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歷初探》龐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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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歷初探》龐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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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中國在使用陰陽曆之前有過一個曆法，叫火歷
...陰陽曆(太陽曆, 太陽曆)
...火歷(是否日月星的     星曆??)

[ 本帖最後由 micmag 於 2008-9-23 02:25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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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朴先生访谈录

【作者】康香阁

【内容提要】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出生于江苏淮阴，汉族。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现为“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

[ 1 ]

记  者： 最近山东大学成立了儒学研究中心，您被聘为主任，您能介绍一下研究中心的情况吗？

庞  朴：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于今年1月份成立。在中国任何地方成立一个儒学研究中心并不稀奇，可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还是稍微有一些特点。为什么？因为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在山东大学里没有一个儒学研究机构就说不过去。山东大学早就应该有一个儒学研究机构，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结果他们找到我，我是从山东大学调到北京来的，是山大的校友。因为这个关系，就把这个事安排到我头上，让我帮他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个实体，直属学校管理，可以有10个人员的编制。我们现在很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来加入我们这个集体。

山东大学得儒家之地利，那么，它应该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正在摸索，但大体上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以思孟学派的研究为重点。现在研究儒学的、研究孔子的机构，全国不下一二十家，但研究孟子的很少。实际上，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到孟子这儿，轮廓才构建起来，从孔子到孟子是一个从奠基发展到成型的时代。韩愈说过：“孟轲好辩，孔道以明。”所以，我们想把孟子研究作为一个特色，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好，那也算作出了一点成绩了吧。

记  者：就目前来讲，你们正在或准备做哪些工作？

庞  朴：现在正着手进行的大概有这么几件事情。一是编一套儒学学案。过去黄宗羲编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民国时期徐世昌编了《清儒学案》，解放后中国社科院杨向奎先生又编了《清儒学案新编》。但先秦的，也就是两汉以前的学案，一直没有。我们中心就是想把两汉以前的学案补出来。学案就是传统形式的思想史、学术史，整个学案的前半段是个空缺，我们就是想填补历史上的这个空缺。我们现在准备写《前儒学案》、《孔子学案》、《孔门弟子学案》、《思孟学案》、《荀子学案》共5本。我们请了梁涛先生撰写《思孟学案》，还有其他几位同志撰写其他几部学案。先秦以后的也准备再搞几本，一本是《两汉三国学案》，一本是《魏晋南北朝学案》，一本是《隋唐五代学案》，共3本。这样，就可以接上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和杨向奎先生的《清儒学案新编》，整个学案就构成了一个系统。本来用学案的方式来写学术史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它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的写学术史、思想史的方式，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这是我们今后两三年的工作重点。

除此之外，我们还想搞一套《中华儒学系年》，对儒学的人物、事件和典籍，做出年代上的推定，以纵观儒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刚才讲的学案，实际上也是一种学术编年，但它更有一点补历史上那个缺的意思，所以它不想离开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标准太远。现在我们打算搞的这个《中华儒学系年》，便要抛开黄宗羲的那个框框，尽可能详细地对我国历史上的儒学人物（包含学派）、儒学事件（包含政策、论辩等）和儒学典籍（包含思想）的相关年代做出考订，把儒学放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中心想到的而又想做的就是这样两件事情吧；当然它是三年二年做不完的。

记  者：儒学研究是您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前出版的《儒家辩证法研究》应是您早期的一部代表作，您当时怎么想到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研究儒学？您提出“一分为三”是否也与这一研究有关？

庞  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过去很少有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儒学，一般都是从伦理的、政治的、或者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谈儒学的著作不多，我还没看到过。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喜欢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说，我在接触中国哲学以前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所以我带着这个观念来研究儒学。我觉得儒家的辩证法是很有特色的。儒家的辩证法和希腊的辩证法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儒家辩证法对整个东方学术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我是抓住几个点，开始是从中庸的角度深入进去，搞了一阵子中庸；之后更多的是从“一分为三”，从三分法这个角度来研究。总而言之，我研究儒家学说有点偏，不像人家从政治、从伦理或从哲学角度来研究。很多人说，你这个是研究儒家吗？不太像。我也觉得有点不那么正统。也没弄出多少成绩来，实际上就解决了一个中庸的评价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庸思想，中庸在整个中国学术、社会、历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落脚到一分为三，中庸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分为三问题。到现在为止，一分为三也没有弄好，整个体系没有收起来，我也弄不动，剩下的将来由别人去弄吧。

