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 立雪天安门

初中生

九、高手过招

只有理解了毛泽东的阳谋，才能够理解并欣赏尼克松访华时中美两国顶级谋略高手直接交锋过招的精彩之处。

片段一：“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评论：这一段实在精彩。表面看，美国人真是一片“好心”：“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代价呢？条件不高，一个子不要，只希望来点“面子工程”：“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给尼克松一点“世界领袖形象”就能解除中国的后顾之忧，不用再为“生存能力”、为苏联的大兵压境犯愁。这买卖太合算了。换上认实惠、“拎得清”、“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主早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了。

然而实际呢？这等于承认美国是“世界领袖”，宣布中国是美国的“保护国”，等于中国“改换门庭”，从苏联阵营跳槽到美国阵营了——从向苏联“一边倒”改为向美国“一边倒”。这样一来，“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的规律立刻就会起作用：苏联将马上感到最敏感的“柔软腹部”遭到了来自中美的直接军事威胁，必定采取激烈的反措施。那时中国能指望美国什么？起码眼前亏吃定了。

更进一步说，中国建国以来费了那么大心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从美苏冷战夹攻中突围出来，两方谁也不依附，自成一家。只要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一松口，立刻前功尽弃，平等关系变成了不平等的保护国关系，三角政治的格局就算吹了，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整个战略目标就算吹了，胜利者一下子变成了失败者——一言之差，天壤之别。

美方实际想摸一下毛泽东的底：你争的究竟是“世界一极”还是眼前利益？同意跟我和解是因为要自成一家还是因为惧怕苏联？如果是因为受不了苏联的威胁而不顾一切，那给你点甜头就行了，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就可以强硬一些了。而这么重大的话题尼克松不出面，基辛格不出面，却让一介武夫黑格出面，显然为了留有余地便于下台阶，一旦被拒绝可以往底下推：“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如果是尼克松基辛格出面，那被中国一口拒绝就太难堪，搞不好会危及整个访华计划。可见这是美方一个精心准备的圈套。结果被毛泽东一眼识破，马上做出最强硬反应：宁可你尼克松访华取消，我也绝不答应。——什么叫高手，这就是高手：要害问题心中有数，明察秋毫，绝不含糊，寸步不让，根本不为眼前小便宜所动。美方的圈套水平高，毛泽东的眼力决心更高。

尼克松人没到就先亲自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不但再也不提这个话题，而且小心翼翼多了。这次过招的结果：尼克松摸到了毛泽东的底，也向毛泽东漏了自己的底——出了这个插曲之后，尼克松仍坚持按计划访华，可见决心之大，可见美国有求于中国之迫切。这等于反过来告诉中国：不用担心美国死不让步。这就为后来的《上海联合公报》奠定了基础。

片段二：起草《上海联合公报》

基辛格：按国际惯例，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着分歧。

毛泽东：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基辛格：“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署联合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结果——

基辛格：“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

洛德：“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评论：如果按照美方的方案搞出个“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分歧”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公报来，那对于中国来说尼克松算是白来了：就算中国浑身是嘴，也没法让全世界相信中美之间是平等关系、中国与美国没有结盟、美国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中国没有与美国搞秘密交易、没有出卖别人的利益。美国可以对中美关系做随心所欲的解释放风，在中苏之间来回拨弄。毛泽东的使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强之外的战略总目标仍然实现不了。

而按中国的办法搞联合公报，则用最明确无误的方式宣告中美之间关系改善，但不是同盟关系。防止了美国利用措辞模糊的公报在中苏之间搬嘴弄舌，防止了苏联误判中美结成军事同盟而铤而走险，防止了第三世界国家误解中国。总之，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猜测怀疑挑拨离间的机会，不让毛泽东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三角政治”战略目标受到任何可能的干扰。这才是最高明的做法。

