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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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一、屢被罷官的官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海瑞是一個清官。不過他這個清官，卻是以「罷官」而聞名的。


　　現在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大約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罷官」的。一九六六年，以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為導火線，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當然，不管歷史上有沒有海瑞這個人，以及他是否被罷過官，這場所謂「文化大革命」也要進行。只不過，這樣一來，便弄得海瑞這個名字家喻戶曉，而且一提起海瑞，便想起罷官。


　　海瑞這個人，的確與罷官有緣。海瑞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從嘉靖三十二年（公元一五五四年）十二月十日在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當教諭（一種低級學官），到萬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十月十四日病死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與官場差不多算是打了半輩子交道，其間罷官和請求辭職就有好幾回。僅在南京任上的兩年之中，請求告老還鄉就達七次之多；而賦閒時間最長的一次，竟達十六年之久。這樣折扣下來，則海瑞踏入仕途三十三年，就有一半的光陰屬於罷官。如果按照嚴格的計算方式，以他被提升為地方行政長官，擔任浙江淳安知縣（時在嘉靖三十七年即公元一五五八年）作為正式從政的起點，則當官的時間還要更短，半數以上處於罷官狀態。


　　不過海瑞罷官也升官，而且罷一次升一次，官也越做越大。他第一次罷官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被免去淳安知縣（正七品）職務，但很快就平調江西贛州府興國縣，一年半以後調升戶部雲南司主事，由地方官變成了京官，官階也由正七品升到了正六品。第二次罷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一五六六年），這次長達數月之久，還坐了牢。出獄後先是官復原職，後改任兵部武庫司主事，又調尚寶司司丞（均正六品）、大理寺寺丞（正五品）、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最後升調右僉都御史（正三品）、欽差總督糧道巡撫應天十府，已是封疆大吏，方面之員。第三次罷官是在隆慶四年（公元一五七○年）。這一回直到十六年後才重新出山，先是恢復了他的南京右僉都御史職務，赴任途中升為南京吏部右侍郎，次年（萬曆十四年即公元一五八六年）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官階二品，成為大明王朝的高級幹部。這時，海瑞已是七十三歲的老人，而他的學歷或功名又只是一個舉人。


　　這就使海瑞的仕宦生涯帶有了傳奇色彩。於是我們有點弄不清他究竟是好官還是壞官。如果是好官，為什麼屢屢被罷？如果是壞官，為什麼又一升再升？皇帝也好，官場也好，究竟是喜歡他呢，還是不喜歡他？


　　如果按照中國普通老百姓衡量一個官員好壞最通用的標準來評估海瑞，他當然是一個好官。這個標準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舉世聞名的，也是絕對真實的。他晚年職任右都御史（監察部長），官居二品，留下的積蓄竟不夠殮葬之資，還得靠同僚們來捐助費用。一個人，做官做到連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見底」了。


　　關於海瑞死後所遺資產的數目，有三種說法。最多的一種說是一共有一百五十一兩銀子，綾、綢、葛各一匹。最少的一種則謂「檢點行囊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居中的一種，則說有白銀二十兩。即便按一百五十一兩計算，數目也十分可憐。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知府不過正四品。百多兩銀子，對於任何一位二品大員的家產而言，都夠不到一個零頭，更不要說和嚴嵩那樣的奸相相比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嚴嵩倒臺，抄家時單單白銀一項就抄出二百萬兩之多。由此可見，海瑞的清廉，不但名副其實，而且難能可貴。


　　更難能可貴的是，海瑞始終如一地堅持著他的清廉。他當知縣的時候，飯桌上的蔬菜都是他親自帶人在衙後種的。酒肉之類，大約也很少食用。據說他唯一的一次「奢侈」，是為了給母親做壽（海瑞是孝子），買了兩斤肉。這事當時就作為新聞在官場上廣為傳播，就連總督胡宗憲都忍不住用大驚小怪的口吻對別人說，你知道不知道，海瑞買肉了，買了兩斤肉，兩斤哪！


　　海瑞擔任了應天巡撫後，其地位與知縣已不可同日而語，轄區包括應天、蘇州、常州、鎮江、松江、徽州、天平、寧國、安慶、池州十府及廣德州，多為江南富庶的魚米之鄉。但他仍節儉清廉如常。他下車伊始，就頒布《督撫憲約》，規定巡撫出巡各地，府、州、縣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設宴招待。考慮到朝廷大員或許仍須稍存體面，他准許工作餐可以有雞、魚、豬肉各一樣，但不得供應鵝和黃酒，而且也不准超過伙食標準。這個標準是：物價高的地方紋銀三錢，物價低的地方兩錢，連蠟燭、柴火等開支也在上述數目之內。至於叫「小姐」來席間作陪，或酒足飯飽後的各項餘興節目，當然不言而喻地均在嚴禁之列。

　　海瑞的清廉，甚至達到了不近人情或匪夷所思的地步。按照當時官場的風氣，新官到任，舊友高升，總會有人來送些禮品禮金，以示祝賀。這些禮品禮金只要數額不大，不過意思意思，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一點意思也沒有。他公開貼出告示，說：「今日做了朝廷官，便與家居之私不同。」、「彼酬此答，殊是虛繁，卻之不為已甚。」然後當真把別人送的禮品一一退還，連老朋友賀邦泰、舒大猷遠道送來的禮也不例外。至於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佔。海瑞臨終前，兵部送來的柴金多算了七錢銀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七錢銀子實在不算什麼，他海瑞卻絕不肯為這蠅頭小利，毀了自己一世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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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清官，老百姓當然由衷擁護，官員們卻反感異常。他們雖然嘴上不便多言，心裡卻是說不出的嫌厭和膩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頭皮發麻。可資證明的一個事實是：海瑞調升應天巡撫的任命剛一發表，應天十府官員便幾乎快要哭出來。不少人紛紛請求改調他處，有的甚至自動離職，寧肯不要頭上的烏紗。這固然說明海瑞的清廉和聲威已足以讓人聞風喪膽，但也說明他在當時的官場上，其實已很孤立。


　　海瑞確實是不講什麼官場規矩的。他並不是一個胡來的人。相反，他的原則性很強。他的原則有兩條，一條是四書五經闡述的道德準則，一條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這兩個東西裡面，可都沒說過一個官員應該貪污腐化，以權謀私，也都沒說過要當官就得學會阿諛奉承、吹牛拍馬、迎來送往、請客吃飯。聖人和太祖沒說過可以做的，就不能做。聖人和太祖明確規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至於時下的風氣，決非海瑞之可效法，也決非海瑞之應趨附。有人曾勸他不要太死心眼兒，該走動的還是要走動，該打點的還是要打點。海瑞卻瞪著眼睛反問，假設所有的地方官都不打點走動，是不是就沒人升官呢？假設所有的地方官都打點走動，是不是就沒人降職呢？那人見海瑞榆木腦袋死不開竅，所言「假設」云云又根本不能成立，完全是書生氣十足，也就只好悻悻而去。


　　海瑞不但謹遵聖賢教誨且身體力行，而且還要和不良風氣作鬥爭，而無論對方職位有多高，來頭有多大。哪怕是公認的老虎，海瑞也敢摸他的屁股。海瑞擔任淳安縣令時，出任總督的是胡宗憲。總督與知縣，官階之別，如同天壤。胡宗憲這個人，又是當朝權相嚴嵩的黨羽，權傾天下，炙手可熱，加上他官風凌厲，氣勢逼人，境內官民無不凜然畏懼。然而海瑞卻如初生牛犢。胡宗憲的兒子到淳安，耀武揚威，頤指氣使，對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還把驛丞倒吊起來。海瑞毫不客氣，立即下令將其拘捕，押往總督衙門，其隨身所攜一千兩銀子也沒收充公。海瑞還給胡宗憲呈上一份公文，聲稱久聞總督大人節望清高，愛民如子而教子甚嚴。此人既然品行惡劣胡作非為，其所稱胡公子云云必係假冒，其隨身所攜也必係贓銀。胡宗憲心知是自己的兒子不爭氣，卻也不敢聲張，只好打落了牙齒往肚裡嚥，自認倒楣。


　　嚴嵩的另一黨羽鄢懋卿也在海瑞這裡碰了一個軟釘子。鄢懋卿奉命欽差巡視浙江鹽務，事先曾明發通令，聲稱本院「素性簡樸，不喜逢迎」，因此「凡飲食供帳俱宜簡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靡費里甲」。這種官樣文章，原本是此類人物標榜儉樸以沽名釣譽的把戲，十足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員都不當真，接待也極盡奢靡，所費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卻一本正經地上了一個稟帖，規規矩矩寫上「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謹稟」。稟帖先是照錄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著又說據悉欽差大人所到之處，接待逢迎與通令所言完全兩樣。不但要擺酒席，還要供應女人，每席耗銀三四百兩，連小便器都要用銀子打造。因此下官糊塗起來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還是照前面的樣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深怕簡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樣子來做吧，又怕違背了大人體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懇請大人明示，到底怎樣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稟帖，一肚子火氣發作不得，只好不過嚴州，繞道而去。


　　海瑞這一手不但嚇退了鄢懋卿，也嚇壞了嚴州知府。他對海瑞大發雷霆，問他為什麼這樣惹是生非。海瑞既不頂撞，也不辯白，等知府把脾氣發夠了，才作揖告退。後來，知府大人見海瑞此舉並沒有惹來什麼禍事，又感激地對海瑞說，淳安百姓逃此一難，真難為你了！真難為你了！


