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八卦进行到底！——八卦党人眼中的中国革命

初中生

乱谈黄埔生之招生-考试篇

禅人

黄埔军校听着很牛，是因为中国现代史上很多牛人都曾经在它那小门脸儿进进出出过。其实按现在的标准，不！就是按当时的标准，它也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也是老衲不想扫那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

不过，英雄莫问出身。如果邓大人不告咱侵权的话，老衲就斗胆依样画葫芦说一句：“不管家鸡野鸡，能生蛋的就是好鸡！”可不咋的！翻开黄埔军校同学录，尤其是前面几期，时不时就会冒出个名字，让咱斗升小民打个激灵。老衲就亲耳听见不少胸怀大志的年轻朋友，翻着翻着，就拍一下大腿，恨自己没早投胎一百年！——他也不想想，要真早投了胎又如何？早一百年生的国人海了去了！名字给写在那个同学录前几期上的，也不就几千个人吗？就是这几千个人里，最后名字给倒腾到现代历史书上的，还能剩下几个来着？所以，不必慨叹啥“生不逢时”的，您要是真牛得发疯，也可以学陈胜吴广试试，不过肯定会被定性为“打砸抢匪徒”就是了。

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不可否认，当时招生的也好、是考试的也好，可真的是精英荟萃。就说黄埔第一期的上海考点。那个考点设在国民党的上海办事处，哪儿呢？地方在当时法租界的环龙路。老衲查了一下，这“环龙路”如今叫做南昌路，外地朋友可能找不着北，但估计淮海路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这南昌路就在淮海路的边儿上，妇女用品商店的紧后头。据说国民党这上海办事处还是共产党给帮着设的，老衲也信，为什么呢？看看上海地图就能蒙个大概：隔壁就是兴业路！外地朋友又要问了：“啥兴业路啊？”就是中共的一大会址所在地呗。也幸亏拉了“中共一大会址”这面大旗做虎皮，这一排石库门房子才没被“改革开放”掉，不信去四周瞅瞅，全给改成了酒廊夜店，是现在国内外旅游者游上海的必到之地，芳名曰：“新天地”！

咱还是回到八十年前的环龙路。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要开张了，于是就招生。招生工作应该归组织部管，当时国民党在上海方面管组织的部长叫胡汉民，听着耳熟是吧？但肯定不是“胡汉三”的兄弟就对了，否则该叫个“胡汉一”、“胡汉二”啥的才对得上。展堂兄既是部长，有空就得在那里想些“国共该不该合作”之类的大事体，招生一类的事务性工作，就由秘书们去张罗了。那年头，大家的革命觉悟还是蛮高的，找秘书也不是如今的“小秘”之流的货色，秘书里头可藏龙卧虎着呢。这不，咱伟大领袖就在那儿卧着了嘛，估计那时老人家还没想到自己将来会那么的“伟大”，所以暂且安心卧在那儿帮忙打杂招生。不信，查一查黄埔一期生的登记表，由未来的伟大领袖做介绍人的学生有十好几个呢。不过他老人家好像终于也不耐烦老是陪人签字画押，不久就跳槽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唠嗑去了。

说到介绍人，这里多说一句。黄埔军校招生是讲究考生“根正苗红”的，也不是“红”，这颜色老衲一时还讲不好……借个如今台湾的说法，“根正苗蓝”吧！所谓“蓝”的，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并由“本党党员”推荐的。——“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

有人要说了，黄埔生里也不都是国民党呀，还有不少共产党不是吗？是地是地，“国共本是一家人”啦，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连咱伟大领袖那时也混在国民党里头支它的薪水不是？后来，黄埔岛上闹腾开“中山舰事件”，凡是有双重身份的都得二选一；再后来，双方拆伙，打得头破血流，伤心事儿这里就甭提了！

既然招生，就有考生。

话说江西有个地主老财的儿子，师范毕业当了一阵子孩子王，很不甘心，听说黄埔军校招生，就想跑出来轧闹猛。他到了上饶县城正要转车去上海，听人说考黄埔要有介绍人的，这小子晕菜了，他到了上海肯定俩眼一抹黑，找谁介绍去？正急得转磨呢，可巧碰上个熟人儿，那人也准备到上海考黄埔呢，说“别急别急，我来给你找人。”熟人热心又不食言，果然找人给写了介绍信。小子一考即中，后来一直做到中将、国军十二兵团司令，1949年在双堆集倒了大霉，后来给圈禁功德林，又不好好改造，硬是要研究“永动机”，结果把牢底坐穿，1975 年才放出来。还好，他总算“改邪归正”了，弄了个全国政协委员当当。这位叫做黄维。

至于那熟人就可惜了，不知怎么的后来没去考黄埔，留在江西闹革命，结果遭了反革命的毒手，1935年就死了。他是共产党这边的人，文章也写得好，记得老衲小学课本里就有他写的范文，题目好像是《清贫》。那人叫方志敏。

和江西考生黄维相比，浙江考生胡宗南就没那么顺利了。这胡宗南也是师范毕业生，和黄维一样，也不愿意一辈子当小学老师，也想出来出人投地。那年胡宗南已经二十八岁了，按照军校划的“二十五岁以下”的年龄杠杠，他早就超龄了！——估计报考的时候他在年龄上做过手脚。

年龄可以做手脚，可个子可做不了手脚。据说，胡宗南身高不过一米六，一进考场检查身体，就被考官刷了下来。考都没考就要打道回府，这叫未来上将怎么能甘心？于是大声嚷嚷起来：“革命青年不分身材高低，凭什么不让我考？”这一吵，把里面的廖仲恺给吵了出来了。胡宗南一看廖仲恺，心里哈哈哈大笑三声，暗道：天助我也！

怎么？胡宗南认识廖仲恺吗？不是地！看过廖仲恺相片儿的朋友大概记得，廖某人是个小矮个儿，与胡宗南站一起，半斤八两啊！廖仲恺一听是这么个原因，于是就惺惺相惜啦。这下子考官也只好放小胡一马了。要说这考官也真是的，幸亏邓小平邓大人早去法国啃面包了，不然到了他这儿，估计也没戏！

其实黄埔第一期的考生中，浙江人、江西人还在少数，最多的是湖南人，原因是当时的军政部长程潜是湖南人，他先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大概有一百多人，在他自己在开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讲武堂的作风比较老派，而且更野鸡，连个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于是就有学生吵吵着要跳槽去黄埔。几个学生头头都不是吃素的，在校长室里拍桌子打板凳地闹！闹到最后，学校干脆关门，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也难怪学校顶不住，那些学生领袖可不是60多年后在天安门前喊高音喇叭的主可以比肩的，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嚯嚯，整整一队踢死人的湖南骡子啊！

北方来考黄埔一期的，就属陕西的多，而且一多半是于右任给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考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可您还别说，这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20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占到将近百分之二十。——别看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董钊、阎揆要等等等等，后来都人五人六、将星闪耀了，可当初南下广州去考军校的时候，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从陕西到广州，路上且得车马倒腾呢，当一行人顶着一头黄土高原的土茬子到达上海转船的时候，已经囊空如洗了。谁说“仗义每多为屠狗辈”？人家于右任于老先生，时任大学校长，从不屠狗，照样仗义！呼拉脱下皮袍子就跑到当铺，去换来一把银子给小伙子们坐船了。其实老先生也有些冲动，大冬天的，当了皮袍子可怪冷的，自己的字那么好，卖卖字换钱也是不错的嘛！——还是西北人，心眼儿太实在！那一批去的可都是好小伙子啊，至于后来好小伙子们怎么都成了“反共悍将”？这个问题说起来就烦死人了，老衲也没本事说这个。

说起来，考黄埔一期的程序还算是简单的；相比之下黄埔三期之后的就麻烦些了，原因是改了章程！从第三期开始，初试合格者，先录取为入伍生，训练学习三五个月之后，再进行甄别考试，合格了就升军官生。——这才算是正式的军校生！

比如黄埔四期，入伍生们在1925年秋就陆陆续续来报到了，第二年2月甄别考试，3月正式开学。那次的甄别考试也怪，比如步科，考完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提高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甄别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甄别考试成绩就差点。可是老衲翻翻分班后的名单，就有些纳闷儿了，这国共两党在四期里头各自最出名的俩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一个在二团二连，名叫张钟麟（后改名为“张灵甫”）；另一个在二团三连，名叫林彪。

这是咋回事儿呢？您要说考分不说明一切，高分低能不稀奇，低分也可以高能，老衲也同意。不过，稍微研究了一下，窃以为这好像不是症结所在，问题大概应该出在军校的教学政策上。

军校军校，总该把军事专业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吧？哎，不是的，人家黄埔军校讲究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一强调政治，大家有体会的，嘴皮子利索的就占了优势了，要政治拿高分，您得“呱唧呱唧”能侃革命大道理呀，光军事好顶个啥？您就拿满分，那撑死也就30分呀。

从性格上讲，林彪阴，张钟麟阳，不过俩人儿有一共同特点，都属于闷葫芦型，遇事爱自己个儿琢磨，不爱瞎白豁，这讲起政治来，大约就有点吃亏了。

张钟麟虽然满腹古书典籍、之乎者也，碰上共产党政治老师出的“什么是共产国际”、“试论农民运动的积极意义”之类的考题，估计一对大眼立刻斗鸡，恨不能穿越时空，也不改名“张灵甫”了，干脆改为“张铁生”算了，或许一气之下在试卷上奋笔上书：“军事考题诚无可畏，可畏者乃共产理论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学以致用也！”——这口气可不是老衲瞎编的，日后张军长向老蒋发牢骚就是这个味儿！

至于林彪，虽然那时他已经属于共产党阵营了，政治觉悟咋样可不好说，没见他后来井冈山都上了，红旗也扛了，却老追在未来伟大领袖屁股后头，唠唠叨叨什么“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之类的蠢问题，可见甄别考试那会儿，脑筋一定糊涂得更厉害！这么一分析，这林同学和张同学可不活该进不了“提高班”了吗？

不过还是那句话，英雄不问出身，出来后是条好汉就行了。

初中生

乱谈黄埔生之红蓝无间道篇

禅人

早年看警匪片，我警你匪打得热闹，黑道白道泾渭分明，不费脑子。前阵子香港出了个警匪大片，里面的警警匪匪就很有些夹缠不清了，观众坐在漆黑的剧场里，哦不，如今盗版猖獗，也可能是躺在家中沙发上，被大牌刘德华、梁朝伟、黎明、陈道明们忽好忽坏、忽黑忽白，绕来绕去弄得一头雾水、晕晕乎乎。片子名也恰当，叫做《无间道》。本来嘛，这黑也不黑、白也不白，黑里夹白、白里夹黑，可不这“道”就“无间”了嘛。

怎么就想起说这个了呢？这不老衲乱谈黄埔生招生考试那会儿，为图说话方便，顺手把国共两边一蓝一红给油上颜色了嘛。昨个在纸上画符呢，卡巴卡巴按着手上的红蓝圆珠笔，低头琢磨了一下，想这颜色对有些人来说，还不能就那么简单，翻手红覆手蓝的怎么算呢？受了这港片儿的启发，于是剪刀浆糊，自己给糊弄了个题目，就叫做《红蓝无间道》吧。

翻翻国共的斗争史，在红蓝两边翻云覆雨的主，还真的不算少，即便只讲黄埔生，这俩手的手指头肯定不够数的，恐怕还得脱了鞋。就是那数得过来的，老衲也不都讲得出个所以然，为免露怯，偷个懒，逮着谁说谁吧，也欢迎朋友们来补充壮大这无间道的队伍。

记得早前看网友聊内战时候的东北战事，扯到辽沈战役，锦州呀、锦西呀、塔山呀、葫芦岛呀，还有啥西进兵团、东进兵团的，好象有位“塔山专家”还专门写了一篇《塔山，不可思议的败局》，对国军在葫芦岛汇集了众多高级指挥官，出动海、陆、空三军的精锐，竟然攻塔山而不克，表示不可思议。

这战略战术上的事情，打打杀杀不是咱出家人该念的经，由得战略战术家们思议去。老衲感兴趣的是蹲在葫芦岛指挥的人。其中一个指挥官是黄埔一期生，姓侯名镜如字心朗。您别看他那时位居国军十七兵团司令，早年的经历说出来可当真红得吓死人！——侯镜如1925年就在潮州经咱未来人民总理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参加过1927年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还是个主席团成员哩；接着就去南昌起义，是贺胡子手下的教导团团长，正宗的老革命了吧？再后来当上了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还坐过国民党的牢，中原大战的时候被冯玉祥放了出来；此后他就到上海活动，不久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中央组织当晚全部转移，撂下小侯没人管了，小侯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就郁闷得紧，也只好先自管自了，由黄埔同学牵线和刘峙搭上了关系，也挺好，是金子哪儿都发亮，这一搭最后小侯变成了老侯，一直干到了国军中将，十七兵团司令，要不怎么蹲葫芦岛指挥去了呢？

说到这儿，老衲顿时觉得档案袋子制度英明乎哉，想那刘峙那会儿如果要小侯交个档案、搞搞政审啥的，那小侯哪儿有机会混到国军兵团司令呢？看来这国民党干啥啥不成，糊里糊涂，哪儿哪儿都比不上咱党，不“转进台湾”还真没个天理哩。

