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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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一、如此父子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時，大清世宗憲皇帝愛新覺羅胤禛，即人們通常所說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圓明園神秘地死去，終年五十八歲。


　　雍正的死，十分蹊蹺，因為事先並無任何徵兆。據《世宗實錄》和近臣張廷玉自撰的年譜，雍正只是二十日「偶爾違和」，但「聽政如常」。十八日、二十日處理了重要軍機大事，二十一日也照常辦公。然而二十二日深夜，卻突然召見皇子弘曆（即乾隆）、弘晝，皇弟允祿、允禮，近臣鄂爾泰、張廷玉等，其時已口不能言。接著便在一兩個時辰內驟然去世，連傳位密旨放在哪裡都來不及交代，難怪張廷玉要表示「驚駭欲絕」了。


　　中國古代的宮廷總是充滿了不可告人的祕密，燭影斧聲，撲朔迷離。目擊者們早已作古，有關證據也早已銷毀，可供考證的蛛絲馬跡確乎不多，能夠肯定的只有三點：一、雍正以前並無重病；二、雍正死得十分突然；三、雍正死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如果是因患急病而死，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急病？為什麼所有的史書，對其病因、病情、病狀和病名都一字不提？張廷玉的「驚駭欲絕」，除了驚其突然以外，會不會還有什麼難言之隱？


　　看來，雍正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雍正暴卒，官書又不載原因，似乎有意在隱瞞什麼，自然會引起人們的猜疑。歷史學家的猜測不帶感情，比較可靠公允，如鄭天挺認為死於中風，馮爾康認為死於中毒（服丹藥所致）。小說家和民間的說法就難免想當然甚至瞎編造。最離譜的是河南作家二月河，在其所著《雍正皇帝》一書中說是半因殉情半因亂倫而自殺，簡直就是胡編亂造信口開河。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則含糊其辭，暗示其係勞累而死，雖有一定道理，但勞累不可能是致死的直接原因。


民間似乎對這位皇帝沒有好感，總要把他說成「不得好死」，便一口咬定他係為仇家所刺殺。這種說法最有市場，歷久不衰，而且越傳越神，說是一九八一年發掘雍正地宮時，已發現棺材裡躺的那個人，居然沒有腦袋。殺死仇人，取走首級，這事古已有之。比如唐代黔州都督謝佑逢迎武則天意旨，逼死零陵王李明。後來，謝佑被復仇者暗殺，他的腦袋便被取走，作了李明之子李俊的尿壺。但雍正的屍身上有沒有首級，卻沒人知道。因為這次考古發掘，並沒有進行下去，更沒有打開雍正的棺材，哪來的「有身無首」？可見也是無稽之談。


　　然而刺客卻是有名有姓的。傳說中的刺客叫呂四娘。據說這個呂四娘，是呂留良的女兒，也有說是呂留良孫女兒的。呂家遇害時，她倖免於難，被一位武林高手收留。這位大俠是個和尚，原先當過雍正的劍客，瞭解雍正又對他不滿，於是便教給呂四娘極神祕的劍術，讓她潛入宮中，報了家仇。


　　這當然又是無稽之談。但那個呂留良，倒是確有其人，是雍正年間一樁重要案件的主要人物。這個案子，也是說來話長。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九月，川陝總督岳鐘琪的大衙裡，走進一個湖南來的下書人。這個人的名字叫張熙，是湖南秀才曾靜的學生，信則是曾靜寫的。內容很簡單，就是要岳鐘琪謀反。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岳鐘琪是岳飛的後代，清人則是金人的後代，哪有岳飛的後代不抗金，反倒幫金人帶兵打仗的道理？當然應該利用手中的兵權，反清復明，替漢人報仇，為祖宗雪恨。


　　岳鐘琪接信不敢隱瞞，立即飛奏雍正。策反總督，顛覆大清，是何等嚴重的事情！此案的審理自然很快就有了結果：張熙係受曾靜指派，而曾靜則是受呂留良的影響。呂留良是浙江石門人，在當時名氣很大，被人尊稱為「東海夫子」。他的主要思想，就是「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也就是民族立場高於階級立場。依照階級立場，或者說，依照綱常倫理，臣民應該忠君，士人應該站在現政權一邊。但呂留良認為，如果這個君是個「異類」，這個政權是「夷狄」建立的，那就不但不能忠，還要反。呂留良這個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算是一大發明，也在道德上解決了「反清」與「忠君」之間的矛盾，對當時的知識分子確實是一種「蠱惑」，對大清政權也確實是一種威脅。所以，雍正對呂留良一案的處分相當之重；呂留良及其子呂葆中、門生嚴鴻逵（均已死）開棺戳屍，梟首示眾；次子呂毅中、門生沈在寬立即斬首，抄沒家財；呂氏家人後代，發配寧古塔，永世為奴；呂留良的著作，由大學士撰寫文章，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批判。


　　曾靜和張熙卻受到大大的優待。他們不但沒有被殺頭，反而騎著高頭大馬，穿著官袍頂戴，在全國巡迴演講。因為他們都已「幡然悔悟」，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曾靜先前寫過《知新錄》，攻擊雍正犯有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十大罪狀。現在，他又寫了《歸仁說》，講述了自己思想改造的過程，進行自我批判，歌頌聖朝恩德。雍正把曾靜的《歸仁說》連同本案的案情、口供和自己的上諭等材料編在一起，集成四卷十二萬字的《大義覺迷錄》，刊布全國，組織學習討論。曾靜和張熙，自然成了最好的講解員。


　　雍正對自己的這一番處置頗為得意。他早就對寵臣鄂爾泰、田文鏡說過：「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當然雍正的「料理」，也實在太「出奇」！一個在位的皇帝，居然要借「改造」好了的「反賊」之口，來為自己和自己的政權辯解，真是天下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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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雍正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雍正確實有心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帝位多少有些來歷不明。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代雄主康熙大帝病逝於暢春園。他留下了一片大好河山，也留下一個嚴峻的問題：誰來繼承？這個問題的答案，他生前沒有明說，只是對大臣們說：「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必令爾等傾心悅服，斷不致賠累爾諸臣也。」對此，朝臣們多有猜測，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這個「堅固可託」的人，竟會是四阿哥雍親王胤禛。

　　可以繼承皇位的人原本很多。


　　按照多子多福的觀念，康熙福氣不小。他前前後後一共生了三十五個兒子。除掉早夭不敘齒（排行）的十一個，中途夭折的四個，也還有二十個。其中，最年長的允禔（音支，意思是安、福、喜），康熙十一年生，五十一歲；最小的允祕（即秘，意思是神祕、深奧），康熙五十五年生，七歲。到康熙晚年，除二阿哥允礽（音仍，意思是福）是太子外，還有親王三人：誠親王三阿哥允祉（音止，意思是福、喜、賜福）、雍親王四阿哥胤禛（音真，意思是以至真至誠感神而獲福佑）、恆親王五阿哥允祺（音其，意思是吉祥、安詳）。郡王三人：直郡王大阿哥允禔，淳郡王七阿哥允祐（音佑，意思是神靈保佑），敦郡王十阿哥允（音俄，意思是祭祀）。另外，八阿哥允（同祀）雖然是貝勒，但能力強，威望高，朝廷中擁護他的人多；十四阿哥允（音題，意思是福）雖然是貝子，但在外帶兵打仗，有「大將軍王」的頭銜，威風也不小。這些人，都有資格承繼大統，胤禛並不當然地就是下任皇帝。


　　當然的下任皇帝原本是允礽。允礽是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的兒子，也是康熙皇帝唯一的嫡子。皇后生下允礽就命喪黃泉，允礽則在出生的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公元一六七五年），就按照漢族王朝的傳統禮法被立為太子，到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年）第一次被廢，整整當了三十三年太子。時間這麼長，當然要出問題。一是他的性格變得乖張、殘忍、貪婪、剛愎、驕奢淫逸，暴戾不仁；二是他對沒完沒了地當太子，已明顯地表現出不耐煩，而且對康熙形成了威脅。康熙說：「朕未卜今日被鴆，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公元一七○八年）夏，康熙出巡塞外，發現允礽竟每晚都在自己的帳篷外轉悠，窺視父皇的動靜。康熙終於忍無可忍，下令將其鎖拿，並宣布廢掉了這個太子。


　　太子被廢，儲位空缺，多少有點資格的皇子都紅了眼睛。其中，最迫不及待也跳得最高的是大阿哥允禔。他認為，既然嫡子被廢，當然該立長子。所以，他恨不能置廢太子於死地。允礽被廢，康熙派他看守，他便把允礽看得死死的。允礽說：「父皇若說我別樣的不是，事事都有。只是弒逆的事，我實無此心，須代我奏明。」允禔卻斷然拒絕，說是父皇有旨，你的話都不必上奏啦！這樣完全不顧兄弟情分，就連一貫反對太子的九阿哥允（音唐，意思是福佑）都看不下去，胤禛更是斬釘截鐵地說，你不奏，我奏！事關重大，不能見死不救！允禔這才只好代奏。但他在弟兄們的眼裡，自然也就成了一個無情無義的小人。


　　小人總是弄不清自己的斤兩。康熙根本看不上他，他卻誤以為康熙不殺允礽是下不了手，竟然跑到康熙那裡去請命，說父皇如果有所不便，兒臣願意代勞。這樣露骨的表演，讓康熙既憤怒又鄙夷。既恨他骨肉相殘，全無仁愛之心；又笑他自作聰明，居然以小人之心度君王之腹。正好，這時又一件陰謀被揭發：允禔為了搞垮太子，竟然買通一個蒙古喇嘛名叫巴漢格隆的施行巫術，妄圖咒死太子，難怪太子行為乖張了。於是，康熙下令將允禔革爵，嚴行圈禁，並稱他為「亂臣賊子」，說他為「天理國法，皆所不容者」。因為詛咒兄弟，是不悌；妄圖讓父皇背上殺子罪名，是不孝；禍亂國法，是不忠；殘及骨肉，是不仁。允禔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太子沒當上，反倒成了囚徒。


