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與毛澤東人口問題的一場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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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作者： 賀吉元

      

    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三個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認真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后，動情地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几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

    馬寅初的時代雖然離我們已經很遠了，但他的名字，連同他的不朽名著《新人口論》，卻永遠留在共和國的史冊中。當年那場激烈的有關人口問題的爭論，同樣也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一

    建國后，馬寅初以對共產黨無限信賴和滿腔熱情迎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到來，同樣，也以警醒的態度審視著和平發展時期的人口問題。他將人口問題列入自己科研計划的重點項目，矢志不渝地展開攻關，并身體力行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使國家對人口問題心中有數，更好地解決生產、生活兩大難題，他積極建議中央人民政府開展人口普查。黨和政府采納了他的提議，在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實施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同年１１月１日得出了普查結果：截止１９５３年６月１日午夜，我國人口為６億。僅僅４年時間，全國就增加了１億多人口。這個數字讓把國家前途和命運系于己身的馬寅初感到震驚和不安。

不久，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在古稀之年，率領一批助手和學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陝西，赴山東，去上海，馬不停蹄地進行人口調查。與此同時，中央也十分關注全國的人口問題。劉少奇召集有關人士開會，作了《提倡節育》的重要講話。馬寅初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疾呼：人口問題，千萬千萬大意不得！現在不努力，將來后悔莫及。然而，毛澤東的觀點與馬寅初完全相悖，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說，中國人口就是增加十億又何妨？最高領袖是這樣，全國各級政府也就等閑視之了。更有甚者，個別地方還對生育多的婦女給予獎勵。

    即便如此，認准了理的馬寅初，有點“犯上”。１９５４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農村調查，走訪了１０個縣的２０余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圍繞人口問題進行全方位的比較分析，寫出了調查報告。一連喊出三個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長速度快得不得了！這樣發展下去簡直不得了！”表現出憂國憂民的焦慮心情。為了証明這個事實，喚起更多人的重視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亞子、馬敘倫、李達等商談，言詞懇切地說：“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們會犯極大的錯誤，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極大的困難，新中國將會背上一個極其沉重不易擺脫的包袱。”后來，他又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長篇論文，提交給１９５５年７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由于受到毛澤東對人口問題思想和態度的影響，更由于一些人的別有用心，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圍攻和批判，他們几乎黔驢技窮，搬出了蒼白無力、滑稽可笑的論調：“人不但有一張嘴，還有一雙手，可以創造世界。沒有人還搞什么革命？還搞什么共產主義？”并武斷地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人口問題。”馬寅初對此不屑一顧，覺得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是正確的，毫不妥協地說：“我既然發現和認識了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堅持到底。否則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沒有盡到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應盡的責任。”因為馬老先生不會也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立場，人口問題的更大論爭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來更趨白熱化了。

        二

    時間過去了兩年，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當著毛澤東的面，與人為善地再一次提出了人口問題。他直言不諱地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１９５３年普查已經超過了６億，如果按淨增率千分之二十計算，１５年后將達到８億，５０年后將達到１５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并大聲呼喚，“不控制人口，不實行計划生育，后果不堪設想。”劉少奇、周恩來等當即表示贊同。毛澤東則輕蔑地一笑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划的生產，可以進行研究和試驗嘛。言人之未言，試人之未試嘛！”


    馬寅初聽了領袖發話，自然非常高興，加之當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氣候，因而加快了人口問題研究和寫作的步伐。几個月的工夫，《新人口論》一書面世，再一次作為提案，提交給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載了《新人口論》，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此舉，令對人口問題研究鍥而不舍的馬老先生倍受鼓舞。

    可是，馬寅初想錯了，高興早了。事態的發展對善良的馬寅初來說，是料想不到的。這時的毛澤東一口咬定馬寅初的人口論，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將他連同他的《新人口論》打入了冷宮。就連過去几年贊成馬寅初的觀點、對人口問題表現出關注的其他領導同志也起而批駁。

    馬寅初第一感官告訴他，既然中央領導同志的口徑一致了，自己的滅頂之災也就來了。但一身傲骨、堅毅執著年近八旬的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卻。當然，厄運也就隨之而來。一個批判“馬寅初反動思想”的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據現在檔案資料統計，僅１９５８年下半年，《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等全國重要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就達２００多篇。馬寅初感到個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國家的前途命運事大。要求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位領導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這一懇請未被批准，沒有一個與他面談。只有毛澤東派人放出話來：“馬寅初先生不服輸，不投降，可以繼續寫文章，向我們作戰嘛！他是個很好的反面教員嘛！”馬寅初生性不唯上、不懼壓，老朽之年接下了毛澤東下的戰書，他公開表露，“為了國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澆，不怕油鍋炸，不怕撤職坐牢，更不怕死……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都要堅持我的人口理論。”
        三

    馬寅初不懼孤立，風骨錚錚，有著單槍匹馬，直到戰死為止的豪邁氣概。

    １９５９年夏天，馬寅初隨人大視察團赴外地視察回到北京。周恩來代表毛澤東、黨中央找他談話。因為馬老不服輸，認准了理，談話自然是談不攏。最后，周總理近乎用一種哀求的口吻說：“馬老啊，你比我年長１６歲，你的道德學問，我是一向尊為師長的。１９３８年你我在重慶相識，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２０年了啊。人生能有几個２０年呢。這次，你就應我一個請求，寫一份深刻的檢討，檢討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過了社會主義這一關，如何？”馬寅初對周總理是了解的，不到萬不得已，周總理是不會說這番話的。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選擇了真理。他對周總理說：“吾愛吾友，吾更愛真理。為了國家和真理，應該檢討的不是我馬寅初！”后來，馬寅初寫了《重述我的請求》一文，嚴正聲明：“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朮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所投降！”后來毛澤東也看了《重述我的請求》，向秘書口授道：“馬寅初向我們下戰表，堪稱孤膽英雄，獨樹一幟，也可以說是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馬爾薩斯姓馬，他也姓馬，有人要捍衛他的外國祖先到底，有什么辦法？看來，馬寅初不愿自己下馬，我們只好采取組織措施，請他下馬了。理論批判從嚴，生活給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軟。”這以后對他的批判就升級為政治斗爭和人身攻擊了。一夜之間，上萬張大字報貼滿了北大校園，甚至連他家的院子里、書房里及臥室里，都貼滿了大字報。“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在北大校園內此起彼伏。１９６０年１月３日，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還規定馬寅初不得發表文章，不得公開發表講話，不得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不得會見外國人士和海外親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軟禁。至此，近８年的人口論爭划上了句號。

