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 中國星命學中案例的運用

紫亭老人

［b]中國星命學的源流
　　　　　　　　　　　　　　　　　　　　　　　　　作者：張哲嘉

史學界有關術數史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其中較為成熟的是有關於天文、曆法、以及以星占預測國家休咎的部份，至於以術數推算個人祿命的學問最初如何起源、如何發展的早期情形，不免還有很多模糊混沌無法解明的地方。目前學者最清楚的部份，是西洋占星學在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ca. 100-178) 將亞里斯多德的科學權威帶入了決疑占星學，同時也為出生及受孕的星圖提供了理論基礎。其後輾轉傳入天竺，轉化成為具有印度色彩的占星學，接下來再藉由北天竺密教僧侶不空（705-774）從759到764年所翻譯的《宿曜經》正式介紹到漢語世界流布。其中一支再經不空的嫡傳徒孫、日本的弘法大師空海（774-835）東攜返鄉。學者認為後來在日本占星算人祿命的「宿曜道」即直接承襲這個系統；另外中國後來發展的需要天文知識的五星等占星術，也是來自這個淵源。[5] 至於目前風行一時的紫微斗術，雖然毫不須要天文知識作為推算的基礎，卻也很有可能是這個譜系的支流在更進一步中國化後的產物。[6]
        764年《宿曜經》的漢譯是中國祿命學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不意味之前就沒有星星可以決定人命數的想法，更不代表用術數的方法推算個人命運完全是個舶來的觀念。先秦早有命數前定並可用卜筮或相術來前知等流行的信念，曾引起墨子、荀子等哲學家的攻擊。若論以一套完整的解釋架構來推算、預測個人的祿命，至晚在東漢初年就已出現。[7] 而且在當時術家中似乎看來最為合理，所以富批判精神的王充在評論各家術數時，對祿命學卻只是從輕發落。[8] 其後三國時代的管輅、東晉初的郭璞、南朝的陶弘景都傳說對祿命的發展有所貢獻，不過詳細內容不得而知。到了隋代蕭吉撰《五行大義》則列有三十六禽法，明顯反映當時星命學的內容。[9]
        最早有關祿命之學較詳細的資料遲至唐貞觀年間才出現。據說當時術者橫行，唐太宗為之側目，乃命十八學士之一的呂才撰寫《祿命篇》等共三篇專論批駁其說。後世對於算命的主要的質疑或攻擊，始終大致不脫呂才批評的範圍。他說：
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10]
他進一步從古典出發，由當時最具公信力的經史文獻中，揀出帝王的生辰檢驗祿命學的說法是否成立。現代的祿命專家從他所引述一鱗半爪的法則，與今日所通行者可舉出八點相同，可看出當時論命方式與今時的關連。[11]


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偝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 是歲壬寅正月，命偝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偝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12]


要之可約略歸納為「同遭遇多人之命造豈可能相同？」「同命造為何際遇卻不同？」以及「法則為何多見不驗？」等三個古典問題，日後不斷有人一再重提。但是儘管動用了這麼雄辯的論述以及如此確鑿的反證，並以朝廷的名分討伐，呂才並沒有能讓祿命術者的聲勢稍減。史稱「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13] 可惜由於史文很明顯地在立場上倒向呂才這邊，完全沒有報導術者是否曾試圖以論理的方式答辯，更不知道他們如何「訶短」了呂才。這次熱鬧的事件也就像教會、諾貝爾得主等譴責占星術為異端的宣言一樣，最後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依舊這樣各自表述下去。
        無論如何，這個事件之所以能夠登上正史本文的檯面，所透露的訊息恐怕不是術者的氣燄在當時有如何高張，而是讓術者的氣燄能夠如此高張的背後，可能有相當的士大夫階層的顧客給他們撐腰。呂才這篇論文，無論從論述形式或論理風格來看，其對象都不像是要說服術者拋棄他們的技術，而更像是要勸說受過完整古典教育、理應相信經史的士大夫顧客要迷途知返。但即使是這一點他們也沒有成功。唐代正是子平、占星這兩大支的祿命之學的發展史正開始轉趨清晰、搬上台面的時候。之所以能夠如此，正是幾位傑出的士大夫為他們吹捧唱和，留下記錄之故。
就四柱這支而言，有一位稱為琭珞子的人物，相傳為「言祿命者所自出」，但不知何許人，據稱他以八字推演吉凶禍福，又似不如子平術的最早確實可考的先驅人物李虛中早。根據李虛中死後大文豪韓愈為他寫墓誌銘的，他是「最深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對其推崇備至。[14] 韓愈本人對於占星似乎比四柱興趣更濃，曾作＜三星行＞，大談自己的星盤命理，此文更被後世一再引述。[15] 從此可見，顯然占星之學在此以前就早已傳播開來，傳統說法比《宿曜經》更常被提到的來源在是唐貞元年間，一個名叫李弼乾的術士將《都利聿斯經》由西域康居國帶入中原，並在長安「推十一星行曆，知人貴賤」，從此聲名大噪，載入史冊。[16] 晚唐詩人杜牧自撰墓誌銘時也提到自己的命盤，並用來解釋自己的部份際遇。[17] 北宋蘇軾亦頗好此道，曾感慨自己命造與韓愈均磨羯入身命，「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18] 此下一直到明初，「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善道之」。[19] 換言之，算命這件事，決不如一般想像的只是底層階級下愚者用來餬口談天的不入流東西，早在唐宋就已經是上流社會的風尚之一。而這也就是《古今圖書集成》將其收入其中的社會背景。

