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撼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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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30

《中國撼動世界：飢餓之國崛起》（書摘）

中國大餅

作者?詹姆斯．肯吉（James Kynge）
中譯?陳怡傑、藍毓仁
（更多內容，請詳閱本書《中國撼動世界》）
出版資訊?台北：高寶國際（2007）ISBN 9789861850467


造成中國工業轉型的整體能量就在義烏這個點聚合。該地如此低廉的價格，正是崛起中的巨人非凡實力背後的百種事件、改革和趨勢的最終表現。中國對世界各地的影響主要都來自於義烏所象徵的優勢。有史以來世界強權的更迭和國家排名的順序，都是伴隨著或甚至是先發生整套新價格的訊息。

人多好辦事？


火車在車站停了很久，總算開始啟程的時候，感覺上像是緩緩地向前爬行，我因而能察覺得到移動的每個時刻。直到我的「軟臥鋪」包廂裡窗簾上月臺的影子緩慢地在窗框上滑動，我才開始察覺到離開重慶的旅程已經展開。以推車叫賣雞腳和茶葉蛋的小販朦朧的輪廓，也就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更短暫的影像，內衣褲在郊區的晾衣繩上飄動著，一位男子正在鏟煤，過了幾分鐘後，則看到一隻驢子站在採石場的一堆石頭旁。隨著列車的行進速度加快，窗外快速閃過的景象變得模糊不清，貨物滾動的節奏聲則越來越大聲。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我不再感受到那個節奏聲響，然後覺得整個包廂好似靜止一般。只有經由桌上杯中水的振動，才感受得到時間的流動。在中國的所有長程旅行中，時間停止的氣氛流盪在車廂中，使得與旅客的對話多了真誠，和他們的相識也會在旅程告一段落而跟著終結。如同往常，我只是一邊坐看著窗外，也一邊想著這個國家在窗外展現出的驚人規模和複雜程度。


出了重慶，鐵軌很快進入山區，並通過一連串令人印象深刻的隧道。過了一會兒，鐵軌就進入位於長江沖積平原入口的鄉間。自然景色不斷改變，但是在整個東西南北的旅程中，有一個不變的因子：人。到處都可以看到人，也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存在。都可以看到民眾騎乘著腳踏車、拖引機、拖車、公車、自用車、火車在工廠間、城鎮與鄉村之間往返。火車窗外的遠景所及，無處不在發展之中。


人口帶來的壓力很大，因而就連在高山岩壁或路邊的可耕地都被徵作農用。在這次旅行中，如同這幾年來的其他旅程，我納悶到處都是人的這個現象是如何建立中國經驗和塑造民族意識。我還記得十八年前我在東京認識的一位年輕女子。她是一位北京政府高幹的女兒，受命到日本學習外語。我們在夜間的補習班相識。一天晚上下課後，我們談到為期三年，由毛澤東所引領的大躍進，大躍進造成至少三千萬人因饑荒而死亡。她說：「這些人死得好，中國有太多人了。」


個人很難不受眾多人口的影響；而這種策進力永遠都存在。中國身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全國總數十三億的人口會如何影響政治、經濟、社會呢？個人在如此龐大的人口之中生活，幾世紀以來所累積的心理壓力又為何呢？被我問過這個問題的中國人，大部分都只是聳聳肩，似乎表示他們無能為力或者表示答案是很顯而易見的。然而深沉遺產的威脅卻潛藏四周，蘊含在人類行為中，在面對秩序的態度，在盪亂歷史的每一頁，也在商業關係的管理上。


數字的威力超越了數學運算的機制。在很久以前，「無人區」代表了中華世界外的疆域，指北方和西方牧地、大草原、山區、沙漠之外的地方，一個只有歧異和敵人的地方。相較之下，中原內的世界則是透過數字來建立秩序，時至今日仍然如此。幾乎每個現象、原則、政策、指導方針都可以細分成幾個構成要素。嬰兒據說是「三（個月大時）翻六坐八爬」。大自然與人類活動的關係也能以數字來表示。下面這首打油詩，起源於歷史的迷霧中，但在北京仍人人琅琅上口，說明在農曆新年隆冬之後，九天為一週期下，人和氣候的互動情形：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河邊看楊柳；
七九河開，八九雁來；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人類活動也以算數來規範。「一個中國原則」、「兩個凡事」、「三字經」、「四個現代化」、「五行」、「六慾」、「七情」、「八仙」，以及「臭老九」等，都是很常見的用法。因為應用議題的不同，改變的常是內容，而不是數字的排列。當共產黨決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思維不應包含「無產階級統治」，就以其他的項目取而代之，而不是打破對稱把四個原則減為三個。


眾官員著迷於統計數字，因為他們的業績也是由統計數字來評量，而反映在這句諺語中：「官出數據，數據出官。」能記住和背誦數字數列，則是另一項官場成功的表現。我記得在一次由國家統計局的高級官員李德水所舉辦的經濟數據簡報中。在回應一連串未事先準備的問題時，他在沒有任何引言下就馬上開始說出幾百個數字，都至少到小數點後一位。後來官方文稿下來後，我拿來和我在李德水發言時所做的筆記比較。他所說的數據是百分之百正確。


數字在數學運算上給人莫大的敬畏感，其中又以倍數最引人入勝。長久以來，外國人對中國的愛戀中，總期待著中國能帶來大進步。在十六世紀，從耶穌會想要讓一億五千中國人信教開始，就已經存在這種期待，那是個比歐洲任何國家還大上幾倍的機會。也可以從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商人的狂熱裡明顯看出，一位英國商人就觀察到：「我們只要說服每個中國人加長他們的衣襬一英尺，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紡織廠就能整天都有工作做。」


依循同樣的脈絡，美國國務卿以及日後的總統威廉?塔夫（William Taft），在一九○五年說過：「世界上最大的商業報酬就是和四億中國人做生意。」自從「改革與開放」在一九七八年展開，已流入約五千五百億美金的直接外資，很多投資者都懷抱投資能呈指數成長。美國最大的汽車零件製造商TRW公司的主席喬?高爾曼（Joe Gorman），在一次例行性談話中說到，「我能預見有朝一日亞洲或單單中國的汽車銷售量就占全世界的一半，?……如果中國在二○一○年或二○二○年前，有和今日德國一樣的人均汽車擁有率的話，全中國就會有五億輛汽車。」


