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初中生

2010年3月，纽约的“毛共赤匪”同志们在纽约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题为“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政治和艺术、过程和关于自由的历史遗产”（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Art and Politics，Lived Experience，Legacies of Liberation），主办者为纽约大学公共知识机构(Institute for Public Knowledge-New York University)、革命书籍（Reverlution Books，NewYork）以及国际人文中心项目（A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Certer）。

咱们这伙站在太平洋西岸的“土共”，看完这伙弟兄的白豁以后，只有一个感觉——隔靴搔痒。还是一贯从缙绅先生们的视野出发，还是一贯省略草根大众的感受，还是一贯没有彻底搞清到底是谁在决定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是缙绅先生们，还是泥腿子们。总而言之，还是一贯的只有现象，没有解答。也就是说，还是一贯地说归说，做归做。

不过，对于在美国通过自我批判的方式来进行左翼重建的人们来说，这已经很难得了。希望他们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于是，乃有此帖。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3-22 11:51 PM 編輯 ]

初中生

先转一个新闻综述——

美国的纽约大学最近举行了一次题为“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政治和艺术、过程和关于自由的历史遗产”（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Art and Politics，Lived Experience，Legacies of Liberation）的学术研讨会。发起这次讨论的是纽约的几家美国组织——纽约大学公共知识机构(Institute for Public Knowledge-New York University)、革命书籍（Reverlution Books，NewYork）以及国际人文中心项目（A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Certer）。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背景是在西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纷纷采取了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这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全球正在向左转”。与之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推行市场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出现巨大奇迹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工人罢工抗议的活动时有发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一、关于文革的起因：

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之一、Drew College的中文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棣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因并非是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变革的承诺经过17年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兑现，而被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毛泽东急于改变现状，实践他文化的革命之理念，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也是一场文化的革命。

文化革命实际开始于1964年关于文艺方向之争的阶段。毛泽东一直认为：“没有为艺术的艺术，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清楚，在抗战的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之际，后方的艺术家还在大肆描写风花雪月。这个时候人民需要的是艺术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文化革命起到了艺术普及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是歌舞，还是美术，都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体现出真正的民主。艺术家们也甘愿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到街头田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推广。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的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无法企及。去年，我到北京音乐厅看演出的时候，当演奏起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引起了全场强烈的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而是物质主义至上。社会不稳定、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也许邓小平是希望中国从资本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他提出了白猫黑猫的理论。中国现在无疑在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

美国Warren Wilson大学的政治历史系教授韩东屏说：我们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历史的重现，这就是现在中国划分的新租界，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

任柏棣教授认为：文革带来的社会动乱和问题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今中国的物质主义思潮又到底能够走多远？看看今天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对过去的总结正是为了面对现实，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在看来，这种努力是很有意义的。目前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和分化。

二、文革的历史作用

文革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彻底解放

曾经撰写过关于"中国文革的艺术"等系列文章的美国作家Li Onesto认为：文革使中国的妇女获得了彻底解放。中国女性在历史上受尽压迫，对妇女实施的残酷的裹脚，就是历史上压抑她们人性的象征。毛泽东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办幼儿园、食堂，使中国的女性从家务负担不仅身体上、而在思想上彻底获得解放。

任柏棣教授认为：文革时期妇女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毛泽东鼓励妇女在各个领域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

文革时期艺术服务人民、歌颂人民

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舞蹈和艺术政治的Aly Rose认为：没有纯粹的艺术，艺术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文革时期，中国的艺术起到了服务政治和服务人民的作用。根据她的研究：例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文革期间，中国用文化艺术统一了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走到了塞外边疆。全国的老百姓天天唱样板戏，令百姓的生活很有生气、很振奋。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完全商业化、庸俗化、金钱化，艺术作品和老百姓无关，丝毫没有起到为政治为大众服务的作用。

文革普及教育和文化，人们普遍建立起了生活的信念

韩东屏教授认为：中国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和今天的美国教育制度形式上几乎没有区别。普通人上大学的机会很少。而文革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普及到每一个村社、中学免费、高中数量的不断增加，甚至超过现在。

毛泽东主义经济学家Raymand Lotta认为：文革普及文化教育，普通百姓得到扫盲、工农兵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而今天，教育机会不均等，普通人根本受不起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文革使干群关系融洽、官员廉洁、腐败减少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期间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对于防止政府和群众关系的紧张和干部的腐败，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规定县级干部必须参加劳动百天以上，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更多。韩东平认为工分制是世界上一种最平等的制度。今天官员腐败，贪污腐化，干群关系紧张和官员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有关。

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人们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Li Onesto认为：文革至少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向后推迟了１０年。文革使中国社会得到进步。

韩东屏认为：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今天中国的犯罪率远比文革时期高；文革中没有娼妓，今天的中国娼妓横行；文革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平高于今天，如今道德沦丧；文革期间社会问题远没有今天的社会问题这样严重。

与会发言的人们认为：当前苏联垮台时，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不行了，就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弃置不用了。”人类的历史往往会呈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情况。如今，面对西方的日益衰落，有人提出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时候了，至少证明社会主义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选择。

这也是近年来在美国第一次公开组织的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的研讨活动。活动组织者希望以此为开端，推动重新认识评价中国文革活动的深入进行。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3-23 12:01 AM 編輯 ]

初中生

“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节选）——真实的文革

黎阳

网友“一枝清荷”写了《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引来一堆质问。从其中若干质问可知，文革是这样被灌输给如今的年轻人的：

——像章、毛选、红宝书语录、标语、大字报、讲用会、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这些是什莫？个人迷信、崇拜的结果是劳民伤财、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

……

鲁迅说：“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
　　
“翻着筋斗”写文革的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大骗子。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发难的一些问题所涉及的若干历史真相为例：

⑴．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毛泽东1970年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这样说——

毛泽东：那个时候（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乡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泽东不赞成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

第二、当有人借口“反个人迷信”从毛泽东手中篡夺了党政宣传大权时，毛泽东也决不会被“反个人迷信”的“紧箍咒”捆住手脚不予反击。

第三、当毛泽东粉碎敌人的阴谋之后仍然坚持反对个人迷信的原则，所以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当时传达到全国大陆基层所有单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态度，不可能不知道历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向今日的年轻人灌输毛泽东“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正是“为权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编造历史。


⑵．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
　　毛泽东从来没搞过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在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当时我朋友的单位先传达了。我听说后就跟自己的领导说：“既然有这么个文件，那咱们是不是就不‘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了？”领导说：“我也听说了，但文件还没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执行，咱们现在还是继续跳。”于是我们又多跳了三天。这足以证明这个文件当时传达到了中国大陆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时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回事——否则“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怎么会突然全部自动停止？没这个文件，说不定有人会一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下去。

向如今的年轻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过来人，不可能没听过传达这个文件，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只有制止这一套的文件、没有叫搞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套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明明知道这一历史真相却故意不说，只用这一套为例说明毛泽东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无疑是蓄意撒谎编造历史、用编造的历史丑化毛泽东——“为权力而‘真理’”。

⑶．毛泽东像章、塑像狂热

在文革中，反文革的惯用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反文革”，对毛泽东像章和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拥护毛主席”的名义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来越贵。谁反对，谁就是“反毛”；不反对，那正好利用像章热大量耗费国家资源，给经济建设制造难题，由此丑化毛泽东、丑化文革——“看！把资源都用于造像章了，所以经济困难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这个歪风的是毛泽东——大约在1968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像章退回，还我飞机。”像章热从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周总理巧妙处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周总理的人（就是今天被吹捧成“学者的良心”吴敬琏当年加入的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五．一六兵团”）故意向周总理提出申请，要用某种极贵重的金属材料试制一座特大型毛泽东塑像。——如果周总理不批准，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给周总理安上个“反毛”的罪名。如果批准了，那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正好借此为指责周总理没把经济搞好提供炮弹。周总理当即问：“需要多少钱？”答曰多少多少。周总理说：“可以，批准你们试制。如果失败了，你们要承担丑化毛主席形象之责。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归中央。这样贵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对方顿时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没份，不成功自己要担责，里外里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记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上述种种说明文革中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荒唐之举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而往往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义干坏事，一方面掩护自己，一方面丑化文革、丑化毛泽东。所有这些蓄意的荒谬事当年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这些荒唐事证明文革荒唐的人从来不说明这些荒唐之举是谁搞起来的，又是谁制止的，完全是“为权力而‘真理’”。

⑷．“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工厂停工闹武斗……
　　
上述种种确有其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事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一直强调文革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那些“黑五类”、那些挨斗挨打的老师、居民等等打砸抢受害者是“当权派”吗？

毛泽东是军事大师，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要目标”。既然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是当权派，那怎么可能放弃主要目标而对准党外、对准群众、对准整个社会胡来一气呢？别说毛泽东那样善于用兵的统帅，就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明白：放着大敌不管却到处乱打乱杀，眉毛胡子一把抓，给自己四面树敌，这是犯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逻辑上讲得通吗？

毛泽东一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六条》特别强调：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亦即“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

但是，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

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

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一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

1966年6月9日，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刘少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的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1%是近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

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压反革命、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A.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一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来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于是，刘邓派驻各学校的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

——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

——你的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

——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

……

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B.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

——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工作组这个所谓的“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在此次“传达”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C.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

“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

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谙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

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在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

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招：

——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

——“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毛泽东管不管？如果你毛泽东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毛泽东宣布“管”，那么你对我的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你毛泽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D.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把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

但是，既然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的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不一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

——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

——要制止这些就必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

——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压反革命。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压反革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由当权派“以我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因此，毛泽东的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这时毛泽东才出手：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制止武斗。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时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月27日之后全部制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纯属胡说八道，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泽东并没有为了斗党内走资派而包庇放纵社会上的犯罪。混在群众中干坏事的人后来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差不多都受到了惩处。其实在武斗盛行时，有许多人已经看透了形势，闹武斗破坏之类可是明明违背《十六条》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流传一句话：“别看今天跳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学生在外地参加武斗时开过枪，后来在征兵时就因此没通过政审——因为说不清此人是否有人命案子在身。

毛泽东只是在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时冷静观察了几个月，等坏人充分暴露之后才出手，同时给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象闹“血统论”、“破四旧”的中学青少年，明摆着是受人唆使，而唆使者的所做所为，要达到的目的就一条：“禁止把矛头指向党内”——“血统论”、“黑五类”、“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等哪一条属于“矛头指向党内”？其它群众受煽动、闹武斗、搞停工也为的达到同样目的。

对受蒙蔽、受挑拨、受唆使、上当受骗的群众，是按照刘邓“二次反右”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逮捕；还是等背后教唆的罪魁祸首暴露了再打击首恶、教育大多数？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谁是真正的罪犯时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纵”，等犯罪分子从普通群众中区分出来、拿到确切证据时再逮捕。能因此说警察故意保护罪犯吗？同理，能因此说毛泽东故意纵容包庇那些所谓的“文革罪行”吗？

又比如发现有人监守自盗要追查，罪犯见势不妙便放火烧仓库，能因此说这把火是由于追查罪犯惹的祸，所以根本就不该追查罪犯吗？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到“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在当权派还有权、但是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在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

要打倒的当权派在将要打倒但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有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

很显然，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时，或者权力有需要时，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正如某人在家套种所承认的那样：“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当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

为了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了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 “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道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的《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压反革命”。如果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了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

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压反革命，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到底谁残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抢暴行都是反毛泽东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泽东让搞的，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见之于《十六条》。毛泽东不仅反对打砸抢，而且反对强制拆迁：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

毛泽东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强制拆迁都有明文证据。说毛泽东搞打砸抢，有何凭证？而如今的暴力拆迁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规定，是针对老百姓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青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缓，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罢官，不给权力；但是，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对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在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张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残暴？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谁毁灭文物？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以为文革中的一切恶行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呢？ 一是“为权力而‘真理’”当权派的长期以来的大肆宣传，导致三人成虎，众口烁金。 二是毛泽东的党内对手对抗毛泽东的手段极其刁钻，一言蔽之，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毛泽东，用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整毛泽东。不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跃进时就已经如此。

例如，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由此可见“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对毛泽东”的手法有多刁：

一是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以“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把毛泽东调查研究、协商讨论的话歪曲成命令指示，从而剥夺了毛泽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机会，达到实际封锁毛泽东的效果。

二是极“左”-极右来回跳。比如那个所谓“学者的良心”吴敬琏，说左就“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连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都不行“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说右又右成了“吴市场”，口口声声“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违反市场规则”，还一边当国家证券委员会的评审委员，一边当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总之，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说冷就扔进火炉，一说热就丢进冰窖；一说涝就弄成沙漠，一说旱就弄成泽国。

拿破仑说过，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这些人就是用专门走极端的办法把真理落实成谬论，名正言顺地变着方地捣乱，就是不让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得到贯彻落实。把事情弄砸了，还让人们以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就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毛泽东”的说法。

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为了权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当年自己干的一切罪恶全推到文革头上。所以假话谎话不厌其烦，胡说八道不厌其多。根据虚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对于跟“为权力而‘真理’”无关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荒谬的结论毫无意义，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才有意义。

初中生

真实的文革及其历史地位

——文革研究的新视域

周承友

二00九年四月十四日

文革即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初建以后影响深远而最值得关注的第一件大事。认清了文革，才能认清此后的中国。只有全面地界定文革，历史地认识文革的起因和根据，并上升到文革时期所遵循的路线的高度，才能真实而全面地认识文革。那种由文革的对象所界说的文革，其公正性和科学性值得考证。文革和后文革的国内外实践证明:文革是中国1960年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探索和光辉创举。

一、文革的全面界定

什么是文革？如何界定文革?这是认识文革所遇到的首要问题。从实践上讲，文革是指发生在中国1966至1976十年中的一种社会运动；从理论上讲，对文革的界说必须符合文革十年的历史内涵，也就是说，必须符合文革时期关于文革的政策文件精神和文革的实际发展过程。浏览后文革时期的文革界说，它们大都难以完全涵盖文革的历史内涵，有些甚至是对文革的歪曲。

对文革的界定，必须依据文革时期中央关于文革的政策文件和文革的十年实践。1966年中央出台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文件，被公认为文革发动的标志。同年，中央还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等。在这四个文件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才是关于文革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下面简称《决定》，其他几个相应地简称《通知》、《规定》、《指示》）。

《决定》共十六条，第一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其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指示》的第三条指出：“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1967年11月6日为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经毛主席批准同意，“两报一刊”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该文从理论上比较完整地概括了文革，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该理论（六条）被公认为文革的指导思想，除其第三条的说法不完善（总当作还产生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看待）以外，它与《通知》和《决定》等文件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当然，该理论中还没有点明官僚特权和腐败等官僚主义问题。而反官僚主义却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的。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都突出了整顿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还说过：“有些人当了大官，要维护大官的利益，搞特权，比资本家还厉害。”从文革的实践中看，整顿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学习《决定》及其后中央有关于文革的文件，其中不仅有许多关于“破”的方面的规定，而且还有丰富的“立”的方面的内容。再看文革十年的实践，前期以“破”为主，后期以“立”为主。例如：干部（包括在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工农兵代表参加各级（含高级）领导班子，教育和卫生发展重心下移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是“立”的方面的重大举措，都是文革的丰富内涵，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改革的正确方向所在。那种只看到文革的“破”而没有看到文革的“立”的思想，是对文革的歪曲。

综上所述，“文革即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整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官僚主义作风，改革上层建筑的革命。”可见，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它是“破”与“立”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只有科学地界定文革，才能真实地再现文革。

二、文革的起因和根据

文革是如何缘起的？目前已出现多种说法。而历史的真实表明：“文革是此前的形势发展和矛盾演变——旧社会回潮盛行和路线斗争尖锐的必然结果，是国内外反修防修的必然结果”。本文所说的“路线斗争”，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的文件中看，主要是指社会主义道路和路线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和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有明确那时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并且历史地看待那时的社会形势，才能真正明确文革的起因。

文革缘起的主要历史根据是：1960年代初“旧社会回潮”盛行和路线斗争尖锐。这就要从文革前的形势发展和矛盾演变谈起。大家知道，面对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到1962年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人民生活开始好转，之后继续进行调整提高。但在经济调整的五年里，大量的历史文献显示：1961到1962年“单干风”广泛出现（发展到20%-30%的生产队，并且与“退田”、“买卖”、“雇工”相伴随）；“翻案风”也兴起；“社教”（“四清”、“五反”）运动证实，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党组织和政权都“烂掉”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家院丫头”充斥文艺舞台，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出现，而宣传工农大众的不多；在国际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实行“三和一少”外交（而不是和平与变革相结合的和平变革外交）。

这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各领域的“旧社会回潮”盛行表明，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相当广泛，刚刚新生的社会主义面临着生存威胁。这些“旧社会回潮”主要是在刘邓等为代表的中央一线的领导下出现的，很多事情还是他们所支持的，是他们内心世界的体现。而毛泽东对此都有清醒的头脑和历史的透视。因而，毛与刘邓等一线领导之间必然形成路线分歧。当路线分歧的发展在原有权力体系运行中难以解决时，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而及时地阻止了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新中国的一次泛滥。

毛泽东与刘邓等中央一线领导之间的分歧，据可考的历史资料和学界讨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前并不明显。但确实存在的一个方面是：1956年刘少奇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而1957年6月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在整个大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但自此至1965年，毛泽东本人和国家的实际发展中并没有把阶级斗争问题当作主要矛盾抓，也就是说1957-1965年并不存在人们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是毛与刘邓等一线领导之间分歧发展的转折点。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脱离中央起草委员会集体起草的报告而作“口头报告”，刘提出两个“三七开”，怀疑“三面红旗”，毛泽东则提出警惕修正主义等，二者分歧公开明显。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说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底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坚持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把列宁五处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删掉。

由此，再结合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并极为重视纠正经济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提出不要因为重提阶级斗争而干扰经济调整、1962年前后“旧社会回潮”盛行、刘邓支持分田单干并酝酿让其合法化等等历史事实。完全可以肯定，毛与刘邓之间的分歧，不仅仅只是认识上的分歧（或原来意义上的“总路线”、“大跃进”等分歧），而确实存在社会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路线分歧，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也不是无中生有。

不仅如此，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随着“两个文艺批示”而来的文化意识形态争论的加剧，才真正的深化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进一步展示了刘、邓、彭、陆等人的右倾修正主义思想，从而使毛与刘、邓、彭、陆等一线领导之间的分歧逐渐升级。至于分歧升级的细节，学界已出现了充分地论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革（“破”的阶段）的预演，因《评〈海瑞罢官〉》一文出现而加剧和对抗的文化意识形态论争是文革的促成。

文革的缘起也有充分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思想（参见马克思《1848-19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466页），列宁的“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的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的思想（《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62页）等，就是文革缘起的马列主义根据。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及其后来重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特别是“中苏论战”（如“九评”）中重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如“九评之三”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这些思想为文革的缘起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到文革初期总结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为文革运动提供了坚实地指导思想。

文革和后文革的国内外实践（如“苏东巨变”）证明：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在社会主义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形势下，阶级斗争才成为主要矛盾，实行继续革命）的思想都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新开拓。

由此可见，文革的发动，既有坚实的历史根据，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又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符合马列主义。它是历史的必然，并且总体上适应了社会前进的需要。

三、文革时期的基本路线

文革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它必定融入社会之中，与整个社会合为一体，共同发展。因而只有抓住文革时期的全局，才能真正认清文革；只有认清了文革时期所遵循的基本路线，才能抓住文革时期的全局。