　　康熙迫不及待地廢黜太子，除勢在必行外，多少也有殺一儆百的意思在內。沒想到雞殺了，猴子卻跳得更高。允礽自己固然賊心不死，其他皇子的野心更是大大地膨脹。這就讓康熙大傷腦筋。康熙原本是很為自己的兒子們驕傲的。他看不起明朝的皇子，認為他們只會養尊處優，什麼本事也沒有，簡直蠢得像豬，難怪明朝覆滅。因此，他一反明朝不准皇子預政的規定，放手讓成年皇子參預朝政，處理政務，甚至帶兵打仗。結果康熙的兒子一個個都出落得精明能幹，一表人才，即便不能統帥全局，至少也能獨當一面。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康熙只想到皇子們有才幹有歷練，可保大清王朝江山永固，卻沒想到有能力的人也多半有野心，大家都有能力也就都不相讓。看來兒子太少、太蠢固然不行，如果又多又能幹也是麻煩。真如先賢所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壞事能變成好事，好事也能變成壞事。


　　於是康熙採取了一系列的斷然措施。先是發出警告：「諸阿哥中如有鑽營謀為皇太子者，即國之賊，法斷不容。」而且，很可能還短期囚禁了幾個有謀儲嫌疑或有繼統資格的年長皇子：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八阿哥允。十三阿哥允祥則早被圈禁。後來，又將廢太子復立，以為平息諸子爭位的手段。然而這些全都不管用。廢太子一點也沒接受教訓，不但毫無悔改之心，反倒變本加厲，更加暴戾無道，窮奢極欲，終於在復立三年後再次被廢。諸皇子也毫無收斂，反倒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爭奪儲位的鬥爭中來，如允、允、允等人，都一個個浮出水面。他們或單槍匹馬，或結為團夥，或製造輿論，或刺探機密，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總之都在窺測方向，以求一逞。其中，最為眾所矚目的，便是八阿哥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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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的鬥爭策略是收買人心。


　　允在皇子中排行第八，爵位卻不算高，是個貝勒。清制，皇子、皇孫的封爵凡四等，即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貝勒只算三等。排行在允前面的，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都封了親王。六阿哥允祚在康熙二十四年即已去世，七阿哥允祐封了郡王。就連排在後面的十阿哥允也封了郡王，因為允的生母是貴妃。清代宮闈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答應、常在七個等級。允生母級別很高，僅次於允礽生母（皇后）和允祥生母（皇貴妃），因此得以封王。允的生母，卻是辛者庫賤人。辛者庫是滿語，翻譯過來就是「洗衣房」，專門收容旗籍重犯的家屬，從事各種賤役。貴長賤幼，這是禮法；子以母貴，也是規矩。允沒什麼話好說。但敘齒封爵剛好在他這裡劃線，他比允祐又只小一歲，心裡便難免不平衡。


　　允因「出身不好」而受壓抑，反倒激發了他奮發向上的精神。他人品出眾，識量不凡，儀表端莊，風度儒雅，絲毫沒有《紅樓夢》中賈環那種猥瑣卑劣，因此曾博得康熙的好感，十八歲即被封為貝勒，在被封的弟兄中是最小的一個。他又以仁愛自勵，為人謙和有禮，傾心結交士人。於是，朝中大臣交口讚譽，說他「極是好學，極是好王子」。連康熙的哥哥裕親王福全，都在康熙面前說他「有才有德」、「心性好」，這在允，可能是半主動半被動的事。說主動，是因為他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要爭奪儲位，就得爭取人心。說被動，則是因為他和其他皇子相爭，本錢並不太多，唯一的本錢也就是人緣。


　　然而這個好人緣卻害苦了他。


　　康熙在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廢黜太子後，忽然又在十一月下令朝廷滿漢大臣各自舉薦太子，明令除大阿哥允禔外，諸皇子均可入選。康熙還表示，大家看中誰，就立誰。結果不出所料，「得票」最多的是允。誰知康熙皇帝翻臉不認人，不但沒有立允為太子，反而下令徹查是誰帶頭擁立允的。群臣開始還互相包庇，但哪裡頂得住康熙的凌厲攻勢？最後都查出來了：為首的是議政大臣、大學士馬齊，次為康熙的舅舅兼岳丈佟國維，此外還有王鴻緒等人。康熙毫不客氣，將馬齊奪職拘禁，其弟革退，責令王鴻緒退休。保舉允的人，全都討了個沒趣。


　　康熙此舉簡直蠻不講理，他不立允的理由也很牽強。一是說他沒有行政經驗，二是說他曾經犯過錯誤，三是說他生母出身卑賤。沒有經驗可以積累，犯過錯誤可以改正，生母出身不好也可以改變，只要宣布除其賤籍就行，何況她已封了良妃！看來，不願意立允才是真實的原因。但不立允也罷，為什麼要加害於擁立者？擁立者提名允，乃是奉旨舉薦。旨意只說不得推薦允禔，沒說不得推薦允。所以舉薦允，並非違旨。臣子並未違背，皇上卻已食言。明明說「眾意屬誰，朕即從之」，現在眾意均屬允，為何不從？豈非出爾反爾，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原則？


　　現在看來，康熙此舉，是有預謀的，目的則是引蛇出洞。看看允到底有多大勢力多大能耐。康熙原本是喜歡允的，後來逐漸對允不滿，尤其不滿其收買人心。康熙說：「八阿哥到處妄博虛名，凡朕所寬宥及所施恩外，俱歸功於己，人皆稱之。」這就使得一貫大權獨攬唯我獨尊的康熙極為惱怒，甚至揚言誰再敢說允一個好字，「朕即斬之」，因為「此權豈肯假諸人乎」！為了將允的真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也為了對允的勢力進行一次火力偵察，康熙親自策劃導演了「推薦太子」這場戲，而且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一、祭告天地祖宗時，說：「臣雖有眾子，遠不及臣。」（康熙對天地祖宗自稱臣），實際暗示允也不合格；二、明令禁止諸皇子「邀結人心，樹黨相傾」，矛頭所向十分明顯；三、借一個名叫張明德的算命先生說允「後必大貴」一事，指斥允妄蓄大志，陰謀奪嫡，令將其鎖拿，交部議處，實際上警示允，也警告「八爺黨」。


即便在舉薦太子的前幾天，康熙也一直在打招呼，在吹風。十月初一，他宣布：儲君人選「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訴大家，也不讓任何人知道。十一月八日，他又說立誰為太子，「在朕裁奪」，全由他自己一人決定。有如此之多的鋪墊，這才於十四日宣布舉薦太子，而且同時下令馬齊不得參預，意思實在再明白不過。可惜馬齊等人利令智昏，硬是要把允送到火上去烤。康熙已經宣布他不准介入，他卻按捺不住心頭的興奮，特地跑到內閣去製造輿論，說什麼聽說大家都舉薦允呀！很顯然是要利用自己的職權地位施加影響。鄂倫岱、阿靈阿、揆敘等人鬧得更不像話。他們在自己手心寫一個「八」字，見了朝臣就亮出來，等於是祕密串聯了。這當然不能為康熙所容忍。其實，馬齊等人只要稍微動點腦筋，就不難明白康熙的用心。又是「已有成算」，又是「在朕裁奪」，明擺著根本無須朝臣舉薦，還瞎起什麼勁？何況，康熙同時還說了「八阿哥允向來奸詐」這句話，應該說是打足了招呼。


　　不過最後的結果仍使康熙大為震驚。他沒想到允只是一個貝勒，勢力就這麼大。如果當了太子，那還得了！而馬齊等人不顧自己一再暗示，頂風而上強行舉薦允，簡直無異於逼宮的軍事演習。因此他說：「朕恐後日必有形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為之興兵構難，逼朕遜位而立胤祀者。」他表示：「若果如此，朕唯有含笑而歿已耳。」康熙對允的猜忌防範到這個地步，根本就不可能傳位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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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的「八爺黨」顯然犯了一個錯誤。他們只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卻不知道這天下如果是皇帝的，而且牢牢被皇帝掌握在手心裡，那麼，「得人心」就不如「得君心」。甚至，越是得人心，就越是不得君心。因為任何獨裁的君王都絕不會允許別人的威望和受到擁護的程度超過自己。馬齊他們拉選票的那套做法，如果是民主政治時代或許有效，可那時是君主時代，真不知有沒有搞錯！


　　不過，允這一鬧，卻幫了胤禛的忙。


　　胤禛在這次舉薦太子的活動中得了多少票，我們已不得而知，但肯定很少，也許沒有。因為「選票」大多被允拉走了，拉不走的則多半會保舉廢太子允礽，包括胤禛自己就是這樣。他明白自己現在還排不上號，也不願意去當出頭鳥，而其他野心勃勃的弟兄們又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與其讓這些咄咄逼人的傢伙上臺，還不如把廢太子扶起來，今後的日子恐怕要好過一點。


　　胤禛也沒什麼人緣。與允這位人見人愛的「八賢王」相反，他是有名的人見人畏的「冷面王」。他和誰都不特別親近（唯一親密的兄弟是允祥），和誰也不特別疏遠，見了誰都是公事公辦的樣子。如果康熙有什麼事情交辦，他就更是只講王法，不講情面。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順治皇帝的淑惠妃去世，喪事辦得十分潦草，康熙下令胤禛查辦。胤禛立即查出應由滿篤、馬進泰、馬良、赫奕、馬齊等人負責，毫不留情地給了他們處分。四十八年（公元一七○九年），康熙責備鄂倫岱等人結黨。鄂倫岱以國戚自居，不知畏懼。胤禛便對康熙說：「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屢煩聖怒，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於臣，便可即行誅戮。」胤禛這樣鐵面無私，嚴刑峻法，當然便很難有什麼人緣。


