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简书,帛书,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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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渊清

半个世纪来，中国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大量简帛书籍重见天日。许多亡佚已久的古籍再现于世，不少传世古籍有了更早的版本；研究者对古书的成书、传承和体例也有了全新的看法。新出土简帛已经极大地修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上古、中古思想史、学术史的看法，用杜维明先生的话说：“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半个世纪来的简帛书籍出土和研究可以追溯到1942年楚帛书（也称楚缯书）的出土和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的出版。1942年9月，盗墓者偷盗了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一座楚墓中的帛书。帛书不久落入当时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之手，后被带往美国，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物主是萨克勒（Arthur M. Sackler）。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这座墓葬，并发现了著名的画有驭龙男子的楚帛画。判明该墓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

楚帛书宽38.7厘米，长47厘米。文字为墨书，计 900余字，字体是楚国文字；图像则为彩绘，先用细笔勾勒，再填以彩色,至今仍较鲜明。帛书中部有文字两大段,书写方向相反，一段8行,另一段13行。帛书四周有12个神的图形，其形状奇异，有三首、鸟身、珥蛇等，运笔细腻，各神像旁题记神名，并附文字一段。在帛书四角又有植物枝叶图像。

六、七十年代，随着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德（Noel Barnard）等利用红外线照片进行研究，学界对楚帛书有了更多的认识。现在一般认为，帛书可能是战国时代数术性质的佚书。8行一段中提到“天 ”（一种彗星）、“侧匿”(月初而月见东方)等天象灾异。13行一段中，已考出有伏羲、炎帝、祝融、共工等名，有学者认为其中还有女娲、帝侈、禹、契等名，并涉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四周12神名，已考定与《尔雅·释天》12月名相合，所附文字系记12个月的宜忌。李学勤先生认为墓主可能是阴阳数术方面的学者，年世约略与楚国著名的数术家唐昧相当。



50年代的发现

1957年3月—5月，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竹简两组。椁室共分隔成七个室，前室北端有竹简一批，仅有残片40余段（一说残简100余支）经缀合推算，知不少于18支简，每简长45厘米，宽0.6—1.1厘米，有三道编。书写格式留有天地头，每简首足均空出1厘米左右。一简一行，约书30字，共500余字。后左室中部有竹简28支，每支上有30至40字不等，共约1000字，内容是记载随葬的的清单——遗策。

在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出现之前，这是唯一可读的战国竹简，被称为“最早的战国竹书”而轰动一时。因为这批简中讲到了“先王”、“三代”、“周公”、“君子”，并引用了《诗》，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多以之为儒家典籍。七十年代，中山大学学者最早发现长台关简文与《太平御览》卷802引《墨子》相像。



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对简文进一步探讨后得出结论，简文应是《墨子》的佚篇。并认为，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廖名春先生认为，长台关竹简中有《墨子》佚篇，也有儒家著作，内容与子思子、孟子思想相仿佛。最近，李零先生著文认为，简文虽与今本《墨子》的佚篇或佚文有关，但原来却并不一定属于墨子，而很可能只是周公、申徒狄问对中的一种。因此，他的意见是将篇名直接称为《申徒狄》。另外，李零还指出，申徒狄和与之对话的周公，年代应比墨子（BC468—BC376）略早，或至少不晚于墨子，这个周公很可能是周桓公和周威公，但也可能是周考王以前的某个周公。

1959年7月，甘肃武威县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480竹木简，除11简为日忌杂占简外，其余469简均为《仪礼》简。《仪礼》简共计27298字，分甲、乙、丙三种本子，有9篇，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甲本木简，宽0.75厘米，长55.5—56厘米，约合汉代二尺四寸，共7篇：《士相见》16简，《服传》57简，《特牲》49简，《少牢》45简，《有司》74简，《燕礼》51简，《泰射》106简，共398简。乙本木简，宽0.5厘米，长50.05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一寸，只《服传》一篇37简。丙本竹简，宽0.9厘米，长56.5厘米，仍近于汉尺二尺四寸，仅《丧服》一篇34简。

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不同，《仪礼》汉简很可能是西汉后（仓）氏本，从篇次上看则不同于大戴(德)小戴(圣)的家法，可能是庆(普)氏之学。根据沈文倬的研究，汉简甲、乙本《服传》是两汉时代离《礼经》全经别行、又与《丧服》单经并行的《丧服》单传。汉简《仪礼》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仪礼》简经过考古学方法复原，基本上恢复了汉代编册书写的格式。