文革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同样只能依据文革时期的中央政策文件和文革的十年实践。在1966年中央关于文革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决定》中，曾单列一条“抓革命、促生产”，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要“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不仅如此，还把《决定》中的这一条（第十四条）进而扩展成一个独立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的第一条指出：“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在《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个文件中，第一条也是强调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带动生产发展。据此可以肯定，文革时期的基本路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它是一条社会主义路线。当然，此后中央还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新提法，可简称为“抓革命、促发展”。但核心还是“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十年的实践证明：整个文革时期都是在“抓革命、促生产（或促发展）”的大思路下运行的。

由此可见，只有从“抓革命”和“促生产（或促发展）”两个方面着眼，并把这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认识文革和评价文革。那种把文革独立于社会生产和发展之外而看待文革的作法，是对文革的最大歪曲。

四、文革的发展过程和形式

文革时期的路线贯彻过程，也就是文革的发展过程；只有真实地把握了文革的发展过程，才能证实文革时期的路线。根据文革时期的政策取向及其发展变化，文革的发展过程明显地呈现为两大阶段。

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是整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官僚主义作风阶段，简称“整顿阶段”，时间两年半，即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发到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本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夺取走资派和官僚控制的领导权，重组各级各类领导。重要事件有：成立中央等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大串联，“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造反夺权”，“二月抗争”，“三支两军”，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等。本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运动不断，各地各类党政机关受冲击，打击面过大，因而社会动荡（特定秩序）明显。但因“三支两军”，重要厂矿、干部、人士的特别保护等，社会大局依然稳定。本阶段以“破”为主，主要形式是“大民主”、群众运动，这是“继续革命”的必然，因为至今历史还没有给它提供另外更有效的形式。

文革的第二个阶段：是调整、批判、改革、发展阶段，简称“斗批改阶段”，时间八年，即从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闭会到1976年10月“四人帮”的清除。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标志着以“破”为主的文革基本结束，文革进入新阶段，即以“立”为主，“破”与“立”兼顾阶段。从政策取向上，本阶段的历史活动可概括为调整、批判、改革、发展四大方面。

调整，就是不断调整各方面及其之间的关系，逐步走上正常状况，包括因批判和改革而来的调整。例如：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毛泽东制止和纠正一些错误，保护一些党的干部和党外人士，解放恢复一些老干部工作等等，就属于调整方面的内容。并不是只有周邓主持的调整才算调整，调整也不仅仅是周邓的功劳。

批判，包括“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进行“一打三反”，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批林批孔，批评“四人帮”，不让其获得党政主要领导权，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

改革，也是文革的重要方面，比较重要的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干部走“五七”道路参加生产劳动，工农民代表参与高级领导班子，实施“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适应当时的国力和广大民众需要的文教、卫生发展重心下移的改革，开创外交新局面，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这些重大改革的实施中，尽管存在缺点和错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原则却指示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

调整、批判、改革都最终指向发展。八年中的发展，成绩显著。主要有：

（1）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文革前并没有多少“大东西”，正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国防、科技等发展才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基础和实力大大增强，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2）干部廉洁，政治清明，工农大众地位高，社会风气好。

（3）科教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尽管质量不高），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不存在上不起学和不想读书的情况，广大民众普遍受益，避免了精英教育的严重弊病。也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在当时全球范围内，也只有苏美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

（4）人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斗私批修，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传统，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境界空前升华和飞跃。

（5）在医疗卫生方面，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培养了遍布城乡的“赤脚医生”队伍，实行“合作医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举）。市民实现了免费医疗，农民看病收费低廉。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中国人均平均寿命男人为66岁，女人为69岁，几乎居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水平。

（6）国防和外交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

总体上看，文革后八年的政策落脚点是既批判又发展，经过调整和改革，工作重点逐渐向发展转移，突出地展现了“抓革命、促生产（或促发展）”路线。

五、文革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文革运动，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当基本肯定；又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左倾错误。今天的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文革时期的成就难道不属于文革吗？

文革的主要历史功绩是：建成和巩固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中，毛泽东敢于认错和纠错。相反，右倾修正主义错误却至今还左右着人们对建国后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后文革时期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不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工农民众化方向，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导致国内外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可见，文革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探索和光辉创举。

初中生

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文革和人类漫漫征程中的文革

老田

最近高家村又引出了文革这样的热门话题，笔者决定也赶一把时髦，打算说几句精英主义者必然会不高兴的话。

一、 对于文革的基本判断

中国精英对文革具有整体的黑暗记忆，是具有充足理论和事实依据的。但是，毛泽东也一向宣称要旗帜鲜明地为人口的95%服务。

中国精英说，亿万农民和他们完全一样，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深刻的仇恨和憎恶。这是没有理论和事实根据的，穷人和富人的看法永远有区别。

中国精英们把文革说成是一种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常态"，或者是说成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历史时期，则是精英们另外一个喜欢使用的逻辑。这种逻辑从否认毛泽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出发，否定中国当时有进行国家总动员的必要，进而否认中国社会确实已经进入动员状态。实际上，尽管精英们简单地否认了国家总动员的必要性（笔者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关于这一点的认真深入的分析），但是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文革确实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有力论证。把文革归结为（或者有意混同为）和平时期的论点，不仅见于正式文件（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也是精英们的共同理论偏好。

从这样的心理幽怨出发，文革不可能不被剥离掉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不被归结为某种个人因素或者是理论认知错误，不可能不落入"英雄创造历史"、"坏人祸害中国"的套路。例如，李泽厚所系统论述过的"毛氏斗争哲学说"、"马列主义民粹化"就比较具有代表性；而流行的媒体论调，说文革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向刘少奇夺权说"就基本属于骂街性质，虽然在现实中为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所乐意信奉，但是在理论上不值一提。

当然应该承认这在中国道德主义作为核心源流的文化中，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简易办法，"坏人不会干好事"是一个道德铁律，批判坏人当然具有道德优势地位和异常的杀伤力，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一来，人数最多的农民就非常必要与精英主义者保持认识一致了。——姑且不论事实如何，首先是理论需要农民同志，更何况毛泽东这样的坏人怎么可能为农民干好事呢（因为这不符合道德铁律）？

二、 高人的"现代化高见"与农民的"目光短浅"

笔者刚好与文革同岁，谈不上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小时侯就是穿着破衣服吃着咸菜长大的。笔者的母亲是富农的女儿，但是她和我的许多父老乡亲一样，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的一辈子会比他们过得好。然而，在今天虽然农村许多人家的境况不比当年更糟，但是基本上再也没有人自信到说他的儿子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了。因为今天农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如水利工程、土地平整和改良等等），再也没有人愿意去费心和费力了，再也不可能在什么工地见到和农民老大爷一起抬一整天石头的省长县长了。

1999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公布"1997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根据得分情况，中国排在南非之前。主要就是靠教育指数（得分0.78）和人均预期寿命指数（得分0.75）拉高的，这两项成就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这两项指标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由于学费的急剧上涨和合作医疗强制停办，反而有相当的退步；若任其发展下去，农村儿童入学率长期下降，可以指望在几十年后中国成人识字率和印度持平。

相反，精英们所极力称道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绩”，在二十年的超常规发展之后只得0.57分，是扯后腿的项目。今天由于化肥使用量的急剧增加，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决定一切的东西，那么农民恐怕不能同意。当然，精英们可以闭上眼睛认定：农民唯一的需要就是有饭吃。——对多数人有益的事情，今天物质和技术条件比当年都要好得多，为什么反而办不成了呢？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农民是有意见的，因为如果不管黄淮海平原和北方农民的死活，他们本可以不必那样挨饿的。精英们有意见就更加理由充足了，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精英阶层在整体上和底层民众共同挨饿的困难时期。精英们把三年困难时期说成是"人祸"和"制度导致"，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老蒋时代难道他们也会整体上和普通民众一样吗？

中国精英几乎毫无例外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进而否认中国农民的"丰衣足食"愿望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欢迎实际上的"超英赶美"（或者说成“与国际接轨”），痛恨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工业产品结构战略。工业产品的"高精尖"和国际接轨的结果，经过最近二十年的现实的验证，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农民是搭不上与国际接轨"这一班车"的，因为"这一班车"的座位和空间都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持，9亿农民连"站票"都买不上。

拒绝放弃不切实际的现代化白日梦，是中国精英们的主要思想特色和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并且“现代化言说”也成为精英主义者自认为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的、自欺欺人的、虚伪的道义工具。如果有5-6个地球供地球上60亿人口生息，大概中国精英的白日梦就有希望实现，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只有地球一个。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只能关照精英主义者小集团利益的"精英优先"路向，精英们嘴里的“现代化”永远不可能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

不管是松下幸之助在街头感悟到的"自来水哲学"，还是马克思周密论证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看来都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至少也是在人类彻底放弃"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前，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两种法力无边而且吸引力多多的主义面前，地球资源永远赶不上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就象我老家农民所常说的"人心不满百，当了皇帝想外国"。虽然在中国农民甚至是精英主义者看来，欧美日诸国富得流油，但是这些富得流油的国家仍然对资源和财富孜孜以求。

大概人类最终必须回到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高人会最终放下架子和优雅的思想，去向农民看齐，实现李泽厚所憎恶的"知识分子农民化"。即使平均主义不能实施，也许过分的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也必须主动抑制，也许有限的资源必须首先向全人类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福利倾斜。

中国的精英主义者看起来不是"高贵者必然聪明"的那一种。农民没有精英们说的那么傻，傻到今天仍然不清楚谁最关注自身的根本利益。农民也不是精英们想象的那么笨，笨到仅仅是为了对现实的不满才怀念毛泽东。农民也没有精英们那样好逸恶劳、整天梦想出奇制胜，我的父老乡亲从来就不梦想馅饼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认为建设国家就是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的唯一道路，所以他们还很怀念那一段充满希望的艰难困苦的岁月。正是这样一个脚踏实地、最少做白日梦的广大阶层，配得上"卑贱者最聪明"的称誉。

三、 究竟谁应该妥协，是精英还是平民？

文革这样一个时期，即使没有当时的特殊情况，也仍然在人类的漫漫征程中具有光辉的启示性意义。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必须主动抑制，个人利益和奢侈需求不能比整体利益和基本生存需要更加优先，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必须主动抑制。

在西方的崛起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要的世界性的"西式乐观主义"。第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笔者称之为"欧式乐观主义"（托夫勒称之为"第二次浪潮"），这一次变化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工农业"剪刀差"成为可能，西方开始在资源利用和财富集中上全面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西方社会财富分配发生了从金字塔尖下流现象，富裕阶层开始扩大。

第二次西式乐观主义还在进行之中，大致上起源于1980年代，这一次笔者称之为"美式乐观主义"。这一次的乐观主义是因为计算机和其他智能化技术的进步，西方赢得了以技术垄断为基础的空前垄断地位，财富转移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如果说仅仅是技术本身就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显然是不全面的，西方国家从1980年代也开始放宽法律限制，大力地促成大公司进行并购，以进一步加强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且配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全力兜售"小政府主义"，消灭对跨国公司的最后威胁力量，应该指出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摇旗呐喊、功不可没。同时，苏联的及时解体、东欧的转向和中国不设防的开放，客观上使得西方大公司获得了一轮（大概也是最后一轮）新的攻城略地的扩张机会。西方尤其是美国怎么可能不繁荣？

这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本质上都是经济变化和财富的区域转移，但是"富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有钱就是有理！

两次西式乐观主义的结果都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社会思潮的整体向右转。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欧式乐观主义"中，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而苏联的"新思维"和中国的"总设计师"，也不能说是辜负了好时代。中国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小平同志就两次荣登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其中一次下面配发的大字标题"中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考虑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是提一提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中心环节是要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美国人这样的论断真是够大胆的。结合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开始出现频繁的全行业亏损甚至是总体亏损，十五届五中全会痛下决心提出"退出战略"，真不能不佩服美国佬真他妈的见微知著，搞资本主义真是经验老到。

认识的统一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终归是要在现实中才能得到解决。只要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现实就难以叫人乐观，资源没有增加，而且离支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实现现代化的需求越来越远，共同的富裕和发达是没有指望的，而资源的分配在新的西方繁荣中更加向富人倾斜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富人和穷人的距离更加大了。西方的成功只是提供一个无法学习的假榜样，穷人不可能都变成富人，只有少数人能够变成富人，因为地球只有一个，资源不是无限的。李泽厚所梦想的"工农知识分子化"是没有出路的。

四、 如果精英主义需要抑制，用什么来抑制？

舆论控制、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会控制手段。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控制无法实施，因为为了实现工业化，需要进行高积累，人们的收入已经被压制到生存保障线的水平上，这时再进行经济剥夺就成了生存剥夺。司法控制的条件也不好，而且司法体系本身就是精英主义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体系也一样无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

所以舆论控制手段几乎成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和国家管理手段，舆论控制若要取得实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于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这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实质；而且，防止管理者对这种“逆向管理和监督”的反感和报复也是必须的。

舆论控制本身的非专业、非精确特征，也要求舆论控制的结果不能够精确应用和作为唯一的依据；所以根据老毛的总结，舆论控制的特点和规则有以下三条：一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而言之，舆论控制最后必须以"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而且在三种社会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舆论控制能够比较好地抑制精英主义，而不会被精英主义者所利用并反过来制造“精英优先”。与此相比，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

应该如实承认舆论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专门针对精英（地、富、反、坏、右）的，精英主义者对"大民主"式的舆论控制的恐惧心理是有现实根据的。而且由于舆论控制的不规则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精英阶层对文革具有整体黑暗记忆，也大体上符合事实的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精英主义者喜欢把这种特殊阶层的黑暗心态说成是“全民感受”，则是出于捏造和妖魔化。实际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给了精英以非常机会，许许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这一机遇。直到今天北大许多当年的文革积极分子，再一次成为改革时代的积极分子，为改革鼓与呼。当年动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北大的朋友评论说："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是'人精'和'人尖子'，无论在老毛还是老蒋时代，他们都一样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们的人品相比，聂元梓并不是最坏的。"

实际上，文革的重灾区就是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例如文化部、特别是文联的相互攻讦和揭发，简直是文革的经典；此外，还有大学和科研机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面"触及人们灵魂"的照妖镜，终于让人们看见人性中的自私、丑恶和卑鄙，这大概是精英们在对文革的恐惧心理之外的另一种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晓声就公然宣称是"和婊子混了几年"——很显然，不容易在他那里寻求到正确答案的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婊子？"

最常见的状态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宣称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右派人士和伤痕文学作家，就明显具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挑动群众斗群众"没有现实的依据，但是精英们发生"窝里斗"就比较普遍，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精英的有组织"对"平民的无组织"的优势荡然无存，全然不象今天精英们在有组织的官僚机构中那样，能够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行予取予求的敲剥。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实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倒是十分突出。

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确实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线，也不是新右派所攻击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而是中国古圣先贤"复三代之盛"理想的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不仅根除了盘踞在农村社会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势力，而且基本从整体上消灭了社会丑恶现象，危害中华民族上百年的大烟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灭，并提醒人们要时刻提防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复辟，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接近于大同理想的"小康社会"。这种社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境界，而是一种道德境界。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基本上达到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天下太平"境界。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也不能想象世界上存在着非“大民主方式”和“大批判运动”形式就能抑制精英主义的有效方法、非“道德主义”和“舆论控制”形式就能抑制精英主义的有效方法。如果有的话，大概也只有精英主义者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这一道路不仅精英主义者不愿意走，而且事实证明，被强迫走过一段"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中国精英，至今仍然怀着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在反攻倒算。

正是因为主动协调的方式看来不可指望，被动方式的必须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由于对精英主义者监督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在利益牵连日益脱离社区范围的情况下，民众进行舆论监督的局限性和困难也是非常大的。——毛泽东的难题是全人类所无法回避的共同难题。相比较而言，文革时代的成就还是在现实中所能够实现的比较理想的成就。

二○○一年四月二日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3-23 03:10 AM 編輯 ]

初中生

以董事会与经理班子的分歧帮助理解毛刘分歧和文革的发动

老田

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相当于企业处在“招股”时期，所以经理班子能够和董事会保持一致，对股东（老百姓）是很客气的，群众路线在共产党内是能够贯彻得比较好的。

把蒋介石打垮之后，相当于企业已经投产了，经理班子对于股东（老百姓）的优势就很明显了，考虑这样的质变已经发生，所以毛泽东才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记住“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1969年“九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样的质变过程还是感到伤感，他说“我们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蒋介石占着，所以进城是好事。（但是）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这就说明了作为社会分化的一般规律是：在有求于股东们的时候，经理班子能够自觉走群众路线；在掌握企业管理大权的时候，经理班子拥有“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优势，“损害股东利益以自肥”就对他们很有诱惑力，这个时候董事会、股东和经理班子的矛盾就容易突出起来，按照孟子的说法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针对性非常明确，就是要对经理班子搞“有罪推定”，这是股东实施监督权利的逻辑基础。不过事后看来，这个经理班子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动还是很有贡献的，与国外的政客们相比，与今天的官僚精英群体相比，都是不错的，这是指工作业绩而言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经理班子对股东们的态度是大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最不好，在这个方面刚刚好印证了董事长的指责是恰如其分的，股东们在董事长号召下起来造反也是对的。

在1953年之后，毛泽东就不想再兼任总经理了，想要专门当董事长，结果高岗不同意新的经理班子布局，要求“轮流坐庄”，最后是董事长出面帮助经理班子摆平了这一挑战。董事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最后是在1958年12月的《人民日报》公开发布，在1959年4月的人大会议上面完成程序的。不是如中国精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大跃进失败毛泽东才退居二线的，而是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毛泽东就主动退出了经理班子。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又有彭大将军1959年出来要新的经理班子做检讨，结果又得董事长亲自出马处理，帮助稳固新经理班子的地位。新的经理班子在党内处于弱势地位，全仗董事长支持才能稳定掌权。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工作关系没有理顺，经理班子常常越权决定董事会应该讨论的事情，例如毛泽东骂薄一波他们在税收上面“搞公私一律平等”是擅权，还骂国家计委和组织部是“独立王国”，其实都是经理班子和董事会关系处在磨合期的缘故，这个板子打的有道理。毛泽东还骂商业部是“破坏部”，说他们一搞征购就等于是破坏生产，这个其实是董事会决定的结果，因为要搞工业化，收购上面压级压价的事情，实际上不过就是剪刀差实施的结果，问题是出在缺乏足够的工业品去与农民进行等价交换，不能怪经理班子，所以这个板子打的有些冤枉。

知识分子的问题，就相当于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的工作状况。梁漱溟想要找一种最廉价的方式装好人，去代表农民反对支持工业化的剩余提取，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还是在继承这个陈词滥调。实际上这个问题经理班子和董事会是有共识的，因此这种方式基本上是与共产党整体作对。而且，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整体利益，按照近代史的百年黑暗看，也是违犯股东们利益的，不过是希望就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差别进行投机而已，所以受到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共同反对。

当然，梁漱溟的品质还是高于今天的知识精英们，因为梁漱溟实际上主张无须工业化，中国古来就是农业立国的；而今天的知识精英们的卑鄙在于：他们认为必须工业化，但同时又拿提取剩余支持工业化来说事儿；他们不仅仅是要装廉价的好人，还有一层很恶毒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没有对老百姓好过，你们老百姓今天又不是我们精英主义制度的股东，还想要我们对你好，门也没有！”所以文革的目标是双重的，除了要求经理班子认同“权力公有”之外，还有一重含义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认同“话语权公有”，知识分子（企业公共关系部）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而不能为“五张皮”（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服务、搞“傍大款”。

在文革之前，董事长对公共关系部的工作很不满意，说他们专门干些“傍大款”的事情，不论是老大款、新大款还是外国的大款都傍，唯独不表现股东的形象。董事会江青秘书曾经调阅全部军队题材的电影，说68部影片中间只有7部还说得过去，主要问题就是完全不提“股东的投资”，专门对经理班子里面的一些人吹吹拍拍。