        四

    馬寅初這種憂國憂民的心境，堅持真理的勇氣和經濟學家的敏銳，來源于他淵博的經濟學知識。馬寅初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浙江紹興，１９０３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礦冶專業學習。１９０７年畢業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官費留學，攻讀經濟學。１９１０年獲得碩士學位后，又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業完成后，于１９１６年回到祖國，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經濟系教授。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７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１９２７年夏，擔任浙江省政府特別經濟顧問。不久轉往南京，任立法院財經委員會委員長直至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南京失守后，馬寅初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馬寅初以經濟學家的身分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１９５３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粉碎“四人幫”后，馬寅初被任命為北大名譽校長。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日與世長辭，享年１００周歲。

    《中國檔案報》199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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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口論

──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我國農村過去長期存在著地主和農民的階級矛盾，這個矛盾經過了解放戰爭勝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已經解決了。土改之后，農村中發生了新矛盾，這就是個體農民走向資本主義還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矛盾。經過了几年來的斗爭和艱苦工作，一九五六年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中國農民肯定地走了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兩條道路的矛盾。那么現在還有沒有矛盾呢？矛盾是有的，除了毛主席所說的人民內部矛盾這一主要矛盾外，我認為人口多，資金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矛盾。過去的矛盾是階級矛盾，現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產矛盾。

    一、我國人口增殖太快

    一九五三年的普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普查，普查結果表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國人口一共有六億零一百九十三萬八千零三十五人，這是一個靜態的紀錄，如果五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統計數字，這樣就成為動態的人口紀錄。可惜的是這些數字現在沒有，今后必須建立生命統計，登記各個區域人口出生、死亡、結婚、離婚、遷入、遷出的人數，這樣才有正確的人口統計。現在一般估計中國人口大概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三百萬，增殖率千分之二十，如果這樣估計下去，三十年后同實際的人口數字一比，就會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增殖率千分之二十是怎樣得來的呢？一九五三年政府在二十九個大中城市、寧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選十個縣進行普查，另有三十五個縣只查一區、兩鎮、五十八個鄉、九個村、共有人口三千零一十八萬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一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為千分之二十，并且說城市的增殖率高于鄉村﹔上海一地的增殖率是千分之三十九，城鄉平均起來每年增加千分之二十。我很懷疑四年來增殖率是否仍舊是千分之二十呢？普查的數字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拿千分之二十來解釋以后四年的情況（自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恐怕有出入。由于以下七方面的考慮，我認為增殖率或超過千分之二十：（一）結婚人數增加，在解放以前青年人畢業即失業﹔現在畢業以后，國家分配工作，經濟情況改善就具備了組成家庭的條件。社會上大家都有職業，對于父兄、親友的接濟少了，負擔減輕，也促使結婚人數增加，并且政府照顧已婚夫婦，原則上分配在一個城市內工作，生育的機會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對于孕婦產婦和嬰兒的福利照顧，產婦產前產后有五十六天的休假，這在解放前是沒有的。隨著衛生事業的發展，鄉村中產婆接生已為正規接生所代替，嬰兒死亡率下降，托兒機構普遍建立，可替多子女的家庭，進行一部分教養兒童工作，子女入學可以享受公費待遇。（三）老年人死亡率減少了，以往是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是人生七十多來兮。對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顧，退休有養老金，真是鰥寡孤獨皆有所養。（四）以往几乎年年有內戰，人民遭受兵燹，水旱災害，流離失所，大量死亡。現在國內秩序空前安定，內戰消滅，盜匪絕跡，凶殺案件減少，人民死于非命的減少。（五）隨著社會制度的改變。尼姑與和尚大半還俗結婚，將來和尚和尼姑的人數也不會多。在資本主義國家不能解決的娼妓問題，我們也徹底解決，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農業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舊思想的殘余，希望多福多壽，什么五世其昌，兒孫滿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種種格言，到處傳播。只要經濟上許可，就忙著替兒子娶媳婦，成家立業。（七）政府對于一胎多嬰的家庭，除了獎勵以外，還有經濟上的補助。諸如此類，都是增加出生率，減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我認為近四年來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

    二、我國資金積累得不夠快

    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周恩來總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划的建議”的報告中說：“國家建設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我們可能積累多少資金和如何分配資金。我們的資金積累較多，分配得當，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就會較快，國民經濟各部門就能夠按比例地發展……國民收入是全國勞動人民在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物質財富。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面，全部國民收入都歸勞動人民自己所有。勞動人民把國民收入的一部分用來維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會擴大再生產，也就是說用作積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國民收入的時候，必須使消費部分和積累部分保持適當的比例。消費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會妨礙人民生活的改善﹔積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會降低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速度。這兩種情況都是對人民不利的。”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擴大生產和再生產﹔要擴大生產和再生產，一定要增加積累﹔要增加積累，一定要增加國民收入。我國的國民收入在一九五六年將近九百億元，其中消費部分約為百分之七十九，積累部分約為百分之二十一。因人口大，所以消費大，積累小，而這點積累又要分攤在這許多生產部門之中，覺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

    三、我在兩年前就主張控制人口

    我到浙江視察三次，舊時代的浙江，分成十一個府，我到了十個府。令人注目的是這些地方兒童特別多，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到一個村必定向社里的負責干部和老農了解近年來村里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生死相抵以后，淨增加有多少。各地人口增殖的情況雖不一樣，我的印象是頂少的也增殖了千分之二十二以上﹔到上海視察時，感覺到增殖率更高。一九五五年視察返京以后，就視察所得准備好關于人口問題的發言稿，內容是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打算在一九五五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組進行討論，小組會上除少數人外，其余的代表們好多不表示意見，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認為我所說的是馬爾薩斯的一套，也有的認為說話雖與馬爾薩斯不同，但思想體系是馬爾薩斯的。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我認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動地把這篇發言稿收回靜待時機成熟再在大會上提出來。今年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中明確地提到人口問題，我認為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非常及時，也非常必要，我就把舊發言稿在擴大最高國務會議上簡略地講了一遍。現在就把這篇稿子加以補充，提出來請各位代表指教。