侯司令有了这么个红彤彤的背景，这打起大仗来您说他是“心向红太阳”啊，还是“心向青天白日”？天知道！反正援锦州的时候，侯司令先是珊珊来迟、贻误战机，上来后又消极怠工，美其名曰“稳扎稳打”。连时任国民党秦（皇岛）葫（芦岛）港口副司令的惠德安都看出点端倪：“侯镜如对于蒋介石的打内战，我看是不大感兴趣的......这次蒋介石一再拉他来指挥，他总是设法推脱，对蒋敷衍也是煞费苦心的......”。

曾见过有网友疑疑惑惑地上贴说：“俺怀疑侯司令那时可能已经与共产党暗渡陈仓了。”其实还“怀疑”、“可能”个啥？人家侯司令1947年就与地下党恢复联络啦！未来总理和未来元帅都给他捎话：“过去的事儿可以原谅，欢迎回来！”——后来自然就义旗一举又回来了呗！

这么着，老侯就又是“革命同志”啦，后来历任全国政协常委、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真个儿的“朝里有人好做官”咧！

老侯晚年还在为祖国统一大业里外奔走，1990年他把在黄埔一期时的同学邓文仪从台湾拽过海峡来，让这位当年复兴社的“邓二太保”与咱党和国家领导人笑一笑就此泯了恩仇；1994年，老侯在八宝山躺在了鲜花翠柏丛中，结束了红蓝两道都混得很出色的一生。

与老侯经历类似的还有一人，就是他的同期同学廖运泽的弟弟廖运周。廖弟弟是黄埔五期生，学生时代已经秘密入了党，由于身份没有公开，老蒋“清党”时没能把他清出来，于是小廖也有机会玩开了“无间道”。期间他也曾经隔三差五地要拉队伍来起义或者及早回归革命大本营，但组织上高瞻远瞩得很，觉得不必为几条破枪、几杆子小队伍坏了小廖这么好的玩“无间道”机会，嘱咐他“做卧底将来必更有可为”。

果不其然，苦尽甘来了，淮海战役双堆集了，国军12兵团黄维司令磨磨唧唧终于决定要突围了，时任师长的小廖关键时刻耍了轻信他的上司兼老学长、老朋友一道，自告奋勇带他的110师为12兵团突围作开路先锋。——那路是他开的吗？早说好了是咱解放军让开的嘛！好比摩西的过红海《出埃及记》，小廖的部队一过，咱大军再度合拢，后续的黄维们一头撞个正着，头破血流！——12兵团的覆灭，小廖功不可没！

这个段子老萨讲“黄维书呆子”的时候也讲过，还唠叨说不知两人后来是否见过面？见过见过！这老衲知道，不仅见过，还一起照了相，老哥俩在几大排人里头还肩并着肩、笑逐颜开呢！那已经是80年代北京开“黄埔同学会”的时候了。至于黄维有没有怪小廖出卖他，害他长驻功德林研究“永动机”20多年如一日？这老衲没听过，就不好瞎说了。

小廖的大哥廖运泽和二哥廖运升1949年也率部队起义反正了。这廖氏一门三兄弟，三个全是黄埔生，都做到国军将军，最后一个“回归党的怀抱”，两个做了“识时务的俊杰”，堪称一绝。

说到淮海战役，老衲忍不住要跑个题。这个战役咱这边如何的运筹帷幄、伟大光荣，自不待老衲多言，但最使老衲深感震撼的却只是一个战场细节。有一部讲淮海战役的纪录片子，一位当年参战的解放军军官受访，讲了这么件事儿，大意是说：“胜利啦，大家冲进敌营打扫战场，分享战利品。在一片空地上，我们发现几大堆东西，有一人多高，都是用军用帐篷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大伙可兴奋啦，心想这下可搞到大家伙啦，上去三把两把就扯开了布帐。一下子全惊呆了，一层一层，码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全是死尸，冻得硬邦邦的国民党兵的死尸。看着这些人，虽然都是敌人，当时我的心里也......真的是......。”说到这里，老军人默然了。——面对这样的镜头，老衲的嘴也贫不起来了。

说了半天“蓝皮红心”的，再掉个个儿，说说另一头。

在1975年最后特赦的一批战犯中，有个原国军中将叫文强。文强是湖南人，黄埔四期生，据说和林彪睡过一个寝室。当年林彪在室内玩枪走火，差点打死对铺的同学（那位同学也姓林，就是平津战役在天津被俘的国军林伟俦军长），小组长文强过去教训他，林彪不服，回骂他“湖南骡子”，气得文强抡拳头要揍他。林彪知道文强会几手拳脚，趁别的同学拉架就滚床角里闪人了。

不过文强这么晚放出来，肯定赖不上林同学后来蓄意报复，还是得赖他自己。怎么呢？这文强在黄埔时，本也是双料党员，国共分裂之后，他跑去参加南昌起义，在那儿还撞上林彪了，那时文强已经是个少校，而林彪还是个尉官，林彪见着他还赌气呢！文强说：“现在革命革得命都快没了，大家革命同志，言归于好吧！”两人这才拉回了手。

后来文强到了四川，年轻轻的就在中共四川省委里头当上了一个领导，好象还是个什么书记。这不挺好嘛，要是文强就这么一路干下去，不死的话混不上开国上将，好歹也能混个地方大员的吧？偏偏人各有命，30年代初咱自己清党了，许多没被老蒋清掉的黄埔生、知识分子，却被自己人肃反肃掉了！

兔死狐悲，文强一想，自己是黄埔生不说，还是大地主出身的少爷呢，那还能有个好？年轻气盛的文强一气之下，带着老婆一走了之，夫妻俩双双脱党不共产了！

文少爷早年在黄埔是学政治科的，属于呱唧呱唧能侃革命大道理的主，笔头了得，回家后就做了记者，一做好几年。本来这样安逸一生，说不定最后成个“著名报人”啥的也不错呀，结果碰上了命里的扫把星——黄埔同学廖宗泽！

廖宗泽也是黄埔四期的，经历和文强属于“同病相怜”的一类。他早年曾在四川从事中共的兵运工作，不过后来脱党，走得更早更远。

要说老蒋对他的黄埔生，可真是煞费苦心，疼这些学生疼到病态的地步！就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声称“凡属黄埔同学，无论是否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做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于是陆续就有反蒋的学生回来了，老蒋喜滋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统统欢迎”，还真说到做到，给安排了工作，一句“娘希匹”也没有。

廖宗泽就是这时脱党去“自新”的，受了啥刺激老衲也弄不清楚，看时间大约与文强一个路数，这个曾经与国民党刺刀见红的年青共产党员，如此这般与自己的亲娘党恩断义绝，从此换了码头，脱党之后，干脆入了国民党军统干特务了，与戴笠称兄道弟。几年后他来找文强，把文同学也拉上了贼船。

其实文强也有过“回头是岸”的机会，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又合作时，未来总理曾传话找他回去，他答说“打完日本人再说”，内心却是对当年党内的倾轧内斗心有余悸。一念之差，一步走错就步步走错，抗战胜利后紧接着来了内战，所在的党与他出身的党又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文强的“再说”也就没啥好说了。他先是在程潜部下，以后又到了杜聿明的徐州剿总，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兼保密局（初中生按：抗战后，原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北方区区长，直到淮海战役被俘。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文强和廖宗泽这对难兄难弟又聚首了。廖宗泽被捕时是国民党兵工署警务处长，大特务头子，国民党撤退时重庆就差点儿被他大爆炸炸掉，大概属于“罪大恶极”一类，原本是要毙了的，所以好几本民国将领传的作者都自说自话，说在1951年把他镇反给镇掉了。其实是讹传！

文强说，廖某人曾对当年拉他进军统表示道歉，说不然文强还在做记者，那就不会成战犯。文强倒不怪他，说自己是“咎由自取”。

要说文强在战犯管理所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念报纸啊、写板报啊、学习委员啥的，干得挺忙活，可文革前战犯前前后后放了好几批，哪批都没轮上他。您说是因为他干特务吧，可沈醉、董益三的特务罪行比他严重，那也早放了，为什么漏下他和黄维这种顽固分子一起“把牢底坐穿”？究其原因，老衲瞎猜一把，大概是因为文强背叛了咱党，咱党对自己人的背叛是不能原谅的。不过，他比廖宗泽命长，总算最后见到了天日。——廖宗泽文革期间在监狱中逝世。

说起来来民国这短短三十几年的乱世，林林总总出了多少的人物呀，真正应了一句话：“乱世出英雄！”这是一个怎样的大时代啊！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愚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对希望，我们面对渺茫；我们奔向天堂之路，我们踏入地狱之门......”。

您问老衲这念的啥经呢？怎么口气突然变味儿？这样的一本正经，当然不是老衲这种贫嘴能说出来的。说话的是一百多年前英吉利一个姓狄的洋老头，老衲肚子里墨水有限，能让老衲知道的姓狄的名人儿，第一个是狄仁杰，第二个也就是他了。狄老头说的是法国大革命，老衲觉着拿来放这儿也正合适。或许古今中外的历史大时代都有其共通之处。反正狄老头这书出版早过了50年，早就没版权了，老衲这里就顺手抄他一回。——对了，那洋老头叫查尔斯·狄更斯！

初中生

乱谈黄埔生之说说王耀武

禅人

大家知道，半个多世纪前，国军的军界曾经流传过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三李不如一王”。“三李”者，指李仙洲、李延年和李玉堂；“一王”者，王耀武也。

把“三李一王”放在一起比，原因是这四人都是黄埔系的山东籍著名将领。论资历，王耀武最浅，他出身黄埔三期，而三李个个是黄埔一期学长，早年的军阶也都比他高。可是到了抗战结束时，王耀武已经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长官，手里的部队不是王牌也是嫡系；而三李虽然官也做得不小，风头却已不敌老乡王老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选秀，要派人到山东做军政大员，他弃资深的“三李”不用，偏偏派王耀武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于是有了“三李不如一王”之说。

王耀武究竟何德何能，让蒋介石如此青睐宠信？

王耀武，字佐民，1904年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夏张乡山王庄，在家排行第二。他的父亲王进增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农，家产只有几亩山田，却要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很不幸，王进增在王耀武幼年时即去世，全家仅靠王母一人支撑。王母吃苦能干，虽然家境贫寒，仍设法让孩子上私塾读书认字。

这样背景的农村孩子，长大除了种地，不外乎进城打工讨生活。1921年春，十七岁的王耀武经亲戚介绍到天津当学徒，两年后去了上海做店员。颇有上进心的王耀武明白，要想有所作为，自己得在学业上有所提升，所以他白天看店，晚上上夜校补习。后来黄埔军校招生，他在亲戚和少东家的帮助下，于1924年秋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读了大约一年军校，1926年1月王耀武毕业了，在国民革命军第1师任少尉排长。不久北伐开始，他因作战勇敢屡获提升，北伐结束时，已经挂少校军衔，当上了营长。

1930年，外调升任团长。王耀武在团长阶段打出了名气。1932年8月，红军围攻宜黄，王耀武因死守有功，战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次年，被调往江西抚州，升任新组建的补充第1旅旅长。蒋校长对他说，他原来所在的独立旅中，黄埔一期二期的有好几个，怕他摆不平，所以决定还是让他另起炉灶的好。——王耀武因此对校长的关怀感激涕零。补1旅原先临时归顾祝同指挥，因了这层关系，善于经营人事的王耀武这时就与顾祝同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1934年秋冬，红军北上先遣队杀到浙赣交界处，时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俞济时向南昌行营叫救命，于是王耀武的补1旅派归俞济时，参加了对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围剿，为重创红10军团立下大功。在此役中，早期红军领导人寻淮洲、胡天陶、方志敏、刘畴西等不是战死，就是俘虏后被杀。说起来，刘畴西还是俞济时的黄埔同期的同学，大冬天的俞济时身披大氅，对被俘冻得索索发抖的刘畴西眼皮也不抬一下。事后黄维听说了还责怪俞济时绝情，说“怎么的也是同学一场，好歹也该弄点热乎的给他吃嘛！”

凭着围剿红军期间的表现，王耀武赢得了蒋介石的首肯。浙江战事结束，王耀武和他的补1旅就调往松潘高原，追着红军的屁股爬雪山过草地，又冻又饿，累个半死。西北是胡宗南的地盘，虽然王耀武原本在第1师时就是胡的部下，却害怕手长的胡宗南在西北把他改编了去，就走老上司俞济时的门路，要“济公”帮忙他继续保持独立，还巴结地不时向俞济时通报本旅的行踪，把“济公”哄得不小心又笑豁了嘴，心说“王佐民娘西皮还真把我当济公活佛咧。”

1936年春，补1旅撤下松潘高原，在汉中扩编成师；半年后，军政部给他核发了第51师的番号，王耀武开始招兵买马当师长了。就在这个时候，有条汉子因为一枪毙了老婆，吃官司刚从南京的监狱里放出来，正在老家西安晃悠，闲着也是闲着，顺便就又结了一把婚，听说佐公当师长了，于是就近前来投奔，大家弄个师长团长的干干。——您也猜着了？是的，这位就是张灵甫！

接下来大家就要一起搂袖子打日本了。先是八.一三，队伍一拉到上海，王耀武的51师就与俞济时的58师归了刚成立的74军，军长就是俞济时，这回王耀武算是真正成了“济公”的部下。有了前面这几出，您就明白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什么会把51师和58师搭在一起，那当然不是“拉郎配”了，“济公”和“佐公”这一对，原来这渊源可不是一点点的深呢！


