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和历史约会

初中生

　　

1949：和历史约会

陈晋

大变局的神韵

1949年的第一天，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属于什么阶层，都会明显地意识到：九州大地改换人间已成定局。　　

这一天，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署名为蒋介石。这个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已经22年的国民政府总统，在这篇元旦文告里不得不承认和哀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所谓“戡乱”已经失败；说自己愿意向已经解放北方大片领土的中国共产党“求和”，但条件是要保存现行的宪法、保存中华民国的法统、保存国民党的军队，否则国民政府就要和共产党“周旋到底”。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辞，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这篇文告里很有信心地宣布：迎面而来的194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敌人也不怀疑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果然，元月还没有结束，故都北平就变换了旗帜。国民政府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率几十万部队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2月3日是中国旧历的大年初六，在春节的喜庆日子里，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入城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来，整整走了六个小时，沿途欢迎的人群挥动着小旗，喊哑了嗓子；一些青年人跟着坦克跑，往上面贴标语，有的干脆就跳到坦克上面欢呼；更多的人则扭起了秧歌，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时候，如果你是生活在北方的农民，体会这场历史巨变的焦点应该是土地。解放区多数地方进行的土地改革，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命根子——土地，分给了纯朴的农民。农民们丈量着自家的土地，也丈量着希望，丈量着自己的选择。东北哈尔滨靠山屯的农民便给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这回我们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这是我们翻身的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里。　　

那时候，如果你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你谈论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要算是那个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4月，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千里防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人民解放军先后向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大进军，大进军带来的是大解放。

大解放的含义，不光是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手里解放了人民，也是从帝国主义列强手里解放了中国。——在4月间的渡江战役中，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我第三野战军部队立即还击，并击伤“紫石英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随即发表声明说：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从这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驻扎在那里的外国武装力量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内河航行、自由经营、海关管理、领事裁判等各种特权都被一一取消。　　

席卷一切的大进军，是1949年大变局的军事神韵。　　

大变局的政治神韵也在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普通而宁静的小山村里绽放出来。就在平津战役结束那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秘密接待了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斯大林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米高扬的使命是来摸底。毛泽东对他说，胜利后的新政权，必须是包括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核心和骨干。

解放战争的炮声还没有停歇下来，中国共产党人已在自己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里着手构画新中国的蓝图了。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大食堂里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决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即将成立的新国家的发展方向。

这个国家的首都定在北平。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便往北平进发。

在一个新国家呼之欲出的时候，一名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门，但他看到的是一派衰败景象。接管北平的共产党人组织群众清理天安门附近的垃圾。一群前来参加义务劳动的青年学生蹦蹦跳跳地登上了城楼，有人去拔随风摇摆的野草，却惊起一群野鸽扑棱棱冲向蓝天；接着，人们发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竟然有一堆一堆的鸽子粪，运走的时候，硬是装满了好几卡车。这种景象，同时局演变一样，主题就是四个字——去旧迎新！

位于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的那道中华门，在明清之际，这是真正的“国门”。——明朝的时候，叫“大明门”；清王朝入关后，把刻着“大明门”的石匾翻过来，刻上“大清门”三个字又重新装了上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称中华门时，有人想把石刻的“大清门”匾额拆下来翻过个儿，刻上“中华门”几个字再放上去，结果发现，背面已经刻有“大明门”几个字。

历史上的变局，曾经如此地浓缩在一方匾额之中。但是，当历史走到1949年的时候，人们的感悟和体会，在这以前的各种历史变局绝不像把一个匾额翻过来、倒过去那样轻松。

一路悲欢

把“大清门”改为“中华门”那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发布宣言，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这天起，中国的历史改用中华民国纪元，1912年也就成了中华民国元年。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说起他的性格，人们都十分感叹他的坚忍。在创建中华民国以前，他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几度亡命海外；创建中华民国以后，同样经历了好几次失败。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前一天，最担心的就是革命半途而废，他对围在身边的几位国民党要人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的处境也很危险，希望你们不要被敌人软化。汪精卫立刻回答说：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恰恰是这个汪精卫，后来被日本人“软化”成了汉奸。

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在中国大陆叫了38年。在1928年之前的17年间，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出任过总统或国家首脑的有7个人，当过总理的有26个人；政府内阁变动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47次，其中最长的存在17个月，最短的只有2天。

1928年国民党蒋介石掌握了中央政权，但也未能真正统一中国。在围绕国民政府的首都应该设在哪里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就出现了分歧。北方的人说：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是亡国之都；而北京是元、明、清以来传统的首都。南方的人则说：南京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总理遗训不能违背。南北的政治家和文人，都引经据典，打了好一阵子笔仗，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都想就近控制首都。——这种争论早在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时就出现过：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担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则坚决在北京就职。

1928年这次争论的结果同上次一样：谁有实力，谁说了算。——控制中央大权的蒋介石，干脆把“北京”改成了明代初年的旧称“北平”，中华民国的首都便确定在了南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解放的伟大转折。蒋介石宣称中华民国已经跻身于“四大国”之列。当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建国目标”成为全国各政治党派的共同呼声；但是，当蒋介石在1946年5月回到阔别八年的南京总统府后，情势却急转直下。——这年6月，国民党军队派出22万人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有人说：“一觉醒来，和平就已经死了。”

全面内战的爆发，毁灭了人们和平建国的梦想，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所有进步人士都看清了一个事实：民主和自由之花不会在蒋介石国民党旧有体制的土壤上自动地生长。诗人、学者闻一多此时的感受就像他在一首诗里曾经高唱的那样：“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1946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再次“迸着血泪”喊出：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消灭！——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生前他曾经在诗里唱道：“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闻一多的倒下，只是国统区一连串血案的开始。更多的人还在期待着、梦想着、进而猜测着国家的未来。两个月后，《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政论周刊《观察》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他预测中国的局势发展有三种去向：

第一种去向是出现以江淮为界、国共分治的“南北朝”；

第二种去向是爆发“十月革命”，不过王芸生认为：“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那么大”，如果真出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国家大乱”；

第三种去向是“政协协议之路”，即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框架内组建联合政府，“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王芸生对中国前途的预测，一个也没有猜对。经过1947年的大转折、1948年的大决战，1949年合乎逻辑地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49年，对生活在国统区的民众来说，普遍的情绪则早已不是希望破灭，而是痛苦、愤怒和抗争。2月间，上海的通货膨胀已达到最高峰，金圆券如同废纸。如果要买东西，就得用麻袋或网兜装钱，且还得一路狂奔，因为稍一迟缓，手里的钞票就要贬值更多。由此，要和平、要民主、反饥饿、反内战，成为了国统区民众的普遍呼声。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解放了上海，能不能管理上海？是不是站得住脚？国内外不少人还抱着明显的观望态度。一个美联社记者从香港向西方世界发出了一则电讯，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

的确，共产党接手的上海，是一副用什么语言描述都不过分的烂摊子。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走马上任时，他看到的早已不是昔日的“东方巴黎”，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炸沉的船只横在黄浦江上，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象征江南造船所也成了一片废墟，全市的主要工厂四分之三已经停工，饥饿和失业成了家常便饭。对市民们来说，手里的钞票几乎成了废纸。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不再相信纸币的价值，市民们大量兑换黄金、银元和外币。国民党特务还说：“只要控制了两白（粮食、棉纱）一黑（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一些资本家也纷纷传言：“共产党打仗可以得100分，搞政治可以得80分，而搞经济却只能得0分。”

这时候，陈云来到了上海，指挥新中国开国过程中经济战线上的第一场战役。在他的谋划下，大量的粮食悄悄地从东北等地运往上海，棉纱和煤的储备也在进行之中。当物价疯长到了市民难以忍受的顶点时，市场上忽然奇迹般地蹦出了人们期望已久的平价的“两白一黑”。此前囤积居奇并以为稳操胜券的投机商们再也吞不下了，一些投机商被迫倒闭。后来，毛泽东说，这场经济战役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人们眼里，缺乏城市经济管理经验的共产党人初战告捷，对未来执政全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

观望的民众充满期待地稳定了下来。事实上，这种期待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就已出现。那天，一位年轻人打开自家大门，看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睡在马路上面，不禁感叹道：“看来，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40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人心挪移

对蒋介石来说，“再也回不来”的感觉，早在1949年1月21日就出现了。那天，他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把总统权力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代理，离开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时，蒋介石特意让飞行员绕着南京古城飞了一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里非常清楚，政权的更迭即将发生。

其实，不光是蒋介石心里清楚，他身边的不少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在蒋介石“引退”20天后，他的结拜兄弟、当了2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广州吞食大量的安眠药告别了“党国”。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幕僚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即已先行一步。陈布雷和戴季陶，前一个被称为“领袖文胆”和“国民党的第一枝笔”，后一个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谋士”和国民党内的大理论家。陈布雷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戴季陶得知陈自杀后曾痛哭道：“我的心已死了！”——文人自有文人的毛病，但他们大多把“道”看得很重。陈、戴的自我弃世，多少也是自绝于他们追随多年的“道”。国民党的治国之“道”似乎不再能唤起他们的希望和信心。

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了。半个世纪后，台湾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一同走过从前》里是这样说的：“（民国）三十八年一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国民党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确切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呢？仅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局1949年的一份机密卷宗里就记载：“此项移运之船只，……先将库存内之黄金200万两，妥为装箱，备运台北。”。——据统计，国民党先后从大陆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白银。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安排政治和经济后路时，蒋介石还在南京的宋子文公馆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默然搬走。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数学家苏步青后来回忆说：“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面，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结果，81名院士中，除了一些人选择了海外，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

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只院士。在此之前，蒋介石还指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把北平的一批名教授接到南京来，结果，除了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等极少数人外，国民党“抢救”名单中的绝大部分教授都留在了北平。

虽然大势已去，国民党仍然不放弃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194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趋赴福州，代表蒋介石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去台湾。这位老人叫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亲历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当时就是他的船装着丁汝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作为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他的去留自然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宗仁对他说：“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云云。——萨镇冰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不久还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他得知北平在筹备成立新中国的事情后，又写诗赞道：“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 、“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萨镇冰拒绝去台湾不久，另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上海到了北平，她就是被国民党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后，她便再也不愿意到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了。但是，即将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忘不了这位在革命危难时始终帮助自己的好朋友。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邀请她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又派邓颖超专程南下相陪。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到达北平前门车站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毛泽东还亲自上车迎她下车。

随着宋庆龄的到来，一个新的国家就要宣告诞生了。

民主演示

宋庆龄到北平时，汇聚北平的各界精英名流，还有1898年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张元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风云人物张澜，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教育家和文化人，更比比皆是。他们在各自的历史年代和领域都散发过光彩，在历史的轨迹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追求、抗争、迷惑和痛苦。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们挟带近代历史上的各种音符，加入1949年历史大转折、大变局的交响曲。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民族复兴。共产党则真诚地邀请他们，参加酝酿已久的各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在北平城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有23个政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134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组织条例，制定评选国名、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等。总之，是要把所有新中国开国的大政方针草案准备好，拿到正式会议上去通过。为了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那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人们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这次会议叫做新政协，后来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新政协代行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

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人们开始琢磨为它取个什么名字。最初的国名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著名教授张奚若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说：“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对国家政体来说，“共和”同“专制”相对，本身就有民主的意思。

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后，又一个问题冒了出来。考虑到不少民主人士对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还有感情，主持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建议，在新的国名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中华民国”，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简称“中华民国”。为此，周恩来还专门邀请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征求意见。

从保存下来的新政协档案里，人们发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站起来发言，明确不同意括号里的“中华民国”几个字。他说自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十分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因为它与民无涉。老人很激动，他说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这番话的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政协向全国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图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幅国旗图案，加起来有2992幅。这些图案中，有的是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有的是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也有从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人那里寄来的，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就有23张图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提供了一份图稿。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中一张在红旗中间有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谈判未果留下来的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间表示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好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几经选择，多数人看中了一张由上海一位叫曾联松的青年人设计的带有五星的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新中国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本打算放到以后再说，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国歌怎么能行呢？画家徐悲鸿由此建议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认为这首歌曲对中国的意义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但有人认为“敌人的炮火”已经没有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希望重新填词。徐悲鸿坚决不同意，教育家马叙伦也表示支持徐悲鸿。最后，周恩来解释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就是鼓舞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教授。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要在这部事实上的“开国宪法”里确定下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到：“我们将来建立的政权，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苏联的名词；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

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中国的性质，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多数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因为社会主义前途虽然已经肯定了，但还要让实践来证明，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更加郑重地对待社会主义。——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新中国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和政府人员的安排。新政协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为副主席，副主席中三位共产党人、三位民主人士。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后，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阁”，为此他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动员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两次拒绝担任教育总长，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也拒绝了高官厚禄。筹备新政协时，他开始还是抱定初衷，不出来做官。周恩来对他说：“现在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做官就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反复考虑，终于答应。孩子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到了70岁还要出来做官，他说：“过去不愿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经过周密安排，四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

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歌和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诞生，政府领导成员的选举和安排，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别开生面而又意义深远的民主演示。它告诉人们，什么是“人民民主”，什么是“人民共和”，其精髓所在就是今天的中国还在实行的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的结合。　　