中國官員深知數字的魔力，故喜歡在海外訪問時用來嚇唬人。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就曾在二○○五年告訴歐洲官員說：「中國是個大家庭。我們有二億個中學學生。每天有二萬二千名女孩兒嫁人，每天也有四萬四千個嬰兒出生。從我們打開中國大門起，我們吃得更好了。每天我們要吃一百六十萬頭豬和二千四百萬隻雞。我們的總理不但希望每個年輕人都有書讀、每個成年人都有工作做，他還希望照顧二千萬個讀幼稚園的小孩，以及一億二千萬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


若到中國的外國商人著眼於中國廣大的幅員和規模，很多人返國的時候都會對其龐大的市場念念不忘。他們預想著得以把他們的產品賣給眾多中國人，就等著要分食他們所設想的大群中國人所組成的市場。大部分的產品都只有某些特定的社會階層會有意願購買，而要購買這些產品則又因為層層的地方保護主義而難上加難。就算真找得到市場，國內激進的競爭者常常早已先一步進入該市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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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所謂的上億市場常常東減西扣只剩下幻夢中的一小部分。中國歷史說是一部乘法的故事，不如說是存在已久的除法故事。要與如此眾多的人口共用資源，有時候只是不方便，而有時候卻是很痛苦的。這種情況不只對我在東京所遇到的年輕女子造成深刻的印象，也對語言有深刻的影響。舉例來說，計算人數的量詞是「口數」。你不該問人家：「你家有幾個人？」而要問：「你家有幾口人？」在土地對人口比率過低下，對每個朝代的統治者來說，分配足夠食物給每個人，一直以來都是個沉重的負擔。


對皇帝來說，饑荒不只是個可能會引起叛亂的災難，經常也就是如此。最終有可能是種恥辱。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兒子，也因此他們是凡間與天庭的聯繫人，天庭主宰著降雨、刮風、溫度高低。因此人民經常視乾旱、洪水、饑荒，以及其他的天然災害，為天子已失天寵的證據，也就是皇帝已經失去「天命」，即上天的命令。


舉例來說，根據傳說，商朝（西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的一位皇帝商湯，在國家遭逢連續千年的旱災後，決定犧牲自己。他選擇在柴堆上自焚來奉獻自己的生命，但是在點燃柴堆的瞬間，上天憐憫他的生命就下令降雨，這一舉動不但澆熄了柴火也解除了旱災。雖然商湯的的故事是個神話，然而過去三、四千年來土地、人民、權力間的殘酷關係則是很現實的。一旦察覺到喪失「上天的命令」，則可以理所當然地就地起義，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很多反叛領袖，由飢餓且懷抱擁有土地夢想的農民賦予其領導權力。


反叛分子推翻舊政奪權後，有兩項關鍵決策需要決定，一是該分配多少地主的土地到農民手上，二是要課徵多少的農業稅。這些簡單的決定與帝國經濟前景、社會結構，以及統治者權力基礎的屬性有很大的影響。若分發太多土地出去，恐怕會造成菁英分子不再效忠皇帝。但是若發放的土地數量不足，農民則仍然一樣貧窮，並且極有可能再次起義革命。若稅賦過輕，帝國財庫便會吃緊，皇帝的權威也會連帶銳減。但是若稅賦過重，民眾可能會心生不滿，進而也會威脅到該朝代的存亡。


各帝王都必須在現有食物和需求人口之間找到平衡點，很多新科統治者只做表面工夫。但是毛澤東身為新時代的創造者，其行事方式則迥然不同。他所採行的是革命性且前所未見的方式。他體認到他的權力基礎為鄉村農民和都市大眾，因而下令迫害地主、資本主義家和具有不良「階級背景」之人。決不寬待，才能求得平衡；奪權後的三年間，他消滅都市菁英分子，也主導殺害約二百萬名地主。


毛澤東認為自己是最高的當權者，所以「上天的命令」的試鍊傳統和他無關。但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決定性影響的事件，則是他對於不足的土地會限制人口成長的說法嗤之以鼻。他說，每個口都配有一雙手。人民的生產量必定比消耗量高。


毛澤東鼓勵人口爆炸影響後代甚巨。中國大陸居民的人口數從一九五三年普查時的五億八千二百六十萬人，猛衝到今天的十二億九千五百萬。（實際數字應當更高，但是至今仍無人知道確切數字。）任何人膽敢警告「總舵手」的不明之舉，像是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就立即遭受處置。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中，警告了災難將要到來，該言論遭到譴責，而教授本人則遭受批鬥。直到馬寅初死後，以及黨內對人口的看法改變後，政治局常委才覺得應當為馬寅初平反，而這時候馬教授已年近百歲了。他所提出的建議在這二十二年間都不受採納，中國的人口數已成長了三億二千五百萬。要付出代價的不是毛澤東本人，而是他口口聲聲說要解放的民眾。在一九八○年代，國家侵犯了人類行為最私密的領域，規定都市家庭只能生一個小孩，農村家庭則除非有特殊狀況，否則一般只能有兩個小孩。


長久以來因為激烈資源爭奪而造成的婦女殘殺嬰兒的現象，因而更加普遍。然而最常採用的方式，是在超音波掃描後的墮胎。這種現象導致了社會某些人口分布上男女大幅不均等，也促成非法新娘買賣事業的興起。


人口是中國經濟的兩面刃，是中國最大的優勢，也是中國最嚴重的弱點。中國擁有無人出其右的人口數，因而具很多國家的特點於一身。中國辛勤的廉價勞工大軍令開發中國家生羨，然而中國並非僅僅是個大型血汗工廠而已。中國每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多於美國。目前雖然只有少部分的人口能稱得上是消費者，隨著中產階級人數增多（二○○四年時估計約有一億至一億五千萬人），國內市場就越來越如當初期望般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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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從近代史可以看出，中國吸引外國投資者的關鍵因素在於其潛在的廣大市場，而非目前已有如此的市場。然而這些優點卻因為長久以來人口的壓力而不見其發揮功效。中國目前雖然正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然而其僅一千美元的人均年收入，仍屬於貧窮國家之列。即使有朝一日中國的全國生產毛額會和美國一樣，但是透過簡單的算數就可以得知，到時候其人均所得會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