    四、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錯誤及其破產

    大家都知道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學說是反動的，馬爾薩斯說人口按几何級數增加，即由一增加到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而食物是按算朮級數增加如一、二、三、四、五、六、七……過了几代，人口增加太多，糧食不夠吃了，因此產生疾病、瘟疫，甚至戰爭，人民大批死亡，人口銳減，至此人口數量才能與糧食供應相平衡。這樣世界經常處于惡性循環中，人類的前途非常黯淡。馬爾薩斯“人口論”于一七九八年出版，當時正值工業革命以后，社會經濟發生根本性的變動，工人們大量失業，普遍貧窮，時有暴動，人民對于資產階級政府感到很大的不滿。馬爾薩斯寫人口論的本意，就在于從理論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政府，掩蓋英國政府的錯誤措施。他的人口理論無異乎告訴工人們說，工人們的普遍貧困，不是政府之過，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而糧食增加太慢引起的。這種論調是他“人口論”的出發點，也就在這一點上他根本錯誤了。當時法國拿破侖在歐洲挑起了大戰，人民死得很多，糧食不足的情況好轉了一些，因而大家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很正確。但是拿破侖戰爭以后，他的學說應用到德國的情況上，就不符合實際了。由于當時德國科學研究的發展，糧食也按几何級數增加，比人口增長的速度還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朮級數增加的理論基礎就此破產。馬爾薩斯沒有想到以后的科學研究能夠飛躍地發展，使得糧食也按几何級數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應該了解，土地和勞動力這些自然條件，雖是農業生產最根本的條件，但它們在發展生產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學的發展則是無止境的。科學愈發達，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識增加，一方面促使勞動生產率增長，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減低，例如社會上層分子和腦力勞動者，娛樂的方式較多，如打球、划船、騎馬、打獵等多方面的活動，減低了他們的性欲。在法國上層分子的生殖率停滯不變，他們把生兒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約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島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著增加，主要是因為該處的居民并不是喜歡多子多孫的，這又有力地反駁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級數增加的理論也就此破了產。

    五、我的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是不同的

    馬爾薩斯從掩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措施出發，我則從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民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出發。讓我用中國的實際情形來說明這個不同之點。

    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機械化倉庫最近正式投入生產。這座倉庫高達三十五公尺，有二十四個圓倉和十二個星形糧倉，能夠儲放七萬噸糧食。糧食的一端，有一個六十公尺高的工作塔，糧食用火車運來后，卸車、運送、濾塵、篩選、計量、測溫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機械操作，自動電鏟只用几分鐘的時間就能把一車廂糧食卸完。糧倉里設有電阻溫度計，化驗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過自動測溫儀表箱准確地測量每個糧倉里的溫度。發現倉里溫度高，把電鈕打開，在六天內就能把七萬噸糧食全部進行一次通風。如果用人工翻晒這些糧食，需要三百個勞動力連續晒一年半才能晒完。這座機械化倉庫是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業儲藏原料建設的，對保証產品質量有很大作用（根據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大公報）。關于糧倉問題我曾與糧食部的負責人談過，知道糧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約有一千億斤左右（包括農業稅和征購之數），此外尚須加上二百億斤從上年留下來的，約共一千二百億斤。一億斤等于五萬噸，共等于六千萬噸。若這個數量的糧食，皆用機械化倉庫來儲藏，共需建筑八百五十七座，每座建設費約在三百萬元左右，共需二十五億五千萬元。但實際上每座糧倉的利用率不過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為年歲有丰歉之別，丰收時，收集的糧食可以堆滿倉庫，但歉收時，或只能利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此我們要建設可以容納一億噸糧食的倉庫一千四百二十八座，共需投資四十二億八千萬元，試問資金在哪里？有了資金，鋼鐵、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倉庫需用三百個勞動力（舊式倉庫的一個保管員只管五十萬斤），共需用四十二萬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時間才能晒完。而現在每座只需十五個技工在六天內就能把七萬噸糧食進行一次通風。就是只要原來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務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為這十五個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們的平均工資是八十元，因為工資高，所以購買力大，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會主義的目的可以達到。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來提高呢？在目前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壓力之下，要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們已覺得很吃力，若每年還要生出一千三百萬人來，這個問題就日益嚴重，不知要嚴重到什么程度。

    我深信社會主義事業愈發展，機械化、自動化必然隨之擴大，從前一千個人做的事，機械化、自動化以后，五十個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處都是二十分之一），請問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辦？因此，我就考慮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機械化和自動化。我們現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業，要多搞中、小型工業，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小型工業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國搞社會主義，就應當多搞大工業，列寧也說過，沒有大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列寧文集第七冊第一百五十一頁）。然而，我們過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們高速度工業化的后腿，使我們不能大踏步前進。有人稱我為馬爾薩斯主義者，我則稱他們為教條主義者、反列寧主義者。

    今年增加的一千三百萬人，能在工業中安插的不過一百萬人（據李富春副總理的第二個五年計划說明），其余一千二百萬人要在鄉村中工作，但今日的農民，每人每年為國家所創造的財富，至多不過八十多元，而工廠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朮裝備，每年可以為國家創造四千多元的財富。二個生產率的對比如一與五十之比（詳見說明──附表一），二者的生產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業生產能利用新式技朮裝備（有些是最新式的）而農業生產只能利用畜力為主要動力，加以近來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來耕地的現象，更影響到農業生產。且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有二個條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須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沒有水利設備，遇到旱災或者水災，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產。北方農民缺乏積肥習慣，與水利條件太差是有關系的。我國技朮工程落后，對于水旱災害尚無控制把握，同時因工業落后，國家尚不能供應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業和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差懸殊的主要原因。我說這些話，工人方面或可能發生一種錯覺誤認為他們為國家創造的財富多，他們的功勞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資，殊不知很多工業部門的生產資料是由農業部門創造的，它們的貨幣積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門造成的，不過制造的最后階段落在他們的部門之內，因而最后的結果在他們的部門內體現出來而已。

    若進一步把以上所述的一百萬工人和在鄉村中安插的一千二百萬農民合并計算，則每人的平均勞動生產率一定低得可憐，問題是如何提高這一千二百萬農民的勞動生產率。若要提高，非把農業電氣化、機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學肥料不可。但資金在哪里？積累在哪里？有了積累，物資如鋼材、水泥等在哪里？洪水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可以作証。于是我想到要解除農民被洪水淹沒的損失和淹死的危險，最好能在三峽興建一個能夠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庫，從此一勞永逸可以使農民高枕無憂，明知投資數目不小，工程浩大，長江上游淹沒損失也可觀，但從國家和農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還是合算的，據電力工業部水電總局總工程師陸欽侃先生的估計，三峽工程造價達一百余億元﹔為配合這樣大的電能，還要建設相應的工廠企業來充分利用。它們的造價（投資）要達五六百億到一千億元。哪里來這許多錢？有了錢，哪里來這許多鋼材和水泥？況工程浩大，二十年內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農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處。不但水利建設、電力建設會把農村全面改觀，即機械、肥料、運輸、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將大量出現于農村，為農業服務，農村將成為重工業的重要市場，不過今日尚須耐心等待一個時期。

