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胜利者不需要理解

初中生

胜利者不需要理解——记一次美国的朝鲜战争学术会议

达雅

原发于西西河中文论坛“英雄本色”版

　　

2010年6月24日-25日，正值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第25届美-韩安全研究委员会年会（The 2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Council on U.S.-Korean Security Studies）在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召开。会议的主题是“Legacy and lessons of the Korean War after sixty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Korean security alliance”。作为西西河中文论坛未经授权特派人员，我与南渝霜华参加了这个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对美韩方面的看法、思路有了新的认识，特在此向西西河广大河众作一报告。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这个帖子是否合适发在“英雄本色”版，因为基本没有英雄事迹。但是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版面了。另外，这篇也可以看作对“爱吃肉的兔子”的《美国视角》系列的唱和吧。
　　

一、会议的一般状况

　　
朝鲜战争研究在美国算是一个冷门学科，在大众中更是“被遗忘的战争”。这次借着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此次会议算是开得很成功了，总共参加会议的大概有几十位，接待级别也比较高，用南渝霜华的话说就是“管饭但不收钱的会在美国还是比较少见的”。

“管饭但不收钱”的原因可能是有官方资助。会议的主办方是Council on U.S.-Korean Security Studies，协办单位有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Korean Studies， The Korean Institute for Maritime Strategy 和 Daily News in Korea. 这个Council on U.S.-Korean Security Studies是个什么机构不知道，但至少是半官方的，因为会议的两个Co-Chairman都是退休的将军，一个美国的，一个韩国的。

6月24日一早，奔着丰盛的早餐，我准时到达会场，在那里见到了南渝霜华，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然后就看见形形色色的人进来了，对于这些人，我总结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个个西装笔挺，这让我很不适应，因为理工科的人会穿西装的才是少数；第二个是老，基本都是60岁上下，我们环顾会场之后发现南渝霜华可能是最年轻的，我不是第二也是第三；第三个是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其他的亚洲面孔都是韩国人。参会中国人100%上西西河，由此可见西西河的影响力。

会议的组织也比较合理。所有人进门签到后就可以领到会议的程序册以及当天的全部论文稿。会议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主要是7个Panel。每个Panel由一个moderator主持，三个作者分别宣读三篇论文，然后由一两位Discussants评点并提问。如果时间有富余，就安排听众提几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这个会议搞的是命题论文。例如，Panel I里面的三篇论文主题分别是：“The Causes of the Korean War: A U.S. Perspective”， “The Causes of the Korean War: A Korean Perspective”和“The Causes of the Korean War: A Chinese Perspective”。——你可以另外起题目，但是主题必须是这个。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没找到还是根本没找，The Chinese Perspective是由美国的教授综述了中国学者的论文后写的，都不知道是中国的第几手资料了，所以在场的不少美国学者都说：“很遗憾，没有中国学者到会。”

会议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吃饭的时候也安排人讲话。会议的主题是“Legacy and lessons of the Korean War”，讲话也是这个主题。讲话人讲讲自己的经历，还是挺能感动人的，但最后常常要说“Freedom is not free”，感觉挺“八股”的。

这会议还有一个我很不适应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不用PPT，直接裸读论文，据说文科的人开会都是这样的。这就让我这半吊子英语很难受了。

初中生

二、战争爆发的牛角尖
　　

会议的前两个Panel分别是“The cause of the Korean War”和“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ajor states in the Korean War”。我听得云里雾里，而南渝霜华作为专业人士，在听完报告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六十周年纪念性质的会议，这基本是重新宣告各方的立场，而不是发表新的学术成果。他进一步指出，朝鲜战争中、朝、美、韩四方，其实只有中方经历了观点的切换，其他各方其实是观点一直不变。在指出了这一点后，他对会议感到严重无聊，就回UCLA准备第二天看球去了。留下我贪恋晚上的Dinner，继续在会场里晃荡。但是在这期间，我们遇见了一位不知道国籍是什么，但自我认同为“中国人”的老刘，关于他的事以后再说。

这两个Panel里面发言的韩国学者，我猜测可能都是军人，因为其单位一个是韩国军事科学院（Korean Military Academy），另一个是韩国国防大学（Korea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他们的发言，英语倒是很让我满意，语速和词汇量正好让我听得懂。听懂以后呢，就觉得根本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个完全彻底的祥林嫂式叙述。第一位，Ohn Chang-II先生的论文，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朝鲜在战争期间的军事胜利是其挑起战争的罪证。而第二位先生，韩国国防大学的Byong Moo Hwang，则直截了当地在其论文“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Korean War”的摘要中写道：“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have been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origins of war and th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of war.”——事实上，这一位Hwang先生在第二天知道我是中国人以后表现出了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不友好姿态。

但是韩国军方的这种祥林嫂式发言遭到了自己人的呛声。一位老先生——姓Lee——一条腿都不灵便了，拄着拐杖发言说：“南方也不是那么无辜的小白兔啊。”他说他记得战争爆发前，看到南方军队手拿崭新的步枪，肩上挎着卡宾枪，也是很威风很神气的，南方士兵对他说：“一旦打起来，三天我们就可以占领平壤！”然后，战争就打起来了——他就想：“嗯，我们就要占领平壤了。”结果到第三天，北方的军队打到他家那里了！他跑去看热闹，结果傻眼了：人家开来的是坦克和大炮啊！这位Lee老先生在第二天把这个故事又说了一遍。

相比之下，美国学者的报告，学术气息就远浓于意识形态色彩了。W. Stueck教授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The failure of deterrence”和M. Gurtov教授的“From Korea to Vietnam: The Evolution of U.S. Intrventionism” 都是很不错的论文。而S.M. Goldstein教授的“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An Assessment at Sixty”的综述，参考文献拉拉杂杂，既有沈志华、杨奎松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有什么《辽宁教育信诚学院学报（Liaoning Jiaoyu Xincheng xueyuan xuebao）》这种不知道什么档次杂志的文章。——这说明，在朝鲜战争起因问题上，中美学者间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一部分中国学者，按照美国研究的规范去钻这个牛角尖，钻完之后就成了这方面的牛人，其成果被其他中国学者引用，而中国学者（包括原创者和转引者）统统这些东西，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学者继续“钻牛角尖”的证据。这种错综复杂的证据链，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个圈。