以目前的相對成長率計算，在二○四○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會與美國相仿。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因毛澤東的人口爆炸政策而在一九六○、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口，將會年屆退休之齡。事實上，在二○四○年之前，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一，即約四億人會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中國很可能會未富先老。


然而自遠古以來，歷代皇帝都要應付的難題變體（唯獨只有毛澤東未能克服這個難題），才是中國龐大人口所帶來最重要的阻礙。古代各朝要努力的只是在人口間求得糧食分配均衡，然而過去二十五年來的發展可能已經泯除這個問題。現在要努力的則是在人口間求得工作分配均衡，何時能解決這個問題仍是遙遙無期。縱使經濟成長率為九％到一○％之間，每年約二千四百萬的新增就業人口中，仍有數百萬人找不到工作。


因此，雖然中國在外界眼中正在享受高經濟成長率帶來的甜頭，在北京領導中心高牆後努力的官員們，卻深覺被就業危機壓得喘不過氣來。


這個現象對經濟成長來說是個不止歇的沉重壓力，也進而影響到每個經濟計畫和策略，也讓北京政府在和貿易夥伴斡旋時沒有太多妥協的空間。全國各地鮮少在一週之內不曾發生任何勞工問題或社會亂象，有一些衝突的情況甚至很嚴重。若經濟成長率大幅下降，這些動盪必然會更加嚴重。如同北京的經濟學家常喜歡這麼說，中國就像一隻正在騎腳踏車的大象。這隻大象如果慢下來，就有可能會摔倒然後震撼大地。

企業美猴王


人口所帶來的壓力，伴隨著中國人生活的其他特點，進而產生公司化的中國的顯著特性。其中主要的一個特性，是縱使市場上早已沒有顯著的利潤後，公司仍會持續生產甚至擴大生產產品。這種行為可能是受「十億消費者」市場的迷人魅力影響，而試圖更努力爭取更多市場占有率，但絕非僅止於此。不過這個議題極為重要，因為它能說明大部分中國製產品長期以來都供給過剩的原因，再延伸探討則還能得知為何很多這些產品都異常低廉。


幾乎從任何一家製造商身上都可以看出這些現象的起因，不過在我離開重慶前，我還是重新聯絡上了一家我注意了好幾年的公司──力帆集團。我越了解這個集團，知道更多其創辦人伊明善的豐功偉業，我就越把這家公司當成個案，以了解中國製造商能比國外競爭者削價至少三分之一或四○％甚至更多的竅門。


和許多白手起家的創業家一樣，伊明善的生涯，一直以來走的都不是正統的路線。一切都從他出獄開始，如同他說的，感覺就好像美猴王孫悟空一樣。在由吳承恩寫的古典小說《西遊記》一書中，美猴王被老君丟入火爐中，卻未因受苦而喪命，反而就像拋光的金屬般，練得火眼金睛，金剛不壞之身。伊明善在我們首次會面時說：「好像我所懼怕的東西都被我拋在身後。我鍛鍊出耐心和洞悉一切的判斷力，就像孫悟空一樣。」


我們在力帆的公司總部內，圍著一張圓桌，坐在靠背木椅上。我們之間隔了一張椅子。伊明善向後躺並伸展雙腳，午餐後的時光對他來說似乎有點累人。窗外可看到在工廠白牆上漆有紅字寫的激勵標語。「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如此警告著每個人。


伊明善看起來不像前科犯，也不像美猴王。他身型高身兆，有一點駝背，並且具有長者的和藹氣度。一副黑框的大眼鏡占據了他的臉，看起來有專業的氣質。他在一九六一年因參加「反革命」活動而入獄，這個罪名雖定義模糊但是算得上是惡行重大。他的父母出身於擁有土地的資本主義家庭，因而伊明善被列為「黑五類」，即一無可取的人。



他當時二十一歲的女朋友有一個叔叔在美國，當她申請要離開中國時，滿心報復的共產黨官員就因此惱怒。「美國當時是我們的敵人。我當時二十三歲，那女孩兒和我是好朋友。那就表示她是叛國賊，而我則是投敵叛國的亂黨的一分子。」他回憶道。


然而伊明善在獄中卻毫無怨恨。他不斷認為是他誤會了毛主席，他也希望共產黨可以原諒他。當人犯奉令餵豬時，他總是舀最大瓢的餿水。當他們清理公共廁所時，他會盡力比其他人更快裝滿水肥車。「我只夢想再被當人看。」他說。


然而不管階級公敵和叛國賊的表現多好，其罪仍不可赦，伊明善還是坐了將近二十年的牢。他能在一九七九年時出獄，並非是因為他表現優良。有一天來了一封信，信中說明是有誤會。共產黨想要改造他。也就是這樣，沒有收到道歉，也沒有賠償。但是對伊明善來說，這卻是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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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北京政府取得執政權後，開始修改一些毛澤東矯枉過正的教條。二十多年後，伊明善已是中國很有成就的私人實業家，然而談到鄧小平推翻毛澤東遺教的大膽行徑時，仍頻頻搖頭。「在當時仍有很多政府官員認為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他這麼說。


縱使他覺得自己像孫悟空一樣，對一個四十幾歲沒有就業經驗的前科犯而言，要找一份工作談何容易。不過像一九八O年代的眾多實業家一樣，伊明善的工作前景黯淡對他來說反而是一個福氣。他獲准經營私人書店，獲利頗豐。在八○年代末期時，他的個人財富早已遠遠超過拿國家薪水的公務員。


不僅如此，他還能察覺得到情勢的走向。他注意到騎乘腳踏車的民眾，對再小的改變也會感到高興；不管是有格子花紋椅套的坐墊，還是新型車鈴，或是繫在鑰匙圈底端的兔毛球。他察覺到整個社會受困在強迫的平等主義之下。就像日本工業起飛時一樣，摩托車會是下一個熱門產品。在一九九二年，他賣掉書倉籌得美金一萬五千元，並且成立重慶市轟達車輛配件研究所，這家公司包括他太太和兒子只有八名員工。