和历史约会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的一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最为经典地诠释了1949年的历史大转折、大变局的主题。第三个发言的是宋庆龄，她说：“今天是一个历史的跃进，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式结束后，筹建新中国开国盛事的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碑名，祭奠和告慰三年以来和三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同时也祭奠和告慰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一句绝非闲笔，它点出了这场大转折、大变局所蕴含的沉甸甸的历史内涵。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为中华民族提出了两大历史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第二个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是两大历史约会。

事非经过不知难。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最终把走向社会总崩溃边缘的中国，带出了死亡峡谷。从1840年以来伸出的约会之手，经历100年的坎坷奋斗，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有另一只手把它握住了。这当中一个生动的注脚是，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在整整90年的时间里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中国人没有管理权，直到1949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的成立，中国国门的钥匙，才真正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

走向和历史第二次约会的行程则更为艰难。这段行程的起点之低为世人共知。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建设，是一道前无古人、近无借鉴的现实难题，甚至比解放全中国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踏上了第二次约会的行程，这个行程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需要100年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探索和奋斗。

握住第一次历史约会之手的人们，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的经典画面，后来反复在荧屏上出现，我们已不陌生。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一部电视纪录片配着这些画面有这样的解说：“九州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沧海，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的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特别的举动。半个世纪前发起过戊戌变法的梁启超之子梁思礼，那天正在回国途中的一艘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海船上。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为是学无线电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收音机。那会儿已经知道，10月1号要宣布成立新中国，我就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把天线接上，然后听新中国的广播。听到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啦！还听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船上所有进步同学都欢欣鼓舞，就说应该开个庆祝会。当时只听到是五星红旗，到底五个星是怎么个放法谁也不知道，只好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拿一块红布，然后剪了五颗星，也知道有一个大星、四个小星，结果把一个大星就放在中央，然后四个小星放在四个角，这就是我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国外的游子。”标志着新旧中国转变的历史大变局在1949年10月1日实现了，人们称之为“新纪元”。　　

初中生

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认识——《深翻》的读后感之一

老田

在读完韩丁（William H. Hinton，1919年2月2日－2004年5月5日）的《深翻》之后，禁不住掩卷长叹，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革命，就这样走向了衰败。

从韩丁的《翻身》到《深翻》，我们读到了底层人民广泛参与的革命事业。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革命，无论是革命的范围、深度还是革命的彻底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从革命的规模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了，这场革命是人类的四分之一为了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的一个历史性变革。

在读书的过程中间，我想到了在共产党内部对于这场革命的不同认识，这些认识分歧贯穿始终，不过在1980年代之后，这个分歧就表述得更为充分了。对革命认识的差别，虽然最开始是一些评论者从外部给出的，但是，对中国革命最持久、最深刻的认识差距，则始终存在于领导者群体内部。

一些人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把旧政权的掌握者推倒，换上新的当政者。这个认识内部也有两派：

一派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晚清朝廷，在国民党当权之后，政权的性质就已经是资产阶级政权了，革命就应该停止，这是共产党内部托派的观点。陈独秀等人被清除去共产党队伍之后，托派观点仍然继续存在，1980年代“补课论”思想的出台，仍然肯定陈独秀是他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被认定是“民粹主义思想发作”，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发展起来“补课论”思潮，不涉及政治革命的内涵，是一种“纯经济托派”思想，这个思潮的急剧扩张并垄断一切、据以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知识精英宣传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李锐、杜润生等人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个观点。这一派人士为了寻找根据，重新书写了党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看作一种过渡理论和阶段，而是拔高为一种社会形态，似乎存在着一种“政治力量由共产党掌握、经济权力由资本家群体掌握，还能够相安无事的‘互不矛盾’。”

另一派是在建国后之后发展出来另一个“纯经济托派”——这一派人士认为政治革命还是要的，需要继续深入，由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政权，但是经济上要补上“资本主义”那一课，由共产党干部来代表资产阶级，国民党代表性不够。在这一派人士看来，革命的全部内涵就是“新旧政权的替换”，所以他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唯一贡献”就是帮助新的官员群体替代旧的官员群体，所以他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种军事思想和正确的战略战术，除此之外，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认识都一无可取之处，必须加以否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社会革命继续推进，并有三个不同阶段的内容：

社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解决农业剩余的分配与使用的问题，这一阶段的社会革命内容是剥夺了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并转用于工业化需要，此外没收官僚资本也同时被称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社会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赎买资产阶级，同时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紧密结合。在农村则依靠多数贫农对于生产资料保险的需要，推动了合作化进程。“五反”斗争之后，工人在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工厂内部“面对面”地批判资本家，由此掌握了三权——管理权、人事权、分配权，剥夺了依托于资本占有而产生的管理权力。

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政府，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发动工农群众并向他们的意愿倾斜，革命就无可奈何地发生在社会革命领域：

——土改、合作化之后，农民劳动力实现了与土地的稳定结合，等于免费获得了一份生产资料保险。统购统销政策之后，缺粮的贫农等于得到了一个以公平价格获得生存资料的机会，占农民总人口60-70%的农户在生产和生存条件方面都得到了改善。

——在民主改革和“五反”斗争之后，城市工人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工厂内部的人事权、管理权和分配权转移到了工人组织手里，逐步地工人也得到了稳定的就业保障和工资提升。

这两个过程从根本上提高了平民阶层的地位和权力，压低了旧统治阶级并堵塞了其赖以发财致富的门道，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从工农直接参与的斗争中间产生出来了。在社会革命的第二阶段，实现了提升劳动力地位、颠覆“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任务。这个阶段的社会革命完成之后，宪法上所规定的“工农联盟”的经济内涵——拒绝把劳动力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低价格来雇佣——才得到落实。工农联盟经济内涵的实现，不仅在于要剥夺旧统治阶级，同时还要防止产生新统治阶级，否则这个业已获得地位还有可能丧失掉，所以社会革命必须继续推进到第三阶段。

只有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有所谓的“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个提法——

共产党干部群体多数来自被统治阶级，缺少管理经验和文化教育，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共产党干部的优势不在于统治技术的娴熟，而在于颠覆劳动力相对低下的市场价格。

而对共产党内部那些所谓“务实派”的“强调”，成为“非毛化时期”的主线索，这种“强调”造成了一种错觉，令人们以为似乎共产党内部有一个在管理和统治技术方面有很大优势的群体，这个群体跟旧统治阶级相比也能够在管理水平上战而胜之，由于他们的“高明统治技术”使得共产党政权具有比国民党政权更正当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小批“很高明的人”（或者转过来强调这些人道德上的优越，例如强调这些人比国民党官员更“清廉”），于是“革命有理”落脚在“把民间的治国高手送上了统治地位”，他们的“高明统治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相比于“革命的巨大代价”而言要大得多。

依据上述这个逻辑，假如国民党可以证明“共产党的‘泥腿子高人’的治国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不及革命的巨大代价”，国民党就能够得出“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有理”的结论！——实际上这一派人士中确实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粉丝”，例如著名的崔卫平女士就认为“蒋政权还有可能走向民主”，是共产党夺取政权阻断了这一“有希望”的前景。

社会革命的第三阶段是改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实现社会权力的均衡分配和社会结构的扁平化改造。这个阶段的革命，要求实现降低管理者的特权和地位，提倡一种“协商式”的管理和学习型组织模式。

在社会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必然要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换而言之，工农在经济上的解放，必须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之后，这一经济成果才是可持续的。

在社会革命的三个阶段都贯穿着提升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和地位，解除通过市场关系施加于劳动者的束缚和抑制，同时也是一个以“行政管制”替代“市场关系”的过程。劳动力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低价格被颠覆，劳动者多数获得了就业保障和生存资料获取机会改进，这都维系在一个全国性的工作机会和生存资料的分配系统上。——在这个分配系统中间，提升工农的地位都要以降低社会上层的权力和利益作为代价！换而言之，“工农联盟”的经济内涵需要配套实施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才有保障。

这三个阶段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都意味着以改善工农劳动者的地位为目标，都需要配套减少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的政策，由于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充满着受损者的反抗，所以都被毛泽东称为“阶级斗争”，这是在以阶级为基础的力量集结和博弈视野里看问题的。

社会革命的实质都是调整阶级关系，通过力量对比的改变并借助于博弈来提升劳动力的价格，与此同时要求实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贬值政策（甚至是剥夺依托于资本而产生的统治权力）。

贬值政策的实施，导致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逐步选择一个明确的反抗态度，最后毛泽东发现：除了动员体制外的工农群体之外，别无力量支持第三阶段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所以他不得不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所不同的是：在新中国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进行阶级斗争背后的力量对比问题，在革命战争期间早已解决，反抗者无法纠集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富裕中农，他们作为利益和权力受损者，都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抗，所以社会革命进程相对顺利。等到新中国社会革命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不再是革命对象，而作为革命对象的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的掌握者则有能力组织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通常是以扭曲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他们把那些正当的改进措施和政策执行到极端荒谬的地步，然后，再来指责决策者“极左”、“空想”和“不切实际”，从而积累了足够的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理由。

韩丁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精辟地提炼出来了这些人的行为逻辑：

——“随着政府机关越来越具有传统官僚制所具有的特点，中央集权、权力不受约束、只对同僚长官负责等等，……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韩丁著《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美国三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19页）

——“后土改时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人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韩丁著《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美国三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19页）

韩丁在书的结束部分，写了了这样一段文字：

“回想起毛时代那些接二连三的僵局，有点象海涅在他的诗中描述的关於上帝与魔鬼的对话：‘你不会创造。’上帝轻蔑地对魔鬼说。‘我是不会，’魔鬼答道，‘但是我能摧毁你创造的一切。’”（《深翻》第719页）

看起来，毛泽东的“极左”不是别的，而是脱离了社会上的强势群体而去执行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这就引发了精英阶层的严重不满；而恰恰由于中国革命后，普通工农地位的改善，普通工农反而在政治上陷入保守情绪，处于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时期。——就是在平民阶层政治能量最低、而精英阶层政治能量最高时期，毛泽东冒着被摔得粉碎的危险发动了文革，这个力量对比上的巨大落差决定了文革政治博弈的后果，这当然没有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精英们竭力否认失败的文革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并把毛泽东关于公有制社会的阶级分析和政治博弈的看法称为“极左”，说毛泽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回想起来，在共产党内部，肯定与否定“革命的社会阶级实质”的认识分歧，从中国革命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且贯穿始终。

毛泽东临终之前，对这些人的想法说法，曾经预先回过帖子说：“这些人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见了。”——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小资产阶级是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仅仅是不承认公有制社会的阶级分析，革命时代的阶级问题他们也是同样否定的。

看来，毛泽东的“极左”不在于政治博弈的性质认定上，而是在于博弈群体的力量对比方面：他明明知道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文革；他明明知道战争必然失败，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必然会失败的战争——只要这一场战争是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

古人云：“虽千万人吾往矣！”说的是一个人明知有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也奋然前行的毅力和道义勇气，相信从古代到今天、以至于遥远的将来，都会有少数人对那些明确选择打败仗的人表示深刻的敬意，毕竟古往今来很少有人会为肯定要失败的事业而投入整个身心的。

初中生

中国乡村变革中的自组织困境——韩丁笔下的张庄

老田

韩丁（William Hinton）通过他的著作，追溯了山西潞安张庄半个世纪的历史演变，几乎每一次都是在张庄表现得很差的时候让韩丁给碰上了，正是从这个“不好的典型”中间，我们读到了中国农民在创造新世界过程中间的“组织困境”——农民很难完成自组织过程，由此每一次合作都隐含了失败的根子，自组织困境常常使得前进过程的社会代价过于巨大，甚至长时间未能实现巨大的潜在合作利益。今天，农民难于合作仍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社会性障碍。

一、韩丁与张庄

张庄是山西潞安的一个村庄，1948年韩丁跟随土改复查工作队一起来到这里，参与了这个村庄的土改复查工作达半年之久，他根据自己记录的材料于1966年出版了《翻身》一书，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这本书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译本。

1971年，韩丁再次回到张庄，追溯了张庄在建国后的变化，特别是合作化事业的波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荡和不幸，于1983年出版了新著《深翻》。2007年，全书由新的翻译小组重新翻译校阅，预计很快就会面世。

中国革命前后数十年之间所发生的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变革，涉及到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海外学界的长期关注。但是，像韩丁这样能够追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材料，选定张庄这个具体的历史舞台，持续地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的持久变革、以及变革中间普通人的想法和遭际，目前还是唯一的。

韩丁所追溯的张庄，打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好的典型。韩丁在《翻身》的叙述中间，“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以纪录片的形式追溯土改复查时期揭露的许多“极左”表现：有些农民过分执着于当前利益的扩张，在追逼浮财过程中间导致十余人被打死；还发生了剥夺小私有者的错误、并且发生过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庄发生了很多原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落后的典型”，但是韩丁却在这样的混乱中间看到了张庄的代表性：“在整个中国的农村地区，对抗着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基本问题、目标和最终结局都是相同的。在张庄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立的那些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联合行动、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这在张庄和全国都是一样的。张庄农民的小生产者心理，在本质上与全国各地的农民毫无二致。凡是农民奋起分地的地区，就必须克服过火的倾向，这在张庄曾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群众自己起来闹翻身、干革命，不可能安排得那样有条有理，韩丁认识到了：“当中国革命的进程全面展开时，它包括前进与后退、右倾与左倾，每日、每时、每分钟的量变到突然的质变。总之，革命的进程深入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正是后一方面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导致的变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证。”[1]韩丁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指责，而是从干部和村民所犯的错误中间，看到了改造旧世界力量的艰难成长过程，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被锻造出来的。

