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枪患三:造枪的人和买枪的人

鬼谷子上山

中国枪患三:造枪的人和买枪的人<转贴>
如果化隆造枪起因是造枪者贫困和西北民众持枪习惯，那遍布全国各地的庞大购枪网络则更多映照大陆社会黑恶势力猖獗和社会矛盾排解不畅。


                                               造枪的人和买枪的人
文/图 记者 邓飞
                                          

                                        一个村子造枪的前世今生
距离群科小镇三十公里以外是德恒隆乡哇家滩村。和其他村子一样，牛羊在黄河边上悠闲吃草，妇女裹在长袍黑纱里，大多数家庭裹在用土垒起的四面围墙里，村子袒露在秋天的阳光下，安静温暖。
如果没有警察介绍，外人不会窥见这个村子曾经被枪支纠缠多年的秘密。最多的时候，村子有三分之一的人家从事制枪贩枪。
警察们对这个村子的更多记忆是“抓人、记不清次数的抓人、来去匆匆的抓人”。最近一次是5月27日凌晨４时，他们在一个叫马买孜的村民家菜园找到一个小地窖，搜获了８０余件非法制枪工具和零部件。
马沙海则是村庄里一个传奇人物，江湖上称“枪王”。2003年12月，武警部队突袭马家，当场搜出仿“五四”、仿“六四”式手枪7支。武警们持金属探测器在其家厕所旁发现一个暗道，暗道尽头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地窖，车床、打磨机等设备一应俱全。一张巨大木桌上，摆放着仿“五四”、仿“六四”式、仿“微冲”等整枪87支，各种子弹4500余发。
记者在着警服的警察贴身陪同进入村子。村民脸色冷漠，拒绝和记者交流。群科分局办公室主任说，如果不是警车和多名警察进入村子，外地人进来是很危险的。
距离哇加滩村约不远是一个叫牙曲滩的村子。制枪者曾交代说，该村几乎家家都有家庭式造枪作坊，村民普遍参与，造枪甚至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早在军阀马步芳时代，化隆县是一个最重要的军品生产基地，当时青海“化隆枪”和甘肃“大河家刀”是马氏部队的主要装备。解放后，兵工厂的技工大多遣返回到村庄。
西北牧区民众一直有持枪传统，一把铁青猎枪如同皮水壶一样日常而重要。技工们可以继续通过制造猎枪等枪支为生。
1992年，大陆政府开始严格枪支管理，只有少数分管政法的党政干部和大企业领导凭借持枪证获准配枪。1996年，大陆枪支管理法出台进一步收紧民间枪支。
被收走猎枪的牧民对枪支的现实需要催生了一个隐秘的地下枪支市场。
化隆乡村最先制造出小口径步枪和猎枪，得到市场欢迎。政府继续的收枪行动，客观上推动造枪者制造更小巧、更便于隐藏携带的仿“五四”，仿“六四”短枪。
化隆在一个客观存在的地下枪支交易市场中，逐渐成为大陆购枪者首选之地。一般而言，当地制枪者得到齐全的工具和材料，两天能够制造一把手枪。
在没有兵工厂制式零部件支持之前，化隆造虽达到制式枪支同等杀伤力，但因弹夹系铁皮扭曲而成，包裹枪身的多是旧电视机壳上拆下的黑色塑料，外观粗糙。此外，枪射击几次后，普通钢管锻造的枪管将出现某程度变形，影响射击准确度和射程。
化隆警方由此说，大陆一些军工厂枪支零部件的流入和对接，直接推动了化隆造的升级。
                                       