但是，这种“钻牛角尖”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当杨奎松、沈志华们去四处搜集材料论证1950年6月25日之前毛泽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朝鲜战争的决策时，他们其实已经屈服于美方所既定的道德立场——如果毛泽东参与了决策，那就是侵略者的同谋，需要承担“political responsibility”。所以，中国学者更愿意去论证毛泽东不知情或者参与程度很低，仿佛这样就可以保全毛泽东的荣誉。但是，作为一个大国领袖，身边小国要打仗，你却不知情或者不能决策，那不才是真正的奇耻大辱吗？

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苏联人、俄罗斯人“二战等于卫国战争”的内在逻辑。那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胜利者不需要遵守他人所制订的任何规范——学术的或者政治的——胜利者本身就是规范！

而在“朝鲜战争”这一课题上，把1950年6月25日作为战争开始的日子，其实就是对中国胜利者权利的践踏。在这个问题上，按照美国学术规范钻牛角尖，其实是一种不自觉的丧失立场。

初中生

三、焦点：天安舰

2010年6月24日下午的Panel III主题是“朝鲜战争和美韩联盟的形成（The Korean War and the Formation of U.S.-Korean Alliance）”，这个题目就更接近现实了，以致于在讨论的时候发生了韩国研究人员之间的PK，并唯一一次使用了PPT。

这个Panel共有三篇论文，第一篇成为焦点。这是韩国防务分析所(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alyses)的Tae woo Kim先生的论文“The Korean Position on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of Public Trust betwee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eonan(天安舰) Incident and the OPCON Issue”。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我归纳为“散布恐朝情绪，宣扬独立抗朝必然失败，反对指挥权移交(OPCON Transfer)”。用他自己的话就是，“the 2007 OPCON agreement was a strange decision made in a strange time”、“2012 is the worst time for the OPCON transfer”。

结果三篇论文宣读完，讨论的时候，一位韩国教授就引用了另一位韩国教授刚刚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进行PK。他打出了一张幻灯片，上半部分是Taewoo Kim的观点，下半部分是对立观点。对立观点认为，韩国是一个“Independent nation”，韩国各方面都比朝鲜强，因此有必要自己独立搞国防。然后双方进行了PK，但是他们的英语和我的听力都有些问题，所以没听大懂。但是显然，在天安舰事件以后，对于是否要继续搞指挥权移交，双方观点是尖锐对立的。

这个Panel由Tilelli将军亲自主持，他是会议两主席之一。我就想“将”他一军，请他来评价一下韩国独自能不能打得过朝鲜，结果没有举手提问的机会。在这个Panel结束以后、吃饭之前，我去找了Tilelli将军，问他：“如果2012年OPCON transfer顺利移交，单靠韩国能不能挡住朝鲜？”结果将军的回答很干脆：“你说OPCON transfer啊？你要搞清楚，只是移交OPCON，美韩军事同盟是要继续存在的！”

吃饭的时候，我们桌上七嘴八舌继续讨论。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女访问学者就问我：“你觉得是朝鲜击沉了天安舰吗？”

我说：“这我就搞不清楚了，这又不是我的专业。”

她说：“有很多证据啊。”

我就说了：“我不是专业的啊，韩国专家拿一堆证据来，我听了肯定觉得很有理；可是要是朝鲜的专家来说这些证据都不成立，我也肯定得觉得很有理，对吧？”然后我接着说：“我觉得吧，这事对朝鲜来说too difficult了吧？一发鱼雷就把那么大个军舰就搞沉了，要说美军能做到我信，要说朝鲜能做到——他们不是‘穷得连饭都没得吃’了吗？”她听了觉得好像也有道理。

初中生

四、我的三分钟发言

6月25日上午我干了一件自己很得意的事——我在会上做了三分钟发言。

在6月24日的下午，我意识到“Korean War”的定义问题，或者说“朝鲜战争是从1950年6月25日开始还是1950年10月19日开始”的问题，这是美韩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关键性分歧。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心理的问题，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向全体听众说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看法。

于是在6月25日上午，在Panel IV和Panel V之间，我去找David Kang教授，他是Panel V的主持人，又是会议的东道主，是很活跃的一个人。我找到他，先说“I come from China.” 他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我接着说：“我发现我作为一个ordinary person，关于Korean War的概念和你们这些学者完全不一样。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几分钟的发言？”

他说：“可能有难度，我们这个会好多人想发言没机会呢。”

我说：“我只要几分钟，你给我安排在discuss里就好了。”

他说：“这我做不了主，你得问会议主席Tilelli将军去。”

于是我就去找Tilelli将军——反正昨天晚上已经问过一个问题了。将军就说：“你这得问Kang教授啊。”

我说：“我刚从他那里来，他说得由您决定的。”

Tilelli将军就没得推了，就去找会议的另一个主席Jae-Chang Kim将军——一个瘦小的韩国老人，说：“这里有个中国人要发言，我们给不给他发呀？”

Kim将军倒是很和善，说：“你要说什么啊？”

我就说：“我听了一天多的会，发现你们讲的Korean War和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Korean War”根本不是一回事，totally different！你们说的Korean War是1950年6月25日开始的，我们说的Korean War是从1950年10月19日开始的。”

这时候，跑过来一个韩国人，很不友好地打断我，说：“你们是中国人，我们是韩国人，我们的的feeling和你们的feeling当然不一样了。你们的毛泽东伙同斯大林，帮助了金日成侵略了我们……”越说越激动，一边说还一边捅我的胳膊肘。