　　不過這回知府大人又搞錯了。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頂撞上峰，連欽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臺，豈有不遭報復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興通判調令，正準備和新任淳安知縣辦移交時，袁淳在京彈劾了他。袁淳也是嚴嵩一黨，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為巡鹽御史出巡浙江時，在海瑞那裡親身領教了簡慢的招待，還和海瑞大吵了一架，於是便彈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儘管海瑞並無過錯，也儘管嚴嵩已被免職，鄢懋卿也被充了軍，但朝中大臣們此刻熱衷的是權力與利益的再分配，沒有人關心這個舉人出身、既無後臺而脾氣又有些古怪的七品芝麻官。只是由於曾當過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極力向吏部尚書嚴諷推薦，海瑞才在免職後又被調任興國知縣。


　　按說，像海瑞這樣不會巴結上司，還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縣令的職位，已經是萬幸了。他原本只能在幾個邊遠貧窮的小縣調來調去，最多升個六品閒差然後退休。然而海瑞的運氣出奇的好。嚴嵩的倒臺終於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人們開始對嚴嵩當權時的人和事一一進行清理和甄別。中國官場歷來就是以人劃線的。嚴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憲、鄢懋卿之流也得跟著完蛋。這些人既然被確定為壞人，那麼，當年反對過他們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這也是中國政治鬥爭中最通用的邏輯，歷來如此的。海瑞以卑微之職公然對抗令人談虎色變的權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這樣的英雄如果不能加以表彰，委以重任，那就不但是帝國的奇恥大辱，而且是吏部的嚴重失職。於是，在擔任興國知縣一年半後，海瑞被調往北京，任戶部雲南司主事，官階正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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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主事，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針出自堂官尚書侍郎，技術上的細節則為吏員所操縱。像海瑞這樣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辦公，不過只是日漸一日增積做官的資歷而已。」


　　然而海瑞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歡琢磨問題的人，對國家對君主認真負責的人，也是個只知進不知退的人。即便居於一個閒散的職位，他也不想在無所事事中打發時光。既然沒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慮大事。他現在已經進入中央政府（儘管職位低得可憐，離所謂中樞還十分遙遠），不再是一個有侷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問題了。何況他的工作任務又不繁重，不像在做縣令時那樣，每天要處理許多繁瑣而具體的事務。這就使他有充裕的時間去胡思亂想。而且，與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為己任的儒生一樣，海瑞認為他應該對時局和朝政發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見解，而國家的現狀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滿意。不但離孔夫子他們設計的唐堯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遠，而且簡直就是危機四伏。海瑞覺得自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不負責任，就是對歷史對國家對君王對祖宗犯罪。一股正義感和使命感從他心中升起。他決定發起進攻。


　　這一回，他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當今皇上。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一五六六年）二月，也就是海瑞進京一年半以後，這位「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六品司員，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深知當朝的這位皇帝是只聽得進好話聽不進批評的，因此開宗明義就說一個皇帝是否夠格關鍵就在於能不能讓臣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接下來，他便對嘉靖本人進行誅心剖骨的批評。他指出，如果拿漢文帝劉恆和當今聖上相比，則聖上的「天資英斷」，要遠遠超過漢文。然而聖上的仁德政績，比起漢文來，卻差得很遠。漢文帝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當今皇帝創造的，卻是「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的局面。究其所以，就因為他這個皇帝昏聵多疑（心惑）、剛愎殘忍（苛斷）、自私虛榮（情偏），既是昏君，又是暴君。他還指出，嘉靖不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從倫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男人。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來衡量一下，就會發現原本應該成為全體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綱都談不上：任意懷疑、謾罵、屠殺臣僚，是不君；對親生兒子毫無教誨養育，連面都不見，是不父；與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煉丹，是不夫。難怪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認為你不對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難怪老百姓要以你的年號來表示對你的不滿，說什麼「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淨」（一無所有）了！其實，臣民們的要求並不高，無非希望官府的盤剝輕一點，當局的關懷多一點，冤假錯案少一點，社會風氣正一點。這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而陛下何不為之」？既然做起來並不困難，那就應該「幡然悔悟，洗數十年之積誤」。事實上，由亂致治，也不過「一振作間而已」，那就請陛下振作起來吧！


　　這樣的奏疏真是史無前例。正如黃仁宇先生所指出，往常諫臣的批評都是對事，只有海瑞的批評是對人，更不要說還有那咄咄逼人的口氣了！因此此疏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海瑞的剛直也名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者」。


　　嘉靖皇帝倒是看完了奏疏的全文。這樣的奏疏他從未見過（也不會有人見過），便是出於好奇也會把它看完。但看完之後的震怒也可想而知。據說他當場把奏摺摔在地下，氣急敗壞地狂喊，馬上把這傢伙抓起來，不要讓他跑了！然而海瑞這一回做的事，實在太了不起了，連太監宮女都被他感動，心中很是有些敬佩。於是宦官黃錦跪下來不慌不忙地奏道，萬歲爺不必動怒。聽說此人向來就有癡名，上疏前就買好了棺材，訣別了家人，安排了後事。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聽罷，長嘆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一讀再讀。


　　據說嘉靖私心也認為海瑞所說是實。他曾多次向首輔徐階透露過這個意思。他把海瑞比作殷末的忠臣比干，卻又不肯承認自己是紂王。他承認海瑞說得也有道理，卻又認為自己年老病重，不可能再改了。因此他只有責打宮女來出氣。這樣拖了一段時間後，嘉靖還是下令逮捕了海瑞，交錦衣衛審訊，問成死罪。然而嘉靖又一直不批准海瑞的死刑，只是將他交東廠監禁。十個月後，嘉靖終於死去，成為一個已經知道自己過錯卻又「死不改悔」的皇帝。消息傳來，獄中以酒肴招待海瑞，祝賀他出獄有望，海瑞卻放聲號哭，繼以嘔吐，最後暈倒在地。


　　新君隆慶皇帝登極以後，海瑞被釋出獄。現在他已成了更大的英雄，其聲望之高，整個帝國無人不曉。他很快就官復原職，又一升再升，其職銜已於前述。事實上不升也是不行的。沒有哪個吏部的官員膽敢反對這位舉國矚目的英雄人物步步高升，也沒有誰會對他的品行道德提出質疑。這樣，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海瑞一步步地升了上去，直至升到應天巡撫，然後因遭彈劾而被迫辭職。


　　海瑞的第三次罷官完全是他自找的。


　　依照內閣和吏部的想法，對海瑞的最好的安排，是讓他擔任一種品級較高而實權較小的職務，把他當作一個活化石供在廟堂之上。這樣對大家和他自己都比較合適。因為他那種精神固然可嘉，做法卻不可效法，也不宜提倡。如果大家都像他那樣，動不動就直言犯上，提出讓人無法接受的尖銳批評，則朝廷體統何在，官府體面何存？一個開明的君主和時代應該允許人們說話，但這種開明只能是一種裝飾，一種點綴，不能太動真格，而海瑞上書這種事也只可一二，不可再三。再說，像海瑞這樣連皇帝都敢罵的人，放到哪個要害部門都是麻煩。萬一鬧出什麼亂子來，不但大家臉上不好看，對海瑞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因此，內閣和吏部的安排，亦無妨看作對海瑞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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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瑞卻不領情，他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都不允許自己尸位素餐，無所作為。他不理解朝廷為什麼對他表示了足夠的尊敬卻又不給予信任，也不能滿意於在一個又一個體面而又無聊的閒職上耗費光陰。於是，他決定表示抗議。或者說，將內閣一軍。他的機會很好，這一年（公元一五六九年）正好是所謂「京察之年」。京察是一種對京官的考績制度，這種考績每六年舉行一次，屆時四品以上官員都要作出自我鑒定。海瑞便趁機給皇帝上了一份奏摺，宣稱像他這樣不能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官員，其實應予革退，頗有些「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味道。


　　內閣和吏部拿這個咬不動、煮不爛、殺不死、嚇不怕又死不開竅的怪人毫無辦法。他們甚至弄不清這個邊遠外省來的書呆子是真天真呢，還是假天真。說他不天真吧，他居然以為只要對他委以重任，憑著他那一身正氣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就能肅清天下流弊，整頓官場頹風。說他天真吧，他似乎又知道以退為進、討價還價的辦法。但不管怎麼說，海瑞這時聲望正隆，沒有人當真膽敢罷黜。既然不能罷黜，那就只能給他一個實缺，任命他為應天巡撫，駐地蘇州。何況，外放也有外放的好處：不在皇上和內閣的眼皮底下，眼不見心不煩，耳朵也要清淨一些。


　　海瑞決心大幹一場。他要揚善懲惡，移風易俗，作出一個榜樣來。這種先聲奪人的氣勢讓許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聞風喪膽。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成黑色，以示素樸，弄得蘇州城裡好像家家都在操辦喪事。氣焰囂張的江南織造太監也夾起了尾巴，把自己的轎夫由八人減至四人。但海瑞仍覺得很不過癮，他下令：境內的公文，今後一律使用廉價的紙張。公文後面不許留有空白，以免浪費。他甚至干預官民的私生活，就連佩戴奢華的首飾和嗜吃甜美的零食，也在禁止之列，被禁的項目從忠靖凌雲巾、宛紅撒金紙，一直到斗糖斗纏和大定勝餅桌席。這些規定顯然未免失之瑣碎苛細，但海瑞不這麼看。他堅持認為，根據「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原理和「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準則，在道德風尚方面所有行為都並無大小之別。再小的善也應褒獎，再小的惡也應遏制。定大局須從做小事入手，因此這些小事也是大事。道德的重建如不能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那就將是空洞的口號。