　　所以，到諸王謀儲時，胤禛便採取了低調的態度，不但不熱衷，甚至不摻和。他很明白，自己並不具備特別的優勢：論嫡庶，他不如允礽；論長幼，他不如允禔；論學識，他不如允祉；論人望，他不如允。甚至論才幹，他也未必比得上親弟弟允。既然如此，爭他做甚，不如坐山觀虎鬥，說不定可以坐收漁利。即便無利可圖，也不會失去什麼。因此，當允他們為奪嫡而忙得不可開交時，胤禛卻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閒人」，參禪禮佛，吟詩作賦：「山居且喜遠紛華，俯仰乾坤野興賒。千載勛名身外影，百歲榮辱鏡中花。金尊潦倒春將暮，蕙徑葳蕤日又斜。聞道五湖煙景好，何緣蓑笠釣汀沙。」儼然一副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樣子。


　　胤禛的這種姿態很得康熙的欣賞。他表揚胤禛說，先前拘禁允礽時，沒有一個人為他說話，「唯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屢屢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偉人。」胤禛聽了，卻表示誠惶誠恐「不敢仰承」。他心裡很明白，太子是保不住的。只不過除太子外，也無人可保，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但這事又不能張揚，以免攻擊太子的人反感。因此在康熙面前，極力否認自己保過太子。這樣一來，他又得了個謙虛的美名。


　　這種謙虛和仁愛也是有事實作證明的。胤禛在康熙面前不但替太子說話，也替別的兄弟說話，因而「為諸阿哥陳奏之事甚多」。他甚至提出，都是一般兄弟，允等人爵位太低（貝子），願意降低自己的世爵，分封於弟弟，大家地位相當。這很可能是做秀，透著一股子假惺惺，然而卻為康熙看重。康熙曾對群臣說：「朕覽史冊，古來太子既廢，無得生存者，過後人君莫不追悔。」他很不願意自己百年之後允礽被兄弟們欺辱殘害，不得善終。大阿哥對允礽恨之入骨，八阿哥允和允礽勢不兩立。這兩個人當了皇帝，允礽都沒有好日子過。四阿哥胤禛在牆倒眾人推的情況下能幫允礽說話，允礽在他手下當不會太難過（事實上雍正後來對允礽和允礽家人都不錯）。就像當年李世民立李治不立李泰一樣，康熙很有可能因此而選中胤禛。


　　因此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以後，康熙對胤禛越來越信任，差使也越派越多，甚至在登極六十年大慶時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三大陵祭祀。盛京三陵，即愛新覺羅家族遠祖的永陵、太祖努爾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極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真正的祖墳。胤禛能代父祭祖，可見其在乃父心目中的地位已很不輕。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於冬至日到南郊祭天。這是國家大典。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被暗示為儲君了。


　　由於器重喜愛胤禛，康熙在晚年經常幸臨胤禛的花園，與胤禛家人共享天倫之樂。諸皇子中，得此殊榮的，只有胤禛和允祉。這大約因為他們兩人在奪嫡鬥爭中表現得比較超脫、淡泊之故吧！史料證明，這一階段，關心康熙身體，勸請皇上就醫，並推薦醫生，檢視用藥和藥方的，也只有他倆。所以，康熙只有在他倆那裡，還能體驗到一點骨肉親情。


　　康熙賜給胤禛的園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圓明園，只是當時規模不大。八國聯軍焚燒的那個圓明園，是雍正和乾隆在此園基礎上擴建的。圓明園的園名，則是康熙所賜。它的意思，據雍正後來解釋，是「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總之是有深意存焉。六十一年（公元一七二二年）春，康熙到圓明園牡丹臺賞花，見到胤禛第四子弘曆（即後來的乾隆），十分喜愛，便帶回宮中親自教養。這事也常被人看作是康熙傳位於胤禛的原因之一：為了讓弘曆當皇帝，就先讓他爹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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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康熙對胤禛一直頗有好感。第一次廢太子後，康熙曾於十一月十六日對群臣有過一次訓話。他比較了幾位皇子，對大阿哥允禔和三阿哥允祉未作評價。對五阿哥允祺，康熙說他「心性甚善，為人淳厚」。對七阿哥允祐，康熙說他「心好，舉止藹然可親」。對八阿哥允，康熙則說「諸臣奏稱其賢」。允祺、允祐是康熙自己覺得好，允是臣子們說他好，親疏之別已很顯然。對於胤禛，康熙說得很多。他說：「唯四阿哥，朕親撫育。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至其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可謂誠孝。」康熙對胤禛的喜愛，已明顯在其他皇子之上。


　　康熙這段話，應該說基本可靠。胤禛既然是康熙躬親撫育的，自然比其他皇子要親一些。太子失愛以後，他便成為「第二梯隊」。「第二梯隊」其實是很危險的，允禔和允礽的下場就是證明。胤禛的聰明之處，就是不以「第二梯隊」自居。別人爭先恐後，他反倒躲得遠遠的，只在「誠孝」二字上下功夫，自然大得君心。他甚至連「喜怒不定」的毛病也改了（其實沒改，是裝的），又大得康熙讚賞。正是這種克制功夫，使他能在皇子們的紛爭中，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態度。


　　胤禛對謀儲表現得不熱衷，無疑引起了康熙的好感。康熙當然不會不知道他這不熱衷是裝出來的。但康熙是個明白人。他知道，要讓那些有才幹有實力的皇子完全不作「非分之想」，根本就不可能。既然真超脫並不可能，那麼，能裝就好。因為能裝，說明心裡還有君父，終不至於謀反逼宮，而康熙要的也只有這一點。他親眼看到，為了爭奪儲位，皇子們一個個赤膊上陣，殺紅了眼睛，撕破了臉皮，兄弟情分父子天倫都蕩然無存。這時，有那麼一兩個人裝一裝，好歹還能保住那一層脈脈溫情的薄紗。有這麼個還願意裝裝樣子的人來接班，也能保證自己壽終正寢。當然，他更不會在自己去世後停屍不葬，先去和弟兄們打架。所以，即便康熙看出胤禛是裝的，也不會戳穿，而只會和他一起把戲唱下去。康熙知道自己離下臺已不太久，能把戲唱到底，就算功德圓滿。


　　其次，能裝，說明心中有城府，而為人君者是不可能沒有城府的。做皇帝的，哪能一輩子只說真話，不說假話，只袒露真情，不弄虛作假？做皇帝的祕訣，就在於真真假假，這才顯得「天威莫測」，也才能馭人。所以，康熙即便看出胤禛是假超脫、裝瀟灑，也不會反感，只會欣賞。


　　然而在一般人看來，康熙所選中的是十四阿哥允。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三月，允被任命為「大將軍王」，十二月率師出發，駐兵西寧，與西北諸敵周旋。允集團對這一任命看得很重。在他們看來，任命皇子為大將軍，是進行考驗，也是給予機會。如果經受了考驗，立下了戰功，就有了政治資本，繼承皇位理所當然。允甚至當面對允說：「早成大功，得立為太子。」當時一般人，也把這大將軍王視為向皇太子的過渡。因為允掛帥出征的儀式極為隆重：康熙親行祭禮，親授敕印，諸王及二品以上官員齊集德勝門軍營送行，帥旗用正黃旗旗纛，儼然代皇帝出征的架式。所以，在允礽被廢，允禔被囚，允被斥之後，允成為奪嫡之呼聲最高者。


　　其實這是康熙有意製造的煙幕，目的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使胤禛不致四面受敵，自己也不致難得安寧。因此，康熙故意給了允一個模稜兩可含糊其辭的頭銜：大將軍王。這頭銜聽起來神乎其神，實際上不三不四：將軍不是將軍王不是王。說是將軍吧又是王爺，說是王爺吧又沒有封號。說到底，是個「假王」，大家愛怎麼想就怎麼想，愛怎麼看就怎麼看。這種含而不露引而不發的手法，實在最得中國傳統權術之精髓。


　　康熙的這一用心極深。康熙喜愛允不假，不放心他也是真。因為允已經上了允的「賊船」。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康熙痛斥允妄博虛名，邀買人心，「柔性成奸，妄蓄大志」，下令將其鎖拿，允便挺身而出為允辯護，言語舉止極為衝動，結果遭康熙痛打。康熙甚至氣得拔出刀子，差一點斬了允那楞頭青。這在允，也許是哥們義氣（康熙說是梁山泊義氣），但在康熙眼裡，卻是個危險的信號：允如此維護他那個「八哥」，允如果要搞政變，帶兵前來逼宮的一定是允。因此康熙一直想把允和允拆散。現在有這樣一個好機會，當然不會放過。西北軍事緊要重大，確實需要年輕有為的皇子坐鎮指揮，允也確實有此能力資格。派允出征，說得過去。允由貝子一躍而為大將軍王，掙足了面子，又有戰功可得，自然樂意前往。群臣以為康熙已心中暗許允，派他出征是積累軍事經驗和政治資本，也就不再為立儲一事來吵鬧，朝廷落得清靜。至於那些趨炎附勢的小人要黨附允，則不足為慮。允遠在天邊，他們就是想拍馬屁也夠不著。康熙這一安排，無疑是一著妙棋。


　　這一手對諸皇子也是制約。允有了追求，就不會生事端；胤禛有了對手，就不會翹尾巴；允一夥有了盼頭，也不會鋌而走險。如此，則康熙的晚年，便可以安度了。當然，康熙也留了餘地：如果發現胤禛並不理想，只要召回允即可。他是「大將軍王」，擔任儲君並不唐突。如果胤禛可以繼位，允那邊也好交代，因為他原本只是個「假王」，沒什麼可抱怨的。況且，老謀深算的康熙早就作好了人事上的安排：掌握了大軍糧草，控制著允退路的，是胤禛的奴才年羹堯。有年羹堯在那裡看著，允他逼不了宮，也謀不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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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到底是康熙，誰也別想玩過他，包括他的兒子。


　　雍正去世時，弘曆以孝子身分，唯事哀號。張廷玉、鄂爾泰表示應立即請出密旨，以正大統。但總管太監卻不知道密旨藏在何處。張廷玉說：「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一封字者即是。」這才找到密旨，傳位弘曆。