我立即打断了他，说：“这就是我要说的啊！——你们觉得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是两个independent country之间的战争，但是在我的mind里面，你们和North Korea打仗不就是中国内战的一个Korea版吗？这不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吗？”旁边的Kim将军听了直点头。

这时候Tilelli将军把Kang教授叫过来了，跟Kim将军说：“我们让他讲吧。”

Kang教授说：“我们还有那么多人想讲没得讲啊。”

Tilelli将军就说：“他是学生（他把我当学生了，我其实告诉他我是访问学者，但访问学者里很多也是学生身份），我们要给他机会。”

然后就开始讨论让我什么时候讲，结论是在Panel V一开头就讲。然后Tilelli将军又问我：“你要几分钟？”

我说：“要5分钟。”

将军说：“那不行，只能给你3分钟，你必须在3分钟内讲完。”

然后就问我行不行，我觉得他那时候的语气真是一个将军问部下能不能完成任务。我回答的也很干脆：“No problem！”这事就这么定了。这时候旁边的Kim将军和善地指导我说：“你应该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这样听众对你说的就比较好理解了。”我觉得他真象是导师指导学生。

于是在Panel V的开头，Kang教授宣布我们有一位EE专业的要发言。我就跳上讲台，说了下面的话（事后记录，大致如此）：
　　
Thanks a lot to General Tilelli and Professor Kang. I come from China. My name is ……（谢绝人肉，这里删去第一分钟余下内容）。

As an ordinary Chinese， my concept of  Korean War is totally different with you scholars. In my mind， the war began not on June 25， but October 19， the day Chinese army crossed over the Yalu River and joined the war. Before October 19， it is your business， not ours. It is just a Korean version of the Civil War of China， 1946-1949. But since October 19， it is OUR war. In China we seldom use the word "Korean War"， we have another name: the War Against America and Assist Korea（抗美援朝）.

Thank you！
　　

我的这一小段发言赢得了颇为不少的掌声。当我在掌声中走回座位的时候，听众中的Gurtov教授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出了“抗美援朝”四个字。

回到座位上，我看了一眼Tilelli将军，他居然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在这以后报告中，每当台上的人说到“China”或者“Chinese”，他们的目光常常就要转向我。唯一的遗憾是，南渝霜华没有来，刘先生也不在，我的“自得”只能在这里分享。

初中生

五、“请用一张照片表述”　　

发言以后，我就成了会场里的活跃分子。有人主动来找我说话，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跛脚的Lee老先生，就过来跟我握手，说：“You are the best speaker！” 同时，由于Kim将军对我态度比较友好，一些韩国人也对我比较友好，愿意跟我讨论各种问题。我也主动找人问问题。当然，也可能人家是想搞我的“统战”，那就搞呗，看谁“统战”谁——“寇能往，我亦能往”嘛！

中午吃完饭回会场的时候，我在门口的海报前面停了一下。这次会议的海报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海报是这个样的——



核心是一个妇女背着个孩子站在一辆坦克前面。我就想到，我应该问一问韩国人他们心目中的Korean War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候正好有个韩国人走过来了。这人也许是Kim将军的随从，也许不是——反正他跟我已经说过好几次话了。我就问他：“这张海报上照片都是历史照片吗？”

他说：“是啊是啊，都是历史照片。”

我说：“不可能吧？明显是PS到一起的嘛。”——反正我和他的英语都不好，有点扯不清，最后就搞明白了，是几张历史照片PS到一起的。中间是妇女儿童站在坦克前面，左边是美国军舰在开炮，右边是美国兵在一个朝鲜的中国式建筑上插星条旗。

然后我就问他：“如果用One Picture去表达你对这场战争的feeling，你会选哪一张？你的选择能够代表大多数韩国人吗？”

他问我：“就一张吗？”

我说：“就一张。”

他站直了想了想，说：“大概就是这一张了。”

我又说：“这张能完整表达你的feeling吗？”

他又想了想，说：“其实还不一样，这张照片里的坦克没有那种恐怖感。”——在他的感觉里面，坦克应该是正面开过来的，有动感，然后老弱妇孺四散奔逃，这样一个画面最能表达他对朝鲜战争的feeling。但是说到大多数韩国人，他说：“可能知道这场战争的都会赞同他，但是很多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知道这场战争了。”

我向他致谢以后进入了会场，转了转，遇到了P.M.Morgan教授，就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在费了很大劲向他说明了问题以后，这位身材高大的教授想了想说：“很难。如果一定要找一张的话，就选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墙那里的那一群士兵这个景象吧。”他其实对我说了很大一段话，大致也是说，朝鲜战争在美国也是“被遗忘的战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后来我又问了USC的一位退休教授，他是传播专业的。他一开始也说很难，怎么能用一个画面就表达对一场战争的看法呢？我说：“那要表达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你肯定会选五个美国兵插星条旗那一张么！”他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但是仍然说不好选。我就问：“朝鲜战争纪念墙的那个景象怎么样？”他说那倒挺合适的，泥泞、寒冷、看不到方向，确实很适合表述对朝鲜战争的看法。

在问他们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也为这个问题找了一个中国的答案。我想，对于85%以上的中国人，如果要用一张照片表达他们对抗美援朝的feeling，那毫无疑问是那一张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6-29 12:10 AM 編輯 ]

初中生

六、韩国的loser们

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我对韩国的认识，首先来自于围棋和足球运动员。他们所表现出的拼搏精神和顽强斗志，值得中国学习。其次是来自日常见到的韩国人，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不正常，哪里的人民都差不多，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但是，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认识到，韩国真还有一类不正常的人，一群loser，而且这种人在军政精英里可能还特别多。下面介绍几个。

第一个，是韩国Kyonggi大学的Doug Joong Kim。这位先生在论文“The lessons of the Korean War for the Regional Peace in the Future: A Korean Perspective”摘要的末尾，写了这样一句话：“Let's go together for another 60 years！”

我听完他的报告就想问问题，结果没捞到机会。但是6月25日吃午饭的时候刚好在一桌，有机会了。我就问他：“你还要让美军在韩国待60年，那你们还要不要统一啊？”