最后，江青秘书亲自抓文艺，搞了八个样板戏，用“红光亮”、“高大全”、“三突出”等手法表现股东的投资，由于这些根本损害了公共关系部诸君职业利益最大化，后来担任过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的巴金主任说：“一听到样板戏就要做噩梦。”

今天的电视屏幕真的又回到董事长说的套路上去了，都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在那里翩跹起舞，而且还老是不肯下舞台，惹得小资们都很不耐烦了，他们借用番邦蛮夷布迪厄的话，说这完全是“文化卖方对文化买方的垄断和敲诈”。

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董事会对经理班子还是很相信的，认为公共关系部知识精英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想为股东服务，要为“五张皮”服务、“傍大款”；而经理班子的问题是水平不行，不善于为股东服务。但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董事会发现经理班子的问题很大，为了自己的利益（比如出政绩）竟然达到了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地步。所以，就发起了对经理班子的整顿运动，在高层经理人员中间是由毛泽东直接讲课，最后的成果是，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还是要坚定地为股东们服务，反对“全民国家全民党”。——高层经理的一致意见体现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面；在基层，为了整顿小经理们的问题，于1963年开始进行“四清运动”。

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分裂发生在四清运动期间，大经理刘少奇先生为了赢得小经理们的支持，就迎合他们的想法，把整顿的矛头对准股东而不是对准下层经理人员，在理论表述为“四个交叉”，在实践中间“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四清工作队下去农村划新富农，这样小经理们当然就比较高兴，拥护大经理刘少奇了。但是股东很难就那么高兴了，最不高兴的是董事会。

刘少奇同志的“划新富农”迎合了小经理们的需要，王光美同志的创造力也跟着发挥了一把。“桃园经验”出来之后，中间层是很高兴的。因为根据“桃园经验”进行四清，就等于把原来“僵化”的考核评价制度全部推倒，对干部的考核完全看在运动中间对上级的态度（当时就是对四清工作队的态度），是否主动检举自己的问题，是否主动与上级配合去整同事等等。这样的过程最受中层经理们的欢迎，等于让他们放手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把完全听话和驯服的人安插到主要岗位上去，尽可能减少自己以后的工作事务。

经理班子通过转移运动方向去打击股东，以及借助“桃园经验”去实施“驯服工具论”，董事会大为恼火，结果就在1965年1月发出了《二十三条》，指明：“我们运动的重点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要整群众，也不是要搞驯服工具论，建设各个级别的独立王国。”

许多人说董事长因为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才发动群众运动想要夺经理班子的权，这个完全是瞎说。董事会的意图无法贯彻的原因，不是因为大经理们的地位上升威胁到董事长，而是因为经理们想要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向使用权力的缘故，——大经理们的所谓“威信”完全是建立在迎合小经理们愿望的基础上。

与企业中间经理们的工作必须得到董事会授权和支持一样，新中国的经理班子实际上没有董事长的支持就一天也做不下去，因为跟老军头们一比，他们在党内完全是弱势群体，老军头们要把他们赶下去的事情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高饶事件、另外一次是彭德怀事件。这两次都是仰赖董事长亲自出面才摆平的。

董事长支持经理班子的全部基础在于：经理班子要比老军头们更少“坐江山”的意识、更多服务于股东的意愿。四清运动中间大经理们证伪了董事长的判断，董事长撤回了自己的支持，各级经理班子中间的许多人就是在党内强势群体的清算运动中间垮台和挨整的，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都是因为党内强势群体（老军头）出来夺弱势群体（前经理班子成员）权力造成的。

根据权延赤采访杨成武的说法：文革第一大冤案“内蒙古人民党冤案”是华北兵团的老底子去清算从前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文革第二大冤案云南“赵健民特务案”是刘邓大军的老部下去找原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简称“边纵”） 的岔子，因为整的人太多太厉害，怨气积累太多，新任云南军区的头儿姓谭的（谭甫仁）后被挨整的人刺杀。

由于董事长的个人筹码分量太重，结果这一次董事长和经理班子的分裂，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平衡，许多前经理班子成员在政治上失意挨整，其实是回归原有的弱势地位，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自动”的与共产党内部的力量对比一致。

前经理班子多数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与四人帮完全没有关系，四人帮在军内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既影响不了从前刘邓大军的老人，也指挥不了华北兵团的老人。而在文革之前，经理班子作为党内弱势群体之所以能起核心力量的作用，则完全是董事长个人强大作用的结果，并且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重新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下实现的——所以在文革期间，陈毅就明确表示了对延安整风的不满，这其实是老军头们表达对经理班子攫取核心权力的不满。

董事长到这个时候一看，知道该说的道理都说了，该做的思想工作都做完了，你们这些个大经理们在当面都同意说我们还是要“为股东们服务”（即站在95％的人民一边），在中苏论战过程中间都一致表态反对“三和两全”（苏共二十大后，赫鲁哓夫提出了“三和、两全”政策。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即让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全即“全民的党”与“全民的国家”），但是下去就不照着办，而是把经理班子的愿望放在第一位考虑，把中间经理层的爱好又放在整个经理班子利益的前面，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个“黑帮”，结果当然是想要最小化支出、最大化收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企业瓜分掉，不顾股东们的投资想要瓜分企业，就被董事会命名为“走资派”。最后内部调整程序都已经使用完了，董事会决定摊牌，要股东们自己起来说话，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经理班子不顾《二十三条》的明确运动对象定位，试图把打击矛头对准公共关系部的知识精英们，湖北的王任重按照刘少奇的部署说：“这次运动要打30-40万右派。”经王任重计算武汉高校学生中间右派比例为5％，结果造成了董事会和公共关系部结成同盟去反对经理班子的历史条件。

在文革结束之后，经理班子发现首先还是要与公共关系部搞好关系，也要与以前自己一贯给予打击的对象（地、富、反、坏、右）搞好关系，目的是要在董事会散伙之后去共同对付股东们，只有实现了经理班子（官僚精英群体）、公共关系部（知识精英群体）和资本家们的高度团结，瓜分股东们投资形成的巨大财产才有可能，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不是民主，而是瓜分，只有把企业瓜分掉，才能实现经理班子的利益最大化。

今天公共关系部的人，拼命说文革的坏话，这是有道理的，文革高度肯定股东门审查经理班子的权利，严重妨碍了瓜分进程。“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董事会肯定股东权利所必须配套的手段，经理班子所遭受的所谓“不公正”待遇，其实在全球立法中间都是很正常的适用于优势群体的“有罪推定”原则，例如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就完全不体现什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规定耐用消费品的保修期制度显然也是针对卖方信息优势的一个补救措施，不体现“无过错不负责”的惯例，限制的就是信息不对称优势。

许多人对公共关系部职员们的表现不理解，虽然他们曾经是跟着股东们和董事会一起行动的，现在则与经理班子保持高度一致，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哪有永恒的朋友呢？只有永恒的利益嘛！只要是能够跟着经理班子捞一票，谁还傻乎乎地关心什么事实和真相呢？

所以，凡是对知识精英群体的行为方式提出疑问的，就说明你很“老土”。自由派掌门人何家栋说“桃园经验是一份真正体现共产党人党性的好文献”，你也不要奇怪，利益所在就是真理所在，如果违反利益最大化方向，那么就算是几何公理也是要遭到反对的。

初中生

在新一轮“否定文革”运动的高潮中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

主讲人：老田

时间：2004年7月10日下午4：00

一、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研究文革这个热潮不是我们要兴起的，是反毛反文革那一派人士把这个热潮推到一个新的高潮。我研究文革是被动跟进性质，因为我感到很惊奇——我1999年上网参加左右派论战，就感觉到这样一股强力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气氛，论战的一个长期不变的话题就是毛泽东和文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的原因。由于不掌握事实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就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确实不了解！如果不是亲历者，那么辩论到最后我们说话也没有底气，这就逼迫我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我住在武汉，这是一个研究文革的有利条件，武汉当年的文革在国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众组织和运动的规模是非常浩大的。而且武汉群众组织分化得不是特别厉害，这是后来诱发武汉“720事件”的原因。——这个事件是全国文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武汉当年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叫“钢二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当年“钢二司”的宣传部长，在得到他的帮助后，陆陆续续的结识了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主流的文革叙述之外，了解到文革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层面――群众性的文革史，去追寻造反派青年学生和个人为什么参与文革运动？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他们后来经历的政治斗争过程如何？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就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因为这方面的材料是长期不受重视的，不仅是国内受到政治的限制如此，包括海外的研究也如此，那些所谓的“权威”也完全不重视文革政治博弈中另一方的资料。

在调查文革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一个人，把他的小故事讲给大家听听，也许有助于我们大家了解文革为什么需要研究。

这个人姓张，他家在解放前是个大地主，他祖父曾经在北京上大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参加了火烧赵家楼，后来北洋政府任命他当江苏泰昌县县长。他的父亲是北伐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师参谋，大概是在30年代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由于他父亲后来的遭遇不好，结果促使他本人认识到共产党的官僚精英群体是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认为这个群体是有问题需要改进，所以他很积极主动的认同了毛的观点，就是党内有坏人、有走资派！毛一说这话，他就认为说到他心坎上去了。这样，他就积极主动地参加了文革运动。

因为参加造反运动，所以他的遭遇就非常惨。但到后来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不后悔！自己虽然是妻离子散，1969年的时候又被判3年徒刑，释放后又把他下放到鄂西北山区农村，回武汉之后也一直没有稳定工作，眼睛也瞎了一只，现在要靠儿女抚养，但他不后悔！他说人生本来就应该这样，有很多波澜，酸甜苦辣咸都应该尝一下。

他自己说，从祖父参加火烧赵家楼开始，到他父亲的思想转变，到他自己参加文革，他说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中华民族要到哪儿去？中华民族有什么路可以走？始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他说，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正是他们文革造反派在政治上最不得意的时候，但他还觉得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是有机会的，所以还是挺高兴的。到现在，他认为，20多年来，这条路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路越走越窄，从这个意义上，从他祖父那么积极的参加五四运动开始，到他现在积极参加文革运动，改革开放又有20多年。——这么长时间的跨距里面，在三代人的时间里面，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当然，张先生是工人出身，没有很高的理论的修养，但是他的看法却很坚实，来自中国的现实，是很朴素的。从现实出发，从现在社会的紧张关系看，他就觉得这个是很大问题，迫切需要答案！

其实，就算把这个层次再抬高，抬到全球的范围内，我们看到仍然是有两派在争论，一派人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就只能是这样，只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或者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大部分社会剩余，然后再去控制或者动员多数人；另一派人仍然是理想不死，还是要去追寻一下另一条更好的道路，主张另一个世界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在全球视野里也是始终没有解决，还是在争论之中，无非是有的时候这一派人比较得势，有的时候是那一派人得势。——二战之后的早期，哈耶克在西方知识界声名狼藉，可是到1974年他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风水轮流转，问题还是没有尘埃落定。

初中生

二、否定文革背后的意涵变换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在1980年代被政治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最近20年来，在表面上否定文革的话语没有变的情况下，其内涵却有着根本的变化。近年来，海内外的网络兴起以后，我们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网络上面关于文革的争论不受控制，一直都很热门；但是，慢慢地在这些否定话语背后的味道已经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否定文革”的研究就很有意思。

否定文革的话语内涵，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关于文革的叙述，基本上不是一种研究，而是要在政治上判定共产党内相互争执的两派的是非——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在几十年内关于新中国建设的争论到底是谁对谁错？决议就是要在政治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社会舆论上，响应决议并对舆论和普通人的意识形态世界起作用的主要是借助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来实现的。伤痕文学很真实的实质部分就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在文革、在毛泽东时代30年里利益受损，自己的最大利益没有实现，自己要的社会秩序和分配方案没有实施，所以感到不满；或者在文革十年中间，其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质疑和冲击，按流行的说法叫“受到迫害”。——这个作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伤痕文学就是这一部分人要出来倒倒苦水。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之后，由政治决议重新评说并解决党内是非，同时由伤痕文学表述部分精英们的黑暗感受，这个相互配合的内外搭配我认为很真实——决议反应的是党内需要，文学去争取社会舆论同情。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时代党内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缓和，毛泽东要走的道路自始至终一直都有人在反对。这个反对方面的理论在1980年代我们还看不清楚，那个时候舆论还是说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原理，在很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运用错了，他毛泽东批判的许多东西正是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说是要从毛泽东时代“不太好的社会主义”，进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好的社会主义”。

那么，再结合今天的现实看，用“好”和“不好”的马克思主义来定位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之间的分歧是不合适的。从发展趋势看，当年毛泽东所定性的他本人和其对立面的分歧性质，应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已经由社会发展的事实检验过。——毛泽东当初的判断不能说是极“左”，也不是什么“扩大化”。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当年所反对的这条路行不行？走不走得下去？这是在理论上需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不能在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时候，老是停留在“倒苦水”的层面上，老是去描述阴暗面，而是要超越文学叙述层次和争取同情的范畴，要在真正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里面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改革开放早期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政治和经济学方面是坚持“不争论”的方针，那是符合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但是今天继续这样的“不争论”方针就刚刚好反过来，不符合现实政治需要了。——我们知道中央前些时发布了关于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意见，其实高层恐怕就是有道路选择方面的困惑。

我们看到，今天主流知识精英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叙述是要起这样一种作用，那就是防止人们去思考和比较毛泽东时代的得失，服从建立话语霸权的需要，直接告诉你什么另外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制止人们去思考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道路到底是不是可能。

如果说早先的文革叙述，是解决党内政治是非问题、表述一部分人的独特个人感受；那么现在的文革叙述已经脱离这样的轨道，服从建设话语霸权和文化专制的需要，这是一个质变！

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同样的形式，进行非人道控诉、炒几碗冷饭；但是叙述的实质和服务方向已经发生了质变了。——早期是满足政治需要，现在是满足文化和思想专制需要。

利用早期否定文革所建立的叙述资源，利用建设道义立场的方式去排斥理智和逻辑，利用复述早期文革叙述的结论去和最强大的官僚精英群体保持一致。——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参加网上论战以后，再经过三年多的调查以后，才慢慢感悟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再检讨今天主流学界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叙述，会发现他们正是通过这样的叙述妨碍我们去检讨另外一个时代，妨碍我们去思考另外一条道路，妨碍我们去寻找新的理论空间和思考中国出路。——因为早期争论文革是非的两派绝大多数都不在政治舞台上了，这个早期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了，剩下来的就是，当讨论“我们要到哪儿去”这个问题的时候，去规范人们怎么说？谁来说？什么话不准说？是要建立这样一种规矩。

主流知识精英建立这样的规矩时，利用了两个资源：

在学术上，援引早期非毛化时期的现成叙述，节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社会心理上与人们已经有的印象和知识接轨；在政治上，保持与官僚精英群体的一致性，和最强大的群体保持一致，本身是一种力量整合方式和统一战线策略。

鉴于今天主流学界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叙述是服从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的需要，因此这样的重大转变理应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疏理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然后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思考。

研究文革不是要搞平反委员会，不是要为谁说话，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当年中央高层参与文革竞争的两部分人，大多都不在世界上了；而且今天的领导人跟文革的主流正反两方面关系都不大，——这就是说，在高层里面，无论是哪一边，都丢掉文革这个包袱了。

简单地说，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在学界主要是由主流经济学家和所谓的“自由派”组成的）已经丢弃了早期否定文革的政治内涵，而把否定文革作为一根棍子使用，去敲打别人。从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到秦晖这样的自由派大腕，人人都喜欢使用这根棍子。

从战术上讲，文革这么一根棍子可以用来方便地打击对手，把自己和政治上比较强大的官僚精英群体对文革感受捆绑在一起，这个统一战线的实际存在是这么一根棍子还能够打着人的原因。

从战略上讲，或许从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上看，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可能希望通过发掘本土资源，去为论证“历史终结论”做一点微薄的贡献。——亦即通过否定文革和妖魔化毛泽东去论证“另一个世界”绝无可能存在。

初中生

三、 毛泽东选择的中国式道路

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今天确实不存在了，那今天再来看文革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就是一个认识空间问题。所以，为了简化叙述，我提供这样一种理解供大家参考——

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是迄今为止在人类能够设想的另外一条路上走得最远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方面确实很不完善，但这确确实实是最有代表性的另外一条路，跟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

除了这一道路的本身固有特点之外，还具有中国特殊的时代特点。这条道路在毛泽东时代还处在资源分配关系很紧张的时代，结果资源分配关系紧张带来了当时党内的紧张关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包括我们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张力在文革中都有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精英主义者的看法，文革的发生具有中国式道路的结构性因素作用，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故意和自主选择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两条腿就是：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三面红旗是解决新中国如何建设的问题，继续革命是针对建设过程中间暴露出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国家管理问题。文革之所以会发生，我个人认为不仅与毛泽东选择的新中国建设道路有关，也有着那个时代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全面紧张的制约，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和周期性清算，不是人为的或者可以随意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部分赞同精英主义者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以及文革这样的事件，反映那一条道路的内生性问题。——我反对的是精英主义者过分偷懒和随意的叙述。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内含着以政治权力替代资本去整合人力物力资源，快速发展经济的道路选择。大跃进就是要快速的完成工业化进程，以钢铁和主要的工业品产量在15年内赶上英国为努力目标。人民公社就是在农村广泛的实现有组织的劳动，去替代原来个体农户的家庭劳动。

人民公社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的1956年，接近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的集体里面——高级社的规模就相当于后来生产队；人民公社实际上没有改变集体的性质，而是在县和生产队之间强化了中间层级的基层政权。

全国建立起9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以后，就在县以下组织进行广泛的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平整改良，后来的农村小工业基本上也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一级来办的。今天回顾人民公社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一级联系到广大乡村的强有力的政权组织。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政权都是不下县的。——县里面有县令，这是由皇帝任命；然后再往下就是乡村自治，或者是乡村恶霸、或者是有影响的精英人物来负责乡里的秩序。人民公社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在毛泽东时代30多年的历史，他最大的工作就是组织大家修水利、修水库、修道路，基本上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动员的组织。人民公社后来也办乡镇工业，那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的。

三面红旗虽然是在1958年才正式提出，但是基本思路是在1956年就确定下来的，通过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加以确认的。根据当事人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就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在《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政治报告这两个文件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确定了“农业增产要在没有大量化肥农药投入的现实条件下实现，就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来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战略。

三面红旗其实也是一个舆论策略，有“把重大政策宣传给人民知道”的意思在内，毛泽东自己亲自设定的三面红旗确实用心很深，——“红旗”就意味着今天的“政治正确性”——通过简单的口号式宣传，使重大政策广为人知、让人们拥护，并在人们普遍接受之后再反向作用于官僚精英群体、向上传递管理压力。这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一个范例，他利用这样形成的群众舆论压力，去引领和规范官僚精英群体的努力方向。

三面红旗直接划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模式，最后在中国落实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农村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通过大量密集投入劳动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农业增产，以满足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对农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也要满足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和在高死亡率业已下降的条件下人口巨额增长的需要。

这样一个构想可以用后来的事实进行检验：从1952年为起点到1978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3.2%。这意味着，虽然大家在那个时代吃得不好，但基本上满足了庞大的农村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这个粮食产量增长是在没有大量农药和化肥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个实现过程是非常艰苦的，完全依靠劳动力投入量很多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设和水库渠道设施建设。

大致上我们国家粮食增长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粮食增长完全靠大量劳动力投入去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利条件来支持粮食增长。第二个阶段是从70年代中期以后到今天。这一阶段的粮食增长基本上是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产生的。——这就说明，三面红旗在农村是依靠集体劳动，依靠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动员和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设，进而实现粮食产量增长。