公司名為轟達「Hongda」，並非是個意外，而是個有意的聲明。伊明善想要建設一家世界級的公司。他想要效法日本摩托車大廠本田（Honda）和雅馬哈（Yamaha）的成就，並且把他們趕出中國市場。等他做到之後，他則要再繼續在更廣大的全球市場和他們對決。然而他必須設法把位於委靡的二級城市郊區充滿油漬的工坊，提升到能挑戰世界知名品牌的地位。時間所剩無幾。本田和雅馬哈在中國的業績很好，也建立良好口碑與地位。


伊明善挑了他認為唯一可行的路走，他仿冒設計且盜取技術。雅馬哈公司授權給建設工業公司後，最近在當地就能獲得該公司的引擎，建設工業是一家老字號的軍火公司，四十年前還曾製造用來對抗日軍侵略的機關槍和大炮。在授權協議中要求必須在當地成立維修廠，這些據點都能取得雅馬哈公司全部的零件，也具備了修理故障所需的技術。


伊明善造訪這些維修廠，向他們購買零件也向駐廠的技師學得訣竅。在幾個月的時間內，他透過反向工程成功複製出雅馬哈公司的引擎。「一開始我們完完全全仿照人家的東西做，」他說。「我們在一九九四年第一次製造出自己的引擎。不是複製品。我們在一九九五年又製造了三具自行研發的引擎。日本人想也想不到傳統的中國製造商竟然發展得這麼快。他們高傲自大，就像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國一樣。」


然而事實上，日本公司已無力可回天。中國政府所制定的諸多限制，使得雅馬哈、三菱和本田等日本摩托車公司不能在他們想要的地點設立自己的工廠；他們必須和中國政府所指定的國營公司結夥成為合資企業。這些公司也被告知必須轉移技術給他們的合資夥伴，以做為進入潛在廣大市場的入場費。


除此之外，他們只能適度操控行銷活動與供應商網路。然而十億中國人從腳踏車換騎摩托車的這個市場誘因，似乎超越了他們的擔憂。雅馬哈公司完全投入配合，與建設工業公司成立各占五O％經營權的合資企業，該企業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典型產物，共有一萬八千名員工，另有三萬五千人不是靠該公司領退休金，就是以其他方式依附在公司之下。因為在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國尚無退休金的觀念，花在所有依附者身上的錢，都要從公司目前營收而來。


工廠的決策執行得很散漫遲緩，而且每個行動都所費不貲。然而縱使這些問題很棘手，仍不若智慧財產權議題那般嚴重。工廠如篩網一點一滴地向外洩露技術機密。應當忠心保密的零件供應商，實際上卻走後門大肆把零件賣給仿冒商。雅馬哈公司一開始並不知情，一直到經過數年的準備，在一九九五年要推出旗艦產品一○○CC四行程的金寶機車後，才了解到事情有多嚴重。恐怖的真相總算大白。


該產品一推出，在數月內，全國上下高達三十六家工廠也跟著製造一模一樣的仿製品。最嚴重的問題是，仿製品幾乎和真品完全相同，卻只要價六千人民幣，而建設、雅馬哈合資公司的金寶則要人民幣一萬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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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的漩渦

一九九O年代中期，仿冒開始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一旦仿冒這個病毒感染了某產業，就會順著價值鏈往上傳染，一家接著一家公司不得倖免。本世紀剛開始的前幾年，仿冒問題在中國已經成為當地的特有現象，不再只是個做生意時的額外負擔，而是企業生存的一個現象，幾乎所有產業的每家公司都被迫要把這個問題納入考量甚至起而對抗它。


據多項估計報告顯示，美國、日本、歐洲等地的公司，每年因為中國各式仿冒問題至少損失超過六百億美元。在確切證據顯示以前，這些只能算得上是粗略的估算，但是若這個數字近似實際狀況，則表示西方企業因智慧財產遭竊的損失，遠大於直接外資在中國的總投資量。舉例來說，二○○四年外資總投資量為五百六十億美元。


某些剝削採用有系統的方式。只要每次好萊塢的賣座強片一下檔，在中國就會出現盜版的?DVD，甚至比美國當地的正式發行時間還早。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盜版業必然在他們剝削的電影公司內安排有內線。在北京發現的盜版?DVD?上，大部分都顯示有「製片專用。嚴禁盜拷」的威嚇警告字幕。另一個類此膽大妄為行徑的受害者是書籍出版業。


在J.K.蘿琳完成《哈利波特》第六集幾個月前，該小說就已經出現在中國。當正版的《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叛》出版英文版時，許多盜版商則爭相翻譯並在網路上販賣。有許多不喜歡原書收場方式的譯者，竟寫了自己竄改的結局。


同樣的，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保羅?湯瑪斯（Paul Thomas）寫的一系列《how-to》商業書籍，在二OO四年時風靡北京出版業。隨著他的名聲日漸升高，別的書借重他的知名度邀他編寫前言，看起來皆大歡喜。但是後來得知哈佛並沒有這樣的一位教授，印有他顯赫威名的書籍其實是由學生以一字O?三美元的代價所杜撰的。結果假書成為一門很賺錢的生意。包括國營書局的多家出版社在二OO五年初期約有一百本以上的假書上市。


其他仿冒品不是慘不忍睹就是滑稽可笑，或二者皆是。高爾夫球杆仿冒品眾多，但其品質參差不齊。一整袋很不起眼的球杆要價只要美歐產品的十分之一，但是只要用中度力道揮杆，杆頭就會跟著球一起飛到球道上。其他的偽造品則更危險。像是會爆炸的水壺、會短路的電流變壓器、無藥效的藥品、無作用的煞車踏板、使人中毒的酒品、讓嬰兒因而餓死的假奶粉。


然而對眾多外國公司而言，他們要擔心的不是二流的仿製品，而是品質與正品相匹敵的仿冒品。除了摩托車，在汽車業也能明顯看出這種手段。市場領導者大眾（Volkswagen）汽車在一九九○年代後期推出廣受歡迎的捷達（Jetta）車型前，奇瑞汽車仍未成立。然而草創於長江河畔蕪湖市的奇瑞汽車公司，竟然在成立後三十三個月內就推出名為奇瑞的四門轎車，和當時中國銷售最好的捷達車型相似處不僅止於外觀而已。


