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和白謙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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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和白謙慎的世界

陳丹燕 　(20080305)


白謙慎是我童年時代的鄰居和朋友，我們同一個機關幼兒園，同一個小學，我們的父親更是親近的同事，兩家父母素有信任和來往。其實，童年時代我對他的弟弟更有印象，他家三兄弟都極為聰明，但他的小弟弟尤甚，他為此長著一個極圓極重的後腦勺。因為他有很重的哮喘，每每發作起來去看醫生，總好像奄奄一息，細長的脖子奮力撐著他的腦袋。我們院子裏的小孩，都說要不是他那麼聰明，腦袋就不會這麼重了。


    　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渡過，我們兩家都沒什麼好日子過。直到1972年以後，生活才稍稍平靜下來。那時，我家已經從原來的地方被掃地出門，到了一樓。就住在原先我們幼兒園的教室裏。我家的後窗正對著院子裏一座土坡──那是院子裏挖防空洞遺留下來的一個大土堆，小孩子都喜歡爬到上面去玩。因為家庭出身的關係，我沒什麼機會和別的孩子玩，出身好的孩子不跟我玩，出身不好的孩子都不跟別人玩，怕給自己父母帶來「反革命串聯」的麻煩。為填充我的寂寞，也是鼓勵我幻想自己的人生，父母為我買了架六十個貝司的手風琴，讓我自己跟著一本舊手風琴教程自學。


    　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天，陰天，土坡上光禿禿的，竟沒有孩子提得起興致到那裏去玩。我在窗前拉我的手風琴，單調的音節練習響徹整個院子。在手風琴風箱的上方，我看到了白謙慎。那時他是個半大的孩子，他獨自站在土坡上，穿著臃腫的藍色棉襖。他仰頭向前望著。那時，我想起來，很久沒看到他混在土坡上的孩子群裏了，我隱約聽說，他突然退出了那群男孩子，一個人獨往獨來。他常常神祕地獨自出門，卻從不肯說到哪里去，幹了什麼。那個年代，孤獨是可恥的，獨往獨來更不被原諒，因為這意味著不可告人的祕密。我望著他，他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那是種與我們的年齡和時代都顯得特殊的表情，所以我記住了他的臉。

  

    　後來，他父母到我家來作客。他父親說到了他，縱使我們家已經關了門，關了窗，大人們幾乎膝蓋與膝蓋都碰在一起了，他父親還是再次壓低了聲音。原來，他自己在外面認識了一個社會上的人，開始跟那個人學書法，常常去那戶人家。大人們思忖著，一個少年在那樣什麼也不好好教的學校裏虛度年華，是大人們不願意的。一個小孩自己想要學什麼，是好事。「只是，不清楚那個老師的底細。」大人們當然知道，那人的出身一定好不到哪裡去。要是那個人或者他的社會關係有問題，孩子就有可能也惹上麻煩。孩子的麻煩就是大人的麻煩，這也是大人們不願意的。但最後，還是決定「觀察一下再說。」我一直想，這也許就是我沒有手風琴老師的原因。這也是他突然離群索居的原因。那時候的孩子不容易。

  

    　三十年後，白謙慎和我都到了美國，我們隔了長長的青春年代再見面，白謙慎才告訴我，他不只有過一個老師，而是五個。他的老師，個個都出身不好，有的是國民黨將軍的後代，有的是汪精衛政府官員的親戚。正是這五個老師，領他走向學習中國古典傳統的道路，他們使他在報紙上大批孔子的時候熱愛中國傳統，從那時起天天練習書法，至今從未間斷。他們在他心裏埋下的種子，在他1986年到美國後，終於開花。在美國，他放棄了已經讀到一半的政治學博士，轉到耶魯大學讀藝術史，他的博士論文，是對晚明時代的大書法家傅山的研究。他花了十三年研究傅山。他的妻子，當年是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則放棄自己的學業，全力支持他。直等到他安頓下來，孩子順利上了康乃爾大學，自己才重回大學，與和他們的孩子一樣大的同學一起讀碩士課程。我見到王瑩，那麼多年沒見面，她張嘴就讚嘆自己求學生活的好。2006年，離開中國二十年整，《傅山的世界》在祖國最好的學術出版社出版。這時，他已是一個在美國研究和教授中國書法的美術史教授，沒有像通常的中國文科學生那樣改行做電腦，或者做會計，他反而是在美國實現了終身研究中國書法的理想。他對傅山研究的著作，先由哈佛大學出版英文版，再由北京三聯出版中文版，當年的花朵，終於結出了果實。他當年那五個老師，已經有兩個謝世了。但你真可以說，他們的精神生命，在他的毛筆字裏得到了延續。

  

    　這一次，少年時代的謎，才得以破解。從七十年代單調手風琴聲中土坡上的少年，到晚明的書法家傅山，以及傅山世界中晚明獨特的文化生活，動蕩的年代，貫徹於一撇一捺中的理想，人格與志向，這之間的聯繫，何其遙遠和溫暖。

  

    　說起來，我這童年時代的夥伴真是個有福氣的人，他能在最不可能的時候，接觸到中國傳統中最好的那部分，能深深地吸取它的營養，使它最終成為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使他的心靈得到安頓，一輩子在這上面安身立命。這世上，有多少七十年代成長的少年，在美國能一輩子從事中國書法的實踐和研究呢？在中國沒有家傳，在美國沒有資助，全憑了冥冥中內心的熱愛和不懈，竟真的走到月白風清的今天。我們一起去衛斯理學院，他在湖邊走著走著，突然瘸了。我這才知道他在耶魯讀書的時候，有時累得坐不住了，就站著看書，不良於行是那時做下的病。但是我和他都沒有對此十分在意，能為自己喜愛的東西如此全力以赴的追求，對我們這些經歷過漫長無聊少年時代的人來說，就是值得的，好的，完滿的人生。衛斯理學院在初春的陽光下如象牙塔一樣處處閃爍潔淨的光芒，這是我們在少年時代連夢想都無法到達的地方。他每個學期都來這裏，為學生講一堂中國書法課。

    　在他家裏，我見到了他每日寫字的桌子。一張早晨陽光燦爛的長桌子，柔韌的小楷筆，上好的素箋，淡淡的墨香，滿窗新英格蘭山坡上老樹翻飛的葉影。他每日的功課仍是抄寫古詩詞。在遙遠異鄉，才能體會它對一顆中國心靈的撫慰和護衛。他笑眯眯地看著自己的桌子，無比滿足地說：「在這張桌前坐下，準備好寫字的時候，是這輩子給我什麼，我都不肯換的。」


    　對我的同時代人，只有兩種人，我由衷地為他們慶幸：一種是真正得著中國傳統精華的人，另一種，是真正得著信仰的人。我了解他們尋找之艱難，也目睹他們擁有之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