紫亭老人

《古今圖書集成》中所收的星命典籍及其中案例
誠如前述，中國的星命學經過千百年的發展、累積、和轉變，不同時代的思想與資料逐次疊壓於文本之中。在《古今圖書集成》的星命匯考中所收的13部書裡面，其中最早者託言作於東晉，最晚則在明代中葉成書，惟實際的情況比題名複雜得多，其中一些版本經過後人的刪定或註解，有的更增益以後世的資料。要言之《集成》所收的版本可視為為明代以前各種重要的星命傳本發展推演至清初一個橫切面的遺跡。以下將順次考述這13部書的背景與內容，並將其中所收案例的情形略加說明，以作為後面進一步專論案例的準備。

一、《玉照神應真經》[20]：
這本書「舊題」是東晉郭璞原著，北宋徐子平註。《集成》的編者用「舊題」二字表示了對成書年代的懷疑，而當代的學者也不認為早於相傳作於唐代的＜珞琭子＞。此本只有歌訣和理論，沒有任何具體的案例。

二、《天元秀氣巫咸經》[21]：
卷首稱說此書的原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四柱先驅珞琭子，在人世間經過幾番隱顯沈浮，在宋元豐間終於正式被重編刪定成書。本書的結構乃將十干依序討論。此本也未收任何具體案例。