　　燭影斧聲指宋太祖趙匡胤去世的疑案。據說趙匡胤死時，身邊只有其弟趙光義（後來的太宗），而且燭光之下，人影搖動，又聽見了斧頭落地的聲音。


　　平心而論，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寫得相當精彩，對雍正性格的把握也大致準確，但喬引娣這個人物的設計和對雍正死因的解釋，則是最讓人噁心的敗筆，故評論家們稱之為「信口開河二月河」。

　　據岳鐘琪後代岳炯在《岳襄勤公行略》中稱：岳鐘琪是岳飛的二十一世孫。但岳鐘琪始終忠於大清王朝，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年）壽終正寢，享年六十九歲。


　　甚至有歷史學家懷疑康熙是否說過這樣的話，此處不討論。

　　康熙的兒子，其名第一字均為胤，第二字均從示，且多用冷僻之字，以免重名。雍正即位後，為避御諱，諸兄弟改胤為允。為了不給讀者添麻煩，本書無論先後，一律從允。至於雍正本人，則即位前稱胤禛，即位後稱雍正。


　　四十七年即康熙四十七年。以下提及康熙某某年，雍正某某年，均省去年號。


　　康熙事後對允禔的評價十分惡劣，有凶頑愚昧、氣質暴戾，甚至「下賤無恥」等，還說自己早就厭惡他了。其實允禔也未必就是小人。諸皇子中，他為康熙出力最多，只因爭奪儲位，竟遭此唾棄。


　　這是有先例的。明成祖立儲時，在後來的仁宗朱高熾和漢王朱高煦之間猶豫不決，朝臣解縉說：「觀聖孫。」於是成祖意決。


　　康熙晚年比較喜歡的皇子還有允祉。允祉也是有才的人，而且深得康熙信任。許多重要的任務，康熙都是同時指派允祉和胤禛一起操辦。他在允礽、允禔出事後，是年齡和爵位最高者，自然也想當太子。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允祉出事，被削爵圈禁，雍正便和他秋後算賬，說他在太子被廢後「以儲君自命」。允祉也確實有所活動，曾派親信孟光祖到各地聯絡督撫。然而康熙只將孟光祖處斬，卻不追問允祉這個主謀，還私下要允祉的下屬幫他賴賬。不過康熙之於允祉，更多地是愛他的文才。康熙讓他在暢春園主持蒙養齋，研究律呂、算學、曆法、天文，相當於皇家科學院的院長。這樣學者型的人物，當皇帝就未必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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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如此兄弟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胤禛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當上了大清帝國的第五任皇帝，是為雍正。但他的悲劇性命運也就由此注定：沒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當不上這個皇帝；正因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這個皇帝當得十分彆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們就懷疑他得位不正。因為康熙的這一決定，不是康熙親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據雍正自己回憶，康熙病重之際，他因代祀南郊，在齋所齋戒。奉召到暢春園後，康熙也只和他談了病情，沒談繼位一事。直到康熙「龍馭上賓」後，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遺詔」。雍正因為並無思想準備，竟然「聞之驚慟，昏仆於地」。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傳位雍正，為什麼不當面告訴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說是為了保密，彌留之際還保什麼密？況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麼人，有什麼資格代天子宣詔？宣詔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萬一矯詔怎麼辦？這都是問題。當然，雍正的回憶說，在他到暢春園之前，康熙已接見了允祉、允祐、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說，知道遺命的並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矯詔。但其他人都知道誰當皇帝，唯獨當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樣奇怪的是，這一過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說，允祉他們誰也不出來做旁證。


　　這就難怪人們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難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裡清楚，他這個皇位，有些「來歷不明」：既非漢家禮法，立嫡以長；又非大清傳統，立君以賢。立長，該允祉當；立賢，該允當。即便是立愛，似乎也該允當，怎麼也輪不到他胤禛。難怪他聽到隆科多所宣遺命後，要「聞之驚慟，昏仆在地」，也難怪允禮聽說之後，會「神色乖張，有類瘋狂」了。因為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而雍正自己，也得裝作沒有思想準備。


　　雍正當然有準備。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裝作無意於大位（他就靠這個獲取信任謀得大位），現在也只好裝到底。然而這一下卻又引出一個麻煩：大家都沒有想到，當事人自己也沒想到，康熙皇帝是怎麼想到的？結論只有一個：康熙也沒有想過，是隆科多矯詔。隆科多這下可渾身是嘴都說不清了。他既不能說遺詔是假的，又無法證明它是真的。所以隆科多說：「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他知道自己很麻煩。


　　雍正就更麻煩了。他不但要證明先帝選定的就是他，還得證明先帝選得並不錯。唯一的辦法，當然是努力工作，把國家治理好。也許，這正是康熙寄希望於雍正的。他當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並不好當，更不希望他親手打造的江山，會葬送在一個玩忽職守的接班人手裡。這就要讓他感到江山來之不易，從而不敢鬆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沒想到，他的這種安排，卻給接班人帶來了麻煩：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憑什麼讓老四當皇帝？就因為他賣力嗎？


　　最不服氣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當了大將軍王後，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團的關係，也調了個個兒：以前是他支持允，現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團的幹將允公開製造輿論，說允才德雙全，我兄弟內皆不如，將來必大貴」。嘴上說自己不如，其實是抬高允，貶低胤禛。允也和允頻頻聯絡，說「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須時常給我信兒」。表面上關心父皇健康，實則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來不及趕回京城搶儲位。他在軍中，一面指揮戰事，希望能以戰功積累政治資本；一面招賢納士，為自己今後登基做組織準備和輿論準備。因此當時社會上盛傳「十四爺虛賢下士」，還有相面人叫張愷的，說他「元武當權，貴不可言」。總之，十四爺入嗣大統的說法，在當時可能就已經傳得沸沸揚揚。


　　民間的說法後來就越傳越離譜了。一種說法是：康熙病中，「降旨召允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雍正）」。這話只能去哄小市民。隆科多是什麼人？又不是曹操，一手遮天，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康熙要召誰，他哪裡擋得住？康熙要傳位給誰，他又哪裡改得了？帝位的交接又不是做遊戲，哪有預定的人不在場，就臨時隨便換一個「替補隊員」的道理？這種說法，不但貶低了雍正，也小看了康熙。


　　另一種說法也只能去哄小市民。這種傳言說，遺詔上原本是「傳位十四子胤禎」（胤禎是允的另一個名字），但被雍正和隆科多篡改，改成「傳位于四子胤禛」。這可真是無巧不成書。一個是「十四子」，一個是「四子」；一個是「胤禎」，一個是「胤禛」。禎改禛，十改于，確實便當。可惜造謠者不懂大清皇帝規矩。依制度，皇子排行前，一定要加「皇」字。胤禛不能寫作「四子」，而應寫作「皇四子」。允禎也不能寫作「十四子」，而應寫作「皇十四子」。如果改「十」為「于」，則詔書就變成「傳位皇于四子」了，根本不通。何況在清代正式文件中，「于」和「於」並不通用。傳統詔書中只能用「於」，不能用「于」。更何況清代不是明代。傳位詔書，除漢文文本外，還有滿文文本。雍正也好，隆科多也好，即便改得了漢文文本，也改不了滿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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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雍正篡允之位而立，是無稽之談。但皇位應傳給允，卻是不少人的看法。這樣一來，允與雍正的衝突，也就在所難免。


　　允這個人，是很有些血氣的。雍正說他「氣傲心高」，確實不假。當年康熙訓斥允，他都要出來打抱不平，現在自己的寶座被老哥搶了，自然更是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


　　於是他對雍正便十分無禮。康熙駕崩後，雍正下令允回京哭靈。雍正的用意，是要奪他的兵權，以免他在西北擁兵作亂。但孝子奔喪，天經地義，誰也反對不得。允到京後，先去拜謁大行皇帝（皇帝剛去世而未有謚號時稱大行皇帝）梓宮（皇帝的靈柩），雍正也在場。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為了表示大度，也不願在熱喪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響，便自己走上前去將就他，允毫無反應。站在旁邊的蒙古侍衛拉錫出來打圓場，拉他去向皇帝行禮。他竟勃然大怒，責罵拉錫，還向雍正發難，說我是皇上親弟弟，拉錫是個下賤的奴才。奴才對王爺動手動腳，成何體統！如我有不是處，請皇上處分。如我並無不是，請皇上殺了拉錫，以正國體。


　　這就是存心尋釁鬧事了，雍正當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體面不存，國家的體統也不存。從西周到大清，傳統中國是個禮治的國家，什麼也大不過「禮」去。即便貴為天子，位居九重，也不能違禮。失禮就是失德。失德，則君失其國，臣失其爵。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氣地取消了允的王爵。允這個王，原本是「假王」，要取消也很便當。但允封王以前只是貝子。王爵既除，他就只剩下貝子這個四等爵位。


　　就連這個爵位，雍正也在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予以革去。直到乾隆即位以後，允才從軟禁地被放出。乾隆二年（公元一七三七年）被封為輔國公；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晉封貝勒；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封恂郡王。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大將軍王，其顯赫威風也不過曇花一現。


　　允被削去王爵後，便被派到遵化去為康熙守陵。這一去就是十三年，實際上是被軟禁在那裡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對頭，殺不得也用不得。殺了他，輿論上通不過，太后那裡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會搗亂，絕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閒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聲那麼高，難免會有人向他靠攏，給他獻策，為他奔走，幫他出頭，沒準真弄出個「在野黨」來。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把他打發到景陵（康熙之陵）去，與世隔絕，想鬧也鬧不起來。