王耀武军旅生涯最辉煌的部分是在抗战时期，老衲以为，王佐民称一声“抗日名将”，那是当之无愧的。

您要说国军在上海南京打得一塌糊涂，那是没错，可这是统帅部的问题，也怨不得王耀武不是？他的51师表现还是相当好的。——王耀武乍到上海就成功奇袭罗店，照片还上过报纸呢。后来，兰封、万家岭、南昌等等一路打下来，名气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万家岭，人们现在一说“万家岭”，就是张古山张灵甫啊的，别忘了，派小张上去的顶头上司可是王耀武哦。当初若没有王耀武慧眼识英雄提携，小张可能就是另一种命运啰。所以，张军长后来再傲气，对佐公一直是尊重有加、惺惺相惜的。

这一路打，就打到了1939年。9月，军长俞济时另有高就，蒋校长找来王同学谈心，把王耀武又感动了一把，后来写《自述》还念念不忘说：“伯乐识马，蒋公识人，我下决心把七十四军整训好，使其成为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听指挥的部队。”——王耀武不是说说而已，他带兵确实有一套，治军严格，赏罚分明；而且有一点与别的国军高官不同，他不摆架子，部下有什么困苦找他，他会送钱啦、写信啦，有求必应；当了军长，有时还与小兵拉子一起吃饭。所以，上上下下说王军长好话的不老少。

在王耀武手里，74军越战越强。1941年春，以74军为主力的第19集团军在江西上高重创来犯敌的第33、第34师团和第20混成旅，王耀武把指挥部设在锦江南岸，誓不渡江撤退，率74军背水死战。上高大捷，74军功居首位，荣获最高荣誉的飞虎旗一面，而74军“抗日铁军”的名头，也因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战后的训词而威名远扬。

有人或许要说：“和尚你中毒了，尽替74军瞎吹乎。”老衲并非党国遗少，干吗替它吹乎？战场上，来自对手的评价应该是最货真价实的吧，那评价的“价”，可是泣血的代价，敌人没必要为对手吹乎是不是？——在日军的战史中，74军被称为“虎部队”。上高之战后，日军专门告诫各部：“今后对王耀武将军的第74军作战，要特别注意。”国内官版的抗战史书对日军的这个说法也有白纸黑字的引述。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当有情报得知74军从江西出动时，阿南惟几的“军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见日军的《长沙作战》）。这些不是老衲能瞎编出来的。

常德战役后，王耀武升上了第24集团军司令官，这期间他指挥集团军参加过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一年之后，第24集团军改编成第4方面军。王耀武以黄埔三期的浅资，荣登第4方面军司令官宝座，与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老姜平起平坐，其破格越升之速，在军界殊为罕见，令同辈望尘莫及。

在第4方面军任上，王耀武指挥了对日的最后一战——芷江战役。是役，王耀武麾下精锐尽出，第73、第74、第79、第100军及第18军等连手击垮日军来犯，冈村宁次组织的“芷江作战”彻底失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耀武主持长沙、衡阳地区的日军受降工作，在长沙接受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授刀投降。

胜利之后，王耀武衣锦还乡到了山东，先任绥靖区司令，后加封省主席，是黄埔系里第一个出任省主席的，军政大权一把抓，威风八面。其时，国共尚在和谈，王耀武在山东与共军陈毅也屡有接触，陈毅曾经评价说：“王耀武在国民党里算是头脑比较明白的。”——明不明白也没啥用，反正到了内战时期，王耀武与其他所有国军将领一样，军旅风光是到了头了。

先是莱芜战役，他的副司令李仙洲带的五万人马，三天之中全军覆没，因而有了那句名言流传于世：“就是五万头猪，三天三夜也捉不完哪！”此话典出何处莫衷一是，有一说是王耀武气话，而且是由于陈矮子不听他的谏言所至，老蒋得知后，生气地骂陈诚：“辞修胡闹！”

接着，汤恩伯汤司令又把张灵甫栽在了孟良崮，虽然这不是王耀武的责任，但是整74师可是他的亲生子，张军长又与他袍泽情深，当时张灵甫在山上与济南的佐公也保持着联系，当他最后决意成仁、向王耀武诀别的时候，据当时在王耀武身边的73军参谋长马培基回忆，王耀武在办公室里手握话筒，当场泣不成声。

哭完了张灵甫，很快也就轮到王耀武自己了。

1948年，国共战局已经逆转。在山东地面，昌乐、潍坊、张店、博山等相继被解放军攻陷，王耀武特飞南京向蒋介石进言：“中央无力增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放弃济南，巩固徐兖防务，以利再战。”但老蒋坚持济南必守。7月，兖州解放，济南孤悬。王耀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得硬着头皮困守孤城。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与世人开玩笑。——14年前，王耀武跟着俞济时在浙赣剿共，几乎灭了红10军团，当年侥幸突围出来的数百名红军干部战士，后来组成“红军挺进师”，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其中一个领导就有之前红10军团及先遣队参谋长粟裕。14年后，历史走了一个轮回，粟裕成了华东野战军的掌门人。1948年9月，粟裕麾下的华东野战军高喊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一举攻克了山东首府济南。王耀武的10来万人马本指望守济南个把月，结果只扛了不到10天。——王耀武雄风不再。

现在有人说，主要是三姓奴才吴化文坏了王耀武的大事。依老衲看，吴化文不过是一剂催命剂，按王耀武当时的心态，作战意志咋样还真不好说！——济南风声一紧，他便把妻儿老小送往南京，要打仗了嘛，这个很正常。可是仗正开打，他居然与太太通电话一通半把小时，满脑子这财那产讨论个没完。军用电话是通过与南京之间的驻军转接的，结果电话被那驻军兵团司令听了去，那司令大人偷听了人家夫妻的私房话，不但不保密，还对部下哇哇叫：“战事正紧，王佐民还三心二意，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指望他有决心与共军死磕！”（大意如此）。这位兵团司令就是黄百韬，他倒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还是有资格这样指责王耀武的。——不出俩月，黄百韬果然在碾庄坚决与共军死磕，最后把自己给磕死了。

王耀武可不愿意死。解放军一突破城门打起巷战，王耀武就钻了司令部的地道，那地道穿过大明湖直达城外。不死就不死吧，他还拉出老母撑面子，对左右说：“俺不能成仁，俺死了俺娘要伤心死的！”端的是大孝子！

于是，王耀武换一大褂，脑袋用毛巾裹巴裹巴，不知躺一驴车还是马车上，装生病的小商人让副官赶着车出了城，在一个叫“寿光”的地方遇上民兵拦路盘查，本来差点给糊弄过去，也不知是急的还是惊的，节骨眼上老王忽然内急了，跳下车往野地里蹲。副官大约伺候惯了，想也没想抓了把手纸就跟了过去。咱民兵同志警惕性高啊——咱村里人拉屎抓把野草完事儿，这年头啥人用这雪白的软纸擦屁股？于是露了馅的王耀武被揪去交给了解放军。他只好认命了！

当了俘虏的王耀武不久就在共方的电台喊话“反对内战”啥的，坊间传言说，老蒋大叹“佐民负我”，气得当场摔收音机。王耀武这一喊，也让外面的同仁深为不齿，以致一些赴台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仍对他冷言冷语，甚至说他没啥真本事，靠做“善财童子”广结善缘向上爬，马屁精一个！

对此老衲觉得，人家王耀武好歹已经把宝贵青春全献给你这党国了，还为你这党国坐牢十余年，因为他接受共方改造就如此埋汰，至少是不够厚道。这方面，以往国方对留在大陆的降将的评论，与共方对与之死磕的悍将的评论有得一拼，五十步笑百步，都省省算了吧。

被俘后，王耀武在华东高级俘虏团与李仙洲、马励武、周毓英等先进同僚见面了，华东野战军待他们还客气。后来国军兵败如山倒，淮海战役之后，老朋友们在此越聚越多，大家苦中作乐。有次好象是过年，王耀武写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批是：“你也来了”，幽默得紧。

解放后，王耀武作为战犯移送北京功德林。这人缘好的在哪儿都让人待见。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也很得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委以“学习委员”的要职，比别人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可以挨门派报纸、送信串门。

1959年，王耀武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十人获得第一批特赦释放。出来之后，在大陆孑然一身的王耀武自然想找回太太。王耀武早年不仅在军界发达，在商界也是长袖善舞，公司连锁店开了一家又一家，他在官场上能如鱼得水，军功是一大因素，高超圆滑的人际关系也是另一个因素。——他的出手大方是有殷厚的家财作后盾的。

王耀武的太太早就逃离了大陆，据说开始在香港，得知老头子出来后，不但不联系，还与他人双双飞赴南美避而不见。人比人气死人，这与杜聿明老杜的太太放弃美国优沃生活，自愿飞回北京与老杜同甘共苦，实在有天壤之别。

王耀武人财两空，心情郁闷，幸得周恩来的关心，60年代与北京的一位中学女教师共结连理。那时当个政协文史馆员收入很不错，记得好象是每月200块——60年代，这可是绝对的高薪！于是老两口过起了安逸生活，还时常受到总理的召见关怀。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文革了，以王耀武的历史背景，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扣个正着，他不时被红卫兵拖出去批斗、陪斗。1968年某日，他被拉去给大特务头子康泽陪斗，康泽这历史大特务在台上被红卫兵皮带、棍棒打得半死，王耀武虽然稍好些，也大受惊吓，再加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回家之后高烧数日不退，那时的医院谁来管你这“反革命”的命呢？一代名将王耀武就此命休矣。他的妻子也跟着倒霉，作为反革命家属倍受欺凌，后来不堪迫害而发疯致死。

文革结束后，统战部、全国政协在1980年7月为王耀武、溥仪和廖耀湘三人补开了追悼会。王耀武的骨灰存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初中生

乱谈黄埔生之张灵甫八卦轶事

禅人

一说起张灵甫，世人皆谈“孟良崮”；如今知道这个“极端的反动分子”打日本也同样极端地拼命，不少人又刮目相看了，说人家“血战万家岭”啊、“断腿高安”啊、也是抗日英雄啊等等。称“死硬的反共悍将”为英雄，有人可能会不爽。不过老衲以为，做人尽可以豁达些，虽然信仰不同，作为军人，这位横竖是条汉子，老衲还是敬他。

对于这条汉子打仗的事儿，大家多有耳闻。至于他的为人，传闻中脾气极大，年轻时一枪毙了老婆没商量；还有呢，原来在北大读了一肚子经史，还会一手好书法。——这些事儿众所周知，老衲就不炒冷饭了，这里讲几个一般人不太知道的八卦轶事，借一句用烂的老套——告诉你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张灵甫。

张灵甫打架

张灵甫跟人打架？没错！啥时候的事情？抗战前！那时他还年轻，在胡宗南手下当团长。团长还打架呀？别急，听老衲慢慢道来。

有一次，张灵甫出门，闹不清他上哪儿、干嘛去了，反正是坐火车。半道上上来了一伙劫匪，挨车厢地洗劫，劫匪有好几个，手里又都有家伙的，旅客们谁也不敢反抗，只得乖乖交钱交首饰。

也活该这伙劫匪倒霉，劫谁也别劫到张灵甫头上啊，那哥们儿可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本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能怕你几个蟊贼手里的土家伙？劫匪一窜进张灵甫坐的车厢，正开始如法炮制呢，张团长怎么能看得过眼，人家可是以“黄埔革命军人”自居的，常称“救民水火，军人之乐也”，一拍桌子腾地就站了起来。——看过张灵甫照片的朋友知道，他长得很帅，而且一脸虎视眈眈的霸气，不怒自威，个子也特别的高大，是个典型的关中大汉。劫匪一看蹦出个杀气腾腾的大个子军官，吓了一跳，虽然人多势众，土匪见着官兵还是发怵的，就说：“哥们儿咱不动你，一边呆着没你的事儿。”

张灵甫的为人，用国民党那边的好话一箩筐来说，那是“秉性豪迈，胆量过人，有燕赵侠士风”。侠士嘛，当然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何况是冲着自己的车厢来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张大侠怒气冲冲一步跨到过道上，挡住了劫匪的去路。劫匪里头也有不信邪的，见他也就一个人，谁怕谁啊，招呼着就围了上来。边上乘客们一看这是要掐架呐，纷纷走避不及，竟没人上来施援手。于是张大侠车厢内独斗群匪，结果呢，不讲您也能猜到，这位大侠可是不耐烦舞剑闪腰耍花架子的，虽然满腹经纶，但估计也没机会读过《葵花宝典》。那年代，人家金大侠开裆裤才刚缝起来，还没学会写书呢！三拳两脚格斗过后，张团长最后发飙当然就是枪杆子说话，一场乱枪混战，“当者立毙，匪众溃逸”，杀你没商量！

呜呼劫匪，谁叫你们碰上个天煞星！

张灵甫哭鼻子

要说和土匪打架还象是张灵甫干的事儿，哭鼻子您大概会大大地诧异了吧？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何况张铁汉子不苟言笑，总是令部下望而生畏，也会哭鼻子？哭！怎么不哭？而且是当众哭！给人看见不止一次！铁汉也有柔肠的时候。

电影里张军长老坐个吉普车，摇头晃脑，追来逃去，好像国军将领都摆这么个谱，其实他平时出入，多数时候是骑马。张灵甫的好马术在军中是出了名的，骑术高超。后来虽然瘸了一条腿——右膝盖中弹没养好不能弯曲，结果还是“马照跑”，只是舞不跳而已。在胡宗南第一师的时候，来了一匹烈马谁都不让上身，别人把张灵甫找了去，三跨两骑就被他驯服了。