另外，1959年，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中又出土木简10枚，出土时简牍还缠在鸠杖上。被称为《王杖十书》，内容是汉代皇帝赐予墓主人年高的优侍文书。对于研究汉代“尊老”、“养老”制度及具体措施，有重大史料价值。



丰收的70年代



七十年代，中国考古有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大发现。最著名的是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此外，甘肃武威、河北定县、湖北云梦睡虎地、安徽阜阳、青海大通等地都有大量简帛书籍出土。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1、2号西汉墓中，发掘出大量竹简，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整简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以及其他阴阳杂占等佚书。2号墓出土竹简32枚，系《汉武帝元年光元年历谱》，简册基本完整，每简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



1972年11月，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质简牍92简。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长度都在22.7—23.9厘米之间，约合汉尺一尺。从简的形式上看，原来可能是分编为3个册子,其内容都是医方。比较完整的医方有30余个，如“治伤寒遂风方”、 “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百病膏药方”等，还有记录用针灸治疗的方法。1975年《武威汉代医简》整理出版。

1973年5月—12月，河北省文管处和定县博物馆发掘了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此墓西汉末年曾被盗，但此次发掘还是出土了麟趾金、马蹄金、铜灯等重要文物，以及墓主身上穿的用1202块玉片、2567克金丝分片连缀而成的金缕玉衣。

考古工作者在后东室中还发现了大批简牍。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这批珍贵的古代书籍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

定州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简数有620多枚，残简居多，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19—21字，共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一半，然文字差异多达700余处，分章上也有独特特点。多数研究者认为与《鲁论语》关系较近。

《儒家者言》，内容是对忠、孝、礼、信等道德的阐发，大部分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期的著述中，特别是《说苑》、《孔子家语》。李学勤先生以为《儒家者言》当是《孔子家语》的原型。《哀公问五义》，此书见于《荀子》、《大戴礼记》、《孔子家语》。《保傅传》，这部分残简内容，分别见于贾谊《新书》和《大戴礼记》。《太公》，整理出13个篇题，部分见于传本。《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记述六安国缪王刘定到长安入朝的沿途生活和入朝的活动，尤详于沿途地名和相距里数。《日书·占卜》残简多不能通读。




定州《文子》简277枚，共2790字。简中未发现篇名。其中属今本《道德篇》的简有87枚，计1000余字，另少量简文字与《道原》、《精诚》、《微明》、《自然》等篇内容相似，余者皆是今本《文子》所不见的佚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下著录《文子》9篇，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简文内容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相同，主要是周平王与文子的问答。长期以来，传本《文子》被认为是伪书，其实传本《文子》只是被后人窜乱过的著作，并非伪作。定州本《文子》的出现不仅证实了一部古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道家思想有巨大价值。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与竹木简。此墓有明确下葬时间，为汉文武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帛书计28件，主要为《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寻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总计12万多字。3号墓还出土两卷200支医书简，一卷讲养生，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另一卷讲房中术。

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简1150余支，在4号墓中出土两件木牍，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秦简。4号墓出土简牍为出征士卒的两封家书。11号墓中出土秦简内容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大量秦律的发现震动了学术界。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中清理出十多种古代书籍，主要有《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等。此外还有干支表残片。出土简牍，书体不一，可能是受不同书写者影响。其中《苍颉篇》，包括秦代李斯《苍颉》、赵高《爰历》和胡毋敬《博学》，存完整字541个，是《苍颉篇》亡佚近千年后的重大发现。《诗经》简共170余支残简，有今本中近60篇《风》诗和《小雅》中的《鹿鸣》、《伐木》等篇，但都不完整，这是不同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另一种本子。2000年8月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最新公布了《周易》的摹本和释文，整理后阜阳简《周易》现存3119字，其中属于经文部分的1110字，包括卦画5个，卦名、爻题、卦辞、爻辞等内容；属今本《周易》没有的卜辞2009字。另外，同刊还公布了8支《庄子》“杂篇”残简。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墓内出土阴刻篆文“马良私印”铜印，故也称“马良墓”。出土简长25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简材木质，云杉属，简上文字隶体，每简30—-40字不等，残简有400支。内容为：军事律令文书、军队的编制、阵法和标帜。关于军队标志、旗帜的区别，与《尉缭子》内容相同，字句稍异。出土简中过去曾认为有《孙子兵法》佚文，实际是引用《孙子》文句的古代军令类文书。