在工业上，就是以高积累的方式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个过程不是靠西方那种私人资本主导，而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原始积累过程，进而推进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在我们这样庞大的国家里，由于国情限制，不可能依靠国外的经济体来实现我们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发展梯级演变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独立自主！只要是独立自主，这就决定了是“重工业优先”！——必须先把生产资料发展起来，等到你会建工厂的时候、你能够制造工厂建设的设备的时候，你才能建工厂，这个“重工业优先”是必然的！

“重工业优先”政策的背后，也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要建设自己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体系，实践的是阿明所极力主张的“脱钩发展”和毛泽东自称的“自力更生”。——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的是典型的“另一条道路”，不是作为中心地区的扩张后果，而是中华民族自我把握命运的自主努力。

三面红旗所决定的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它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特点是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起点是新中国受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和包围，或者说新中国没有国外更大规模的重工业体系可资凭借依仗，所以说必须独立自主。

第二个特点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努力过程不是西方早期的发展那样主要是受私人资本主导，而完全是国家政权的整合力量在起作用。

有了这两个根本性的区别，我们看到新中国整个的工业增长和农业增长模式，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过程，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在“非毛化过程”中间的言说大有道理。——因为他们是拿着从西方现代化进程总结出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那样新中国的点点滴滴都不对！西方走过的路，新中国完全没走；而西方人没干的事情，毛泽东他们都干了！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确实就是这样，完全不符合西方的经验，所以只要是戴了西方的有色眼镜看中国，那新中国发展努力桩桩件件都不对。

反过来去回顾毛泽东时代，那时的中国报纸舆论大力妖魔化西方，说“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社会都是腐朽一片”，这也有道理。——因为从我们的道路经验和所戴的有色眼镜看过去，西方也是完全跟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他们都没干；我们认为错的，他都干了！

这样的理论和现实对立，只要我们今天不带什么包袱去看，明显是各有道理——你的路和我的路不一样，是两股道上的车！

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和西方经验的根本差别，就应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西方经验所能够包容和检验的；反过来，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验也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在研究和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就要更多地去看现实，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书本。

初中生

四、直接管理模式的管理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显然就不能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要深入探求毛泽东时代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在当时的努力方向上成功和挫折如何？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和教训。

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是利用私人资本主导人力物力整合的过程，有限的资源和社会剩余要向少数人手上集中，通过增加少数人的控制权去增加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能力，私人掌握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少数人控制权上升，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有序动员能力上升，调度和整合整个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就相应增强，经济发展会相应顺利一些，因此就必然会对私人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的正常实现的有利因素持正面评价，对不利的因素给予负面的评价。——这是西方道路的社会评价体系与资本作为主要整合力量相一致的结果，算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形式。

私人资本的控制权行使方式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集中购买力去决定雇佣和不雇佣、选择和不选择某些人力资源或物力资源来生产发展。那么我们刚好反过来，新中国就是一种直接的管理方式，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直接对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进行调度，分配资源和社会剩余。基于新中国的政权主导和西方发展过程的私人资本主导之差异，那些西方的评价体系和有色眼镜都不再具备在中国的现实基础。

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企业领导人的要求完全不同。在私有制情况下，要求资本家能够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剩余，少数人的控制权越大越好。换言之，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致是合适的。在公有制条件下，在毛泽东这条道路上要求企业领导人大致上（不要求100％）做到不乱伸手、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索取剩余，这样才能让群众确信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保障的。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受到群众信任的一个认识关键是：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去占有和索取非分的社会剩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内置于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之中，表现为社会评价体系和伦理规范的对立。

毛泽东时代的努力过程是通过建立人们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信任，在此信任基础之上再去调配物，这就要求对企业领导人要做直接限制和要求。而资本主义制度就通过占有物去调配人，它是间接的管理方式，它对企业领导人不做直接限制。——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从间接管理和直接管理的差别入手的，最后把受政权管理下的个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个人自由、个人命运与个人主导生产地位对立起来；而在私人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哈耶克就完全放弃在资本驱使下的个人命运和遭遇问题。而哈耶克的中国追随者们则更进一步，把个人命运的视野完全抛弃掉，把资本主导的社会问题完全归结为效率问题，赤裸裸地站在资本的立场上。

其实，“个人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乃是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除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社会之外，个人的命运总是从属于某个庞大的、个人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参与意见的机构，这是现代化大生产急剧膨胀到囊括一切人的社会后果。哈耶克的反对和以及他对于自由的言说，对于现代化大生产而言不过都是空谈而已。

社会主义管理思路对人直接限制、直接调度和直接管理，这与间接管理的差别一直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个理论资源。20年来的这个理论资源的重大发展是，他们发现可以跟在哈耶克屁股后头，用“人权”的话语去解构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管理模式。——凸显这两个不同管理模式的区别并进行歪曲的解读，算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个重大理论进展。

看清楚了毛泽东时代的直接管理模式和私人资本的间接管理模式之差别，就很容易理解左右两派在政治上的相互攻击。

毛泽东时代使用政权的力量，对人进行直接调度，隐含的底线是每个人都给你一个位置，谁都不排斥，社会主义最终承诺给每个人一个机会，给每个人安排一个位置。既然在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中，个人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社会管理给每个人一个机会的承诺只有政权愿意担当，而资本则必定要搭配某种性质与程度的排斥机制。

当然，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是至少百分之八九十做到了——兑现这个承诺，但那时是将完全兑现这个承诺作为长期努力方向的。直接管理，我人人都管，从经济上给你最低保障；从道义上、从最终发展方向上、从制度设计原理上，对于每个人，我都要给你一个机会。

承诺要给每个人一个机会，这就给管理者带来一个麻烦——我不能随便开除人！这意味着不能把对人的选择性排斥作为管理手段来使用，亦即管理者的控制权很有限。一旦控制权很有限，事情就会变成：工人如果不满意，他老婆可以到工厂门口破口大骂厂长，生产队里的“泼妇”就可以破口大骂生产队长。——这种特殊形式的舆论制约能够发挥反向监督作用，其结果是又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管理工作量。

分配上相对平均也是高积累政策的配套要求，因为有限的剩余要集中用于快速的工业化，那么给工人的工资就相当低。——例如，1958年开始制定的工资起点，二级工就是38块钱。——由于剩余要集中用于工业化所需要的高积累，因此就无法用来建立分配上的阶梯并作为管理手段去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的“官”是不那么好当的，舆论可以进行反向制约、对人的选择性排斥机制受到很大限制、物质刺激政策也不容许大规模使用——结果，控制权很有限条件下的管理压力问题最后总是向上传递，常常导致某种政治打击手段的引入，管理成本和压力在党内常常以“路线分歧”的形式进行表述，文革前后的党内分歧多数与此有关。

后来的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不断抨击毛泽东时代“工厂办社会”现象（亦即工厂有配套的职工医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电影院、疗养院等庞大的附属机构），其实导致这一现象的真实根源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跟这38块钱的低工资水平有关。——如果要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职工子女的就学、入托问题，那么这个38块钱的低工资肯定就不够花了；因此，必然要寻求一条非市场化的出路，从而用合作方式来进行就是必然的，亦即在“工厂办社会”过程中间用这种隐性的福利给你一点补助。因为如果不配套这种东西，那么人人都没办法忍受这种低工资；所以只要还处于高积累、低工资状态下，就必须要配套这些东西。

在毛泽东时代，这个社会一个很奇特的景观，就是人居住环境的高度稳定，好像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很封闭的社区，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那么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越是这样就越发把工厂变得像个农村，变的像个很稳定的社区，一家子几口人甚至几辈人都在这个工厂里面，这也跟农村一样。在这个封闭的社区里，民间对精英们的反向舆论压力非常大，工人可以在舆论上制约厂长，而厂长却没有办法制造舆论来去压制工人。

反向舆论压力起作用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社会身份分化不严重。——现在的厂长都住富人区，与工人截然分开；而原来的厂长都住在工厂宿舍区，充其量他住两居室而工人住一居室，可能就这个差别。这也限制了管理者的支配权。

相反，私人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我不保证给你们每个人一个机会，但是你在我这里可以来去自由，在市场上进行双向选择，管理者可以对员工进行选择性排斥。——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社会主义给予人们最低生活保障，但是选择了政权力量作为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这必然意味着直接管理。哈耶克就说，你这样的集体化和直接管理的特点是“通往奴役之路”。

反过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私人资本主导的指责，就集中在说，你们资本主义制度人吃人，用旧上海常常有“路倒”没人管的事实，说很多人死在马路边和阴沟里，人都成了“路倒”，你也不管，太没有人性。——这是拿着资本主导社会必然会有的选择性排斥机制说话。

显然，两个体制在管理特点上的极端不同，最后就演变成为不同的话语资源。这两个不同的话语资源之共同的特点是，用个人的命运去解构对方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模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间接管理模式要求一定形式的社会排斥机制起作用，没有相当程度的排斥数量，间接管理模式下就无法集中适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福特在大萧条时期看到失业工人很高兴，说只要他们饥肠辘辘地在街上游荡了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最好的工人。可以想象，排斥机制覆盖面越大，间接管理的威力才会越大；没有排斥机制，间接管理模式就要破产。

初中生

五、安全目标和长远目标优先政策下的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紧张化

“重工业优先”政策可以用纺织工业的发展为例来帮助理解。

解放初期，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都依赖一个纺车在家庭内部解决穿衣服的问题，妇女常常要为此起早贪黑地劳作，还不一定能够穿上像样的衣服；为了避免繁重的家庭劳动，唯一的替代方式就是多建纺织厂，这样就可以多生产布，可以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

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建更多的纺织厂，在钢铁数量很有限的情况下，那就要优先使用钢铁去建设更多的纺织机械厂，在建设纺织机械厂之前，肯定要先建机床厂，在建机床厂之前，先要建钢铁厂。——这就是“重工业优先”，也就是1958年说的“钢铁元帅升帐”，用这样一个很通俗的说法就完整表述了“重工业优先”或者“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内涵，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或者高妙的东西。

如果说解决穿衣问题的工业化需要分四步走的话，那么重工业优先政策执行到197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国大致上已经把前三步走完了，钢铁厂建完了、机床厂建完了、纺织机械厂也建完了，就剩下建设纺织厂这一步了，“重工业优先”的政策马上就要见到最后的效益了。——以湖北为例，在1970年代末期，黄石、武汉、宜昌三大纺织机械厂都已经投入生产了，按原来的企业分类标准都是国家大二类企业，规模都很大的。如果他们开足马力生产的话，一年可以装备十几个纺织厂。正是在这个纺织业生产能力支撑下，在1983年取消了布票！而我们是在1984年才开始尝试进行城市和工业体制改革的。这就是说，在改革见效之前，纺织业的生产能力扩张已经完成了。在这个纺织业扩张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勒紧裤带”几十年的大跃进成效，我们当初要快速解决“国民穿衣工业化”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

我们工业化的最初规划目标，是从解放前洋钉、洋线、洋布的基础上开始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品“有和无”的问题，第二步才是解决“好和坏”的问题。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工业产品技术标准常常是1950年代的技术水准和要求，这是由于当时要淘汰和替代的目标是解放前小农社会中手工纺车那样的解决穿衣的生产方式，中国工业化的现实起点就是这二者。

新中国建立的纺织厂生产的布，年纪大点的同志都知道，像白细布、哔叽布、斜纹布都是处在1950年代这样的技术标准上。不仅跟今天我们使用的布料有很大的距离，就是跟当时美国、日本也有着很大的距离。——这就是改革以后主流经济学家长期抨击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依据所在。

“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存在是“有和无”的目标还没有最后完成，民众20多年内还在受布票配给制的限制。主流经济学家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就是不愿意看一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什么，也不愿意正视在1970年代末期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进入“好和坏”这个第二阶段的事实。换言之，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通过社会排斥机制去集中分配资源，并支持技术标准迅速提高和实现自身消费欲望的意愿非常强烈，这妨碍了他们看问题的视野，他们不愿意正视中国工业化的具体阶段，也漠视生产劳动者的努力成绩。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人们为了将来的福利快速增加，要承受当前福利减少的代价。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决策而言，是“把未来的分配状况改善”作为政策依据，以承受“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减少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这样的政府决策在民主制和任期制下是难以做到的。

“重工业优先”政策是以减少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和剩余为条件的，决策依据是长远利益先于当前利益。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普通的工人农民并没有特别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新中国提供的工业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与他们在解放前的消费状态相比还是有进步的。

但是，那些有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感受到：只要改变资源分配方式就可以使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之消费水准迅速与欧、美、日接轨的可能性；可是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又被毛泽东捆绑在一个落后的消费水平上，因此精英阶层对此极为不满。——这个不满最终积累为一种政治上的势能，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合法性。

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工业化目标，受到两次挫折：

第一次挫折就是在大跃进以后的大压缩。从1962年开始，刘少奇他们主持压缩了1700多万工人，亦即在大跃进时期上的大多数项目，后来都说成是“盲目上马”，结果倒是真的搞了一个大规模的“盲目下马”，最终这导致了工业储备项目严重不足，使得工业钢产量到1970年代初仍与1950年代末持平。也就是说，钢铁工业是十年徘徊，这是第一个波折。

第二个波折也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关。三年困难之后，全国人民对这个粮食、副食品短缺带来的紧张关系是感受很痛切的；由于这个时候国际形势也相对缓和，因此中央高层也形成了一致看法：准备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把吃、穿、用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有限的资源优先满足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

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最终没有采用，其原因是在1964年时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准备升级越南战争，这给中国的资源分配政策带来重大限制和变化，有限资源从此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在工业布局上要优先满足战争条件下的生存需要——这又导致了投资效率下降和配套成本急剧攀升。

受美苏对中国压力的交互作用，这个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美国在南边威胁中国安全的军事行动开始了，这又对苏联产生了很大的鼓励，苏联也因此变得有可能借此机会捞一把，利用这个对他们有利的形势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后来，这就表现在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上。

因为中国的安全形势不利，美国和苏联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力量以及对中国安全的压力，低成本捞取政治上的好处。1963-1964年的中苏论战和公开分裂，明显助长了美国对中国的觊觎之心；而美国在中国南面边界的军事压力，又给苏联一个有可能低成本榨取中国让步的可能，助长了苏联的莽撞行为。国家的安全态势急剧恶化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所充分掌握，因此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一切侥幸心理和幻想都被迅速放弃了。

在196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四月提纲”就说工业和国家建设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原来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以吃、穿、用为主，这时又改回“以重工业优先”。而且，在这过程中又特别强调了要注意战备的需要，于是将重工业的建设成本提高了。

由于在“重工业优先”中又要“优先布置军事项目”，因此为了战争期间的生存压力，在工业布局上也客观降低了投资效率和产出水平。——原来你可以在大城市建的项目，现在要进山、钻洞、分散，而且规模要小，很多地方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就使建设成本规模效益都很不好。在投资和建设效益上，有限的资源必须要以战争期间的生存能力为第一依据进行布局调整，这样的效率损失是非常大的。这个效率损失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安全支付的成本和代价。

中国企业布局和规模效益很差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这个时候中国的安全态势有了很大的改善。1973年开始执行的“四三方案”，在布局上就脱离了原来的战备考虑。——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管制和禁运，这时我们国家拿出43亿美元进口了十三个化肥厂、四个大石化工厂，一个烷基苯厂，两个电厂，这样总共一百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在布局上主要是分布在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而且规模是按照国际上产品规模建设的。虽然这个调整过程由于文革和改革交接时期的政治干扰而没有最后完成，但总体趋势已经开始了，就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减少了当前可分配资源和剩余之后，国家安全原因又迫使中国政府选择一个低效率的布局和规模，同时制造枪炮的需要压倒了制造面包的需要，安全成本的支付也同样降低了民众的当前福利；因此，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紧张关系，就这样直接受到安全成本支付和长远利益优先的影响。

除了解放初中国的起点很低、人均资源不足之外，上述两个因素是毛泽东时代资源分配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为了国家和民族安全，为了长远利益，人们不得不忍受当前福利的减少。——这就是精英们后来主导政治变局的能量之一，他们不承认安全需要成本、不承认长远利益优先、不承认多数人的普及比少数人的提高重要。

从近现代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国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建国时90%的人口是农民，而且社会剩余非常有限，是一个洋钉、洋线、洋布的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建设，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按产品量计算，是世界第三位，仅仅少于美国和苏联。然后，从整个工业化进程来看，已经到最后冲刺阶段。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1970年代就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一九七五年初的四届人大定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已经能看到我们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能指望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了。当时的认识起点和高度就是：按照当时的口径叫做“一个初步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成了”。——按照我们1985年第二次工业普查的数据，到197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82.1%的工业装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工业装备进口，除了1950年代苏联的156项和1970年代的“四三方案”之外，其他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初中生

六、 如何向官僚精英群体施加工作压力及这种压力的传递机制

我们刚才讲了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实施管理工作面临着严重的控制权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规则中间，精英们基本上没有与控制权相一致的剩余索取权，消费层次与平民阶层落差太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积累起来的政治能量。

在这两个视野里去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分歧和争执，是非常有意思的，咱们的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既没有捞到他们满意的好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下精英们的管理工作还特别不好做。

关于管理和控制权问题，在这里我们讲两件事：

一个是明代晚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搞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然后再用这个特务机构去控制各地的官吏？对于这样的选择，原来我完全不懂，就跟着咱们的教授们认为皇帝很腐败无能，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形式很落后，他们除了残酷专制之外，管理水平不行，最后落实到“坏人不办好事”的解释上。

到1990年代看到朱鎔基搞财税改革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中央政府收入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地方政府拒绝给中央政府上缴收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和控制权不足，最后没有办法了，到1993、1994年的时候干脆进行税制改革，建立两套平行的税收机构，以大幅度膨胀的收税机构、收税人员和收税成本为代价，把主要的税种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当地方支出不足时，再由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进行转移和补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地方政府，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朱鎔基的税收制度改革背景，与晚明时代背景有很类似的地方，都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僚群体失去了正面的、良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晚明的皇帝在失去了良性的影响力以后，他就使坏招，反正我没办法从正面影响你的话，那你们这些个官僚还要不要命吧，我派的特务就在你边上，搞不好就搜集你的证据搞一个满门抄斩，就用这个东西来吓唬你、控制你。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体制的穷途末路，或者说是管理的破产、管理手段的破产，最后只能用这种流氓特务的方式来控制官员。这说明整个行政体系里的制度和程序控制方式完全失效。

此外，在深圳也流传了一个笑话，真假不清楚，就是说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不用办公室和已经登记的手机跟朋友通话，而是跑到街上打公用电话时才说点私房话——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

在政府失去对各级官僚精英群体的良性影响力方面，有一个农民编成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是说“村骗乡来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基层不兑现。”——农民具有痛切感受的沉重负担问题，中央为此发了几十个减负文件，严厉要求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农民纯收入5%以内，但是多少年来从来不生效。

如果官僚精英群体变成了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行政权力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非常可怕的，足以使一切行政管理和控制手段失效！因为跟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去追求自身利益所能获得利益份额相比，中央政府能够采用的制裁措施就很难管用了——良性管理手段失效了！

如果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向“理性经济人”方向发展，而且贪污被抓的机率很低、贪污的风险很小，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建立瓜分经济利益的同盟进行相互勾结，以实现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进程。这个时候就是上上下下各种权力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那么这时再去进行突破就很困难了。

《韩非子》里面有个寓言故事，说的是“社鼠城狐”之患，就是说老鼠和狐狸跑到人们不便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地方躲起来以逃避被抓的风险，用来暗指官僚精英群体自己贪污却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向国家政权转嫁成本和风险，以逃避受到制裁的可能性。——辽宁的反腐败的力度一度比较大，结果形成一些政府官员根本拒绝办事的后果！还有，最近国家电力公司的负责人说，公布审计报告打击了国电职工的积极性！这些基本上还是先秦“社鼠城狐”的故事。