    我在上面說過我們的缺點是消費多、積累少，一九五六年我們的國民收入將近九百億元。其中消費占百分之七十九，積累只占百分之二十一，即等于一百八十多億元，這筆資金要分攤在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包括林業、畜牧業、漁業）、運輸業、建筑業、商業（包括對外貿易業）這許多單位之中，每個單位分到的，為數極微，當然不能大踏步的前進。資金積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我們不屑向美國借款，我們亦不能用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的方法來榨取資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賠款作為工業化的本錢，我們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積累，但自身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與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費減少一些，把積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國實際情況，這是帶有危險性的。

    我們的國民收入只有這一點，分為積累和消費兩部分。積累多了，消費就少了，對于人民的生活，難免照顧得不夠。反之，消費多了，積累就少了。就必然推遲工業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間必須求得一個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實際情況。在蘇聯消費占百分之七十五，而積累占百分之二十五，即占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國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較低，人口較多，消費比重當然要高一些，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九與百分之二十一之比。我們不能如蘇聯一樣把積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把消費壓低到百分之七十五，那就等于說我們只顧工業化，不顧人民了，不免會出亂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只顧工業化，不顧人民需要，使人民對于工業化的熱望一變而為對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亂子。我們現在把每年增殖出來的一千二百萬多余人口放在農村，雖然出于不得已，但難免發生副作用。今日的農民對于自己生產出來的糧食，總想多留一些，對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漸要向城市居民看齊。他們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緊張超過糧食，他們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夠（當然棉花不夠也是一個原因），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因此把每年增殖出來的一千二百萬人口安插在農村，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在短期內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齊，長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對于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雖不致蹈波、匈的復轍，然亦不免給政府帶來很多的困難。因此，我主張要提高農民勞動生產率，一面要積累資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話，徒勞無功。

    我說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勝利之后，三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了七億畝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租糧六百億斤及各種超出任務的剝削，土改后，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年中，國家對水利的基本建設撥款共達三十億七千多萬元，發放救災救濟經費十三億一千余萬元，用于推廣優良品種、新式農具、提高農業生產技朮及防治病虫害的經費十二億八千余萬元。以上三項共五十六億六千余萬元。此外農民在七年中得到國家八十億元的低利貸款，從此不再受高利貸的剝削。此外今天即最貧窮的農民亦不致賣男賣女，挨餓受凍，流落街頭，沿街乞討。他們在農業社的照顧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農村中還實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政府對人口問題若不再設法控制，這些恩德不免一變而為失望與不滿。

    六、不但要積累資金而且要加速積累資金

    社會主義國家實現的五年計划的次數愈多，生產率也就愈大，而所需的技朮裝備也就愈精。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划最后一年，一個工人配備的資金，是固定基金一萬盧布，流動基金三千盧布，共計一萬三千個盧布。至第三個五年計划最后一年，每個工人配備的資金六倍于第一個五年計划最后一年所配備的資金，第五個五年計划最后一年配備的資金即達十二倍。所以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發言：蘇聯生產能力的繼續增長，是由于每年技朮裝備的倍數增加。中國以后的情況也應該這樣，因此要提高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就要大力地積累資金，加強每個工人的技朮裝備，同時還要控制人口，因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資金很難迅速地積累。積累資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后工人的收入也當然提高，如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不能與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例地提高，二者收入的差別愈來愈大，就影響著工農聯盟，因此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后的問題益形辣手，愈難解決。

    以上已說過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划最后一年，一個工人配備的資金是固定基金一萬盧布，流動資金三千盧布。我國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國營、地方國營及公私合營工業每個工人裝備的生產用的固定資產為一九五三年的五千二百七十三元，一九五四年的六千零七十二元，一九五五年的六千八百三十五元，一個盧布約等于人民幣五角，中蘇兩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划中給工人的技朮裝備大致相等。（附表二）

    七、從工業原料方面著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們要積累資金，最好發展輕工業，因為輕工業的特點是投資少，建設易、獲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積累資金，用來更多更快地發展重工業。現在新建一個十萬紗錠，三千五百台布機的棉紡織廠，共需投資三千五百萬元。在正式投入生產以后，只要一年時間，就可收回全部投資（包括工業、商業利潤和稅收）。印染、毛紡織廠等收回的時間還要快一些。因此輕工業的擴大，不僅不會影響重工業的建設，而且有利于重工業的發展。

    但擴大輕工業的建設，必須在資金和原料足夠的條件下進行，因此我們要談一談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輕工業的原料絕大部分來自農業，我們要建設棉紡織業，一定要向農業取得棉花﹔要發展絲紡織業，一定要向農業取得蠶繭，要發展制油廠，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發展制糖廠，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發展毛織業，一定要取得羊毛。今日油、糖、布的供應，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它們的緊張情況，超過糧食。要增加這些物品的供應，一定要擴大棉花、蠶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經濟作物的面積，這不得不縮小了生產糧食的面積，而糧食產量就受到了影響。所以各種經濟作物與糧食互爭土地，二者之間一定要求得一個適當的平衡。若人口無限增殖，這一適當平衡將更被破壞，因人口增殖，糧食必須增產，經濟作物的面積就要縮小，直接影響到輕工業，間接影響到重工業。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積累的減少，也就是工業化的推遲，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現在食糖異常缺少，緊張情況，不亞于食油。若擴大種植甜菜的面積，不啻與糧食爭地。吉林省境內的新中國制糖廠和范家屯糖廠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區的榆樹、懷德、九台、德惠等縣供應。但是這些縣份又是吉林省出產糧食和大豆最多的縣份。如果在這里大量發展甜菜生產，就會削減糧食和大豆的播種面積。同時，因為土地少，不能進行合理輪作，反而會影響甜菜產量和質量的提高。如一九五三年甜菜每公頃產量為二萬四千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百分之十四點三﹔到一九五五年每公頃甜菜產量就降低到一萬八千斤，含糖率平均只達到百分之十一點四。象這樣發展下去，制糖工業只有退縮，不能前進。

    從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重工業與輕工業間的關系，還不如重工業與農業間的關系之為密切。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如農業不能很快地發展，難望重工業可以大踏闊步地前進。今年緊張情況的解除，其希望懸于秋季之大丰收。

    我國各項建設，首先是重工業建設，所必需的成套設備和各種重要物資，好多是從國外輸入的，但要進口多少重工業物資，得先看出口多少農業和輕工業物資，而輕工業物資也要用農業物資作原料。由于我國化學工業特別是有機化學工業還不發達，輕工業的原料，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依靠農業，故農業的擴大或縮小，丰收或歉收，對重工業或工業化有決定性的影響。若人口的增殖聽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業化的進程，未有不受其影響者。