片段三：正面交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评论：前面已经说过，阳谋是虚实结合，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当真干。既然美国的对华战略从敌视变为和解，那原来实的就成了虚的，变成了“放空炮”。让毛泽东转实为虚的代价：美国人认同“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阳谋厉害不厉害？

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

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但却有着明显的暗示，而正是这个暗示，“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说，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前半段，“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评论：尼克松费了那么大劲访华、改变对华战略，为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你美国可以“体面地撤出”越南了。中国不会出兵横扫东南亚。不会站在苏联一边跟你美国交战。也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耗费几千亿、几十万大军、无数人力物力在越南拼死拼活了好几年都得不到的东西，毛泽东一句话就解决了。代价：中国成为“世界一极”。台湾问题。撤消封锁禁运。联合制苏……

毛泽东得到了中国需要的一切。作出的让步是什么呢？严格讲，零！——没有牺牲中国的主权。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妥协。没有出卖越南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答应美国人的都是中国本来也要干的，比如不向苏联“一边倒”、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称霸”、不出兵侵略别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输出革命（但并不是说不保留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权利）。美国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实际只是一种保证——阳谋中化实着为虚着的保证。

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世界上还有谁能做出这种比毛泽东的阳谋更厉害更精明的买卖？

回顾这最精彩的一幕，回顾这一幕的前前后后和来龙去脉，令人不禁感慨：“毛泽东不是神，只是比神还神。”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6-12 12:49 AM 編輯 ]

初中生

十、阳谋的副产品——猴与猪

毛泽东的阳谋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猴一猪。

美国在越南战争吃了大亏之后得了“越南战争恐惧症”，听到“人民战争”、“游击战”这几个字就心惊肉跳，避之唯恐不及——

1975年，北越大举进攻，南越土崩瓦解，拼命向美国呼救求援。美国答曰：“越南战争对美国来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再也不会管越南的事了。”越南遂告统一。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伊朗国王巴列维向美国求救，美国吭都不吭一声，听任美国的这个“铁杆盟国”轰然垮台。美国驻伊朗的外交官被绑了票，美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处于守势。苏联却从越南战争尝到了甜头、壮了胆，全球到处插手：中东、阿富汗、安格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也门、格林纳达、葡萄牙、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挑衅泰国、苏联海军进驻越南金兰湾……——说来也好笑，中苏闹翻本来是因为苏联要和，中国要斗，现在却来了个大颠倒：苏联跟美国斗上了瘾，逼美国与中国加速缓和）

苏联的咄咄逼人把美国逼急了，顾不上再拖延观望，终于兑现了向毛泽东的承诺，对台湾撤军、废约、断交，与中国正式建交——正式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宣告毛泽东的阳谋终于大功告成。如果当时毛泽东健在，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能出笼吗？毛泽东的阳谋把两个超级大国耍得像猴，《与台湾关系法》则把某些中国人耍得像猴：你抗议美国向台湾卖武器，人家说这是国会通过的法律，行政部门管不了，你找国会去。你当真去找国会，人家说这是民意，我没办法。你游说民意，人家马上大做文章，又是“干涉内政”又是“政治献金”……团团转了半天只能干瞪眼，比被耍的猴还狼狈。

中美关系如同一桌盛宴，毛泽东又备料又下橱忙活了半天，正要端上桌时，不幸去世了。有幸坐享其成的只需把这桌现成的饭菜往嘴里一送就成——就连这点能耐都蹩脚，又是掉筷子，又是流哈拉子的，愣是把毛泽东辛辛苦苦做成的极品佳肴弄变了味——没办法，伟人就是伟人，小人就是小人。

苏联垮台关键原因之一是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是因为错误地总结了越南战争，以为自己才是越南战争的胜利者：什么毛泽东的阳谋、人民战争、游击战，全是瞎吹。起决定作用的是我的先进武器和“社会主义”旗号。只要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出兵，不论到哪里都无往而不胜。前苏联领导人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脑筋如猪，一点都不开窍。结果，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闯进了另一个人民战争的泥潭。