　　允被打發到遵化，允則被打發到西北。雍正一向看不起允，說他「文才武略，一無可取」。康熙似乎也不很喜歡他，讓他一直熬到二十六周歲才封了個貝子，而他的同母哥哥允祺十七歲就封了貝勒。允封貝子時，允祺又封了親王，比允高兩級。允祺、允雖一母所生，性格做派卻不一樣。允祺淳厚善良，深得康熙喜愛；允卻很不安分，是允祺集團的一員幹將，一貫上躥下跳，惹是生非，雍正當然容不得他。他的生母是宜妃郭絡羅氏（即電視連續劇《康熙微服私訪記》中鄧婕扮演的那個角色），也是恃寵驕橫。康熙去世時，宜妃坐在軟榻上直奔靈堂，竟跑在德妃（雍正生母）的前面，雍正當時就不高興。後來她見了雍正，還不識時務，竟在嗣皇帝面前擺母妃架子，雍正更不高興。由此想到，宜妃地位尊貴，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如果母子聯手，造起亂來，也是不好收拾的。


　　於是雍正便雙管齊下，左右開弓，將這母子二人一起打擊。十二月初三（康熙去世二十二天後），雍正隨便找了幾個岔子，將宜妃的三個貼身太監重重治罪：張起用發往土兒魯耕種，李盡忠發往雲南當苦差，何玉柱發配給邊地窮當兵的為奴。這當然是打狗給主人臉色看。同月，又命令允到西北大營，軍前效力。允請求過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後，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縣東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為保護，實則監視。這樣熬到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二月，允終於被宗人府參了一本，說他「抗違軍法，肆行邊地」，應予革去貝子爵位。他的處境，其實已和充軍無異。


　　雍正對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喀爾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到北京拜謁康熙靈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黃教（藏傳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與其他三大活佛分掌一區教務。達賴掌前藏，班禪掌後藏，哲布尊丹巴掌漠北（外蒙古），章嘉掌漠南（內蒙古），均直轄於清廷。這樣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領袖病故在京，當然要派一位王爺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說是沒錢買馬。及至出發，走到張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見此光景，便把這個難題交給總理王大臣允，命其議處。允建議勒令允繼續前進，並責罰不行勸阻的長史額爾金。雍正卻說，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額爾金的話他原本不聽，責罰又有什麼用？允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奏請革去允王爵。雍正這回當然「照准」。於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調回京師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產，共得金銀六十多萬兩，金銀器皿和土地房屋還不在此數之內。不過此公獲罪雖早，卻也因禍得福。變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所以他一直活到雍正去世，又被乾隆放出，封為輔國公，直到乾隆六年（公元一七四一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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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允軟禁在遵化，允發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爺黨」的骨幹分子都已動彈不得，雍正可以對允下手了。


　　雍正對允的打擊，經過了精心的策劃。

　　康熙剛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為總理事務大臣，和允祥、馬齊、隆科多一起組成看守內閣，旋即將其越級從貝勒晉封為親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兒子弘旺被封為貝勒，在諸皇姪中，地位之高，僅次於廢太子允礽之子弘晰（爵位為郡王）。允的母舅噶達渾，也被削去賤籍，升格為旗民，賜世襲佐領職務。允的黨羽蘇努、佛格、阿爾阿松（阿靈阿之子）、滿都護、佟吉圖等，也都加官晉爵，彈冠相慶。可以說，允、允、允遭受打擊的時候，允及其追隨者卻青雲直上，紅得發紫。


　　對此，雍正曾對人解釋說：「廉親王（允）其心斷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什麼「委曲」呢？說穿了，就因為允是「反對黨」的領袖，又確有才能。對於這樣的人，只有兩個辦法，或者是打，或者是拉。但要打，就得打在七寸上，不但要打得他滿地找牙，還要打得他永世不得翻身。即位之初的雍正，顯然不具備這個條件。既然打不得，那就只有拉。拉也有拉的好處。真要能拉過來，自己的力量就會大增。即便拉不過來，先穩住他幾天，也是好的。


　　這種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沒有不懂的。允當然心裡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認為這是欲抑先揚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來賀，他的福晉（正妻）烏雅氏說，有什麼可喜可賀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腦袋呢！允自己也對朝中大臣說：「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誅戮之意？」阿爾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書的任命。因為刑部是個是非之地，阿爾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這個職務來殺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賜爵，他們也不領情。


　　事實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碴。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講居喪不用過奢時，便捎帶著指責允昔日為母妃出喪時過於奢靡，是「偽孝矯情」。講喪事從簡是對的，但拿一個親王、總理大臣來做反面教員，就讓允在朝臣中很沒有面子，實際上是拿他開涮，故意叫他丟臉。更讓允感到寒心和傷心的，是在九月分。雍正藉口太廟更衣帳房油味煮蒸，竟然罰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廟前跪了一個晝夜。這種小事，頂多罰到一個科長，何至於體罰王爺？顯然是雍正陰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難想見，跪在太廟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齒和著眼淚往肚裡嚥，說不出的酸楚，說不出的委屈，說不出的悲憤交加，說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確，他沒法想通，為什麼像他這樣眾人擁戴的「賢王」不能當皇帝，還非得讓他去伺候這麼個心胸狹窄的主子？


　　允當然不能坐以待斃。我們現在已無法確知允都做了些什麼動作，搞了些什麼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緊張。雍正後來曾對人解釋說，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樣離京遠行，到塞外秋獵，就因為允、允他們「密結匪黨，潛畜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不便遠臨邊塞」。臣下把皇上嚇成這個樣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遠。


　　其實雍正很可能是神經過敏。像他這樣猜忌心極重，一點風吹草動都要疑心他人別有用心，些許偶然失誤也要視為故意的人，總是神經過敏的，何況他的皇位還「來歷不明」！實際上，允對雍正的威脅，倒不一定是有暗殺或政變的陰謀（當然也不一定就沒有），更主要的還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說他每次申斥允時，「審察眾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為非」。次年四月，又說「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為屈抑者」。這麼多人為允抱不平，對雍正的打擊不以為然，就不好說全是允的錯了。


　　顯然，在雍正與允的鬥爭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諸王大臣的心都向著允，只不過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覺不出來？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滿腹委屈地下了一道聖旨：「爾諸大臣內，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謂允賢於朕躬，為人足重，能有益於社稷國家，朕即讓以此位，不少遲疑！」不難想見，如果不是被逼無奈，雍正不會說出這樣賭氣的話。他的威望人緣遠不如允，已是不爭之事實。


　　於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寶———專制特權。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正月初五，雍正發出上諭，歷數允種種罪惡，聲稱「廉親王允狂逆已極，朕若再為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至於罪惡的具體內容，則很空洞。二月，降允為民王，圈禁高牆。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為塞思黑，意思是豬。同時，向內外臣工、八旗軍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狀。允被從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隸總督李紱就地「圈住」。李紱給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豬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暈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於禁所。兄弟倆的死亡，相距不過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當時就有人懷疑李紱秉承君意謀殺了允，因為雍正曾要李紱「便宜行事」。雍正則指責李紱沒把允的病情講清楚，害得他背黑鍋。李紱有口難辯，裡外不是人，只好自認倒楣。不過，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何況雍正也有雍正的解釋，即他們都是服了「冥誅」（鬼來要命）。至於有沒有什麼冥誅，那就真的只有鬼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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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雍正和允的這場鬥爭，我們很難說誰是誰非。


　　平心而論，雍正和允都夠格當皇帝。他們都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執政十三年的政績可以為證。這些政績證明，他至少是一個有才幹有作為的皇帝，這才使康熙創造的盛世得以延續，以後又在他兒子乾隆手上延續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則可以在雍正那裡得到證明。雍正即位以後，曾多次說過：「允較諸弟頗有辦事之材，朕甚愛惜之」；「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出其右者。」（沒有比得上的）其實不用聽他說，只要看看他為了整垮允費了多大的勁，就知道允不是等閒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個，也不能輪班。所以他倆的關係，只能是四個字：你死我活。不管誰當了皇帝，都不會信任對方，對方也都不會服氣。所以，如果當皇帝的是允，他對雍正也不會客氣手軟。在權力鬥爭中，尤其是最高權力———君權的爭奪中，是從來沒有什麼仁慈、客氣可講的。當年李世民殺李建成、李元吉，不也是手足相殘嗎？怎麼沒人說閒話？顯然，僅因為「屠弟」就指責雍正，這不公平。


　　但我們還是要同情允，因為他實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該受康熙、雍正父子兩代皇帝的一再打擊和壓制？殺人放火？貪污受賄？謀財害命？弒君篡權？都沒有。他唯一的罪過，是德才兼備，以致老王誇讚，群臣擁戴，諸多阿哥愛護，成了皇子中出頭的椽子，這才被康熙視為肉中刺，雍正視為眼中釘。因此，允的罪，無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眾罪」。


　　這並不稀奇。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只是這風來自父兄，便不免讓人傷心；而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讓人寒心，更讓人驚心了。實際上，無論在康熙晚年，還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動輒得咎。比方說，一個案子，雍正交給允辦，他是嚴一點好呢，還是寬一點好呢，就很為難。寬一點，是出賣原則，收買人心；嚴一點，則是居心不良，妄圖讓人主背上苛察、忌刻的惡名，總之都是別有用心。在康熙手下也是一樣。工作賣力一點，是好勝逞能、沽名釣譽；消極一點，則又是心懷不滿、懶惰怠工。也許，他應該一開始就表現得傻呼呼的。但這也未必能讓康熙滿意。康熙會說，我怎麼養了這麼個蠢兒子！


　　實際上，雍正對允的猜忌防範，是和康熙一脈相承的。康熙曾對人說，允「黨羽甚惡，陰險已極，即朕亦畏之」；而允一黨之所以不顧自己的一再警告，偏要硬著頭皮保薦他，則是為了給允撈取政治資本，以便在時機成熟時發動政變或與康熙指定的繼承人爭奪皇位。因此康熙說，允礽「屢失人心」而允「屢結人心」，因此「此人（允）之險百倍於二阿哥（允礽）也」。