他不但爱骑马，而且爱马成癖，简直把马当宠物养了，当了军长师长，还三天两头往马厩跑，亲自督促豢养之事。还在当团长的时候，他的一匹爱马得了肺炎，奄奄一息，见兽医回天乏术，爱马卧以待毙，张灵甫陪伴在旁暗自伤心，竟然手抚马鬃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据说马亦对着主人涕泪涔涔，一人一马，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在军中传为异谈。

1938年徐州会战，74军51师在三义集围攻土肥原师团，时任153旅副旅长的张灵甫率305团，与纪鸿儒的302团共同配合进攻日军阵地，战斗中纪团长在率部突入日军外围战壕时身负重伤，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张灵甫得知即赶往诀别，也不顾是否在部下面前有失副旅长的尊严，抱着纪鸿儒当众抚尸痛哭，尽显袍泽深情，并发誓要痛杀倭寇为战友复仇，实乃一性情中人也！

有人或许要说了，和尚你哈张呢？他杀妻子一点没感情你怎么不说？这是有原因的。都传说他杀妻是因为吃醋，实仅一传言耳，与他很亲近的下属说的却是另一档子事儿，原因说出来足以给这个“反动分子”的“反共罪状”罪加一等。什么事呢？原来是他怀疑妻子“通共”！所以当年有张灵甫“学吴起杀妻求将”之说。——联系到他后来没关几个月就给放了出来，老衲以为此说更为可信！民国再没王法，情杀案犯还不至于能得到这么大的便宜，要是“大义灭亲”，得以从宽则又另说了。没办法，这家伙中毒太深，认真反动得紧，脾气又大，让他接受爱妻可能“通共”，不是要了他的命？于是干脆要了老婆的命。

张灵甫“花痴”

看这小标题，可别以为老衲要讲他的什么绯闻。不是，老衲倒是想过找点啥绯闻来臭臭他，楞找不着。张灵甫生活上的确算个正人君子，不赌不嫖，不善烟酒，对登徒子很不屑。他虽对部下经济上很慷慨，但也把他们管得很死，士兵在驻地如与当地青年女性多说话，亦会受军纪处罚，涉及风化案情节严重者，更是杀无赦。有一次，他的师文工团团长拐带了别人的老婆，被人告到了他那里，他查明后之后，吩咐执法队斩立决，真的是斩！——砍头示众！所以有人说他“残忍”。

可是，这个号称“残忍”的将军，居然有些与残忍风马牛不相及的爱好和习惯，书法就不提了，还喜欢古玩、摄影、养花种草。在南京的时候没仗打，家门前给他种了一地的花草，即使行军打仗，只要在某处稍微多住扎几天，住处四壁就要人裱糊一番，名轴满墙，鲜花盈室，舒适怡情，还挺讲究生活品质的臭美。——生活中的张灵甫居然这样小资情调，根本不象印象中的铁血军人，奇怪吧？

更奇怪的是，当年他在南京的家要搬到西华门别墅区去的时候，他已经被老蒋推上了内战的最前线，这个急先锋正在淮阴涟水与共军打得天昏地暗呢，竟然还有闲心抽战役的间隙画了新家的装修图寄回家，一一标示如何装修布置，尤其是花园里的花坛，自己精心设计不算，还详细交待该种些什么花草，好让花坛保持四季鲜花常开。只是他自己一直在战场上替老蒋南征北战，直到孟良崮战役大约两个多月之前才得空回一次新家，一进家门，张军长上下看了看，长叹一声道：“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上太太亲手布置的自己的家......”。以前戎马倥偬，他一直居无定所。可惜张灵甫无福消受这所美丽的花园别墅，只住了几天，就又匆匆为老蒋披挂上阵去了，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第二次住上太太亲手布置的自己的家。

在这之前，还在74师刚打下淮阴城的时候，师部借驻在一家民宅大院，这家人院子里有许多盆栽。一天清早，参谋们醒来，但觉满院清香，出来一看，原来这家人种的昙花在夜间突然盛开。他们看见师长张灵甫手提照相机，正在花间流连徘徊，不时附身对着花盆取景拍摄。那时74师上下正沉浸在淮阴大捷的喜悦之中，于是有人对张灵甫拍马说：“昙花难得一开，师部刚进驻就昙花骤开，这是在为师长祝捷。”于是张灵甫站在花坛前，拍了一张照寄给在南京的太太留念，背后是盛开到有些嚣张的美丽昙花。他的太太说，后来有人说这也是不祥之兆。——昙花一现，美则美矣，但马上就凋谢了，象是在预示他和他的74师在内战中的命运……

张灵甫的乌鸦嘴

张灵甫秉性耿直，连对老蒋说话也直言不讳，往往还一语成谶，所以老衲说他有一张乌鸦嘴。

许多人以为，张灵甫是个只知道打仗的军人，没有政治头脑。此言大谬矣！张灵甫的头脑里的确没有共产主义，但没有共产主义不能就说人家不讲政治。其实，张灵甫可不是一介武夫，人家光讲三民主义也可以给你来个“三讲”呢，而且他那一脑门子的反共政治水平不可谓不高。

1944年底，他到重庆陆军大学进修，期间蒙老蒋召见，除了唠家常，当然也要谈谈“当前的反革命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之类的话题。您知道这老兄对蒋校长说些啥？人家不仅对党国有研究，对中共、对沙俄、俄共也有研究，说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匪”之叛乱……（此处屏蔽恶毒攻击言论N字），若抗战胜利，彼必师俄共故智，乘战后疲敝，起而叛变，望早为之计。

老蒋早说过，日本癣疥之患，中共心腹大患。现在听学生如此进言，自然龙心大悦。张灵甫真乃蒋主席的好学生也，如何没有政治头脑？老蒋器重他，视为心腹爱将，不是没来由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两党中均有乐观论调，中共还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之说呢。张灵甫对部下说什么？“汉贼不两里，国共不并存，应当体察政府苦心，努力备战，挽救民族，切为匪谎言所误。”——此言与另一位反共悍将所说的“毒蛇噬腕，壮士断臂”异曲同工，那一位是他的老乡老友胡琏，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老蒋一生看错过不少人，但这个张灵甫，对党国如此执迷不悟，比他的老上司王耀武死心眼得多，老蒋果然没有宠错人！

开战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张灵甫明明还占着上风呢，就又说开了丧气话：“共军战略战术均优于国军”、“年余将死无葬身之地。”进了山东，他给家人写信，历数国军败绩，说匪区到处贴有标语曰：“活捉张灵甫”，然后写道：“他们要活的，我就给他个死的。”——这不是乌鸦嘴又是什么？

老衲有时瞎想，如果张灵甫当初被灌了一脑门子的革命政治，结局会怎样？那就不是死心塌地、轻于鸿毛，而是忠肝义胆、重于泰山了吧？

唉！这个张灵甫，老衲为他惋惜一把。

初中生

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

禅人

序言

上个世纪，中国自打开元起就是一个乱世的征兆。头年就出了庚子之变，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紫禁城内皇帝皇太后连夜卷铺盖仓皇辞都。次年，一纸《辛丑条约》，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段屈辱的开场白。接下去的十来年，这世道越发地不太平，病入膏肓的大清国终于禁不住折腾，倒了！

皇朝已死，共和当立，大约被千年的封建君王独裁统治压抑得实在太久了，刚竖起的共和五色大旗之下，政治竟然出乎意料地自由开明，撇开前几年袁大头时期不提，此后历时十七年的北洋政府，光内阁政府就一换四十好几届，国人折合年均有三届政府，换政府硬是与流行时装换季一样勤，这样的政府如何管束得住军阀老少爷们？说穿了，所谓的“民主”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军阀在比拳头，谁的拳头大谁来坐庄。

如此下去，国将不国，仁人志士们看不下去了，于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年摇滚乐歌星崔健曾有一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曰：“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这说的是红军长征。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又何尝没有同样的切肤之痛？当初别说是根据地，连拳头都是借来的，一不小心还被陈炯明偷心拳倒打一把，害得中山先生避到永丰舰上气得肝疼，国母怀的孩子都掉了。

年轻的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站对了队，此前他因不鸟陈炯明而愤然掼了粤军的乌纱帽回上海逍遥，此刻听得中山先生蒙难，老蒋毅然抛开上海的花花世界，来到兵舰上为悲愤的国父扛枪护驾撑场子共度患难。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老蒋因此博得孙中山的高度信任。

痛定思痛，国父终于认识到建设自己党军的重要性，这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几年之后，同样吃了苦头的一位伟人用一句大实话为自己的党总结了类似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为建设自己的枪杆子搞革命，国父决定走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当然，国父也不是省油的灯，俄国人领导的共产国际得为此出人、出枪、出票子。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会议，国共正式合作，接着黄埔建军、东征北伐，不亦乐乎，不到三年时间，党国政府在广州异军突起，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新盟主，就此升帐登台。

当当当，这是新年的钟声——一九二七年到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11:36 AM 編輯 ]

初中生

插播：蒋介石十里洋场花差花差的一段花絮

禅人

蒋介石年轻时候曾经在十里洋场花差花差过，这大家都知道，和尚我在下一小节里也会提及几句，不过下面这段写在正文里头显得趣味有点那个啥......也没找着合适的地方放，可又有些不忍割舍，所以忍不住先敲上一段花絮。

话说蒋介石混上海滩那会儿，寻花问柳之事是不少的，这倒不是政敌乱泼污水。那时他正值而立之年，老婆又不在身边，本身还不时发作“瑞元无赖”的本性，所以有这种事并不奇怪。不过小蒋也明白，革命青年这样子听凭欲望本能的驱使而不自制，是很没出息的事情，因此他也常为自己的恶习难改而陷于天人交战之中，痛苦不堪。

有蒋氏日记为证：“狭邪自娱，沉迷久之”、“荒淫无度，办理无状”、“过去之罪恶，悔恨莫及；将来之嗜欲，奢望无穷。若不除此二者，将何以求学立业也。”、“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至今悔之不及”。这些可都是蒋介石对早年行状的自我考评记录，可见江湖传言之不虚也。

杨天石先生是国内蒋介石研究的大拿，研读蒋氏日记更是数一数二的专家，前两年胡佛研究所将蒋家后人托管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参观的时候，他还专门去美国等开门来着。在杨教授的书里，蒋介石日记的摘录、评述比比皆是，上面这几段，俺就是从他的书里抄来的。前几天翻他的书，赫然发现了一封前所未见的情书（是孤陋寡闻的俺前所未见哈）。

是蒋介石写给陈洁如的？不是。

是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也不是。

其实不是蒋介石自己写的情书，而是一个女人写给他亲爱的介石GG的，女人名字叫介眉（与介石倒很般配）。

既然做了文抄公，就从杨教授那里再转抄一回，全文如下：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

这个介MM，愿意私托终身，却不愿意受婚约束缚，活脱现代辣妹一个，张扬个性跃然纸上。好吧，俺承认，和尚趣味不够高雅，读到这一段，实在是忍俊不禁，一口茶喷薄而出......好一口吴语伲侬啊！

据杨教授分析，蒋介石此前正告诫自己“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并以读曾文公家书自戒，估计是回沪与相好的介MM摊牌分手的，结果没谈好，于是介MM"吴侬软语"致函介GG，许以终身。

收到这封“吴侬软语”的情书，小蒋展开猛烈的思想斗争：“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嗯，莫道蒋公无情，蒋公也是人嘛，也会为情所累的。

思想斗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曾文公语录占了上风，并认定此为“卖笑妓女之圈术”，于是一拍两散。只是介MM并不甘心，到处追寻负心蒋郎，蒋郎只好躲到戴季陶家里避风头。

杨教授认为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和尚这里加一句，听口音，介MM是苏州女子无疑，搞不好还是长三堂子出来的呢，待考。

初中生

一

这是一张老旧的照片，图片中央是一座中式建筑物，看上去庙宇不像庙宇，戏台不似戏台，门楼上隐约悬着若干横幅。建筑物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民众，面目乃至服装都不甚清晰，众人或坐或站，还有作摇旗奔走状的，俨然是一个宏大的群众集会场面。——别以为这是倒霉的业主们在集会维权，抗议无良开发商搞侵权拆毁旧建筑，不是的！那年头还没有这等的时髦事儿。

这张照片摄于1927年1月1日，地点在武汉。

凭这些信息您大概已经猜着了，没错，这是众人在举行庆祝集会，就在这一天，党国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了。

其实自打大元帅府在广州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到这个时候总共不过一年半的历史，为了后文头绪清楚些，这里先搬几包陈芝麻出来晒一晒。

早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的时候，国民党就提出了成立国民政府的议案，商议要将原来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但是，当时的大元帅府忙不迭处理广州的一大摊子当务之急，先总理中山先生领着党国同志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搂袖子与广东的军阀、商团们红头涨脸掰腕子，所以成立国民政府的事儿暂时就搁置着。第二年10月，冯玉祥进京搞了个“首都革命”，把贿选总统曹锟轰下台后，邀请先总理北上共商国是，结果“国是”还没商好，逸仙公却肝病复发。越明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由于先总理没有深谋远虑事先把接班人的问题搞掂，一时间国民党内元老新贵为了重排座次斗法连连，展开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汪精卫和胡汉民各自擎了面旗子拉场子，党内人等各分左右两厢站定。当时胡汉民是广东省长，孙中山北上后，“大元帅”一职就由他代理。左派们自己打算盘，国民政府一事商议有时了，趁这工夫干脆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正好。不过，当时广州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势力颇大，最好先把他们搞掉，否则像以前一样政令出不了大元帅府，成立党国政府还是换汤不换药。