很快就有人起疑心，原因之一是奇瑞的主要投資者上海汽車工業集團也是大眾汽車的合資夥伴，另一個原因則是奇瑞一位高階主管之前曾在中國為大眾汽車的子公司奧迪汽車製造捷達車型。大眾汽車於是展開調查，並在奇瑞車型中發現他們的原廠零件。他們以書面和口頭方式和奇瑞的主管談過這件事（蕪湖市政府為該公司的所有人），最後奇瑞公司同意不再使用大眾的原廠零件。


但是奇瑞汽車的智慧財產權爭端尚未落幕。同為上海汽車工業集團合資伙伴的通用汽車，在奇瑞推出名為?QQ?的小型車後，因該車和旗下大宇汽車所製造的熱門車款?Spark?完全相同，即以仿冒為由上訴求償八千萬美金。奇瑞否認有任何不當的行為，也明文公開對此訴訟表示歡迎，該案由北京地方法院審理。然而就在雙方等待出庭之日時，定價美金三千六百元的QQ大為熱賣，而要價兩倍的Spark市占率則不甚良好。


不管誰是誰非，仿冒對商業界的影響都是一樣的，會快速減少許多產品的價值。這個現象不只發生在現行產品上，也會對新技術造成影響；自一九九八年起，在個別產品價格以及市場綜合價格上都可以看出不斷下跌的證據。縱使在廣泛經濟面激烈快速成長，或由像消費者物價指數等綜觀指數指出通貨膨脹甚為普遍，產品每年的平均價格仍持續走低。


在某些領域中，價格下跌的情形甚為顯著。一九九八年要價六千人民幣的二十九吋平面電視，在二OO四年底只賣不到人民幣二千元。有彩色螢幕的行動電話是二OO一年最新最流行的產品，當時售價約人民幣六千五百元；到了二OO四年底前，其價格也降到二千元以下。


完全調校成能播放盜版光碟的國內品牌DVD放映機，在一九九八年初上市時要價約三千元人民幣，到了二OO四年底則只要約五百元。用來收看衛星電視節目的機上盒，在二OOO年時要價人民幣二千三百元，到了二OO四年底則只要七百元。每個產品都代表了一個新的外國技術，一旦被引進中國，便受到仿冒盜用的影響而使其價值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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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夢似幻的市場


然而如同伊明善在一九九○年代末期所發現，仿冒的問題在於會反噬仿冒者。隨著能更容易跨過新入門產品的技術門檻以及資金的取得，摩托車製造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每家都走著當初讓伊明善大放光芒的道路。在一九九八年為止，全中國有一千家以上的摩托車工廠，每年生產約一千五百萬輛摩托車，但每年銷售量只有一千萬輛。有五百萬輛的摩托車擺放在倉庫中，市場上因而展開了惡性的價格大戰，直到幾乎沒有利潤可言的地步。但是各大廠仍著眼在廣大的潛在市場，而拒絕修改他們的策略。


建設雅馬哈的總經理梁學本當年告訴我他決心要保持市場占有率。當時他說，只有百分之三的中國人擁有摩托車。遲早有一天市場會起飛，因而會產生驚人的利潤。雅馬哈說什麼也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讓步給國內的新興競爭者。
八年過去了，眾人期盼的銷售榮景並未出現，供過於求的問題卻日形嚴重。伊明善的夢想破滅。業界幾乎已無任何價值存在，他也開始半開玩笑地說，不用多久他就要像賣豬一樣用秤斤論兩地來賣摩托車了。


另一次我造訪工廠時，他的代理人楊州說：「我們最便宜的車款在加工前的價格約為每公斤人民幣二十五元。只比活豬的每公斤價錢多了一點。」然而以製造摩托車的金屬與其他元件價格來比較則更切中要領。售價兩千五百元人民幣的摩托車，只比所採用的金屬原料價格略多一點，至於其他投注在其中的努力，像是工業設計、勞工、研發、品牌經營、經銷物流，以及公司主管的經驗和前瞻力則都被視為一文不值。楊州說：「很顯然這一點也不健康；這就是所謂的惡性競爭。」


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公司無法長年都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販售產品。銀行開始擔心這些公司的還款能力，最後便追回他們的貸款。但是中國並非是正常的市場經濟。中國並無有效的破產法，要無還款能力的公司清償債務因而難上加難。除此之外，銀行有充裕的資金；中國民眾的存款比率約為收入的四○％，經濟體制上現金供應量約是國內生產毛額的兩倍。這表示銀行的存款量大於放款量，因此並不急於追回尚未清償的債款。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其他的考量在。一位國內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的資深從業人員告訴我，追回貸款而造成無力償還公司破產，對銀行來說並無利可圖。他說，因為債務公司的供應商也會連帶受到影響，所以其衝擊會極為顯著。會造成員工失業，也有可能造成消費者的消費活動停滯，甚而影響社會安定。他說：「與其造成各界景氣下滑，倒不如耐心等候下一次景氣回升。」依據國際標準，中國的公司破產率偏低，便顯示在這種中國四處皆有的態度上。


這種奇特的現象導致另一個現象發生，造成這個現象的部分原因也是十億消費者傳說的引誘力。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當一公司遭遇供過於求的問題時，經常會以停止生產來因應。但是在中國卻很少人這麼做。比較常採用的方式是以相同產率繼續生產，同時間並注意其他能轉進的產業領域。


我有一次去珠江三角洲時，造訪了世界最大的微波爐製造公司──格蘭仕（Galanz）。從那兒，我向上走了幾英里拜訪了世界冷氣機大廠──美的（Midea）集團。兩家公司都是該業界的經典模範。他們都是在一九八O年代初期以簡陋工坊起家，製造宛若工業革命時期水準的原型產品。美的集團總裁當時就是用榔頭在木製平臺上敲打小電風扇的葉片（現在則放在公司博物館的玻璃箱內展示）。


但是在我造訪的二OO一年時，獨領風騷的輝煌歲月已經結束，兩家公司都正面臨供過於求的窘境。他們的利潤減少得很快，這兩家的主管都認為對方在營運上應該已經不敷成本。但是他們應付的方式著實讓我很意外。微波爐製造商格蘭仕決定進軍冷氣機業，而冷氣機製造商美的集團則要進軍微波爐業。毫不在意當年全國冷氣機的製造量比需求量多出一千萬臺，而微波爐也有同樣供過於求的情形。