政治问题不仅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国家目标、保证努力方向的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运用权力去组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发展生产，势必要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精英群体，如果这个精英群体实现了整体化，显然他们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为模式就具备了条件，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控制手段去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良性的影响力呢？在这样的视野里，回顾毛泽东时代和后来的文革大民主运动就很有意思。

三面红旗是1958年正式表述的，但实际上整体框架在1956年就已经全面具备了。在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我们国家工商业改造已经完成了、私人资本已经被赎买了、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里面了，新中国建设已经完全排斥了私人资本主导模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最后成为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蓝本，在政治报告肯定了业已完成的既成事实并得到通过以后，三面红旗的实质性内容都已经具备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模式和“农业依靠集体化来增产”的路径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一规划。

官僚精英群体的个人只要是没有真正达到“非理性经济人”状态，就必然要对此有所抗拒。在这个视野去回顾从1956年到1958年的高层分歧，显然就有很不同的判断。——虽然政策已经确定，但是要很好地落实还是需要做工作。

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做了许多探索，并试图引用党内的力量去促使党内工作作风的转变——在1957年的“整顿三风”中，毛泽东要求实现“开门整风”，要知识精英出来说话，试图让他们的批评成为党内官僚精英群体工作的良性压力。结果，反而引致官僚精英群体的集体反弹，变成了一次“反右”运动，还大大地扩大化了（指由毛泽东预先估计的全国右派大概只有5000人左右，到邓小平主持的“按指标揪右派”，最后竟然扩大化到揪出55万名右派分子）。一些人，包括当年的右派林西翎也认为毛泽东后来承认是“阳谋”和“引蛇出洞”，实际上是从自己最初的立场上后退，因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痛下决心与官僚精英群体决裂，这个决心直到1966年才下。

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毛泽东亲自给官僚精英群体做思想工作并辅之以政治压力，毛泽东不仅拉着党内高层官员到处开会，而且他还亲自出场做了超过100场的讲演，还亲自推动并形成一系列的决议，以形成决议的程序和制度去压党内高层官员。由于仅仅是正面推动还有困难，因此毛泽东还动用非常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今天被“非毛化舆论”反复诉说的几件事情中间，就有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右倾，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很明显是毛泽东拿政治压力当管理手段使用的结果。

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把这个建设思路归结为“三面红旗”，并通过大量宣传让普通群众掌握，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群众中间建立“政治正确性”的氛围，以期规制官僚精英群体。邓小平在1980年代搞“不争论”，实际上还是部分受到毛泽东1958年“政治正确性”建设运动的压力，不敢轻易去正面抗衡毛泽东时代舆论导向，只能是选择“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在“八大”之后竭力落实并规范高层官员的努力过程，不仅不像后来描述的那样厉害，还受到一些人发自内心的同情。我后来访问到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他在文革初期主持大学组学习文件，借此机会，他看到了从1957年开始的毛泽东一系列文件和讲话，包括在这中间1962年的一段争执。他说，他对毛泽东非常同情，毛主席讲了这么多了，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些人就是不听，连他的秘书田家英也不听，这些人太可恶了！所以他就认为毛很值得同情，从而他对毛开展文革就很理解，进而他自己就支持文革运动开展和造反派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他说，自己这个选择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同情，由于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就缺乏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因此就是要群众起来发挥影响帮助毛主席。

因为始终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推动官僚精英群体去积极工作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去看毛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实际上是说：“你干不干，再不干给你戴个政治帽子试试！”——其实就是用给你戴个政治帽子的方式施加压力。

虽然“八大”政治报告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中央委员和政治常委在大会上也都举手了，但是要在现实中间积极去落实和贯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报告说农业怎么做，工业怎么做，大家都同意，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中间做和不做、慢做和快做、积极的去做还是消极的去做，是有很大差别的。从这个里面就看到毛当时的心态。

毛在使用“右派”这样的帽子之前，除了几十次、上百次讲话以外，还积极主动做些表率工作，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毛是一个理想家、战略家，只干大事，但当时毛并非完全是这样的。他在1958年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呢？亲自总结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然后又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进行宣讲。——你们不去做、不爱做、不积极地做，那我毛泽东亲自告诉你们怎么做，就是一条一条总结该做什么、怎么做，毛亲自总结的。像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是秘书的工作范围，毛亲自给这些人当一回秘书，帮助总结出来，在南宁会议上讲了一通。讲了一通还是不太管用，接着又开成都会议，后来才是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决定建立人民公社，从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作为一个联系县政府和村庄之间的、强有力的政企合一的组织。——既承担政府功能，同时也是一个企业性质的机构。乡村技术服务和办农村小工业的努力也都是在人民公社层次进行的。

1980年代的宣传说，大跃进就是极“左”！三面红旗就是极“左”！更重要的联系是说它就等于“浮夸风”，然后还把这个“浮夸风”说成是三年困难的原因，最后要毛泽东作为三面红旗的决策者为所谓“饿死三千万人”负责。——这就是今天的主流叙述和多数人接受的信息。

“浮夸风”和三面红旗并没有直接关系，“浮夸风”只与官员的政绩和评价有关系。但是，如果说毛泽东要搞大跃进，那么官员们就一定要用“浮夸风”来应付，也说不过去！所以，需要分析政策和路线与大量“浮夸风”之间的传递机制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建设是不是要“少慢差费”，能不能实现“多快好省”，这个差距体现着私人资本主导能力和政治权力动员强度和能力的差别。政权主导能力的很好发挥，必然要与官员的工作努力状态相联系，如果能够顺利推动官员向前努力，“多快好省”乃是必然的结果，毕竟政权的积累能力要大大高于私人资本的作用。

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不是一个普通的难题，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困难，如果谁能把这个困难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谁就是神仙，得个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根本不值得一提。现在所有全世界的资本家在为这个问题操心，从1990年代以后，研究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激励相容和契约理论，就是要为资本家解决怎么监督经理层的问题：股东怎么让经理班子尽心尽力的往前冲、董事长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控制和激励总经理，为此已经很大方地发出了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个问题不仅始终没有解决，而且至今连像样的答案都没有。

虽然资本家企业规模更小、控制更容易，但是几十年来还没有找到好方法。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得很多，也给得很丰厚、很密集，就是希望重赏之下出勇夫，聪明人都来帮助想办法，本质上是想要影响全世界高人的努力方向，要大家都要来想这个办法，为资本家们共同操心的问题出谋划策，费点心、费点力帮资本家们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结构性难题。而且，越是在毛泽东那种需要政权主导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体制中，这个结构性难题越就突出。所以，毛泽东费尽心思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毛泽东用了所有手段还不管用，这个时候来个绝招——政治压力，毛泽东只是在几十上百次思想工作不能生效的情况下，非常谨慎地选择对能够深涵周纳的周恩来总理用了这招，希望通过将这一招使用在周总理身上所引发的示范效应能触动官僚精英群体。

刘少奇、邓小平看到毛泽东将戴政治帽子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个方式最是简便易行，基本上不需要费心费力，那他们也来照章办理，结果1958年刘邓主导了一个规模很大、对官僚精英群体造成很大政治压力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在1980年代完全不敢宣传！

这个“竖红旗、拔白旗”运动，还不仅仅是今天的“末位淘汰制”那么简单。在这个运动中，政绩不行的人不仅要下台，还要被说成是“政治上的敌人”！——有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叫何载，后来担任过中组部秘书长，他就是在1958年“竖红旗、拔白旗”运动时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下放到农村干了20年农活！可以想象一下当初“竖红旗、拔白旗”运动对官员的压力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到毛泽东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有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交代，然后不得已才偶一为之，而且还特别选择使用对象。但是，刘邓在大范围内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这些前提和后果都不考虑。

这个“竖红旗、拔白旗”运动，给各级官员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压力，又缺乏适当的引导，听任“浮夸风”蔓延和相互激励，结果导致官员即使出于自保也得跟上这股“浮夸风”。

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本身与“浮夸风”没有关系，但是刘少奇为了简单地推动官员工作，盲目使用政治压力，又缺乏及时的引导和调节，结果带来各部门、各级政府争相浮夸，盲目地进行数字上的跃进。结果，竟然导致连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压低高指标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毛泽东为此进行过多次会议和调整，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前期，各地诸侯竟然都拒绝买帐！

“竖红旗、拔白旗”运动搞得官场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居“白旗”，就是在这个非常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各个地方争先恐后地制造出先进典型。

湖北省的先进典型是从王仁重亲自跑到襄樊地区搞的，他到襄樊老河口伙牌公社搞了个典型，说小麦亩产3215斤。湖北西北部是小麦产区，而靠武汉周边是水稻产区，王任重放完3215斤的小麦卫星之后，还是心里没底，怕自己搞不好要当“白旗”，于是他一个电话打到孝感地区，当时地委书记不在家，地委魏秘书接的，王任重说：“历来低产的小麦已经达到了3215斤，向来高产的水稻应该达到多少斤？你告诉家吉！”——孝感地委书记叫王家吉。

王仁重亲自从襄樊跑到孝感来蹲点，在孝感按照王仁重的部署准备搞一个“亩产千斤县”。王任重说，千斤县里面必定有亩产几千斤的公社，几千斤的公社里面必定有万斤田！——“亩产万斤”的生成逻辑就是这样的。

这样搞了两个月，各种各样的高产典型都出来啦。我访问过一个人，就是当年孝感地委魏秘书——当时就是他接的王任重电话——此人后来参加文革，是个造反派，所以没有升官，留在民间，还可以访问到。在合作化时期当时地委书记出题，他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这个文章受到毛的肯定，收入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

在1958年的时候，上级布置了很多任务，叫他天天下去采访，看哪个地方出现了万斤田。先是把他分到应城去，可是那个地方的农民懒得做那个假典型，于是把那个稻子割掉，留一块很密集的谷蔸子给他，要他们按照每平方米谷蔸子有多少个稻穗，每个稻穗多少粒，重量是多少，你就乘吧！结果七算八算，算出来有七千多斤。他心里正着急找不着万斤田，结果王任重亲自蹲点的那个县出了“万斤田”！后来又要他去武昌县豹獬公社去，那是湖北省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延春的点，王延春也要出“万斤田”！这块田见报的时候竟然说出了3万7千斤！——你看，在“竖红旗、拔白旗”运动下，参与造假典型的干部级别都是很不低的。

当时很多武汉大学的大学生下到农村去，刚好有20多个同学在那个公社调查，当时很多大学生来自农村，他们对农业生产很清楚，根本不相信“万斤田”，何况亩产3万多斤呢？于是大学生们就去访问农民，结果贫下中农开了会，统一了口径，说“真是这样！”可是，由于地主富农没有资格参加这种贫下中农会议，因此后来学生就问到富农，他们就告诉学生们假典型从哪几块田搬过来的。那些学生去田里一看，是呀，这谷蔸子都哪儿去了？

在验收的那一天，有新华社记者和农业专家参加，王任重还亲自带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派了人拍摄电影预备向公众播放。那个时候的人还是很天真，以为事关真假，完全不关心造假干部的个人得失。带队的老师姓陆，陆老师冲上去说：“王秘书长，王秘书长，你们赶紧回去，这个样板是假的！”——这样一来王任重就很紧张，这让他大大丢脸了！于是，他自己回去了，把王梁留下来主持开斗争会，可是那个陆老师很顽强，三天三夜不投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最后没办法，就给他施加组织压力，把武汉大学副校长何定华（何定华后来在“文革”时被王任重亲自定为“三家村”）找来。何定华就赶紧道歉，说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把人都带走了。——从这个里面可以想见，当时那个“竖红旗、拔白旗”运动给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共产党这个官僚精英群体，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特点是由于多数人是打仗出身，因此其组织纪律性好，这个方面是优势；第二，因为是一个新政权，还不太腐化，心中还是有诚意想把事情搞好，但毕竟是文化水平极低、没有管理经验，做工作容易简单粗暴、整齐划一，这一点在这个“竖红旗、拔白旗”运动里面就暴露得很明显。

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到处都有反映。毛对这些问题都很清楚，早在1959年4月29日（庐山会议召开之前），他就已经特别写过一封致党内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要求向下一直传达到小队长手里，要求他们按照正常情况去安排工作，不要理会上级的高指标。——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应该说是比我们的管理经验多得多，对整个现实都把握得都很好，出现这些弊端表示理解，付出的代价可以作为“交学费”，但是错误不能总是继续，下面要改好。为什么说毛泽东1959年说“这是个学费”，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制度和程序建设的成本支付问题，合格的干部和制度要建立起来并为人们接受，需要一个正规化过程和时间，在正规化早期出现了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和各种失误，确实具有不可避免性质。——喻权域老先生参加过土改，他说一般要换三拨干部才能把合适的人选换上来，先是勇敢分子当干部，接着是思想好的上台，最后才有德才兼备的干部出来。

建国后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没有走上正规化，没有建立起一套组织考核体系，现在通过1958年的这个挫折过程，想借此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毛泽东既严厉批评，也抱有宽容和谅解态度。——这与彭德怀觉得“机会难得”不同，彭德怀不仅仅是有话要说那么简单，实际上是不依不饶地要求毛泽东出面去追究一线领导人的个人责任。

我们今天那种“造假政绩”的方案很精致、很委婉、很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发现的结果就是不容易改正。我认为相比较而言，当年“亩产万斤”的“造假”更容易改正，如果非要“造假”不可，那就“亩产万斤”好了！

今天一些精英们说，那个时候人们都没有常识、发疯发颠；在那个时候，似乎只有他们现在“追认树立”的那几个典型人物才有起码的智慧。——这只能说明精英们自己理解能力的贫乏！之所以出现那样的问题，是“竖红旗、拔白旗”运动的政治压力造成的。在今天，精英们为了要袒护真正应该负责任的人，就把明明是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失误造成的问题局限在技术和认识层面，结果叙述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弱智故事。弱智是精英们的弱智，因为他们完全无法识别政治过程的特定场景。

毛自己指责周恩来，但他的前提条件是“我给你们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我给你们作了几十上百次讲座”，但是你们根本不办！之后他才选择了施加政治压力。但是刘少奇和各级机关他就没有毛泽东这些说服教育工作，也没有交给工作方法，他就是简单施加很强大的政治压力，结果搞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浮夸风”高潮，结果使得国家管理失去了正确的信息。

“浮夸风”达到什么程度？当年统计上来的1958年粮食年产量达到10500亿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国历史上粮食最高产量是1998年的10246亿斤，与其相比还差约300亿斤。可是，就是这个数据，还是李先念还认为是自己比较谨慎才采信的数据，结果毛主席说：“要打三折！”——结果，最后见报是7500亿斤，才打了七折！到庐山会议前期，再调整为5000亿斤，也不过就打了五折！

这个“竖红旗、拔白旗”运动，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王任重这些省委书记一整批人，全部都有责任，倒是毛泽东没有什么责任。毛从主持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到自己亲自给六级干部写公开信要求实事求是。可是，1980年代的宣传目标是要突出毛泽东的对立面，并且把责任推卸给毛泽东，以解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结果在宣传上就必然要省略这个至关重要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的环节。——结果在宣传上，前面有大跃进，并命名为“极左”；后面有“浮夸风”，把它命名为“瞎指挥”；可是中间偏偏缺少了在管理过程的传递机制和作用过程，“极左”决策究竟是怎么传递下去并执行成为“浮夸风”的？由于省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的环节，因此使人感到非常费解，只好是把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和记者作为“弱智”和“疯癫”去理解。这就是因为政治责任问题涉及到了敏感人士，所以只好在历史叙述中把“竖红旗、拔白旗”运动屏蔽掉所导致的结果。

这个“竖红旗、拔白旗”运动因为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不一致，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回忆录中提起过。1980年代的历史叙述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要重新评定毛和他的对立面谁是谁非；现在2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因此需要把这个传递机制加进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后来的困难期间，“浮夸风”确实是部分地区严重灾害的直接原因，最著名的就是“信阳事件”。信阳地区是“浮夸风”典型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是“红旗”插得最多的地区。当时信阳地区是450万人，饿死的人的比例相当高。我后来访问过一个人叫杨珏，他在吴芝圃1957年发动反“潘杨王”运动时被打下去，1962年他回去主持工作纠正“浮夸风”，对信阳饿死的人数进行过核实。死亡数字最开始有两个，一个是120万人，一个是80万人，最后他们核实了在信阳这个地区饿死了100万人，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饿死。——这个事件极其严重，促使了毛泽东对整个官僚精英群体进行重新认识。1960年的时候发了个中央文件，开始提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其背景就是信阳事件。

从鼓吹和执行过程看，应该说“竖红旗、拔白旗”运动和“浮夸风”的第一号责任人就是刘少奇，但是他从来不检查自己。我们今天的所谓“主流历史叙述”说，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了责任，所以是刘少奇的威信很高。可是实际情况是，当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两次讲话收入了《刘少奇选集》。他在这两次讲话中反复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意思是说“我没错，都是你们这帮家伙在下面各搞各的，搞坏了！”——这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相反，毛泽东却承担了责任，但实际上“竖红旗、拔白旗”运动跟毛泽东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的胸怀和气度，在七千人大会上令人们对毛泽东很是心折，毛为了安抚大家帮助刘少奇擦屁股，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次会议都不戴帽子，都不打棍子，刘少奇说的“反对分散主义”也算帽子，但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办，大家下去还要把事情做好。

这个会上的真实场景就是大家对毛非常服气，对刘极端反感。——因为“竖红旗、拔白旗”运动就是你刘少奇干的，是你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逼良为娼，然后还说是别人乱搞搞坏的，底下要是不报亩产万斤就给你划为“白旗”，还动不动就要上升为“敌我矛盾”处理，你自己反而不承担责任！

就“竖红旗、拔白旗”运动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刘少奇工作方式和个人胸怀之一斑。

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仍然是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继续进行站队，排斥各级机关中那些批判刘邓的人，以便巩固刘邓的权威。换言之，“反右倾”的错误是为了掩盖“竖红旗、拔白旗”运动的错误，结果是在错误的轨道上巩固了刘邓的政治地位，在“驯服工具论”的基础上塑造官场风气。——这就是邓小平1959年之后自信心极度增强，并且作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竟然6年不向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政治基础。

今天的历史叙述中，1962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批判“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后来被毛泽东称为“1962年的右倾”。当时批判“单干风”具体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田家英，一个是邓子恢。

毛批评田家英，说他“思想动摇，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能坚持立场，新中国要搞人民公社、搞工业化都是由政治报告和党的历次决议所规定的，作为政策制订者，对政策完全缺乏认识和信念，你怎么就随便一退就退到要搞单干上头去了呢？”毛对田家英就是这样批评的。

而毛对邓子恢的批评就很不一样，毛说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没有任何组织程序的情况下，到处乱讲跟党的历次政治报告不同的东西。”

另外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陈云。陈云当时对毛泽东讲，如果分田到户，四年可以恢复，如果不搞分田到户，八年还不能恢复。毛就问他：“你给我讲一个道理，为什么单干比合作恢复得快？你给我讲一个道理，工业化要不要搞？究竟怎么搞？”从此以后，陈云基本上就不在毛泽东面前出现了。大概从此以后，刘少奇也不重视陈云，陈云后来埋怨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反正从1964年开始，少奇同志就不通知我参加政治局会议了。”

在毛和他的对立面争论的问题，还是“八大”政治报告中间肯定的那个老问题，就是新中国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一个政治报告确实解决不了重大思想分歧，今天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都出了选集，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在1980年代“非毛化舆论”中被肯定为“八大”正确路线代表的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间，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领会了“八大”政治报告实质精神的！