韩丁1953年回美之后，一直被美国政府禁止出境，直到1971年才得到机会重返中国。他先后五次重访张庄，写出了一本新书《深翻》，这本书着力描写了合作化事业和文化大革命的波澜：

——“描述了张庄的生产者，如何从开始的、痉挛似的互助，逐渐学会在一起干活；把土地、牲口、农具集中起来，创建一个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他们的合作社又如何地和别的合作社合并，形成被称为“公社”的联合体。它描述了张庄村民在全村都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如何尝试了一个跃进：他们开始用本地的矿石炼铁；用自己的双手修筑水坝、水库和铁路；深翻土地，期待打破纪录的高产，结果却是大旱烤焦了田地，庄稼歉收，副业破产，生产单位太大、太集中，难于管理，以至于搞不下去了。”

——“接下去，《深翻》描述了六十年代初，从集体向个体的倒退，其后的重新大干合作社的运动，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庄的农民动员起来，炮打司令部，造反夺权，全力投身于改变这个世界；运动造成了村民的分裂，形成了铁杆的两派，为了权力而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其中最勇敢好斗的积极分子，走向了全面的内战。它还描述了解放军的士兵们如何地强行维持一个扭曲的和平，而党员们又是如何地尝试团结群众和干部，恢复基层正常的生活，和从新推动抓生产的运动，虽然他们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果。”[2]

韩丁是从关注全人类的命运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农村变革的，他的系列著作的目标不是为了留下史诗，而是“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勇气和魄力的社会变革如何走向停滞、衰败的故事。”[3]

原本要写的关于张庄的第三部著作《分山》没有完成，但韩丁对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路径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二、农民的自组织困境

韩丁对于张庄历史变革的追溯，给人们留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翔实记录，我们从中间能够读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线索——农民在完成自组织方面存在着一个持久的困境：农民很难仅仅依赖自己旧有的觉悟和组织经验实现紧密的合作并协调其内部矛盾，并在合作的基础上去实现分工分业和实现潜在的发展利益。而且，像张庄的农民那样，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其组织成就往往也未能守住。

农民的自组织困境，反而在韩丁选择的一个“落后”典型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揭示。韩丁在《翻身》的结尾明确地指出：“我当时觉得很明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很有可能要失败的。农民潜在的军事力量、生产能力和政治才干必须予以培养、动员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解放’。张庄的经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就很容易把革命向‘左’偏得很远，以致走向反面，造成右的复辟。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分掉一切东西，连农舍里最后一副碗筷，工厂里最后一个齿轮和车轴都要分掉——这样做，就会破坏他们要依靠它进行建设的那么一点生产基础。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把较富裕的同盟者全都赶到敌人怀抱里，就很可能拒绝、以至于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这样的错误，只能使农民分裂成以亲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影响、帮会义气等为基础的一个个宗派，只能导致无休止的派别之间的火并。最后，农民因为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公平的理想和行动纲领，很可能归于失败。这种理想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这种纲领就是削平一切，其结果将是地主统治的彻底复辟。”[4]——正是有了共产党人深入群众，领导农民修正缺点和错误，这个组织困境才得以克服。

韩丁在土改复查中间，深切地看到了农民认识自身利益的困难：

——“人民必须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了解到自己处境的各个方面，了解到某个特定计划的切实可行的好处。那时，只有那时，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付诸实践。那时，只有那时，才有成功的希望。”[5]

——“于是，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从部分认识逐步地到达全面认识，从自发的行动到有指导的行动，从有限的胜利到全面的胜利。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建设者。”[5]

1947年的土改复查运动中间，贫苦农民对于干部的不信任、对于地主浮财的追逼，都是一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表现。一个村民对于强势人物的批评以及可能会因此在将来遭到报复的考虑，会诱发一种把未来的概率风险进行“贴现处理”的思路，村民对干部采取残酷斗争、不讲政策并要求彻底推倒的激烈情绪，并不是什么“极左”和“盲动”，而是试图在“批评干部”的同时把“未来遭干部报复”的风险也连带降低。这样的思路当然符合村民的“短期理性”！——而正如韩丁所指出的，这只能“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中断了原本可以服务于社区发展的组织能力的积累和干部的健康成长过程，损害农民自己的有组织努力。对干部揪住不放，本身是农村组织困境的一部分，农民对此有着“理性”的考虑：在“农村”这样一个“其成员难于退出”的社会和地理空间中，对行为的长期后果与风险是自然需要考虑的。

但是，对于监督和批评干部所带来的风险，也确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保险”，否则，要么会使得来自基层批评和监督绝迹，表现为没有人愿意为集体利益而监督干部这样一种集体行动困境，助长基层干部的自利目标的私欲膨胀；要么就很容易诱致农民在批评的同时追求风险一次性贴现的“极左”取向，从根本上毁坏社区内部组织技术的积累过程。这个问题部分的解决，要求引入“上级领导机构”的作用——保护村民的批评权利同时长期保持对基层积极分子较高水平的回应，避免批评干部的农民遭遇到报复，或者在遭到报复之后能够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及时救济。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批评权利受到保护”的工作未能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就使得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行为仅仅依赖于上级的纠偏，没有在基层造就出可靠的监督力量。——集体组织中间缺乏对于基层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一直是农村合作困境的重要方面。

对于大多数贫苦的农民而言，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和农具分给大家，又由于有的土地面积小，任何设备都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所以除了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最终只能组织起来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互帮互助来解决问题。”[6]旧中国的穷困和农具的缺乏，户均耕地也少，这种状况背后所隐含的潜在合作利益很大，韩丁在山西张庄看到的情况在全国农村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互助运动在太行山区的开展是比较容易得多，而农民要生产，也就非搞互助不可，因为车、驴、牛、耧，乃至铁锄都不够大家分的，为了生产，只有合伙使用。互助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尽管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一家有生产所需要的全套农具和牲畜。一头好骡子能耕种一百二十亩地，但无论哪一家都没有这么多地，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张庄最大的田产是一户九口之家的四十八亩土地，这样一个大户也用不了一头骡子。如果他们想有一头骡子、一辆大车、一张犁、一片耙、一副耧，那么成本合起来就要大大超过四十八亩土地的收入。因此，一个拥有一头骡子的家庭就不会再有其它基本农具，甚至连大车也没有，尽管一辆大车在运输上和农业上都很有用。”[7]

就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和工具而言，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困难是广泛存在的，而“发家致富的可能”常常是以“邻居的贫困化”为条件：

——“在中国，实际上还有几百万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小规模生产，更不用提‘发家致富’了。号召每个农业生产者都富裕起来，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矛盾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剥削者，因为他通过雇佣别的劳动力致富，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希望通过雇工、置地、加息放贷和创办企业致富。”[8]

——“有人买地就一定有人卖地，有人雇佣劳力就一定有人出卖劳力，有人放贷就一定有人借款，并得付利息，有人爬上经济的阶梯就一定有人摔下来。”[8]

农村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格外具有威胁性，这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成为共产党政府所优先处理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与贫苦农民的要求有很高的契合之处。

在旧中国，贫苦农民的困境恰恰是地主富农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农民最为困难、最为无助的时候，趁虚而入取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农村中地主富农的权威和财富往往构成合作的第一个障碍：“土改中和土改后迫使人们走向互助的经济压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种压力使人们在一定的自发的基础上进行互助，但由于不同阶级的存在，互助一直没有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也没有以任何一种那怕是暂时的形式固定下来具体化。当然，生产者在土地和生产能力不均衡的情况下搞合作化也是很困难的——富农不愿和贫农交换劳力。富农雇佣贫农，并可以从这种交换中得到剩余价值。在旧社会，那些有牛或有骡子的人可以利用这些耕畜从贫农那儿榨取无偿的劳动，所以他们不愿意和这些人搞互助。只是在土改以后，才出现了由几户大致平等的少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小集体，这些人共同拥有一头牛或一张犁，这样才使得合用劳动力、牲畜和农具成为可能。”[9]

虽然互助合作在经济上的必要性非常明显，但是实现农民的合作也远非一件易事，没有良好的管理，合作组织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分配，这对于农村而言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新制度下农村有威望的富裕中农是反对合作的，虽然农民的合作有很多潜在的利益和理由，但是要建立起稳固的合作组织和管理良好的互助组却不容易。韩丁还记录到了一个堪称幽默的“互助组解散”的案例，这个互助组的成员之间仅仅因为“少吃一个馒头”而扯皮最终导致散伙：“有一天，玉兴所在的互助组在一家军属的地里干活。玉兴主动要求回村里去把全组的午饭带来。……玉兴回到地里以后，馍很快就吃完了，但是互助组里有一个人只吃到两个，他指责和他一起锄地的伙伴吃了他的第三个馍。这个伙伴又责怪别的人。随后的争吵使得互助组成员的关系坏到这种程度，结果他们散伙了。从此以后，这些农民都各干各的，而不在一起协作了。”[10]

很明显，穷苦农民能够从合作中间实现巨大的潜在利益：首先是可以避免失去土地的风险，稳定自己的生产条件，其次，合作可以实现投资的节约和生产的提高。

但是，这些利益是否能够实现处于不确定状态，最终依赖于管理的绩效，糟糕的管理明显会妨碍潜在利益的实现。所以，韩丁以一种犹犹豫豫的口气来述说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领导中国人民，立即进入一个新的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显然他并没有能说服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同意‘他为这个阶段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或者‘他为这个阶段制定了适当的纲领’。看起来，他也没有得到足够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同意。——可我的印象是，大多数的农民打心里拥护毛的‘社会主义’。”[11]

由于村子因为《翻身》一书而具有很大的知名度，山西省和晋东南地区就特别关注张庄，一次又一次地派工作组，企图打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张庄所处的政治和生产的困境。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见到成效，张庄仍然是马厂公社里头的落后大队，粮食单产远远少于邻村。[12]——看起来，农民是旧制度清醒和积极的反对者，但却是新制度的消极支持者。所以，新制度的转型很顺利，这得到了农民的消极支持，但是新制度在运作与制度化水平上的缓慢进展和错失，则与农民不积极的投入意向相关。

三、集体管理中的干部行为模式

没有集体组织作为依托，农民就找不到现代化的出路，恰恰是从落后典型的恶劣表现中间，韩丁看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化的威力还是在生产领域里充分显示了出来。张庄村有能力动员大量人力完成和提高粮食产量，或进行新的副业规划等一切必要任务。上级提出深翻土地，72名青年人就全力以赴干了起来。在一场持久的深翻运动中，他们深翻土地800亩，深度达1尺多。不论深翻是否有益，这场运动本身证明，集体化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每当一项工程需要集中劳力，它就可毫不费力地做到；若一项工作需分散劳力，如上山采集草药，或沿路拾粪积肥，也一样可以完成。经常出现的，也是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公社或市级领导瞎指挥，命令搞不合理工程，或提出不切实际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队也一概积极响应上级口号，就难免做出荒唐事来。但是这不是集体化本身的错误，而是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大队自主权太少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风潮造成的，因为上级动不动就把地方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当作违法乱纪去批判，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信任。”[13]

干部不受农民的批评，同时也就难以汲取来自农民的支持力量，于是不得不把自己的仕途和利益与上级的评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就有了一个与基层干部能力相称的放大机制。基层干部不是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不是从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是过分地回应了上级不切实际的瞎指挥，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巨大的，韩丁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14]

——“后土改时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14]

在文革期间，所有问题都有了登峰造极的恶劣表现，不要说中央的政策和法令，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被一些人发展成为打人的“棍子”和争权夺利的工具：“我们听当地官员的介绍，讲的一套一套的，但与我们看到的实况和在别处听到的说法，却似乎有差距。文革的争论几乎总是导致对语句意思的完整性的严重削弱，导致广泛的概念上的弄虚作假。人们胡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语，往往仅仅是为了拿它们作为公然背叛原则的遮羞布。‘无产阶级’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资产阶级’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的朋友，而你们——不消说——已经堕落成为‘帮’了。‘搞革命’一词的意思就是由我夺权；如果你夺了权，那就是‘反革命’。不管是谁当权，似乎总是能用最革命的词句，把自己打算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过一阵，人头全变了，但庄严承诺、信誓旦旦的口吻却一成不变，包装其说法的理论外壳似乎总是滴水不漏。这些当事人读过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知道选择哪些字句来支持他们的论点。”[15]

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问题

在人均耕地不足的中国现实中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产和复种指数是必须的，至少是在解决口粮需要之前是必须的，这按照黄宗智教授的说法属于一种过密型的农业种植技术。此时，农业机械的帮助大多局限于非常短促的抢收抢种季节，由于年利用小时数太少从而导致不经济。

在粮食产量满足了全体人民的口粮需要之后，过密型技术迟早会过时，劳动日机会成本的上升或者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农业劳动投入降低到必要水平之下的时刻就会到来，这个时候引入机器替代人力投入就是不二选择了。

而昂贵的机器引入农业，就需要追求一个合理的成本收益对比，韩丁认为这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种植制度以延长机器的年利用时间，例如选择新的作物品种使得播种和收获季节延续较长的时间，例如把年机器利用时间延长到4-5个月，就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在改革种植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扩大生产单位的规模，以利于实现成套机器耕作潜力的充分利用。韩丁认为：“既然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部门，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部门，那么农业生产也必须现代化。……乡村的倒退破坏了其他领域——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16]