三、《張果星宗》[22]：
相傳為唐玄宗所禮遇的道士、後來名列八仙之一的張果所撰，但是在此所收者應屬明萬曆中葉陸位的輯本。陸位字斗南，浙江蘭谿人，在汪雲陽原本的基礎上將《果老星宗》重新輯刊行世。1593年南京戶部尚書韓擢為這個新版本所作的＜序＞中形容他：「陸生操司馬季主之術，挾果老之奇而遊於世，惡所適而不可哉。」[23] 儼然為明代中晚期東南一隅操果老術的活躍人物。完全由於書中陸位的評註和明代才有的官名時時穿插其間，但這並不代表此書純然是一部明代的托古偽作。[24] 藪內清根據杜牧的＜墓誌銘＞中有關星盤的記載，指出《星宗》的星盤與近代星家所用不同，卻和唐代已知部份的宮位排列法一致，認為此書頗有來歷，可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代的占星法內容。[25] 另外，有一位現代研究《星宗》的人士根據書中星圖所表現的「歲差」，推得這些圖當在唐德宗以後，北宋初之前測繪。[26] 筆者對古曆一竅不通，在此誌出留待古代天文學的專家斷定。
這本書不僅在《集成》裡面，甚至在整個術數史的書籍中都是一顆搶眼的明星，除了上述藪內清外，還有李約瑟 (Joseph Needham)、矢野道雄、何丙郁等幾位科學史宗匠都曾先後提到過此書。[27] 首先，這部作品收容了些年代較早的星學內容，也需要天文知識來推算。與今日風行的「紫微斗數」相比，《星宗》和西洋占星的血緣接近得多，因而不但足以體現天文學大傳統的一個側面，而且也是了解全世界的西洋占星學流傳演進軌跡的一個重要證據。這本書是屬於占星系統中較為完整的著作，全書結構頭尾完足，可以讓研究者窺得全貌。從基本理論、排盤方法、星格喜忌、以及各種人生的課題論述都不應有盡有，理論與實務兼備，和今日坊間教人如何算命的書籍已經相當接近。特別此書還提供實例，而正是這些實例特別引起了科學史家濃厚的興趣。他們從《星宗》末卷所收《鄭氏星案》的星盤中找到了東西占星學接軌的地方，矢野道雄並取以與印度等地的占星盤做了初步的比較。[28]
除了《鄭氏星案》之外《星宗》末卷還另收了《杜氏星案》，兩者都是較晚的作品。《鄭氏星案》作者為鄭希誠，元末明初人。根據《集成》後面和《溫州府志》的記載，他在18歲的時候因偶然機會入山遇見異人授以《果老五星》一書，從此以後用書中占星之法算人命運「輒驗」，以致求占者門庭若市。他算命的辦法是「問人生辰即書所生之七政四餘及干支化曜於盤上，倒懸之仰觀旬日，人之壽夭禍福窮通錙銖不爽。後卒書不傳，今有所撰寫占詞七十二張行世。」據說後來永樂年間有個有個名叫汪廷訓的人得到這批占詞，「效其法，亦取驗。」[29] 汪廷訓學習占星的方法倒是跟醫學史中學習「丹溪醫案」的掌故頗為類似。[30]
現在我們看到的《鄭氏星案》與上述所謂「占詞」的說法基本相符。目前《星宗》內共有40個命例，均以一張星盤為中心，標出重要的喜忌神殺，然後對本人一生重要歷程的批斷。根據現代潛心研究果老星術的人士指出，《鄭氏星案》的40個案例中有一部份可以完全還原成本來的年月日時，已知部份分布在到1312到1376年之間。[31]
《杜氏星案》也是為人批命的占詞，作者為杜全。根據《集成》中陸位等的敘述，乃是浙江括蒼人氏，早年遇到神人授以星術，遂著名於成化年間，「算多奇驗」。[32] 今所傳乃「好事者錄其批詞，僅二十餘章，彙句成集。」[33] 雖說有20餘，其實書中只餘17章。今取最短者以為示範：

命坐端門最上頭。神羊獨立在南周。計羅截斷身飛出。金水扶陽主入遊。性如火發沖牛斗。傑然特出異常流。纔交弱冠來年後。一躍龍門拜冕旒。[34]
占詞全為韻語，詞藻豔麗有餘，但是所承載的資訊不多，而且很多地方也是模模糊糊，似乎現代連專家也無法像是對《鄭氏星案》那樣，依據這些占詞來還原為本來的星盤並加以解說。從陸位的引言看來他好像也對《杜氏星案》的內容稍有微詞，但是還是肯定這批資料的價值。他說：

杞梓楩楠，材各不同，無非棟梁榱題之具也。況見鳳一毛，窺豹一斑，而全體可知矣。[35]
其中「鳳毛」、「豹斑」的比喻，倒是與醫案＜序言＞習見的套語十分類似。
蓋現代以前的「星案」一詞似出於明代。除此處二例外，筆者只知道另外《明史》＜藝文志＞中有《文武星案》6卷，亦屬於張果星學的系統。[36] 或許此一辭彙即明代書商所創造，亦未可知。重要的是，星案在此雖然只是以最為素樸的方式，以交接顧客時的占詞當下的痕跡，而與宮廷裡面的「脈案」相似，尚無如更多醫案般經過作者事後更多的鋪陳和詮解，但已經足以成為後學者模仿學習的有效教本。而這兩部星案的基本特性就是我們對於被占者的背景資料其實一無所知，也只能假定他們能夠流傳下來是因為他們的準確性已經先得到前人的肯定，或至少批詞的解釋深得星學妙諦足為後式。有關於一個算命法則如何能夠成立或解釋的問題，其實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取得一個眾人所熟知的歷史人物的資料作為佐證。關於這樣的潛在需求，《張果星宗》也提供了另一個範例。
        在本書的第3卷有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場景。傳說中的仙人張果看上年輕人李登淳厚質朴，可傳仙道。但是李不願學仙，只願意在星命之中，願聞一二。乃開始師弟之間的問答，頗具醫經中黃帝與雷公答問的古風。乃有＜先天口訣＞、＜後天口訣＞乃基本原理，苦口婆心用寅命示例，使學者可以類推。接著是＜至寶論＞，乃啟法則不準之疑。其中有五個具體的案例，由李問為何不符，張解答。後面的＜評人生稟賦分金論＞有果老、王勃、李登、楊國忠父子、張巡、姚崇、安祿山、李淳風、唐玄宗、李林甫等共18個命盤。最後以李【心登】的口吻跋曰：