记  者：“一分为三”当然是一个学术观点，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庞  朴：为什么我对中庸感兴趣，对一分为三感兴趣，后来明确谈一分为三呢？这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斗争哲学，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个斗争哲学的行动，行动中的斗争哲学。而斗争哲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一分为二，就是二分法。二分法、对立、斗争、斗争哲学，整个一套思想在中国实践当中起着主导作用。到了现在我们基本上明白了，光讲斗争哲学是不行的。现在报纸上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问题，按我的理解实际上就是说让我们放弃“一分为二”，用“一分为三”。因为“和”的观念是标准的儒家观念，“和”这个观念就是“中庸”，就是“和而不同”，实际上就是中庸哲学。中庸哲学实际上就是“一分为三”的哲学，与一分为二正好是对峙的。一分为二就是斗争哲学，一分为三就是和谐哲学。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在推翻旧社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斗争，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说那个时候强调斗争还有它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话，到了建设一个社会，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再片面讲斗争就不行了。这时要讲的恰恰不是斗争而是统一，讲矛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更多的是讲斗争，建设社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统一，这是花了几十年工夫才找到的。文化大革命是斗争哲学的最大的表现，把一切问题彻底暴露了，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统一是重要的。

联系到我呢，1980年我写《“中庸”平议》时候，已经有“一分为三”的想法，但当时绝不敢提“一分为三”。提“一分为三”给人的非常明确的感觉是冲着一分为二来的，一分为二、两点论是毛泽东思想，冲一分为二来也就是冲毛泽东思想来，所以我稍微转了一个弯儿，就写了《“中庸”平议》，现实的一个字没谈，就谈儒家的中庸。实际上儒家的中庸就是“和而不同”的哲学，就是“一分为三”。等到后来政治气候比较允许了，我就明确提出了“一分为三”的观点。三分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现在谈的人就多了，前两天我还收到一本书，叫《三点论》。所以，你问到我，在研究儒学问题时，里面是否有现实的问题，我说有。我是从中庸开始已有这个想法，等到深入以后，才提出“一分为三”，而这些问题都是现实问题。

记  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您便十分重视文化的研究，对当时的“文化热”起到推动作用。不过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过多，而近些年来，人们则转向对传统的同情理解，您前不久也申明自己为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转变呢？

庞  朴：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跟现代化的提出有关。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国策。现代化的对立面就是传统，所以在谈现代化的同时，很自然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西方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这样一种看法：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我们国家没有明确这样说，只提出现代化了，那传统怎么办？这是当年出现“文化热”的一个现实背景。大概是1982年吧，《人民日报》的记者问我文化问题，因为我比较早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先见之明，是因为我有一个具体任务，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布置的一个任务。他们组织编撰了一套书叫《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这套书从二战一结束就开始编写，一直到80年代初，写了三四十年时间，刚编好第一版，马上就宣布作废。因为这套书是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编写的，遭到了第三世界、苏联、日本等国学者的纷纷反对，所以这套书编好后马上就被否定掉了。后来接着就组织第二版，第二版的组织者来中国找人，到北大、中国社科院到处找，最后找到社科院的历史学家黎澍先生。黎澍先生当时任《历史研究》主编，我在《历史研究》当编辑，黎澍把这个事接下来了，他让我去干这个事。我因为有这套书的任务，所以，我特别提出让大家研究文化。研究文化，我喊得比较早，是这个原因，并不是我有多么高明的地方。当然，提出四个现代化以后，如何安置传统？我思想里边隐隐约约是有这个问题，但当时并不很明确。当时我具体提出文化问题确实是联合国的这个任务把我压在那里，所以我提得比较早。开头问题不大，到了85、86年以后，自由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上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具体体现就是《河殇》。《河殇》这个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连续播放了两次，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在《河殇》之前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河殇》的编剧苏晓康，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他的思想里边，说老实话，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知之不多，他只知道现代的这些东西。他说中国是黄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他提出要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然后，王元化先生提出“新启蒙”。五四时期有个“启蒙”，现在有个“新启蒙”，为什么叫“新启蒙”？因为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问题没有解决好，现在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新启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传统是一直处在蒙昧时代，那么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看法。这种看法加上《河殇》，整个是一种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或者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那种东西——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把现代和传统绝对对立起来。《河殇》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曾采访过我，摄像、拍照，谈了半天，最后到中央电视台播出时，我的那个发言画面没有，很简单，那就是我的观点和他们不一致。我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说传统文化不能扔掉，也扔不掉。我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我把民族性放在前边，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时代的。这是我提得比较明确的。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当时我的观点就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文化没有民族性，或者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满族就是一个例子。满族占领中原，当时对他来说是个好事，结果也是个坏事。历史是很奇怪的，开了个大玩笑，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化和他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他这个民族不需要这种文化了，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说得不是很清楚。《河殇》播出以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还有《文化报》纷纷打来电话让我发表观感，意思就是让我批判《河殇》，他们知道我的观点和《河殇》不一致，但我一个字也没批。因为我觉得《河殇》在那个时候出现，它的现实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尽管它有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