我問格蘭仕的副董事長俞堯昌，為何銀行會願意支持這項多元化經營決策。「銀行只在乎你的公司能否成長茁壯。若公司擴大生產，規模就會變大，單位成本也會跟著降低。那就是他們要的成長茁壯。不管怎麼說，我們也是本地最大的公司。如果他們不借錢給我們，那要借給誰？」


這種推理造就了中國經濟很鮮明的一個特色：幾乎所有（二OO五年底時為九O％）的產品多年以來都供過於求。舉例來說，美的集團除了其核心產品冷氣機外，還生產製造了製麵包機、咖啡壺、冰箱、洗碗機、抽油煙機和微波爐。海爾集團是全國知名的電子產品公司，旗下業務還包括了保險、醫藥、個人電腦、行動電話和連鎖麵店，全部共有八十六種不同的產品。醜聞纏身的上海股市上市公司德隆集團，產品則從番茄醬到汽車零件應有盡有。


所以當力帆的摩托車事業利潤吃緊之時，伊明善並不以退縮的方式來應變，而是主動攻擊。他跨足經營公車、礦泉水、稀釋溶劑、洋酒進口、報業、鵝絨夾克，以力帆為名的足球隊也很成功。他那時就開始閱讀當時奇異電子（General Electric）總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所寫的管理叢書，在全中國熱賣的盜版翻譯書封面上可看到威爾許的照片。


他說，多元化經營能幫助公司全身而退，度過景氣循環的低潮。然而如果要他的核心事業摩托車事業存活下去，他必然得找到產生新營收與增加銷售的來源。答案很明顯，即是外銷。任何能通過中國國內競爭粹鍊而存活的公司，當然在國外也有發展的機會。他所選定的戰場是越南，並在當地與本田公司正面交手。力帆首度打進越南時，日本本田公司在越南的市占率為七○％，但是伊明善在價格面明顯占上風。


他在首番交戰時，推出看起來幾乎和本田一模一樣但售價只要三分之一的車型。事實證明這是個很有力的市場誘因，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力帆就勝過宿敵本田公司。


伊明善早期的童年時光，大部分都聽著日軍空襲重慶時宛若打擊樂的轟炸聲，也看著後街的熊熊大火冒出陣陣濃煙。然而和本田與雅馬哈的對立並不帶有民族情節，也並非是為了報仇。


事實上，他尤其敬佩本田公司。「就如牛頓所說，『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真誠地這麼表示。事實上，我在會談時深深覺得，伊明善在這幾年來認為，他和日本本田公司的已故創辦人本田宗一郎懷抱同樣的精神。這兩個人一開始都從充滿油漬的車庫內調校引擎開始。他們二人都未受過正式教育，而且也都深知遭國家權威統治體制流放的痛。（本田的情況更令人讚賞，因為他在外圍經營，有時還要對抗日本政府和大型公司間緊密的關係。）


然而諷刺的是，力帆是靠模仿本田而起家，這家日本公司到頭來卻反過來倣效他的中國對手。本田公司因喪失越南市場占有率而驚慌失措，便急忙地在與越南跨海而望的中國海南島上設立生產基地。本田在當地採用幾乎完全中國式的企業模式；本田因中國的廉價而得利，也幾乎只向中國內地的零件供應商提貨，這些供應商有很多還在自動化大量生產第三、第四代的日本原廠零件仿冒品。但是這個手法的確奏效。


本田公司得以砍掉越南產品幾乎一半的價格，之後憑藉其響亮的品牌，市占率因而回升。該公司也在另一個戰場上贏得勝利。控告力帆使用品牌名「Hongda」的訴訟案終於開花結果：力帆敗訴，獲判必須支付賠償金九萬八千元人民幣。


但是這場仗還要打好一陣子。日本公司常以增加國內產品售價的方式，來資助打進國外出口市場。中國公司則是恰恰相反。包括力帆的很多公司，出口只是為了在國內市場苟延殘喘。伊明善的代理人楊州表示，在非洲、伊朗和拉丁美洲等地賣出的摩托車利潤有時可高達一○％，但是在中國則是很微薄甚至不敷成本。舉例來說，在奈及利亞售價六千人民幣的摩托車在中國只賣一半的價錢。


縱使在英國的銷售量很少，伊明善仍處心積慮想在英國打響他的品牌。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突然開始談論足球，如連珠炮般地說出英國國家隊幾乎每個球員的名字以及他們個別的轉隊價碼。然後他問我他該不該買下一支英國職業球隊好經營他的品牌。我問他所屬意的是哪支球隊。他說：「蘭雀斯提（Lan-che-si-te）。」可是我對這個名字沒有印象。


他說的不是曼徹斯特聯隊（Manchester United），因為在中文裡稱作「曼聯」，況且他也聽說連媒體鉅子魯伯?梅鐸（Rupert Murdoch）都無法買下曼聯隊，他也該很清楚這個英國「國寶」不容他染指。我不想讓他知道我對他喜歡的球隊一無所悉，於是我就問他是否認為那支球隊夠格能不辱力帆之名。他說：「這個嘛，他們可能不是很厲害，但是至少很便宜，……也許一千萬。頂多二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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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

我自重慶展開的旅程在中國工業革命的終點站畫下句點，這裡是幾十萬個如伊明善在工廠所生產的產品之終點站。這個地方就是義烏市。在十五年前，這個位於中國東海岸浙江省中部的小鎮，除了其特殊的地名外，可說是名不見經傳。義烏表示「忠心的烏鴉」，但是若你問當地人典故，你會得到各種版本的說法。反正似乎也沒人在乎。這裡有太多的事變。才不到二十年的光景，這個地方便從無人問津的荒涼小鎮，轉變為國內繁忙程度屬一屬二的地方。雖然外人仍鮮少知道義烏，這個地方卻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批發市場。


這個地方的規模真是會讓人眼花撩亂。總數三萬四千個攤位，開設在一個接著一個的巨大展覽館中，此地販賣的各式產品約有三十二萬種。在這占地一千五百公頃的賣場裡，幾乎每種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工廠所生產的產品都在這裡兜售。我的中國朋友都曾慫恿我來義烏，見識其低廉的價格。他們曾告訴我，同樣的商品，在北京最便宜的商場以最划算的價格買到的商品，在義烏只要不到一半的價錢。