但是家庭规模的种植单位，使得机器很难被选择：

——“（土地分割的）变革把锄头确立为卓越的农具，并且保证不会有其它更先进的工具能很快的代替它。”[17]

——“土地分割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谷物产量，因为农民仍然用锄头耕种土地，毕竟一块土地是一码宽还是10英亩大对锄头农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除非它包括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只是更努力地工作、工作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农业有一个总体的加速，并且这部分超额的努力使产量保持平稳，甚至增加。”[17]

今天，中国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农民也相应地降低了单位土地上的均衡劳动投入水平，并且由于出外打工机会的增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机会成本相应上升，使得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下降到必需水平之下，引入机器在客观上有需要，实际上也有可能。但是机器与化肥、农药、种子这些“可分的投入”不同，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就没有满意的成本收益比，于是家庭作为耕作单位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阻碍。这一点韩丁看得非常清晰：

——“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这意味着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更做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18]

——“部分由于这种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江河堤坝、阻风带、森林带）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和许多其他高产措施都迅速减少了。”[18]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1）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2）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3）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总共加起来这些地域占到中国版图的30%。”[18]

从韩丁对张庄大变革的历史记录中间，我们读到了农民自组织在多个的困难：

——私有制条件下，地主富农可以从农民的困境中间受益，他们在乡村的财富和声望恰恰是合作的障碍；

——在土改复查期间，农民被发动起来对干部提意见，这对于纠正干部的偏差十分必要，但农民的考虑往往着眼于“短期理性”；

——虽然合作能够给贫苦农民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合作中间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却不容易解决；

——后来的集体经济单位中间，干部的努力方向对于集体的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干部个人却常常有着不同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别种目标，使得他们更易于跟随政治风潮。

从韩丁的描述对张庄的记录看，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过程，其代价之巨大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韩丁也曾经为此困惑并犹豫过，但是他最后终于走出来了。这说明一个真诚地思考中国农民命运的人，最终是勇于抛弃一切成见的，为此，我们需要向这位已经过世的先辈表示敬意。

[1]〔美〕韩丁著  韩倞等译  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序言第2、4页

[2]韩丁《深翻》译稿，《序言》，徐海亮等译

[3] 同上

[4]《翻身》第710-711页

[5]《翻身》第713-714页

[6]《深翻》译稿，第二部分

[7]《翻身》第240-241页

[8]《深翻》译稿第二部分，徐海亮等译

[9]《深翻》译稿第二部分，徐海亮等译

[10]《翻身》第415-416页

[11]《深翻》译稿第九部分，徐海亮等译

[12]《深翻》译稿序言部分，徐海亮等译

[13]《深翻》译稿第九部分，徐海亮等译

[14]同上

[15]《深翻》译稿前言部分，徐海亮等译

[16]WILLIAM 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0，p111-112

[17]同上书，p80、152

[18]同上书，p113-115

子醇

初大可介绍下与此有关的土地流转吗,虽说为了解决没有集体组织作为依托，农民就找不到现代化的出路的问题,但实际执行中好象也出现了上面提到过的政策扭曲

初中生

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看中国精英们的忧患意识

老田

著名精英袁伟时教授抱怨说：共产党人老是给青年人吃狼奶，甚至还一度号召青年人要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不做“驯服工具”，反对“五分加绵羊”那种毒害青少年的修正主义教育方法。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导致一代中国青年人都丧失了博爱精神，充满了好斗性格，不利于降低统治成本，而且让海内外统治阶级面临的对抗风险增加了。

我这人最喜欢紧跟精英们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他们的伟大博爱胸怀，所以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回忆当年的共产党人是怎么给中小学生吃狼奶的。

在《没有任何借口》（作者：费拉尔·凯普，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成为畅销书的今天，显然还拒绝当“驯服工具”其“反动性”就急剧上升了。这本书的封页上说：“‘没有任何借口’是美国西点军校200年来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这是来自第一世界“非凡地带”的先进经验，出身“高贵”、非同小可！而且“它强化的是每一位学员想尽办法去完成任何一项任务，而不是为没有完成任务去寻找借口，哪怕是看似合理的借口。”扩展到整个社会中间去看，“他体现的是一种完美的执行能力，一种服从诚实的态度，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其核心是敬业、责任、服从、诚实。这一理念是提升企业凝聚力、建设企业文化的最重要的准则。秉承这一理念，众多著名企业建立了自己杰出的团队。”这本书封面上还印有“最完美的企业员工培训读本”字样。

狼奶的“狼性”本身并不固定，而是与时俱进的，越是不符合时代潮流，其狼性就越是无法容忍，袁伟时教授“光膀子上阵”攘臂疾呼，盖肇因于痛感国人仍然昧于大势。下面这首打油诗，出自1970年代初期湖北省统编的小学课本，算是一杯“狼奶”的范本：

贫农王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

过去受剥削，扛活地主家；地主心肠狠，把我当牛马。

三顿糠菜粥，饿得眼发花；干活慢一点，就遭皮鞭打。

年底要工钱，反而把我骂；□□□□□，□□□□□。

窜出狗腿子，棍棒一齐下；打伤我的身，留下这块疤。

大爷说到这，半晌没说话；抬头望恩人，救星毛主席，

派来解放军，斗倒狗地主，穷人翻身啦！

听完大爷话，我把决心下，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把阶级敌人全打垮，全打垮！

（作者按：由于年代久远，忘记了两句，很是遗憾，被遗忘的两句大意是“王大爷生气之后，去揪了一下地主的衣领。”）

这首诗的场景是一群小学生上“忆苦思甜”课，讲课的王大爷是旧社会受剥削压迫的长工，某年的年底在讨要拖欠工资的纠纷当中被地主的狗腿子打伤。小学生听忆苦思甜课的历史背景，是“四清运动”之后，中央决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普遍搞“忆苦思甜”工作。

1963年5月，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作了《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肯定了“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以中央文件肯定用村史、家史等教育方式之后，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工作就经常化了。

早在1959-1960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总结过“回忆对比”方法的重要性：“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12页）

毛泽东总结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中，不仅仅是要剥夺生产资料，还特别注重在剥夺就统治阶级的过程中，附带产生新的组织力量（即所谓“建立起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和剥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象征资本”（即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妖魔化”或者是说成“无恶不作”）。

“恩赐”观点被中共视为“右倾”，盖因为这种观点意味着其剥夺的仅限于经济资本，没有全面颠覆旧统治阶级的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

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大搞“三查三整”搞诉苦会等等，这是激励战士们阶级觉悟和斗志的惯常方式。

在土改期间，斗争会上的“老贫农诉苦”是剥夺地主的声望（象征资本）的杀手锏。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这些运动中间，经常搞忆苦思甜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

在这三个大的历史回合中间，共产党人都着眼于发动平民阶层起来进行回忆对比，显然对比的结果是有利于新政权巩固和新制度建设的，这就需要问一下为什么忆苦思甜能够有利于新政权和新制度？

根本问题在于明代晚期以来，由于人口急剧上升，在18世纪后期超过了农业时代的适度人口（何炳棣先生认为这个“农业时代的适度人口数量”是2.5亿）之后，人均耕地面积就低于维持生存的合理水平了，由此引发了劳动力对于土地的相对价格下降到难以接受的低点。——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看法，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下降乃是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必然趋势。

明代晚期以来土地的稀缺显然加剧了佃户之间的竞争，拉高了土地价格，地租水平上升，全国各地的地租率大多超过50%，这远远高于佃农从土地上取得的纯收入！高地租需要降低口粮消费来维持，使得贫苦农民的生存条件陷入不稳定，而无法维持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稳定的穷苦农民更是高利贷最理想的盘剥对象！——这两者都很符合“市场规律”，并共同加速了农业剩余流入地主富农手里的速度，加速了土地集中的速度。

韶山地区曾流行过这样一句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中共韶山大队支部委员会：《红旗卷起农奴戟——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在韶山》，载《韶山红日照千秋——缅怀毛主席在湖南的伟大革命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8页）——这句民谣很完整地说出了索取贫苦农民剩余的三个主要方面及其背后的规则。

根据王亚南先生研究，在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的中国农村，苦难和屈辱的境况使绝大多数人感到无法忍受。产生“各种落后的、离奇的雇佣关系，……要列举其最基本的几种形态，首先似宜数到家长制的雇佣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雇主不但可以在工作上、工作强度上任意决定；就是对于被雇者的人格，亦有某种限度的权利。”“除了少数富农以外，雇佣劳力的人，差不多连必需简单农具都不齐备，生活一直在艰困中的中小农及佃农，他们并不是因为备了较好的农具，备有得力牲口，才雇佣劳动，反之却正为是备不起这些劳动条件，才以劳力来补充代替的。这说明，劳动力的价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农具备置费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同时这也从反面说明，用劳动力比用农具畜力划算，是谁都愿意雇佣可以任意驱使的‘说话的劳动工具’。在经济科学上，由古典经济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机械驱逐劳动’的法则，而在我们这种反常社会中，却竟存在着‘劳动驱逐工具’的法则。”（王亚南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47-248，287-288页）

在共产党人之外，凡属了解中国农村状况的人，都看到了旧秩序所隐含的政治风险，费孝通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受压迫的农民是如何成为面对旧政权的反叛者的：“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费孝通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7页）

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对于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都加以利用，以扩张自己的利益并实现对劳动人民进行最大限度的榨取，而共产党人干革命的着眼点则是在颠覆旧统治阶级的同时还必须终止相对价格对于劳动人民的不利影响。所以，把农民所受到的苦难定义为“封建剥削和压迫”是忽视了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巨大影响，反过来，把中国革命定义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明显是低估了革命的深度——中国革命和新制度如果不能解决劳动人民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问题，就不能说是完成了。

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和军队中，都逐步地终结相对价格对于劳动者的不利影响，创造了新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中间，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因此这是劳动者从共产党人和革命中间所获得巨大利益。

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启发解放军战士和贫苦农民的觉悟，让他们看到现存秩序的不合理，并展望革命后新秩序下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提升，从而愿意为新秩序的产生付出自己的努力。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人的制度建设一直延续到彻底颠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在这个过程中间，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所以共产党人长期把新旧制度下劳动力遭遇的对比，作为汲取民众支持的标准动员模式。

贫农王大爷在地主家扛活的遭遇，实际上就是王亚南先生所揭示的、在劳动力相对价格低至足以使“劳动驱逐工具”的水平线以下、在市场供求关系中间的“合理待遇”。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才使得中国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具有很高的对抗性，共产党人干革命的依据就是在贫苦农民中间蕴含了极大的“政治颠覆能量”——只要把这个能量聚集在一起并系统地释放出来，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秩序就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说到底就是看到了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最大化”，极度损害了数量巨大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这种激烈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背后，是被统治阶级中间所隐含的“政治颠覆能量”的巨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规定的，不是革命家从外部制造出来的。

拉尼斯、费景汉在《劳动剩余与经济发展》中间说：“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农业部门存在一个很大的隐蔽失业后备军，它的边际物质生产率微不足道、甚至为零，但仍然获得了由制度决定的正值实际工资。”（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于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依据市场规则判断：旧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很大、边际工资为零，所以“三顿糠菜粥”的待遇是超出了市场规则下的“零工资”水平的，是由市场规则之外的“制度”所决定的。

卡尔·波兰尼认为一切前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所以，高于“零工资”的待遇要由社会关系去解释。黄宗智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调查显示：“长工市场、田面权市场和村内的互助性借贷都受到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制约。长工的雇用一般都依赖私人关系。田面权的转手通常受到亲戚和同村人优先购买的习俗的制约。村内的借贷一般以‘感情’和互惠为基础，而不受成本和报酬的核算控制。”（黄宗智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309页）——以此而论，就不能不说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这一说法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依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强势一方拥有定价权；贫苦农民依托地主占有的土地谋生，就必须要经由地主的选择权过滤，所以是“地主养活了农民”！——于是，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就不符合劳动力相对价格极端低下的中国农村的“地主主导权”现实，这就是中国精英们“反对吃狼奶”理论的现实基础。

在“狼奶”所隐含的逻辑中间，还有着超出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之外的“不太纯净”的内容——这显然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市场规则所赖以“嵌入”的各种社会关系，具体地体现在农村社区中间所广泛存在的熟人关系乃至亲戚关系中间的“感情”关系。

“狼奶”所蕴含的逻辑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逻辑——共产党人干革命颠覆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这是典型的“非经济”的、不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行为。非经济领域的“狼奶”的依据，只能是在市场优势之外去产生，这肯定就少不了启发教育和组织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共产党人的优势所在。

在劳动力剩余数量很大的国度中间，精英们只有把“狼奶”从人们的视野中间驱逐出去，才是保证依托市场获得最大化利益的那种制度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精英们提升资本的价格和降低劳动力价格的目的！

工农地位的下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和不满背后隐含的政治能量是危险的，这个“矛盾、冲突和不满”越严重，就说明“政治颠覆能量”越大，而袁教授那种“反对吃狼奶长大”的论调就越是适应了维护提升资本的价格和降低劳动力价格的需要。