在“打刘”还是“打杨”问题上，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左右互搏”，廖仲恺和胡汉民的分歧逐渐公开化，最后左派意见占了上风，成功地把刘杨一块儿灭了。

1925年的6月14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终于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6月27日，胡汉民发布了改组政府令，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共有委员十六人，他们是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国民政府委员会并设立五人常务委员会（后改为七人），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组成，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均由汪精卫担任。

国民政府的成立自然是件大喜事，可是一切非但没有万事大吉，反倒成了接二连三不太平事件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广州发生了好几件事，后来在民国史上都写上了一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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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头一件就是“廖仲恺遇刺”，事发时间离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不过才一个半月有余。这一案件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左右互搏的恶性发展，幕后黑手的精神领袖，一般认为是胡汉民，至少是有他的默许。

党国政府成立，按说原来的“代理大元帅”是一哥，换个身份当国府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以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也可谓“当仁不让”。胡汉民与汪精卫早年是考取清廷公费留日的番禺老乡同学，留日期间两人都成了同盟会的青年元老、孙中山的左右手；回国之后，热血青年汪精卫那次决心 “引刀成一块”， 自我牺牲去做刺客，据说胡汉民因劝阻不及，还情不自禁嚎啕起来，替兆铭老弟白哭了一场丧。——那时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但是手足兄弟闹矛盾的戏码屡见不鲜，何况这俩是不是把兄弟还是个疑问！

这回党国政府成立，国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把交椅，胡汉民一把都没轮上坐，全被拥汪的左派们拱给了汪精卫，胡汉民的“一哥”位子不保，只在五人常务委员会中占了一席。这一安排自然搞得展堂兄十分地郁闷，他耍起了老大的脾气，在分派他当外交部长时，他当场撂挑子拂袖而去，负气说：“不懂外语做外长，开我国际玩笑啊！”俄国顾问鲍罗廷只好追去哄他：“李鸿章也不懂外语，照样是成功的外交家嘛，胡先生大才方堪当此任也。”这才暂时把他劝住。

胡汉民失势，究其原因，错综复杂，简而言之，他是国民党内右派的大旗，还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胡汉民对“联俄联共”的政策就开始不感冒，虽然与更早反对孙中山“容共”的老老右派们相比，他的态度还有所节制，但此时与党内的左派同志们已经渐行渐远，自然难得左派的支持。而右派们在平定“刘杨之乱”中表现消极，胡汉民还因之对积极主张此事的廖仲恺冷言冷语。当刘杨平定后，国民政府随后成立，胡汉民想来当这个主席，未免让左派、乃至中间派产生“现成摘桃子”的联想，难以众望所归。再说，要在乱世里当政，更少不了军人的支持，可这位展堂兄却与当时广州的军方实力派人物许崇智交恶，于是以许崇智为首的一批将领，包括李济深、朱培德等人都倾力支持汪精卫。

至于蒋介石，那时他在党内大老里的资格还属小弟，一年多前国民党开“一大”的时候，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与汪、胡等党国元老根本不能比肩，这回国民政府的十六人委员会也没他的份，更别提在五人常务委员会里对号入座了！——他只在军事委员会里当一名委员。

不过老蒋当时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没有争“一哥”的资历，就在黄埔军校暂时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他握有黄埔党军的实权，这期间也是他与汪精卫仅有的一段蜜月，别看后来这俩一个反共、另一个反共加汉奸，此时在国民党内可都被视为“左派”，至少表面上如此。——汪精卫高呼“革命的都站到左边来！”蒋介石则在右派发难的时候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听上去这俩反革命也曾貌似很“革命”的哈？

那时汪、蒋两人对中共也是一口一声“CP同志”，亲热得很。在这场党内“反右”斗争中，汪蒋“二人转”唱得颇为和谐，老蒋也对上级领导汪主席相当地尊重，还不时与汪吃吃老酒谈谈心，有商有量，称得上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当然了，由亲密战友后来变得不再亲密，乃至成为“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也不是蒋汪或汪胡独有的专利，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如此这般，没了党内文武百官实力派的支持，胡汉民这一局输给汪精卫是没啥悬念了，他自此开始走了下坡路。

但是右派们并不甘心失败，其中的激进分子拟了一份暗杀名单，要干掉左派的领袖们，汪精卫廖仲恺们都榜上有名。那天要不是汪精卫的手恰逢其时地肿起来，呆在家里没去中央党部开会，他有可能就与廖仲恺一起上路了。

廖仲恺出事之后，国民党成立了“三人特别委员会”调查此案，特别委员会成员除了许崇智，另两位老兄就是汪精卫和蒋介石。查来查去，最后案子查到了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的头上，老蒋脾气爆，火气一大派人到胡汉民的哥哥处抄家，人也一并绑走，吓得展堂兄避在外头，连自己家都不敢回。虽说证据不足，不能就此株连胡汉民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他消极不作为、不去阻止堂弟幕后参与暗杀行动，道义上已是无可争辩，广州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只好出走。所幸汪精卫看在他党国老同志、老战友加老乡、老同学的份上，放了他一马，没有赶尽杀绝，后来由国民党中央以“委派出游莫斯科考察”为名，把胡汉民这尊“瘟神”暂时请出国去了事，免得他呆在国内搅局。

树倒猢狲散，右派失意分子们也都纷纷出走，有一帮老右被逐出了广东，越想越憋气，从南往北一气儿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本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另行召集会议，因人数不足作罢，只好在孙中山灵前自己搞了个群，自封群主，开始踢人：一要把中共踢出国民党，二要发通告警告广州的党国政府，三要弹劾汪主席犯下了“反党搞分裂”的严重错误。这一小撮“反党分裂分子”的头目，就是所谓的“右派十人组”的主要成员，有邹鲁、谢持、居正、林森、戴季陶等人，也就是后来史书所称的“西山会议派”。

不过老右们踢人不成，反被党国中央倒挂金钩踢将出去，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宣布将邹鲁、谢持开除出党，其余参与其事的骨干人等严重警告，以观后效。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也对西山会议派展开了火力猛烈的“大批判”，那“大批判”火力也没法儿不猛，可知那《政治周报》的主编大人是哪路神仙？嘿嘿，姓毛名泽东啊！润之先生那时贵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代理部长，党内位置还在老蒋之上咧！几十年后坐在中南海里，对老美称老蒋为“我们的老朋友”，那历史的恩恩怨怨，还真不是洋人能fully understand的。

话说老右们受到党中央的处罚批判，仍旧不思悔改。国民党“二大”1926年1月底刚刚结束，他们3月就聚在上海的环龙路44号另立中央，也开起了上海“二大”，环龙路44号是国民党的上海党部，以前是胡汉民的据点，也曾是两年前黄埔一期在上海的招生处。

不过事隔一年多后，这场“左右互搏”以各派合纵反共收场。蒋、汪、胡一时合流在“清党反共”的旗帜下，原先的分裂分子有若干又被结合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卷土重来的胡汉民更是一度与蒋介石紧密合作，坚决支持老蒋清党剿共，并再度出任要职，担任过南京党国政府的立法院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即使后来蒋介石已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三军总司令于一身，当过老大的胡汉民对当年的蒋小弟总是不大买账，所以在1931年初胆敢为了立法一事照样向老蒋叫板，还想争当总统，据非官方的民意测验，支持度还超过了老蒋。——胡展堂不识相，蒋中正蛮干起来也是不计后果、老实不客气，干脆娘西匹把他圈在南京汤山泡温泉澡，一泡泡到了九.一八，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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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在西山会议老右派们在上海另立中央的时候，广州的“亲密战友”蒋、汪之间也出了内讧。1926年3月18日至20日，有一只船在黄埔岛边兜来兜去，汽笛一响闹出个“中山舰事件”。——这件故事，共版说是老蒋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反共阴谋”，国版说是汪精卫勾结共产国际和中共阴谋绑架老蒋去苏俄，汪版说则是老蒋设计阴谋反汪“篡党夺权”。各方都指着对方的鼻子称“阴谋家”，自己才是受害人，似乎一笔糊涂账。

现在大陆史学界比较认同的研究结果是，中山舰事件应属“事发偶然而结果必然”。所谓“事发偶然”，是指事情的起因，中共和俄国顾问纯属无辜；汪精卫那几天糖尿病发作在家休养，对此也一无所知；而蒋介石呢，也并非如大陆以前的官版说法是蓄意调用中山舰搞事，他起先对调动军舰一事也并不知情，所以才认为李之龙“假传圣旨”，并进而疑神疑鬼，认定汪某人与俄国人和中共要联手谋害他，以致反应过度。

既然各方事先都无蓄谋，怎的结果闹成如此大的一桩历史公案呢？小人物不经意的差错有时也会创造历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

3月18日这天，有一艘商船在珠江口遭遇海盗洗劫，逃到黄埔岛附近请求保护。黄埔军校本身没有兵舰，便电话通知广州市内的办事处，商请海军局调船；可办事人员几番辗转传话，传来传去，七里搞了八里，鞋子穿在了袜子里，最后变成“奉蒋校长之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于是海军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遵命调用了中山舰。

3月19日早上中山舰正开往黄埔，巧不巧的，来访的俄国考察团那天想要参观军舰，李之龙就电话请示蒋介石，问是不是把中山舰开回市内去，而汪精卫此间接连打了两三次电话，问身在市内的蒋介石回不回黄埔。于是蒋校长就犯开疑心病啦：“既然没有我的命令，中山舰已经去了黄埔，开回来又为啥要来问我尼？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要开回来省，这究竟来给搞索东西尼？阿是要把我蒋某人骗上船绑架到苏俄去尼？”忖忖来、忖忖去，结果老蒋在日记里断言，是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和中共在串谋：“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

前面说到，那时蒋介石还不时找汪主席吃吃老酒谈谈心有商有量，关系还算热乎的，怎么会产生这样严重的怀疑呢？这也是有前因的。

苏联派来广州的顾问，原本是加伦和鲍罗廷，这段时间他们与蒋介石处得还不错，加伦将军策划北伐计划，蒋介石也很起劲地参与其中，还在国民党“二大”上做军事报告，力主北伐。但是加伦和鲍罗廷先后在1925年下半年和1926年初奉调回国，接任的顾问季山嘉与蒋不大咬弦，一来就对积极鼓吹北伐的蒋介石大泼冷水，还有意插手被蒋视为自己嫡系势力范围的第一军；并出言讥讽，要老蒋考虑离开广东，弄几船兵到北方去开练！气得老蒋脚痛胸闷，在日记里大骂俄国人出尔反尔，产生“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的恶感。而汪精卫则与季山嘉过从甚密，似有疏远蒋的苗头。

事不过三，广州这时又陆续出现了“反蒋”的传单和“刺蒋”的流言，于是蒋介石这段时间心情极度紧张担惊，他自己在日记里承认“忧患疑惧已极”。他欲试探汪精卫究竟对他什么态度，便提出想短期赴俄休养。汪精卫起初还有慰留之意，后来被他说烦了，过了几天居然暗示他离开也好！——蒋介石大失所望，放出“去莫斯科”的风声原是为刺探汪精卫对他的支持是否有变，汪这样的表态，蒋介石疑心他已经与季山嘉沆瀣一气，不再对自己全力支持，说不定也暗中参与了对付自己的阴谋。于是人家老蒋感觉心灵很受伤很受伤，在3月17日的日记中作内心十分痛苦状：“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隔日，李之龙根据那个乌龙指令，糊里糊涂把中山舰在广州和黄埔之间调来调去。几乎陷入被迫害强迫症的蒋介石几下里胡猜乱推理，终于疑心病发作而怒发冲冠，一门心思把账算到汪精卫头上，认为是汪兆铭见他势力日益强大，想伙同季山嘉和中共借刀杀人，把他绑架去苏俄，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故决回东山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

蒋介石“以救党国”的举措，是突然袭击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把卫戍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里的各级中共党代表统统软禁起来，还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枪枝弹药。

当天消息传到汪公馆，把病中的汪精卫气得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对前来报信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愤慨地说道：“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我在党内有我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得掉的！”谭延闿安慰他说：“蒋介石这人平时就有点神经兮兮。”谭表示，愿意和朱培德一起去找蒋介石谈一谈再说。

蒋介石这场“神经兮兮”的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大半天过后，他发觉假想中的“对手”中共和俄国人居然束手就擒，毫无防范，不大像有预谋的样子，意识到自己如此激烈的反应实在是神经过敏了，便撤销了戒严软禁，搜缴的武器也发还了。

据说何香凝在事发当天曾经当面斥责蒋介石，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在发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时情绪失控竟像孩子般趴在写字台上哭了起来。事后他到处灭火，对俄国人再三解释道歉，回到黄埔军校向学生讲话时，表示“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轻描淡写地把此事说成是“一场已经平息了的误会”，要大家亲爱精诚、共泯猜疑。

有资料说，事件期间在第一军任副党代表的周恩来也曾一度被软禁。这点似与史实不符。事发后，周恩来即先后到造币厂和汪公馆找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交涉，除了见蒋时他的警卫曾被缴械外，周恩来的行动并未受到限制。据陈公博说，周恩来到汪公馆与他谈话时，态度克制，只声明共产党没有谋反事实，希望和平调停冲突。