现在要说的是，当时的文化讨论，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关注的是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问题。隔了差不多20年，到今天文化问题有点变化，现在讨论的不是现代化和传统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这个问题更大，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20年前。当时只是个现代化和传统的关系问题，现在变成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了，这就非常明确地说，如果你保不住自己民族文化的话，你这个民族就会被全球化化掉。因为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谁要是去抗拒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在能够做的或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一定要看准在文化和全球化的关系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的想法是：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是一种强势文化要吞并弱势文化的过程。这时候，弱势的文化，弱势的群体，弱势的民族，如果不能保住自己的文化，不能保住本土文化的话，那么你这个民族慢慢就会消亡，慢慢就会被吞掉了。如果做得好，既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全球化的优良东西，这样就成功了。这个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脑。电脑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工具。西方人发明了这种工具，本来以为中国人是很害怕这种工具的。因为西方是26个字母，这26个字母千变万化什么都有了。而中国的汉字，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有好几万汉字，你中国人怎么办？中国人居然找到了一种解决汉字输入的最好方式。我们出现了中国的计算机平台，中国的字库，中国的输入法，最后完全可以接纳电脑这个全球化中的好东西，而且成就完全不比你英文或别的语种差。我昨天看电视，看到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把他们的文字输入到电脑里了。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是正常的现象。当然，如果仔细分析，里边还有一些小问题，但大体是对的。在全球化面前一定要有一个保住本民族文化的思想，而且有相应的做法。那么，怎样保住本民族文化，你不能用落后的方法，不能用原教旨主义那样的方法去保住自己民族的文化，那样非常糟糕。至于怎样去保护，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电脑。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保住我们的文化，守住我们的传统，我是这样的保守。你可千万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丢掉了整个民族就没有了。当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她是一个专门的、特殊的、原创性的文化，不是轻易就可以丢掉的。但我们不能白吃饭，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要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的地位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记  者：最近郭店简、上博简的出土和发现，为我们理解古代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所以您提出要重写学术史，那么，应如何理解“重写”呢？

庞  朴：梁涛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郭店简方面的研究非常的系统和深入。郭店简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原来在中国先秦文献里边，记录历史年代的书籍到《春秋左传》就完了，下面就没有记录了，再就是从《战国策》开始了另外一个时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过，说从某年至某年，大概有一百多年是没有历史纪录的，这中间空着一段，没有材料。但我们感觉这里边有问题，为什么？这一段正好上面是孔子，下面是孟子，也就是孔孟之间。我们谈孔子和孟子，当然两者都是儒家，都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两个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我们知其然，但不知道为什么。孔子谈“仁”，孟子一定谈“仁义”，一定要把“仁义”两个字连着谈，这就很不一样啊。谈“仁”是一回事，谈“仁义”是另一回事。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在“仁”之后加个“义”字呢？孔子为什么不加？孟子谈人性的时候，一定谈性善；孔子就不谈性善，孔子谈“性相近”。这里边又是怎么回事？怎样从“仁”到“仁义”的，怎样从“性相近”到“性善”的，过去这方面说不清楚。没有人能说清楚，所以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提了也是白提，因为材料不足。