　　事實上海瑞整頓吏治的計劃正是通過一個個可操作的具體規定來實施的。比方說，為了整肅江南士大夫出入官府互通關節的風氣，他規定：凡鄉紳、舉人、監生等到衙門拜見官員，或投遞書信，必須進行登記。登記的內容包括談話的要點和書信的節錄，官員出行則要記載行蹤和言論。凡不讓登記、所記不實或事後篡改者，官員和登記者都要受到處罰。對於過往的官員，海瑞也不客氣，規定他們均應自僱人夫和船隻，地方上只負責補貼費用。而且，如果二等的官坐了一等的船，只給他二等船錢；可坐一條船卻坐了兩條船的，也只給他一條船錢。海瑞認為，這樣既可以使那些逢迎拍馬的人無從下手，也可使那些藉出巡之際搜刮民脂民膏的人一無所獲，還可以一正官場的風氣，因此應予堅決地執行。


　　海瑞雷厲風行地推行他的廉政措施，義無反顧，鬥志昂揚，全中國的官場卻是一片嘩然。人們因海瑞的舉措大驚失色，義憤填膺。幾乎所有官員都一致公認從來未見過如此怪僻、乖張、不近情理的封疆大吏，居然視自己的僚屬和過往的官員為寇仇。京師和外地的官員到了海瑞的轄區，如同進入敵國；下屬的官員一舉一動都要登記在冊，簡直形同囚犯。這樣古怪的巡撫，當然無法見容於官場，彈劾的奏章也就不斷地送達御前。給事中舒化的奏章還算客氣，說海瑞早年以風節稱著，不失鯁直之臣，但政令乖謬，「恐非人情」。戴鳳翔的攻擊就要猛烈得多，甚至指控他犯有謀殺罪，因為他的一妻一妾曾在一個晚上同時神祕地死去。儘管海瑞答辯說其妾是八月十四日自縊，其妻則是八月二十五日病亡，並非死於同一天。但日期如此之近，已足以讓人疑竇頓生。何況大家都相信，海瑞的家庭出現悲劇是很自然的，因為他是如此地乖謬怪僻和不近人情。甚至對於海瑞會有這樣的性格大家也不奇怪，因為他原本就是帝國最南端化外之地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而且還可能是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外國人。


　　內閣和吏部的處置辦法仍是將海瑞調任閒曹，然而海瑞脾氣之大似乎超過了官場的公憤。他給隆慶皇帝寫了一封信，告誡皇上說：「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可也。」至於他自己，當然更不屑與這些不像男人的傢伙為伍。一氣之下，他跑回海南老家，一去就是十五六年。


　　明制，中央監察機關為都察院。都察院官員共四級：都御史、都副御史、僉都御史、監察御史。左、右都御史為其最高長官。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一三八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明代開國不久，朱元璋就取消了宰相職位和宰相制度，首輔則相當於宰相。

　　嘉靖在其《世宗遺詔》中對自己的過錯幾乎都認了賬。

　　後來給事中舒化彈劾海瑞時也是這麼說的。他也主張給海瑞安排一個閒曹，「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既保全地方，也保全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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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二、不合時宜的人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與前兩次罷官不同，海瑞這一回似乎很少得到同情。

　　道理很簡單：上兩次海瑞反對的是個人（胡宗憲、鄢懋卿或者嘉靖皇帝），這一回他反對的是整個官場。這個強勁的對手不論由誰出面來和海瑞對抗，都有兩個堅強的後盾：一是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官場傳統，二是盤根錯節、人數眾多的文官集團。海瑞卻只有一個人。他的武器，只不過是些空洞的道德信條，早就被人束之高閣，或視為粉飾。他的資本，也只是靠不怕死掙來的名聲，一旦得罪了全體官僚，也就變得一文不值。所以，海瑞向整個官場發起的進攻，就只能是以卵擊石，不碰得頭破血流才是怪事！


　　顯然，海瑞同整個官場是格格不入的。這使得他在第三次鬥爭中極為孤立，就連過去大力支持他的人和享有聲譽清名的人都站到了他的敵對方面。那麼，海瑞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個人，他又為什麼要同整個官場過不去呢？


　　看來，我們還必須從頭說起。


　　海瑞，字汝賢，一字國開，自號剛峰，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五年）十二月生於海南，祖籍卻是福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兒，洪武年間從廣州從軍到海南，就在瓊山縣左所落了籍。有學者認為海答兒可能是少數民族，甚至可能是外國人。因為元代好幾個海答兒，都是回族，而波斯十四世紀的一個地方長官，也叫海答兒。不管怎麼說，海這個姓和答兒這個名，都有些怪異。海瑞身上這有些怪異的脾氣，不知和他特殊的遺傳因素有沒有關係。


　　海瑞的童年貧窮而不幸。父親海翰在他四歲時即已去世，留下母親謝氏（時年二十八歲）和他孤兒寡母兩人相依為命，靠著幾畝薄田和謝氏做些針線女紅維持生計。他的生存環境很差，海南歷來就是我們帝國天荒地遠的邊鄙，瓊山也是一個窮困的縣。文人墨客望而生畏談虎色變，歷代皇帝則把它看作流放犯人以示懲罰的好地方。唐代宰相李德裕和宋代的四位宰相或副宰相李綱、趙鼎、李光和胡銓就曾被流放到這裡，此外還有鼎鼎大名的蘇東坡。儘管這個流放地和他們的流放生活被某散文作家寫得詩情畫意，但我想沒有哪個昏君和奸臣會有如此好心，竟給他們的政敵安排一個養老的好去處。海瑞童年的生存環境一定是荒涼、貧窮而乏味，同時也很閉塞的。沒有京都的恢宏氣勢，市井的繁華景象，古城的人文薈萃，水鄉的悠長韻味。因此海瑞身上，也沒有與之對應的東西，比方說，沒有一個高級官員應有的雍容華貴，似乎也沒有什麼靈秀之氣和人情味兒，反倒顯得有些吝嗇、瑣屑和小氣。他的政敵攻擊他「不識大體」，倒並非誣衊不實之詞。因為他曾規定下屬只有先交上一張謄正的公文，才能在他那裡再領一張空白的公文紙。


　　海瑞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中國人心目中最不幸的三件事：幼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他都有份。他曾結過三次婚，又有兩個小妾。前兩位夫人都因與婆母不和而被休去，其中第二位夫人過門才剛剛一個月。第三位夫人則在他五十五歲時可疑地死去。第三位夫人和一位小妾先後生過三個兒子，但都不幸夭折。不孝有三，斷後為大，何況海瑞還是獨子，就更是不幸之至了。


　　如此算下來，同海瑞一起生活時間最長的人，大約就是他的母親謝老夫人。謝氏是一個堅強的女人，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把海瑞撫養成人，可謂嘔心瀝血，甘苦備嘗。她既是慈母，又是嚴父，曾向海瑞口授經書，後來為他擇師也謹慎而嚴格。海瑞對母親，既感謝又孝順，在南平、淳安、興國和蘇州時，都把母親接到任上一起生活。母親對他的影響也極深。史家多以為海瑞的善良、忠誠、剛毅和正直，就有他母親的影子。


　　不過年輕時守寡帶大兒子的老太太，心理上多少會有些問題，與兒媳的關係也不容易搞好；而一個家庭生活不幸的人，人際關係也往往緊張。史料證明，海瑞的家庭糾紛，不僅已成為政敵攻擊的口實，也為時論所不滿，謂其「篤於行誼，薄於閨閣」。其實這八字評語是海瑞祭文中的話，已經很客氣了，政敵們嘴裡說的肯定要難聽得多。中國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倫理也就是國倫理。人們相信，一個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於國君（所以海瑞的忠誠無人懷疑），而一個夫妻關係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難和同僚和睦相處（這是海瑞遭受攻擊最多之處）。許多中國人都認為，正如一個不會品嘗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沒有藝術鑒賞力，一個沒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因此海瑞的政敵們都以幸災樂禍的口吻談論他家庭關係的緊張，並以此作為他不好合作的一個證據。


　　海瑞的童年生活既如此單調，家庭生活又那樣不幸，則他唯一的樂趣就只有工作。只有瘋狂的工作才能填補他心靈的缺憾。海瑞確實是個工作狂。只要是他任內的事，都會不遺餘力地去做，而不憚其細碎煩瑣。他任應天巡撫時，依例每月初二、十六兩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達三四千之多，還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強盜和貪污案。其他職分事無巨細，也往往躬親，幾無休息之日。這種作風，與當時文恬武嬉的官場風氣自然格格不入。誰也不願意和這樣一個古板、認真、不講情面，只知瘋狂工作而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共事，更不願意讓他真的被樹為官僚的楷模，因為誰也做不到他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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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瑞卻能做到。


　　海瑞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在他看來，人生的追求無非義與利。如果追求利，可以為農、為工、為商。農工商原本是興利之事，求利無可厚非。唯獨為士做官不可求利，只能是為國盡忠，為民辦事。因為士的追求是義。世界上之所以有士農工商的區分，就因為有義利之別。義高於利，所以士高於農工商。一個士人如果也去追名逐利，那就不夠資格當一個士，也不夠資格當君子了。因此，一個做了官的君子，只能利國、利民、利公，絕不能利私。這當然很崇高，很偉大，很值得敬佩和敬仰。但如果以此作為對所有官員之普遍和基本的要求，則既不現實，也未必正確。



　　首先我們得承認，士也好，官也好，都是人，都要生存，也都想過好日子。這就是利，也是私，而這種私利無可指責。所以，一個人，如果能做到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固然是君子，是高尚的人。甚至只要能做到公私兼顧，人己兩利，或謀私也奉公、利己不損人，就不能算是壞人。我們無妨將人分為五個品類：一、大公無私，專門利人；二、先公後私，先人後己；三、公私兼顧，人己兩利；四、謀私也奉公，利己不損人；五、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其中第一類是聖人，第二類是君子，第三類是好人，第四類是不壞的人，只有第五類是壞人。聖人極少，君子和壞人也不多，最多的是中間層次大體還好和不好不壞的人。他們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無妨說是常人。