新出土简帛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队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东周墓596座，其中56号、621号两墓出土竹简。56号墓竹简经整理有字简146支，按内容分15组。其中第2至14组属于选择时日吉凶一类的《日书》；第2、3、7、8、9、11、13组的内容见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有的甚至连文字也基本相同。621号墓共整理出有字残简88支，其中54支漫漶不清，从34支可辨认的残文谈到烹饪等内容来看，当是古佚书；据34号简，可能名为《季子女训》。

1983年12月，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竹简1000多支，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等。1988年，同地136号墓也出有汉律简，部分内容与247号墓的相同，还出有《庄子》的《盗跖篇》。睡虎地竹简以秦律为主，张家山简则以汉律为主。《算数书》比通常以为的中国第一部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早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其释文最近公布于2000年第9期《文物》上。《庄子•盗跖》也可以证明《庄子》“杂篇”年代很早。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也发现有《日书》，甲种简73支，乙种简380支，内容同睡虎地的两种《日书》相似。

1987年5、6月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慈利县文管会对慈利县石板村的战国、西汉墓地进行发掘，共发掘战国墓18座、西汉墓12座。其中36号墓出土1000余支竹简，内容包括《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宁越子》等，墓葬时代在战国中期前段。

1989年冬，云梦龙岗6号秦墓又出土了150余支竹简和1枚木牍，内容多为秦律。

1993年3月，湖北江陵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包括《归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宅异占》。这批简用秦隶、秦篆以及接近于楚简的文字书写，表明抄于不同时期。其中《归藏》编号164支，未编号残简230支，共约4000余字。

1993年3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了6座汉墓。其中6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支；2号墓出土木牍遣册1枚。6号墓中除文书、遣册、历谱、日书等以外，还有《元延二年起居记》、《神乌赋》、《博局占》。《神乌赋》21支简，是一篇基本完整的创作于西汉时代的佚赋，全赋（连同残字）约有660字，讲述了一个生动完整的关于鸟的故事，风格独特，比《孔雀东南飞》早了200年以上。《神乌赋》还引了《诗经》、《论语》、《孝经》、《淮南子》中的文句，并都有改动。《博局占》为木牍，背面还有六博图。

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804支竹简。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竹简内容包括《老子》甲、乙、丙三本、《太一生水》、《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语丛》等。郭店楚简巨大的学术价值使其立即成为国际汉学界关注的焦点。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字数在35000左右，据信也出于湖北。简的内容包括书籍80多种，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传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等，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无论在数量还是古籍种类方面都远远超过已公开发表的战国竹简。上博简内容尚待公布。

1999年6月至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了沅陵县城关镇西的虎溪山汉墓，该墓墓主是沅陵侯吴阳。在头厢和北边厢中出土千余枚竹简，包括三部分内容：黄籍、《美食方》、《日书》。其中黄籍编号170余，为侯国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户口、田亩、赋税等数据的统计簿籍；《日书》编号800余，内容和睡虎地及放马滩日书有些差异；《美食方》为烧菜做饭的方法，亦即食谱大全。

2000年3月，在湖北省随州市北郊孔家坡8号汉墓中出土500余支的竹简和4枚木牍，内容为日书和历谱。

2000年6月，天津蓟县刘家顶乡大安宅村村民在村北养鱼池内取土时发现数口古井，其中挖出一方墨书文字木牍，据9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介绍，利用红外线仪器已初步释读出6行漫漶的字迹，推断内容是汉魏时期道家方术文书。过去考古发现的古代道教文字遗物多为符箓，蓟县木牍记载的道教方术文书为国内首次发现。文字之多、内容之重要，更是迄今罕见，对研究我国早期道教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更新知识



大量简帛书籍的出土为我们校勘、辑佚整理古籍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书籍的成书、流传、抄写等等情况我们也有了远比前人深刻慎密的考虑；对于简帛的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这么多的实物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