早上在去展覽館的路上，我經過海雅特（Hiyat）賓館。飯店的正面為帶有矢車菊藍的霧面玻璃帷幕，門旁有一尊金色笑面彌勒佛像，大廳內則有一個保麗龍製聖誕老公公像，看似隨時都有倒下的可能。我不禁開始納悶，為何擁有位於上海樓高八十八層，中國最高最豪華飯店金茂大廈的公司，會大費周章投資義烏的二星級寒酸設施。然後我才注意到拼字的不同。海雅特當然和君悅（Hyatt）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走過飯店繼續走了幾百公尺，到了一家販賣時尚配件的購物商場。第一家商店廣告義大利製名牌Gussi皮包。每個售價十一美元，但是店老闆說可以殺一點價。附近有三家店面開在一起。一家名為VSL，另一家為LYS，第三家則是SYL。這三家店在牆上都有伊維斯?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 ）年輕時的大幅照片，照片中他都戴著一貫的粗框眼鏡。


另一個角落則有幾家鱷魚牌（Lacoste）的冒牌商店，彼此都很相近。一家叫做新鱷魚（New Crocodile），另一家叫做揚子鱷魚（Crocodile of the Yangtze），第三家叫做鱷魚仔（Crocokids），最後一家則叫做鱷鱷魚（Croc Croc）。我走進其中一家，詢問店員是否有賣正牌的法國鱷魚牌（Lacoste）服飾。她告訴我，「法國鱷魚和中國鱷魚是同樣的牌子。他們合併了。」接著她對著附近的敵對商店不屑地搖搖手說：「他們都是冒牌貨，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再往前走則有三家在品牌商標上使用和登喜路（Dunhill）一樣的長瘦字體。一家叫做敦寶路（Denghaoli），其他兩家分別叫做登寶路（Dunbaolu）和登喜好路（Doctortoh）。要看出來他們都是在模仿登喜路（Dunhill），相對上輕鬆得多了。但是在另一個角落的幾家店則要動點腦筋才看得出來。我看到瓦莎琪（Woershaqi）時，還必須想一下才認定應該是模仿凡塞斯（Versace）。再走下去則是威爾薩奇（Wearesaatchi），好猜多了。另一家商店則想出用冰淇淋品牌賣時尚精品。這家店的招牌寫著「Haagendess」，但是裡面並沒有冰淇淋，只有皮包而已。


離開購物商場後，我在路上遇到一群警察。我問他們這麼多冒牌商店怎麼有辦法在光天化日下開店做生意。中國當局同意在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就要杜絕仿冒。他們面面相覷然後又看著我。其中一位警察拿下嘴上的菸，指著離「揚子鱷魚」幾英尺旁的牌子。他說：「看那塊牌子。如果你要申訴，可以打打看那支電話。」


牌子上寫著：「消滅假貨熱線，請打：32157。」我打過去後是一位女士接的電話。她說我打錯城市了。她說她負責的是金華市，而我要找的應該是義烏。她又說：「試試看5558853。」一位男子接的電話，但是他告訴我這支電話是消費者投訴專線，而不是仿冒品申訴熱線。他說，我應該要打給仿冒品調查大隊。「試試看5324716」，他很快報完電話號碼就掛斷了。我把手機夾在肩膀和耳朵之間，也抬起一隻腳，好把筆記本放在膝蓋上。我在失去平衡前及時抄下了電話號碼。


我打過去之後，接電話的男子表示這支電話的確是仿冒品申訴熱線，但是他又說他現在不方便說話。他說：「我在寫一份報告。」我告訴他我要通報品牌版權違法案件，但是他卻一直說他很忙。他說：「打打看32157。」要我打回我第一次打的那支電話號碼。


我絲毫不想再兜一次圈子，所以我離開了購物商場，繼續走向批發市場展覽館。我在大廳靠近電扶梯處立即看到一塊大立牌。在紅絲絨背景上用巨大的金字寫著：「重質量，守信用。」立牌是由義烏市政府所簽署，他們可能也是負責反仿冒熱線的同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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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販店的量販店


展覽館內的確如同我的朋友事前所說。產品的價格很令人不可思議。我們家中一般使用的馬克杯，像是在宜家（IKEA）等商店賣一美元的杯子，在義烏竟只以美元五分在兜售。看起來似中高品質的石墨鈦合金網球拍，則只要約在英國買一罐球的價錢，美金七?八元。沃爾瑪（Wal-Mart）商場賣遍美國售價十一美元的便宜烤土司機，若在義烏會是離譜的昂貴，因為在這裡只要一半的價錢。在美國熱賣時售價二十九美元的中國製DVD放映機，在義烏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獲得更低的價格。


看似百工公司（Black & Decker）產品的黑牌電鑽，售價十二美元，還附有全套的鑽頭。一支大榔頭只要一?四美元，劈柴的斧頭則只要一?二美元。所以沒有例外。幾乎每個商品都以歐美最便宜折扣商店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更便宜的價格販賣。除此之外，這些商品的品質似乎不亞於全球各地商店所販賣的貨品。事實上，他們經常根本是一樣的產品。


透過義烏可得以一窺橫掃開發國家的折扣賣場現象源頭。在如洞穴的展覽館四處逛上半小時，即可解開沃爾瑪、塔吉特（Target）、家得寶（Home Depot）、特易購（Tesco）、麥德龍（Metro）、家樂福（Carrefour）、勞威（Lowe`s）、百思買（Best Buy）、皇家阿霍德（Royal Ahold）和其他折扣零售商得以提供廉價商品的謎雲。事實上，我開始不佩服他們有辦法打折，而是佩服他們有辦法讓消費者不反彈而獲得如此高的價差。


所有大型折扣商都從中國批發商品，他們得以名列全球五百大公司，有部分原因都歸功於在中國採購再轉賣所獲得的豐厚利潤。根據中國官方估計，國外零售商的批發採購金額在二○○五年達到六百億美金。若很保守地估計這些商品在已開發國家以成本兩倍的價格賣出，則在歐美折扣量販店販賣的中國商品金額就高達一千兩百億美元。