　　人一旦被猜忌，日子就不會好過。怎麼也想不通的允，有一次忍不住對康熙說，兒臣實在不知該如何做人，情願臥病不起。誰知康熙更加憤怒，並認定這就是允的「大奸大邪」。理由是：一個小小的貝勒，需要裝什麼病！當然是因為有非分之想。否則，怎麼會奏此「越分之言」？後來，允得了傷寒，命幾不保，康熙的態度卻相當冷漠。允病好後，大約康熙也覺得自己所作所為太不像個慈父，於是傳諭允，問他想吃點什麼；朕這裡什麼都有，但不知對你合適不合適，「故不敢送去」。皇父自稱「不敢」，皇兒哪敢承當。因此允到宮門外跪求免用「不敢」二字。康熙又不高興了，怪允小心眼兒，沒事找事。他對諸皇子說：「允往往多疑，每用心於無用之地」，這一回又「於無事中故生事端。眾人觀之，成何體統」！其實允並不多疑，亦非無事生非。做臣子的，誰聽了皇上說「不敢」都要嚇一跳，何況允又是備受猜忌動輒得咎之人？當然，康熙說「不敢」二字，也未必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然而允如果不辭，豈非又是失禮？辭與不辭都不是，芥蒂既深，怎麼說，都話不投機。


　　看來雍正在這一點上，倒真是像極了康熙，只是猜忌更深，下手更重。這也難怪，兄弟畢竟不同於父子。胤禛曾說，以父皇之「神聖」，尚且還要「防允等之奸惡，不能一日寧處」，自己能不處處設防麼？不過雍正並無康熙的權威。加上自己即位未幾，屁股還沒坐穩，只好對允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一再曲加優容。但忍耐總有極限，而一旦爆發，便不可收拾。這就像借高利貸一樣，借的錢越多，拖的時間越長，利息也就越嚇人。雍正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整治允，心中當然充滿了怨毒。不難想像，當他下令將允、允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時，一定是面目猙獰，咬牙切齒，一臉的殺氣。


　　雍正和允並非天生是敵。直到康熙第一次廢太子時，他們的關係還算不錯。允得傷寒病時，雍正頗為關切，還因此受到康熙責罰，認為他「亦似黨庇允」。顯然，如果不爭奪皇位，這哥兒倆也不會反目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復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對方於死地的仇恨和鬥爭。歷史上所有的宮廷鬥爭莫不如此，雍正和允當然也不例外。


　　兄弟如此，君臣亦然。事實上，在雍正剪滅允之前，就有一個寵臣先做了他的刀下之鬼。這個寵臣，就是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


仁壽皇太后去世後，雍正為告慰皇妣在天之靈，曾封允為郡王，但後來又降為貝子。


　　也有人認為含有別的意思。請參看馮爾康：《雍正傳》第一三三—一四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其時，康熙正從熱河出發，準備回北京西郊的暢春園。允的園子，正在必經之路上。為了保證自己不會碰上什麼不祥之物，康熙竟讓病得奄奄一息的允立即搬出園子，回城裡去。重病之人哪經得起這般折騰？因此允憤怒地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誰負責？康熙聽說，立即指示胤禛他們：「八阿哥病極嚴重，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斷不可推諉朕躬令其回家。」其意仍是要攆走允，唯不肯承擔責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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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如此君臣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年羹堯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寵臣，而且寵得不像樣子。年羹堯在西北大營花錢如流水，雍正一一照准；年羹堯直接插手官員的任命，雍正一一照準。他實際上是沒有相位的宰相，沒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十二月，雍正賜給他團龍補服等物件，年羹堯受寵若驚，表示惶恐不安，以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卻批示說：「只管用！當年聖祖皇帝有例的。」青海軍事告捷，雍正興奮異常，竟然稱年羹堯為「恩人」。雍正還說：「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他還要求「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傾心感悅年羹堯，並說：「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稍有負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又是指天發誓，又是告誡子孫，又是訓示臣民，雍正對年羹堯的恩寵，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另一個得到殊寵異榮的寵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舊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個尚書。只因為宣詔有功，便一夜之間，平步青雲，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與廉親王允、怡親王允祥、大學士馬齊平起平坐。允和馬齊是利用對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對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後，雍正即賜他公爵銜，兩天後又下令稱他「舅舅」。從親戚關係講，雍正與隆科多確實分屬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於民間，甥舅關係要皇帝承認才算數。所以這個頭銜，也算是封的，不是當然的。


雍正還給隆科多戴了三頂高帽子：「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還說他是「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並無突出貢獻，怎麼會是「聖祖忠臣」？「國家良臣」也沒太多根據，譽為「稀有大臣」更不知從何說起。說到底，還是因為顧命擁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實。一個皇帝，為了酬勞功臣，竟不惜把話說得那麼絕，那麼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場也很稀有。三年（公元一七二五年）四月，年羹堯無緣無故被免去川陝總督和撫遠大將軍職務，調任杭州將軍。七月，被革去將軍職銜。九月，被捕下獄。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專擅、貪婪、侵蝕、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盡。隆科多則在官職一降再降後，於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亂朝政、奸黨、不法、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處終身圈禁，並於次年六月死於禁所。這兩個顯赫一時炙手可熱的權臣寵臣，幾乎在頃刻之間便家破人亡身敗名裂，就連旁觀者，也都看得驚心動魄目瞪口呆。


　　同樣讓人感到驚詫莫名的，是對錢名世的處治。錢名世，字亮工，江南武進人，和年羹堯同於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年）中舉，算是「同年」。這一回，又成了年羹堯的「同案」。錢名世的獲罪，是因為曾寫詩吹捧過年羹堯。年羹堯功高蓋世，權傾朝野，吹捧過他的人很是不少，其中就包括雍正皇帝。但雍正可以翻臉不認人，錢名世卻翻不得臉，只能任由雍正處置；而雍正的處置，則又是一番「出奇料理」。他認為，懲罰要有針對性。怕疼的人，打他的屁股；怕死的人，砍他的腦袋；愛財的人，抄他的家產；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就罷他的官職。這些懲罰，對文人都不合適。文人最重的是清名。罷他的官，他會說我正想歸隱山林；殺他的頭，他會說我正想名垂千古；把他流放到寧古塔、海南島，他說不定又多了些寫詩的材料。如此，豈非反倒成全了他？



　　雍正的辦法是要讓他臭名遠揚，背著千古罪名永世不得翻身。在下令將錢名世革職、發回原籍的同時，雍正還做了兩件事情。一是「賜」了一幅字給他，二是命舉人進士出身的京官寫詩給他送行。皇帝給臣僚賜字，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得到「御筆墨寶」的官僚，都把這引為莫大的恩寵和榮幸，要製成匾額，懸掛在門口或堂上，以為光宗耀祖。官員被貶，同僚送行，也是沿襲已久的慣例，無非表示「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也在」，不至於「人一走，茶就涼」。那些感情比較好、思想觀點比較接近的，還會寫詩相送，也無非發些小牢騷，或說些勸慰開導的話，諸如「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或「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之類。然而這一回卻很「出奇」。雍正手書的四個字，是「名教罪人」。儒生以維護名教為己任，為生命，雍正稱他為「名教罪人」，就等於從精神上心理上要了他的命，同指控清官為污吏、節婦為婊子差不多。



問題在於，別人被指控，還可以申辯，錢名世卻申辯不得。不但不能申辯，還得把這四個字掛在門口，讓眾人前來參觀，指指點點，議論嘲笑。至於京官們所寫的送行詩，當然都只能批判和諷刺。其中最為雍正所欣賞的，是詹事陳萬策所寫「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意思是說錢名世和戴名世（此人因一篇序文而獲罪）是同樣的罪，錢亮工和周亮工（一說年羹堯字亮工）也一樣的奸。這四百多首批判諷刺詩，編成了一部詩集，由錢名世自己刊刻進呈，再發到各省學樣，以為「無恥文人」之戒。這就等於要錢名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自己當眾指著鼻子罵自己，而且還要自己掏錢請人來看。據說，錢名世出京時，上千官員抬匾送行，四百八十人寫詩羞辱，上萬百姓上街圍觀，文人的面子丟了個乾淨，真正的「斯文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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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這件事，確實做得過分。錢名世這個人，或許確實是「無恥文人」。據說他平時品行不端，曾在修纂明史時剽竊了自己老師萬斯同的手稿。萬斯同去世時，他又借操辦喪事之際，將萬斯同數十萬卷藏書竊為己有。但這一次的行為，卻未必更可恥。何況錢家名門望族，五世七進士，江南武進有名的書香門第。錢名世自己也是兩榜出身的「探花郎」，卻要在祖宅門前，高懸「名教罪人」四字匾額，不但祖宗被辱，自己丟人，而且連子孫都會抬不起頭來。士可殺而不可辱，錢名世受此奇恥大辱，真正生不如死。

　　錢名世當然多少有點咎由自取，誰讓他去捧年羹堯的臭腳呢？他也應該吸取教訓。一個文人，如果摻和到官場是非當中去，清名節操什麼的，就不大容易保得住了。所以，文人最好離功名利祿這些東西遠一點，方可保住一生的清白和寧靜。不過，這不該他雍正來教訓，也不是這種教訓法。俗話說，打人不打臉，傷人莫傷心。雍正對錢名世的懲治，又打臉，又傷心，並不能讓人心服，只能讓人覺得他尖酸刻薄。


　　雍正為人，確實相當刻薄。他喜歡給人扣帽子，喜歡用扣帽子傷面子的辦法來整治人。比如他就曾親筆為允黨羽阿靈阿和揆敘題寫墓碑。阿靈阿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揆敘的碑文則是「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雍正連死人都不放過，哪裡會饒得了錢名世？因此他不但題了匾，還命令常州知府、武進縣令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宅查看匾額的懸掛情況。也就是說，不但要把錢名世釘在恥辱柱上，還要釘得死死的。