他就说：“美军待在韩国跟统一不统一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说了：“美军不在韩国，那你们跟朝鲜怎么折腾都没关系；美军在韩国，那中国就不可能支持以你们为主导的统一么。”

他就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中国人都知道啊。”

他这时候用一种“我有内幕”的得意腔调说：“你不知道的，中国高层是支持我们的，中国高层希望美军仍然驻扎在统一后的朝鲜。”

看着我一副不相信的神色，他就重复说：“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然后我就问他：“没了美军你们打得过打不过北方啊。”

他说：“打不过啊。”

我说：“really？你们是个现代化的工业国，朝鲜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们还打不过他们？你们把经济结构调整调整，多造点武器不就能defend yourself了吗？”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让我很晕倒的话：“这需要很多钱的！”——我当时眼珠子真的都要瞪出来。我真的没有想到韩国“精英”会这么考虑问题！

我脱口而出：“What？You are so rich！”

结果他就跟我重复：“真的需要很多钱的！”

这时候旁边另外一位韩国教授可能有点看不下去了，就问我：“为什么只要美军在韩国中国就不会支持韩国主导统一？”

我说：“德国的例子在那里呢。苏联让德国统一了，也没要美军离开德国，结果过几年苏联自己垮了。哪个中国领导人可以冒让中国垮掉的风险？”这位先生不说话了。——我觉得这位倒可能是个有血性的汉子。

另外一位韩国Loser则更有“喜感”一些，他是整个学术讨论部分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是Panel VI的一个discussant。他的观点是：“Korean War也不全是坏事啊，我们韩国战后经济也发展得不错啊。”在他发言的最后，他说：“如果过几年，台湾成了另外一个香港，那我们就可以考虑统一北方了嘛！”他说得时候脸红红的，很兴奋的样子。

我当时还没觉得他是个loser，我当时对他评价还是很好的，觉得他是个难得敢于说“统一北方”的人。于是结束之后我就去问他：“你打算怎么统一北方啊，是不是打算学中国搞个one country two systems——南方资本主义，北方社会主义？”

结果他说：“我们当然不要北方接着搞社会主义了！”

那我就疑惑了，问他：“那你要再打一仗来统一北方吗？”

他又连忙否认：“仗是万万不能打的。”

我就问他：“那你怎么统一北方啊？”

他说：“也许到那时候，北方的人民就自动推翻金家了！”

我没开会之前真没想到韩国有这样的loser——分裂是中国的错，维持现状要靠美国，推动统一要北方人主动投降。合着就没他们自己什么事儿！我以前只知道蒋介石及其徒子徒孙是loser，但跟韩国的这些loser比起来，蒋介石真可能可以算“雄奇”！

我跟上面那位“用一张照片表述”里的韩国先生还讨论过朝鲜核武器问题，我说：“你们怕什么朝鲜的核武器啊，当年中国造核武器，蒋介石就很高兴，因为那是中国的核武器。你们也一样，朝鲜造出核武器，等过几年统一了，那不就是你们的核武器了嘛，你们应该支持他们造啊。”

他说：“这完全不一样。中国的核武器要对付美国苏联，又不会打台湾；而朝鲜的核武器，不打我们还能打谁啊？”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6-29 12:31 AM 編輯 ]

初中生

七、管中窥RAND

　　
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学者，总体而言比韩国人水平要高，心态也要更平和。最引我注意的是两个有RAND（兰德）公司背景的人。

第一个是A. Scobell，他的论文上面直接就写着是RAND公司的，虽然程序册里写的是另外一个单位。他的论文“China's Lessons from the Korean War for the 21st Century”里面说，中国通过战争学到了下面5点：

1）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to be feared(but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2）Never again(unless……)

3）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red outcome(but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4）Use all the elements of national power(But don't rule out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5）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trends of the times(but limited war is always possible).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还是很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当下从高层到民间的状况的。尤其是他采用的这种句式，表明作者已经能够理解中国式的辩证法，或者中庸的思考模式，这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是做不到的。而在2)中间，他提到了全面否定抗美援朝的思潮，同时也指出这种思潮并未被广泛接受。这是一篇很好了把握中国情况的论文。

另外一个是J. D. Pollack, 曾经在RAND干过，现在在Naval War College任教。这个人在吃午饭排队的时候主动跟我聊天，说：“你说得对，是有两个Korean War，1950年6月25日开始的和1950年10月19日开始的。”然后就问我：“你们中国人对朝鲜局势怎么看啊？”

我一看胡说八道的机会来了，就说：“哎呀这可不好说，十个中国人可能有十一个看法呢。”

他就笑着说“好呀好呀。”

我接着说：“我自己的看法就常常变。前两年我觉得朝鲜你们怎么还不改革啊，改革了发展经济才好嘛。现在我的看法就改变了，觉得他们不改就不改吧，中国应该给他们些钱，让他们维持着，千万不要改革。反正中国现在也不缺钱，我们给香港钱，给台湾钱，还要给美国更多的钱，再给朝鲜一点也无所谓啦。给钱让他们维持着，这样我们就能研究共产主义究竟能不能实现了，而且过些年我还可以带孩子去玩，说：‘看，爸爸小时候中国就这样。’”

他说：“我知道了，你要把朝鲜建设成一个超级迪斯尼啊。”——这位Pollack教授在教授也很活跃，他提问主持人一般给面子让他问，他当discussant提的问题似乎也很尖锐。