    八、為促進科學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二十世紀根本的社會變化和卓越的科學技朮成就，不是時間上的巧合，它們之間有著內部的必然的聯系，因為物質生產的發展是它們的共同基礎。航空、無線電技朮和遙控技朮的出現，尤其是原子能的發現，沒有現代的強大工業是不可能的。不必說別的，就如不鏽鋼我們自己不能制造，蘇聯也不多，向其他國家去買也是很困難。我們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廠，還不能解決它的不鏽鋼問題。建設一個化肥廠，從設計、建筑、安裝到開工，大體也要五、六年，一般講來，應該建筑在工業化有了基礎的國家，甚至于有高度工業化基礎的國家，才能大量發展肥料工廠，因為技朮比較高用的材料也比較高。這個增長了的生產力，乃是深刻的科學發展的物質基礎，俟科學發展之后又回過頭來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理論與實際結合得好，會使我們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從實踐提高到理論，再用理論來進一步指導實踐。這樣一個循環的過程，是科學工作者的准繩，也是追求科學真理的唯一途徑。中國科學院工作報告草案向全國人民指出了它的較有基礎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狀況。例如得獎的論著主要屬于我國目前基礎較好的學科﹔一些新興的學科，特別是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所急需的几種學科，得獎的論著很少。這正是過去歷史情況的真實反映，可以喚起科學界的注意。“正確地更多地轉移力量于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時如果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繼續向前推進，自然而然會促進本門內的科學研究，有重點地建立新機構并充實研究力量。以技朮科學的研究工作而論，所謂技朮科學的研究工作，就是對實際問題求取理論上的解答，并將這些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去考驗。現在有許多地方國營農場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關農業生產技朮上的問題，要求農業科學研究機關予以解答，我們必須滿足他們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農業生產中不斷出現的新的科學技朮問題時，找到了新資料。這些新資料是新理論最丰富的源泉。脫離實際來談技朮科學研究，是不能想象的。我們要使中國的科學趕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達到。我們不能把科學研究分成理論和應用兩部分，因為所謂理論就是為實際問題求取理論上的解答的理論，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過去蘇聯科學院曾經作過這樣的划分，現在知其不恰當，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學研究，一定要在生產要求的壓力下，才能加速推進。如我們的生產部門不能在十二年內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而獨要督促研究部門單刀匹馬、長驅直入，無異緣木求魚。周總理在一九五七年“政府工作報告”關于向科學進軍一節中亦說：“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特點，是科學和生產的密切結合。生產對于科學是基本的推動力量。在國民黨時代，由于工農業生產的衰落，科學家們雖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無法在生產上發揮作用。解放后八年來，生產部門向科學研究部門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們的科學家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貢獻”。由此觀之，我們必須首先推進產業部門的技朮裝備，從速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學研究的物質基礎，但欲達到這個目的，惟有加速積累資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讓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學研究前進的后腿。

    此后我國的科學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學院，一百六七十所高等學校和許許多多產業部門，它們不僅集中了大批科學研究人材，并且它們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國各個地區，這對于促進科學事業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每門科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某門科學愈向前進，就愈需要其他有關科學的配合，這更需要所有有關生產部門都能按平衡原則向前推進。這有待于更多資金的積累和人口的嚴格控制。

    九、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關于人口與糧食的關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這里多談，擬另作一文專論之。在這里，我只說我國地少人多，全國六億四千萬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畝地。雖有人說我國有十五億畝荒地，但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沒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數民族世世代代借以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開墾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開墾，迄無確實統計，加以工業落后，財力有限，一時尚不能大規模進行墾荒。雖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間，每年開墾了一千四百多萬畝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一九五三年的二畝八分降至一九五五年二畝七分。況自然災害影響著農業生產，使農民的收入極不穩定。如江蘇省在一九五五年每戶農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蘇省全部情況），假定一戶四口，每口不過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該省一九五六年遇到災害，全省農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農民收入之不穩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必需多興辦象三門峽這樣的大水利工程，這有待于科學技朮的發展與推行，尤有待于資金的多多積累。故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們准備在几年內，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几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通通變為余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這些話是從他心中說出來的，這是全國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來，這個崇高的愿望，不難成為事實。

    十、几點建議

    （一）一九五三年舉辦的第一次全國人口調查，使我們對于全國人口按性別划分，按年齡組別划分，按民族構成划分，和按城鎮與鄉村划分，都能夠明白它們的對比和真相，這是很好的，但要實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幫助科學家進行研究工作，還必須認真舉辦關于人口動態的統計，如出生、死亡、結婚、離婚和遷徙等都應有完整的統計公布。因此我建議在一九五八年至遲在一九六三年進行普選時，再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們可以知道這五年中或這十年中我國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接著認真舉辦人口動態統計，在這個基礎上來確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長的數字訂入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划之內，使以后計划的准確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們在上面已談到夏威夷群島的人口并不跟著食品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因為該處的居民不是喜歡多子多孫的。但在中國情形適相反，宗嗣繼承觀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無后代，便畏出遠門，便安土重遷。加以種種封建社會的殘余思想，如“早生貴子”、“兒孫滿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壽多男子”等等，支配著他們的行動，所以在婦女心理中，以生子為天職，以不育為大恥﹔在父母心理中，嫌兒媳不生育，重婚納妾，理所當然。但要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傳，使廣大農民群眾都明知節育的重要性，并能實際應用節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傳早婚的害處，遲婚的好處，大概男子二十五歲、女子二十三歲結婚是比較適當的，但暫時不考慮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結婚年齡提高，在原則上是對的，但是由于節制生育的宣傳教育還做得不夠，農村中老少男女還沒有普遍明白節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過急不免發生副作用，恐農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結婚年齡，影響他們的結婚，不免發生爭先恐后結婚的情況。俟宣傳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亦未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還不夠大，自應輔之以更嚴厲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計算，國家在每個孩子的教育及就業裝備上要支出一萬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夠了解，一個孩子要求家庭的開支，還抵不上要求國家的開支大，因此國家理應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權。況控制人口，為的是要提高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借以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們能過更快樂更美麗的生活。

    （三）實行計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一則因為這是殺生，孩子在母體里已經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權，除非母親身體不好，一般不能這樣做。二則會傷害婦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個親戚身體本來很好，刮了子宮后不是生這樣病，就生那樣病。三則會沖淡避孕的意義，年輕的婦女們就會不關心避孕，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產上﹔據北京几位名醫談話，有些人剛作過人工流產，很快又懷孕，又跑到醫院里去吵鬧，主要原因是依賴人工流產，不認真避孕了，尤其是男子，對避孕不負責，不積極，只圖自己一時的快樂，不顧女子長期的痛苦，實在太不公平。四則會增加醫生的負擔，蘇聯人口只有兩億，而醫生有三十五萬之多，病床有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張。我國人口大于蘇聯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手朮的恐怕不到六萬人，醫院情況已經很緊張，若再把人工流產的任務加在他們的身上，深恐耽誤其他的治療工作。因此，我誠懇地請衛生部好好地考慮。