　　常人之情也就是人之常情，其中就包括改變處境、提高地位、增加財富等等。因此即使一般的好人，也難免弄些小權術，耍點小心眼，做點小動作，打些小算盤。當然，依照道德上所謂量變質變原理，小權術也可能變成大詭計，小心眼也可能變成大陰謀，小動作也可能變成大罪惡，小算盤也可能變成大野心，尤其當這個人掌握了一定的權力時，就更是如此。這是不能不防範的，但只能靠體制和法度來防範和制約，包括限制權力、懲治腐敗、高薪養廉等等。因為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捨生忘死、克己奉公、捨己利人，只能因勢利導，從趨利避害的人之常情出發，曉之以利害，繩之以刑法，讓他覺得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是一種會導致自己傾家蕩產、身敗名裂的可怕行為，至少是不合算的買賣；還要讓他即便想冒天下之大不韙，或對營私舞弊心存僥倖，也無從下手。這就只能靠制度，不能靠道德。



　　道德永遠都是必須的。人之為人，就在於有道德。沒有道德，人就會變成獸；只有道德，人就會變成神。人不能變成獸，也變不成神。所以人不能沒有道德，也不能只講道德。真正高尚的道德只是一種理想境界。這種境界很值得追求，也應該追求，但總有求之不得和追之不及的時候，也總有達不到這個境界的人，而且人數還不少。因此所謂道德高尚，必須提倡也只能提倡，不能苛求也無法苛求。既然無法苛求每個人都道德高尚，那麼，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不道德行為和犯罪行為，就不能指望依靠道德風尚的提倡來消除，只能靠制度和法律來防範。我們通常說「反腐倡廉」，就是充分意識到廉潔要靠道德來提倡，腐敗卻只能靠法制來鏟除。



　　法制和道德其實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法制是防範性的，道德是倡導性的。法制規定不准做什麼，或不准怎麼做；道德則要求人們應該做什麼，或應該怎麼做。這兩樣東西，缺一不可，因為它們的分工不同。比如出現了火災，道德告訴我們應該去救火，法制卻只規定不准縱火。不救火的人並不犯法，也未必不道德，因為他不救火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並無此種能力等等。只有那些有此能力卻見死不救的才不道德，只有那些見死不救還要幸災樂禍的才缺德，也只有那些趁火打劫的才犯罪。可見，道德與法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隨意濫用。只有道德沒有法，則故意縱火和趁火打劫就無法受到懲罰；只有法律沒有道德，則幸災樂禍就無由受到譴責，見義勇為也不能得到提倡。



　　然而儒家的學說卻只看到道德的作用，完全忽視了法律的意義。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意思是說，以法治國，頂多只能保證人們不敢犯罪（民免），卻不能保證人們不想犯罪（無恥）。以德治國，以禮治國，才能保證人們不想犯罪（有恥），而且想做好人（格）。這話並非沒有道理，卻過於理想化了。道德教育確實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一個有道德的人不會去犯罪），但無法保證這種教育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即無法保證每個人都有道德。因此德治也好，禮治也好，都無法防範罪惡的發生。



　　歷代帝王中稍有頭腦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的對策，是既用儒家道德來提倡，也用法家制度來防範。所以歷朝歷代，也都有刑律和法典，而且實行起來都很恐怖，比如凌遲、腰斬等等。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當然也不例外。他也制定和出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令和舉措。但這些法令和舉措，乃是建立在空洞的道德理念和社會理想基礎之上的。既不盡合情理，也難予以實行。比如官吏的薪俸都很低，吏的薪給更是微薄，甚至不足供家大口闊者維持生計。這就不但談不上「高薪養廉」，簡直就是「逼良為娼」了。因為要求所有官員都像海瑞那樣自己種菜，母親生日才買兩斤肉，顯然極不現實。其結果必然是官吏勾結，上下其手，或損公肥私，或魚肉百姓。


又比如規定一應官員非經批准不准出城，就很可笑。這固然防止了擾民，卻也割斷了官民之間的聯繫，使官僚主義更為嚴重，實在是得不償失。再比如規定凡貪贓在八十貫以上的官員都要處以剝皮實草（剝下人皮，肚子裡塞草）的極刑，也很荒唐。八十貫錢何其少也，剝皮實草又何其之重，二者放在一起，根本不成比例，只能讓人徒生荒誕之感。如果當真實行起來，則全國的官員，恐怕殺得就會只剩下一個海瑞。一項法令如果一開始就並不具備實施的可能，那就沒有人會把它當回事。洪武朝的這些法令，在海瑞時代的情況就是如此：人們早就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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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瑞卻很認真。


　　海瑞認為，既然太祖洪武皇帝是本朝的開國君王，既然君無戲言而太祖又制定了這些法令，既然這些法令又是完全符合聖人理想的，那麼，就應該堅決執行，不打折扣，而不能考慮執行起來有無困難。因此，他不但身體力行，對微薄的薪金毫無怨言，而且決心像一個勇敢的鬥士，向一切腐敗的行為開火。


　　海瑞實在太天真了。他不知道孔子的主張原本只是一種理想，也不知道本朝開國已經二百年。洪武皇帝一些心血來潮的政令，即便是在當時，有的也只是一紙具文。他當然更不知道，官場的弊病並非只有貪墨，還有危險更大的一件事情———派系鬥爭。


　　海瑞其實一開始就捲入了派系鬥爭，只不過他自己不知道。他既是派系鬥爭的受害者，也是派系鬥爭的受益者。他的升官和罷官，除一次是因為得罪皇帝外，其他幾次都與派系鬥爭有關。第一次升官，由興國知縣調升戶部主事，是因為嚴嵩倒臺而他反對過嚴嵩的黨羽；第二次升官，是因為徐階的引薦而徐階反嚴，罷官則因張居正主政而他又非張居正一黨；第三次復出，則是因為張居正已死並被問罪。但海瑞並不把自己的升遷和朝局的變化聯繫起來。他堅持認為這是道德上善與惡鬥爭的結果：自己被重用，是正氣得到伸張；自己遭貶黜，則是邪惡佔了上風。因此他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簡單的善惡二元論思想去判斷是非決定行止：是善的就支持，是惡的就反對，而無論對方屬何派系，也無論他們與自己是有恩還是有仇。


　　因此，海瑞一到應天巡撫任上，就拿徐階開刀。


　　徐階一向是支持海瑞的，他甚至是海瑞的救命恩人。海瑞因痛罵皇帝而被捕下獄，刑部參照兒子詛罵父親的條例，主張處以絞刑，被徐階壓了下來。嘉靖皇帝自己對於殺不殺海瑞也一直都很猶豫。他一會兒承認海瑞說得也有道理，一會兒又覺得不殺了這個目無君父的畜生簡直忍無可忍。徐階便找了個機會悄悄對嘉靖說，像海瑞這樣的草野狂夫，根本就不值得為他動怒。他無非明知皇上聖明，故意來找些岔子，以便沽名釣譽。皇上殺了他，反倒成全了他。不如乾脆不加罪，他也撈不著虛名，大家也更會頌揚皇上德被四海。這話雖然不中聽，但對海瑞卻是小罵大幫忙，非如此不能將其從那暴君的虎口中救出。當時徐階如果在嘉靖的耳邊煽風點火添油加醋，十個海瑞也得粉身碎骨。


　　海瑞出獄後，徐階對他信任提拔有加。海瑞這一階段的青雲直上，與徐階有很大關係。海瑞雖然迂闊，還不至於不識好歹。對於這位於己有救命之恩又有提攜之恩的首輔，內心十分地感激。徐階主政以後，也確實做了不少好事，比如清除了嚴嵩的黨羽，法辦坑害人的巫師，減免了四十萬兩鹽稅，人民擁護，海瑞也擁護。於是，徐階在海瑞心中，就成了一個正人君子。當徐階受到高拱、李芳等人攻擊時，海瑞是堅決站在徐階一邊的。徐階因為四面受敵，年事又高，打算知難而退，告老還鄉，海瑞專門去信勸阻，說徐階受到攻擊，無非因為「小人欲行己私，變亂是非」，徐階的政策並無錯誤，政績也不可抹殺。此時海瑞對徐階，可以說是感激、敬重，還有些崇拜。


　　然而海瑞到應天巡撫任上後，對徐階的態度就大為改變。因為海瑞一到任，就發現此地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是鄉紳豪強大量地佔有土地，使耕者無其田，而稅收無由出。這些土地，都是土豪劣紳們從農民手裡侵奪的，農民當然很想收回。聽說連皇帝都不怕的青天大老爺海瑞來了，窮苦無告的農民們便紛紛向海瑞提出控訴，據說僅松江府華亭縣（也就是現在的上海），提出控訴的農民就達萬人之多。松江府華亭縣正是徐階的故鄉，而徐階也正是侵佔民田最多、最為小戶農民痛恨的一個大地主。徐階一家，是個大家族，幾代沒有分家，因此成員多達數千。他們一家佔有的土地，數字也很嚇人，有說二十四萬畝的，有說四十萬畝的。這麼多的土地，當然不可能是他的家人誠實勞動所得，只能來自巧取豪奪。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兼併土地以後，還仗勢拒交賦稅。地方官畏於徐階的官威，不敢認真催收，只好在其他自耕農身上加重盤剝，以完成徵收賦稅的任務。無法忍受的農民走投無路，又只好把土地抵押甚至奉獻給徐家，以換取保護。如此惡性循環，結果也很簡單，那就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徐階一家這種損公（國家）又損人（農民）的利己行為，使清廉、正直的海瑞十分震驚，而徐階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也一落千丈。他覺得徐階不但不是什麼正人君子，而且簡直就是偽君子。他無法理解，在朝中為官尚屬清正的徐階，在家鄉怎麼會有這樣的惡行？人，可真是難以看透。當然，上述不法行為，主要是徐階的弟弟和子姪們幹的，徐階也曾有所勸阻，但勸阻並不得力，實際上睜眼閉眼，默許放縱，姑息養奸。海瑞眼裡是揉不得沙子的，何況此事與他的原則抵觸太大：既不符合他均貧富、一天下的社會理想，又不符合他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政治標準，當然不能容忍和姑息。