总体而言，美国参会学者更像学者，虽然他们和韩国参会人员一样具有半官方、官方或者军方背景。他们比较随便，表情也比较丰富生动，没有某些韩国人那样过于谦卑或者过于倨傲的。例如前面提到的Gurtov教授，他的名片就完全中国化了，一面英语一面汉语，自称：“我姓古，叫古德夫。”，对人说我是“中国同志”。而Korea War Veterans Association的A. G. Sharp先生也跟我聊了很久，我一度非常想把西西河的诸位英语汉语都很好的老大介绍给他，把志愿军的故事发到他的杂志去，但是被他委婉地拒绝了——人家也是有政治立场的呀！不过他最后撕下杂志有他名字的一页送给我，说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另外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对至少两个美国教授说起过，朝鲜是个totally independent nation，所以中国拿他也没办法，朝鲜要搞核武器只好让他搞，我们也不能阻止他。这点跟美韩关系就不一样，韩国要搞核武器美国就能阻止。结果这两位教授的回答是一致的：“We will stop it！”

初中生

八、智者在民间

这次会议是个不要钱且管饭的会，只要签个名就能进，所以来了不少民间人士，包括我和南渝霜华。其实会场里一看就知道了，不穿西装的一般就是民间人士了。而这些民间人士的水平，其实可能相当地高。

我认识的第一位民间人士是老刘。老刘四十年前从新加坡来到美国，曾经跟着Richard E. Bellman念过研究生，后来干过土木工程、计算机，当过精算师，现在退休了专门研究朝鲜战争。不知道他现在国籍是什么，但他的自我认同是中国人。

老刘对朝鲜战争，尤其是开战前后的历史事件非常之熟悉。6月24日上午，他读一篇论文，读着读着就在论文上一圈，说：“这里不对。某月某日毛泽东不在莫斯科，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不用查任何参考文献！

老刘打算写一本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他的核心论点是“朝鲜战争是一个美国的大阴谋”——美国先通过艾奇逊讲话，把韩国划在美国防御圈外，同时又不给韩国必要的武器装备，这不等于是邀请朝鲜方面进攻么？朝鲜一进攻，韩国顶不住，美国就出马了，一直打到鸭绿江。老刘还说，他已经搜集了很多资料，例如美方解密的材料，发现真正关键的地方都给删除了，目的就是要掩盖这个阴谋。——我虽然不同意他这种彻底阴谋论的解读，但必须承认，这也可以成一家之言。

老刘完全赞同毛主席的观点，认为美国打到鸭绿江后下一步肯定要对中国下手。而美国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中国会出兵。

老刘已经够牛的了，但是下一位更牛。这一位叫B.Sliver，我觉得就是个美国的现代道家，把美国的什么都给看透了。口头禅是“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用一种既冷静又非常玩世不恭的口气说出来。还有就是：“我们有八十五个海外军事基地，但是我们不够安全！”——非常冷静的反讽语气，一针见血。他干脆连书都懒的写了，6月25日整整一天就是跟老刘，还有另外一个老头子聊天，搞得我发言的时候老刘都不在。

再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USC的退休教授，他干脆对我说：“你别相信台上那些家伙说的，他们都是rediculous。鬼才相信韩国自己顶不住朝鲜要美国帮忙呢！”不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要压低声音怕被听见。

还有一位老先生，干脆在Panel IV结束的时候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有话要讲，我去过朝鲜！”但是他没有话筒，大家又正吵吵嚷嚷地站起来，他说的话就听不清了。

还有一位女士，好像就是跟上面那位去过朝鲜的老先生一起来的，在我发言过后来问我：“你们朝鲜战争有另外一个名字，那越南战争呢？”

我就跟他解释：“我们也有个‘抗美援越’，但是我们一般不把它等同于“越南战争”，‘抗美援越’只是‘越南战争’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又问：“那越南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打仗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告诉他：“是中国支援越南打败了法国人，关键的战役是中国军官制订计划并指挥的。越南有好多军官是在中国上的军校，以至于1979年中越打起来的时候，双方有些指挥官是当年的同学。”

她说：“这事我们也有过，南北战争的时候还有家里兄弟一个南方一个北方对掐的呢。”

我的感觉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对规范的档案解密制度以及互联网资源的不断丰富，历史正从学者的专宠逐渐变为大众的玩具，而一旦玩起来，只要投入，水平也可以很高。好像我们的西西河也有这个趋势啊。

初中生

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

达雅

2009-01-01

写这个帖子的最初原因，是不满陈经在《官办经济》一文里宣称“毛泽东不懂经济”；而直接原因则是，“唵啊吽”今天在“青史微言”版的帖子《谈谈文革经济和改革开放经济的区别》，以及周师傅的鼓励和胡一刀的质疑。这里先向这几位表示感谢。

另外声明，这个坑有些大，填起来可能时间比较长。

一、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备战经济

所谓“备战经济”，是针对“和平经济”和“战时经济”而言的。“和平经济”就是最常见的、也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此时国家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而“战时经济”，则是大规模战争已经打响以后的经济。

与这两者不同，“备战经济”则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一个接近于1、但是又小于1的概率，遭到攻击，被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经济。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澄清——

第一、准备小规模战争，甚至小规模战争已经发生的，不算“备战经济”，而是“ 和平经济”。因为对于国家来说（这里的“国家”不包括那种有警察没军队的国家），和平时期也是要搞战备的，军队要训练，军工生产不能停。对于大国来说，这种和平时期的备战，略微升级一下就足以应付小规模的战争了。因此，当前同时进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1980年代初中期与越南“两山轮战”时期的中国都属于“和平经济”。前几年的中国，领导常常号召要 “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也是“和平经济”。

第二、“备战经济”强调“被迫卷入”，换句话说，是否卷入战争基本上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因此，纳粹德国那种扩军备战，准备好了以后再主动去发动战争的情况，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第三、“备战经济”有可能犯错误搞砸。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战争危险很大却不备战，结果敌人入侵遭到惨重损失。另一种是战争危险本来不大，但是判断错误搞“备战经济”，最后有大炮没黄油，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例如1980年的苏联。这种情况的麻烦在于，你说不清它搞的是“和平经济”还是“备战经济”。说它是“和平经济”吧，它备战得比别人的“备战经济”还猛；说它是“备战经济”吧，人家和平年代都这么过。——我承认，在这个地方概念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考虑。