相对而言，毛泽东个人比较具有前瞻视野，对政治报告和决议常常加以引用，只要在会议上通过了，就成为毛泽东加以援引的资源，并要求他的对立面认真执行。毛泽东作为党内的少数，常常把决议和政治报告作为做压力施加给他的对立面，要他们按照已经决定的方向去推动工作。

1980年代的宣传中，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错误，一个主要的宣传方向是说“毛泽东违反了‘八大’政治报告”，把毛泽东的对立面打扮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捍卫者。这个宣传方向的发明权要归功于邓小平，他首先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违反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

但是，根据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固然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也不反映刘邓当时的看法或者中央的集体认识，这个表述是秀才胡乔木和陈伯达灵机一动写出来的，事先只有毛泽东看过，经过毛泽东临时同意（而刘邓当时并未过目），然后在会议上被代表们表决通过的，更不反映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分歧。——邓小平是迟至1980年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然后主流知识精英和舆论宣传才大力紧跟的。

三年困难时期暴露了官僚精英群体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毛重新评价党内上层和下层。毛对上层采取缓和方式，自己亲自出马作思想工作，借助1963年开始中苏论战的契机，重新给政治局常委们和其他高级官员讲一遍理论课；对基层干部采取稍微严厉一些的方式，就是以清理经济问题入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

根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中间的回忆，中苏论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召集中央高层开会，包括扩大到吴冷西、王稼祥、张闻天这些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给中央高层上课，我们应该在政治上怎么做、工作的压力传递机制怎么样、怎么样正面影响官僚精英群体，核心问题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服务还是为百分之五的人服务，我们的立场站在哪一边。——毛仍然是试图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面的良性的、柔性的引导机制，避免像“竖红旗、拔白旗”运动那样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毛泽东吸取教训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讲课的效果在表面上还是不错的，大家一致同意说共产党当然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当然是要反对“三和两全”，当然是要和赫鲁晓夫相区别，这个一致的结论，最后就写成《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这个《九评》里面已经全面表述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而是要继续努力，为多数人服务，就是坚持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实际上，这是在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把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目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说了一遍。这是毛泽东选择的对高层干部的做法。

对基层干部的态度就是在农村开展“四清”，针对广大农民不满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在困难时期多吃多占的问题都清理一遍，“四清”的主题很简单，就是要临时赋予农民评价和监督干部的权力。原来的“四清”在农村的内容，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前十条”中间给予全面列举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管理”，实际上都是跟经济有关，跟干部的工作有关系。

后来，在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在“后十条”中就把这个“前十条”的“四清”的内容变成了单一的“清经济”。原来毛泽东的规划中间，虽然面上是经济问题，骨子里还是要解决权力的归属和服务方向问题，要农民自己起来说话，去臧否干部。经过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力发展之后，在“后十条”中的“四清”就变成了“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清经济”仅占四分之一，把四清的任务扩大了四分之三。

这个无限扩大了的运动目标，显得漫无边际，难以操作，据说学习文件就花了几十天，被毛泽东批评为“繁琐哲学”。四清工作队下去之后又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连什么的，好像见不得阳光似的，一个应该公开进行的政治教育运动，变成了抓特务式的秘密侦察，必然就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和极大地偏离原来的目标。

刘少奇在湖北省四清干部动员大会上有个讲话，其认识论和哲学基础就是“四个交叉”，四清和四不清交叉、敌我矛盾交叉；在“打击矛头指向谁”这个最关键的执行方针问题上，他提的执行方针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这样，四清工作队下到农村后就划新富农。

本来，四清运动是要解决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可是上级派了工作队下去以后，就变成了打击干部以外的群众。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出来以后，又升级成为把所有干部看作一团漆黑，要对他们进行秘密侦察和调查，或者要全部干部下水洗澡、放包袱下楼。——实际上意味着干部组织考核体系全部推倒重来，把1958年以来付出巨大学费建设的组织考评体系都作废，原来的考核标准都不算数了。

“桃园经验”就是先假定你们全部都是阶级敌人，所有的干部都上楼或者下水洗澡。由于涉及人数太多，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调查核实；于是工作队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就大量提倡自己交代，不再花时间去调查核实。鼓励你主动交代，或者积极揭发同事，甚至大搞逼供信，这样工作队就先解放你，定为一类干部、二类干部，作为可以依靠的对象；如果你不跟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配合，就把你放一边，不管你以前干得怎么样，个人品德、工作业绩都作废。

由于工作队的操作困难，因此他们核定的工作方式是一种简单化的工作方式，用这样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只能是制造问题。李尔重回忆说：“他们当年向毛泽东汇报四清工作方法的时候，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毛泽东选择了文革。

毛泽东后来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在表面上很左，其实是“形左实右”。在文革期间，批判这是搞“独立王国”，要把上下级关系变成庸俗的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通过“四清”运动变相地推广“驯服工具论”那一套东西，把党员和干部变成“驯服工具”，目的是要建立“独立王国”。学生造反派更加不客气一些，北京南下的学生说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张体学争辩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

事情发展这一步以后，毛刘分裂就非常公开了。刘原来在毛讲课的时候，表示都同意保证要站在多数人一边，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建立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上。可是一到具体主持工作的时候，就完全变了样，自己的“小九九”都出来了，迎合各省各地的干部“巴不得把下属都换成听话的人”的意愿，以及基层的“五风干部”“巴不得把四清运动的打击矛头指向群众”的意愿——干部群体的两个意愿，刘少奇都愿意主动地去代表，可就是不代表群众的意愿，就是没有要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的决心！

“后十条”和“桃园经验”两个东西出来以后，毛主席一看，问题还真不在基层干部那里，上层问题特别是中央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你们当面同意了，背后又另搞一套。这样“二十三条”就出来了，“二十三条”一个核心就是“运动的的重点是‘要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这就是毛刘分裂的真实过程，在新版的《毛泽东传》里面，有一部分选录了四清时期的一个内部讲话，毛刘两个人在讲话中间相互不接腔，你说你一套，我说我一套，各自的讲话都是一篇完整的意思。

毛下决心要搞文革，就是因为党内有组织的调整机制，党内的正面推动力量已经没有了，所有程序方法都已经用完了，那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我们的阴暗面，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来给官僚群体施加压力，施加良性的工作影响力。文革运动的决策，本身是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四清转移打击方向之后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文革初期，运动的重点和矛头又有一次改变，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白色恐怖”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喜欢写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日记后来被造反派得到了），当时根据刘少奇的布置，刘少奇给王仁重打电话说：“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30-40万右派。”王仁重一算，全国要打30-40万右派，我们湖北要在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里面打5%的右派。

本来经过“四清”的争论，文革运动方向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后来有人检讨的时候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知道文革怎么革，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即便真是有什么犹疑或者不确定，经过了四清的“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文革的目标和对象是相当清楚的，就是要解决干部队伍内部的问题，绝对不存在被误解为“第二次反右运动”的可能。

文革初期运动方向的改变，代表的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水平和阶级意志的初步觉醒，他们不愿整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愿意接受有组织的程序监督，所以运动对象和打击矛头一再被转移。1980年代邓小平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大大发展，毛泽东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没有人敢跟他正面碰，所以大家都无法纠正极左错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当然就要为很多大事情负责了。——但是，这个说法虽然为主流知识精英广为宣传，可仍然无法解释四清到文革初期的运动方向转移问题，倒是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一贯自行其是，6年不汇报工作”的说法，更接近于当时的政治现实。

刘邓他们为什么敢于转移斗争方向，反复不断地去整群众呢？这个目前缺乏文献支持，需要进行推断。师东兵写过一本书《中国第一冤案》，这本书主体是写刘、邓、陶如何被打倒的过程，还得过中宣部的奖项，他在书中提供了一种解释。

他说，刘邓当时判断在党内多数人都不愿整自己的情况下，他们有多数票，就算是毛泽东不愿意了，要公开跟他们翻脸，他们也不怕，所以敢于改变运动方向跟毛泽东叫板，把打击矛头对准党外人士和群众。刘邓之所以这么干不是误解，是他们判断自己有力量那么干，毛泽东最终也是无可奈何。

师东兵在书中也写到，毛泽东在1966年7月16日从武汉游泳回到北京以后，就着手扭转这个运动方向，主持撤销工作组，薄一波、何长工这些人很慌张，因为许多人在会上都争着向毛泽东检讨，背弃了原来的立场，结果多数票集团瓦解了。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候，反而是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十六条”。

如果刘少奇真是师东兵所说那样，事实表明刘少奇对大局判断严重失误，在毛泽东跟前他永远得不到多数票，即便是文革这样违背官员意愿直接针对官员的大民主运动，刘少奇也无法得到和维持多数支持，毛泽东相对刘少奇的权威是很大的！“十六条”能够在中央表决通过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些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从刘少奇手上夺权”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够争取到违背官员自身意愿的“多数票”这个重大政治事实。

“十六条”通过的时候，在公开性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被看作是文革起点的《五·一六通知》都是秘密发行到党内发到某一级别，不向公众公开的。而“十六条”一通过，第二天（1966年8月9日）就在全国各大报刊第一版刊登出来，政策就这样第一次直接交给群众了。

文革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政策的公开性，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的政策和意图，就无法体现出来。许多研究文革的“精英”们老是穷于挖掘宫廷内幕，完全不考虑“没有公开性的政策，就无法为广大群众对掌握和接受”的基本事实。

国家都需要管理，而中国的国家权力通过国家官僚精英群体的组织调配，去组织领导新中国工业农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权力行使或者管理中间，对管理者如何施加良性影响力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在组织程序有悖官僚精英群体意志无法运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最后是选择是动用群众的力量，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和激励。通过群众出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方式，来促使官僚精英群体实现真正的服务方向转变，文革的全部是是非非，我认为都要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里去认识。

对于“大民主”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性质，毛泽东认识非常清楚，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面明确表述过。对于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毛泽东也十分清楚，因为他本人就是革命家的出身。但是，在失去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对管理者的行为限制和监督，毛泽东认为需要、而且只有要群众出来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适当的威慑作用，让官僚精英群体看到群众的力量意志，知道有所戒惧，不能走极端。——在这个层面去评价文革，那么文革就没有什么理想主义色彩，更不是空想和判断失误，文革的成功和失败就要以对官僚精英群体的压力是否形成以及是否起过作用这一标准来评判。

当然一次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对管理者永远起作用；一次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尚不足以催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实现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的变换。所以毛泽东说，不要认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革”就能解决问题，群众压力在国家管理体系内部的传递是经常需要的。

以群众运动或者大民主方式向官僚精英群体施加压力，成本和代价是很高的，无法程序化和制度化，使用的前提是有组织的程序都已经失效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25 03:33 AM 編輯 ]

初中生

七、 中国近代以来文化革命与历史变迁的主体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精英们能够主导社会并创造历史，并把与此对立的观点抨击为“民粹主义”。毛泽东的观点向来是旗帜鲜明，认为中国的精英们由于自身地位的特殊性，无法主导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方向。鉴于精英们20多年的理论努力，毛泽东群众运动创造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是需要进行一些分析和回答的。

群众运动这样一种方式，有很多自身的特殊问题和特点，需要考察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去回答文革过程为什么会展开成后来那个样子。这样去评价文革，就不见得要求文革是不是非要胜利，是不是非要成长起来一批社会主义新人，是不是非要实现制度变迁，是不是非要变成理想的社会。

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在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管理困难如何解决？管理问题需要有一个良性的影响力，最低目标和起点是这个，那么最高目标和终点是什么？那就要看群众起来以后，和群众对立的那些力量相互博弈的运作过程。

在这样的视野里，再回顾一下为什么这样一场群众给官员施加压力的运动，可以叫做“文化大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回顾这个运动的宏观意义和认识论价值。“无产阶级”的限定很清楚，就是说主体是谁，而“文化”概念则需要进行粗略的界定。

怎么理解“文化”？按照汉语的本义，“文化”就是“人文教化”，是指在一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人的生物本性的那些特性。

在超越个体的宏观社会层面上去看问题，在社会上除了物质力量的作用之外，还有精神力量的作用。物质力量或者物质资源都是有形的，象钢铁、粮食，大家都看得见，这很好理解。而一个社会的精神力量却是大家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对人们的规范作用，人世间恐怕就很难与禽兽世界相区别，这就是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的特定形态的文化。精神力量或者文化的形态作用不足，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提到的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中间那种良性的影响力的丧失。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我个人认为“文化”的内涵还是先秦诸子划定的比较有理，他们把“文化”作为区别华夏和蛮夷、区别人和禽兽的依据。——你有文化就变成了人，没有文化就是禽兽，要不就是蛮夷。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模式。按照今天的流行词汇，文化要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界线。

文化也可以说成一个人的关于自己的未来过去、关于他人关系的整体的看法和个人应该努力成就的方向。如果要跟我们今天学术对应的话，文化相当于社会科学的整体作用，并且这个作用还要深入并内化为人的内心世界；也相当于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规划的一整套观念化的社会制度，这实际上就相当于马克思说的上层建筑诸范畴。

毛泽东时代不同于西方之处在于毛泽东非常注重文化建设过程。中国没有西方成长过程的内外部环境，中国终究需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式道路，那么如何规范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使他们主动意识到这个巨大的不同，让人们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通过自身能动的努力过程，去完成这一道路将要实现的目标；并根据正确的认知去完成自我制约、自我调节，让大家都能生活在一个这样一个合理的社会过程中间。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努力过程非常长远，在革命年代就表现得很清楚，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很集中地阐述了历史主体以及话语权如何服务于历史主体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列的文艺批判过程，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上去寻求不同于西方的文化。

重要的分歧就在于：历史主体是谁？如何为历史主体服务？服务的合适形式与内容又是什么样的？那么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风乃至后来的“反右”，直到文革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这一些列过程都是试图用政治压力去规划文化的发展空间，规划出一个与中国式道路相适应的文化建设的方向。

事实证明，这一系列运动的成就不怎么样！仅仅依靠政治批判过程去建设新文化证明是很不成功的。最近二十年来知识精英在回顾反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在咒骂和泼脏水运动背后表现出来的刻骨仇恨，大致上可以认为是他们当初所受政治压力的心理创伤的恶性发作，这一份幽怨的发作烈度，大体上可以度量毛泽东要进行文化革命和精英阶层抗拒文化革命之间的政治距离和落差。

毛泽东最先是指望知识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建设任务，结果是知识精英最反对毛泽东那种文化建设方向，虽然知识精英掌握着书面文化，最有条件完成文化革命和新文化建设工作，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最不愿意干这个工作。毛泽东最后发现无法依靠他们，从阶级分析观点和中国社会分层的现实去看，其实毛泽东早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是在1939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历史主体的选择问题，知识精英在建国后抗拒这样的历史任务，最终是坐实毛泽东早年的一系列判断。

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努力过程，就可以被合理地解读为毛泽东在低成本实现文化革命道路上的顽强努力过程，这个努力过程与他早先的政治洞见是不相符的。毛泽东提到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也必须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是精英阶层；对于知识精英，毛泽东一贯是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后在“资产阶级”这个定语的后面，还要再加上三个标签：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

在这个背景下去回顾毛泽东毕生的思想，他的矛盾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最终都要落实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会怎么样？”这个决定性的判断上。1939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很鄙视的腔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上，政治领导权也必须把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今天回顾从建国以来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冲突看，仍然涉及到这个“对精英阶层怎么看”的最基本判断。

文化的一个核心叙述和把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在一个竞争性质的社会中间，落实到个人、落实到相互竞争的群体、落实到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中间，如何去落实国家的政治主导权、剩余分配权和话语权的问题，或者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如何分配，如何限定其服务方向才是最合理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大是大非如果不清楚，就根本谈不上新文化的建设，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中国的精英阶层。

对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群体怎么看，他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个意义上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至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一直是消极看待的。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其基础判断是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的，在建国以后一系列改造学习和政治运动，也都是以这个判断为依据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好象在用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权服务方向去证实毛泽东这个判断。这一点很不幸，我们在坐的都属于这个群体，但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在民众中间的确是名声不好，而且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名誉越来越差，看小宋去西部农村支教，当地的农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要好一点，但是老百姓对大学教授对医生的印象都是很不好的。

哪怕在今天来看，在毛泽东晚年反复提到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上去对照着看，最后就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精英群体（包括知识精英群体、官僚精英群体、资本精英群体）会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有远见，有没有全局和系统的思维，能不能领导中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其实这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问题。

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全球竞争的态势下不大可能拥有对外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他们的优势不能在对外竞争中获胜，这个时候精英阶层如果把全部竞争优势用于对内竞争，对本国的平民阶层会产生什么样后果？——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判断。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就建立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上。

这个方面中国的情况应该说是很不乐观，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看法是对了，你要证伪毛泽东的看法要靠中国精英阶层自身的努力，你做的与毛泽东说的不同那就说明他错了。如果毛泽东说错了乃是一件幸事，就说明中华民族就很有希望。如果毛泽东的论断总是对的，这个社会前途就很悲观，发展下去说不定就是一场革命。

如果下一场革命发生的话，我觉得整个中国的精英群体的命运肯定是极其悲惨的，再获得在毛泽东时代的待遇是不可能指望了。因为毛泽东领导那一场革命，它的整个成本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里面，都是社会底层支付的。毛泽东的革命是用武力把反对派方面的力量完全摧毁了，在摧毁对手的过程中，自己聚集成一个庞大的有组织力量，新政权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对政权的稳定和不受威胁是很有信心的，因此才能够作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在内部讲话里多次讲这样一个意思——说“地富反坏右就算有5%，他们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千5百万人（这是60年代初的话），如果3千5百万人组成一枝军队来对付我们，那我们到要认真对付一下，他们分散在各处那就不要紧了。”有鉴于此，毛泽东还主张“人家地主劳动十几年了，还带着个帽子，现在总应该摘下帽子当社员吧？”不过毛泽东这个主张给地主去帽子的事情没有人给办。

一个政权如果很稳定而且不受威胁的时候，它肯定可以做到很宽容，就算是你反对他，而且它也知道你反对它，它也仍然可以宽容你，反正你坏不了大事，按照我们乡下的说法就是“黄花鱼翻不起大浪来”！——翻不起大浪来，你就可以继续存在，即使你什么贡献都没有，还可以养着你，文革后的政策对部分知识精英就是“养起来”。如果有可能坏事，肯定就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国内的一些地主和地方黑实势力蠢蠢欲动，结果受到了坚决镇压，当时全国是镇压了70万人。象我老家的几个地主，本来都在土改中间给他分了田的，结果在政权面临外来威胁的时候，又重新执行了镇压。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的成本和代价是非常高的，即便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样一场平民革命，其强大和稳固在受到战争残酷检验的情况下，也仍然是这样。

毛泽东直到临死之前，对知识精英的判断还是与1939年的判断一样，毛泽东在1976年还是这个态度，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还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文化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检验了中国新的官僚精英群体，他们的性质和问题如何，在文革的大民主中间，官僚精英群体是选择引导还是选择站在对立面上，这是无法隐瞒的，而且官僚精英群体的表现完全落在参加运动的群众眼里，想要进行辩解和掩盖都是不可能的。

由于公有制改造的完成，毛泽东时代没有经济精英群体，整个社会的分化和对立状况，将主要由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行为方向界定，民众的命运将取决于话语权和政权的行使和服务方向。——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上人与人关系如何定位，整个社会发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整个社会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状况如何，就是新中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系列理论演绎的基础，需要对精英阶层作出一个适当的判断。

毛泽东对于知识精英群体的判断是一直很稳定的，自从1939年之后就没有改变过。对于官僚精英群体，毛泽东也有一个基本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他在1957年对于官僚精英群体还是相信的，认为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与知识精英群体的问题不同。知识精英群体是立场和思想问题，是不愿意为多数然利益服务；而官僚精英群体是不善于为人民服务，是水平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