前後問答數十條，俱論唐世朝臣及星芒見諸分野，應安史之亂。以其文語聱牙，用事詭異，故節之也。然談星之要實不外乎此。後學者融心於此，即有所得矣，不可忽略宜細詳之。[37]


乍讀文本讓人興奮，但是若稍微考證其年代，則又發現所舉名人的資料無不錯謬百出。而章末所標注的年代「嘉平二年」也與場景無法符合，全篇透露出一股詭異的氣息。[38] 在此必須要指出的是，《張果星宗》經過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不乏精通史籍的學者閱覽，然而他們都沒有指責這篇在年代上嚴重失實而將其剔除在外，莫非儘管人事出於假造，但是所提示的法則不能廢？如果如此，那真是高明的術家給呂才式的論證所開的一大玩笑。無論如何，以歷史人物作為祿命之學檢驗的基礎，是正反兩方同時運用的方式。儘管事實上好像都沒有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卻仍然樂此不疲。
除了此卷之外，以「韓昌黎生之辰月宿斗，東坡亦身在磨蠍宮，可見月宿於斗最出文人才子也。」這樣的形式另外零星加入了少數的案例資料。[39] 加上二星案所收57個批詞，全書共收案例60 個。

沈蓮舟

唔.... ....有意思...

紫亭老人

四、《耶律真經》[40]：
這本書在當代科學史界不算太有名，但是在傳統的星命學界則似乎受到相當高的重視，曾因其引述比率之高引起何丙郁的注意。[41] 除了有一個異本被收入萬民英《星學大成》的卷10外，[42] 還有另一個內容相近的版本更被收入《四庫全書》之中獨立成書。[43] 《四庫》＜提要＞所用本的序言，此書乃遼宗室耶律純於984年出使高麗時，向該國精通占星術的高僧國師乞學而得。但因歷查無得，斷為偽書。惟在中國會把從號稱外族小邦的書籍輸入還流行一時，確為罕例。筆者曾經比較各種星家、密教典籍以及宣化所出土遼代墓葬星圖的宮位名稱，發現這本相傳遼代星書是唯一與出土文物相合者。這是否代表占星學是否別有一支在高麗、契丹等地發展流行後再回流至中土，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知道。此書並未收任何案例。

五、《五星壁奧經》[44] ：
從名稱即可知此書屬於占星系統，從內引官名來看年代是宋代或以後的作品。此書雖名為經，但是體例與一般的經典並不相同，全書的內容只有四十個批命的斷例，書中稱為「清臺四十星格」。這裡所謂的「星格」與星命學習稱的「格局」似乎不盡相同。「格局」這個名詞至少可以早推至宋人蔡絛的《鐵圍山叢談》，據說當時「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由。」[45] 從敘述上看來頗同於現代所理解的「命相家指定格與合局」[46]，亦即重要的星躔或術數元素出現特定的組合方式，並非實指任何一個個別的命例或星盤。一個命例即使符合了格局的基本型，也須綜合考慮其他因素是否影響或「衝破」了格局的純度，才能許其「入格」。而在這本書中雖以較為抽象的「格」為稱，實際上則只是對某一特定例子的批命。其文法與南宋的《太醫局諸科程文格》相類，意指合格的範例。每一個例子先以二句七言為斷，下以小字註解此人身分，最後加上數句批語講述其人之宮位和星躔配置為何能使其達此身分。所舉的身分除一富壽、一富貴雙全、一貧窮、一出家、一拙人、一破祖、一惡死、二夭折、一下第、一廢疾、一犯重典、一刑囚、一夫人、一婢妾、一娼妓、一淫奔外，其餘都是官員，批語也注重在為何達此官位。其中六個有姓，在形式上顯示是實例。 似乎純粹以案例立格，其中六個搖標注了姓氏。全書40格，其中一個收有2例，總共有41個例子。