恰恰郭店出土的东西，正好填补了这一段时间空白。只要我们好好研究郭店简，你会发现，你就能把刚才的问题解决，就能解决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的问题。郭店竹简里边慢慢地出现了这个“义”字，出现了好多次。郭店简里边的“义”字有六七种写法，而郭店简里出现过大概七十多个“仁”字，不论是在道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是在儒家思想的文献中，都只有一种写法，无一例外。“义”有六种写法，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关于“义”的思想还处在草创阶段，“义”字用哪个形式更好、更通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义”字会有不同的字形。而“仁”字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成熟了，郭店竹简里边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次，但“仁”都完全是用同一种写法，这说明“仁”这个观念，这个范畴在当时已普遍被大家使用了，用得很熟了，完全用不着第二种或第三种写法了。如果再从思想上说，“义”包含有很多思想，那么，“义”的最早思想是什么？“义”为什么出现？它怎样对“仁”起一种补充和调节的关系？郭店简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方面），就需要我们对过去的哲学史做出重新的解释。从“仁”到“仁义”就是个大题目，“仁义”的思想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是过去提不出来的问题，现在有了资料你不写，对不起古人；你写了一定和过去的哲学史不一样，你有意识地写了就叫“重写”。

记  者：您对天文学比较重视，写过《“火历”初探》、《“火历”续探》、《“火历”三探》，您能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庞  朴：这是个很特殊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山东大学被批斗，最后被发配到曲阜，我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书拿不出来，干什么呀？到曲阜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就是曲阜的晚上，天上的星星特别多，济南没那么多。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于是，夏天的晚上我就拿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把各个星座基本搞清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的书给解放了，就可以读书了。有一天读到《左传》的时候，碰到一个地方说：今年四月初一这天有日食，这个日食不同于别的时候的日食，说这个四月是正月。四月为什么是正月？四月就是四月，正月就是正月，怎么四月也是正月？那一定是后边有什么东西。根据我在曲阜积累的天文知识，七弄八弄，最后我就发现，《左传》此处所谓的四月是正月，不是我们现在实行的阳历和阴历的正月，而是用另外一颗恒星来纪时的，由于两种历法的坐标、参照物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太阳当然是一个参照物，但是那时太阳并不重要，因为太阳只能通过升起落下告诉我们一天而已。月亮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月，月亮的圆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谁能告诉我们一年呢?太阳和月亮显然都不行，最后大多数民族都找到了一个东西——遥远的恒星，这颗恒星可以告诉我们一年。当它傍晚在东方地平线出现的时候，这是一年的开始，12个月后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其间相隔正好就是一年。根据大量的材料，我就提出远古中国在使用阴阳历之前有过一个历法，叫火历；这个火历不是用太阳作为授时星座，而是以大火星作为坐标。这个火历后来被阴阳历代替了，但是它留下了很多文化上的遗存。一直到现在，很多现象都是火历遗存下来的。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二龙戏珠，二个龙，中间一个火球，这是中国最普遍、最广泛的一种图案。为什么二龙要戏珠呢？我们知道，这个珠子是水里的东西，而二龙戏的珠子都有火，为什么有火呢？这个现象，用火历就可以做出解释。