    說明

    附表　　農民每人每年為國家創造的財富

    （一）農民為國家創造的財富：

    |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６年

    |１按農業總產值計算：

    |　　農業總產值（按１９５２年不變價格，億元）４９９．１　　５８０．３

    |　　每人平均（元）　　　　　　　　　　　　　１０２．８　　１１２．２

    |２按農業淨產值計算：

    |　　農業淨產值（按１９５２年不變價格，億元）３６９．５　　４２６．９

    |　　每人平均（元）　　　　　　　　　　　　　　７６．１　　　８２．５

    |３按農民直接向國家繳納的部分計算：

    |　　農民直接繳納部分（農業稅及附加、公債、億元）２７．１　　３７．３

    |　　每人平均（元）　　　　　　　　　　　　　　　５．６　　　７．２

    （二）農民人口數（萬人）　　　　　　　　　　４８，５４６　５１，７２３

    〔說明〕

    １農業總產值和淨產值均系用計算國民收入時所用數字，農業總產值比現在預計數約大五千萬元是為了和農業淨產值口徑取得一致。

    ２農民人口數系全年平均人數。這個數字比譚震林同志在“關于我國農民收入情況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一文（見人民日報五月五日第三版）所引五億二千八百萬人為小。（ぇえ）

    ３一九五三年農民直接向國家繳納的部分只包括農業稅一項，一九五六年除農業稅外尚有農業稅附加二億九千九百萬元和公債一億三千八百萬元。

    工人每人每年為國家創造的財富

    |　　指標　　　　　計算單位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６年

    |（一）工業生產的全部價值計算

    |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的全部工業）

    |　　　　　　　　　千元　３５，５７６，７４４　　５７，１３６，４１０

    |生產人員數

    |全部生產人員萬人　　　　　　　　　５０５．２８　　　　６４６．７８８

    |生產工人　　　　　萬人　　　　　　　４１９．５　　　　　４５９．７６

    |每人平均創造價值

    |每一生產人員平均創造價值(元)　　　　７，０４１　　　　　　８，８３４

    |每一生產工人平均創造價值(元)　　　　８，４８１　　　　　１２，４２７

    |（二）工業生產的新創造價值計算

    |工業淨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全部工業）

    |　　　　　　　　　千元　１１，５７２，２９１　　１９，５６７，０９０

    |生產人員數

    |全部生產人員萬人　　　　　　　　　　５０５．２８　　　６４６．７８８

    |生產工人　　　　　萬人　　　　　　　　４１９．５　　　　４５９．７６

    |每人平均創造的新價值

    |每一生產人員平均創造的新價值(元)　　　２，２９０　　　　　３，０２５

    |每一生產工人平均創造的新價值(元)　　　２，７５９　　　　　４，２５６

    〔說明〕

    １工業總產值是按一九五二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不包括手工業產值。這個總產值數字預計較早，因此小于作一九五七年計划的預計數和統計公報數，但計算國民收入時卻是按這個預計數計算的，所以仍列此數。如果按照一九五七年計划上的一九五六年預計數五百七十五億八千九百六十三萬三千元計算，則每一生產人員平均創造價值為八千九百零四元，每一生產工人平均創造價值為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六元。

    ２工業淨產值按一九五二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不包括手工業淨產值。但國民收入計算時間較早，其一九五六年總產值系預計數，小于作一九五七年計划時的一九五六年預計數，并且比實際數亦小。

    ３生產工人數一九五三年按國家統計局年報數，其中國營、公私合營，系年平均數，合作社營和私營由于沒有統計年平均人數，故采用了年末到達數。一九五六年按一九五七年計划時的預計數。

    ４全部生產人員一九五三年按國家統計局研究室的材料，一九五三年全部工業生產人員年平均人數為五百零五萬二千八百一十六人（不包括工業企業附屬單位人員）。一九五六年國營、地方國營、公私合營、合作社營人員每人生產的價值按一九五七年計划上一九五六年預計數，私營系按照上述經濟類型的材料，加以估算而得。

    〔注〕表內最后一項數字（每一生產工人平均創造的新價值四千二百五十六元），已經把重復部分扣除后計算出來的。現在讓我來解釋一下：

    現代工業的構成是異常復雜的，每種產品的零件、部件常須經由許多地區，許多行業，許多工廠，才能拼湊成功。從原料到成品經過逐步加工有無數次的工序，先把原料成為若干中間產品，最后才叫作成品。中間產品具有二重性，就制造它的工廠說是成品，就采用它的廠礦說都是原料。還有更復雜的，例如煤炭，既是煤礦的成品，又是工業的原料，同時又是家庭用的消費資料。因許多產品都有兩重性，計算總產值時就發生很大的矛盾。若把中間產品的價值，統計進去，就一定會發生重復，甚至重復至數次以上，以致總產值失去了真實。因此，我們要把中間產品嚴格地區分開來，不然的話，計算出來的淨產值就會偏高，不能真實代表國民所得。