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力倡“公共社会学”概念，鉴于近代以来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三波“市场化”，“波兰尼认为，对这些事物的商品化，使他们臣服于不受节制的市场交换，破坏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削弱了它们所谓生产要素的效用。交换模式对生产模式有背叛作用。”所以，社会学研究应该向公共社会学过渡，开展对于公民社会的研究促使人们有能力组织起来抵消市场化的破坏力量。

麦克·布洛维认为波兰尼的《大转型》中间就描写了英国19世纪所发生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随着斯宾汉姆兰劳动保护的废除及院外救济的禁止，劳工在市场力量地震般的变动中颠簸流浪。资本可以任意雇佣和解雇劳工，而丝毫不考虑他们的生存；它同样也破坏了它原先嵌入其中的传统社区。”

但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引发了社会自发的自我重构运动。“当货币变为不受限制的市场交换主体后，正如在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之后的苏联，价值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巨，以致商业活动都无法开展。”波兰尼从未预测过第三波市场化浪潮，他以为人们会从二战的残酷经验中间吸取教训，不会再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路了，反而规划了一个乐观前景“市场和国家都服从于自组织的社会的监督和管理”。

布洛维认为波兰尼犯了错误：首先，确实发展了把自然商品化的第三波浪潮，我们正身处其中；其次，强大到能够使市场和国家走投无路的自我调节的社会并不会出现。——第一波市场化产生了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第二波、第三波市场化也一样产生了反对货币商品化和自然商品化的对冲运动。（麦克·布洛维著《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4-65页）一般而言，在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中，很容易产生“狼奶”（阶级斗争史观）问题。

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统治阶级对于占有劳动力的多数人的榨取方式，显然符合市场规律，由于统治阶级利用了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低下，从而榨取强度是特别残酷和不得人心的。从社会矛盾角度看，是处在对抗性矛盾中；从秩序的稳定性角度看，由于受排斥的人数太大，旧秩序得不到起码的支持，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处于虚弱状态，统治阶级所能攫取的维护旧秩序的资源远远小于人民大众严重不满所隐含的政治颠覆能量，与旧制度、旧秩序联系在一起的旧政权就这样把自己放在了火山口上。——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是着眼于旧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的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极度痛苦和变革愿望，在旧社会的对抗性社会矛盾中间所蕴含的政治能量极其巨大，所以推翻旧政权是不成问题的。

从反对“吃狼奶”的一方看来，他们所遭遇的首先不是理论和历史的叙述方法，而是现实社会矛盾和政治能量。越是社会矛盾激化和政治能量不利于他们所要捍卫的那一方，就越是需要话语权的作用，“反对吃狼奶”的声音之相对价格会相应上升，“反对吃狼奶”的积极分子就会多起来。——如果社会矛盾缓和，政治秩序稳定，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较小，“反对吃狼奶”的声音肯定就会绝迹，这个时候社会的宽容性会上升；而越是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有要进行政策调整的宣示——例如一旦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等设想初露端倪，“反对吃狼奶”的声音立即就开始壮大，什么“不要向富人开枪”，什么要铲除“民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总体上看，市场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社会矛盾的对抗性、政治不满能量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共产党人干革命是从社会矛盾的现实来得出自己的判断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操作空间依托于政治不满能量，革命的新政权必然要回应对劳动力的强烈保护要求——颠覆相对价格、提升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显然就触犯了“依据相对价格条件牟利”的群体！于是，他们以捍卫市场化“普世文明”面目出现，要求回归“人类文明的正道”，让劳动者适应“人多地少”的中国相对价格条件，去获得较小份额的报酬和较低的社会地位。凡属不利于这一趋势发展的说法，那肯定被他们认定为是“吃了狼奶”的！

看来，“吃狼奶”问题涉及到人类社会以阶级（或者阶层）为单位进行竞争的悠久历史，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目前还看不到结束争论的端倪。

如果是狼奶仅仅来自于书本教育和一种不同的历史编纂逻辑，这倒是很好办，精英们可以方便地做到垄断和重新解释，关键在于狼奶问题有着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政治不满能量方面的依据，这就让精英们很难办了！

对于精英们的发奋努力、却成就不高，咱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写这篇就是要给精英们帮忙并体现博爱精神的。今天，精英们还有别的忧患：中国的小资白领通过上大学读研究生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也严重贬值，在所有第三世界的市场经济中间，社会资本（其中主要包括权力资本的作用）的价值远远高于人力资本，这有可能动摇精英们反对“吃狼奶”运动的成果！——这不，前两年都已经有人宣称主流经济学家们遭遇“网上滑铁卢”了。

初中生

原帖由 子醇 於 2011-3-29 09:43 AM 發表。
初大可介绍下与此有关的土地流转吗,虽说为了解决没有集体组织作为依托，农民就找不到现代化的出路的问题,但实际执行中好象也出现了上面提到过的政策扭曲。

呵呵，你自己就已经看到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所在！

研究京氏0

近期的帖子质量挺高，学到不少东西。

不过说农村问题的帖子，感觉还是隔层皮。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政策、承包单干与目前的状况之间，有一层政治联系：

有人主张私有，故有承包单干；主张私有的人自己没底气，故土地集体所有制留存。

然而主张公有的人，未能贯彻其主张，这有历史原因；但是集体所有制中间，缺少对乡土社会基层权力的制约机制，而依靠群众的自觉，导致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中基层干部的普遍腐败，这导致了再次组织农民做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不高。

那么，“农+公有土地”这个模式，应该加进去点什么东西，才能保证公田制有效的生命力？

加“法”，现阶段显然行不通；

加“兵”则兵与农、土地结合，类似藩镇拥兵；

加“政府协调”，则类似农村合作社，其中政府的角色与职能难以保障；

加“股份制”，则有“转制”的高风险；

加“农民自主经营”与国家的“合理引导”，则有双重不确定性；

如果，农业实现部分区域的“公有”，国家经营，按照大区域规划；部分地区“公有私营”，使用权有效流转，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

初中生

原帖由 研究京氏0 於 2011-3-29 09:01 PM 發表。
近期的帖子质量挺高，学到不少东西。

不过说农村问题的帖子，感觉还是隔层皮。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政策、承包单干与目前的状况之间，有一层政治联系：

有人主张私有，故有承包单干；主张私有的人自己没底气，故土地集体所有制留存。

然而主张公有的人，未能贯彻其主张，这有历史原因；但是集体所有制中间，缺少对乡土社会基层权力的制约机制，而依靠群众的自觉，导致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中基层干部的普遍腐败，这导致了再次组织农民做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不高。

那么，“农+公有土地”这个模式，应该加进去点什么东西，才能保证公田制有效的生命力？

加“法”，现阶段显然行不通；

加“兵”则兵与农、土地结合，类似藩镇拥兵；

加“政府协调”，则类似农村合作社，其中政府的角色与职能难以保障；

加“股份制”，则有“转制”的高风险；

加“农民自主经营”与国家的“合理引导”，则有双重不确定性；

如果，农业实现部分区域的“公有”，国家经营，按照大区域规划；部分地区“公有私营”，使用权有效流转，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

呵呵，不是隔了一层皮，而是你没看清楚在讲些什么。其实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农村集体组织的建立，要靠党去发动群众由自发组织到自觉组织，但是反对党的强行包办替代！——有了基于农民自身利益的自觉，你说的那些就有了，尤其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尤其不能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执行，那样自上而下强制的“法”其实是最没有效力的东西，一经颁布就立刻失去约束力，人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去破坏它。那些产生于和适应于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法”（包括习俗和惯例），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

不要把字搞得太大，4号字就行，太大了看得有一种上句不接下句的感觉，呵呵。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3-29 09:27 PM 編輯 ]

研究京氏0

本来想上来关注一下”房价调控“与“房价涨幅调控“的事儿，无奈网速不稳，刚能打开网页。

农村和粮食是大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安全问题。上面的帖子，我没咂摸出初爷红字的那段话。

党引导，农民自发、自觉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习惯和惯例，——如果去掉前三个字，那么历史上还没有现成的案例。实现的难度不小。年前查了一下有关的试点，貌似成绩不佳。这种理想的模式，战乱时期的囤田有点类似，兵农一体，耕战结合。这首先是农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寻求安全+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其次才是如何引导与组织的问题。

现阶段，农村情况较为复杂，整体上较难有高度统一、目标接近的共同利益需求。

如果完善农村调查，区分不同类别的情况，逐一研究方案，加以分类引导，或者有成功的可能。
比如：男丁外出打工，家中只剩妇孺一类；地少、收益低，不值得主要劳动力投入一类；生产工具不足一类；居住地迁移一类，——不同情况区分之后，则有接近的需求，组织、引导起来难度也小一些。

初中生

一个新集体经济的成长案例：洪林村

老田按:新集体经济是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相对而言的。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权威和所需的合作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从外部供给的；而新集体经济则需要在市场化和个人主义舆论环境中间，解决自身的管理权威和意识形态需要。

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全国大约有7000－8000个村子还保持着集体经济经营模式，这些村子基本上都实现了工业化，其中一些村子非常著名，例如刘庄、周庄、南街村、华西村等。说到底，新集体经济不再存在于国家分配资源的社会大系统内部，也将和其他的私营企业一样，遭遇市场变化和竞争带来的风险。

有价值的可能是：新集体经济都是成长在农村地区的，在起始阶段这些集体组织与城市的已有企业相比，在“资金、技术和市场地位”诸方面的严重不足是再明显不过的，这些集体组织是如何突破这些“决定性的限制”的？在今天严酷的市场竞争中间，许多企业的辉煌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甚至是改革初期的“样板典型”多数都已经被市场竞争残酷地淘汰了，相比较而言，新集体经济在市场生存能力方面有着很突出的表现，这一现象如何得到解释？

湖北洪湖市的洪林村也是这些新集体经济组织中间的成功一员，本文根据洪林村的一些内部资料进行摘录，目的是粗略地呈现洪林村的成长历程，帮助人们认识新集体经济的内部管理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集体经济如何在市场上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材料摘录说明:本文取自两份资料，前面的部分未注明页码，内容是来自洪林村书记叶昌保的在2004年4月16日的一份讲话，题目是《我是怎样在村支书岗位上带来群众共同致富的》；后面一部分注明了页码，是来自中共洪湖市洪林村委员会编《洪林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学习读本》。【】里面的内容是老田所加的按语。

因为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只是一个农村支部书记。

我们洪林村现有256户，1281人，2000亩耕地，农工商企业19家，分属纺织服装、医药化工、建筑建材、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餐饮娱乐等八大行业，资产总额2.8亿元，其中自有资产积累户均53.3万元，人均16.5万元。全村现有党员123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党员38名，中级职称以上党员47名，年龄35岁以下党员42名，女党员38名。2003年，全村实现利税2100万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

1970年初，全村村民、全村党员推选我当党支部书记。我心想：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党支部书记，因为在当时的洪林村来讲，我是单家独户，没有三兄四弟，又不会种田，特别是我眼睛有缺陷，先天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变形。但洪林的父老乡亲相信我，我也就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上任之时，我便在全村村民大会上郑重承诺：三年内如果改变不了洪林村的“三靠”面貌，我自动下台。

洪林为什么穷？为什么有27户外迁他乡、150多个劳力外出谋生？通过调查，我认为洪林的穷根还是因为田地分散，分布在“四湖两垸”（撮箕湖、雷家湖、黄牛湖、萝卜湖、大兴垸、六合垸），抗灾防御能力差，完全靠天收。当然，洪林穷的这一原因其他村民也知道，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人引导他们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共同去做。【最关键限制来自最稀缺的那一种的要素，洪林村不缺劳动力资源，缺乏的是组织力量】于是，在上任第一年，我便在统一村民思想的基础上，以身作则带领村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开沟挖渠，改造低湖田。就这一个冬春，我们完成了3万多土方，使分散在四湖两垸的我村基本农田，初步建成了旱涝保收的水利体系，改变了以往“雨下三天一片白，放晴三日没水吃”的局面。

我们洪林六队是解放初期湖南人逃荒迁居的移民，他们住的都是下方上尖很有特点的锥形草棚，一直以来，“湖南棚子”也就成为他们的代名词。虽然在名义上是洪林人，但他们的居住环境要比土生土长的洪林人居住环境差多了，他们吃的是臭水，住的是血吸虫病高发区，高达70％的农户都染上了血吸虫病。当时我想既然同是洪林人，我们怎么能在最起码的居住条件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虽然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我这个“当家人”也有责任和义务为这四十几户“湖南棚子”解决好这一问题；再者，如果解决了“湖南棚子”的搬迁问题，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洪林大集体的温暖，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增强和激发洪林人的整体观念和集体观念。总之，这事看起来虽小，在当时的情况下阻力也很大，但我觉得阻力可以排除，事小意义大！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和意见与支部委员一班人进行了交换和统一，虽然部分村民认为这样一来自己的“祖基”没有了，虽然当时河岭公社的一些领导认为这样一来会影响到当年的大中型水利任务，但我们在用“手掌手背都是肉”的朴实道理，用搬迁六队可以增加耕地、进行园田化建设的事实说服村民后，又向河岭公社保证不影响水利任务，终于全村人发扬“龙江精神”搬迁了六队。可以说，1971年这件事在我和我们全村人的头脑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考虑做有心人，要因势利导地把我们村民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实感情，提升为一种精神和一种理念。【管理的要害是弥合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建设共同体理念】