　　其實，不要說是錢名世這樣的「罪人」和阿靈阿那樣的「奸臣」，便是那些錯誤犯得不大的官員，雍正也不放過。提督（省軍區司令）張耀祖被革職後，罰往軍前效力。張耀祖上折謝恩，並表示「不敢有負領兵之責」。雍正批示說，你已經辜負了領兵之責，還有什麼臉說這句話？再有差錯，還有臉活在世上嗎？朕寫這幾個字時，都羞愧得朱筆滯澀不暢，「未知汝為何存心也」！犯官承蒙寬大處理，上摺子謝恩也是慣例。只因一言不合，就挨了脆生生一記耳光，只好自認倒楣。還有一個名叫毛克明的官員也很倒楣。雍正任命他做海關監督，他上折謝恩，又興致勃勃地請雍正「俯垂明訓」。沒想到雍正一盆涼水澆下來，說朕已經把你提拔到都統一級了，還要什麼指示？「但取出良心來辦事，銀錢不如性命顏面要緊」，就這兩句「粗俗之語」，你能做到便什麼都行了。做不到，「便批你千百言錦繡文章」，又有什麼用！毛克明自討沒趣，也只好感嘆雍正這主子真不好伺候。



　　甚至就連雍正信賴重用的人，一不小心也會被他手裡的那枝朱筆刺得心裡流血。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十二月，詹事陳萬策（也就是寫詩諷刺錢名世寫得最好，被雍正賞了二十兩黃金的那個人）回到家鄉。為了擺譜，就向福建陸路提督（陸軍司令）丁士杰借轎子和儀仗用。雍正聽說以後，認為丁士杰拍馬屁，勃然大怒，將丁交部議處。丁士杰是從一品的高級幹部，陳萬策則是正四品的中層官員，丁士杰怎麼會去拍他的馬屁？借給他轎子和儀仗，只不過礙於情面，抹不開臉罷了。因此丁士杰上摺子為自己辯解，卻挨了雍正劈頭蓋臉的一頓，又是「無恥之極」，又是「天良喪盡」，罵得狗血噴頭。丁士杰說自己一貫潔身自好，從來不敢欺隱，從來不敢逢迎，雍正朱批說好一個無欺隱，好一個不逢迎。丁士杰說自己從來不知如何巴結上司，雍正朱批說你是不知道巴結上司，你只會巴結欽差、巴結京官麼！最後雍正批道：「愚賤小人之態露矣，『卑賤無恥』四字當深以為戒，莫令人指唾。」丁士杰不就是借了轎子給陳萬策嗎？怎麼就至於「無恥之極」、「天良喪盡」呢？不就是為自己申辯了幾句嗎？又怎麼就至於「卑賤無恥」、「令人指唾」呢？雍正的綱，也上得太高了一點。


　　然而，十幾天後，雍正又在丁士杰奏報福建倉儲情況的摺子上批示說，「爾奏甚屬可嘉！一切皆似此據實無隱，乃報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爾之存心立志。」後來，在丁士杰的謝恩摺子上雍正又批示說：「朕因爾向不欺隱，所以訓爾始終如一。」這時，丁士杰又變成「向不欺隱」、「立志可嘉」了，真是前後判若兩人，簡直不可思議。


　　最不可思議的是對楊名時的「出奇料理」。楊名時原本是吏部尚書、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閏三月被免職，暫時代理雲南巡撫。這時，楊名時上書奏請用鹽務上的節餘銀兩修浚洱海河道。這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沒什麼錯，雍正卻冷笑一聲下令說，楊大人既然如此關心國計民生，決心造福地方，那就由你自己掏錢修好了。你這輩子修不好，兒子孫子接著修，反正你們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後來，繼任的雲南巡撫朱綱奏報藩庫銀兩虧空。雍正說錢糧虧空那是常德壽（雲南藩司）的事。不過楊名時身為巡撫卻不舉報，看來是樂意替他負責了。那好，這筆錢，就要楊名時賠，不與常德壽相干。責任人無責任，不舉報就是罪魁，天下哪有這種道理？雍正的這一番「料理」，真是出奇到了刁鑽古怪的程度。


　　雍正的這些「出奇料理」，不免讓人覺得他刻薄。他治下之嚴，更讓人心寒。長蘆巡鹽御史鄭禪寶名聲不佳，不堪為此重任。但因所辦事務尚未結項，雍正讓他留任一年。鄭禪寶上折謝恩，被雍正劈頭蓋臉訓斥了一頓。雍正朱批說：「你下作賤態畢露，小心可也！身家性命在裡許（裡面）。你見朕將空言恐嚇誰來？教而改者處分誰來？教而不改者寬恕誰來？可有一人漏網？可曾冤抑一人？不要到自己身上就糊塗了。當睜開眼，淨洗心而為之，不可將朕雨露之恩施於糞土，則實可惜也！」真是聲色俱厲，令鄭某人魂飛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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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少人認為雍正刻薄寡恩，喜怒無常，更有人認為他暴烈戾深、心胸褊狹。其實不然。雍正並非動輒生怒，也並不逢人就罵。後面我們還要講到，他罵人、訓人、整治人，也疼人、愛人、寬容人。他刻薄而不寡恩，喜怒其實有常。被他痛罵的人，有罵錯了的（如丁士杰），有不少也是「該罵」的。只不過換了別的皇帝，則不一定會罵就是。



　　雍正最痛恨的是心術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十一月，巡撫金世揚剛剛調離貴州，布政使劉師恕的惡狀便告了上來。這種上司在任時吹吹捧捧，離任後又說壞話的行徑，最為雍正所不齒，便給了他當頭一棒，說「此奏甚屬巧詐」。然後問他，你說金世揚種種不是，當時如何不從實奏來？現在，人家把一切事務都料理停當，你又來說三道四，分明是「貪他人之功以為己利，無恥之甚」！因此警告他，為國家臣子的，難道可以用這種心眼對待君父？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五月，四川夔關監督隆生奏報地方事務，還說自己已派人密訪偵緝，也挨了雍正的當頭棒喝：「此等事與你何干？不過奏聞而已。」、「如此託人訪察，甚屬多事。」、「如此多事，可謂無知之極。」因為隆生的職司是稅務，不是政務。聽到什麼報告一下，也不為錯。但居然當起祕密偵探來，就是居心不良了。不是想找別人的岔子，便是想在雍正這裡討什麼好。沒想到這點小心眼也被雍正看穿。因此，雍正警告他：「你若再一犯法負恩，莫想保全首領（腦袋）也，小心！」


　　其實，雍正早就打過招呼：「莫將朕作等閒皇帝看！」他自詡最不好糊弄，也最痛恨別人糊弄他。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輿論二字不但不足憑，竟全然聽不得。」因為撕破臉皮秉公辦事者，自然輿論不佳，而好好先生們的口碑卻好得出奇。另外，新官到任，一定會把當地的問題說得非常嚴重。過一段時候，又會報告風清民安，吏治井然。這些伎倆把戲，早被雍正看穿，因此明確表示「只可信一半」。同時，他也告誡臣僚，以後少來這一套。你們這些花招，「不但朕必聞知，何能掩天下之耳目也」？最好是老老實實的「少（稍稍）為聲譽小利存私，恐難逃朕之鑒察也」！


　　然而居心不良的人總是層出不窮。李紱在天津衛辦理糧運時，因賣糧庫中的變色米而有五千兩銀子的盈餘。一些人想把這筆錢作本部門的小金庫，遭李紱反對。這些人便趁李紱調廣西巡撫時，把這筆錢送到李紱家中，讓李紱家人帶到廣西，想給李紱栽贓，卻被雍正看破。於是雍正對李紱說：「此等事朕皆不究計麼，意思真小哉！他既然送到，朕已徹底曉得了，你留粵西以充公用就是了。這也算得他們失計。大笑話。」一次差點釀成冤案和悲劇的事件，就這樣被雍正變成了喜劇。


　　所以雍正再三強調：「朕之前唯以真實二字方可保長久。」欺上瞞下不行，誣陷他人不行，投機取巧、討好賣乖也不行。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朱藻喜歡搞浮誇風，經常向雍正報告「形勢一片大好」，雍正批評他說：「觀汝不知根本實理，唯在枝葉虛浮邊作活計」，正告他以後多做些實事，少搞些花架子。署理江南總督范時繹奏報江南喜降瑞雪，文章寫得花團錦簇，卻被雍正認為是不知體諒君父。雍正說：「朕日理萬機，年底事情又多，哪裡有工夫看此幕客寫來的閒文章，豈有此理！」年羹堯的哥哥年希堯在雍正六年升任廣東巡撫。為了表忠心，他上摺子說，廣東巡撫衙門的慣例，是每年要收受下屬大約五萬兩銀子的「節禮」。「奴才欽遵聖訓，概行拒絕。」雍正批示說：「此等碎小之事，朕亦不問不管。」雍正說，做督撫的，都喜歡搞這沽名釣譽的一套。表面上一文不撈，其實卻轉彎抹角大撈特撈，所得更甚。所以，「此等私套，皆不中用」。你們也「不必這些面前打哄」，只要「取出良心來將利害二字排在眼前，長長遠遠地想去，設法做好官就是了」。總之，漂亮話少說些，假門面也不必裝，「好歹朕自有真知灼聞的道理」。換句話說，誰要想在雍正面前耍點花槍，誰就不會有好果子吃。


　　何況雍正向來不怕得罪人。他對江蘇布政使張坦麟說：「因公獲罪於人何妨乎？」他自己是皇帝，當然更沒什麼可怕。他曾毫不客氣地警告群臣，別指望他像康熙皇帝那樣好說話（恐朕未必能如先帝之寬仁容恕也）。因此，誰要是敢欺騙他，糊弄他，辜負他，他雍正皇帝就一定會讓這個人死了都不得安寧。謂予不信，年羹堯就是「榜樣」，就是前車之鑒。