莫名其妙吃了老蒋一闷棍，不管他是蓄意还是误会，中共内部不可能没有愤怒和反弹，毛泽东、陈延年等人都主张应采取行动进行反击，但是中央很快来电，指示不要把老蒋向右推！后来调停的结果，是以中共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接受“整理党务案”，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而委屈妥协。

“右倾投降主义”这顶高帽子，历来都是由陈独秀顶着，陈独秀固然有其该承担的责任，可事实上陈独秀即使想要对此有所作为或不作为，又岂是他能说了算的尼？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有多少自主权？还不得看俄国人的脸色行事？在某种程度上，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也是部分为共产国际的决定背了黑锅。——莫斯科认为蒋介石还有利用价值，于是压下了中共内部的反弹声浪，也责备广州的俄国顾问轻举妄动，指示他们要继续与蒋介石搞好合作关系，准备北伐，还痛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把与蒋不对付的季山嘉等人调回莫斯科，又把鲍罗廷派了回来。

俄国人让步，中共妥协，蒋介石歪打正着居然赢了一把，把本来想发脾气的汪精卫也搞得没了脾气，原先对蒋介石发动事变不以为然的几个军长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人也对蒋殷勤起来，以致老蒋很不屑地在日记里嘀嘀咕咕：“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甚速耶？”

蒋介石出乎意料地迅速搞定中共，还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汪精卫自知将成空头司令，想着没趣，自己先打包卷铺盖，事件结束三天后，他就避不见人，不久即以“养病”为名，负气出洋，与胡汉民一样很郁闷地到欧洲看风景去了。临走之前，汪精卫对前去看他的毛泽东秘书、后来的大作家茅盾苦笑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也要走了，此前他以病假为名回老家湖南考察农会兄弟们蹦地主小姐的牙床，刚销假回到广州，不到仨礼拜就碰上了“中山舰事件”。他的代理宣传部长原本是代理的汪精卫，汪才是正宗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汪主席日理万机、分身乏术，这才挑了润之先生暂作替身，现在本尊部长负气出洋，毛泽东这部长也“代理”不下去了，只好自动走人。

“中山舰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假如中间没有那些个差错偶然，国共还会不会出类似的事件呢？答案恐怕还是肯定的，只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国共的摩擦矛盾，即使在双方合作的蜜月期间就已经是接连不断。国民党内对中共“参与合作的动机”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前有反对“容共”的老老右派冯自由们，在孙中山病重期间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闹着要“驱共”；后有西山会议派新右派们闹分裂、另立中央；中间还夹了个党国理论家戴季陶，发了一帖《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又发一帖《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到处广播 “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主张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并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哲学只会导致流血和仇恨，只有中庸温和的三民主义才是合作共信的基础！——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戴季陶历来是个“国民党反动派理论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反动理论家”也曾经着迷过《共产党宣言》，而这本《共产党宣言》最早还是由戴季陶张罗着请陈望道翻译引入中国的，只不过他的论坛《星期评论》不幸被封掉了，陈望道的译稿才发在了陈独秀的《新青年》论坛上。

戴季陶的高论遭到了他“五四”时期的老朋友、共产理论家陈独秀的批判，并引致中共的抗议。在国共合作大局的考量下，党国中央只好暂时关掉老戴不合时宜的大喇叭，发的帖子全部删除（回收小册子销毁），但是戴季陶所宣传的“戴季陶主义”影响不小，很是得到党内反感共产人士的认同，“孙文主义学会”就是这个“认同”的产物，众人总结学习体会是，要“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在广州，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也与中共控制的“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闹得不可开交，1925年10月，两派学生还在东征集会上抢话筒，两边的头头贺衷寒与李之龙首先打出了鼻血，引发台下双方群殴，进而拔枪向相。

而中共方面，在广州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舆论话语权，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和《国民新闻》实际上都是由中共人员在操作，他们在党国报纸上公开批评党国的政策和领袖，在黄埔军校也建立秘密党组织暗中发展党员，这些都被国民党右派指为“合作动机不纯、挖党国墙角”的例证。

说到底，国共合作，毕竟国有国的企图、共有共的动机，你建你的党国，我长我的势力，各自的理想和主义，不是喊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就能够浑炒出“国共一家亲”来的，当双方由理论口水战发展到桌面下你踢我一腿、我踩你一脚时，就象火药桶底下有两把火同时在烧烤，不是不爆，火候未到，界点一到，双方的争斗冲突，便不是用共同“合作完成国民革命”的美丽大锅盖能够永远捂下去的。

所以，即使没有中山舰的"三.二O"，迟早也会爆发别的数字事件，这就是所谓的结果必然吧。不是吗？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中学考历史时曾经倍感头痛的数字，比如四.一二，比如五.二一，比如七.一五，比如……嗯，慢慢再聊。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3-31 01:49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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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山舰事件”不管是误会也好，阴谋也罢，总归是被人利用了，最终的受益者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蒋介石。

现在，让我们再翻开党国政府原来的五人常务委员会名单复习一下：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这五个人当中，胡汉民因为受到“廖仲恺案”的牵连，被汪蒋联手搞掉，被迫到莫斯科考察去了；许崇智半年前已经被蒋介石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历数“十大罪状”而驱逐了；林森这个西山会议派的老右吃了党国中央的黄牌被暂时罚下了场；汪精卫呢，被蒋介石气跑了；如今硕果仅存的，只剩下一个对蒋威胁不大的“八面观音”谭延闿。

说起谭延闿这个人，也是趣事一箩筐。

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其父是前清翰林，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两广总督。庶出的谭延闿为了母亲的家庭地位，从小读书就很争气，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二十四岁那年进士及第，还是个会元，据说老佛爷原本是要钦点他做状元的，但点的时候才注意到这是个湘人，而且还姓谭，忽地想起那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姓浏阳狂人，于是便心生不爽，谭延闿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

谭进士当了短期的翰林院编修后，便回到老家去做湖南的谘议局议长，是个著名的立宪派，主张“文明革命”。辛亥革命起，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积极响应，并抽出主力支援武昌。不料后院起火，新军第二营管带梅馨因不满焦、陈而犯上作乱，乘城内兵力空虚之机把焦、陈二人杀了，吩咐手下把在后方搞省宪的谭议长接来都督府管事。手下的兵们不懂规矩，也不知道姓谭的何方神仙，把轿子往谭府门前一搁就去拍大门，口里没规没距地乱嚷：“谭延闿出来！谭延闿出来！”谭议长哪儿见过这阵仗啊，看似来者不善哇！哪会有啥好事儿？吓得躲在屋里哭得稀里哗啦，来人也不管，只顾“嘿哟嘿哟”一路抬到都督府，轿门脸儿一开，谭大人这才破涕为笑，于是就“都督”了。

谭延闿自此以后，曾三度督湘，在湖南颇搞了些政治和经济的新政，但是都好景不长，因为想四面玲珑，旗帜不够鲜明，结果哪面都弄不玲珑，先是得罪了袁大头，后又得罪了孙大炮，搞得三起三落，一场都没结果！最后被自己原先的手下新军阀赵恒惕、程潜联手搞下台，谭都督只得黯然离湘。

痛定思痛，谭延闿决心不再两面三刀，去投孙中山站稳立场搞三民主义，也真的就此从一而终了。他拉了旧部组织湘军，在陈炯明炮打大元帅府的时候，谭延闿的湘军也是救驾功臣，他的湘军后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也成了党国政府的元老。

翰林出身的谭延闿，一手好字在党国元老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与于右任同为“民国书坛双绝”，当年黄埔军校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几年后，在宋美龄的撮合下，他的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老谭又成了党国新贵的老泰山。

此番汪精卫出走，五人常委会中硕果仅存的“八面观音”谭延闿，就成了当然的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蒋介石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已经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步入了党国中央的领导核心阶层，虽然与汪精卫相比，蒋介石想当老大还有一大段楼梯要爬，但比之一年前，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如果说一年前的蒋介石还不曾对老大位子转念头的话，随着他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军事实力的壮大，蒋委员若是想“委员”后面再挂个“长”、更上层楼当"Chiang core"，也不能不让人家存个“继续要求进步”的想头不是？不过，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还不见他有多么强烈的流露，反而因为受了季山嘉的奚落，他之前还在汪精卫面前耍脾气，要辞去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和东征军总指挥，还拒绝就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要挟说“不让他辞职，那就让季山嘉先走人！”汪精卫此时的态度则比较暧昧，也因此引起了蒋介石对他的的猜忌，两人的关系在外人看来还算和谐，暗中的心结却彼此心照不宣。

这中间老右们的煽风点火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中山舰事件”四年之后，西山会议派老大邹鲁对陈公博讲过这样一段话：“你知道吗？自从展堂出亡莫斯科后，大家都感觉没有办法。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得共产党和蒋分家。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也在广州里头想办法。”

邹鲁说的“伍梯云”何许人也？就是时任广州市长的伍朝枢。今人记得伍朝枢的恐怕已经不多了，当年在民初，伍朝枢可是很出名的青年外交才俊，他的老爷子是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伍朝枢自幼跟随任驻美公使的父亲在美国居留，后来到英国学法律，毕业后当了海龟，二十四岁就在武昌军政府担任外交高官。他在北洋政府担任相当于现在外交部条法司司长职务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伍朝枢后来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大元帅府时代的“外交部长”；国民政府成立时，首任的十六人委员里头，伍朝枢的名字就赫然在目；他后来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首任外交部长。

在党内左右斗争中，伍朝枢是属于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外交家伍朝枢在广州里头想的“办法”，仍不脱离外交，他先摆饭局请来俄国公使吃饭，然后故意对蒋介石的左右放风，制造俄国人与汪精卫在密谋联手“驱蒋”的假象，已经听得市面上有“反蒋”风言风语的蒋介石于是对汪精卫更加心生狐疑，是为“中山舰事件”的另一个诱因。

对蒋介石来说，如今各位顶头上司、各位党国资深老革命家出走的出走、封杀的封杀，他自然可以顺势拾级而上，向党国中央的权力巅峰一步步迈进。1926年4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伐，蒋介石戴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总司令”的桂冠，还被增补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军人部长，权力急速膨胀，预示着蒋中正时代即将来临；7月9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词：“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力量，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

身兼党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总司令帅旗一举，率军出征，离开广州北伐去也。

初中生

五

蒋介石虽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不过以他当时的资历和声望，他这个“北伐军总司令”并不能服众。北伐军的各路军头无一不是老江湖，肯拿出自己的老本来参北伐的原始股，本身也是各有各的算盘，谁都不会乖乖买他的帐。吹声哨子大家先来排个队：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在这凑集起来的八路北伐军当中，除了由黄埔军校高级教官领衔、由年轻黄埔生支撑中下级军官体系的嫡系第一军外，蒋总司令对其余各路军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如臂使指的，至于后来加入的骨灰级的冯玉祥、阎锡山之流，就更不在老蒋的全盘控制之中了，这也是为什么北伐还没结束，北伐军便内讧四起，直至后来蒋桂战争、讨唐战争及至蒋冯阎中原大战烽烟四起的原因。

有句老话叫作“无湘不成军”，就北伐军而言，这句话好像也差不离，您瞧一共才八个军，单湘军就占了三个，三位军座谭延闿、程潜、唐生智，扯起来不仅是老乡，还有颇深的渊源……哦，或者说“冤源”更合适？

在谭延闿首次督湘期间，他手下有个军事厅长，姓程名潜字颂云。程厅长恪尽职守，替谭都督努力练兵，训出三团湘师，可算民初年间的早期湘军。“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延闿因为得罪袁世凯而赴京待罪，连累程潜也被袁世凯派来的新湘督汤芗铭通缉，不得流亡日本以避难。

袁世凯称帝后，程潜回国积极参加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以“护国军湖南总司令”之名回湘讨袁驱汤。但是当谭延闿东山再起二次督湘时，在讨袁驱汤之战中立下大功的程潜却不受待见，谭延闿没把他当自己人论功行赏，反而怕他坐大，把湘军第一师师长许给了自己扶植的赵恒惕。受到谭、赵的排挤，部队也被撤并，程潜怀着一肚子郁闷再次被迫离湘。

不过，谭延闿这次的湘也没督长，死了袁世凯，上了段祺瑞，谭省长二次下台。到了1917年，为了一部《临时约法》的废与立，响应孙中山维护约法的人马与要废法的段祺瑞打起了第一次护法战争，程潜摇身一变成了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哈哈，我程颂云又回来啦，这回可以当省长了吧？

慢来慢来，程颂公请留步，回头看，没见回来的还有另一路湘军总司令吗？人家谭祖庵也回来了耶！一山难容二虎，老程终究还是斗不过老谭，谭延闿逮住皖系派来游说程潜的说客，乘机给程潜扣了一顶“通敌”的帽子，程潜又吃了谭延闿一记闷亏，落得一场没结果，只好辞职离场。

不过，他还是有地方去的，前两次回来护国护法，程潜并不完全是个体户，他是与孙中山联营的，既然家乡没有他的位置，干脆离湘赴粤，一心一意辅佐孙中山去吧！所以，若按党国元老投广东的先后排资历，程潜的资格比谭延闿还更老一些呢。