按照上面的标准，毛泽东时代（狭义的来说是从1949年到1976年，广义的来说是从1949年到1979年）大部分是备战经济——抗美援朝之前一年和之后几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一时期，国家处在全面战争的危险之中，国家的整个经济政策也确实以“备战”为主要目标，而如果全面战争爆发，那么中国肯定是被迫卷入的，因此那时的中国经济是标准的“备战经济”。——同理，现在的朝鲜也是“备战经济”。

初中生

二、新中国备战经济学的特点

经济学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备战经济学研究在高度可能发生全面战争的条件下应该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新中国的备战经济学研究在1949-1979的新中国为了应对高度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应该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新中国的备战经济学有三个特点：

1)备战经济学高度耦合着一个工业化经济学。1949-1979的新中国，同时面临着“备战”和“工业化”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是高度耦合的。从长期看，备战拉动了工业化，工业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备战。但是，在具体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两者又常常处在尖锐的冲突中。例如，备战要求把宝贵的知识青年分散配置到广大的农村去，以便坚持在遭受全面核打击之后的农村游击战。

2)备战经济学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是很难说清的。定性来讲，如果备战少了，那么敌人打过来便 Game over ；备战太多，群众生活改善太慢，那后果也很严重。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这中间“度”的把握，是微妙的。这和“和平经济学”或“战时经济学”都不一样。和平经济学，例如今天的中国，反正全面战争打不起来，你搞个年平均增长8%，各大方面基本平衡，不是最优也是次优。战时经济学，有战争需求在，你就围绕这个需求可着劲儿折腾吧！而备战经济学呢，你备战越多，那战争越打不起来，打不起来你备战的那些东西就成了浪费。理想上最“合理”的“度”是，你的备战程度刚刚达到并超过那么一点，敌人就不敢来打你了。——可问题在于，你也不知道备战到什么程度就“刚刚达到并超过那么一点”。只要战争最后没打起来，就永远有扯皮的空间，你说干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必要的”，人家总可以拿出“解密材料”啥的论证“鬼子本来就没打算打过来”，你干的根本“不必要”。

3)备战经济面临一个如何收场、如何转入“和平经济”的问题。备战经济是一种长期的经济，要搞好多年，搞久了就会形成惯性，搞完以后就有一个如何平稳转入“和平经济”的问题。这也是“晚了不行、早了更不行，啥时候不早不晚？没人告诉你！”的事情。这个转换要是搞砸了，那也Game over，因为这时候就跟换操作系统似的，老的系统和新的系统很容易不兼容，而人类社会又不能 Reset.

新中国备战经济学的上述特点表明，它是一种“过渡过程经济学”，或者说“自我否定的经济学”，它恰恰要研究如何尽早结束备战经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辩护一：任何攻击1949-1979年新中国经济形态“无法持久”的观点，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该经济形态的任务就是尽早和尽可能代价小地结束自身。

这个系列的初衷来自对陈经“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不满。我认为，不是毛泽东不懂经济，而是陈经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备战经济。陈经由于自身局限，或者是为了迎合西西河当时的口味，没有把自己的“操作主义”坚持到底，才有了上述错误结论，也才有了我发帖表演的机会。

我写这个帖子，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上纲上线”癖、“非也非也”欲，因此希望大家以娱乐的态度，最好是以看“小丑跳梁”的态度来读。这样你如果看到了什么甚合己心的东西，可以作为意外收获。我保证不以《经济学读书笔记》的严谨性来写作，尽量不使用公式。我同时保证，以大致每个休息日一篇的速度上贴，在保证施工速度的前提下提高质量；如果停工当事先公告并按期复工，绝不搞超级无敌无底坑。

本系列的其余部分拟包括以下内容：备战经济的人力资源，农业、工业、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备战经济的成功终结。

最后，向强国论坛的超级大邪恶“数学”先生致敬。在他的引导下，我走上了邪恶的道路，并且本系列的某些想法直接来自于他。鉴于他的帖子后面都有一个放弃版权声明，我如果不能记起具体哪条来自于他，就不说了，能记得的还是要说的。

初中生

三、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

齐孙子（孙膑）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和平经济学谈论“人力资源”的时候，谈论的是一种短期可恢复的生产要素，经济学家们总是假设，工人们睡一个晚上“人力资源”就恢复了；然而，当最高统帅部在谈论“1944年度我军共战死××万人”的时候，这些生命已经永远消失了。——这就是战争和和平的区别！在战争中，生命是消耗品！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必须把人看作消耗性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的再生产；必须为青少年提供基本的食物、医疗和教育，以保证在未来战争中有足够的合格兵员。

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可以解释毛泽东时期的以下历史事实：

1）土改。土改重新分配了土地，使得大批农民娶得起老婆，生出大量孩子，并能够给孩子以充足的食物。

2）一夫一妻制。这属于合理配置“育龄妇女”这一战略稀缺资源。

3）根绝卖淫嫖娼。从道德上打击“生活作风问题”，这属于管好“妇女生育能力”的跑、冒、滴、漏。

4）识字教育、普通话教育、全国低成本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这是为可能的全面现代战争提供具有合格智力的兵员。

5）全国医疗体系的建立、乡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是为潜在兵员的出生和成长提供医疗保证。

对于上述事实，可以给出一个反驳性解释：上述这些都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新中国搞这些只是在搞现代化制度，与备战无关。但是请注意，所谓 “现代化制度”，其实是在拿破仑战争以来才有的，这一百多年来大战小战不断的历史，使得“准备打仗”成为“现代化制度”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还可以解释下面这个事实：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谈论“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是，直到毛泽东晚年，备战经济胜利在望的时候，带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才开始出台；而终毛泽东一生，也没有搞“只生一个”。——当然，他就是想搞，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石化工业，那也搞不成！