阅读大量的简帛书籍更改变了我们的许多看法。

从墓葬时代来看，子弹库楚帛书、长台关简、九店简、慈利简、郭店简、上博简等出于战国墓。睡虎地简、龙岗简、放马滩简、王家台简等出于秦代墓。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阜阳简、张家山简、孔家坡简、虎溪山简等出于西汉早期墓。磨咀子简、旱滩坡简、定州简、上孙家寨简、尹湾简等出于西汉中后期或东汉墓。但墓葬只是提供了出土书籍年代的下限，墓葬中出土的书籍肯定要比埋葬这些书籍的墓葬的年代来得早，更不要说比书籍写定还要早的思想的存在。这些出土书籍中的大部分是战国典籍。


联系起孔壁书、汲冢书，这么多的出土文献居然大体都集中在一个时期内！孔孟之间、老庄之间，战国的学术和文化到底是何等面目？

对传世的儒家经典《周易》、《诗经》，道家的《老子》、《文子》，兵书《孙子兵法》、《尉缭子》等许多典籍，我们有了比过去远为深刻的认识。许多一直被认为的伪书比如《文子》、《归藏》等现在我们已经不这么看了。一些过去怀疑晚出的书籍如《庄子》的“杂篇”、《国语》等现在基本认定是战国著作了。我们还见识到许多过去从未见识过的书籍，如《太一生水》、《宁越子》、《脉书》、《引书》、《日书》等等。

超越文献学，我们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思想有了更接近真实的认识；在诸子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思想知识之外，我们还发现发达的古代实用技艺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开始意识到古代知识分类的存在，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备了去复原战国的思想和知识状况的条件。

郭店楚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儒家、道家的资料，如果它指向的是我们说的制度思想的话；那么，马王堆出土的大量关于方技、术数的帛书指向的是关于实用知识方面的；而银雀山兵书则是战国的军事们在战争这一当时最关紧要问题上将关于政治制度的方略与实用技艺高度结合的产物。就让这样三宗影响巨大的出土文献引导我们走近欣赏战国时代空前繁荣的学术文化吧！

郭店：战国的思想



1993年冬，湖北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的1号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其中有部分无字简；有字简据整理后的数字统计，共存730枚，大部分完整，未拼合的小碎片数量不多。郭店简总字数约13，000字，虽比不上汲冢书10万字之数，但全部竹简均为学术内容，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对战国学术与思想的认识，还是令学术界欣喜若狂。


郭店1号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历年的考古资料证明，这里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在它南面约9公里的地方就是东周时期楚国的都城——纪南城。

整个墓地坐落在一高出周围地面约3—5米的土岗上，约南北长700、东西宽350米，岗上分布有塌冢子、大陈湾冢、李家冢等10余座中小型墓冢，与郭家岗墓地、尖山墓地、冯家岗墓地、大薛家洼墓地等22处墓地连成一片，构成了庞大的楚墓葬群。

1993年8月23日，郭店1号墓被盗掘至椁板。10月中旬该墓再次被盗，盗墓者挖出已回填的泥土，在椁盖板东南角（头箱南端）锯开0.4×0.5的长方形洞，并撬开边箱，盗走文物，致使墓内器物残损、混乱，雨泥浸入椁室内。为抢救墓中残存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0月18日—24日对郭店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郭店1号墓（俗称塌冢子）位于土岗南端，发掘前此处为耕地，封土早年夷平。墓坑为长方形土圹竖穴，方向100度。墓口距地表0.5米，口大底小呈斗状，墓口至椁盖板一段四壁斜直平滑，椁盖板至墓底一段墓壁垂直。墓口东西长6、南北宽4.6米，墓底长3.4、宽2米，墓深7.44米。在墓室东壁设长方形墓道，长9、宽2—2.32米、尾端距地表3.4米。盗洞位于墓坑东南隅，长3、宽2.4、 深6米。墓坑上部填黄夹红褐色五花土，厚3.7米；中填灰褐色土，厚0.6米；下部为青灰泥，厚1.2米。椁室四周填青灰泥。

葬具为一棺一椁，保存较好。由盖板、椁壁、底板及垫木组成，长3.3、宽1.68、高1.3米。1号椁盖板被盗锯一段，长0.44—0.68、宽0.58米。椁室系在两根长方形横垫木上直铺底板后垒砌而成，由头箱、边箱、棺室组成，其间均设隔梁。头箱长1.24、宽0.46、高0.96米，边箱长2.34、宽0.26、高0.9米。棺室长2.46、宽0.92、高0.9米。棺置于椁室北侧。棺长2、宽0.72、高0.86米，为长方形悬底方棺，由盖板、壁板和底板构成。单透雕苓床设在棺内，这是楚人独具的葬俗。