六、《壁奧經》[47]：
此書與《五星壁奧經》體例相同，由120個號稱「星格」的命例組成。跟前書比起來這裡的描述更為簡略，只用一句七言作斷，而且後面的批語也更短。七言下小字的註解沒有任何特指的人士，不過所包含的範圍卻較為廣泛。除了身分之外，也包含了主目疾、少疾、先凶後吉、遊蕩、乃至反覆無成等，另外也有一些有福、勞碌等模糊的字眼。但即使如此，在形式上本書似乎是針對某一星盤如何從星盤的多種變化中看到這一種性質的示例而已。若此看法為確，當計有120個例子。

七、《望斗經》[48]：
共分三篇，亦屬占星系統，成書年代不詳。大致體例為先下一句原則性的經文，後接註解說明字義、引用其他經文、或舉出適用此經文的星盤的幾種可能性。此書喜歡用歷史人物為說，包含了阿難、項羽、伯牛、子夏、莊子、西施、孟母、賈充女、李廣、仲尼、孫子和龐涓等等，但並無任何會被誤會成擁有他們的星盤作為案例之意，只是拿他們某一特定的際遇比喻某種情況，如子夏失子、莊子喪妻而已。雖然經文中暗示作者曾經看過許多星盤，所以大膽地說某種情況「斷為」或「多為」如何如何，並無實際的案例示現。

八、《琴堂步天警句》[49]：
和《望斗經》屬於同系，體例也頗為類似，只是經文部份較長，通常為三行；而後面基本上只是對於警句的註解，也缺乏原則性的星盤整理。同樣也沒有任何案例。

九、《琴堂五星會論》[50] ：
此書和前面的《壁奧經》、《五星壁奧經》類似，唯一內容為「論富貴六十九格」，雖不推演理論，但也不如前二書為針對特定命盤立說。此書稍微歸納地描述星盤可能出現的某種現象然後加以論斷，跟一般命書所稱的格局較為接近，可以容納多種共同屬性的命盤模式。故本書所列舉案例數目為0。

十、《琴堂指金歌》[51]：
書末的跋語云此書「作於唐而秘於宋」。和前面的《琴堂步天警句》一脈相承，是經文－註解的形式。未收任何案例。

十一、《磨鐫賦》[52]：
體例同前書。據《集成》小字註解，此書乃是從五星流派的諸家論述中一些判斷的公式，「摘之以便取用」，並無任何具體的案例。

十二、《蘭台妙選》[53]：
據《集成》註解此書的特色是專以納音地支取象，在系統中似屬獨具隻眼之作，但對本文的目的而言則像是另一部四柱版的《望斗經》。文中「石崇排金闥之筵」、「武帝送窮船」，均也同前只是比喻而已。無具體案例。

十三、《三命通會》[54]：
此書乃《集成》星命部著作的殿軍，跟張果、耶律的著作一樣受到乾隆館臣的青睬，另一版本也收入《四庫全書》。根據《四庫》本該書的＜提要＞所說，這本書是當時最重要的星命學著作，「自明以來二百餘年談星命者皆以此本為總彙，幾於家有其書。」[55] 可見其重要性。
此書在《集成》中未標明作者。《四庫》＜提要＞根據《明史》＜藝文志＞之資料推定乃明嘉靖庚戌（1550）進士、前述《星學大成》的編者萬民英的另一部作品。[56] 筆者考諸《集成》本書＜將星扶德＞條中有段自論稱：「余命庚寅日生十二月大寒後…生丑月…年壬午…時丙戌，柱有偏官所以典兵刑為清台，日主休廢，官故不大。」[57] 與本書匯考45的作者自記八字以及後面所附萬民英的生辰資料（陰曆嘉靖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時?陽曆1523年1月3日午後9-11時）均相吻合，可資佐證。[58] 蓋萬民英的一生雖然是進士出身，卻有大半輩子浮沈於大寧都司、茂山衛右所、福建興泉兵備等武職，最後於以省級單位的參議致仕，恰符合自論所言以及書後生辰對他冠以「參議」的稱呼。[59] 萬民英在撰寫的同時並曾專論其命造解釋為何得此名位，似乎對於命數前定以及命數可預測這兩點都抱有無可質疑的信心。
全書36卷，為《集成》卷帙最龐大的一部書，主要在討論子平學的理論，但也為講星學者所宗。書前面先從造化之始、五行干支起源等最基本的原理起論，並以極其系統的方式將四柱之學中各種術語的性質討論，可謂命學的百科全書。作者顯然掌握了極多的八字實例，在行文間旁徵博引，論中夾議夾敘，據筆者初步計算共提到了328次完整的命造。由於星學早就已經借用了很多傳統術數的內容，裡面有很多解釋也為後世講占星的人士所沿用。但所收的案有十分奇怪者。如他指出某一類的組合甚凶，「命必傷殘，不然畜生。如癸丑、乙卯、乙丑、癸未是豬命。」還有「平頭三刑空亡五行無氣便是畜生，如戊寅、庚寅、庚寅、戊寅是犬命。」[60] 真叫人看了真不知如何措手。須待方家指教。
就本文的興趣而言，《三命通會》最吸引人的部份在於從《藝術典》卷613到619，以日柱、時柱干支所有可能的組合120組為綱領，立下斷語，並每個斷下附註了作者所蒐集到八字的實例。這是一個極其可觀的八字資料庫。儘管這七卷很顯然加入了萬民英身後繼續擴編的八字，這毫不影響其價值，值得專文討論。據筆者初步計算，這七卷總共收有3604個案例，連同前面全書共有3932個案次。