                                        被抱怨的扶贫项目
牙曲滩村村民海比布花告诉《凤凰周刊》，任何对人类有害的事情，都是伊斯兰教反对的。在伊斯兰教义中，造枪形同吃猪肉，都是被厌恶和不能允许的。回族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民族，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他们在村子里一天甚至做五次祷告。
但一直很强大的宗教约束力无法阻挡一些回民造枪。该村至今有80多名村民因涉枪，先后被警方逮捕。
2004年5月，海东地区公安局群科分局赵晓安等几名官员曾经到广西、贵州造枪重点区域考察。在一份写给县委、政府的报告中，赵要求加大资金装备投入之外，更呼吁政府“治枪先治贫”和“治枪先治愚”，他称一个被他审讯的造枪农民，不知道自己的姓氏，问他知不知道造枪违法，对方一脸茫然，说听不懂。
化隆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80％，而该县的群科、德恒隆、牙什尕、沙连堡四乡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村民生活普遍贫困。
化隆县县政府办公室的人接受《凤凰周刊》查询时，表示政府对三个重点制枪乡镇很重视，积极改善基础建设，并一直通过牛羊育肥和蔬菜大棚等项目加大扶贫力度。
海比布花领着《凤凰周刊》去村里实地查看政府的扶贫项目。
村民马牙古拜家里的大棚堆满了杂物，他的家人听说是记者查看大棚，羞愧得不敢上前。其他村民则围上来抱怨牛羊育肥项目的“假大空”。
2002年2月，化隆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带着农业银行行长、畜牧局局长等官员来到村子，考察羊牛育肥等扶贫项目，承诺该村80户农户自己搭建合乎标准的牛羊育肥大棚后，由政府提供两万元贷款，三五年还请，期间由国家贴息，支持农户购买牛羊幼崽。
5月，村民们相继搭好了大棚，最少花费3000元，其中村里退休干部马忠林家大棚花费6000多元。当时村民组织一个牛羊育肥领导小组，马是其中负责人之一，和村长上十次到县里要到县里找到县长、行长和局长们要求贷款支持，却被告知“等着、等着”，村民回来等到现在，却没了任何音信。
很多大棚不得不变成村民堆放杂物的储藏间。马忠林家找亲友借钱买了奶牛仔，从一头牛养到最多时候的七头，收回了一万四千多元，结算下来赚了八千多元。
马说，村子有良好草场，适于牛羊育肥，他家的成功证明这个项目是正确的，政府当时如果兑现扶贫承诺，提供160万贷款，应该会帮助很多人脱离贫困。
政府主导的蔬菜大棚项目遭遇村民冷落。马忠林说村子多为砂土，不能蓄水，村民一直从黄河里抽调水源来解决缺水问题，蔬菜种植成本太高。
村民一直依靠果树来获取家庭收入——梨，不论什么梨，收购价一般是0、3元一公斤，苹果没有超过0、4元一公斤。但2004年一场虫害几乎毁灭整个村庄的苹果树，数以万计的虫子躲藏在树干里，一点点蛀空树干。
村民抱怨没有干部来帮助他们，虫害还在继续。
做拉面显然是这些黄河边上回民村庄的少数特长之一，一些村民早年曾借钱去大陆城市里开了牛肉拉面馆，他们赚了不少钱，甚至出现了百万元户。
海比布花是一个小包工头，平时在外找小土木工程维持生活。他说他的一个梦想是带着老婆到南方开清真餐馆，但另一个梦想是政府能够给他们一笔贷款，“两万元也行”。
今年，马忠林亲眼看见自己的两个邻居因为制枪者提供出租房而被警方带走。这位70多岁的退休干部坚持说，很多村民造枪是被贫困逼的，“钻到洞子里呆上一个月，人都要病死，谁想呀？”。


                                             谁?为什么买枪
化隆无疑是大陆西北地下枪支市场的提供方，但究竟是什么人在买枪，他们买枪又是为什么。
大陆警方说，青海省地下枪支流向由过去的贩卖到西北、西南牧区，供牧人打狼打猎，逐渐转移到中原、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大陆十多省市重大刑事案件——械斗、抢劫、杀人等过程中均已发现“化隆造”枪支身影，地下枪支已经严重威胁大陆民众安全。
2005年2月，《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从2003年末起，大陆铁道部公安局统一指挥，兰州、济南及其他地区数百警力经过5个月辗转征战，打掉10余个非法制造、贩运、持有枪支的紧密型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0人，缴获仿制“六四”式手枪108支，子弹500余发，成功切断一条从青海制造横贯中原流向山东的贩枪暗道。
记者调查发现，购买地下枪支者主要集中如下区域——一是建筑房地产业，为争夺项目地盘，动用黑社会；二是桑拿洗浴、歌舞厅雇佣的“看场子”打手；三是私设赌场、赌球和所谓的“博彩业”，维护内部帮规；四是贩毒、吸毒人群，用于保毒资，黑吃黑，或者和警方对抗；五是在商业区域欺行霸市，收取“保护费”；六是少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暴发户的保镖，个别当地富豪私企老板用于护身。
其中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个案是：2003年11月，一个叫姜雪峰的宁夏人从青海尖扎县购买5支仿“64”式手枪和200发子弹。次年2月，姜指使同伙从宁夏银川劳务市场雇佣两名民工，带到一片戈壁沙滩当作移动枪靶练习射杀。
2004年4月，姜等4人携枪进入白银市银安苑小区，假借检修电话线路为由进入一户家庭，谋取财物后杀死该户一对夫妇，并清理伪造了现场后逃离白银。
2005年2月，《重庆晚报》报道了一个买枪者的故事。一个家产千万元的建筑老板彭旭东，因为持有枪支8把被逮捕。他说他的工地越来越多，生意上与人的交往也越来越多。他感觉江湖险恶，便买枪防身。2004年8月，彭和朋友驱车到格尔木一口气买下6支仿“六四”式手枪，子弹150多发。
彭举出一个需要防身的佐证是，2003年6月，彭和弟弟在一酒店吃饭，当地人吸毒者谢某和其朋友问他要钱，彭给了100元，被辱骂成小气并被威胁。
青海公安厅一名官员说，如果化隆造枪起因是造枪者贫困和西北民众持枪习惯，那蔓延全国各地的庞大购枪网络则更多映照大陆社会黑恶势力猖獗和社会矛盾排解不畅。
中央铁心在两年之内肃清青海枪患的走向值得长远观察。
7月6日，就在各级警方推动“利剑行动”期间，一个何姓福建人前往化隆县群科镇购枪，一夜之间，马某先后从群科镇一些村子收购20支仿“六四”式手枪、103发子弹卖给何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