墓主头东足西置于棺内，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仅存骨架。其上残留较多的腐烂丝织物。


清理出土的残存器物种类有礼器、生活用具、兵器、车马器、丧葬器、乐器、工具、装饰品、竹简等。其中的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环、漆奁等文物的形状及纹样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

804枚竹简出于头箱，出土时因编线腐朽而散乱无序。竹简大部分完好，少部分残断。其中部分竹简被盗。竹简长15—32.4、宽0.45—0.65厘米。形制有两种：一种两端作平头，另一种两端削成梯形。简上保存有编连痕迹2—3道。简文字体笔法与包山楚简相近，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

郭店楚简出土时业已散乱、残损，虽然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进行了分篇、系联，但已无法完全恢复简册原状。各篇原来都没有篇题，整理者拟加了篇题。

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简》，全部公布了郭店楚简的释文和图版。众多的出土文献，大致可以分成儒家著作和道家著作两类。

属于儒家著作共有11种14篇，分别是《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语丛》4篇。

属于道家的著作有2种4篇。《老子》分甲、乙、丙三组，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德经和道经，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简本《老子》现共存2046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墓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原有的数量无法精确估计。《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



墓主是谁？ 这么多的学术书籍与墓主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郭店1号墓墓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地位如何？墓主又到底可能会是谁？学术界首先为此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

《文物》于1997年7月发表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首先根据墓葬形制和葬品推测墓主地位相当于“上士”，竹简与墓主生前职业有关。

根据墓葬为一棺一椁形制，随葬品中的有字漆耳杯及鸠杖，许多先生在这个方向上作了可贵的探讨。

庞朴先生认为，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先生风趣地称墓主是个“old professor”（老教授），因为随葬品有两根鸠杖，可知他是年事已高的男子。同出漆耳杯刻铭“东宫之师”，看来他曾任楚太子的老师。李先生进而判断：参考墓的年代，这位太子当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的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在此基础上，许多先生对墓主作了进一步猜测，比如，姜广辉先生的陈良说，范毓周先生的环渊说，李裕民先生的慎到说等。


也有异想天开十分离谱的猜测。比如有人就认定墓主必是屈原无疑。居然还说什么“据挖掘报告，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以为这就是屈原抱石自沉的证据。


关于有铭漆耳杯，有些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德国的瓦格纳先生（Rudolph Wagner）和法国的马克先生（Marc Kalinowski）认为这个杯子并不足以说明墓主身份，因为很可能它只不过是朋友送的一件礼品。裘锡圭先生认为漆耳杯上的字样也许只是制作杯子的工匠所为，说明这杯子是某人作的。李零先生更明确指出漆耳杯杯底铭文应释读为“东宫之杯”而根本不是“东宫之师”。笔者以为，就漆耳杯铭文恐怕很难推断墓主究竟是谁。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批书籍中包含的思想，由此也大体可以推测墓主的学术背景；若得如此，我们足以满足了。

郭店竹简以子思子思想为主，也杂揉道家、阴阳术数家的思想，带有稷下学派风格。因此说墓主是一个葬于楚地的有稷下学派背景的儒者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儒家的经传 六经为儒家之经典，其形成源于孔子。《诗》、《书》、《礼》、《乐》、《易》、《春秋》先秦时即已并称。长沙马王堆帛书《要》篇说孔子晚年好《易》，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并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书，而《易》则是天道、人道、君道的精华。郭店楚简更让我们清晰看到：孔子弟子、再传弟子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论述了六经与儒家一些重要思想的关系。

儒家的经传以简策的长短来加以区分。根据王充、郑玄的说法，六经是夫子圣人之文语，所以简策二尺四寸。《孝经》简策尺寸减半，《论语》简策是八寸。诸子则是一尺之书。

《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六篇简长32.5厘米，两端都修整为比较繁复的梯形，这是儒家经典。孔子死后，儒家分成八个学派，确切地说，郭店儒家著作属于儒家子思学派的经典。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及，孔子弟子曾子的的学生，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了《中庸》一书。子思子之学是儒家学说从孔子发展到孟子中间重要的一环。

《缁衣》出自子思。《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隋书•经籍志》记《子思子》7卷，注曰：“鲁穆公师孔及撰”，说明沈约是见到此书的，其说可信。《缁衣》一篇，香港中文大学也藏有一支楚简，长沙博物馆也藏有残简，最近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楚简中也发现《缁衣》（《材衣》）。作为《子思子》的一篇，《缁衣》在战国中期已经广泛流行于楚地。后来才被收入《礼记》。郭店本《缁衣》较传世的《礼记•缁衣》更接近原本面貌。

