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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民族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1905年生，四川宜宾人。“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7月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春与同学陈大榜 （陈达邦）结婚。
只身一人创建宜昌地下党联络站
1928年冬，赵一曼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赵一曼只身来宜昌做地下工作。她来到宜昌后，通过一位船员的关系，在滨江路租了一间板壁屋住下。
宜昌历来为长江重镇，素有川鄂咽喉之称。上来下往的旅客都要在这里换船。赵一曼的任务是负责接应往返西南各地和上海之间的党的干部，安置过往的同志，给他们接转关系，秘密转运党的文件。赵一曼初到宜昌，是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出现的。过去她在学校读书时，没有做过什么家务,来宜昌后入乡随俗，洗衣、做饭、到江边打水，她样样都学着干，还学宜昌人腌制萝卜，先把萝卜切开，再用线把萝卜穿连成串儿，挂在房屋檐前晒成咸萝卜干。
远亲不如近邻。赵一曼住在滨江路时，和邻居关系颇好。白天，她办完正事后，就搬个小板凳儿到屋边晒太阳，跟邻居在一起边做针线边聊天。她常常趁这个时候给即将出生的小孩缝制小裤褂。如果邻居有时忙得腾不开手，她也去帮着料理家务，扫地、倒垃圾，给邻居看管小孩，十分热情。到了夜晚，她就一个人秘密分发文件，传递消息。但她毕竟有时感到孤独，丈夫又没在身边，她多么盼望能见到亲人呀。有一天，她的好友郑秀石提着小藤箱从她的家乡四川宜宾来了。异地相逢，两面人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儿。郑秀石知道她就要临产了，需要有人照料，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帮帮她。可是赵一曼却谢绝了。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决定让郑秀石走。郑秀石无可奈何，只在赵一曼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被赵一曼催促上船了。
这件事引起了房东老太婆的疑心。她以为郑秀石是赵一曼家里的人，来接她回家的，哪知只住了一夜又走了。老太婆越想越疑心，终于怀疑这个年轻单身的怀身妇人来历不明，于是老太婆催她快搬走。不管赵一曼怎么相求，她都不答应。时值春节来临，她已临近产期。房东老太太向赵一曼发出“逐客令”，另外一个原因是宜昌老风俗不能让外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若让外人在家里生孩子，就会“断自家的香火”。虽然赵一曼再三请求，希望老太太将她留下，但是，房东老太太铁石心肠，赵一曼只好痛苦地离去。
天已黄昏，寒风刺骨。赵一曼沿着小巷漫无目的地走着。她最担心的是忽然离开老太太的家，上级不知道，同志们不知道，将会给联络站的工作带来损失。当她原路返回的时候，老太太的家门已经关了，赵一曼只好在门前草堆里躺下。第二天从草堆里钻出来，蓬头垢面，脸都冻紫了。老太婆开门时吓了一跳，只见赵一曼眼皮浮肿，苍白的脸透出一块块铁青。老太婆有些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于是连忙让她进屋，还给她送上一碗热米汤喝。寒冬腊月，赵一曼胸有朝阳，她坚信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隔壁的一位码头工人知道了，十分同情她的危难处境，挽留了她。这位码头工人把本来很狭窄的板棚屋，再隔出小半间让她生孩子，并叫自己的妻子替她接生。就这样，赵一曼可爱的小宝贝儿，在宜昌的破板棚里降生了。母子二人就在码头工人的家里住了下来。
这位码头工人和他妻子虽然不知晓赵一曼的政治身份，但看得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他们每天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鸡蛋、面条、糖等做成可口的营养品，端给在月子里的赵一曼吃。她和孩子衣服太少，码头工人妻子便将自己和孩子的衣服拿来给她母子加上。码头工人还帮她的小儿子取了个名字叫 “宁儿”，意思是祈望这可怜的母子“安宁无事”。
宁儿出世不到三个月，由于有人告密，说这户人家窝藏可疑女人，这位码头工人被警方以窝藏可疑女人为由而关押。需要一笔钱才能将他赎出来。他的妻子感到失去了依靠，急得痛哭流涕。为了赎出这位搭救自己的恩人，赵一曼狠心卖掉了丈夫陈达邦送给她的结婚戒指。然而，就是因这只戒指而暴露了身份。那天夜里，房东告诉赵一曼，国民党的探子已经几次到屋前屋后查看，情况不好。在受到警察的一次盘查之后，赵一曼立刻背着宁儿在当天半夜，悄悄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宜昌。
由于走时匆匆，身无半文，又没有带吃的，宁儿又没奶吃，不停地哭叫，赵一曼只得求助同船的父老兄妹施舍，母子俩好不容易熬到上海。
不久，中共中央又派赵一曼与一位姓王的青年扮成假夫妻到江西南昌恢复省委组织。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刚刚恢复起来的省委由于叛徒出卖又遭破坏。在敌人的包围中，姓王的青年和赵一曼不得不各奔一方逃走。她背着宁儿在风雨泥泞中逃到赣江边，正好有运粮的木船开往九江，她摸出丈夫陈达邦给她的那块银壳怀表送给船老板，要求搭船去九江。船老板将她和孩子带到九江后，又派几个船工用小划子将赵一曼与宁儿送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奔赴东北地区抗日前线斗敌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奔赴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出发前，她与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商量，强忍着难以割舍的母子情，将宁儿送到武汉陈琮英的哥哥家里托养。离开宁儿时，赵一曼心情难过，不时对着宁儿脸蛋亲吻。此时，她也知道，战士上前线可能回来，也可能战死疆场。于是，她把与宁儿的一张合影照片寄给故乡四川宜宾的好友郑双璧大姐，请她以后转交给二姐李坤杰，赵一曼随着照片给郑大姐写了一封信：此次去抗日前线，万一再也不能回来见到亲友，请亲人们以后带上这张照片去宜昌寻访当年救济过她们母子的码头工人夫妻，也请亲人们用这张照片去联络丈夫陈达邦和宁儿。
赵一曼到东北后，组织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春，她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的需要，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兼铁道北区委书记，她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了一系列游击战争，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率领游击队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红枪白马”的英姿令日寇闻风丧胆。就是这位“红枪白马女政委”令日伪政府为之惊叹。伪满哈尔滨报纸曾经刊登一篇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把她说得神乎其神。1935年11月，在游击队与日伪军一次激烈战斗中，赵一曼因腿部受伤不幸被捕。