上任两年，我们虽然为村民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虽然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事中，我们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虽然这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明显增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但村民生活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我和支部委员一班人都清楚地知道，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良种、粮食单产不高。

我觉得这就象一个医生知道了什么病，也知道该用什么药，但恰好市面上没有这种药而苦恼。正在这时，我探询到原洪湖县农业局有两个专家，一个是植保老师老师蒋佑民，他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广西玉林人；一个是栽培专家李启良，他家有海外关系，广东韶关人。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准备去请，当时好心的村民怕我会因此戴上一顶“帽子”而劝阻我。

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搞起了种子繁育、“三圃生产”（株行圃、株系圃、原种圃）和科学种田。虽然社会上有人怀疑，但我们还是搞我们的。比如说，常规品种每亩播种在50斤左右，而我们搞三圃生产，每亩播种量不过8斤。那时候，我们是带着阶级斗争观点的，从播种到育秧，一直到秧长到三匹叶的时候，我们村干部都是轮流守候。当年，我们萝卜湖五、六百亩耕地全部搞原种生产，单本插秧。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没有插“五.一”秧，我们公社党委看到之后就说：“叶昌保胆子好大，这哪里看得见秧，全部是泥巴！”

在公社党委怀疑我们的时候，碰巧我们插下去的秧，又遇上寒潮和阴雨，气温下降，秧苗冻得快不行了。这时，我们的两位农业专家也有点打退堂鼓了。一天早上，他们商量我说：“昌保，我们是不是把这田耕一半赶中稻？”

我就问蒋老师、李老师，我说：“这秧到底有没有救？”

他们说：“肯定有救，但要花很大的功夫：第一、挖田字格，降低地下水；第二、每亩撒几十斤生石灰，提高地温；第三、每亩追加尿素。”

听了他们的建议后，我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安排人买生石灰，搞的搞管理，挖的挖田字格。不到一个星期，秧苗须根发白了、扎稳了，紧接着我们按每亩15斤尿素撒下去，25天以后我们秧苗的长势已经十分喜人了。最后我们实现了一季过“纲要”（即超过800斤/亩），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就这样，县委就把我们洪林确定为全县原种基地。以后，我们每年向国家提供原种近百万斤，村民自己也有饭吃了，对国家也有贡献了，粮食储备也有了。1980年，我们储备了200多万斤口粮，我很自豪地对公社领导说：“如果洪湖再连续三年水灾，我们可以不要国家一粒救济粮。”【要适当地冒一冒可管理的风险。“可管理”意味着：技术上有解决方案，实际中有可资调用的资源，包括挖田字格的人力资源、生石灰合尿素投入。冒风险的资本：叶昌保前期成功积累的认同感、国家救济粮渠道的实际存在使得风险损失可控、由穷而积累的奋进意志】

1970年到1975年，虽然我们解决了村民的肚子问题，但是群众手中不富，这怎么办呢？我们就统一思想、动员群众，要求每个队养一棚鸭子，每个队搞一对大网下湖捕鱼，还抽调一部分劳动力搞搬运、办油厂、办草帽厂、办织布厂，从而使洪林集体经济不断得到了巩固合发展，群众生活也不断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1979年，原洪湖县棉纺织总厂到洪林征地扩建，听到这一消息，村民十分高兴，高兴的是只要村里把土地价卖的高一些，自己马上就可以多分一些钱；只要村里多要些招工指标，自己的孩子就有机会跳出农门，吃商品粮了。村民们众说纷纭，各打自己的“小算盘”的时候，我和班子一班人也在打一个“大算盘”：如果按部分村民的意思，将土地征地费要得再多，但钱再多也没有日子多；将招工指标要得再多，但去的毕竟是年轻的，那留下来的老的老、小的小该怎么办？

经过反复权衡和思量，我们在说服了村民后，向征地单位提出了“三不一要”的交换条件：即不要高价土地，不要招工指标，不要请吃请喝，只要棉纺厂利用国家给予的土地征用费，帮我们建一个小型棉织厂，就这样我们办起了洪林村工副业发展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洪林棉织厂。【原始积累的第一步，是土地换来的】

1981年，这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开始在我们洪湖农村大力推行，是统是分？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说实在的，作为洪林的“当家人”的我，当时是既有内心矛盾又有外来压力。

内心矛盾是：分吧，将会使洪林来之不易的一点积累和资产土崩瓦解；不分吧，人家会不会说自己不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呢？洪林会不会因此背上政治包袱，即使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呢？

外来压力是：分不分，分得怎么样，全县、全区、全公社每天都有报表。我记得那时洪湖县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郑令兰同志带着办公室的几个领导，来到了我家，好心地劝我，他说：“你要分就赶快分，你要是不分，那么怎么统，你也要赶快把方案拿出来，不要搞被动了。”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家的前前后后也都被乡亲们围满了，他们误认为是县委领导来逼我们分的！于是我把群众劝走了。我记得，当与县领导把意见交换完以后，我到田里去，好多父老乡亲都说：“叶书记，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我现在说这些的意思是说：从民心看，我们的村民是不同意分的。

尽管如此，但在这件事关洪林前途和命运的大事面前，我觉得还是不能草率行事，于是我分十个部分、列出100多个调查提纲，让班子一班人在村民中开展广泛调查。最后，根据调查的结果，我写了一份2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核心是洪林将实行“统为主、分为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支部会上，我的报告获得通过。

随后，我们便召开了一整天的群众大会。会上，上午我们讲分的方案，会场唧唧喳喳，人越开越少；下午我讲统分结合的方案，除了掌声之外，会场鸦雀无声，人也越开越多。——可以说，不从别的，就从这会场秩序和会场反应，我进一步地强烈感受了我们的村民是不愿分的。

一天的会下来，群众最后的表决结果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即按照“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方案进行。从那时，我们也就旗帜鲜明地喊出了走“壮大集体经济，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发展之路的口号。【口号的提出总是有着现实的针对性，“民心民意可用”可以部分地集结起来以规避政治风险，算是一种“共同负责”的政治智慧】

大方向一确定，具体的事就好办了。在强有力的集体经济支撑下，我们便着手实施“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八十年代10年间，我们依靠“洪林棉织厂”这只小母鸡，先后孵出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

在1980年以前，我们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农户”后，村民在村集体的资助下又实现了“二个一到农户”：1982年每户有了一台电视机，拿了独生子女证的，村里还另外奖励一台日立牌电视机；1985年每户又有了一栋将军楼。同时，村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待遇。1985年，著名诗人、原中宣部代部长贺敬之视察洪林后，欣然题词“革命常思洪湖水，建设都学洪林村”。1986年原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视察洪林后，称赞洪林是全省农村改革开放的“一杆旗”。

当然，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一步一个台阶的生活，我们村民中也不时地流露出“小富即安”的思想。对此，我除了教育引导村民外，我自己则以“不发展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不发展我们就不会在‘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大旗下走得更远”警醒自己。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我们的村民开始显得有点不适应了。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那些大多兴建于80年代的洪林企业一时间也步履维艰。面对这一冲击，村民的思想由“小富即安”走向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提出了“该收手时就收手”的主张，一部分人则提出“要在关键时刻大干快上”，甚至有人直接向我进言，要我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洪林的牌子，到外面搞几笔大贷款，把洪林一下子垒起来。

在这时，这两种意见我都没有采纳，我所想的是一方面洪林是靠工业发家的，退缩肯定没有前途；另一方面搞那种“打肿脸充胖子”，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乡亲，垒起来又垮了的事，我绝对不干！

那到底怎么办呢？于是，我一方面带队组织全村党员干部到省内其他先进村考察学习，力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则冷静思考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认真回顾和总结前20年的发展历程，一致认为出现目前暂时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一是在80年代我们由于不敢负债经营，致使靠“母鸡下蛋”、“滚雪球”等原始积累创办起来的企业，由于投入有限，导致规模不大、水平不高，在市场经济风雨中经不起风吹雨打；二是在80年代企业运行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我们未能打出自己的品牌，从而使得这一很好的创牌机遇和全面培育无形资产的机遇擦肩而过了。【不可管理的风险，坚决不冒！】

在找准了问题之后，我们便对症下药：

一是以不超过村自有资产33％的负债率，搞负债经营，大力招商引资、招商引智，实行企业提档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原则是“以德取胜”，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村，不可能有很多过人的硬环境，那么我们必须在软环境上下功夫。

二是引入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我们以全村11家骨干企业为主体，以发起方式组建成立湖北洪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让全村企业逐步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

三是实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多元化。对全村中小企业实现租赁经营，鼓励村民入股和买断，对全村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实现目标责任制经营；全面增强企业的主体意识、激发企业活力；

四是利用临近洪湖市区的洪湖市城东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全面启动洪林集贸、建材、运输、土地的四大市场，以长1500米、宽30米，横贯经济开发区中心的洪林大道为龙头，大力发展建材业和第三产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是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精品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兴办工业企业的方式创办农业实体；

六是实施低成本扩张，积极参与国企改制。2002年9月8日，我们以“先租后买”的方式收购了拥有4万锭纺织规模、1200多名职工的原洪湖市最大国有企业――市棉纺织总厂，从而使我村纺织支柱、纺织龙头真正形成。

记得1970年以前，我们洪林有27户因为穷搬迁离开了洪林，后来我们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就相继把他们接回来了。到了1984年，这27户中，仅有3户因为多方面原因，生活水平与其他村民的生活始终相隔一半。为了使他们跟上来，我们通过支部会议和村民代表会，就决定把当时洪林鸭场的1500只鸭子分给这三户，每户500只，让他们放养三年，集体不收一分钱，就这样在村集体的扶持下，他们也富起来了。

事实上，为了增强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说服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们在面向村内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同时，也面向村外为贫困村和贫困村的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1977年，我们洪林人日子还谈不上富裕的时候，为了帮助石码头区范家洲村脱贫，我和支部委员一班人就主动分期分批进住范家洲村，一方面帮他们制订治穷脱贫的方略，另一方面每年用优惠价供给粮、棉良种各一万多斤，并派技术员指导他们科学种田。范家洲地势低洼，我们就给他们60吨华新水泥，并花4000多元买了一台60马力的柴油机送给他们，协助他们建排涝泵站。

我们在这样有计划地开始帮扶兄弟村发展的同时，而且还哪里有困难就支持支援到哪里。

1980年，原石码头公社脑春荒，我们一次就将仓储的100多万斤粮食无偿提供给受灾的大队，使受灾的乡邻们度过了难关。

1981年，原界牌内垸溃口，万余农民兄弟受灾，我们用十几辆拖拉机、汽车一次送去粮食3万斤，稻草8万斤和成衣300多件。

1983年8月，长江正值洪峰，洪湖水位猛涨，暴雨下个不停，地处洪湖岸边的金湾渔场变压器被雷电击穿，1000多亩精养鱼池面临水漫鱼失的危险，我们得知情况后，当即把自己正在送电排渍的100千瓦变压器拆卸下来，连夜送到金湾渔场，使他们保住了100多万斤成鱼。

如果说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我们因实力有限，力求把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模式在洪湖农村进行推广，还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那么到80年代后期，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民个人的富足及集体家当的厚实，为了使我们扶贫帮困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

我们于1987年便率先在洪湖市农村开展了以扶贫帮困为主的“互连帮带”活动。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与洪湖市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关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百村互联网络。在此期间，我们先后为这些村拆借资金270多万元，提供信息800多条，派出各类技术人员150多人次，代培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180多人，捐资30万元建校一所。到目前为止，已帮助其中34个村脱贫致富，18个后进村跨入了省地市先进行列。

初中生

我当村支书30年的回顾与总结

叶昌保

摘选自：中共洪湖市洪林村委员会编《洪林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学习读本》

在1980年以前，村民在村集体的资助下，已取得了足以让他们引以为荣的很多实惠：1978年，村民用上了自来水；1979年，每户有了一辆自行车、每户有了一口沼气池；1980年，每户又有了一把电风扇。（P9）

从1993年起，我们先后与武钢、香港恒泰企业合作办起了全村第一个“三资企业”――湖北洪钢达彩色钢板制品有限公司；投资2800多万元，办起了洪湖第一个符合国家医药生产企业GMP标准的湖北大华制药有限公司；挂靠东风办起了洪林汽配厂；以股份合作形式，按洪林控股49％，上市公司武昌鱼集团控股51％，投资3800多万元，引进美国主机，采用全电脑生产工艺，建起了洪林10万吨饲料厂。（P11）

在我们农村，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看支部。”这句话看似平常，实际包含着群众对干部、党员对支部十分明确的要求和希望。（P13）

捉了当地群众的两只鸡打牙祭、将70吨沙虚报成“100吨沙”抵了任务，这两件事发生后，我虽在事发当时，就作出了要求当事人吃鸡给钱、上门赔礼道歉，运沙按实际吨位算、并公开向工地负责人写检查等相应处理，但经过深入反思，我也从这两件事中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农民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如果我们不把从思想上入党作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关键，那么要求党员干部在行为上处处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很可能会打折扣。