但是，这个判断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1966年毛泽东更改了自己当初的判断，他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由于自身受到社会分化规则的制约，受到阶级意志的局限，毛泽东指望知识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设想不可能不失败。在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一系列互动中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发展出毛泽东所指望的、必然要超越知识精英阶级意志局限的新文化来。

当年的一些所谓的“文化积极分子”——像吴敬琏这样的——虽然对当“极左打手”有兴趣，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超越自身的局限。对于这样一些人，毛泽东在1958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家‘左’，是为了蒙混过关！”

吴敬琏先生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有很多“光荣业绩”值得一提。在1964年的文艺大批判过程中，于光远主持对孙冶方的批判工作，有两大打手出面批判孙冶方，一个是吴敬琏，一个是张卓元，这样的乖巧人到现在还都很红啊！

后来于光远后来领导一个小组，要重新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一直没有完成。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吴敬琏在于光远的写作小组里面，吴还说利息体现剥削，主张取消。但是没过两年，吴敬琏的观点就迅速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吴市场”。这个转变的迅速和剧烈，令很多人跌破眼镜了！——你吴敬琏“与时俱进”的速度也也太快了吧！

整个来说，即使是在当时的体制中很红的那些人，在表面上做的那样一些文化建设，也不过是在那儿趋炎附势、敷衍了事，装出极左的样子去捍卫自己的职业利益。——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所以毛泽东对知识精英群体，对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现状，从来就没有满意过。

九几年的时候，刘再复和李泽厚在香港就“告别革命”对话，其中涉及到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成就判断，他们也说文艺只有些空洞的符号，形象干瘪，没有血肉，没有说服力，不能感动人。我觉得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最终跟江青对文艺界的评价取得了某种一致。江青也向来认为他们那帮人就是不行，干的活也基本上都是假的。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文化革命不能在学院里面经由知识精英主导完成，虽然他最有能力完成文化革命，但实际上他最反对。因此，文化革命就只能是群众在实践中间去建设、去认知，让精英们在文革实践以自己的行动说话，去教育群众，以等待未来的总结工作。

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主持的一个群众性的大民主政治运动过程，为什么可以称“文化大革命”，这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只能由阶级意志局限的人去完成，而且理论革命不可能先于实践；即便是毛泽东一个人先把握到了并告诉人们实际情况如何，也不一定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把握。文化革命中间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精英阶层的判断，这个需要精英们在文革这样的宏大历史事件中间自己去定位。文化的认知和接受，都是需要一个重大的实践活动来完成。

初中生

八、作为政治博弈过程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检验一支军队的训练情况和战斗力，不可能在沙盘上完成，还是需要定期举行耗费不菲的演习过程，在演习过程中间去暴露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就是一场演习，要求党、政、军、民、学都出来表现一番。毛泽东还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左、中、右派都会得到自己的教训。实际上，文革一直进行到人们根据政治决议认定已经结束了之后很久，在文革运动中间缺席的主流知识精英还在进行原汁原味的表现工作，这个工作至今为止还在进行。

要建立新的政治学、新的经济学、新的社会学，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分化规则是什么样子的？社会群体竞争如何展开？各个阶层或者集团如何进行竞争？竞争包括什么样的内容？竞争的性质如何：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践来回答，文革刚好就是一场这样的内容涉及全面的政治博弈过程。

今天很多人研究政治学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呢？一般人都不谈政治，先生们聚在一起往往是谈女人、谈发财，谈的是这些东西。

一些研究政治学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发现农民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基本上不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总是在那里指望“好官”、“好政府”。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政治学起码是“众人之事”，但是在现实的城市和农村生活中间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到哪去都找不到政治。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去揣测、去摸索、去评估、去猜想农民有些什么政治诉求？如果搞政治是什么样子的？与某某地方的一个偶发事件是什么关系？或者干脆就认为偶发事件就是农村政治的常态。结果，把政治研究变成了瞎说！——就算不是瞎说，也是把政治变成一种猜测、一种解释、一种读后感这样的东西。

中国今天的政治学很有意思，在主流上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但是这个马克思话语在否定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后，就不承认中国还有阶级和社会分化，也不承认集团竞争，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竞争分析法、否定了矛盾论，而且在实际上把“结构-功能分析法”都否定掉了。这样一种政治学，在我们的学术界占了半壁江山吧。

另外一部分是西方主流来的舶来品，核心话语我们很熟悉，叫做“选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只有这五个核心话语。这些东西跟我们国家一对照，就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按照这些理念组织起来的，结果就变成泼妇骂街，说共产党政权不民主，不是选举产生的，违反人权等等。——美国就是在那里挥舞着人权大棒，下面就跟着一批摇旗呐喊的。这样一些批评，加上社会上许多人都有对自己的处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凑合着用这些话语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小右派们把“泼妇骂街政治学”极力发扬光大。

这两种政治分析的共同特点，都是不对应中国的政治现实，这样就变得空空如也。

前一种政治既然否定了“结构-功能分析法”，就不可能在政治的核心理论上发挥什么作用，只跟部分学界人士掌握话语权，或者就是纯粹的职业利益相关：“我必须要说，因为如果我不说，那么就没有饭碗，所以我必须说！”——马列主义政治学被他们改造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后一种政治就变成了一种发泄不满情绪：“要人权没有，要自由没有。我要当权，你不让我参选。你共产党专制！腐败！”——就变成了一种泼妇骂街式的政治学。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对策是什么？这些都没有了，只剩下我用什么东西来表达我的不满意，于是就失去了建设性和对应性。

两种政治学话语都完全失去了建设性。

从中国政治学话语变异去回顾文化大革命，就很有意思。文革恰恰是一个全民性的、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参与面最广、参与程度最深，而且激发了真正的政治竞争过程的一个群众性运动，也是最为政治化的群众性实践，足以支持我们进行政治学研究。

文革的起点和归宿，也都是希望重建共产党政权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或者反过来要“群众意志和力量的显示”给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一定程度的激励和制约作用，形成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在文革期间，在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和官僚精英群体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中，双方各有些什么样的资源？如何实现内部动员与整合？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怎样发展并互为消长的？最终各方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又是如何排除自己的政治障碍的？这些内容涉及到新中国的社会分化，各方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各方与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关系，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足以修正人们头脑中间那些西方舶来品的政治信念，更新人们对新中国社会的认识。

政治竞争的资源包括几个方面，话语权、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调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能力、瓦解对立面的手腕和能力。一句话，就是要在整合自己的同时分化对手，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历史的悲喜剧最好是用当时的词汇来描述，所以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参与者是两个方面：造反派与当权派（包括作为当权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

造反派的资源主要有毛泽东亲自控制的话语权支持，体现在“两报一刊”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复高调宣传和对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上面。这是造反派的优势和最重要资源，因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掌握话语权，“两报一刊”在支持他们：你们造反有理！大方向正确！即使有消极和缺点，但不掩盖大方向正确，主流是好的。这是造反派的一个优势，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当然是通过毛泽东这样的代理人来掌握话语权的。

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就是当权派，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比喻成一个企业的话，毛泽东的地位相当于是董事长，董事会在文革期间亲自掌握着话语权。而从刘少奇以下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就是企业各个层次的大小经理，他们是当权派系统。董事会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股东发动起来，通过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相当于是要拿上鞭子准备在经理班子后面打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往前赶。文革运动的规划起点是这样子，但是运动最终走到哪儿去了，就不由人预先设想。在这样全面的政治博弈中间，并没有神仙和皇帝能够控制这么一个过程。

当权派在共产党内不是铁板一块的，从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看，至少可以划分为党政精英群体和军队精英群体两个有截然不同界线的群体；因此，作为当权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也是相应地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派系：早期由党政精英群体主导和把握的“多数派”和后来由军队精英群体主导和把握的“拥军派”。他们采取的主导行为模式和背后的依靠力量有关，而且与政治博弈过程深化的利益保护目标密切相关。

在1966年8月初“十六条”发布之后，毛泽东在1966年8月21号和22号连续两天通过公安部和中央军委下了两道命令：不准调动部队去镇压群众，不准开枪，连朝天鸣枪都不允许；也不许军队出席各种庆祝大会去示威、显示力量；也不许公安警力去镇压群众。当权派原来可以轻易调用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但是这两道紧箍咒就消解了当权派利用国家力量捍卫自身利益的可能。——很显然，国家机器是不能用了！

当权派的一个主要优势是依托原来的组织体系，把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与党政官员关系比较紧密的群体动员起来，这样就形成了文革初期的的“多数派”组织。

湖北的王任重按照少奇同志的部署，要把文化大革命变成第二次“反右”，于是他就利用各地的党委把团员、学生会干部、班组长这些都集中起来组成“多数派”，用他们去打少数派、去抓右派。这就是文革初期的对立。——注意，在这个时候，群众还没有起来造反。也就是说，在造反派还没有冒头的时候就已经挨了一闷棍，就像鲁迅在那首诗中说的：“未敢翻身已碰头”，还没有开始造反，打“右派”和打“反革命”就已经要抓到你头上来了。

说造反派是凭空产生的，或者说是响应毛主席造反号召组织起来的，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反映造反派的主要起源。学生当中的造反派，主要就是文革初期当权派发动“多数派”抓坏蛋、抓右派、抓反革命，这一抓就抓出一批造反派来了。——这符合革命和造反的一般规则：多数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正是在这个抓右派的过程中，当权派制造了与造反派的对立和造反派本身，规定了冲突的性质和冲突的样式，后来的抢黑材料、要求工作组和当权派做检讨等造反形式，就是这一冲突过程的反应。冲突的一方是上级派去的工作组和他们支持的各地基层机构党委，还有他们驱使的“多数派”；另一方是被打击的（包括少数响应“两报一刊”社论起而造反的）少数派。

早期的“多数派”的主要目的是贯彻刘邓把文革作为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的政策，主要是转移斗争方向，将其指向黑五类，并否定斗争矛头和社会分化规则下官僚精英群体的责任问题。他们的资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使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扬“血统论”的文斗方式，转移运动方向去“保爹保妈”。同时，他们还对出身不好的造反派进行舆论压制，说他们是“右派翻天”，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禁止把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背后的逻辑是把当权派个人与共产党政权捆绑在一起，试图以此转嫁自身不法行为被追究的风险和成本。

造反派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指出当权派个人是否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是需要审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客观存在的，把个人与政权整体区分开来。

早期的“多数派”也实行一定程度的所谓“红色恐怖”，但这不是主要的政治竞争方式，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这些事情，也是作为转移运动方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66年10月，报章上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由于面临着明显的政治风险，“多数派”陷入瓦解。文革早期当权派通过“多数派”转移运动方向的全部努力，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也已经完全失败了。

在当权派把文革早期“多数派”作为运动主力期间，刘邓等人不仅转移运动方向、部署搞第二次反右，各地党委和工作组大搞左、中、右排队，准备划一批右派和反革命。——刘少奇后来在给北京建工学院的检讨中间承认是自己亲自部署了“排除干扰”和“抓游鱼”运动，把一些不满意工作组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是这些部署造就了第一批最坚定的造反派。

在1966年8月初“十六条”公开发布之前，造反派处于被动、受打击状态，称为“少数派”。在“十六条”发布之后，各地学生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反驳当权派把矛头对准群众的运动模式。

在1966年10月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原来处在造反派对立面的“多数派”陷入瓦解，而且当权派又明显失去了话语权的保护，造反派却同时得到了话语权的保护。结果，这给各地的当权派带来很大的压力。当时的当权派这个官僚精英群体要保护自己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优势地位免受质疑，它有什么可动用的力量？

文革政治博弈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是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时候话语权放弃了对官僚精英群体的保护，而且公然指斥他们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结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确立的政治风险又迅速瓦解了“多数派”。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学生相对单纯，原来受到当权派组织动员的这一部分人，很多迅速依据“两报一刊”的批判口径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成为造反派。

这个时候，官僚精英群体不仅不能使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保护自己；而且原来好不容易组织的“多数派”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瓦解掉了；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失去了话语权的保护。结果，在造反派攻势面前，当权派连一堵墙都没有了，更不要说长城了。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当文革发展到夺权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全社会的许多不满情绪都爆发出来了。早期文革运动主要局限于学校，学生根据中央文件放假半年，专门搞运动。此时工人还没有参与进来，因为根据“十六条”的规定，工厂和农村不搞文化大革命，而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可是，许多派驻工厂的工作组一样根据当权派的需要去抓右派。工作组的表现使得工人中积累了很多怨气，工人也有很多苦水要倒。

在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组织起来，要求参加文革运动，去造当权派的反。武汉的工人总部是1966年11月10日成立的，但是得不到湖北省委的支持，于是他们也组织了北京告状行动。

成立工人组织开始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也是违法的。后来的变化是由于上海的“安亭事件”。——先是工人成立了组织，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上海市委当然不那么愿意承认：你造我的反，我还承认你合法？工人看到市委不承认，造反就有当反革命的危险，所以要反抗到底，因此就拦了一列火车到北京去告状，希望寻求中央的支持。火车刚刚开出上海不久，上海华东局就命令铁路局调度，把车开到安亭一个小站里，丢在岔道上面，把准备进京告状的工人关在那儿。结果把矛盾激化了，工人一方面向中央文革打电报寻求支持，一方面阻断京沪铁路制造影响。

这个时候的文革小组长陈伯达还是按“十六条”的口径，给工人回电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没有支持工人成立组织的事儿。中央文革派到现场处理事情的代表是张春桥，他去了以后，与工人在现场接触，觉得工人很值得同情，很多人有许多苦处，而且他们的问题和整个社会的问题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签了五条，实际上承认了工人组织是合法的，上海市委这种对待工人的粗暴方式是不对的。

根据王力的回忆，张春桥签了这五条回到北京以后，也是焉头耷脑的很担心。因为他在现场签署的东西没有法理依据，而且大家都不支持，陶铸还为此大发脾气。张春桥做这个事情明显是自作主张，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他在开始那几天很消极。最后，毛泽东出来表态支持，还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理论”。

毛泽东觉得，既然工人已经起来了，如果要把工人组织瓦解掉、把工人的造反精神打下去，那不合适；即使要镇压也只能让毛的对立面去镇压。这样，就重新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在1966年12月初时，拿到陶铸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工交战线座谈会上征求了意见，一些条款遭到反对，最后变成了十条，于1966年12月9日发布。

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里面，肯定了工人有造反的权力，肯定他们有建立组织的权力，肯定他们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八小时工作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工人起来造反的权利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之后追认的。

在这个时候毛就很清楚了，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学生对当权派的冲击，这已经造成了当权派的整体性罢工；工人的力量起来以后，当权派对立面的力量就更大了，可以预料社会矛盾将会更加激化。由于官僚精英群体面临更大的压力，他们的整合程度肯定会更高，反抗肯定会更激烈。到了这个时候，当权派和其对立面之间的竞争和社会矛盾激化，肯定是必然的结果。——毛泽东对此很有预见性。

196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的生日这一天，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以前都没有披露，在《王力回忆录》披露出来以后，新版的《毛泽东传》也引用了这一部分。毛泽东讲述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国全面的斗争”这样一个总体的形势判断。由于原来当权派不考虑工人农民的利益，他们自认为是共产党，天下是他们打的，他们要坐这个江山。工人农民在解放后，多数人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好转，因此对共产党有感恩心理，当权派一些人就贪天之功为己有，认为自己就要当官做老爷，不想着继续为人民服务。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人组织起来造反，是文革政治博弈力量对比转变急剧发生逆转的时期，也是文革时期当权派的第一个最慌张、最混乱的时期。他们的共同选择就是穿上军装、跑到军队里去躲起来，结果就基本上进入罢工状态。

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三道防线”，核心是防止自己受到造反派的攻击，全部干部放弃原来承担的工作。这是当权派的第一招：我失去了保护，我不干了！——正是这个当权派的罢工行为，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安排军队“支左”和支持造反派“夺权”，其实这是引入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恢复社会秩序的行动，以应对党政精英群体的罢工形势。

既然你这些人不干了，那么工农业生产、调度、指挥总得有人来干。当时可以指望的力量有两种；一个是有组织的造反派群众力量，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势力，可以发挥恢复秩序的作用。另外一部分就是从前站在国家机器后台的，作为政权支柱的力量——军队，军队是全国性的最严密的有组织力量。在这两部分力量之外，毛泽东还希望熟悉业务的干部能够转变态度，站出来工作。

为了应对当权派罢工之后恢复社会秩序需要，毛泽东首先是主张是军队出来“支左”，其次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第三个就是希望原来的部分干部站出来合作，后来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其实就是为了应对当权派罢工后的混乱形势，要求这三部分力量出来为恢复秩序而努力所组织的一元化机构，就是把这个临时性的、恢复秩序的政权机构长期化和固定化了。

夺权使得当权派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全面的威胁，马基亚维里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对革新”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当权派的竞争意志迅速高涨，组织程度和勾结过程迅速完成。文革从此就变成了完全、彻底的政治搏弃过程了，基本上就不受调控。

“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毛泽东自己的指示，无非为了要支持造反派，因此它本身就降低为造反派的一份资源和一份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精英群体的反击。

“夺权”的形势不仅使得当权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过程的加速，而且在另一个方面引发了造反派组织的相互竞争和分化。因为政治利益竞争是排他性的，也肯定是互为消长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就是指这样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利益竞争性质。结果，各个地区的造反派都发生了分裂和改组。——在“一月夺权”之后，武汉造反派按照对“二八声明”是否支持来画线，分裂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军队“支左”给当权派提供了重新控制局面的机会，特别是适应军队“支左”需要而发布的“军委八条”，使得当权派找到了一个重新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保护自己的口子。

“一月夺权”之后的力量消长过程，是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

“军委八条”的第一条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其它的条文，当权派都不看了，就看“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一条。

当时军队出来到底是“支左”还是“支右”，取决于“支左”干部和军区的领导人倾向，而不取决于造反派组织的性质。在争取军队支持的过程中，从前的党政精英群体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历史上王任重和陈再道的个人关系就很好。——陈再道原来是在八路军129师、晋冀鲁豫野战军，是小平同志的部下；而王任重是冀南地委书记，陈再道的军粮就是王任重主持后勤供给的。由于工作上有这种历史关系，而且在文革的时候他们的交情又加上了阶级感情，因此陈再道对王任重被点名批判也是兔死狐悲。

王任重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压力，而陈再道则在军队内部受到压力。在文革初期，武汉军区发生了两件特殊的事情：

其一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自杀。唐原是第1军军长，是红二方面军贺龙的部下，在调到武汉任职不久就自杀了。中央进行过调查，但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自杀的？后来很多人猜测唐的自杀和贺龙被指控进行“二月兵变”有关，因此受到压力。我访问过当年陈再道的生活副官，他去看过唐金龙的自杀现场，说唐是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枪打的，脑浆喷得到处都是。

其二是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吕炳安也自杀。什么原因自杀？陈再道都讲不清楚。根据规定，武汉军区下属有四个单位也可以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武汉陆军总医院、信阳陆军学院、武汉高级步校（现在是海军工程学院）和胜利文工团。这四家是军队内部的文化单位，他们要开展“四大”，就去寻求陈再道的接见和支持。陈再道这个人作风很是简单粗暴，他说：“接见个球！都给我轰走！”——这种态度很明显是把造反派往对立面推。

陈再道老是不接见，造反派就拿武汉军区的两起自杀事件来非难陈再道：“军区两个人自杀而死，肯定是陈大麻子有阴谋！”——不仅是造反派当时这样想，陈再道身边的人，例如副司令员孔庆德也说：“也难怪造反派他们产生怀疑啊，两个高级干部自杀，说都说不清楚。”

