下，绑上石头沉到水塘里淹死。

同事惊呼：上帝啊，这不是真的！

我：但这在那时候是可以被接受的。没有法律可以惩罚寡妇的族人。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

同事：什么？！

我：如果我出生在那时候，我不会有机会读书，我不能自由恋爱，我可能17岁就要嫁给我不认识的男人，嫁人前我要听父亲的，嫁人后要听丈夫的，总之我要听男人的。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同事的眼睛越睁越大：上帝啊，你说得这是真的？

我：文化，在共产党中国之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太奢侈了。旧的中国，大部分中国的农民没有土地、没有饭吃，他们是文盲。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权利，他们习惯了在最底层生活，见到当官的就害怕，觉着自己象蝼蚁一样低贱，他们遭遇苦难就只认为上辈子做了错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权利改变什么。他们不知道上帝，他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更令人悲伤的是，他们接受这样的命运。

同事：上帝啊！

我：是的。那个时候父母可以卖掉儿女。

同事眼睛瞪成了铃铛：你说什么?

我：我在告诉你一段历史。毛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唤醒了穷人的意识，他们从毛那里知道了自己也有改变命运的权力，那就是斗争。毛就是有这样大批的人追随和牺牲才取得了政权。毛让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毛给整个国家找回了尊严。

同事：你告诉了我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中国。

我：中国穷人多，很多！毛解放了他们。毛确实强调文化的舞台让给普通的劳动者，就是那些被解放的穷人们。——社会地位总是和文化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吗？

同事点头：是的。

我：这也许导致看不上劳动者文化的人，或者只喜欢传统文化的人，对毛不满。

同事：我认为我可以接受毛做的。

我：了解毛，必须要了解毛之前的中国。毛之前中国人没有多少科学知识，很多求神问卦的迷信被毛取消了。

同事：你认为这是强迫吗？

我：也许是。但是中国需要进步，不是吗？ 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是巨大的，他让中国人改变了。旧的中国，大多数人麻木地生存，不知道法律、规则、纪律这样现代文明的东西，毛把这些带给了中国人。

同事：但是毛让中国人都信共产主义。

我：没有人为中国人解释过自然的世界，或者“我是谁”。中国人只有用迷信、神话、传说、生死轮回来解释世界。毛把中国社会带到一个新的境界，给中国人解释世界，鼓励去科学地看世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同事沉思。

我：当然我也希望当初给中国人指引的是上帝而不是毛。但是上帝把这个机会推倒了毛面前。其实，如果忘掉了是否信上帝，毛对世界的解释和上帝没有不同。

同事：毛是怎么解释的？

我：比如对你来说，上帝是什么？是谁？在哪儿？

同事：上帝可能不是一个人，或许他只是超力量，他创造这个世界，以某种力量控制这个世界，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存。

我：毛是这样解释的，他没有说哪种超力量是上帝！他说那是未知的，但相信存在着规律，可以去探索。无论是信仰上帝，还是毛说的，我们都同意探索未知，或者说探索上帝的力量，不是吗？因为上帝有时候会让我们遭受苦难，如果对未知的规律或者上帝的力量了解的越多，我们越能尊重上帝、减少伤害，也更能体现上帝的怜悯，不是吗？

同事：听起来这很有道理。所以说，毛并不反对上帝。

我：请忘掉毛是不是反对上帝，毛是尊重上帝创造的这一切的，当然他是换了一个角度。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毛也解释世界。

我：是的。当上帝让我们信他、告诉我们“我是谁”、世界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也在规定着我们在他的指引下思考，不是吗？

同事：当然。

我：上帝给我们带来智慧，让我们有“知道”的权利，不是吗？

同事：是的。

我：毛把共产主义信仰带给中国，但是并没有把这个信仰作为上帝，而是毛非常注意启发人们的智慧，让人民科学地认识世界，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你如果看毛的文章，他很多在谈论这些。

同事：但毛认为只有创立了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是科学的？

我：不，任何针对自然世界的科学研究，毛都认可。针对社会科学的，毛的确认为马克思更科学。

同事：这是问题。

我：是的，这是问题。也是西方和中国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我认为。

同事：我似乎看到了问题。但你描述的毛，也让我看到了不同以前的地方。

初中生

第八节

同事：我仍然觉着不可思议，你在美国接受了教育，但不反对中国一党执政。

我：我觉着我要感谢美国。

同事：什么？

我：让我从新的角度认识了毛。

同事：不可思议。

我：西方很多人一直认为共产党什么都不信，是一群逃出笼子的恶魔。

同事有些尴尬：也许。

我：但毛是有着纯粹和坚定信仰的人。你也许想象不到，毛对共产党的要求，他带给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差不多。

同事吃惊。

我：说到信仰，毛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贡献。在毛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群象清教徒一样的人——中国共产党员。

同事：我没理解错吗？共产党是宗教组织？

我：他们不是，但是毛对共产党的要求和约束，我认为近似于宗教。

同事：你这么说，我觉着我比较容易理解。

我：共产党不是宗教。它的目的不是去宣传它的教义。

同事：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为人民服务。中国很贫穷，要建设社会主义，毛认为只有像清教徒一样有坚定信仰无私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去努力，才可能完成。