越南领导人脑子同样进了水，自以为越南战争胜利是自己的本事，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同样如猪，所以大举入侵柬埔寨，跟中国闹翻。

列宁说：“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美国输了越南战争，却知道了毛泽东的阳谋的厉害，知道了向毛泽东学阳谋。难怪美国的谋略水平从此大有长进，一反越南战争以前呆板僵硬的守势防御那种消极战略，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搞战略了。美国也学着像毛泽东的阳谋那样搞虚实结合，放弃了过去非黑即白的以“反共”为唯一标准的敌我划分法，代之以虚虚实实的“人权”、“民主”战略：你听我的，我对你“人权”、“民主”的要求就是虚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好说好商量；你不听我的，我对你“人权”、“民主”的要求就是实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边挑骨头，发动“颜色革命”。

俄国熊不知死活地闯进阿富汗，美国大概连做梦都能笑出声来：老天有眼，可轮到你来尝尝人民战争的滋味了。于是照葫芦画瓢模仿毛泽东的“援越抗美”，来了个“援阿抗苏”，把当年自己在越南吃足了的苦头照样送给了苏联。虽然这其实只是毛泽东的阳谋的“盗版”，苏联也照样吃不消，在阿富汗抗了十年之后终于也像当年的美国一样撑不下去，不顾一切夺路而逃。然而为时已晚，经济实力不如美国的苏联已经承受不起，从此一蹶不振了。

美国很善于举一反三：既然在越南战争中本国决策层的“精英”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祸害，那为什么不把这变成一种克敌制胜的武器，想方设法让敌对国家的决策层也来上一堆这样的“精英”？于是：“基金会学者”、“休克疗法”、“颜色革命”……结果：最现代化的导弹核武器、成千上万亿美元、“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军备竞赛”等等倾举国之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得不到的东西，花几个小钱雇几个“精英”鼓噪一通“民主”、“自由”就办到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从此彻底摆脱了冷战的威胁。

美国学毛泽东的阳谋开了窍，搞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乍一看似乎是“青出于蓝”，实际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阳谋变成了阴谋。如前所述：“所谓阴谋，就是设陷阱，就是无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设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过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所以说，是阴谋就有破绽。而阳谋就不同了，阳谋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计谋。它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破绽。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搞垮苏联用的净是阴着、损着：收买、误导、欺骗……这一切越不过这一条：“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幸亏当时苏联有一帮“基金会学者”与美国里应外合，愣是没让猪脑子的苏联领导人看穿，使美国计谋得逞。但是阴谋毕竟是阴谋。俄国人并非都是猪脑子。虽然当时上了当，事后仍然明白过来是被耍了。俄国人尽管嘴上不讲，但心里有数，这股子仇恨就别提了。美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冷战都结束了，苏联都解体了，俄罗斯已经算“民主国家”了，美国为什么仍然不依不饶、接二连三下狠手，又是“颜色革命”、又是“车臣独立”地不放过俄罗斯？就是怕俄国人有机会东山再起来报这一箭之仇。万一有那么一天，谁知道俄国熊的报复会有多狠？

这就是“阳谋”和“阴谋”的根本区别：搞阳谋成功了没有后遗症，不存在对方报复的问题。搞阴谋即便成功了也得时时提心吊胆，堤防对方报仇雪恨。——中国的改革“精英”虽然“骗出一个制度来”，但从此不得不时时担心受害者的报复。所以他们也同样必须“一不做，二不休，不把中国彻底搞垮就不能安心，就如同美国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垮就不能安心一样。

美国学阳谋，学来学去只学了个皮毛，所以说，美国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如猴——会模仿，但掌握不了精髓。

冷战怎么结束的？苏联崩溃了。苏联怎么崩溃的？中了美国的计谋。美国哪来的计谋？模仿毛泽东的阳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阳谋呢？继续如同越南战争之前那样，靠“遏制”、“大规模报复战略”之类蛮牛功夫硬顶。结论：结束冷战，毛泽东的阳谋功不可没。中国彻底摆脱冷战，多亏了毛泽东的阳谋。