　　事情最後的結果是：徐階的長子、次子和十多個豪奴被判充軍，三子被革去官職，數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奪的民田至少退還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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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徐家的這一處分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史家尚有不同說法。有人認為主要是高拱和蔡國熙所為，也有人認為應該歸功於海瑞。高拱是徐階的政敵，曾被徐階趕下了臺。徐階退休，高拱復出，便派了自己的門生蔡國熙來蘇州做知府，以後又調任松江，專一對付徐階。現在有如此把柄抓在手裡，他們沒有不狠狠報復的道理。至於海瑞，內心可能是比較矛盾的。他很不願意看到這民憤極大的事竟會是他恩人所為，又不能不正視事實，堅守原則。但他也還有另一條原則：對事不對人。他要做的，是整肅風紀，而不是整人。因此他把工作的重點，放在退田一事上，而且希望徐階能主動退田。海瑞知道，民田一退，民憤便可平息。那時要幫徐階一把，也就比較容易說話。可惜徐階很不自覺，又十分吝嗇，居然僅僅象徵性地退了些許，便想敷衍了事，蒙混過關。


海瑞是個認真的人，也不會那一套，便去催。徐階卻推諉說這些田地都是兒子的，不好作主。這就做得太差勁了，半點宰相風度都沒有。海瑞只好再次去信催促，說最近查閱退田名冊，得知閣下的盛德出人意表，可惜退數不多，希望再加清理。過去一些做兒子的，連父親的錯誤都可以改正，現在閣老以父親的身分，來改正兒子的過錯，應該無所不可。同時，海瑞又給首輔李春芳寫信，說徐階為小人所矇蔽，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如今「民風刁險」，徐階退田如不過半，只怕對他自己不利。可見海瑞還是想維護徐階的，只是不肯犧牲原則而已。看來，退田一事，主要功在海瑞；而充軍罷官的處分，則多半出自高、蔡二人之手，並且是在海瑞罷官之後。海瑞的想法，很可能是只想糾正徐階的錯誤，並不想置徐階個人於死地。


　　不管海瑞如何用心良苦，力圖在不犧牲原則的前提下保全徐階，他都等於同徐階翻了臉。在他自己，當然問心無愧：上無愧於國家君父，下無愧於黎民百姓，居中呢，也無愧於救命恩人。但他不知道，官場是沒有是非只有親疏的。官場中人依照他們以人劃線的邏輯，都已派定海瑞是背叛了徐階，變成了高拱同夥。因此這一回，海瑞已把徐階集團的人得罪了個乾淨。


　　然而高拱集團也不領情。因為海瑞早就得罪了高拱。隆慶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時，徐、高二人勾心鬥角。高拱的黨羽齊康彈劾徐階，說他的兒子和家人橫行鄉里為非作歹。這是事實，因此徐階也就只好請求退休。這時，朝中負責監察的官員都是徐階的親信，便群起反攻。歐陽一敬首先發難，一口咬定高拱、齊康是奸黨。齊康也提出反訴，說歐陽一敬是奸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海瑞說話了。他上了奏疏，武斷地指責齊康，說齊康之所以彈劾徐階，目的是讓高拱掌權，因此齊康是受高拱指使，是「只顧一己爵祿，不顧天下安危」的「鷹犬」，因此高拱應該罷官，齊康應該判刑。海瑞當時聲望正隆，如日中天。他的奏疏，當時是對高拱的沉重打擊。結果高拱辭職，齊康罷官。高拱東山再起後，當然要報復海瑞。他可不會因海瑞要徐階退田就放過海瑞的。


　　海瑞這一回還把張居正也得罪了。張居正原本是徐階一黨。他能夠成為閣臣，全因徐階的引薦。入閣以後，也一直與徐階站在一邊。徐階退休後，害怕高拱報復，也一直與張居正保持聯繫，這回當然也要拜託張居正從中斡旋。張居正認為這件事很簡單：蘇州知府雖然是蔡國熙，可應天巡撫是海瑞呀！徐階於海瑞有恩，哪有不關照之理？頂多也就再打個招呼就行了。於是張居正給海瑞去了一封信，很滑頭地要他兼顧一下「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存老就是徐階。徐階字存齋，所以稱他存老。玄翁就是高拱。高拱字中玄，所以稱他玄翁。當時高拱是首輔，張居正是次輔。張居正要幫徐階，又不想得罪高拱，所以這麼說。他沒有想到海瑞原則性極強而高拱報復心極重，結果不但徐階的體面未能保存，自己的面子也掃了地，因此對海瑞極為不滿。海瑞罷官後，歷次有人保薦海瑞，均因張居正從中作梗，一直沒能起復。


　　張居正不肯讓海瑞復職，當然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覺得像海瑞這樣什麼事情都不肯通融的人，留在官場是個禍害。反正，海瑞現在算是把徐階、高拱、張居正都得罪了。這三個人，在當時官場中勢力極大。得罪了他們三個，也就差不多得罪了整個官場。


　　但海瑞好像還不過癮。在受到舒化、戴鳳翔的彈劾以後，他給高拱去信說：「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他還氣憤之極地說，想我海瑞，放棄了母子天倫之樂，山林自然之美，整天價和一群小人較量是非，出一萬分力量才能做成一件事情，有什麼用處！看來天下大事，只能指望閣下了！這就等於是指著鼻子罵高拱。罵了高拱還不算，還兩次寫信給皇帝罵朝廷，一次說「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一次說「舉朝柔懦，皆為婦人」。這種罵倒一切的做法，等於自絕於文官集團。據說就連最有名的好好先生李春芳都覺得有點難以接受。李春芳曾對人說，海瑞的說法要是成立，我豈不就是一個老太婆了麼？


　　現在海瑞大體上已把朝廷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即便那些並未與他正面發生衝突的人，也不會以他的思想和做派為然。海瑞無疑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好官。他善良、正直、剛毅、果敢，勇於負責，不怕困難，寧折不彎，絕不妥協，意志堅定，勇往直前。但正是這些優秀的品格使他四處碰壁，走投無路。他就像一隻天真無邪的小鹿，不經意撞入了豺狼和狐狸群中，卻還以為自己是一頭雄獅。


真心擁護海瑞的，大約只有貧苦的農民和百姓吧！但，在海瑞的時代，他們的擁護又頂什麼用！


　　據說最後被落實為六萬畝，並被沒收。此事在海瑞罷官之後。


　　其實高拱並不很壞。他才智魄力都超過徐階，生活也很清苦簡樸。他的門生蔡國熙任蘇州知府時也很稱職，與海瑞合作也很好。所以後來海瑞編文集時，對自己這篇奏疏有所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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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三、無法醫治之國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其實，對於海瑞的政績，許多人都不否認。


　　海瑞被免去應天巡撫之後，繼任人是朱大器。高拱和張居正都給朱大器寫了信，也都談到如何看待海瑞政策的問題。高拱和張居正雖然是政敵，也都主張罷免海瑞，但對海瑞的評價都很高，也相當一致。第一，他們都認為對海瑞不可全盤否定，高拱甚至開宗明義就說：「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謂其盡不善，亦非也。」第二，他們都認為海瑞的目的是「除弊」而動機是「為民」，只不過做法不妥。張居正甚至用替海瑞辯解的口氣說，「其施為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總之動機和出發點是好的。第三，他們都認為海瑞的政策只需調整不可推翻。張居正說得比較客氣，說：「霜雪之後，稍加和煦，人即懷春，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高拱則說得斬釘截鐵：「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積弊、為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這「尤不可」的一個「尤」字，說明高拱對海瑞的肯定要超過否定，甚至寧肯不否定海瑞的不足之處，也不能否定海瑞掃除積弊、為民作主的大方向。


　　看來，高拱和張居正這兩個人，還不能算是什麼壞人，更不是庸才。他們的頭腦都很清楚，度量也不算小。他們並不因為討厭海瑞這個人，就否定他的人品人格和他的正確方向，也不因海瑞已經罷官，就落井下石，窮追不放，非把他說得一無是處不可。兩位閣老，真有些「宰相肚裡能撐船」的味道。相比之下，海瑞的罵倒一切，倒顯得有些小家子氣。


　　高拱、張居正他們與海瑞的分歧，主要在方式方法上。高拱認為他「過激」，張居正認為他「過當」，海瑞自己則覺得還不夠。他曾對人既憂慮又憤懣地說，現在醫國的，只有一味藥：甘草。現在處世的，也只有兩個字：鄉愿！鄉愿也叫鄉原，孟子下的定義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可見鄉愿就是虛偽、敷衍，四處討好，八面玲瓏，不講原則，表面上廉潔自律，實際上同流合污。這樣的人，開出的醫國藥方，當然只是甜津津的甘草，治不了病，也治不死人。海瑞卻認為應該下猛藥。他給嘉靖皇帝上的奏摺，就是他下的猛藥，藥引子則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希望這味藥能使皇上猛醒，能使帝國振作。可惜，那位皇帝從身體到思想都已病入膏肓，終於一命嗚呼。難怪海瑞聽到消息要號啕大哭了。他既是哭這位死去的皇帝，也是哭自己失效的藥方。