刑场当战场大义凛然痛斥日寇
日军连夜对赵一曼进行了严酷的审讯。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负责审讯她的日本军官大野，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一边以药物治疗，一边软硬兼施，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无论是对肉体的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赵一曼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的民族气概始终让日寇一无所获。面对凶恶的日军，赵一曼将生死置之度外，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如归的决心。她痛得几次昏死过去，醒后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赵一曼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抓获，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处死，此时，她想起了远方的儿子，她向押送她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
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得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的;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对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当日，赵一曼带着对中华民族的无限忠诚，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深情，英勇就义，时年31岁。
社会各界人民永远缅怀民族女英雄
赵一曼的宁儿后来取名为陈掖贤。1942年，掖贤的父亲陈达邦从国外回到武汉父子团圆后，从那时起他俩就开始寻找着自己的亲人，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没有找到下落。1951年《赵一曼》电影上映了，陈掖贤在人民大学校园里不知看了多少遍。他哪里会想到赵一曼就是他的母亲李坤泰！陈达邦也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李坤泰在多年从事革命斗争中使用的是“赵一曼”这个名字。
就在电影《赵一曼》在全国频频放映的时候，有一天，郑双璧大姐将这张极珍贵的照片送到赵一曼（李坤泰）的姐姐李坤杰手里。赵一曼的姐姐一看，顿时泪如泉涌：啊！这就是幺妹！瞧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多漂亮，眼睛那么大，那么美，那么有神！后来，李坤杰通过多方打听，又带着这张照片去访问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即赵一曼的小姑子），才证实这照片上的母子就是李坤泰和她在宜昌生的儿子宁儿—陈掖贤。李坤杰很快同当时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的陈达邦，以及他在人民大学读书的儿子陈掖贤联系上了，当赵一曼的丈夫和儿子从这张照片上看到母子俩的容颜，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1951年以后，陈掖贤和他父亲陈达邦从北京回宜宾探亲。船过宜昌时，父子俩站在船边仔细搜寻着赵一曼当年在滨江大道艰苦奔波、生下独生子的民房。然而，在此之前，组织上曾向宜昌做过赵一曼寓居宜昌的调查。但由于时局、人员变化太大无从查起。父子俩只好放弃下船查找赵一曼踪迹的打算。不过，这张珍藏在四川宜宾市档案馆里英雄赵一曼和她在宜昌生下宁儿的音容笑貌的珍贵照片，让宜昌人永记不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宜宾建立了赵一曼纪念馆；哈尔滨市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1962年4月9日，郭沫若为赵一曼题写了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
蜀中巾帼富英雄，
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
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
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手，
珠河亿载漾东风。
为了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的活动情报，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派员把赵一曼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这是一座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的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在那里，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对赵一曼进行了“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 “甚至剥光全身进行羞辱，”
特务科的日本宪兵为了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
据记载，刑讯前后进行过多次，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先采用包括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筷夹手指、脚趾、拔牙齿、压杠子、扭胸肉、搓肋骨、……等“轻刑”。轮番折磨赵一曼，让她长时间疼痛难忍、汗如雨下却不昏迷。以此来迫使赵一曼开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次审讯，她总是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共党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日本宪兵又多次采用更残酷的酷刑，严刑逼供。从查到的档案看，所记录的文字十分惨烈，每个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血和泪，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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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0-17 1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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