初中生

十一、今天来自昨天

1、不温故则不知新

毛泽东已经逝世了。冷战已经结束了。一切似乎都那么遥远了，现在还提毛泽东时代干嘛？因为今天来自昨天。中国今天的一切都从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不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就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一切，就一切皆错，就要出大乱子。

比如改革开放谁的功劳最大？毛泽东。道理很简单：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和平。如果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就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开门揖盗”或“开城投降”的问题——列宁格勒被德军团团围困时能“开放”吗？你一“开放”，德军马上冲进来按希特勒的命令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只要战争没结束，你“开放”个试试？同样，当美国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公开宣布要颠覆这个国家时，你能“开放”吗？就算你“开放”，人家还“封锁禁运”呢。

记得1962年《人民日报》登了条新闻：美国禁止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酱油对虾过境。《人民日报》为此还配了首打油诗：“酱油对虾过境，美国政府不准。奇闻轰动加拿大，讽刺外加责问。若问对虾罪状，实在清楚得很：头脑一热便赤化，可见思想不稳。至于酱油其人，更是红得发紫。出场便能闹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铁幕高悬白宫，将军草木皆兵。如此封锁禁运，世界史上笑柄。”——封锁禁运得如此严厉，还想“开放”？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十多载，使美国认识到对中国封锁禁运只能事与愿违，如果不是毛泽东用阳谋、出奇计逼美国有求于毛泽东而不得不解除禁运，如果不是毛泽东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冷战、赢得了和平的大环境，困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动弹不得的中国怎么“开放”？“开放”个屁！

历史的回声中，只有克劳塞维茨的声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毛泽东的“准战争时代”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环境。这个和平环境批准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可见中国今天的一切积极成就实际都不过是毛泽东挣来的“和平红利”，是毛泽东的阳谋的“胜利果实”。不承认这个，就叫“贪天之功为己有”，就叫“杀良冒功”。

——“制止台独”，得谢谢毛泽东用阳谋破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迫使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同意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与台湾断交，那么今天的台湾会是个什么状况？陈水扁会如何？还会不会有中国的“反分裂法”？

——“招商引资”，得谢谢毛泽东前后花十三年之久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如果中国还是遍地土匪横行，谁肯来投资？

——“出口创汇”、“国际接轨”、“全球化”，得谢谢毛泽东的普及教育：中国如果还像1949年以前那样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国际标准迅速地、大规模地、保质保量地生产出口产品吗？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得谢谢毛泽东的非洲政策：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今天中国人能说“五星红旗就是我的保镖”吗？——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从来高瞻远瞩，没有走过废棋，更没有走过臭棋。

……

2、驳谬论种种

——“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

毛泽东时代是“准战争年代”。如今是和平年代。用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嘲笑战争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卑鄙。没有毛泽东的战争胜利，哪有今天的一切？何况今天中国许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未必比毛泽东时代的普通老百姓强到哪里去。

——“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毛泽东时代买什么都凭票。如今什么都不凭票了。”

第一、战争年代凭票供应再正常不过。

第二、正因为有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才会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这是毛泽东时代“凭票供应”换来的“胜利果实”。

举例：中国目前每年粮食总产量约4.69亿吨，总消费4.9亿吨，缺口2100万吨靠进口。如果中国仍处于被封锁禁运的状态，那这2100万吨就进口不成。那现在也照样得“凭票供应”。今天的“不凭票”是因为能进口。能进口是因为毛泽东的阳谋胜利迫使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毛泽东的阳谋能取胜，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跟随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默默承受了“凭票供应”之类的苦难。

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的是真正的独立自主：谁也休想用封锁禁运来左右中国的内外政策。中国人根本用不着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中国想发展什么武器，想搞什么工程，想上什么项目，想惩罚哪些内奸，不管哪个国家都无可奈何，最后的结论是封锁禁运得不偿失。