　　雍正對年羹堯，可以說是恨到骨頭裡，也整到底了。他給年羹堯的最後上諭說：「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墜地獄者，雖萬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專制君主殘害他人，真比強盜還要厲害。強盜不過要人錢財，最多謀人性命，專制君主則不但要別人的性命，還要別人的靈魂，而且還要說這是為你好，是慈悲為懷菩薩心腸，真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年羹堯、隆科多之罪，說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確實曾寄大希望於年、隆。他的希望，不僅是要年、隆二人盡力輔佐他，更是要樹立一種君臣關係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間的互相信任和互相體諒。有一次，在給年羹堯的信中，他特別提到，西寧軍事危急時，年羹堯擔心皇上看了奏摺，會「心煩驚駭」，便「委曲設法」，在報告戰況時「間以閒字」，既沖淡了火藥味，又不隱瞞軍情。雍正對他的這份小心極為感激，說「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每次向怡親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淚告之，種種亦難書述」。他還說，「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顯然，他是把年羹堯當作忠君模範來看待和培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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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年羹堯被賜團龍補服而上表致謝時，雍正批示說：「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唯將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樣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堯為被賜自鳴表一事上表謝恩，雍正又批示說：「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說：「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足矣。」為了表示他們君臣之間的親密無間，雍正甚至祕密寫信給年羹堯，託他買酒。信中說：「寧夏出一種羊羔酒，當年有人進過，今有二十年停其不進了。朕甚愛飲他，尋些進來，不必多進。」這種口氣，已完全是朋友間的以私事相託。


　　不能說雍正講的都是假話。他確實是想當一個好皇帝的。好皇帝當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關係。雍正這個人，是比較孤獨的。做皇子時，他是「孤臣」；當了皇帝，則是「獨夫」。他生性剛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諸王大臣中很沒有人緣，幾乎和誰都搞不來。康熙晚年，又特別痛恨阿哥結黨。雍正為討父皇喜歡，更是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結果是自己更加孤獨，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當了皇帝後，就很想能有人盡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統治系統。然而當是時也，諸王不服，而群臣觀望，信得過且可以依賴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堯。這時的年、隆二人，對於雍正，真可謂久旱之甘霖，撐天之支樁，怎麼感激都不過分。所以雍正對他們的褒獎吹捧，甚至到了巴結的地步，可能連他自己，事後也覺肉麻，有失君王體統。不難想見，當他發現年、隆二人竟是那樣的有負聖恩時，心裡是何等地惱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裡知道，他說的那種君臣關係，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專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關係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關心、相互激勵等等，只能存在於平等的人之間。因此雍正對年羹堯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年羹堯本人也不知檢點。據揭發，年在西北軍營，十分地作威作福，飛揚跋扈。給他送禮要叫「恭進」，他給人東西叫「賞賜」；屬員道謝要說「謝恩」，新官報到要稱「引見」。給將軍、督撫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諭，簡直就是視同僚為下屬。他班師回朝時，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員們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們下馬問候，他居然也只點點頭。年羹堯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斂。雍正把自己的貼身侍衛派到他軍中，他卻拿來當儀仗隊，吆喝來吆喝去就像使喚奴才。雍正找他談話，他叉開雙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畫腳，唾沫橫飛。


更為嚴重的是，當時社會上盛傳，說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聽了年羹堯的話。這就大大地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貫以乾綱獨斷、洞察幽微自居的，哪裡受得了這個？他曾氣憤地對諸王大臣說，我又不是小孩子，為什麼要聽年羹堯的？這就有些賭氣了。聲高震主者危，本是專制時代鐵的規律；而年羹堯的恃寵妄為，橫行不法，更讓苛刻挑剔的雍正覺得大失所望。雍正是個要強的人，他絕不能容忍有人讓他失望，更不能容忍他曾寄予極大希望的人讓他失望。誰要膽敢如此，則他所施加的打擊，必將十倍於所施加的恩寵。


　　雍正也不是沒有提醒過年羹堯。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堯正在從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摺上批示說：「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去聲，適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


然後他講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個條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漸，不讓功臣們陷於危地；二靠功臣相時見機，自己不至於蹈其險轍；三靠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把功臣們推上絕路。雍正這話，說得已很明白：作為一個功臣，是很危險的。一不小心，就會進入危地，踏上險轍，走進絕路，由功臣變為罪人。所以他說：「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堯把這些話全當成了耳邊風，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樣趾高氣揚，作威作福。


因此雍正的心情，就像一個被玩弄了感情又很厲害的女人對待她的負心漢，報復心起一發而不可收拾。同時他也決定，既然年羹堯不識好歹，自己放著君臣際遇的楷模不當，偏要去當辜恩背主的角色，那就讓他永遠釘在恥辱柱上好了。讓所有的人都看看，辜負了雍正，背叛了皇上，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下場。


　　這就是雍正的「君臣觀」：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騙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雍正一貫自詡「為人居心真正明鏡鐵漢」。誰要是背叛他，休怪他心狠手辣；誰要是欺騙他，糊弄他，或被認為是在耍心眼，也休怪他尖酸刻薄。用雍正的話說，叫做「就是佛爺也救不下你來」。相反，誰要是忠心耿耿，沒有半點巧詐欺瞞，那麼，雍正就是他的菩薩。這個臣子不但會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雍正還會和他交朋友。


　　隆科多的情況約略似之而稍有不同，本書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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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此朋友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雍正也會和人交朋友？會的。他最欣賞的君臣關係，是「義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過，他這個「朋友」不好交。誰要是辜負了他這一番「好意」，那麼，翻起臉來，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厲害得多。


　　雍正這個人，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頗受誤解。他乾綱獨斷，剛毅刻薄，雷厲風行，不講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爺」和「鐵血皇帝」。加上他沒日沒夜地處理政務，沒有什麼個人嗜好和娛樂，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像成一個古板寡味的老頭，心理變態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殺人機器。其實不是這樣。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豈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損起人來，就特別讓人受不了。


　　其實雍正也有溫存的一面。他常常會在臣下請安的摺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麼？」或「朕安，你好麼？」話雖不多，但語氣中透著親切，不是一般的官樣文章。他也會和臣下說閒話，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雜雜。興起時，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如：「好事好事！讀此奏書之後而不高興嘉獎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個人！大笑話！真笑話！」、「傳口諭給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還會在奏摺上連批四個該字：「該！該！該！該！」真是愛憎好惡溢於言表，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完全不擺皇帝架子，故作聖人狀。難怪史家公認，讀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讀出一個真實的雍正來。


　　有時雍正甚至還會向臣下發牢騷。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憤懣氣鬱，其苦亦不可言語形容也，奈何」。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靜的「誹謗」之後。他對鄂爾泰說：「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雖係匪類逆言，覽其言語不為無因。似此大清國皇帝做不得矣！還要教朕怎麼樣？」一副滿肚子委屈無處訴說的樣子。皇帝發起牢騷來本來就不得了，而把話說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則大約要算作歷史上最大的牢騷。這樣的牢騷也能向臣僚發，可見是朋友。


　　雍正也能體諒寬容臣下。臺灣總兵藍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與胤禛的「禛」字同音，請求改名避諱，雍正說不必，還說「你的名字朕甚喜歡」。石文焯受命審理程如絲貪污案，因前次沒把事辦好，這回牽扯的人事又複雜，因此心存顧慮，惶恐不安，雍正也說不必，「朕諒汝彼時原有許多不得已之處」。兩廣總督孔毓珣曾為年羹堯代買代運紫檀木，年倒臺後，孔上折請罪。雍正說：「此等小過，朕豈有不諒之理？朕不怪爾也。」而且，雍正還進一步說，年羹堯的得勢和跋扈，「皆朕識人不明，誤寵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顏累及無辜也？」竟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同樣令人感動的是解脫陝西興漢總兵劉世明。劉世明因親弟弟劉錫瑗通匪被捕，上折請罪，說：「不能正己，豈能正人，面對屬員，愧報極矣。」雍正寬慰他說，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樣的弟弟麼，哪能讓你劉世明保證沒有劉錫瑗這樣的弟弟？「不但弟兄，便親子亦難知其心術行事也。」這些話，說得都很誠懇。因此，他寬待孔毓珣、劉世明，即便是出於政治目的的「作秀」，也是「誠懇的作秀」。


　　雍正對於臣下，確實不乏關懷愛護之處，真正是循循善誘，體貼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黃叔琬有密折專奏權（關於這一特權，詳後）。黃上折謝恩，雍正便叮囑他說，特權是你的了，但不能亂用。第一不要拿這個挾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聲張，第三不可頻頻上奏。奏得多了，上司會對你起疑心，對你沒有好處（於爾無益）。田文鏡被破格提拔為河南巡撫，感恩戴德至極。雍正便叮囑他說：「天下事過猶不及，適中為貴。」不要因為報恩心切，把事情做過頭，就不好了。後來，田文鏡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說：「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氣量狹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沒有一個不希望臣下感恩圖報的，雍正也一樣。但雍正在田文鏡報效心切時能戒其驕躁，可謂知人；在他遭受攻擊時能寬其心懷，亦可謂善用。


　　雍正不但酬勞能臣，也重獎諫臣，而且並不計較他們是否犯顏抗上，或者所言是與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個名叫孫嘉淦的翰林院檢討便上書言事，要求雍正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如果說停捐納（停止賣官）尚可討論，其餘兩件事則沒有一件是雍正愛聽的。翰林院官員原本是文學侍從之臣，不該來管閒事；孫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檢討居然跳出來找皇上的碴，議論的又都是國家的大政方針，簡直無異於找死。因此雍正龍顏大怒，責問翰林院的掌院學士（院長）是幹什麼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軾在旁邊說，這個人雖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膽量。雍正瞪著眼睛看朱軾，想了一下，噗哧一笑說，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膽量。於是立即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後，孫嘉淦又不斷提意見。意見雖不被採納，他的官卻步步高升。


　　不過，誰要是不把國家制度、君臣禮儀當回事，雍正對他也不客氣。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賀。刑部員外郎李建勛、羅植二人君前失禮，被言官彈劾，屬大不敬，依律應該斬首。雍正說，大喜的日子，先寄下這兩人的腦袋。後面的儀式，再有人出錯，就殺了他們。那時候，可別說是朕要殺人，而是不守規矩的人要殺他們。也就是說，這兩個人死不死，取決於別人犯不犯錯誤，而犯錯誤的人不但自己要受處分，還要承擔害死別人的責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