所以，从这以后，我就抓好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对已经入了党的党员队伍在党性教育、党性锻炼方面做到“五坚持”：一是坚持经常性教育，并始终把树牢树稳宗旨观念作为我们教育的重点。1982年，我们一个支委因受当时鼓励农村大力发展专业户大政策的鼓舞，他考虑自己有一手驾驶技术，在外界又有广泛的联系，觉得“技术＋关系”不用可惜，于是就想自己买汽车跑运输，尽快发家致富。当他把这一想法向我汇报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针对这件事展开了党员大会，开展新时期党员如何处理“带头富与带领富”的关系的大讨论活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光顾自己富，离开了带领和帮助群众致富，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失去鲜明的时代特征，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向第二种，特别是向第三种党员学习，于是“带头富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讲奉献精神”成了我们全村党员干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更加具体化的一条新准则。(P13－15)

80年代有段时期，有些人认为发展党员不要讲政治标准，说什么“政治标准是空的，只有生产力标准才是实的”。如对专业户和个体户主，认为只要他们有贡献、有业绩、有愿望入党就应积极接受。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种“只重经济不重政治”的偏激标准很是不感兴趣，我觉得专业户和个体户有贡献、有业绩当然应该肯定，但绝不能搞“一好则百好”而降低我们不该降低的标准和原则。

因此，在我们洪林，发展党员我们始终把握这么一点，无论是谁，你再有本事，赚钱再多，你不关心集体事业，没有奉献精神和奉献意识，不能带领群众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发展。如我村有个村民，原先是企业的业务员，后来为了发家致富，脱离集体搞个体经营，赚了一些钱。当时，有人认为他有本领，提出让他加入党组织，但我们按照党章规定并结合村情，认为他虽然有致富本领，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让他入党。

近30年来，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抓好了以上两个重点，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全村78名党员没有一个人图个人发财离开村集体的，我们村也出现“既没有百万富翁，更没有贫困户”的事实。(P16-17)

总之，30年来，我总把“一心装着群众、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作为我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最大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自身先硬”，然后以“自身硬”来教育影响和感染我的一班人和我们的党员干部。（P23）

记得1982年9月，我们在村民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的同时，为了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按每户一台电视机的标准购回了一批电视机，商业单位也搭配了几台当时的名牌产品“飞跃牌”。这时我们有的群众就说：“我们能有今天，是得亏了村支部一班人，这几台电视机应该给他们。”应该说，群众的这个建议我们完全是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的，但我们并没有按群众的建议办，因为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大于它的正面效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正面效应最充足的理由无非就是可以起到激励我们支部一班人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懂得关爱我们支部的父老乡亲。而它的潜在负面作用至少有两条：一是这样的事一开头，久而久之，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们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干部忘掉宗旨和根本，而过分看重和追求“论功行赏”；二是在不知不觉中，它会让我们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党员干部说不定什么时候连“什么该拿，什么该得”、“什么是以权谋私，什么不是以权谋私”都会分不清。

正是基于这种居安思危和防微杜渐的考虑，最后我们将这几台名牌电视机奖给了群众中的先进工作者。正是在这种“名正言顺”的事上，我也严把“政治关”和“宗旨关”，所以我们党员干部也都形成了这样的理念“好事，先让群众得；好处，先让群众讨。”（P23－24）

30年来，正因为我做到了这样，所以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向我看齐”，做到一心为民、一心为公，从而使我们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洪林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P26-27）

通过近30年洪林的发展和变化，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洪林来之不易的这一点成绩和变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不管形势千变万变，始终坚定地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这条旗帜鲜明、饱含感情色彩的“红色道路”没有变的结果。正是有了这条路，我们的干群才一步一步地增强了“洪林是一个大集体，更是一个大家庭”的集体主义观念，才有了“洪林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使大家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给洪林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P27）

在把外迁村民一一接回洪林的过程中，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杨堂爱一家了。他一家七口，为了谋生，曾搬迁两省四县，结果越搬越穷，爱人刘桃秀也因忧虑过度造成精神失常。在一个年关前夕，我们找到了杨堂爱，并安排专车把他一家接回了洪林，在给筹备了一个临时的新家后，又给他送去了鸡鸭鱼肉等年关物资，使他家过上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丰足年。以后，村里又根据他家大口阔的实际困难，给他兄弟两安排收入较高的工种，并照顾刘桃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杨堂爱的父亲年纪大了，腿有残疾，村里安排他白天在豆腐坊管兑换黄豆的事情，晚上晚上住到保管室去守仓库，这样两处拿工分，报酬多一些，经过这样安排，杨堂爱的七口两劳之家，就变成了七口四劳之户，很快他家就摆脱了贫困，并盖起了6间两层的小楼房，刘桃秀久治不愈的精神病也奇迹般地不再复发了。（P27－28）

事实是最能说服人的，也是最能教育人的。有了这27户外迁户的回村和回村后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我们村集体的凝聚力更强了，另一方面中国农民那种乐善好施的朴素情怀，在我们洪林人身上也进化成了在任何形势下都要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P28）

我们是适应形势，大搞“拿来主义”。但在拿来的过程中，不论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我们绝不照搬照套，而是从村情出发办事。如企业承包制刚推行时，别人搞，我们也搞，但我们坚决不搞个人承包，而是由各企业领导班子集体承包。按理说，承包只要承包者交得起承包款，应该不分集体和个人的，但我们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明确呢？因为从村情出发，有两条理由：

一是在刚推行承包经营的前十多年里，我们村民的宗族房头观念在“壮大集体经济、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理念的熏陶下已经淡化，一搞个人承包，势必会产生变集体企业为家族企业的趋向，与此同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使村民潜意识里的宗族房头观念抬头上升；

二是就我们村民的经济实力而言，还没有人具有“包亏”的能力，如果只“包盈”而不“包亏”，想承包的人就会想办法压低承包基数，这样不仅不利于挖掘企业潜力，反而障碍企业的发展，甚至会出现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

所以，不搞个人承包，只搞集体承包，也成了我们洪林企业在推行承包制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从而避免了上述两种不良趋向，又促进了全村企业乃至全村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如果把它拔高一些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既抓了经济，又讲了政治。（P38－39）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常有意无意地对我说：一个人要想干好一件事，这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几手人是不行的。（P41）

我对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一种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理性认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只是坚信“物质可变精神、精神可变物质”。

我的这种潜意识，或者说我对精神建设这种最原始的认识和理念的形成出自哪里、源于何处呢？我想，对于我们出生于40年代的人来说，无论是直接经历，还是间接听说，我们都不会忘记建国初期那段艰难岁月里，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如何以“小米加步枪”建立新中国的；我们也不会忘记新中国建立不久的三年困难时期，即使苏联撤走了专家，我们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是如何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必胜信念，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造出“两弹一星”让世人震惊的……这一幕幕悲壮动人的事迹在我年轻的心底就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于我来说的“物质可变精神，精神可变物质”的思想认识。正是有这种认识作基础，所以我便从我担任洪林村党组织书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践之。

在这里，我还得从洪林村创业之初说起。可以说，面对创业之初的“三靠”，面对日不饱食、夜不保寒的村民纷纷思迁想走……我虽然深感心酸但并不感到心冷，我虽然身感巨大压力但并不惧怕，因为我相信穷怕了、饿怕了的村民身上一定还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股潜在的力量就是每个正常人生来具有并潜藏于骨子里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志气。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要把村民身上这股潜在的精神和志气唤醒唤起，让它转化为有形的生产力。

于是，我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体村民大会上，便反复向村民讲了他们所熟知而又容易被他们所忽略的道理：人心齐，泰山移；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就这样，人心被凝聚起来了，人气也被鼓起来了。于是，我和支委一班人便拿出实际行动，时时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来感化、教育和鼓舞我们的村民。……经过一个冬春，我们村民的精神面貌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我要在洪林的这片土地上，积极探索，不断总结，切实把“物质变成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工作抓出成效来的信心也更足了。（P50－51）

一是全力营造我们洪林人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所遵循的原则时“循循善诱、潜移默化”，我运用的主要方式是开会，可以说我对开会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工作例会除外，在其他会议上，我能以“看似未带观点、实则已带观点”的讲话引导村民看问题、想问题，让村民在看和想的过程中提高认识，达成共识，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理念。比如80年代中期，“洪林是个大家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带头富要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讲奉献精神”、“先富帮后富，洪林有义务”、“赚钱不赚昧心钱，发财不发不义财”、“既要用金钱装满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换的思想充实自己的脑袋”等这些朴实无华的观念，就在我们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这些观念也未曾改变和动摇过，按现代的说法，这应该叫一种“企业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应该说我们这种村文化的形成，就是我们一以贯之地抓培育、抓引导的结果，这种村文化的形成，也为我们洪林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的作用。（P51－52）

二是在做好“说教式”和“输灌式”教育引导的同时，我还坚持从细微之处做起。……我很崇尚“细微之处见精神”这句话，我30年如一日地这样做，一是要我们的党员干部明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要关心村民的痛痒；二是要我们全村的村民明了，洪林是个大集体，更是一个大家庭。事实上，在所有上述礼节性的事务中，我最看重的就是春节时给村民拜年和村民有丧事时一起给死者开追悼会两件事。因为每逢春节，既是我们每个村民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们洪林这个大家庭大团圆的日子。一年一度，村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洪林的建设和发展都尽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应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给每个村民送一声祝福，道一声吉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可以弥补我们有时平时工作上的不足。对于为去世的村民开追悼会，我认为只要我们深入挖掘、细心提炼、正确引导，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还可以起到教育激励生者的作用。（P52－53）

为防微杜渐，我们本着“与其讲许许多多硬道理，不如现身说法去实地体验一下，找回当初创业时那份感觉”的想法，于1995年由村团委组织了一次“重走赤卫队路，扬赤卫队精神”的主题活动，全村50名青年代表自带行李、自备炊具，骑自行车环绕洪湖市21个乡镇开展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活动，在为期15天、行程近500公里的实践活动中，青年们很受教育，他们明白了洪林的今天是来之不易，作为洪林继往开来的新一代不仅要守好业，更要创好业。

正是受这次活动的启发，1999年，我们又分期分批地组织全村村民到我们帮带互联的贫困村开展了“吃遍苦”活动，通过与贫困村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访贫困村的老党员老干部、贫困户、特困户、经济能人和经济大户，全村群众深受教育，纷纷警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更不能“发泡”当“败家子”，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牢牢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为发展集体经济做贡献。（P55－56）

附录：

在短短几年里，叶昌保首先带领群众改造三百亩低湖田，解决村民饱肚子的问题。他一个冬春吃住在撮箕湖，带领我们挖了六条沟，打起了四里多长的堤坝，完成了近五万土方。

第二年春耕，湖田淤泥深，耕牛下不去，他就带头拉犁，腿上被菱角划出了一道又一道血口子，汗毛孔被肥水泡得流出了血。

到了夏天，又因为湖水猛涨，围堤七次倒口，他七天七夜没合眼，与村民打起了十多处堤坝。由于排涝抗旱抓得早，撮箕湖五千多亩农田，只有洪林的三百亩收了20万斤粮食。就在这一年，洪林人不仅吃上了饱饭，还第一次向国家交了8万斤余粮。

以后连续几年，叶昌保又带领村民一道在黄牛湖改造一千多亩农田，开始了以繁育良种为主的科学种田。从那以后，洪林农田年年增产，岁岁增收，洪林村靠科学种田起步了，叶昌保也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和拥护。（P117）

三十年来，昌保从来不搞特殊化，不多拿群众的一分一厘，就连自己该拿的也贡献出来。倒现在，昌保还是拿村民的平均工资，每年仅拿5000元。上级组织发给他的奖金，要么交给村里，要么送到有困难的村民家里。（P119）

1980年，我们战胜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夺得了农工副业生产全面大丰收。今年，我们又战胜了长时间的持续性干旱，夺得了夏粮、黄豆、早稻的好收成，中稻、晚稻和棉花的丰收也成定局，工、副业生产比去年同期有了较大的增长。预计今年全大队总产值可达120万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80万元，流动资金36万元，储备粮120万斤。全大队拥有各种动力机械36台，计马力679匹；大拖拉机两辆，汽车两辆。农业生产中的耕整、抗旱排涝、收割、脱粒、运输实现了机械化。社员富裕程度也显着提高。全大队家家进款，户户余粮，百分之百的社员住上了砖瓦房，大多数人家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绝大多数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户还购置了缝纫机、电扇等，社员家庭基本上实现了电表化、自来水化、沼气化。生活标准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P148－149）

初中生

贫雇农当家做主——侯之担最后结局的背后

潇洒书生

侯之担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19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在该县志下册第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担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对此，我曾在《一个退隐军阀的最后结局》回复中质疑：

该县县志所据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担“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担并无什么明显的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担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并没有赶到山里入伙。侯在黔军中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八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担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其中有的老红军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过程，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第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这些人没有“报仇”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

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担与他的老上司兼亲戚和“冤家”王家烈早就卖田积资涉足工商业不同，他那时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担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但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之担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担”。

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猖獗，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担老家的政府和农会也提出“公审侯之担”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担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

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因此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

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力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望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

侯之担被杀的原因现在看来复杂，当时则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他的一些旧部还在作乱......在这些罪名中任选一个，都可以将侯之担杀掉！当然，如果侯之担解放时还但任国民党政府职务，那么他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可是那些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或虽然受到老蒋排挤、但仍挂着“党国要员”虚衔的“过气大佬”却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新政权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例如王家烈。

我父亲这个曾经的土改骨干，到晚年时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的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当初要发动农民、要搞土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日后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