结论：不能再对中国搞全面的封锁禁运。——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了今天的“不凭票供应”，不折不扣的“前人吃苦，后人享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都是英雄。今天的人有什么资格用“凭票供应”之类来嘲笑他们当年的奉献呢？

毛泽东时代根本不指望任何大规模外援。那时虽凭票供应，但供需平衡是真的，不含任何水分。现在呢？靠外债，靠内债，靠投资，靠卖资源，靠卖环境，靠卖苦力，靠卖血汗……用这一切跟毛泽东时代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计划平衡相比，谁有资格嘲笑谁？

第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未必靠得住。比如石油，一旦发生战乱，一旦被封锁，一旦国外供货短缺，马上就会供不应求，马上就会“凭票供应”。那时还有资格以汽车之类奢侈品为例来炫耀现在的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强吗？

这种假设可不是杞人忧天。如果中国内部矛盾危机激化而又无法解决，那保不定就有人需要用战争来转移视线了。台湾的陈水扁似乎也巴不得打起来，以便解脱困境。“你有情我有意”，说不定就撞到一起了——如果能一举收复台湾，一切内部矛盾都能得到缓解：没说的，统一了国家的就是民族英雄。民心民望一下就上去了。其他一切也都好办了。但如果不能迅速解决问题，那就得点有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了。——总不能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国家统一大计吧？那时还能嘲笑“毛泽东时代一切凭票”吗？

用“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之类指责毛泽东，这叫“打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打井的有罪”：光付出没水吃。“吃水的有功”：不付出就有水吃——这是什么逻辑？又好比修青藏铁路，前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切都就绪了，偏偏只剩下最后几公里铺轨的时候去世了。最后的铺轨、剪彩、通车等荣誉全由别人完成。你能说这条铁路跟前人没关系，全是最后剪彩的人的功劳吗？

——“毛泽东时代把富人都打倒了，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了”。“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

这是无耻的诈骗。

“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社会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

“富裕”含有“收入能够满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需要相比满足程度如何，与奢侈和攀比无关，是一种客观而理性的度量。一个人是否算“富裕”与其他人是否算“富裕”无关，因此能够做到整个社会人人都“富裕”，即“小康社会”或“富裕社会”。

“富人”不仅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奢侈和攀比：不穷奢极欲不能算“富人”。收入不让别人望尘莫及不能算“富人”。因此“富人”的标准是个无底洞，永无止境。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一个社会能当上“富人”的永远只能是极少数。说“穷人都能变成富人”是弥天大谎。

靠工资吃饭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人”（那些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的特殊“老总”不算）——要让打工族凭工资收入变成“富人”、达到奢侈和别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这工资该给多少？怎么核算？如果对人人都这么发工资，恐怕早破产了。——可见“富人”决不能单靠工资吃饭。单靠工资吃饭的决当不了“富人”。

“富人”基本都是“老板”，至少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富人”都是自己给人开工资（包括给自己开工资），而不是由人给自己开工资。所以“富人”手下无“富人”：让你们都达到“奢侈”，钱给光了恐怕都不够。那我呢？也就是说，“富人”的手下只能是“打工族”，每个富人必然对应着一群“富不了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了“富人”，至少有一群人就决当不了“富人”。凭这一点就可以说，要走“富人”之“富”的“先富带后富”没门。

亚当.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对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这一论断，“主流经济学家”们决不肯引用，更不会放进“大国崛起”。他们大肆吹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赞扬那只“看不见的手”，因为他们是专门用这“看不见的手”“捞世界”的“三只手”。——所谓“学术道德”、“学者的良知”不过如此。

公有制都是靠工资吃饭。既然靠工资吃饭可以实现“富裕”，那就是说，靠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便能够做到人人“富裕”。这就是说，“富裕”之“富”与公有制不矛盾。也就是说，以公有制为主、“节制资本”可以做到整个社会人人“富裕”。这种“富裕”之“富”是没有穷人、没有“富人”、大家都“富裕”的“富裕社会”（或曰“小康”）。