同事惊诧：什么？！ 这太荒谬。每个人都有个人需求。

我：你觉着上帝的使者可以把个人需求置于上帝之上吗？

同事：当然不能。

我：这是毛要求党员做到的。不能把共产党员想象成普通人。他们必须忘掉一切为了个人的东西。上帝是怎么要求他的教徒的？不能有欲望，不能在乎衣食，不能抱怨，不能有违背上帝旨意的自由，不能贪图享受，如果受到惩罚，也必须漠视肉体的痛苦。这也正是毛对党员要求的。

同事：上帝啊，如果党员能这样做到，我想我也会向他们致敬。

我：毛时代的党员就是这么去做的。

同事：但我不相信人可以完全做到无私，只有上帝的使者们。

我：毛时代的共产党员们，甚至一些普通人，如果不看他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很象上帝的使者。

同事：我很难把这些和毛联系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我：上帝的使者可以通过传播上帝的爱得到满足。毛对“幸福”的解释也是这样，超越了物质，纯粹精神的满足。

同事：我不能相信这是毛。

我：我为什么是在美国重新认识了毛？来美国前，我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是个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美国人民坚信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选的，美国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选的宠儿。为此美国人民自傲骄傲，热爱这个国家。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传教者们，穿着朴素简单，吃最简单的食物，他们眼睛里是真诚朴素坚定的，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老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忘我、无私，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可以献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国的传教者们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更具体地说，在毛的指引下。

同事：我想我有点被感动，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这不是我原来印象中的毛。

我：毛的确令人不可思议。上帝可以让我们去感觉幸福，但不能带来幸福。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带给我们的世界，但上帝不能帮我们改变世界， 一切要靠我们自己。知道吗？毛也告诉中国人类似的话。

同事：难以置信。

我：你能告诉我，在你心中，上帝和父母，谁是你绝对服从的？

同事：你知道我是虔诚、保守的天主教徒。

我：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血缘是最重要的。上帝是怎么说的？即使我们都进了天堂，不管是父母还是兄弟，谁和谁都不认识了，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在上帝那里喜乐着，不是吗？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相信轮回，这辈子和上辈子都有关系。你知道吗？是毛让中国人知道了，还有可以超越自己身边一切去相信的东西——信仰。

同事：不可思议！

我：上帝说人不能懒惰，要勤劳。毛告诉中国人“劳动光荣”。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到达过这样一个阶段，每个人既有信仰，也自觉服从共同遵守的规则，中国人也从来没被指引“我们的主、天上的父让我有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毛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斗争的权利。毛从来不强迫人接受他，他总是在讲道理。如果我告诉你，毛讲得很多道理其实是在强调一个人应该怎么去做才有意义、才幸福高尚，如果每个人都按照毛说的去做，其实和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没有太大差别，你相信吗？

同事：我在挣扎，我不能接受毛在中国人心里可能是上帝的角色......但也许这更接近事实。

我：毛不是上帝。我只是说，在中国人找不到上帝指引的时候，毛传递了几乎相同的精神。毛非常懂得信仰的作用，让人不被眼前利益困扰。我想要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不反对毛建立的一党执政， 如果这个党是坚定信仰下一群一点私心都没有的人，会产生腐败吗？

同事：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性会降低很多。但怎么保证会有这样一群人？

我：毛要求党员们必须是坚定的信仰者，有清教徒一样的朴素和献身精神。

同事：我尊敬朴素和献身的人。

我：假如信仰没有了，或者追求个人利益了，一切都会改变。如果上帝的传道者们，有一天抱怨上帝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个人自由，没有让他们有丰盛的食物，没有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让他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你怎么认为呢？

同事：灾难!这些人有罪恶！

我：监督，可以是不在宗教信仰下的吗？

同事：我认为不可能。谢谢，你让我重新思考毛。

初中生

第九节

同事：告诉我，你怎么看毛迫害了很多他的同志？那些残酷的东西让我觉着窒息。

我：你是说文化大革命？

同事：是的，文化大革命，毛的运动。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怎么看中世纪宗教清洗中那些教徒？宗教的历史上，死了很多人。

同事愣了一下：那是一个阶段。

我：如果同情毛运动中那些被迫害的人，你从宗教角度去看，可能感觉完全不同。对毛的文化革命，我曾经和你一样很厌恶。让我转变的是到美国以后，确切说是接触了基督教以后。

同事：非常有趣。请继续。

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早期基督教的惩罚，如果一个人背叛了上帝，或者背叛了他的信仰，那么他不能逃避惩罚和罪恶，甚至肉体的消灭。宗教的惩罚，比毛的运动要血腥残酷的多。

同事：那是早期。

我：是的。 当你把共产党员想象成某种信仰的教徒的时候，他们就有为了信仰必须承担一切苦难的使命，苦难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不能象普通人那样向往精神自由和肉体享受，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信仰和理想作出无条件的牺牲。想想那些为了宗教献身的人们，你会同情还是尊敬？

同事：我想是尊敬。

我：那些因为苦难而抱怨、怨恨上帝的呢？

同事：懦夫。

我：当我读了基督教的惩罚，再看毛，我没有不理解了，甚至觉着毛要温和的太多，你看过毛的书吗？他从来不提倡肉体消灭，而是精神改造，毛很符合现代基督的精神。

同事：你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我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那些信仰者为了真理的斗争。

同事：我不确定我能赞同，但你告诉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