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不也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

父亲的看法是：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民族资产阶级是有能力的。可是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了台湾后，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利益根基，那时候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

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

历史不寂寞！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5 06:12 PM 編輯 ]

初中生

欧洲长期战乱分裂，为何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

韩毓海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按：李约瑟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第9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一千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公元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

如果说西方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

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地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近乎无偿地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和掠夺自然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能持续的。

而第二个挑战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

今天，我们也可以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与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

16世纪中后期以降，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方面的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导致中国几百年来没有自主货币。

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进而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

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成为导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与公元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

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正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大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大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说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

王安石在上述文章的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说的，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大宋王朝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唐代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薪俸。然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所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说，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江”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

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另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朝廷中央政府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的胥吏还是基本没有工资——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

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

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潢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

宋江的钱从何而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江。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连起草文件的事，也都交给了胥吏！

官员忙于“奔走进取”，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也就是胥吏去操办，这样一来，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

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中国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与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然把“放弃基层”看做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另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就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宋代的宰相文彦博曾一语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他对宋神宗这样说：“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而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王朝实质上无不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却连士大夫阶级也被通货膨胀搞得一贫如洗，只好去吃“嗟来之食”——美国人的救济粮了，于是他们方才第一次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逐步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大我”。

与苏联共产党、也与世界上一切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长期的基层武装斗争而获得政权的，我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用小米喂大的，新中国的主人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基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在井冈山、延安和太行山用稀薄的乳汁喂养了我们党的最贫困的劳苦大众，而“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就是这样写在了我们的宪法之中。

上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中，提出西方政治推崇的“自由”与“社会平等”之间，构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他进而提出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促进和改善社会上最贫穷阶级的福利。——明确提出要为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立法，要以“平等和公正”来限制“自由”，这在西方法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议会民主的角度看，西方议会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当权，而代表劳动者选民的政党，便不得不通过争取立法的方式，与资产阶级讨价还价。而新中国体制的实质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我们也同样允许资产阶级政党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以合法的方式为资产阶级争取权利——这两种议会民主，主客相反，而程序则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西方的民主偏向于自由，而新中国的民主制度则着眼于平等。因此，认为西方民主属于“高级阶段”，中国的民主属于“初级阶段”，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也纯属无稽之谈。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在新中国的前30年，共产党人创造了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人间奇迹：第一、看病不要钱，第二、上学不要钱，第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完全相同——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这是无法超越的平等。

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压迫剥削，其实质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上层无可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绝没有效果，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

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

中国共产党人建成的，是前无古人的“人民社会”，它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是人民民主，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选举民主。

即使在党犯了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时候，中国人民之所以还是相信党、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相信：作为国家的主人、革命的主体，共产党的旗帜上的每一片光彩，也就是每个中国人的光彩；而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革命的主体，党犯的每一个错误，也并不仅仅是共产党自身的错误和失误，而是每个中国人人人都有份的错误。

讽刺的是，在当今精英们“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贬义词；在他们设计的“公民社会”中，“底层人民群众”和“人民政府”成了反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治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依然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削弱，这使得他们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他们不再相信，党旗上的每一片光彩、党的每一个失误，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于是，大家都遇事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推给政府、推给党。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而不是去教育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营利性组织、“公民社会”、“赢利型经纪”。我们党90年奋斗的历程表明，凡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是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

如果认为思想教育针对的只是“受教育者”乃至“受过高等教育者”，进而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么我们便又回到了传统政治失败的覆辙之中，那样我们的宣传工作就一定会越宣传越被动、越宣传越无力、越宣传越不得要领。——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成千上万大字报、连篇累牍互联网，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而文艺作品亦无不以最基层草根的普通百姓、工农兵中之先进人物为主角，以他们喜闻乐见、全心接受仿效为鹄的。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才极大增强国家组织能力，增强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建设新中国的斗志。而其中的要害之一，更在于绕过精英、官僚，彻底摧毁把持基层事务、敲诈勒索的各类黑社会组织，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

当今之时，如果听了“精英”们的宣传，那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先富者”上台，心无挂碍地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赢利型经纪”黑白通吃；面对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与其沆瀣一气；而许多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

宣传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应该宣传谁、打击谁？以谁为对象、以谁为主角？就取决于共产党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就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们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2 06:43 AM 編輯 ]

麻皮鬃珩

戴秉国谈南海的事情现在沸沸扬扬，您能否说几句？

初中生

原帖由 麻皮鬃珩 於 2011-10-2 05:39 PM 發表。
戴秉国谈南海的事情现在沸沸扬扬，您能否说几句？

你说的是以下这个帖子？——

戴秉国惊人言论：我强烈反对解放军在南海动武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少数人在书斋里凭空想出来的。我最反感军队里的鹰派和网上一些愤青每天叫嚷着要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我要大声对他们的这种荒诞行为说不。从汉献帝到宋高宗，从崇祯皇帝再到慈禧太后，他们都忍爱了太多国民的误解，被千年昏君和卖国皇帝的大帽子笼罩着。

但当代外交理论证明，他们四个人都不容易，都是现实主义外交的优异者。中国的国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我要告之，爱国就是与友邦和睦相处，决不为千里海域争执和友邦翻脸。这条道路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顺应时代潮流，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用来应付外国人的，也不是只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走和平发展道路已经上升为中国党、国家和人民的坚定意志，细化为国家内外政策和发展战略规划，体现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广泛的社会实践和对外关系中，具有坚实的国家政策和战略基础。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是对内和对外战略的有机统一。

现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一些军队委员也吵吵闹闹的说要在钓鱼岛对日本强硬，说要在南海对菲律宾动武，我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的行为背叛了外事领导小组胡组长的和谐讲话精神，也注定得不到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支持。

日本派议员去钓鱼岛巡视了，你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怎么不敢派人去钓鱼岛空巡或海巡？一句话，在我们中国，中国没有外事领导小组核准，你们这些所谓爱国人士就别想改变韬光隐晦100年不变的政策。

对于小平同志在给三代领导说遗嘱后半句所提“有所作为”，我认为早已过时，我发誓在本人协助胡主席管理外事的例任期内，决不允许任何鹰派人物在领土问题上有所作为，I swear。

军队里鹰派想在南海动武早已是公开秘密，但军委胡主席并不赞同他们的主张，也没有获得政Z局多数支持，即使军委徐才厚副主度观点也与梁光烈、郭伯雄、陈炳德、廖锡龙等鹰派观点不完全一致。

我们要继续强调党指挥枪的主张，并继持让一些团委和社科院的学者发表文章发对军事变革和反对军人私自进行自卫反击，也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次海军170舰在南海就表现的非常好，执行了国家的外事方针路线。

这个帖子的后半段大体是戴秉国2011年9月25日在英国媒体《星期日电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为戴秉国赴法国、英国就欧债问题举行战略对话做铺垫——

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同世界各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合作密切相关，中国未来的发展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同情、理解、支持和合作。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福不是祸，是机遇不是什么威胁。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相信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欢迎而不是担心、支持而不是阻碍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中国为什么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主观想象或拍拍脑袋的产物，而是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今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因势利导，因时适变，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来。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迅猛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俨然成了“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共同利益变得越来越广，需要携手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互利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已是一种“利益共同体”。

任何国家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单打独斗，任何国家的行为不仅事关自己，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以武力征服、威胁别人，或以非和平手段谋求发展空间和资源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

那种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各种理由拉帮结伙，一方或几方就想独揽世界事务的做法，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日益增多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面前，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各国唯有同舟共济而不是同舟共“挤”，同舟共渡而不是同舟共“斗”，才有出路。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搞计划经济到推进各方面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封闭状态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到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合作；从以意识形态划线到主张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和谐并存，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牢把握现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新世纪头20年由国际形势总体和平、大国关系相对平稳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提供的发展机遇就可能丧失。

二、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研究借鉴其他大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崭新发展道路，既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大抉择，也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

我把这条道路的特点概括为“五合一”：

一是强调发展的和平性。中国不但不会搞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战争、扩张那一套，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用来为世界和平服务，将发展与和平有机统一起来。

二是强调发展的自主性。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特征，自力更生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三十多年来，我们始终把发展的基点和重心放在国内，主要靠改革开放，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靠不断扩大内需，靠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求得自身发展。

三是强调发展的科学性。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着力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积极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确保和平发展进程有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

四是强调发展的合作性。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只有风雨同舟、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才是最符合自己和别国利益的。我们主张对外要友好，不要敌视；要合作，不要对抗；要互相信任，不要相互猜疑；要平等相待，不要强加于人。

五是强调发展的共同性。中国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与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决不做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事。我们知道，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人家也活得好。

三、中国的发展走向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经历国际金融危机考验之后，中国的战略走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这里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像有些人想得那么复杂、那么深不可测，好像我们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其实，中国的战略意图就是4个字：和平发展，即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

这是在今后很长时期里，我们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想的一件事，要做的一件事，是我们100年、1000年也不会动摇的一个方针。具体地讲，就是要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自身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通过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和发明创造，通过同世界各国持久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来实现上述目标，使占人类1/5强的中国人能告别贫困，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使中国成为人人安居乐业、大家和睦相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都协调发展的国度，成为国际社会最负责任、最文明、最守法规和秩序的成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总之，中国人穷日子过得太久了，最大的战略意图就是使自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希望地球上的人们日子也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除此别无他图。

我们党把这一过程称为“和平发展”，把实现和平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称为“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条道路已庄严地载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这次全会又以“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方式重申，足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

四、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许多人认为中国已是发达国家，可与美国平起平坐了。

这种议论一方面说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完全可以实现国家发展的，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人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和程度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其实，无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有多大，发展成果都要由13亿人分享。目前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00美元，世界排名在第104位左右，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按联合国人均一天一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国今天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即使按人均收入12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4000多万人未脱贫。目前还有1000万人没有用上电，每年还要解决2400万人的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论如何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小国，一个名符其实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遇到的经济、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难解的课题，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本钱。中国要真正发展起来，人民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还有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还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即使那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我们的经济和生活质量也还是远远落在它们后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了，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仍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团结合作，共同发展。这是由我们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战斗友谊、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决定的，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而改变。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最真诚、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兄弟和伙伴。尽管我们在同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中还有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但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光明磊落的，是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真诚友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无论如何也戴不到中国的头上。

五、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在世界上争霸？

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反对霸权主义已经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也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哪个政党能够这么做。

历史地看，中国没有扩张称霸的文化和传统。我们有几千年以“仁”、“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传统，崇尚“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几百年前，中国即使在最强大、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30%的时候，也没有去搞扩张、搞霸权。

郑和曾率领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带去的不是血与火、掠夺与殖民，而是瓷器、丝绸和茶叶。在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从中国得到的不是威胁，而是繁荣。从西汉起，中国的版图大体上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现实地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振兴完全可以通过平等有序、互利互惠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世界上一些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扩张主义的路不能走，军备竞赛的路不能走，称霸世界是一条死路，和平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越发展，就越需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也越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外关系中最大最深的体会，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宝。这个法宝我们要牢牢抓住，绝不会丢弃。

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一个国家是否威胁世界，关键要看它奉行什么样的政策。

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绝不做称王称霸的事，也不寻求主导世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在世界上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反对并打倒它。这一点国际社会可以监督我们。

至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政治上，我们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经济上，我们自己要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也乐见各国继续繁荣发展，谋求共同进步。军事上，我们不搞军备竞赛。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让13亿中国人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出行方便一点，不可能也不愿把大把大把的钱都花在军费上。

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其他国家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搞什么共同霸权，或搞什么“门罗主义”。

我们奉行的是“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亚太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与有关各国实现互利共赢，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

我们与亚洲国家签订的双、多边协议没有任何排外条款，我们对区域合作持开放态度，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不以防范、遏制和损害中国为目的，希望有关国家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生存发展的这个地区，在我们家门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看做机遇，并且善于抓住这个机遇，就会从中受益。如果成天怀疑中国的地区和国际战略意图，把主要精力放在挑毛病、找麻烦上，就会丧失与中国合作的良机。

那种要拉帮结派对付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那种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及在中国近海搞联合军演的做法，更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既不合时宜，又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更会失去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历史性机遇，注定是行不通的。

国际上有些人说，中国有句话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猜想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其实，这是无端猜疑。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

总之，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抱有善意、行为负责、尊重别人，但不容别人欺侮的国家；一个根据自身国情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国家；一个在前进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思想永不僵化，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虚心学习别人，谋求与各国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国家；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各国敞开心扉、坦诚相待、光明磊落，世界可以安心、放心并且有信心与之打交道的国家。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应该是欢迎而不是害怕，应该是帮助而不是阻碍，应该是支持而不是遏制，应该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正当和合理的利益与关切。

你自己看看这个帖子前后两部分，很明显的剪辑痕迹。明显是那些反对中欧接近的人在那里用剪刀和浆糊做文章，妄图给世人造成“军队和外交部势成水火”的印象，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呢？有什么意图呢？呵呵.....

军队和外交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是不是有分歧？是的，是有分歧的，分歧就在于前者主张“早打”，后者主张“缓打”，立足点都是一个“打”，而分歧在于时机。至于要打谁，打的对象当然也不是菲律宾和越南这样的国家。不过嘛，菲律宾和越南要是也想参加进来，大家打一打也不是不可以，这就好比请客，多个人多双筷子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