然而大型折扣量販店還不是唯一的買主。在義烏到處都是自由商人。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獨立商人在各個小商店間穿梭著，大量訂購鈕扣、珠寶、裝飾品、大型家電、電子產品、刀具、陶製品、體育用品、汽車零件、農業機具、工廠，以及其他成千上萬種產品。幾年前居住在義烏的外國貿易商人不到五百人，現在則已超過五千人。自從出產的產品品質提升後，景氣就大為好轉。


我在一個油畫攤位遇到來自紐西蘭的貝瑞?波蒙（Barry Beaumont）。他的朋友從地上數百個堆疊中逐一抽起畫作，然後丟在準備購買或淘汰的堆落上。有時候他會先問波蒙對畫作的意見，再決定丟到哪一堆中。大部分的畫作都是臨摹名畫家的作品，有梵谷、康斯塔伯、達利、夏卡爾、莫內。波蒙和他的朋友很清楚他們只不過在買「好廢物，那種會掛在咖啡館廁所附近的作品。」


波蒙說：「這些畫是由本地人以每幅二十元的代價所畫的，然後你以二十五元向店家買得，一開始他們會開價一百四十元，所以你必須殺價。很耗時而且他們又很難纏，所以一般我都讓一位女性朋友負責殺價。」


他指著三位濃妝豔抹的中國中年婦人，她們就站在離我們幾公尺遠處。他又說：「他們比我們強悍多了，?……中國人不在乎以低價賣給自己人，可是他們絕不會用同樣的價錢賣給外國人。」


波蒙七年前在紐西蘭經商失敗後就到義烏來。一開始他先購置了農業機具、冶金設備和裁切與成形塑膠用的工業工具。起初他並不想冒險，只接小訂單。然而生意越做越好，現在他則不接價值美金一萬元以下的案子。他說，若你在義烏買任何東西一百份就可獲得相當不錯的折扣，要是你買到一千份之多，那折扣可高達五O％。


中國製造商只預期賺二、三％的利潤，出口商則鮮少從顧客身上賺到錢。他們做生意的主要目的是向政府請領所賣出產品價格高達一七％的加值稅回扣。波蒙說，真正賺大錢的人，是那些在貨品運至目標市場後，懂得行銷的人。有些人可以賺到高達一OO％的利潤，但是波蒙為了在顧客間建立良好的聲譽，目前則先賺三O、四O％的利潤。


然而，來自全球各地的人開始發現義烏與其他類似的中國城市，市場競爭也因此較以往來得激烈。隨著時間演變，這個情況會導致折扣賣場因在中國採購而獲得的豐厚利潤縮減，而在如香港等地的中間人佣金和利潤也會跟著下滑，這些地方的代理商對購自中國大陸的商品索取將近成本三○％的利潤。


這個情況可能會在邊界發生，但是全世界價格最低廉的市場，卻能度過這個難關。造成中國工業轉型的整體能量就在義烏這個點聚合。該地如此低廉的價格，正是崛起中的巨人非凡實力背後的百種事件、改革和趨勢的最終表現。中國對世界各地的影響主要都來自於義烏所象徵的優勢。這是因為有史以來世界強權的更迭和國家排名的順序，都是伴隨著或甚至是先發生整套新價格的訊息。


中國的崛起之路在很多情況下，仿效美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興起。不只是重慶模仿芝加哥建城之初所進行的轉型，中國的基礎建設也模仿美國的概念，甚至是其枝微細節，而且農民子女從鄉村遷徙到沿岸的工廠，更是呼應了約一百五十年前歐洲青年移民到新世界的大移民潮。


新通訊科技造就了生產力向前邁進一大步，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是鐵路，在今日的中國則是網際網路和數位化。改變過程的潤滑劑是國際資金與專業技能，在十九世紀時是從英國輸入美國，在現代則是從工業化國家輸入中國。


在當時乃至於現代，價格的改變無疑宣告了即將到來的政經社會變動。一八七三年至一九OO年這個期間稱作「通縮成長」，因為美國的農業與工業產品價格幾乎是呈現全面性的下跌。


開放農業的疆界使得已開發國家的穀物價格大跌，造成全歐洲鄉村動盪不安、鄉村人口減少，以及英國地主階級危機，在不斷追求平等的二十世紀中仍持續震盪及影響。工業界也面臨類似的改變。蘇格蘭裔美國工業大亨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把一種稱柏思麥（Bassemer）轉爐的新穎製鋼科技從英國帶到美國，就如同沈文榮把鳳凰廠從德國帶到中國一樣。


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九八年間，柏思麥鋼在美國的價格下跌了八O％，卡內基曾這麼預言：「能製造最便宜鋼鐵的國家就能讓其他的國家屈服於它的腳下。」的確如此，英國工業難以適應工業產品無止盡的通貨緊縮，很多公司也就相繼倒閉。自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間，英國的產品價格每年以O?八％的比率下跌。


縱使如此，因為低廉的進口產品數量激增，大部分英國人的生活水準仍獲改善。在二十世紀前，景氣好轉的現象十分明顯，因此美國故總統席爾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這麼表示：

縱使美國在原物料上並非得天獨厚，但憑藉其優良的工業產品得以穩固其稱霸世界市場的地位。從英國雜誌目前的廣告可以看出英國人過著以下的典型生活：早上在英格索牌（Ingersoll）鬧鐘的鬧鈴中展開一天，並以吉列牌剃刀刮鬍子，用凡士林髮油梳頭髮，穿上箭頭牌（Arrow）襯衫，然後再急忙下樓吃桂格燕麥片和加州無花果，再喝上一杯麥斯威爾咖啡，出門通勤坐的是有費雪公司車廂的西屋牌電車，到了辦公室坐奧提斯公司的電梯上樓，然後在愛迪森發明的燈泡所發出的高效率光線下，用華登牌（Walden）原子筆開始一天的工作。


一世紀之後，在工業產品上輸出通貨緊縮的國家變成了中國，而歐美人士的生活，則逐漸增加對各式中國產品的依賴。毫無疑問地，這個現象可以被視為地理政治權力分布將要轉移的訊號。



（更多內容，請詳閱本書《中國撼動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