　　現在，海瑞好不容易才有了一個醫國的機會，自然不肯放過。因此他一到應天巡撫任上，便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甚至不怕矯枉過正。本來，徐階的田一退，他便應該見好就收。因為此事已經產生了影響，大地主沈愷等人見海瑞對徐階都毫不通融，也只好主動地把侵奪的民田退了出去。這時，誠如黃仁宇先生所言，如果海瑞「採取懲一警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幾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廣事宣傳，以使藉富欺貧者知所戒懼」，那麼，「他也許會在一種外張內弛的氣氛中取得成功」。然而海瑞似乎並不懂得「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的道理，他的工作熱情不但沒有稍減，反因初戰告捷而倍增。他不滿足於坐在巡撫衙門接受投訴（前面提到，這種投訴已達每月七八千件之多），還要親臨府縣聽取訴訟，一一過問，一一審理，一發而不可收拾，鬥爭的弦也就越繃越緊。


　　這樣一種工作熱情也是海瑞所獨有的。他本來就是工作狂，下車伊始，又發現要做的事千頭萬緒，真可謂百廢待興。海瑞深知，像他這樣既非進士出身又沒有後臺老闆的人，能官任封疆，是特例中的特例，唯有拚命工作，才能報答國家，不負皇恩。何況，這時他已經五十好幾，能做事的時間已不太多，亦所謂「時乎不待」。因此他有一種緊迫感，很有些韓愈當年「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味道。另外，他心裡也有數：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不下臺的官，他海瑞就更是如此，只能在任一天就猛幹一天，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為了加快吳淞江治水工程的進度，他把行署設在工地，並斬殺了三個監工不力的吏員，把他們的屍體用蓆子捲起埋在行署廳前。結果，工程進展迅速異常。一個本想阻攔、陷害海瑞的巡按御史還沒來得及下手，工程便已完成，那個巡按也只好徒喚奈何，嘆息說，「萬世功被他成了」。當然海瑞也讓人挖出了廳前的屍體，卻是三隻肥豬，而那三個吏員則被海瑞轉移藏匿在別處。


　　一項水利工程或許可以這樣加緊進行，政治工程可就沒有那麼簡單。現在看來，海瑞當時的處置可能是簡單了點。他受理的案件如此之多，事實上也不可能不簡單。可是他涉及到的問題，卻又十分複雜：丈量土地，清退農田，平反冤獄，整頓治安，興修水利，遣散募兵，刷新吏治，考核官員，以及推行「一條鞭法」（一種新的賦稅制度）等，哪一件不是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然而海瑞的力量卻很單薄，既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款，又沒有得力的專門機構，僅憑一股政治熱情，外加對善與惡的道德直覺，就希望快刀斬亂麻，在一個早上把百年積弊清除殆盡，其不能成功也自不待言。


　　對海瑞的彈劾幾乎與海瑞在應天的改革同步進行，而且同樣出手極重，攻勢凌厲。給事中戴鳳翔甚至危言聳聽地說，在海瑞的治理下，佃戶不敢向業主繳租，借方不敢向貸方還債，民間流傳的說法是「種肥田不如告瘦狀」。如果不是因為海瑞自己清廉到無可挑剔，他一定會被描述成周興、來俊臣那樣的酷吏。內閣也深為海瑞的做法憂慮。他們想起一個醫生，這個醫生曾給病人猛吃巴豆，還振振有辭地講什麼醫書上說「巴豆不可輕用」，當然要重用了。內閣覺得海瑞就是這樣一個醫生，應該迅速地將其從巡撫的任上召回，以免我們這個原本就病病殃殃的帝國被他過度的熱情醫得人仰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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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決定向張居正求援。


　　海瑞在京時，大約與張居正有過接觸。在他看來，張居正這個人還是有頭腦的，不至於和那些尸位素餐的大員們一樣都是婦人。這時張居正已入閣三年，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因此海瑞希望張居正能出來主持公道。張居正和海瑞一樣，也主張革新政治，加強法紀，而且也討厭蘇（蘇州）松（松江）地主，然而對海瑞的求援卻表示無能為力。他給海瑞回信說：「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他還說，現在朝廷對海瑞的議論，是「訛言沸騰，聽者惶惑」。所以居正雖然忝列廟堂之末，也慚愧不能為奉法之臣說幾句話。


　　張居正這封信歷來頗受譴責，認為他陽為同情，陰為譴責，虛偽得很。我卻認為張居正所言句句是實。當時朝廷上下確實已視海瑞為眼中之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張居正幫他說上幾句也無濟於事，何況還不以海瑞的做法為然？當然不能怪他不援手。


　　那麼，張居正自己做得又如何呢？好像也不怎麼樣。


　　張居正應該算是明代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萬曆皇帝登基那年（公元一五七二年）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倒首輔高拱，到萬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去世，擔任元輔兼帝師十年之久。去世前九天，被加封太師銜，成為有明一朝生前獲此殊榮的唯一一人。這十年間，萬曆皇帝其實不過只是他的學生（萬曆登基時九歲），慈聖皇太后對他又恩寵信任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所以這十年間的皇帝聖旨和太后懿旨，不過是他張居正的旨意。滿朝文武，也大多是他提拔、栽培的私人。這樣的權勢，海瑞當然不敢望其項背。


　　不過張居正和海瑞的地位權威雖然懸殊，兩人的作風卻頗多相似之處。比如都勇於任事，認真負責，一絲不苟，雷厲風行等等，只是張居正比海瑞少了廉潔，多了權謀。張居正的政治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個人魅力也很讓人傾倒。他聰明絕頂，機敏過人，博聞強記，明察秋毫，而且重禮儀，修邊幅，裡裡外外都表現出一個賢相應有的風度。隆慶去世時，他與高拱同在內閣。高拱是首輔，他是次輔。因為明代沒有宰相制度，只有閣臣制度，因此次輔也略為有些「第一副總理」的意思。但當時的廷臣們，都很厭惡高拱這個一號閣臣，而對二號閣臣張居正有好感。張居正為了排擠高拱，由宦官馮保穿針引線，與萬曆的生母李貴妃達成政治上的祕密協定，條件是尊李貴妃為「慈聖皇太后」，與萬曆的嫡母「仁聖皇太后」兩宮並尊。這種向為正派臣僚不齒的行徑，居然也得到了諒解。張居正當時人緣之好，威望之高，可見一斑。


　　小皇帝萬曆對張居正也是既敬且畏。萬曆皇帝名叫朱翊鈞，萬曆是他的年號，死後的廟號是神宗。明以前，一個皇帝的年號有許多，其中尤以武則天的年號為最多，有時一年之中要改好幾次，因此歷史上習慣用他們的謚號或廟號來稱呼，比如漢武帝、唐太宗。明清兩代的皇帝只有一個年號（唯明英宗朱祁鎮因兩次登基而例外），人們也就習慣於用年號來稱呼，如明的萬曆，清的雍正。萬曆和他的兩位母親對張居正有著特殊的尊重，稱他為「元輔張先生」。因為張居正幫他們孤兒寡母除掉了驕橫跋扈、有不臣之心的首揆（即首輔、元輔）高拱。其實這事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馮保把高拱哭靈時說過「十歲的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話，稍加改動，變成「十歲的孩子，如何做天子」，傳到後宮，使兩宮太后大為震驚，萬曆皇帝也陡然變色。於是，在張居正的精心安排下，高拱在一個早晨突然被褫奪全部官銜職位，驅逐出京，遣返原籍，交地方嚴加管束。據說當時跪在百官最前列的高拱如遭雷擊，癱倒在地，不能動彈，最後還是在張居正的攙扶下，才得以蹣跚出宮。


　　張居正有勤王保駕之功，加上他是那樣地儀態莊重，道貌岸然，聰明睿智，博學多才，每一句話都說得那麼在理，每一件事都辦得那麼得當，每一項舉措也那麼合理和得體，讓十歲的小皇帝和那兩個婦道人家佩服得五體投地，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國政的總設計師和皇帝的總教育長。


　　然而張居正的下場，卻比海瑞慘得多。他去世半年後，就遭到了全方位的揭發和批判，罪名有欺君毒民、收受賄賂、賣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縱奴僕，以及結黨營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測，甚至還有人告他妄圖篡位謀反。兩年後，即萬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他的家財被抄了個一乾二淨，長子也在所謂「追贓」的過程中自殺。四個月後，又正式宣布了他的罪行，一共五項：誣衊親藩，侵奪王府，鉗制言官，蔽塞聖聰，專權亂治。有如此罪行，本當剖棺戳屍，姑且加恩寬免，但他的弟弟和兩個兒子被送到煙瘴地面充軍。


　　張居正是否果真犯有上述罪行，是一個既說不清又不重要的問題，因為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鬥爭中，一個頭面人物身敗名裂的真實原因，總是會被一系列似是而非而又冠冕堂皇的說法所遮蔽。張居正由「萬人稱頌」一變而為「萬人唾罵」，真正的原因其實同海瑞罷官一樣，是得罪了官場全體。不過海瑞只是壞了官場的規矩，張居正卻幾乎是要砸官們的飯碗。同海瑞一樣，張居正也認為帝國積弊甚多，非予以刷新不可。所不同者，在於海瑞的念頭，是要為民作主，因此更注意廉政；張居正的目的，卻是要富國強兵，因此更注意效率。反腐倡廉，只要弘揚道德精神和恢復洪武成憲就行了；而要提高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則非得變法不可。變法，就一定會觸及整個官場的神經系統，損害相當多人的既得利益和將得利益，使許多人升官發財的計劃泡湯。所以，張居正的「官憤」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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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兩件事使張居正遭到文官們的痛恨。