在上述13部典籍之後，《集成》的「星命部」承襲一貫體例，以卷629的＜星命部總論＞、＜星命部名流列傳＞，以及卷630的＜星命部紀事＞和＜星命部雜錄＞作為壓卷。其中包括了呂才的＜祿命篇＞、宋濂的＜祿命辨＞等等。後面的名人傳記最早者數北齊的魏寧。然而這並無否定祿命之學在更早即已存在的意思，蓋所收最早的《玉照神應真經》作者郭璞，以及前述的管輅的傳記，都已收錄在《集成》稍前的「卜筮部」，故於此不再重複。傳記、紀事、雜錄中收有推命神驗的故事甚多，但因不涉及在文本中的位置，所以在此不予計算。
        總計《集成》的星命部匯考共有4257個案次；在13書中共有4部收有案例。分布情形並不平均。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以中國有數千年悠久的算命歷史來看，這樣的數字其實很少，尤其是跟西方的Lily等每個占星家動輒有一、二千的案例相比更顯得微不足道。不過在此必須要提出來的是，東西方所留/下的算命案例在性質上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之所以能夠這麼多，很大的原因是西方占星術具有為小事卜筮的功能，所以容易累積很大的數量。占星學傳到中國之後，雖然仍然保有這種特色，但是幾乎不出現在理論之內，也罕見記錄這種能力操作的實況。[61]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所留下記錄者有極大部分是出自官宦，女命已極少，另點綴以些許貧、病、夭、奇死等特別的案例。這和西方古代也好、現代也好一般了解的情況均不相符。較合理的解釋是中國的術者有很強的動機需要解釋或解答仕途順逆的問題，現在所知的案例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被篩選出來的結果。[62]
        這些少數有幸被特別選出來放在書中的，當然是我們藉以了解祿命之學實際操作極重要的史料，其所能展現的面向與訊息，可以隨研究者所問的問題有多樣的分析方法和解讀結果。就本文的立場，首先所要看的是就是這些案例在整個立論中的位置，跟沒有展示案例之前相比，對於星命學的知識體現又有哪些差別？
        就位置而言，前述集成的例子中，《鄭氏星案》、《杜氏星案》、《壁斗經》、《五星壁斗經》是完全獨立於其他部份的。這些都是以實用的批詞形式出現，不涉及理論的推展。所用到的術語，是用來推論預言的基礎。這些對於這門學問的功能，似乎不是要來生產新的知識，而是要讓既有的知識變得更具體和更清楚。在功能上，二經在形式上是以真實的命盤來給命格示例；而二案則是可以讓學者見識到抽象法則付諸實際應用的方法。惟在這樣初步觀察的描述，儘管能夠大致知道案例在星命學文本似乎居於邊緣而獨立的地位，對於案例對於整個學問的意義，卻不容易澄清。要在這個問題有所進展，恐怕需要在有意義的問題的催化下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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