关于火历的文章，我连续发了三篇，从三个方面来证明它。一就是《“火历”初探》，是从文献上钩稽关于火历的痕迹，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四月是正月。今年还有人闹出了笑话，说：“七月流火，今年夏天真热！”“七月流火”是《诗经》上的一句话，“七月流火”的“火”是指那个大火星。夏天大火星在正南，七月份它从正南跑到西南去了，这就叫“流”。“七月流火”恰恰不是说热，而是说大火星流过去了，天要渐渐变凉了。那个时候是把大火星作为授时星座，大火星本来是在正南，现在窜到西南去了。“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九月份就开始准备加穿衣服了，这个说的不是现在夏历的这个时间。文献上关于火历的纪录还有很多，比如有“火正”这个词，火正就是管大火的官。第二篇就是纯天文学的了。天文学上有很多问题，比如天文二十八宿的旋转方向问题，参商二星不得相见的问题。杜甫有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说参星和商星不得相见，它后边反映了一个故事。这些天文学上的问题都是《火历二探》要解决的问题。《“火历”三探》主要谈民俗上的事情。二月二为什么龙抬头？耍龙灯的时候，为什么有个人拿个球，在前面耍？火神是怎么回事？灶神是怎么回事？本来还有四探，至今还没有写出来。四探就是从全世界来看，你中国可以用火星作为授时星座，外国当时情况怎么样？是否有类似情况或者相同情况可以证明？如果不同又是为什么不同？最后发现，世界上有复活节，复活节是从3月22号到4月25号之间，复活节是说基督死后复活了，西方人就这样解释。实际上，在基督以前就有复活节，犹太教中就有复活节。犹太教的复活节把这个仪式讲得很清楚，就是到复活节这天，大家都把火灭了，然后重新弄火分给大家。这个从灭火，到重新弄火的情况在中国完全有，在中国叫做“更火”，中国的寒食节就是讲这个事情。唐诗里有这句话：“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这就是描写在寒食节的时候，让大家把所有的火都灭了，不能举火，可能是两天三天，有些地方搞不好要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能举火，大家都吃冷东西，这叫寒食。寒食节完了以后，天子重新钻木取火，把火种分给大臣，大臣把这个火种带回去，再分给自己的属下，寒食节事实上就是说大火星重新出现这件事。大火星绕着地球转——通俗地说，转到春分前后，东方人晚上看到它，这时候人们以为一个新的大火出来了，表示新的一年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春天开始了，这个时间都在春分前后。西方的复活节，拉丁美洲的狂欢节，都是在这个时候，都是在当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节日。“春分”前后对农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农业开始春播，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从西方的民俗和中国的民俗中都可以看出，在以太阳、月亮作为自己历法的根据之前，大家都曾使用过另外一颗星。西方不是用大火星，他们习惯于早晨看星象，早晨看到的正好是大火星对面的那颗星，叫做昴星。埃及人、巴比伦人利用昴星作为授时星座，这颗星早晨重新出现了，复活节便到来了。中国根据的是大火星，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我要写的《火历四探》，但我的外文太糟糕，不能直接读外文资料，一直不敢去弄，四探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来，留着一个遗憾。

后来我把这个材料给李约瑟了，我和李约瑟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有过交往，我在他的图书馆里开过一个礼拜的讨论会。我把火历的材料给他，他很感兴趣，说科技史再版的时候，一定把它补进去。科技史还没再版，他却去世了。

记  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公孙龙研究的问题。公孙龙是赵国人，是赵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邯郸的学者非常关注。你是公孙龙研究专家，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开展对公孙龙子的研究？应注意哪些问题？

庞  朴：借你这个机会，我一定要说几句。我觉得我过去对公孙龙的研究和评价是错误的，需要更正。因为当时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传统的思想，就是认为诡辩派是一种反唯物论、反辩证法的一个思想，按这个框子去理解，那么公孙龙基本上是被否定的。承认他的机智，承认他的智慧，但整体上认为他是错误的，对他是否定的。因为很简单，“白马非马”，你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错误的。当时就是按这个思想去研究的。现在我想借你这个机会更正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得重新研究它，重新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诡辩派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他们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带有逆反性的、刺激性的东西，引起那些正统派人物的注意，让他们听听自己的意见，基本上应该是这样。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辩者有一个说法叫“鸡三足”，说鸡有三条腿，他就三个字“鸡三足”，别的我不说，你去弄吧。为什么？他就是把他的思想凝练在一个极端的、爆炸性的问题里头，摆在哪儿，跟那个正统的观念相对抗。他们说“鸡三足”，并不是说鸡真有三条腿。他是说，鸡有左腿，又有右腿，两个对立的腿到一起以后，它们之间一定还有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一分为三的观点。我现在用一分为三的观点，来解释诡辩派。一条腿在左边，一条腿在右边，如果没有第三条腿的话，左腿要往左边走，右腿要往右边走，两条腿各管自己，谁来管大家呢？如果左腿左走，右腿右走，两条腿走不到一起，这就乱套了。

公孙龙的思想就是说，一定还有一条腿，这条腿是看不见的腿，这个看不见的腿指挥着这两条看得见的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买方和卖方，市场价格不用政府去管，自由市场自然会把价格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大体上不会偏离价值太远，在价值上下浮动。这很简单，太便宜了谁也不去做；很少人去做，价格就会贵起来。太贵了，大家都去做，它就会落下来，一定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这两个看得见的手。同样，一定是有一只看不见的足，在指挥着左右两个看得见的足，所以是“鸡三足”。“鸡三足”就是说对立的东西一定是统一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一定统一在一个东西上，或者有一个东西来统一它。过去注“鸡三足”的人说第三只足是“神足”，神足是一个看不见的足。鸡两足是看得见的，可以数的；第三只是看不见的，没法用数来数。实际上整个公孙龙以及整个诡辩派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当然，每一个问题可以有具体解法，但他的总思路就是这个，他的观念是比常识里看到的那些现象要深入。我们的常识看到鸡有两条腿，这不错。公孙龙不会愚蠢到不知道鸡有两条腿，但他说你只看到两条腿不够，还要深入下去，你发现还有一条指挥着这两条腿的那条腿，那是看不见的腿，只能靠理性来设想，而不是靠眼睛去感觉的。