    附表二

    |　　１９５３──５５年國營、地方國營及公私合營工業每個工人裝備的生產用

    |固定資產

    |　　　　　　　　　　　　　　　　　　　　　　　　　　　　　單位：元

    |部　　門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４年　　　１９５５年

    |總　　計　　　　　　　　　５，２７３　　　６，０７２　　　６，８３５

    |電力部門　　　　　　　　５１，１９７　　５８，８２８　　５８，１９６

    |燃料采掘部門　　　　　　　５，０２１　　　５，５７４　　　６，０２０

    |鐵礦及錳礦部門　　　　　　１，８８７　　　４，４０７　　　４，０５７

    |化學礦開采部門　　　　　　　　８２８　　　　　９３９　　　　　９４９

    |其他非金屬礦開采部門　　　　　９５２　　　１，１２８　　　３，５９９

    |森林采伐部門　　　　　　　　　４９７　　　１，４４３　　　２，９３１

    |燃料加工部門　　　　　　１８，３０７　　１８，６４３　　１６，２４８

    |鋼鐵冶煉部門　　　　　　１０，１５１　　１２，３８５　　１４，４１１

    |有色金屬開采及冶煉部門　　３，３６２　　　５，６８４　　　６，４８０

    |金屬加工部門　　　　　　　５，０２９　　　５，５２８　　　６，０３５

    |化學加工部門　　　　　　　９，０６６　　　９，８６７　　１１，１１４

    |建筑材料部門　　　　　　　２，２９１　　　２，５３１　　　３，６４１

    |玻璃工業部門　　　　　　　４，２７３　　　３，４３１　　　３，５０２

    |陶瓷工業部門　　　　　　　２，４５６　　　１，９２５　　　１，４８２

    |橡膠加工部門　　　　　　　４，７１４　　　４，３７２　　１０，６８８

    |木材加工部門　　　　　　　１，２１０　　　１，４８０　　　１，９４５

    |火柴工業部門　　　　　　　　　４６６　　　　　４４０　　　　　４４９

    |造紙工業部門　　　　　　　８，９２３　　　９，８５６　　１０，３０７

    |紡織工業部門　　　　　　　４，９４３　　　５，１２５　　　５，１０７

    |縫紉部門　　　　　　　　　　　９４３　　　１，１２４　　　１，２９２

    |皮革及皮毛部門　　　　　　１，７５０　　　２，０８０　　　２，４７１

    |油脂、肥皂、香料、　　　　６，０００　　　６，０９０　　　６，１０７

    |化妝品部門

    |食品工業部門　　　　　　　３，３７３　　　３，３１２　　　３，５６６

    |食鹽部門　　　　　　　　　３，６５３　　　３，４３１　　　３，３０７

    |印刷部門　　　　　　　　　３，０７２　　　３，２４０　　　３，２５６

    |文化、教育、科學　　　　　１，５５８　　　１，７５５　　　６，２９２

    |藝朮用品部門

    |自來水部門　　　　　　　４９，１２９　　５４，７４３　　５９，５５７

    |其他工業部門　　　　　　　４，５３０　　　７，０８７　　　８，９７３

    〔注一〕固定資產系指生產設備廠房及一切生產用土地﹔工人系指直接生產工人和輔助工人（如企業內部的搬運工人、倉庫的裝卸工人），不包括工程技朮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及其他非生產人員。

    一九五六年由于材料缺乏，還不能計算。

    〔注二〕以上兩表是請經濟委員會同志們代制的，特此道謝。＊

    《人民日報》195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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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寅初：有計划地生育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我向大會提出“新人口論”，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現有人口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發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論”之繼續。我只談節制生育

    一年以來，黨和政府在節制生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農民也開始逐步認識到節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關于節制生育，黨和政府在過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間接地已經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謂直接，是指取消軍屬多子女補助費一類措施而言。我所謂間接，是指最近熱火朝天的興修農田水利一類措施而言。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底，全國每天在水利工程戰線上從事勞動的農民，自十月份二、三千萬，十一月份的六、七千萬，又上升到今年一月份的一億左右。按每人勞動一百二十天計算，共有一百二十億個勞動日。以每個勞動日平均工資按六角計算，農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資金已有七十二億元。現在人數還在增加，工作尚在進行。當然這七十二億元所創造的財富當大大地超過此數，而且是無可估計的。這是直接的影響。這筆錢若不投入生產，而留在農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喪、迷信、賭博等等，容易引起無計划的生育。這就是我所謂間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趙文甫先生在這次發言中指出，許多男女青年為了實現水利化，自愿推遲了結婚時間。遼寧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發言中也說，打算在春節結婚的工人，紛紛給女方寫信，推遲結婚期。這兩位代表的發言，足以証明吾言之不誤。所以我說關于節制生育一點，黨和政府在過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間接地已經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東南亞國家人口問題的外國專家一日在和平大會講演時由陳翰笙先生介紹他與我交談，他對我說：“有的國家的人口問題比你們的嚴重得多，但政府對此漠不關心，不知將來要嚴重到什么程度。你們的優點，是黨政領袖們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然的話只靠學者們口說筆寫效果很小。祝賀你們有這樣的一個黨和這樣的一個政府。”我聽了他的話之后，覺得他說出了我心中要說的話。不僅黨和政府已經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國的人民代表也很關心這個問題。在今年一月五日、六日舉行的上海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各種控制人口增長辦法，如大力提倡節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有李永等八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結婚年齡案，大會提案審查委員會把這個提案交由常務委員會交法案委員會研究。法案委員會認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應當在群眾中加強宣傳教育，使群眾自愿地推遲結婚年齡。”在群眾不了解早婚的害處和遲婚的好處以前，結婚年齡現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認為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是正確的。

    黨和政府已經著手做了，地方和全國人民代表也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了，試問農民自己對這個問題如何看法？這個問題已經包含在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之中作為第二十九條。這條規定：“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自農業發展綱要頒布之后，在農村中已掀起了廣泛的討論和辯論，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已取得了不少收獲。比如四川省內江縣雙井農業生產合作社最近就節制生育問題展開了大辯論，許多社員都認為今后應該有計划地生育子女。這次辯論是在討論糧食問題時引起的。社里糧食年年增產，可是有些社員糧食消費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社員在討論中發現原來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費糧食三萬一千多斤，要平均每畝多增產二十七斤才能夠吃。但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風氣，這個問題過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這種風氣更有了發展，許多人認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兒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勵兒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剛滿規定年齡就急忙結婚。政府宣傳節制生育時，不少人思想有抵觸。在大鳴大放中，有人還提出意見說：“政府連我們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滿意。后來這個社專門召開了節制生育問題的辯論會，辯論“節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參加的人很踴躍。有人發言說：“娃娃多了，顧吃顧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四百多斤糧食，可是添個娃娃就用得精光，現在還欠三十多元債。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過好多架。”在會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細賬來，算到后來都很吃驚。大家感到這樣下去，一年要增產多少糧食才夠吃？那還有多少余糧賣給國家支援工業建設？接著，全場你一句，我一句議論起孩子過多的害處來。生過六個孩子的一個人說：“娃娃一多，照顧娃娃就照顧不了生產。有時候做活回來，娃娃沒人照應跌得頭破血流。去年我只做二百多個工分，娃娃少的人卻做了一千多個工分。”在會場上有些人還批評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勞動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辦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兒子）。全場的人都認為政府提倡節育正是關心他們的生產和生活。不過有些社員嫌避孕麻煩。經過爭論，大家感到有點小麻煩，還是比生育過多帶來大麻煩好。有些社員還建議在農村加強節育的宣傳，改進避孕藥物的供應工作﹔并希望醫院能想出更簡便更經濟的避孕方法。

    《人民日報》195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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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鐘大呂馬寅初



(轉貼)         作者：邵  純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杰出人物中，馬寅初的名字、業績和品格，獨樹一幟、獨領風騷、獨放異采。在他的百年生涯中，六十歲時與蔣介石之流斗爭﹔八十歲時與康生之流斗爭。在這兩次全國矚目的斗爭中，權力都在對方手中，真理都在馬寅初手中。起初，兩次都吃了大苦頭﹔最后，兩次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經歷大難的馬寅初９１歲患腸癌，硬是活到了一百歲。古人說“生子當如孫仲謀”，我說：“做人當學馬寅初”！