　　第一件事，是他曾用皇帝的名義責令地方將所欠的稅收按照規定全部繳足。這道命令表面上看並無不妥之處：種田納稅繳皇糧，自古以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沒有繳足，當然要補繳，除非遇到天災，朝廷特令減免。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全國各地，無論窮縣富縣、災年豐收，稅收都一律拖欠。其原因大體上是這樣的：本朝一千一百個縣，自然情況大不相同，因此各縣的稅額乃至稅率，都不相同。據說一個富裕縣的稅糧總數，竟可以是一個窮僻貧困縣的三百到五百倍。這就會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貧困縣，人們的納稅意識往往都很低。在他們看來，既然享受低稅優惠是天經地義的，拖欠一些稅糧也不算什麼。因為誰都知道他們窮，繳不起。即便什麼稅都不繳，與富裕地區相比，生活水準的高低優劣也不可同日而語，真要繳足了，還過什麼日子？再說，稅率和稅額本來就很低，即便都繳齊了，也沒多少，何必斤斤計較呢？我們帝國地大物博，財大氣粗，還在乎咱這兩個小錢？富裕地區從牙縫裡省一點就有了。貧困地區的地主和農民既然都作如是觀，自然能拖就拖，能賴就賴。


　　富裕地區的農民和地主則是另一種想法。他們認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該一視同仁，公平對待，憑什麼我們就該多繳稅糧，別人就可以少繳？窮縣地少人稀，稅糧總額少一些不足為奇，但稅率不該兩樣。事實上卻相差很大。比如蘇州府的田賦，大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山東曹縣只占百分之九，溧陽更少，約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之間。溧陽與蘇州相去不遠，稅率之懸殊卻有天壤之別，難怪蘇州人心裡要不平衡。況且，富裕地區哪怕只繳百分之六十的稅糧，數目也已遠遠超過貧困地區的總和，貢獻已經很不少了。餘下的數額，自然也是能拖就拖，能賴就賴。


　　結果，無論窮縣富縣，都只能收到六成的稅糧，剩下四成的收繳，也就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這個數目也是有講究的。誰都知道，抗繳稅糧是犯王法的事。田主既不能一點都不繳，地方官也不能一點都收不上來，否則便烏紗難保。但如果收繳了六成，已在半數以上，就不好說民抗稅而官無能了。因為有這個數目墊底，大家都有恃無恐，則拖欠剩下的四成，也就成了官民之間心照不宣的約定俗成。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就是百姓繳納稅糧，在法定的數字以外還有約定的附加。比如糧米在轉運儲存的過程中難免有所損耗，碎銀重鑄為元寶也難免有損耗。為了彌補這些虧損，收繳稅糧時就要有所附加，稱為「米耗」和「火耗」。這些附加的「常例」，其實是各級官吏的額外收入，連海瑞也有一份，只不過海瑞宣布自己不收而已。但其他地方官則沒有不收的。事實上一個地方官只要不在「常例」之外再巧立名目，就會被公認為清官。因為如前述，本朝官吏的薪俸極低，正二品大員的年俸竟然只有紋銀一百五十二兩，根本就入不敷出。他們要想維持稍微體面一點的生活，都不能不有些額外的「灰色收入」。在京官，主要靠地方官的「孝敬」；在地方官，則少不了這一份「常例」。所以，這份收入，雖然認真說來要算貪墨，卻又公認合理合法，至少正常，故曰「常例」。一種制度居然會導致「合法的貪污」，這種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就大成問題了，但沒有人敢對制度表示懷疑。


　　稅民們雖然拖欠國家的稅糧，卻並不拖欠常例。地方官雖不能將稅糧如數上繳國庫，每年的常例卻是一文不少。這樣，拖欠剩下的四成稅糧，就於民有利而於官無損，吃虧的只是國家。而國家吃點虧，是沒有多少人心疼的。第一，國家龐大、富有，這點虧它吃得起。第二，國家崇高、遙遠，吃不吃虧也不關小民的痛癢。再說，國家徵收了這麼多的稅糧，卻並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不過用於供養龐大的官僚系統和供少數人揮霍。用於保衛邊疆和興修水利的並不太多，更從未想過將其用於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給廣大納稅人帶來好處。既然如此，我們繳那麼足幹什麼？



　　當然，職責所在，地方官也要催糧催款。但是，當成百上千的戶主一起用拖拖拉拉的方式來拒不納糧時，沒有哪一個地方官可以與之長期抗衡。大戶人家因為有較硬的後臺，一個七品縣令也未必當真惹得起。至於窮苦無告的小民，也有他們的辦法，那就是「要糧沒有，要命一條」。縣官們固然可以將抗繳稅糧者繩之以法，但法不治眾，只能懲一警百。不過拖欠稅糧既然是全體農戶的共識，則這種懲治往往也收效甚微。然而舊稅不清，就會成為新稅之累。官方只好用種種名義將未收的部分予以減免，而能夠為減免提出一個說法的地方官則被公認為「為民作主」的清官好官，「仁民愛物」的一方父母。這其實就等於鼓勵拖欠了。最後，拖欠稅糧就和照繳附加一樣，成了「常例」。


　　張居正要富國強兵，當然不能容忍這種陋習。然而這樣一來，他也就不再是「人民的公僕」，而成了「人民的公敵」。地方府縣固然壓力不小，黎民百姓也怨聲載道。就連朝中一些瞭解下情的正派大臣，也不能贊同。他們深知，讓府縣從私囊中掏出錢來完糧納稅，等於與虎謀皮。這些拖欠的稅款，還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由綿羊般被盤剝和宰割的鄉民負擔。他們也深知，帝國的每一道政令都要通過官吏們去實施，實施的過程又往往是對下層層加碼，對上層層折扣，底層的負擔驟然加重，國庫的收入未必增多。


因此他們問，京都和地方的庫銀堆積如山，為什麼還要與民爭利、刻意斂財？豈非存心逼迫地方官吏敲撲小民，甚至鞭笞致死？於是，要不要嚴肅法紀、執行國家稅收政策這樣一個法制問題，就照例轉化為要不要體恤百姓、讓利於民，乃至要不要創建堯舜之世的道德問題。這個立論一旦成立，則「是非」就會完全顛倒過來：賴著不繳稅款的地方官是君子，維護法紀政策嚴肅性的張居正反倒成了小人。因為前者重義而後者趨利，前者體恤民情而後者盤剝百姓。然而問題在於：反對派所說的「下情」又完全是事實，並不能說他們有什麼不是。愛民與為國如此相悖，帝國的不可救藥也就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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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第二件「不得人心」的事情是制定了新的「考成法」。官員的考試、錄用、提拔和考核，歷來是帝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前兩件事要容易些，因為有科舉制度和推薦制度。考績卻是一件既重要又令人頭痛的事。它關係到官員的升遷和罷免，對於所有的官員都利害攸關，既不能不認真，又不能太認真。不認真，則考績形同虛設；太認真，就不免要得罪人，甚至激化官場的派系鬥爭，弄得朝局動盪，國本動搖。


　　何況這件事具體做起來，又有兩大問題。一是由誰考核，二是如何考核。從理論上講，最有資格考核官員的當然是皇帝。但這事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且不說像萬曆這樣十來歲的娃娃皇帝做不了，便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的精明皇帝，也不可能對全國上下所有官員的表現和政績瞭如指掌。張居正當國時，大明王朝共有一千一百多個縣，各級文官兩萬多人。這麼多的官員，誰能認得全？就連在京的二千官員，皇帝也不可能都認識的。



　　所以文官的考核，只有假手於他人。京官的考核靠他們的上司，地方官的考核就要靠京官了。但京官之於地方官，並不像理論上講的那麼超然。因為薪水既低又無常例可收的京官，全靠地方官「孝敬」。各省督撫一次送給六部尚書的禮品禮金，便可能相當於其年薪的十倍。被考核者既然成了考核者的「衣食父母」，則考核結果的公正性和可靠性，自然要大大地打折扣。


　　金錢之外，還有人情。同省同縣的有「鄉誼」，同年考中的有「年誼」，如果是兒女親家，則還有「姻誼」。事實上沒有哪個地方官和京官沒有這樣那樣的關係。或為門生，或為故吏，或為舊雨，或為新知，每個人都有派系，每個人都有後臺。對於自己派系或有關係的人如不關照，今後就別想在官場裡混。於是考核的結果，又要再打一次折扣。



　　如何考核，問題也很大。明代的考績，分上中下三等，曰稱職、平常、不稱職。具體的科目，則有貪、酷、浮躁、不及（才力不及）、老、病、罷（即疲，軟弱無能）、不謹。屬於老病的要退休，屬於浮躁和不及的降職調離，屬於罷（疲）和不謹的改任閒職，屬於貪和酷的削職為民。這一制度，看起來縝密細緻，實際上含糊空疏。比如某官一任三年毫無建樹，但也沒有出什麼大的差錯，便既可能被考評為平庸不及，也可能被考評為穩重不浮躁。至於他會獲得一個什麼樣的評語，就全看他人際關係如何，以及巴結上司討好京官的功夫如何了。



　　這樣的考績，其實是很難做到公平公允的。但大局的穩定，顯然比少數人的前程更為重要。為了保持朝局的穩定，讓個別優秀者受點委屈，總是必要的犧牲。何況考績的寬嚴，也要視政治的需要而時時加以調整。比如朝廷感到空氣沉悶，辦事拖沓，效率低下，需要振作精神，吐故納新時，標準就會嚴一些。反之，當朝廷覺得政局動盪，人心浮動，危機四伏，需要穩定軍心，安撫官員時，標準就會鬆一些。因此，考核指標的空洞抽象、含糊其辭，完全是為了政治上有一個進退裕如的餘地。