既然靠工资吃饭当不成“富人”，那么要走“富人”之“富”就只能靠私有制，而且是大规模、无限制的私有制——规模小了不行，受到制约了不行，个体户、小业主、小老板那样小打小闹的顶多达到“富裕”，当不成“富人”。只有达到“富得流油”、“富可傲人”、“穷奢极欲”的水平才有资格当“富人”。“富人”之“富”只能允许少数人当“富人”——“富人”与“穷人”是对立统一：没“穷人”何谓“富人”？有“富人”就必有“穷人”。每造就一个“富人”就必然剥夺一群穷人“富裕”的机会。假如现在农民收入一万元就算富裕，那么每多一个亿万富翁就意味着剥夺了一万个农民富裕的机会。也就是说，“富人”之“富”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一旦走上“富人”之“富”的路子，阶级分化、社会分化、矛盾激化等等客观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这一切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花言巧语都掩饰不了的。

“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一个容得公有制，一个容不得公有制，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富裕”之“富”。中国一旦走上“富人”之“富”就休想做到“全民富裕”。想靠“富人”之“富”实现“全民富裕”是“缘木求鱼”。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是弥天大谎，是极其阴险卑鄙的理论诈骗。

茅于轼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富人，这个国家就没有富人了，就变成穷人国了！”、“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真正同情穷人是使天下无穷人，即：认同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之“富”。只要认同“富人”之“富”，那就是认同制造穷人。茅于轼故意把人们引导到该如何对待“富人”与该如何对待“穷人”这一话题上。只要争论起该如何对待“富人”和“穷人”，那就已经中招了：因为这个话题的逻辑前提是认可“致富”之“富”乃“富人”之“富”。就这一下便足以使人不知不觉把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排除在外，忘掉这条规律：有“富人”就不能有“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就不能有“富人”。

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能既有“富人”又能大体上实现“富裕社会”呢？

因为一直有像中国这样的傻B在“舍己为人”地给“补贴”——乖乖迎合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去“全球化”、“国际接轨”：中国每创造100元财富，人家就拿去99元，（足够人家补贴出个“富裕社会”了）。中国剩下的这一元，九毛九归“富人”，留给“打工族”一分钱养家糊口。口口声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既不碰那99元，也不碰那九毛九，而是专打这最后的一分钱的打主意，整天琢磨如何再扣掉几厘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告诉“打工族”：只有把你们的“一分钱掰两半”，“贡献”给“富人”一半，你们将来才能当上“富人”，这叫“先富带后富”。

为什么人家能从中国拿走那99元？因为这是人家的“规矩”——比方说，你造裤子质量再好也只能卖10元。同样的东西人家贴上自己的商标牌号就能卖200元。人家什么也不花费，就凭这牌号赚死你。因为这是人家说了算的“全球化”，只认人家的牌子。挣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甚至不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辛辛苦苦挣了点钱，然后呢？还得听人家的：买美国国债？存美国银行？买美国股票？人民币升值？房地产投机？一大堆规矩，一大堆陷阱，叫你没钱头疼，攒了点钱照样头疼。虽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却左右为难，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动不动就赔上千亿——挣钱、花钱、存钱、玩钱的规矩全是人家定的，主动权全在人家手里，不管你怎么跳都跳不出人家的手掌心。人家管着规矩，有票子占你的便宜，没票子还占你的便宜。你欠他的时候你吃亏，他欠你的时候还是你吃亏。他可以打白条、印票子、金融风暴、贬值赖账随心所欲，哪种情况都吃不着亏，而你哪种情况都占不着便宜——明白西方国家是怎么实现又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的了吧？中国有人给这种“全球化”的“补贴”吗？就凭那可怜的半文钱，能实现“富裕社会”吗？