最后，举两个不遵守“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的坏典型：

第一个是1928-1937年“黄金十年”的中国。在这期间，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都没有从备战经济学的角度认真对待人口问题，导致抗战期间国军士兵身体素质、知识水平、文化观念方面都显著落后于日军；也没有建立起医疗保障体系，导致大批壮丁死在去部队的途中，造成无谓的牺牲。

第二个是当代的以色列。以色列虽然能够从备战的高度看待人口问题，只要有N分之一血统就算犹太人，满世界拉人回以色列，但始终没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人口出生率。而阿拉伯妇女则在这方面有高度的觉悟，把自己的子宫作为抗击以色列的武器。长此以往，以色列的前景实在不美妙，虽然它现在能炸炸哈马斯。

初中生

四、把人当作螺丝钉使用

备战经济学把人看作一种消耗性的资源，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合理配置这种资源”？

且慢！人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消耗性的资源吗？用那个时代的话说，愿意把自己看作革命的一块砖或者一颗螺丝钉吗？ 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如果你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多数人愿意；如果你采取相反的措施，大多数人将不愿意！

有效的措施包括：

1）宣传教育。如果能够说服一个人，做一颗螺丝钉是高尚的、正确的或者必须的，那么他就能自觉地去做一颗螺丝钉。于是从政治局到党小组，一整套宣传教育机构被建立起来了。人们在党的引导下学习、思考。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握手，“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雷锋这样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了，“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尚道德。绝大多数人，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信任和感激，自觉地成为革命的一颗螺丝钉。

2）经济控制。如果能够在经济上控制一个人，那么就能迫使他为你工作。于是共和国迅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绝对垄断的超级企业，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唯一雇主。所有的公民，只能向 “公家”出卖劳动力。过去的自由职业者们被编入某个“单位”，连和尚道士都在经济上被国家管理起来。

3）强制改造。如果仍然有人不做或者不想做一颗螺丝钉，那么，就开动国家机器改造他。这种改造一方面是为了让他最终成为一颗螺丝钉，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螺丝钉们一个公平：决不能让拒绝成为螺丝钉的家伙得到任何便宜，必须让他们付出足够的经济代价，必须让他们承担足够的道德羞辱；让他们去农村，去牛棚，去干校。——同时，当然必须保全他们的生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保健，因为当战争真的来临，他们仍然是“我方”的力量。

“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反对毛泽东的人如此评价他，但这本身就是脱离了战争危险之后的评价。战争规律不考虑人性，历史法则冷酷无情。要阻止战争，必须把整个国家最快速地打造成足够强大的战争机器，而为了打造这样的战争机器，就必须让全体社会成员成为螺丝钉。只有在打造好战争机器，确保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安全之后，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人性”！——温情脉脉的“人性”在赢得安全与和平后可以成为漂亮的点缀，但在赢得和平的艰苦过程中，必须被无情抛弃！

但是，对于20世纪中期的普通中国人来说，1840年以来的历史已经让他们懂得，成为强大战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经是一种幸福。这意味着，他们不必再象先辈那样颠沛流离；也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可以享受和平；还意味着，即便自己在战争中粉碎，其他螺丝钉将接替自己的使命，保证整个战争机器碾碎敌人。——这是他们的先辈梦寐以求的幸福。

于是，我们有了视死如归的战士，我们有了隐姓埋名的科学家，我们有了一私不苟的工人，我们有了辛勤劳作的农民，我们有了牺牲一个儿子就立刻为部队再送上一个的英雄母亲。 这才是人性，普通中国人的人性！

初中生

五、院系调整

备战经济学要求把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作为稀缺资源使用。新中国采取宣传教育、经济控制、强制改造等措施为把人当作资源提供了可能性。接下来的就是，如何配置这一稀缺资源。

在50年代的中国，最稀缺的人力资源是大学生。为了合理配置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新中国对自己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大手术，这就是著名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这件事情，如今说好的不多，裸骂的不少，例如上纲上线到“大学的终结”云云。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这是一个合理分配稀缺资源的范例。

首先，稀缺资源向最有效率的部门集中。当然，这个效率不是和平经济的效率，而是备战经济效率；或者说，向工业化集中。“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人数由1949年的30320人，增加到1957年的163026人(约5倍多)，工科学生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增加到1957年的37%，工科院系、专业得到了很大加强，新建了一些旧中国大学所没有的重工业专业。”、“之后，少数学校设置了原子能、自动化、计算机等新技术专业”。[1]——工科教育的大发展，为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智力资源保障。

其次，被压缩掉的院系有可替代资源。“院系调整”中大幅度压缩的是人文学科，这是如今被骂的原因。但是，相比于高等理工科人才必须通过高校培养，高等文科、法科人才培养的可替代性要好得多。——共产党和解放军本身就具有大规模培养文科人才的能力，而且从事后看，党和军队机构也完成了替代的任务。

第三，调整是“全国一盘棋”，兼顾了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指出的:“无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或是从国防观点着眼，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都不宜于过分集中。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高等工业学校应该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2]

第四，调整具有超前性。连大骂这次调整的[3]都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 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四年，恰好是一届大学生。

作为备战经济人力资源配置一部分的“院系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考范式。——以往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重道德而轻技艺，知概念而不知原理，两千多年来在“君子”、“小人”的圈圈里转不出来，遇到事情总要先抢占道德高地、喊口号，却不考虑事情“是什么样”以及“该怎样干”。这种遗毒一直遗留到今天大部分文科生，尤其是茅于轼这样的人。

“院系调整”以后，学文科的不吃香了，“学好数理化”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于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彻底改变。例如在西西河，不管左派右派，要说服人，就得“拿出数据来”！

[1] 马永斌,董冰. 院系调整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一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P134.
[3] 李刚. 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J]. 中国改革，2003年第8期.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6-29 02:37 AM 編輯 ]