地方干部穿上军装后，和陈再道发生了很深厚的阶级感情，因为大家处境一样，都面临造反派的冲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找不到办法来保护自己。刚刚好“军委八条”出来了，原来不准动用解放军和公安警力去镇压造反派，现在只要是宣布你是“反革命组织”，就可以堂堂正正第调用军队的力量了。

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叫“工人总部”，就在1967年3月17号晚上这一天，调用湖北省军区的8201部队，一个晚上就抓了他们各级头头五百多人，然后再宣布你这个是反革命组织！军区随后发布“3.21通告”，列举了“工总”的“十大罪状”，说他们搞武装准备造反，照片上是武汉市电信局的民兵枪支，另外就是破柴刀啊什么的，还有房契、地契什么的。

由于军区力量强大，所以在舆论方面就不太精心，简单地把“工人总部”说成是国民党的“还乡团”，说服力严重不足。因为最大的工人老大哥组织被抓了，学生承担的政治压力就格外大起来，军区还勒令学生去军区门口列队请罪，结果共同的遭遇在学生造反派中间也产生了阶级感情——如果工人老大哥没有了，那么自己的长城也没有了嘛！

眼看下面主要打击方向就轮到自己头上来了。结果，学生就派人去各个工厂调查，调查的内容就是要给工人伸冤：军区说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军区抓的人到底是不是坏人？结果武汉市全市到处出现了反驳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核心内容就是说他们不是国民党还乡团，被军区抓去的头头都不是坏人，不是军区说的流氓，也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人。还让他们的夫人到全市演讲。

武汉军区为了把造反派搞臭，把工人总部一号勒务员朱红霞与王任重联系起来，因为王任重当时是被中央点名的走资派，他们就放消息说：“朱红霞是王任重的小老婆。”（大笑）没想到这个朱红霞是个先生，不是女的。河南省军分区也说党言川是刘建勋的小老婆。

这样的谣言确实很不高明，也不符合严肃的政治斗争场合。但是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对垒的双方都经常使用这样的话题，而且作为一个主要舆论手段使用。其实这才是真实的政治！因为政治要让普通人能够理解并接受，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水平，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间去区别好坏对错，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或者瓦解对方的阵营；所以找一个令人们感到厌恶罪名，然后把你装进去，用最低的成本很方便地把你说成“坏人”，然后你在政治上就很难站得住了。

后来造反派批判走资派的时候，也是常常干这个事儿，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要批臭走资派，指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批臭，不是指生活作风问题。”毛泽东还抱怨：“造反派把小报办得像黄色小报似的。”——这就说明双方对群众的政治认知水平都把握得很好，大家都就这个问题投机，以便去争取群众。大家都是满足于群众的现有认知水平，就是在普通群众的认知水平上把对立面说成是坏人。看来，政治竞争的成本和效率对比，决定了政治竞争只能是在现有的多数人认知水平上进行。真实的政治竞争看来高明不了！

在经过几年的文革调查以后，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从名家的书本谈政治，从脱离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书本原则出发去谈政治，都是伪政治，肯定是假的。真实的政治竞争过程和舆论动员过程，一定要对多数人发生作用，只有这样一种政治才是真实的政治。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称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陈伯达根据自己在怀仁堂里的感受，把这个时期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清算造反派的过程称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是不正确的。“逆流”的到来是当权派自己的竞争意志和特定时期可资调用的力量相结合的结果，体现的是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坚定竞争意志。

“二月逆流”决不是老干部和中央文革在怀仁堂里斗斗嘴那么简单。地方的“黑风”与怀仁堂里的争执，其共同点仅仅在于：当权派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现了共同的捍卫既得利益的坚定政治意志。

武汉的情况是，地方干部穿上军装躲到军队之后，经常在一起秘密开会。根据“7.20事件”之后一些老干部的揭发，他们这些会议的内容，主要就是一起商量如何镇压造反派。镇压的步骤是先抓了军队内部的造反派，然后对付地方的造反派。

在1967年2、3月间，各地当权派的行动虽然在表面上很象是出自统一安排，也有可能各地当权派采取行动之前向北京的老上级打过招呼，但是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各地当权派对于自己面临的问题和要实现的意愿都是很清晰的，对于实现自身意愿的现实政策空间都是一样的，因此采取的行动模式和行动时间在全国各地高度重合。决定性的因素是当权派的阶级意志和政策空间的重合。

各地造反派被抓的事实，激发了很大的群众舆论同情。武汉的学生一方面在纸面上反驳军区强加给工人总部的罪状，一方面也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去动员群众舆论的同情，先后发起了“新公校绝食”（在武汉“支左火线”指挥部门口）和汉阳公安局绝食，要求释放工人总部的战友。还派出大量的学生去各个工厂帮助工人成立战斗组织，重新组织起来造反。

整个武汉的群众舆论受到学生行动的影响。工人造反派的实力在重新“树旗”之后急剧上升。原来在“二八声明”之后陷入分裂的造反派，因为面临着接踵而至的政治压力和同样的命运，也终于认识到造反派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反对“二八声明”的“毒草派”，也起来为被军区支左勒令解散的工人总部翻案。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得到了暂时的弥合。

武汉这个情况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先是中央处理了安徽问题，发布了“安徽五条”，说“不准随便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抓的人要放。”

接着，1967年4月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个社论就是以武汉和四川抓捕造反派并解散群众组织的背景写的，社论的核心内容是说，红卫兵小将虽然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的方向和主流始终是对的，不能一有缺点就把他们打下去，这要犯走资派的错误。这是第二个文件。

第三个文件是1967年4月6日的“军委十条”。按照原来的“军委八条”，各军区、军分区解散组织和抓人行动，至少还有一个法理依据，可以采取专政措施；但是新的“军委十条”就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地把这个权力给取消掉了，而且反复申明各地的军区、军分区都没有权力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谁不是“反革命组织”，也不能随便采取专政措施。

这三文件出来之后，结果是又回到1966年8月之后的状态：当权派仍然无法调用国家机器的威力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始终面临着一个政策空间问题：1966年8月20-21日的文件规定了国家专政机器不能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当权派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被瓦解；在军队支左和“军委八条”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在动用一下专政措施；“军委十条”之后，专政措施又不能用了。

换了各位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们要保护自己，那么你们有什么手段？我估计你们的选择与当时武汉军区差不多。很难说陈再道镇压造反派完全是徐向前吩咐的，各地的当权派在采取行动之前都有可能向他自己的老上级、老山头上级做些请示，多多少少肯定有这种协商过程，但是这肯定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的政治竞争意志，是他们要捍卫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决心。——他们也有能力采取各种手段组织一批力量，把挑战力量镇压下去。

为了落实“军队支左”和“军委十条”，中央分别在1967年3月和4月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政策交底和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在为“支左”服务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的“3.20讲话”比较重要，核心内容是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如何把握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以及如何看到文革的代价和老干部的遭遇问题，要求大家从国家命运和历史的角度超脱个人的感受。

在为落实“军委十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讲话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是代表毛泽东去讲的；周恩来讲话内容涉及“要保持革命晚节”问题。

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信俊杰担任“支左”办公室主任，搞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部长巴方庭发了一个文件给各个区县，要求组织基干民兵集训。——“百万雄师”的核心组织叫“红武兵”，就是一个经过集训的基干民兵组织。——这都是武汉军区掌握的有组织武装力量。

对于当权派而言，情况很清楚，跟学生辩论是没有用的，已经输了好几波了，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这也不是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特别是在把工人总部说成国民党“还乡团”这件事上，完全是输得体无完肤、丧失民意。而且，象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这样的火爆脾气，也压根就不想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搞文斗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各个造反派兴办自己小报同时，《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也落入造反派的掌握了，军区和当权派方面已经没有了舆论优势，唯一的优势就是组织和动员技术，这样就决定了武汉军区以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来摧毁造反派的选择。同时，武汉军区也没有能够把握和主导“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的分裂，没有象重庆那样争取到“八一五”这样的造反派组织去和对立面进行武斗。这样，武汉军区以基干民兵组织作为依托力量的格局，明显是为后来的“7.20事件”设定了前提。

从1967年5月份开始，在“百万雄师”的核心组织——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的支持下，武汉开始了一系列的武斗。造反派占优势的一些单位，陆续受到“百万雄师”的有组织攻击，如武汉汽车配件厂、汉阳轧钢厂等；造反派的一些主要宣传据点和广播站，也陆续被占领。

到1967年中央“六六通令”下来的时候，“百万雄师”也发了一个通告，说要制止武斗。因为有内幕消息说中央马上要着手解决武汉的问题，要武汉两派各派代表到北京去谈判。“百万雄师”在这个时候，就加紧了武斗的步伐，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中央谈判之前把造反派的力量扫平——你这个组织不存在了，就不可能参加谈判了。于是1967年6月份武汉地区的武斗急剧升级。

由于汉阳地区的造反派已经被“百万雄师”武力驱逐干净了，因此就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还有几个孤立的造反派据点，因此被称为“游击区”；武昌称为“解放区”，因为武昌大学多，“百万雄师”搞武斗的时候还是区别对待的：把工人往死里打，而由于学生还被看作将来要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因此对于接班人打起来还是要缓和一点。因为有这样一个政策区别，所以武昌这个解放区能存在。

武斗在1967年6月中旬升级，这是与中央准备举行武汉两派的谈判有关。武汉武斗的高潮是“百万雄师”武力拔取汉口的造反派据点，主要的据点是三个——

1966年6月17-19号，攻打了汉口的民众乐园，这个民众乐园是位于汉口六渡桥闹市区一个群众性的娱乐机构，既然是娱乐机构就有一定的场所啊，既然是闹市区就人多啊，从而各个造反派组织在那儿搭建广播站，那是汉口闹市中心造反派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大的宣传点；也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造反派就武装保护这个地方，成立一个抗暴指挥部，在连续三天被“百万雄师”攻打之后，造反派决定撤离。因为造反派中间最有战斗力的工人总部被军区解散了，也就是最能够和百万雄师硬拼的一股力量瓦解掉了。虽然工人总部原来的战斗队员“人还在，心不死”，也组成一个叫“钢八师”的组织，给造反派一些支持，但是终究不是组织严密的“百万雄师”对手。“钢八师”的“钢”就是“钢铁无产阶级革命派”，“八”是“坚持八小时工作”，这是一个散兵游勇性质的松散组织，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学生造反派肯定三天都坚持不了。到1967年6月20号的时候，学生造反派已经很明显支持不下去了，结果就决定撤回去。工厂中被百万雄师攻打的主要造反派头头，也不敢回厂了，就跟着学生一起撤到学校里面去。

在“百万雄师”攻打民众乐园的过程中，有整整一车的造反派学生被“百万雄师”杀了个一干二净。——这些学生是武汉钢铁公司第一技校的学生，他们坐上卡车去声援民众乐园的战友，被“百万雄师”拦截，司机最先被杀死，满车手无寸铁的学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百万雄师”一一杀死，这是1967年的6月18日。

失去了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汉口的造反派工人组织就更加孤立了。1967年6月24号，“百万雄师”武装攻打汉口友谊街的“刘少奇纪念馆”。在文革前武汉建有“刘少奇纪念馆”，没有“毛泽东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所表达的地方官员的小心思很清楚：“刘主席，你看我们很重视你、很效忠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80年代之后，人们都说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其实刘少奇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很不少，当然到底是人民群众还是人民公仆崇拜他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臭了，所以这个纪念馆不能再要了，于是就被武汉市委拨给一个工人组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做办公地点，成了他们的司令部。

1967年6月24号那天，“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工造总司”被杀的造反派有二十多人，被俘虏的有几百人。附近武汉八中的学生也有许多人被杀死，最惨的是姐妹两个：妹妹叫朱庆芳，“百万雄师”说她是广播员，当场被杀死；姐姐的下身被捅了二十多长矛，整个下身被捅烂了，因此毕生残疾，也不能嫁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工造总司”被打下来以后，汉口还有一个唯一造反派据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简称“长办联司”）。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在叫“长江水利委员会”，这个办公室的头叫林一山，他很有名，在我们国家治理大江大河战略思想上是很有贡献的。林一山这个人自己在技术上不是很懂，即对水文、河流、航道这些东西不是很懂，但是大局上他都把握得非常不错。毛很看重他，他在我们国家技术专家里面是非常少有的很有宏观头脑和全局战略意识的人。因此，林一山这个人如果不是做得太过火的话，那么他下面应该没有造反派。可是，这个人办事作风一贯很过火，因为毛很倚重他，他自己也很有大局观，而且他也认为自己见毛可以随便见、见周可以随便见、见刘可以随便见；所以就把水利部那些人就不放在眼里，在五十年代成立各大流域规划机构的时候，其他机构是挂在水利部下的“某某委员会”，而他的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没水利部什么事儿！

因为中国主要的水旱灾害集中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而且建国以后国家治水的大量精力也是集中投入到这些地方，所以他们的工作在国家事务中间是有一定高度的，毛、刘、周都很重视他们。因为林一山根本不把湖北省委和水利部放在眼里，所以林的个性也导致了“长办联司”这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特特点，那就是受到当权派湖北省委和水利部的大力支持。——“长办联司”的一号勤务员顾建棠，还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动员起来造反的。因此，“长办联司”是武汉地区很特殊的一个造反派组织。

长办联司当时已经掌握了单位基干民兵连的武器，有高射机枪、轻机枪等。一些单位的基干民兵手上有武器，是1958年和1962年两次办民兵师的后果，很多单位都是有武器的。

当“百万雄师”把汉口的“工造总司”打下来以后，“长办联司”就成为汉口唯一的孤立造反派据点。汉口各个单位有几千人无法回家，最后全部集中到了长办大院。于是“百万雄师”就包围了长办大院，并且整天在外面用高音喇叭广播“敦促顾建棠投降书”。

按照学生的观点，就要把民兵的武器拿出来和“百万雄师”拼，就要把机枪拿去用。“长办联司”的一号勤务员顾建棠还是能够全面考虑问题的，他想：“如果我们先开枪了，那‘百万雄狮’背后的陈再道有多少枪啊，军区你怎么打得过他？如果先动枪的话，‘百万雄师’真有借口血洗‘长办’啊！”可是，顾建棠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去说服学生，于是他就想出一个拖的办法，说：“我向中央请示一下再说。”他心里想，如果是中央不让动武器，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坚持的了。

结果，当时邮电局已经被军管，控制得很严密，电报不给发。最后是通过湖北省气象局的造反派把电报发到周恩来手上。向周恩来说了这个事，说“我们现在被百万雄师包围，我们有些武器，学生坚决要用，怎么办？”结果当天下午周恩来就回了电报，只有七个字：“那个东西不能动！”。顾建棠就拿着电报说：“你们看，周总理说不能动。”

既然周总理说“不能动”，那么大家都很买账。“不能动”就想“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就决定化装逃跑。在当天晚上一两点钟，外面包围的“百万雄师”处于最疲惫状态，而且包围的人也很少时，他们就分四路逃走：一路逃到上海，一路跑到长沙，一路到北京来——几千人到快天亮时才走完。

可是，顾建棠被抓住了，抓住了以后被“百万雄师”打断了两根肋骨，打折了一条臂膀，最后要求他签署投降书。“百万雄师”还告诉他：“老红军刘宏宇已经签了投降书，你为什么还不投降？”——“长办”里有很多老红军因为对林有意见，所以也是支持造反派的。

后来说四人帮时代老红军都是受迫害，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个不对！文革时的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如果某个地方的老红军本身是边缘化的、不受重视的、平时受岐视的；那么在听到毛泽东说“党内有走资派”时，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就相信有坏人、有走资派，毛泽东号召造反，他们就支持造反，基本上是这样。

“长办”的老红军因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在技术干部面前没有什么优势，平时林就很不尊重他们。另外，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底下有二十八个老红军，没有一个是支持保守派的，全部清一色支持造反派，也是这个原因。——因为长江航运管理局这个机构成立得晚，都是抽调比较有文化的干部，这批人用今天的说法是“精英意识比较强”，看不起工农干部，于是平时也很不尊重这些老红军；所以这些老红军在文革的时候根据自身的感受，就自然选择了站在毛主席和造反派一边。

“长办”的林一山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蛮好的，对工农干部就很轻视，工农干部平时要见他都见不到，所以很多老红军对他是相当不满的。

“长办联司”疏散之后，汉口也成了“敌占区”。

文革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对垒双方的政治博弈过程，在当权派的主导下舍弃了文斗，完全转入武斗。这表明，文革的政治博弈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力量对比。武汉造反派应当说是组织得相当好的，内部分化也不是特别严重，结果在武斗期间也是每战必败。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当权派有能力把全部造反派围剿干净，武汉将呆不住一个造反派。——我们看到文革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的残酷性。

接着就是中央文革的“6.26电报”，这个电报指责武汉最近一段时间的武斗是极为不正常的，批评的对象直接指向武汉军区。许多军区干部读这个措辞严厉的电报都很慌张，猜测这个电报是不是江青表态的结果。——有一些被“百万雄师”关押的学生造反派就是在这个通令之后被释放的。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打算要武汉两派到北京来谈判，最后毛泽东又决定去武汉就地解决。毛泽东离开北京之前，对杨成武说是“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最新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当时张春桥和周恩来都跟清华的蒯大富打过招呼，说陈再道、韩先楚和许世友是一定是要保的。第一他们是有功战将；第二这些人本身是老粗，不跟他们计较；第三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他们这几个人地位比较高，算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所以要保护他们，不计较他们的过错。

蒯大富这个人挺不仗义，就把派驻武汉的联络站给撤了，也不跟武汉的造反派打招呼。他的意思是造反派和陈再道对立成这样，我们既然不支持陈再道，现在又不能继续支持武汉造反派了，那干脆还是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介入武汉的事情。——这件事是很近的时候，蒯大富才说出来的。

武汉出现的“7.20事件”跟武汉军区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为核心的“百万雄师”这样一个很恶劣背景有关。这样中央代表到武汉之后就给陈再道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陈再道这个人完全不善于处理各种的关系，由于他不善于做细致工作，因此虽然造反派在夺权时期分裂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而他也解散了“香花派”，但是他并没有做细致的工作把“毒草派”拉过来为己所用，再利用“毒草派”这样的早期造反派去武力压制“香花派”。这个他没干成，手上就没有力量，那就只好去组织基干民兵组织，而且证据确凿，这个情节明显太恶劣。此外，当时他并不知道“毛泽东要保他”这个底牌。第二就是“百万雄师”自己感到没有想头了，所以铤而走险。

“7.20事件”的大背景就是这样跟陈个人的个性、跟武汉军区早期的自杀事件的特殊情形，还跟“百万雄师”这个组织的特殊性质紧密相关。

陈再道在周恩来跟前，都表现得桀骜不逊，跟周恩来都拍过桌子，这已经不是个性而是心虚了。钟汉华还放任“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去抓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

武汉“7.20事件”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也是文革政治博弈过程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事件背后折射出文革经过当权派的三次反扑，这表明当权派内部已经完成组织上的整合，于是全国局势有失控的可能性。文革已经脱离了文斗的范畴，变成了真正的武斗和赤裸裸的真实力量对比。

在“7.20事件”中间，已经可以看到当权派的竞争意志已经强大到可能脱离中央权威控制的地步！当时和王力一起被抓的人在8201部队师部，听到他们的师政治部主任和师长的对话，当时他们还确实打算抓住“那个游泳的老头子”，这个师长曾经是王明的警卫员，资格很老，是1955年的少将，解放后没有受到重用，因此到文革前还是师长。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很小心注意不要去触动共产党历史上的伤疤，说对于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都是要保的，借以避免政治博弈深入到历史层面而失控。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实际上这些历史伤疤还是发作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25 03:35 A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