《五行》也出自子思，讲仁、义、礼、智、圣，《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子思唱之，孟子和之的五行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五行》中的概念范畴和思想与《中庸》多相吻合。所以，《五行》应该就是子思子的作品。过去马王堆3号墓也曾经出土帛书《五行》，比较楚简本《五行》，显然要楚简本比帛书本更接近原本。

《性自命出》内容主要论性与心、情，称《性情》更为允当。其论“性自命出，命由天降”，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而《中庸》之说更精炼，实当出《性自命出》后。“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性自命出》清晰地表述了性、心、情之间的关系。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中也出现了《性情》。



《成之闻之》专论君子“求之于己”的重要性，认为君子通过“求之于己”的人道而去体现天道。这是孔子到荀子人性论的中间环节，与孟子的性善论是有区别的。《成之闻之》的篇名是整理者根据最初几个字定的，这是某人闻道的内容纪录，而这个名“成”的人，廖名春先生认为就是孔子的学生县成。

《尊德义》的文辞近于《礼记•曲礼》和《论语》，而体例也与《中庸》等颇为相近。我们熟悉的许多儒家名言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比如，《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尊德义》作“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有些孔子的话，一直让人解释起来很困惑，现在也终于真相大白。《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很难想象开创始私学、有教无类的孔子会说出这样有愚民思想的话。根据简文，应该是“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简文中则句话还有一句解释性的同位语：“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导引，但这种导引不可强迫。

《六德》讲的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六种人相应的有六种不同的道德要求：圣、智、仁、义、忠、信。这也就是后世成为名教纲常的“三纲五常”的源头。但是，不同于后世绝对不可逆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六德》中的六种人各自负担对等的职责：不仅要求妇德，也要求夫德；不仅要求子德，也要求父德；不仅要求臣德，也要求君德。这也就是“夫夫、妇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六德”、“六位”。《六德》还提出不同关系在矛盾时的处理原则：“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这一准则，彭林先生指出来自于儒家丧服制度，恩服重于义服，亲亲而后尊尊，儒家视血缘宗族关系过于社会政治关系。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简长26.4厘米，但同样修整为梯形。这两篇著作估计出于子思的弟子或门人之手，是对学派宗师子思话语的纪录和阐述，重要性稍逊于前面六篇。《鲁穆公问子思》记述子思与鲁穆公之间的问答，表现了子思的人格。《穷达以时》强调君子不以穷达易节的立身之道。

上述八篇，直接间接都与子思子有关，内容也都是子思的生平或学术思想的记录和阐述。上述八篇似乎可以汇为一编，周凤五先生以为很可能就是传自先秦、北宋以后逐渐散佚的《子思子》主体。梯形简端是竹简儒家“子思学派”经典的主要特征，这一类竹简在郭店竹简中最重要。

《唐虞之道》简长28.1—28.3厘米，《忠信之道》简长28.2—28.3厘米，基本同长，简端平齐。《唐虞之道》出于孟子学派，通过阐述尧舜“禅让”之道论证“尚德”、“尊贤”之道的重要性。《忠信之道》认为“忠信”是与仁义统一的，忠是仁的实质，仁是义的要求。《忠信之道》是对孔子“言忠信，行笃敬”一语的阐释。据周凤五先生研究，简端平齐是传注而非经典的特征。《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因为属孟子一系而非子思学派著作，所以归入传注类。

《语丛》4篇简长最短，在15.1厘米到17.7厘米之间，简端平齐，是儒家经典的“传注”类典籍；《语丛四》在儒家之外夹杂了道家和纵横家，有稷下风习的影响，写作年代较晚，应是游说之士的实用教材。



迷人的《老子》 郭店另外还有道家著作甲、乙、丙三组《老子》和《太一生水》。

《老子》，一直是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历史上对于《老子》的争论激烈程度要超过对老子其人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老子》一书的所谓真伪问题及其成书的时间。

司马迁对于老子其人已经有些认识模糊了，《史记》列了三个老子：李耳（老聃）、老莱子和战国时的周太史儋。但司马迁还是比较倾向于与孔子基本同时的李耳（老聃），《史记》纪录的这位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是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他学识渊博，孔子曾向他问礼。老子晚年，眼见周王朝日薄西山，便辞官而去。至函谷关，关令尹喜请他著书，迫于无奈，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或称《道德经》。