初中生

外篇一：备战，理解前30年的钥匙

我写“备战经济学”这个系列，是因为我确信，“备战”是理解新中国前30周年的钥匙。

对于新中国的前30年，理解的困难在于，这个时代发生了太多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甚至荒谬的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些事情是戈尔巴乔夫干的，那我们可以说“领导人水平太差”！但问题在于，这些事情是在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领导下，是在全党全军的支持和拥护下，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干出来的！这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毛泽东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例如权力欲——故意胡搞。这是最不用动脑子的，也最被反毛分子所钟爱。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的问题是：第一、相比其他政治领导人，毛泽东是最不谋私利的。第二、“胡搞”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广大群众会热情高涨地跟着他胡搞？这得假设广大群众都不是“理性人”，而这个假设太“强”了！

第二种解释，毛泽东不懂经济，或者“不懂具体经济”。我以前也是这么看的。但是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我发现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理解，要比他的战友们深刻得多，例如《论十大关系》，例如《致党内六级干部的信》。面对这些材料，我不能接受“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能接受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

最后，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不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搞经济，而是在强敌环伺、全面战争时刻有爆发危险的条件下搞备战。——理解了“备战”，也就找到了理解毛泽东时代的钥匙。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胡搞”的经济行为，在“备战”意义下，恰恰是“经济”的。

我把经济学看作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学问。因此，“小老板经营夫妻店”和“斯大林指挥卫国战争”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配置”的主体不同，所能配置的资源不同，“合理”的标准不同。千姿百态的经济行为，本质上就在于这三个条件的不同，而不在于大家使用的经济学不同。

“备战经济学”就是国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配置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迅速具备赢得战争能力为“合理”的标准。这样一看，毛泽东的很多行为就很 “经济”了。例如院系调整，如果不进行院系调整，不仅工科人才不能满足日后的需要，而且按照旧路线培养的文科、法科人才在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无法学以致用，是对稀缺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对浪费的预期很可能直接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对教授们的发难：“你教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什么用？”——那“文革”是不是要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前上演呢？至少是有可能吧？

我相信，把“备战”作为理解新中国前30年的钥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不过是明确把它写了出来。其他的人——例如“葡萄”——也有相同的看法，并必然有更精当的论述。但是，既然写了，“太监”了总不好，还是硬着头皮写下去吧。

初中生

六、 人浮于事

备战经济的年代里，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的厂矿企业被建立，两三亿人成为“工人阶级”。这一过程伴随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也存在着种种争议和问题，其中争议较多的是“人浮于事”。

所谓“人浮于事”，是指在企事业单位，员工数量多于所需要的数量。大家上班时间并不总是在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谈天、看报纸、下象棋、打毛线，甚至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这种状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严重，严重到上至中央领导邓小平，下至基层工程师（我岳父）都觉得老这么着不是个事儿！——可以说后来的改革开放，从分田到户到承包企业再到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浮于事”做斗争。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一个政策鼓励搞“人浮于事”。“人浮于事”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和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各方博弈的，其中必有经济学上的原因。

首先，对于中央来说，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是合算的。国家和企业不同，企业可以解雇工人，而国家是不可以解雇国民的。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保障就业”也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课题。事情就是这么多，能选择的无非是：让90%的人全力工作而10%的人失业，或者所有的人都只用90%的时间工作。——考虑到10%的失业人员可能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要付出的成本，后者可能是更合算的。例如，这一阵子中央老是号召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不要解雇员工，要求国有企业多招收大学毕业生，就表明对于中央来说，让这些企业“人浮于事”比较合算。

而在备战经济中，“人浮于事”更加合算。备战经济的不确定性要远大于和平经济。中央常常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下一步干什么。这时候当然就希望下级能够迅速执行。比如说，希望鞍山钢铁公司抽调三个技术好手去建设攀枝花钢铁公司。如果鞍钢是人浮于事的，四个人的活八个人干，那么抽三个好手去就是了；如果鞍钢就四个人，抽走三个人自己的生产就要受影响，那么鞍钢肯定不愿意，要扯一阵子皮，以便拖延时间，好训练三个人顶上，而扯皮耽误时间对于中央而言，那当然是不合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浮于事”的一个重要优点：训练熟手。如果考虑到在可能爆发的战争中，熟手也是消耗品，一发炮弹下来三个熟手可能就没了，那么这个优点就太重要了！

其次，对于企业，“人浮于事”也是合算的。由于企业面对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上级可能下令调人，政治斗争可能要打倒人，干各种非生产事务也需要人，企业当然希望能干事情的熟手多一些，于是企业就会向上级要编制。明明五个人就能干的工作，跟上级报要七个人的编制，反正编制内人员工资由上级发，人来了归我企业用，就是暂时空着编制，下次拿来解决个家属工作问题也是好的嘛！

再次，对于个人，“人浮于事”也是合算的。八小时上班时间，六小时干活，两个小时打毛线，工资一分钱不少，作为“经济人”，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国家、企业、个人都合算，或者说都具有“经济性”，这才是备战经济下“人浮于事”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到了70年代，备战经济逐渐结束，这种“经济性”也就逐渐不存在了。

首先是中央。中央需要企业“人浮于事”是为了应对备战和战争爆发的不确定性，当战争爆发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以后，给你七个人的钱让你干五个人的活就成为一种严重“不经济”，或者说“傻逼”行为。所以1973年邓小平复出时，就要整顿“软、懒、散”。

其次，对于企业来说，没有了战争爆发的不确定性，人多就成为麻烦，干多干少一个样所导致的干群矛盾也很头痛。而在基层，我岳父这样的也不高兴“人浮于事”，因为他干得多、别人干得少，拿钱却一样多，他心理不平衡。大家都不满意，改革改革，于是不再“人浮于事”，大家忙得团团转。

要我说，“人浮于事”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可不就是说你想多干点就多干点，想少干点就少干点，想不开的时候不干也成，那还不是“人浮于事”到家了？所以，我岳父心理不平衡，是他小农思想作祟，一点亏都吃不得。——当然，这话我是不跟他当面说的。

回来了，给大家拜个晚年，并按期复工。最后提醒一下，上班时间在办公室上网的，可不兴回帖反对“人浮于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