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是你们赵国了不起的智慧。过去我们把他解释为诡辩派，这很简单，这说明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理解，过去我们对诡辩派的看法，都要重新反思。辩者们当然熟知一鸡二足这样的简单事实和普通常识，他们之所以还要特立独行，大呼“鸡三足”和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显然是由于他们在平常道理和简单事实之外，已经掌握住了一种不平常的认识方法并认识到了不简单的事实真相，应该取常规而代之。这是一种智慧，智慧不同于知识——你说鸡有两条腿，这是知识；我们说鸡有三条腿，这不是知识，而是智慧。知识转化为智慧，转识成智，这是佛教追求的目标，大智大勇的人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怎么把人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趁这个机会，我想更正我的公孙龙研究，将来有机会再写一篇公孙龙的文章，现在也写不动，但要更正一下，重新评价。公孙龙的思想是个了不起的思想，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记  者：那么当前公孙龙研究应该怎么做呢？

    庞  朴：开公孙龙研讨会。你们组织公孙龙研讨会，重新解释公孙龙。你先在学报发表一点东西，现在你会找到年青人做这个事情。这个事很细，你看这个“鸡三足”，三个字，说起来简单，抠这个东西有好多说法。他说“二无一”，为什么二无一？要说清楚是很费头脑的。“白马非马”，白马为什么不是马？不是马是什么？他绝不是随便说说，说白马是马，这是现象；我说白马非马，就算说到实质了。这个实质落实到什么地方？怎么理解？怎么解释？就像我刚才说的“看不见的手”一样，把它说清楚，这要花很多功夫，确实值得研究。研究好了以后，对你们赵国来说，这就是一个旅游点，具有商品价值。

【原载】 《邯郸学院院报》2006第1期

micmag

“火歷”初探
【作者中文名】 龐樸;
【文獻出處】 社會科學戰線 , Social Science Front Bimonthly, 1978年 04期

【摘要】 <正> 春秋魯昭公十七年,預測六月甲戌朔將發生日食,祝史請準備“救日”儀式。執政季平子反對道:“止也!唯正月朔,匿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余則否。”太史解釋說:您所謂的正月,亦“在此月也,日過分(按指春分)而未至(按指夏至)”;您所謂的正月朔,也是“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均見《左傳昭公十七年》)。這段對話提出了一個有關中國古代歷法的大問題:正月,何以也在周六月或夏四月?或者說,周六月或夏四月,何以也可稱為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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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番網搜, 原文出載於1978年第 04期的"社會科學戰線"期刊雜誌
~~看來要一睹原文, 相信只能乖乖的使用CNKI了~~

[ 本帖最後由 micmag 於 2008-9-26 12:39 PM 編輯 ]

shaula

原帖由 micmag 於 2008-9-26 12:33 PM 發表。
“火歷”初探
【作者中文名】 龐樸;
【文獻出處】 社會科學戰線 , Social Science Front Bimonthly, 1978年 04期

【摘要】 <正> 春秋魯昭公十七年,預測六月甲戌朔將發生日食,祝史請準備“救日”儀 ...
~~看來要一睹原文, 相信只能乖乖的使用CNKI了~~  

非也,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 龐僕卷 -- 尚有續探與三探.
需要的話, 留個信箱, 愚寄予汝. ~15M.

micmag

感謝大大相告... 因普通權限不足以進入全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站
所以早前只能找到了原作者的把(初探, 續探, 三探)增減合訂的"火曆鉤沉"一篇
如能一睹三篇原文, 實在歡喜之極
小狐電郵地址....煩請兄貴查收短信

感謝萬分 ....致敬

shaula

已寄出請查照.
昨夜屢試不成. 今天網速已恢復. 希望有用.

龐樸先生是思孟五行專家, 有馬王堆帛書五行篇研究之專著.
本文集另有"陰陽五行探源"之作, 可與梁任公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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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ouli

庞朴《火历钩沉》《火历初探》《火历续探》《火历三探》已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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