今天通行的《老子》本子有西汉河上公的《老子章句》本、三国魏王弼的《老子注》本和唐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编》等。在宋以前，对于《老子》成书的传统说法几乎无人有疑义。自宋儒始开疑古之风气，各种经典都广受怀疑，《老子》成书时代也受怀疑。陈师道、叶适、黄震等人提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清儒中也有不少人怀疑《老子》晚出。但真正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一直到马王堆帛书《老子》出现之前，《老子》晚出成为绝大部分学者的定论。《老子》晚出说将《老子》的成书年代放在战国中期、晚期甚至于西汉。梁启超、钱穆和冯友兰是晚出说的代表人物，冯友兰与胡适关于《老子》一书的著名论战后来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其结果还是胜负分明的。

自郭店《老子》公布后，学术界已经基本放弃了晚出之说。郭店竹简本《老子》无疑是迄今说见最早的《老子》本子，但这三组竹简本、马王堆两个帛书本以及今本《老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成为另外一个必须回答的困难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竹简本《老子》是一个原始的传本，比今本和帛书本都要来得更好。有的学者进一步发挥认为，竹简本作为原始传本它的作者是李耳（老聃），而今本则出自战国中期的太史儋之手。基于这样的文献学解说依据，学者们对《老子》、早期道家的思想及其与儒家的关系修订了旧说，竹简本《老子》表明早期的道家也讲仁义、尚中。

周风五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意见，即竹简本是被儒家化或者“子思子学派”化了的道家著作。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合情理，笔者也倾向于作这样的理解。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种、乙种，以及传世的各种本子，以及唐代石刻和敦煌写本，另外再加上先秦两汉诸子如《庄子》、《淮南子》、《文子》等所引《老子》，均不见任何异文，证明至少在战国中期《老子》文本已经固定并流传至今。

郭店竹简本《老子》中出现了与今本很不相同的异文。最明显的莫过于这样一句：今本《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郭店竹简甲组作“绝伪弃虑，民复季子”（《郭店楚墓竹简》将“虑”释读为“诈”，最近，裘锡圭先生作了修正）。竹简本没有如今本一样正面反对仁义，很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与子思子学派的《五行》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圣”作针锋相对的冲突。今本《老子》对儒家标榜的“仁义”、“忠信”、“孝慈”、“礼”等主张都态度鲜明地进行了批判，所以也可推定《老子》文本的写定就在子思子“五行”说流行的同时，亦即战国初年。因此，郭店《老子》是经过儒家精心修改的删节本，目的在于“援道入儒”以弥补儒家思想的不足。

郭店甲组《老子》简长32.3厘米，上下两端都修成梯形，应该是属于经典，至于它略比其他六种郭店出土的儒家经典短，可能可以忽略，或许则是表明儒、道之别。 甲组《老子》篇幅较长，内容比较完整，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主要讨论治国方法，另一部分主要讨论道、天道与修身。乙组《老子》简长30.6厘米、丙组《老子》简长26.5厘米，两端平齐，是传注类著作，乙组的主题是修身，丙组的主题是治国。

总之，道家著作《老子》早有定本，郭店三组《老子》则是儒家精心修改的删节本《老子》。三组《老子》彼此相互照应，甲组是具体而微，是道家融入儒家的代表，乙、丙组则是各有针对性的节本。

《太一生水》共14支简，简端平齐，长26.5，编线间距10.8，形制与书体均与丙组《老子》相同，整理者认为“原来可能与《老子》丙合编一册”。《太一生水》提供了过去我们在先秦诸子学说中从未见识过的一种宇宙生成论思想，是对《老子》“尚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太一生水》宇宙观，太一生水，水又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相辅，是以成神明。神明相辅，是一成阴阳。阴阳相辅，是以成四时。四时相辅，是以成冷热。冷热相辅，是以成湿热。湿热相辅，成岁而[后]止。这就是太一生成万物的过程。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易•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论相比，《太一生水》有了反辅观念，因而更为精致。反辅这一基本的思想概念，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郭店《老子》中找到渊源：郭店《老子》甲、丙两组中都有“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之说。而作为宇宙根本之“道”的“太一”概念，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来源于阴阳数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