让一个社会“人人富裕”行得通也做得到。让一个社会人人“富人”则行不通也做不到：逻辑混乱不说，社会承受不起。地球承受不起。西方国家有“全球化”的“补贴”，才能既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中国在“全球化”中只有“补贴”别人的份，没人来“补贴”中国，所以中国没办法实现既有“富人”之“富”又有“富裕社会”。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共同富裕”之“富”。有“共同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只有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裕”之“富”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和谐富裕，才能避免走向社会分化、矛盾对抗。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则必然摧毁公有制，必然实现无制约的私有制，必然造就大批穷人，必然造就贫富对立，必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分裂社会，必然引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必然形成对抗性矛盾。

只要不是贪官，从理论上讲不管官多大也只能靠工资吃饭。一个社会如果推崇“富人”之“富”，那只靠“死工资”吃饭的就会被视为“次等”，当官的也不例外。作为离不开“威信”二字的官员，手里有权而又低人一头，这能让人心理平衡吗？在这种大环境下能保持心理平衡、无动于衷的能有多少？而“富人”既成了社会的主流，你能指望他们当真尊重只靠工资吃饭的人吗？不管是部长省长还是司令政委，在“富人”眼里都不过是挣工资的“打工族”、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一类。“富人”尽管为了需要可以花高价向官员行贿购买权力，但心里明白：这跟花钱买娼妓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在一个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里，单纯靠工资吃饭的官员是被瞧不起的：社会主流——“富人”从心里瞧不起他们，只是利用他们。他们要保持心理平衡就只有三种选择：

1、坚持操守，无动于衷。

2、也当“富人”——既当官又当“富人”。既然只靠工资吃饭就当不成“富人”，那就只有利用权力贪赃枉法。

3、我当不成“富人”也不会给你好气受，有机会就利用手里的权力给你点颜色，叫你不敢小瞧我。——不管怎么“制约权力”，你也没办法制约这“心病”。

“心病还须心药医”。这种“心病”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就不存在：大家志同道合，地位相当，平等相处，没什么想不开的。所以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想让权力机构清廉有效、平等尊重“富人”与其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杜绝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富人”，为自己一家子巧取豪夺找根据。一个说：“以私有化为纲”。一个说：“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一个说，要学会“科学”地压榨，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锤子买卖，而要“细水长流”、“可持续剥削”、世世代代不断线。“三结合”到一起，就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绝对排斥毛泽东思想的“私有化特色理论体系”。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于“准战争年代”，在没有取得“隐形世界大战”的胜利、冲破冷战的包围、为中国创造出和平环境之前，无法把“富裕”提上日程，所以老百姓的日子相对而言确实较苦。但那是战争年代的那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必须的苦，是战争的代价，也是战争胜利的需要——如果战争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富人”，那才岂有此理呢——但毛泽东时代坚持走的路是“共同富裕”——“富裕”之“富”。只要在冷战结束和平来临后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必然是人人“富裕”——没有“富人”，但也没有穷人，更不是“穷人国”。——茅于轼说“打倒了富人就只剩下穷人”，这是玩弄文字概念游戏故意骗人。只有“富人”之“富”才会有穷富对立，非此即彼，非“富”即“穷”。“共同富裕”之“富”就不存在“不富即穷”。

——“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分两部分：已经经历了的和尚未来得及经历的。前一部分是“准战争年代”，后一部分是“共同富裕年代”。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必要准备。所谓“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只能是指已经发生了的那部分，即“准战争年代”。平白无故让和平年代的人过战争年代的生活，当然谁也不会愿意。但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被迫处于战争状态，那就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愿意也是那样，不愿意也是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是愿意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人人平等、齐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还是愿意象国民党时代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贪污横行、物价飞涨、多数人饥寒交迫、流血拼命而少数人作威作福大发战争财、国难财、人命财？让你吃苦流血拼命以便让别人躲在一边享福敛财，你愿意不愿意？那时还会说“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之类的讽刺话吗？