孙中山很看重程潜的军事才能，1920年在广州初组政府后，程潜先后担任陆军部次长、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军政部长。他在广州创办的“陆军讲武堂”是比黄埔军校更早成立的军校，1924年，他从家乡招来的一批三湘子弟，包括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邓文仪，原本都是这所讲武堂的学员。可不知怎么搞的，老程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后劲不足掉链子，也没有老蒋办军校的魄力和眼光，结果蒋校长的黄埔军校后来居上，老程的讲武堂索性关门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招来的那批三湘子弟，有的先期跳槽黄埔，没跳的在后来两校合并后，也都成全了老蒋麾下“将星闪耀的黄埔一期”的英名。

与谭延闿、程潜的前缘相比，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属于湘军的后起之秀了。今人一提“唐生智”，第一个反应大概是抗战前期那位口气比力气大，把南京保卫战指挥得一塌糊涂的守城败将。可是，想当初大革命时代，这位唐将军可不是这付窝囊相，在北伐前后的几出戏码里，不论是广东的南军北伐、武汉定都，还是宁汉分裂、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唐生智都是轧过要角的明星级人物，一度拉风得很呐。

自谭延闿第三次督湘被赵恒惕拱下来之后，湖南在二十年代初即由赵省长打理。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属于争权，治国理念倒是与谭大同小异，督湘数年，虽然间或与隔壁九头鸟打过群架，也与拉孙中山大旗前来反攻倒算北伐讨贼的老上司谭延闿大打出手，但是赵省长在湖南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延续了谭省长的制度性实验，他这省长，名义上好歹也是“民选”出来的，算起来也是国人政改的先驱了。

湖南稳定下来之后，赵恒惕再次统编了手下的湘军，下辖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唐生智当师长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治军有方，很有些“少年得志”的轻狂。谭延闿前次北伐去湖南讨贼，赵恒惕派出与之对战的大将就是唐生智。唐师长年轻气盛行事跋扈，连赵恒惕也得顾忌着他点。

1925年冬，唐生智因为驻防肥缺的事与赵恒惕的最亲信的叶开鑫师长起了争执，闹着非要与叶部换防，又认为赵恒惕在这件事情上偏袒叶开鑫，因而迁怒于赵，最后两边谈不拢，唐生智愤而向长沙举兵，把赵恒惕逼得不得不宣布下台。唐生智乃布告天下曰：“惕公倦勤，委政于智；攀留不及，推诿不能。” ——端的是大言不惭！

唐生智于是就“推诿不能”地当起了省长。唐生智篡权，赵恒惕退位，拥赵的叶开鑫可不干了，那年头外面山头林立，另外找靠山大哥也不难，叶开鑫转头就投了吴佩孚。吴玉帅早就有意染指湖南了——1921年湘鄂之战时，他就插过一脚，现在叶师长来投，正中下怀，他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

1926年春夏之交，正当蒋介石在广州起劲地开会搞“整理党务案”、“刻期北伐案”的时候，湖南又开始打得乒乓作响。唐生智被得到吴佩孚支持的叶开鑫打出长沙，自觉不是对手，也不得不找江湖兄弟帮场子。

其实，此前南北两边都派人来拉拢过唐生智。北面派来的说客是唐孟潇的保定军校老校长蒋百里，南面派来的说客是唐孟潇的保定军校老校友白崇禧。正当唐生智在校长校友的游说中南北摇晃不定的当儿，吴大帅来这么一下子，帮唐生智作出了最终选择，一不作二不休，他干脆一跺脚跟了老校友投广东，表示只要广东出兵北伐，他唐某人甘为党国政府效犬马之劳，还把自己的亲弟弟送到广州做“黄埔插班生”，于是念了不过半年军校的公子哥儿唐生明就这样混得了正牌黄埔四期生。

老蒋正在广州比比划划、纸上北伐，虽然不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道理老蒋还是懂的，况且湖南为南北之间的重地，这个时候唐生智主动前来投怀送抱，老蒋当然给一个大大的熊抱隆重欢迎之。于是，唐生智的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唐生智与桂系老大本来就有私交，又有白崇禧游说附粤在先，并且许诺说，党国政府知道他与老乡谭军长程军长过去的过节，不会派第二军和第六军的人马入湘与他争地盘的。所以，他首先求助的对象自然就是桂系。

桂系的部队在1926年5月刚刚编为北伐军第七军，广西的六万大山属穷山恶水，与其窝在大山里半兵半匪，不如找机会跃马中原、大展宏图，因此桂系老大李、黄、白正跃跃欲试。李、黄、白得以扳倒旧桂系而成就新桂系的崛起，也是得益于广东革命力量的支持，因此他们对“北伐”和“援唐”都格外积极。接到唐生智的求援，李宗仁当即派钟祖培旅先期出发入湘，并催促广州的中央快作定夺。所以说北伐的最终起事，唐将军无奈中放的一把邪火，也是起到了点着北伐导火索的作用的。

有唐生智在前方接应，先期入湘作战的第四军和第七军过关斩将，很快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汇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刚三天，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就胜利攻占长沙，不到一个月，北伐军主力继续会师北上，民国十六年双十节之际，北伐军占领武汉。

接下该干啥呢？仗没打完，当然是要接着打，这暂时按下不表。咱们还是回到本章的主题：党国政府要搬家了。

可这家也搬得很不太平，你往北来我朝南，他向东来我偏西。——这不，就吵起来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11:39 AM 編輯 ]

初中生

六

起初提议国民政府迁都的，是蒋介石自己。

中国最适合做首都的地方，当时一般认为北有北京、南有南京，但在1926年初秋，这两地还不知道北伐军什么时候才能得打下来，那么数下来，地处“九州通衢”的武汉，该是当仁不让的“革命首都”了。

迁都的理由，客观上也确是北伐迅速发展的形势所需。由于北伐军的迅速北进，广州大批军政要员纷纷北上，原先在广州的军政重心也需要跟着北移，以便领导和配合北伐战事，并在逐渐扩大的辖区及时建立起政权统治。而广州偏居南方一隅，作为与北洋政府对抗的根据地尚无不妥，要定为一国之都，地理上却不甚合适。因此，当北伐军在“金秋双十”之际攻克武昌城时，提出把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也属顺理成章。不过，迁都的理由，能摆上桌面的固然都是冠冕堂皇，摆不上桌面的才是左右双方暗自较劲儿的深层原因。

老蒋始作俑迁都，是因为有了后顾之忧。——远在前线的蒋介石，感觉到了后方广州的不太平，与他貌合神离的左派同志们，搞得他后院貌似要起火了。

前面说过，“中山舰事件”后不久，汪精卫无奈黯然出洋。汪兆铭人虽然走了，但是魂儿还没散；或者说，不鸟蒋介石势力者，仍然力图借汪主席这面“左派”旗帜和党内影响力，来抵消抗衡蒋介石越来越膨胀的势力。这批“反蒋”者分两类：一是俄国顾问和中共，二是拥汪的国民党左派，在阻止蒋介石坐大搞军政独裁这点上，他们的意向和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携手并进。

远方同志虽然在“中山舰事件”后一再要求中共克制并对老蒋步步退让，对蒋介石及其周围势力的评估却已大有变化，只是他们内部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也争论不休。一派把蒋介石定性为“新军阀”，列为未来的敌人，终将除之而后快；一派则顾虑政策太激进，会把他逼到右边去，认为国归国、共归共，国民革命还是应由国民党来主导。

共产国际的这种不统一导致了指导方针的摇摆和混乱，也让稚龄小共头晕，不久即大祸临头。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鲍罗廷暗中联络尚在海外的汪精卫，同时指示中共联合不满蒋介石的各方势力，由国民党左派出面在广州积极开展“迎汪”活动，把反蒋势力团结在汪主席周围，以拥汪倒蒋夺回政治主导，以达到左派与共产党联盟重新执政的目的。

蒋介石自己出征北伐，后方的政务、党务也不会留下真空，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隐退之时，他就从上海找来大名鼎鼎的两员组织干将，帮他在广州坐镇党务，这二位也是他早年在沪上开股票行时代的老拍档，一个是老股东张静江，一个是小股东兼账房陈果夫。——1926年5月的“整理党务案”，这二人就是主要操盘手。

论资历，张静江也是响当当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在他面前只得称小弟，陈果夫更是张的侄子辈了。

老张投身国民革命，说来也是一个传奇。他出身江南湖州巨富之家，祖父张颂贤在上海开埠之际靠大做蚕丝出口生意而暴富，据说去世时留下的身价竟高达一千万两银子，所以张静江是标准的“含金钥匙出生”的公子哥儿。不知老天爷是否觉得对他过于厚爱了，青少年时期的张静江不幸患上了骨痛症，开始不良于行，成年后越发严重，后来逐渐发展到只能坐在椅子上让人抬着走，自号“卧禅”。

1902年，二十五岁的张静江托了朋友的门路，随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彼时因庚子之变后不久，八国联军从中国京城抢来的大批古玩玉器，令欧陆蛮夷大开眼界，于是欧洲有钱人圈子里也开始流行中国古董收藏热。到底是富商出身，张静江见有利可图，向大款老爹拆借银元３０万两，在巴黎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贩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还陆续在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地开设分行，国内十来两银子收购一个宋瓷碗，贩到美国可卖出万把美元的高价，反正那时我大清也没啥“文物保护法”。就这样低进高出，几年里赚的银子，用张家管家的话说：“获利之巨，无法估计。”——要说中国民营企业走向海外，张静江可真正算得上是“成功先驱”了。

成了大款的张静江，业余爱好却非宝马小秘，人家爱的是“主义”，不过那时三民煮鸡还没煮熟，他热衷的是“无政府主义”。他的“主义领路人”也是名人一枚，那就是后面即将出场的党国元老吴稚晖。志同道合的哥们还有几个，其中一个叫蔡元培，他们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社团，名曰“世界社”，创办刊物反对君主立宪、宣传排满革命，在清末旅欧学界颇有影响。

也就在这个期间，命运之舟把张静江与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载到了一条船上。

在一次往来欧亚两地经商的路上，张静江在船上巧遇孙中山，几次想凑上去套近乎，孙中山都回避了，怀疑他是清廷派来的奸细——毕竟张当时还在清廷驻法使馆挂着差！

张静江不死心，趁孙中山出舱散步的当口，把先生堵在甲板上表衷心，还主动留下联络地址，说是只要中山先生开口，他张某人一定为革命党当“提款机”，还约定暗号Ａ、Ｂ、Ｃ：拍电报写“Ａ”代表一万元，“Ｂ”代表两万，“Ｃ”代表三万，以此类推......

碰到这么个来历不明的怪人款爷，孙中山可不敢交心，当时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又革了一两年命，先生没钱了，可命还是要继续革的，一拍脑袋想起了那年船上要主动送钱的跛脚怪人，情急之下翻箱倒柜，还好，留下的联络图还在，便让小伙子胡汉民赶紧去拍电报试试。小胡死马当活马医，先小试一把拍了个“Ａ”字，立马“Ａ”来了一万块钱。革命党人大喜，这下可有大金主了！于是三不五时拍他个Ａ、Ｂ、Ｃ，财大气粗的张静江也不含糊，依约一、二、三万地如数照汇。——要知道，这些“革命党人前传”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前，那时候的蒋介石都还在日本振武学堂刷马鬃当小学兵呢！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11:40 AM 編輯 ]

初中生

七

蒋、张两人的结缘是在民初“二次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起事失利，被袁世凯通缉，躲在张家的公馆里头避过风头。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与张静江走得更近，两人还拜了把子，蒋小弟一度是住公馆、吃花酒全由张老哥签单，此后又一起在上海合股开股票行，还把陈其美家的长房长子陈果夫也弄来做了帐房先生。

这段十里洋场炒股票，外加花差花差、找三陪的拆烂污经历，后来时常被对头翻出来说事儿，还在唐人的《金陵春梦》里被晒了一大霉，现在蒋氏日记公开，证实江湖传言乃不虚也。

不过开股票行的部分背景，也多少有点奉中山先生之命筹革命钱粮的意思。翻翻股票行股东花名册，大股东有张静江，他那时已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常居上海经商筹款，其他股东中，蒋小弟算一个，另外还有戴季陶、陈果夫和老张家的人头户。这前四位都是跟先总理闹革命不脱干系的人物。

那时候的蒋介石除了生活上比较花差，精神上还应算在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之列，他的案头常阅的刊物有陈独秀办的《新青年》，还下功夫啃过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大部头著作，并在日记里对马大胡子理论拍案叫绝。

有朋友或许要撇嘴：“难道老蒋的日记可以拿来当真的吗？”嗯，仅就此事而言，老衲是这么看的，以国民党后来的反共劲头，它就是几十年后蓄意要炮制文宣拔高老蒋，总没必要编一个“青年蒋公爱读老共鼻祖写的共产圣经”故事，来给台湾小朋友们励志吧？人的想法是会变的，何况是尚未定型的年轻人，润之同志学生娃时代还嚷嚷过“湖南自治”呢，那中正同志年轻时私下写点“读马列学习心得”，也不是啥不可置信的事，对吧？要是毛同学一直瞎迷“自治”、听信“无血革命”，而蒋同学一门心思乱读马列，二位都从年轻时起就这样一条道走到黑不拐弯，那中国近代史还真不知该怎么玩法咧！

除了政治上的修炼，蒋介石生活上又结了一把婚，媒人就是张静江。陈洁如是张太太的同学闺密，蒋介石在张公馆对陈小姐一见钟情，鼓捣张老哥去替他说媒，婚礼上张静江是蒋陈的证婚人，戴季陶主婚。再后来老蒋下野、蒋宋联姻，也是张静江帮忙清理老蒋拆下的烂污，陈洁如出洋留学，就是张静江安排女儿陪着去的米国。