    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筆者于１９９８年４月下旬，由烏魯木齊到北京，直奔東總布胡同３２號馬寅初故居，連續三天拜訪了馬公的次子馬本初先生，受到了熱誠的接待。

    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馬寅初生于浙江省嵊縣。嵊縣人亦柔亦剛，以柔美見長的越劇發源于此地，又因嵊縣多出綠林好漢，有“嵊縣強盜”之說。馬寅初１７歲到上海讀書，２１歲考入天津北洋大學，２５歲赴美國留學，就讀于耶魯大學。３３歲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１９１５年３４歲的馬寅初回國，１９１９年任北京大學第一位教務長，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和經濟研究，著作宏丰，堪稱泰斗。

    抗日戰爭初期，馬寅初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在國難當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國民黨政府許多要員大發國難財，他們官商勾結，投機倒把，貪污受賄，甚至武裝走私，造成物價暴漲，民不聊生。面對上述腐敗，馬寅初拍案而起，以經濟學家洞若觀火的目光，撰寫文章，發表演講，大聲疾呼，痛斥腐敗，其矛頭直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１９４０年初，馬寅初在重慶曾向國民黨一百多名將官發表演講。他說在抗日戰爭中“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錢，“上等人”既不出錢也不出力，專發國難財。還有一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他們利用手中的大權，掌握了國家的經濟機密，搞外匯投機，一夜之間即可暴富，而且把錢存到國外，如果亡國，他們就可以到國外去吃喝玩樂。馬寅初毫不含乎地指出，這種“上上等人”就是宋子文、孔祥熙。對他們不僅要征稅，還應撤職！馬寅初一介書生，敢于在太歲頭上拔毛，真是黃鐘大呂，振聾發聵！

    馬寅初一身正氣，針針見血的演講使國民黨的腐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丑惡無處藏身。對此，蔣介石惱恨交加，先采取拉攏的辦法，派馬寅初出國考察、封官、批給外匯，統統遭到嚴辭拒絕。最后，蔣介石圖窮匕首見，把馬寅初抓進了牢房。花甲之年的馬寅初在貴州息峰監獄、江西上饒集中營等處飽受牢獄之苦。由于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營救，馬寅初才被軟禁在重慶歌樂山。蔣介石在氣急敗壞時曾說馬寅初是“嵊縣強盜”，馬寅初則說自己是“嵊縣強道”，即強大的道理，而蔣介石之流不是“大道為公”而是“大盜為私”，正義加雄辯，舉國景仰。

    多年親歷國民黨的腐敗之后，馬寅初曾說：“為了國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產黨走的！”

    新中國成立后，馬寅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常務委員、財經委員會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１９５１年６月任北京大學校長。這位飽經憂患的古稀老人，對新中國無比熱愛，與共產黨同心同德。馬本初先生的三個孩子都是由祖父取名，孫女命名思潤，長孫命名思澤、次孫命名思東。三個名字中都包含著對毛澤東的景仰與信賴。

    早在１９２０年４月，馬寅初就在著名的《新青年》雜志上發表過《計算人口的數學》一文，可見他對人口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五十年代初，勤于調查研究的馬寅初敏銳地、及時地發現了人口增加過快對整個國計民生的嚴重影響，他認為這是一個“致命傷”。１９５５年馬寅初寫成了《控制人口和科學研究》的發言稿，在浙江人大代表組征求意見，當時有人沉默，有人搖頭，有人反對，也有人要馬寅初進行批評，由于周總理的干預，事情沒有鬧大。

    馬寅初收回了這個發言稿，但絕非為明哲保身而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是向邵力子、史良、李德全、竺可楨、馬敘倫、柳亞子、潘序倫等人征求意見，集思廣益，使自己的人口理論更縝密、更科學。

    １９５７年３月２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馬寅初與邵力子坐在前排興致勃勃地交談時，毛澤東在主席台上探出身子，笑容可掬地對兩位老先生說了一句：“你們又在談論人口問題了吧！”在這次會議上，馬寅初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做了計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發言。

    同年３月３１日，馬寅初在中華醫學會的一次會議上告誡說：“如果以每年人口增長百分之三預算，１９６８年中國人口將達到８億，１９７１年將達到９．８億，５０年后將達到２６億”。

    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馬寅初的名著《新人口論》。

    對于馬寅初控制人口的提案，毛澤東并沒有斷然否決。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曾提出：“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做，達到計划生育，是否可能？”這事實上是采納了馬寅初的提案。不幸的是，隨著“大躍進”的發動，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觀點發生了變化。

    在這個背景下，黨內大奸康生、陳伯達發動了對馬寅初的大批判。曾與國民黨反動派勢不兩立的民主斗士馬寅初，一下子變成了歷史上一貫反動的罪人﹔與共產黨肝膽相照、蒼天可鑒的馬寅初，一下子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馬爾薩斯和艾奇遜。康生要把馬寅初打成右派，由于周總理的干預未能得逞。但據許滌新同志在一篇序文中揭露，馬寅初仍被打入了“內定右派”的花名冊。

    在那些“左”傾拔扈的歲月中，遭到錯誤批判和處置的人很多，違心地檢討甚至“認罪”者不乏其人。馬寅初的特別可貴之處，在于他為國為民堅持真理，身處逆境時寵辱皆忘，斗志彌堅。面對全國性的大批判，馬寅初公開聲明：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這真是“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馬寅初遭到錯誤批判后，辭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離開了燕南園６３號，住進了東總布胡同３２號。世態炎涼，門可羅雀。但也不盡然，周培源、陳叔通都曾看望過馬寅初。陳毅元帥不請自來，用他那宏鐘般的聲音對馬寅初說：“你的人口理論完全正確，一定要堅持，不檢討是對的，我支持你！”陳毅與馬寅初有過共事關系，是同志和朋友，一文一武，兩條好漢。在政治高壓下，馬寅初沒有寫過一個字的檢討，這在那個年月，恐怕是絕無僅有獨一無二的大丈夫。

    科學規律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批判馬寅初的同時，科學規律毫不留情地懲罰著愚昧。中國的人口年年月月分分秒秒地猛增著，給國計民生帶來極大的壓力，而且難于短期克服。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澤東在審閱《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划的報告》時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這句話，竟與十七年前馬寅初《新人口論》中的三個小標題完全一致！

    三中全會后馬寅初老人得到了徹底平反，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０日以百歲高齡謝世，然而他那種唯科學是從，唯國運頓首的偉大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財富。馬寅初那黃鐘大呂的聲音永存人間。

    《光明日報》1999.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