既然口口声声“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那就是说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过的那部分了。也就是说，不愿意中国处于战争年代或准战争年代了。但坚持“富人”之“富”已经使中国社会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正走向全面对抗。各种利益集团无视国家利益，肆无忌惮内外勾结祸国殃民。“政令不出中南海”，各路诸侯自行其是，对中央阳奉阴违。“人权高于主权”意识大行其道。民族凝聚力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如果一意孤行，沿这条路一直走到黑，那社会撕裂、国家分裂、爆发内战是免不了的。那时就只能靠毛泽东的一套来收拾残局了。这不反而实现了“回到毛泽东时代”了？主观上拼命想避免的东西客观效果上却是在为其变成现实而创造条件——这就叫“适得其反”，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只有按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认同“富裕”之“富”而不认同“富人”之“富”，那才能避免中国社会的崩溃，自然也就不存在“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是“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前进走向毛泽东时代”——走向当年的“毛泽东时代”尚未来得及实现的那部分：“共同富裕”。

初中生

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韩毓海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以为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就以为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

《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

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

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

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

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毛泽东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不是为了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

“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绝不可能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它才促发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的，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于是，列宁指出：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支持民族自决权”。

列宁说，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普遍”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根据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

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难道在英法、特别是美国与德国、俄国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能源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国家的反对派，用他们来镇压那些国家的人民，并以此来控制石油资源吗？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如果美元不与“石油和大炮”相联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傻瓜会蠢到去积累这些废纸吗？而美元可以转化为“石油和大炮”——这不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吗？这种转化，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一般逻辑吗？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绝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级帝国主义”，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划分为针锋相对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表现为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正是这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导致了世界大战。

毛泽东思想

“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出现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相对抗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

随着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中华帝国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暧昧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但是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外围”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则随着1980年代“万隆宪章”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

（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这已成为世界共识。

（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

（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资产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旧的传统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2-11-8 05:40 PM 發表。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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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找些讲述我国建国以来农村政策变迁的文章呢？
谢谢！

[ 本帖最後由 麻皮鬃珩 於 2012-11-10 09:00 PM 編輯 ]

初中生

<P><FONT size=4>事儿都办妥了，现在先来点儿乐呵的——</FONT> </P>
<P><FONT size=5></FONT><FONT size=5><B>中国民间相声艺术的复兴——郭德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B></FONT> </P>
<P><FONT size=4>2012年5月</FON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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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P><B><FONT size=5><FONT color=black>致敬毛泽东</FONT></FONT></B></P>
<P><B><FONT size=4><FONT color=black>闫勇</FONT></FONT></B></P>
<P align=center><B>&nbsp;</B><EMBED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width=960 src=http://www.tudou.com/v/82igtDVRcAc/&amp;resourceId=0_05_02_99/v.swf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mode="opaque"></P></EMBED>

初中生

2011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18周年纪念日，为缅怀领袖丰功伟绩，当日10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做客人民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正确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为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在谈到如何辨别写有关毛泽东私人生活文章的真伪时，李捷说，辨别此类文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越写得有鼻子有眼，仿佛所描述的私生活都有一个第三者窥见了，就说明文章越是站不住脚。

李捷说，曾经有人造谣说毛主席有淋病，就是一种性病，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无聊的。毛主席的医疗档案都完整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面的内容完全可以说明问题。后来，我们专门在中央档案馆的配合下，调阅了毛主席的保健档案，事实证明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

李捷说，我也到国际上去做过一些交流，专门问过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施拉姆先生等。他们也认为，搞历史研究的人、搞思想研究的人对这些私生活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兴趣，而且很多事情都是无聊的。

初中生

<P align=center><FONT color=red size=5><STRONG>纪念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STRONG></FONT></P>
<P><FONT size=5><STRONG>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解放之路</STRONG></FONT></P>
<P><FONT size=4>艾跃进</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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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P align=left><FONT size=5><STRONG>纪录片：走近毛泽东</STRONG></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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