　　然而張居正卻認為不能含糊。他是一個辦事認真的人，又善於理財，經常親自核對各類統計數字，甚至設計報表的格式，規定報告的期限，許多細節都過目不忘。考核官員是何等大事？當然不能打馬虎眼，也不能支吾搪塞。因此他規定，各地方官員都要建立政績檔案，由中央各部各科給事中按年月記載，並且規定了具體項目，如欠稅能否追繳，盜匪能否擒獲等。這些具體項目，又都要有具體的數字和日期。以便秋後算賬。比如甲縣令將欠稅全部繳回，為期不過半年；乙縣令只繳回一半，且為期一年；而丙縣令一點都未追繳，則自然甲為上等，乙為中等，丙為下等。因為有檔案記載，又有數字比較，所以丙縣即便不服，也無話可說。


　　這就簡直和海瑞的想法、做法如出一轍。海瑞任應天巡撫後，痛感官員的考核「往往習為兩可活套之辭，事鮮指實（很少落實到具體問題），語無分明」，因而專門制定了《考語冊式》，內分才識、治民、治兵、教化、獄訟、均田、水利、開墾、積穀等項目，其下又有種種細目，讓負責考績的官員逐項一一填報，不得含糊。事實上也含糊不得。因為除「才識」一項外，其他項目都很具體，做了就是做了，沒做就是沒做；做得好壞，也都有事實和數字為證。如果諸項政績平平，那麼，才識一項也不好評為上上的。


　　海瑞和張居正的這種考評考成法，充分體現了他們這一類務實派官員的作風，較之從前的考績方法，顯然要科學得多，很有些「現代意識」了。但這種作風和做法，卻既與帝國的根本國策相悖，又為官場的傳統習氣所不容。大明王朝從洪武皇帝開國之日起，就沒想過怎樣使國家強盛、人民富裕。所有政治經濟制度的著眼點和出發點，都是王朝的穩定和政權的鞏固，尤其是要保證皇帝的地位不被動搖，大權不致旁落。為此，就必須維持小農經濟的低水平。與之相適應，政府的管理也應該簡單、粗放、遲鈍而低能，行政效率太高反倒是不對的，因為那會使基層驚惶失措而被指責為「民不聊生」，讓皇帝感到威脅而被指責為「圖謀不軌」。海瑞惹下的，正是前一類麻煩；張居正所犯的，則正是後一類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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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海瑞和張居正的失敗，都在於他們試圖讓整個帝國納入自己設計的政治規範之中。這就像強制或勸說一個以胖為美的人減肥一樣，勢必自討沒趣。於是他們一個生前被罷免，一個死後被清算。由是之故，張居正的舊屬申時行當了首輔後，便極力糾正他們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然而，有趣的是，與他們完全相反的申時行也沒能討什麼好。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他終因實在無法在皇帝和朝臣之間搞平衡而被迫辭職，辭職前還背了一個「兩面派」的名聲。這裡面透露出來的信息，就很值得玩味了。


　　申時行是張居正一手提拔起來的官僚，在張居正去世後當了九年首輔。海瑞的第三次起復，可能出自他的安排。為此他曾給海瑞寫過信。他是蘇州吳縣人，與海南瓊山人海瑞、湖北江陵人張居正、河南新鄭人高拱相比，要乖巧圓滑一些，也要溫文爾雅一些，與他的老鄉、松江華亭（今上海）人徐階的性格做派差不多。因此輿論一致公認高拱、張居正和他這三位首輔，高拱跋扈，張居正霸道，而他申時行謙和。加上他對待萬曆皇帝，嚴守君臣之分，不以帝師自居，而以輔臣自任，所以在擔任首輔期間，一直受到萬曆的尊重和信任，也被稱為「先生」而不是「卿」。他離職養老以後，萬曆也一直關心眷戀著他，常派人到他家慰問，贈送禮品。他在家鄉平靜、安詳地度過了二十三年離休生涯，活到八十歲才去世，不折不扣的「壽終正寢」，比海瑞、張居正、高拱的結局都好。


　　申時行聰明會做人，心眼也不壞。他只是自私一點，膽小一點，門檻精一點，捨己為人的事不做，損人利己的事也不做。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也能說些公道話，或暗中給人幫忙，表現出正義感。張居正把他拉進內閣，培養成接班人，原本是想在自己死後有個關照的。這一點他並沒能做到，也做不到。張居正被抄家後，萬曆的怒氣不但沒有稍減，反倒日甚一日。這時幫張居正說話，等於把自己的脖子往刀下送，申時行當然不幹。但當有人疏請將張居正以大逆論處，應該開棺戳屍時，他對這種「落井下石」的做法也極為不滿。於是他對萬曆說，這個疏奏以曖昧之辭，誣陷別人謀反，只怕讒言會接踵而至，這可不是清明之朝該有的氣象。這話正中萬曆下懷：他最怕別人說他是昏君，也就心甘情願不再追究。申時行四兩撥千斤，救了張居正，剎住了誣告之風，正是他聰明之處。


　　還有一點也值得稱道。張居正死後遭到舉朝抨擊，申時行作為其故吏和繼任，既不否認其錯誤以為自己開脫，也不誇大其錯誤作為自己執政的資本。他只是實事求是地評價張居正的功過，然後予以糾正和調整。在他看來，張居正除了有過度自信，嚴峻細刻，得理不讓人，生活作風不夠檢點等問題外，其最大的錯誤，根本的錯誤，是沒有弄清我們這個帝國的性質，不知道帝國的生命恰恰是靠中央集權和官僚主義來維繫的。表面上看，中央集權和官僚主義好像是兩回事。但你想，那時並沒有電報、電話、伊妹兒，一封文件從地方送達中央，往往要一個月的時間。皇帝足不出宮，對地方上的情況原本就很隔膜；京官不在現場，也未必能有準確判斷。加上這些奏摺往往又用華麗的文辭寫成，讓人看來不著邊際，不得要領，甚至摸不著頭腦，由此便作出決策和判斷，還有不犯官僚主義錯誤的？然而如不事事請示，又無法體現權在中央。所以，反官僚主義，就是反中央集權；而這個由中央集權派生出來的官僚主義，又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行政手段去反對，還不是自己跟自己有仇，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嗎？


　　顯然，要維繫中央集權，就要維護官僚主義；而要維護官僚主義，就要維持現狀，保護文官集團。帝國的政治目標既然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饑不寒，官員不吵不鬧，就是天下太平、國運昌隆，還要那麼強的能力、那麼高的效率幹什麼？相反，既然政令的雷厲風行，考績的公平認真，會給文官集團帶來恐懼和不安，那麼，做宰相的反倒應該極力維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在這裡，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讓文官集團出現分裂。即便不能和衷共濟，至少也得相安無事。所以，儘管徐階被罵做「調停國手」，申時行被斥為「四面逢迎」，但這兩個江南來的聰明人，都認為這正是自己應盡的職分。首輔雖然不是宰相，但又相當於宰相。宰相的職分是什麼呢？不是徵收稅賦管好財政（這是戶部的事），不是操練軍隊保衛邊疆（這是兵部的事），不是審理案件懲治罪犯（這是刑部的事），甚至也不是任命官吏處分僚屬（這是吏部的事）。這些事宰相都該管，但更重要的還是「協調陰陽」，搞好君與臣、臣與臣、臣與民之間的關係，維護政治領域的「生態平衡」。說白了，宰相就該當「和事佬」，就該八面討好、八面玲瓏。能討好就好了，怕的是討不了好！申時行的悲劇，就在於他殫精竭慮地想各方討好，卻又費力不討好，這才讓他感到委屈和傷心。


　　應該說，申時行是盡了努力的。萬曆十三年（公元一五八五年），他呈請皇帝陛下廢除張居正的考成法，因為這個方法並不盡合理，也不盡公允。稅收能否如額徵收，並不完全取決於官員的努力和能力；盜匪能否按時捕獲，也有許多客觀原因。如果以此作為考評的條件，不是導致基層官員弄虛作假，就是逼得他們誣良為盜，這都不是聖朝氣象，所以仍以原先那樣含糊曖昧地進行考核為好。在兩年以後的「京察」中，他更是高抬貴手，網開一面，大小官員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罷免或降職的官員只有三十三個，且都供職於無關緊要的部門，算是考績制度得到嚴肅執行的一個象徵。於是，申時行受到眾口交譽，皇帝陛下也龍顏大悅，深表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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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四年以後，申時行的威望卻降到了最低點。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只看到文官集團有要求穩定的一面，沒看到還有要求動盪的一面。這就好比打牌。如果總不洗牌，就不會出現新的贏家，而遊戲也就做不下去。因此所謂永久的安定團結根本就不可能。總會有人出來惹是生非，興風作浪，以便火中取栗，渾水摸魚，而且最好能把莊家幹掉。宰相或首輔便是莊家（皇帝則無妨看作賭場的老闆，無論誰輸誰贏，他都有「抽頭」可得，所以有的皇帝會鼓勵遊戲的進行），自然首當其衝。何況這時，鬧事分子又有了極好的口實。申時行只好申請退休。只是幸虧有萬曆的呵護，他的下臺，才不至於太不體面。



　　海瑞、張居正、申時行，這三個性格、觀點、作風不同的人，全都敗給了同一個對象———文官集團或官場，而他們又都是想改善或維護官場的。海瑞以身作則，力圖以道德來清除積弊，結果怨聲四起；張居正銳意革新，力圖用法令來振作精神，結果抗拒橫生；申時行妥協安撫，力圖用調和來維持團結，結果眾叛親離。他們都失敗了，正所謂「可憐無補費精神」。顯然，他們這個帝國，其實已無藥可救。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一四二頁。

　　古代將法律條文寫在三尺長的竹簡上，故稱「三尺法」，也稱「三尺」。

　　這個題目就是立儲問題，本書不再展開。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和溫功義《三案始末》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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