所以，有老张这种资历、财力、交情都够铁的老生名角，在暗流汹涌的广州镇台代唱大戏，蒋介石在前线才安得下心，而张静江也真是尽心尽力，这期间忙得连老父过世都未及离穗奔丧。

中共与左派同志在后方搞迎汪的异动，张静江自然都看在眼里，并向前方的蒋介石通风报信，只是一开始前方战事正紧，蒋总司令一时还自顾不暇。然而，1926年8月下旬从广州传来的一则警讯，强烈地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即将毕业的黄埔四期学生，竟然也联名签署了一个“迎汪回粤主政”的决议！黄埔生是蒋校长的命根子，岂可让旁人染指，现在反蒋势力居然把不明真相的校长学生也煽动了，简直娘西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蒋介石警觉到了后方事态的严重性。

1926年9月，武昌城还在久攻不下之中，他已经在考虑釜底抽薪：做好准备把广州政府迁往武汉，置于自己的枪杆子底下，汪某人要是回粤，看他们能唱得成哪一出！另一方面，他也顾虑唐生智在两湖闹得势力独大。早在唐生智第八军得胜回湘的时候，唐军长就吵着要扩军，老蒋在日记里对唐生智的盛气凌人很有看法：“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要是让他控制了武汉，将更不得了。所以，为防唐军长尾大不掉，他也需要中央来鄂掌控制约。

不日，武汉拿下来了，与此同时“迁都”的动议也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和海外党部联席会议上正式提了出来。

鲍罗廷和中共正把广州作为左派复兴基地，准备打汪主席的招牌，因此对蒋派迁都的主张，他们第一个反应自然是不予支持。当时国民党各地党部的代表还是跨党分子占多数，所以会上一番争论，不但决议党国政府暂时不搬家，还公开讨论要迎汪复职，试图以取消主席制来免除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主席”职务，并要求修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以削弱总司令的权力——这明显是在对蒋总司令叫板了！会议争吵的结果暂时各退一步：党国政府先不搬家，主席制也暂时不动。

两派人马在广州斗法，蒋介石在前线鞭长莫及，都是张静江、陈果夫们在后方替他谋划抵挡。搬家的第一个回合，蒋介石没能成局，可时隔不到一个月，原先反对迁都的俄国顾问鲍罗廷却自己改主意了。

初中生

八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江西平定，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设在了南昌。而武汉在唐生智控制之下俨然有自成中心的趋势，蒋总司令在那里号令不彰，总司令部“不得随意扩军”的指示也无人理采（其实是上行下效，因为老蒋的嫡系第一军的何军长也在扩军），唐军长自管自把底下一个第八军一口气扩成了三个！粤军第四军也不甘落后，除留驻广州的李济深后方第四军外，前方第四军扩成了两军——原第四军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正副师长张发奎、黄其翔升任第四军正副军座，老乡叶剑英担任参座，底下有个著名的独立团，团长叶挺，后升二十四师师长；原第四军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正副师长陈铭枢、蒋光鼐升任十一军正副军座，底下也有个很出名的团长，叫蔡廷锴，后升十师师长。

之前在老蒋打南昌不顺的时候，唐生智曾多次对苏联军事顾问塔罗夫拍胸脯：“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以至塔罗夫密报鲍罗廷，说唐“藐视蒋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认为他有取代总司令之意，足见在唐孟潇眼中蒋总司令还剩下多少分量了。唐生智本人还表现相当的左倾，对汪精卫表示推崇。——这一切，显示蒋唐的矛盾已经隐隐浮现，蒋介石对早先迁都武汉的主张，不得不再作一番思量。

唐孟潇的政治倾向让鲍罗廷和左派同志感到亲切，还有他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派去的彭泽湘，也不时对政治上有时拎不大清的孟潇同志点拨一二。鲍罗廷和左派同志似乎意识到他们所乐见的因素在武汉日渐成熟，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在广州作出决议，马上准备迁都武汉，鲍罗廷、宋庆龄、宋子文、孙科一干人等先到武汉考察了一圈，随后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迁都本来就是蒋介石的主意，此时他虽然对唐生智的倾向心生顾虑，还不觉得有必要去反对。于是面和心不和的党国同志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国民政府于1926年12月5日发出通电：“政府迁都在即，现已停止办公。”1926年11月底12月初，广州的数百名中央大员陆续走水陆北迁。

先行到达武汉的以左派同志居多，趁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等人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以不使中央机关工作中断为由，在鲍罗廷的提议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发布告说：“本会议已于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昌成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武汉临时政府的成立，没有对蒋介石事先打招呼，张主席和谭主席因人还在路上，也被不客气地排除在外了，左派的宋庆龄、邓演达以及左倾的徐谦、陈友仁、王法勤则都榜上有名，中共表面上虽无名分，但是跨党的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都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地方党部代表身份入选，而主要的决策灵魂人物，正是担任临时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

这突如其来的一手把蒋介石搞得有点晕，他起先虽然也电复同意，但很快就回过味儿来，这临时政府代行中央最高职权，还由俄国顾问说了算，岂不是要对我蒋某人抢班夺权嘛！

1926年的最后一天，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大员从广州到达了南昌，他们只是路过，原本是要继续北上武汉的。蒋介石与张静江等人一合计，认为武汉迫不及待地抢先成立临时政府，夺权的意味甚浓，南昌方面应予以反击。

于是，1927年的新年刚过，他们就将滞留南昌的中央执行委员们召集起来，也开了一个中央临时会议，力图使与会者同意将最高权力机关暂时设在南昌，理由是“总司令部已驻南昌，如此将有利于政治和军事的密切配合”。至于迁都问题，可以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再议，他们进而决议全会将在南昌召开，时间定在1927年3月1日。

武汉方面认为蒋介石出尔反尔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当然是不同意，两边为了定都的事就吵了起来。

光吵架不行，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应邀亲往武汉去谈条件，不想大庭广众之下被鲍罗廷点着名好一顿数落。这下子蒋介石可炸毛了：“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你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

不过，那段话是四.一二之后老蒋对着黄埔学生训话时气乎乎说的，1927年1月份还不到正式翻脸的时候，蒋介石忍着满肚子火回到了南昌。

一个二届三中全会，武汉要开，南昌也要开，双方各不相让。眼看国民党即将分裂，这让一班党国同志们忧心如焚。邓演达撮合不成，喝得酩酊大醉哭别南昌；戴季陶也边擦眼泪、边冒鼻涕泡，大叹“完了！完了！”所幸南昌这边还不是铁板一块，3月会期将近，武汉不断派人来劝说，把谭延闿、陈公博、何香凝等人说动了。这几位原本在南昌的附议，只是慑于蒋介石、张静江的强势主导，陈公博还直问蒋介石：“不愿去武汉，是不是害怕共产党？”蒋介石当场直言不讳地回答他一个字：“是！”

这些不愿意国民党就此分裂的人士，认为武汉的局势不见得如蒋介石想得那么坏，所以又力劝他让步，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勉强表示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让陈公博起草通电服从中央，可是他自己找借口拒不赴鄂与会，还在送行会上不悦地告诫说：“共产党是绝对无合作诚意的。”搞得行前气氛肃穆，泪腺发达的人，又抽嗒起来。

武汉的会议从1927年3月7日一直开到17日，缺席的蒋介石仍当选为党中央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主席制则被取消了，这样实际上削弱了蒋介石的职权，他只是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当不成"Chiang Core"了。更有甚者，新选出的国民政府五人常务委员却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人在海外的汪精卫排名第一！

就在武汉国民政府宣誓成立的同一天，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到达安庆。他告诉刚刚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的李宗仁，他将直下上海，要李宗仁把手头的事情交代一下，也紧跟着就去。

“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在蒋介石离开安庆的两天前，张静江对邵元冲、蔡元培等人说的这番话，不会是没来由的。是的，武汉既然已不由他控制，他要另立中央，就得另作打算。

蒋介石一行登上了楚同舰，沿着长江航道向南京驶去。

本章“党国政府要搬家”，搬到这里该结束了。在下一章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翻出旧日历做一个记号：蒋介介石坐船离开安庆的那一天，是1927年3月23日——离开“四.一二”，只有二十天了。

初中生

数字事件之四.一二

禅人

一

在蒋介石离开安庆顺江而下的时候，南京上海、城里城外已经是“东风吹，战鼓擂，这仗打下来不知道谁怕谁”了。

自打武汉和南昌搞定之后，北伐军在1927年初对作战序列作了若干调整，兵分东、西、中三路，西路总指挥唐生智，中路总指挥蒋介石，东路总指挥何应钦。

唐生智与上年9月在陕西五原誓师的冯玉祥西北军配合，准备伺机会攻河南，此处暂按下不表；长江下游这边，蒋介石辖李宗仁与程潜分率的江左军和江右军，沿长江直下南京、安庆等地；而东路的何应钦起初在浙江打得却不顺手，于是蒋介石特设了一个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去加强东路的指挥力量，被他点将调去担任前敌总指挥的，是外号“小诸葛”的白崇禧。这样，此时的新桂系三巨头各自分散于三地，李宗仁暂且停留新领地安徽，黄绍竑留守在后方经营广西大本营，而白崇禧则听候蒋介石的差遣，在浙沪前方挥刀冲锋陷阵。

如果继续往下扯不久之后的民国史，就会看到桂系李、黄、白与蒋介石时不时就打打闹闹，直到1949年还在分分合合，除了抗战中的一个时期，极少有步调一致的时候。如此说来，1927年的“上海之春”，实乃蒋桂之间唯一的蜜月期了，日后桂系三巨头分别忆及他们在“四.一二清党事件”中的态度，都毫不讳言自己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桂系三老大在1927年春这关键时刻，以桂系武力力挺蒋总司令清党，“四.一二”这一数字事件将会如何发生和演变，或许还有得一写穿越小说以探讨之。

1927年3月20日，白崇禧已经从杭州一路杀到上海西南大门外的龙华了。小白前往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就任的时候，几乎是光杆一条，没有带去桂系的一兵一卒，不过此时的老蒋既然是用人之际，对小白还是赋予了充分的信任，他让何应钦把手下最嫡系的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以及由众多刚毕业的黄埔四期新生充实编补的第二十一师外加第二十六军统统调归白崇禧，因此白长官手下统领的队伍实力并不输人。

中国现代史课本讲到北伐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紧接而来的“四.一二政变”，是不容错过的学习要点，记得当年中学考历史的时候，还死背过“经过”和“意义”之类的内容。不过，提纲挈领的教科书，留给我们的只能是风干得象肉松一样干巴巴的筋络，几百字的历史问答，实在难以尽述历史的鲜活血肉。

在白长官战上海之前，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市内租界已经先接上了头。国民党方面出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前面介绍张静江出场时曾经提及的他那位无政府主义革命引路人——吴稚晖。

在党国元老中，吴稚晖是一个个性非常突出的狂人，他作风特立独行、落拓不羁，颇有点魏晋遗风，时而装疯卖傻，且又伶牙俐齿，有“民国名骂”之称。他曾为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大白天开会却提着灯笼前往，蒋介石笑问为何，吴稚晖笃悠悠地模仿蒋氏宁波国语曰：“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蒋介石哭笑不得。晚年在台湾，曾有人当面骂他老王八蛋，已经八十多高龄的吴稚晖面无愠色，又笃悠悠以一口无锡腔的国语答曰：“你俚错了，或是气昏了头吧？稚晖敝姓吴，并不姓王，绝非贵本家也。”不失“名骂”本色。李敖曾在在他书中骂吴稚晖是“老疯癫”，可惜吴老先生是听不见了，若是他晚生一百年，可能会有一出精彩的“吴李相骂”，届时沙发板凳，一定围观者甚众，煞是热闹的。其实以李大师晚年嬉笑怒骂、写真作秀的作派，恐怕吴老疯癫也得甘拜下风呢。

出生寒门的吴稚晖，早年经历不算顺畅，他幼年丧母，从小随外婆在无锡长大，二十六岁考中举人，却没有象谭延闿那样继续进步，此后屡试不中，与进士无缘，只好委屈地教私塾赚点束修度日。教书期间他倒也有所收获，就是按照《康熙字典》自创了一套“豆芽字”注音字符，据说是为了教他目不识丁的太太识字，自称 “娶一注音老婆” 是也。这套注音字符在民初终于编成了《国音字典》，吴稚晖堪称是中国文字发展规划的先驱者。直到19世纪末，已经三十出头的吴稚晖在天津北洋大学谋得教席，才与维新派的严复、康有为等人有了接触，至于出道东西洋，成为无政府主义宣传家，则已是将近不惑之年了。1905年，吴稚晖在伦敦结识了孙中山，并于同年加入同盟会；几乎同时，他又在法国与旧友李石曾重续前缘。

这位李石曾则是很有来头的公子哥儿，其父是同治年间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当初青年张静江就是听说酒肉朋友李公子将要随清廷驻法公使出国，便也心痒痒去走李石曾的后门，托李公子说通公使孙宝琦给挂了个“随员”的名头一起去的法国。所以，李石曾是张静江与吴稚晖的共同朋友，张吴两人也因此在欧洲相识，进而气味相投结为好友。

这三人加上蔡元培，在当时的旅欧华界都是“主义名人”，二十年后又都以党国元老身份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在“四.一二政变”这件事上，这四元老也都是活跃的角色；而吴稚晖更是以一纸弹劾共党的“清共檄文”，在此历史事件上特别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