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那个“动物世界”的寓言，革命其实变得很好理解了。为什么要革命？很简单，革命就是挣脱束缚，推翻压迫，获得解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这么讲的：
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都经受了什么，不用多说了，一部血泪史就是革命的理由。那么什么是“革命”呢？毛泽东同样说得清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水牛把狮子顶翻在地，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我特别反感有些人笼统地说“反对暴力”、“告别暴力”之类的话。暴力跟暴力是一样的，但又是不一样的！例如，侵略的暴力是非正义的，抵抗侵略的暴力是正义的。白洋淀有一个纪念馆，里面有一个蜡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日本鬼子企图强奸一个妇女，而这个妇女那12岁的女儿举起菜刀把那个鬼子干掉了。请问，这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而且是儿童暴力，对吧？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暴力呢？
所以说，笼统地“反暴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是“正义的暴力”还是“非正义的暴力”。这个女孩儿的暴力是要肯定的，不但要肯定，而且要歌颂！
回到前面谈到的问题，没有价值坐标体系是绝对不行的。
先谈几个需要重新强调的问题。
首先是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自1840年以来，我们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被一群小国欺负？一次一次的割地赔款，一次一次的忍痛挨打，为什么？孙中山做出了一个卓越的回答，那就是中国人不团结，是一盘散沙，所以才会被动地挨打。
什么叫“现代性”？现代性重要的特征，就是哈贝马斯总结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和“组织起来获得解放”。前者是指通过掌握科学知识，获得对世界的理解，使人从神权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而后者是指弱者要通过组织，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改变永远处在一个被分割、被欺凌、被剥夺的状态。组织和动员机制是人（尤其是弱者）获得解放和获取自由的唯一途径，再进一步说，离开了阶级属性和组织属性，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无从谈起。
个人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个跟“摩擦力为零”一样的假定，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其全部意义是自由主义者为人和人之间的联合提供一个合法性的依据。西方那些强盗国家，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几百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首先解决了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有了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中央集权，通过社会的提取能力，把全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攥成拳头打出去。中国的这个进程完成得晚，所以才受了那么多年的气。
孙中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他看到中国迫切需要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组织起来实现集体利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没有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无法存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之所以对“集体利益”强调得少，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变成了跟每天要吃饭、要喝水一样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好像是可以忽略的。但被忽略不代表不重要！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组织力量缺失导致的严重后果，这导致政府在保护国民安全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概括起来，在否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去谈个人自由，是简单而粗鄙的。我曾经毫不客气地对某些号称“崇尚个人自由”的朋友说过：“你谈论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什么个人主义，你这么讲是对这些词的侮辱，因为你根本不理解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你那一套只不过是小市民的市侩和玩世不恭而已。”
其次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政治学有一个概念，"random shooting"，“随机射击”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鬼子带着几个伪军就可以占领一个县、统治一个县，他就那么几条枪就能控制全县，为什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个日本鬼子，手里有一把枪，只有五发子弹，我们被枪指着的有二十多个人。我们心里面明明知道他只有五发子弹，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打死，他把这五发子弹都打完了，那他就跟我们一样赤手空拳，大家一哄而上就可以把他干掉，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敢动，因为每个人都怕死，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于是他用五发子弹就可以统治二十个人甚至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确认集体利益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做出局部牺牲以换取整体利益”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看得很开的，“唯有牺牲多壮志”，在他眼里，“牺牲”不是问题，“为什么而牺牲”、“牺牲值不值得”才是问题。如果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从小鬼子手枪里那五发子弹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可能需要有五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另外更多人的自由生活。这就需要谭嗣同这样的人，他认为，国运不昌是没人肯为国流血牺牲，如果需要这样的人，那么从我开始吧。所以唐德刚说：谭嗣同是大英雄、是真汉子、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作为一个组织，牺牲不能完全靠自觉，还要靠纪律，上战场不能逃跑，逃跑就要受军法处置。革命就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换取了中华民族整体的解放。于是一个问题就又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些为了公共利益、民族利益牺牲的人，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回报他们？这一点文天祥说得最清楚了——“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讨论《色戒》的时候，黄纪苏先生讲得好，他说一个革命烈士连命都不要了，他要什么？他没什么可要的，就要一个名，要一个清名，要求历史正面去书写他的形象，后代要承认他牺牲的价值。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对《色戒》这种烂电影那么愤怒！因为李安通过这部电影就是要彻底颠覆历史，瓦解共同利益的基础！如果大众文化把为国牺牲的英雄描绘成那样一副模样，将来再有民族危亡，谁愿意再去流血？谁愿意再去牺牲？谁也不愿意！大家都当卖国贼好了！因为我死了也是白死啊，我牺牲了，到后世还要被人家描写成“淫妇”！
再次，“只有暴力才是对暴力最合适的回答，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如果我们有能力消除一切的暴力，那我没话说，但是当“压迫的暴力”还存在的时候，有人去谴责“反抗的暴力”，那简直是没有天良的。孔夫子教导我们说，要以直报怨，不能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一位拉丁美洲学者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个接受过国际和平奖的人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说，不幸的是，除了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方法。
——转引自霍苏埃·德·卡斯特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在一定的条件下，暴力绝对是必要的。我特反感那种简单地“反对暴力”、“反对战争”那种人，尤其是搞艺术的那些混混们。约翰·列侬有一副很著名的照片，他和大野洋子躺在床上给记者们拍照，以此表示反越战。请问，约翰·列侬躺在床上就能反战了吗？就能消除战争了吗？什么叫大智慧？毛泽东那叫大智慧。毛泽东说了，我们是反战的，我们要消灭战争，但消灭战争只能通过战争。毛泽东在1960年代跟苏联翻脸的时候，他说要打就早打，要打就大打，我们中国人多，死两亿还剩两亿多呢。有人以此指责毛泽东“残暴”、“不把人当人看”。愚蠢！为什么后来那场战争没有打？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有敢战的决心，你敢战，战争就没有了。如果你唯唯诺诺，一味顺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一直挨打。千万不要用那种浅薄的眼光去理解历史，理解毛泽东。
既然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去革命，也搞清楚了怎么革命，接下来要问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谁？”。毛泽东把革命的对象总结为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有一个相互勾结的关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比如说帝国主义跟满清政府有勾结的关系，一方面帝国主义逼迫满清政府割地赔款，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刚刚打完北京，立马回过头来帮助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利益是一体的。太平天国信教，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不许抽鸦片，于是洋鬼子们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所以他要帮助满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以便开拓市场。
帝国主义跟军阀也是勾结的，中国分成那么多军阀，每个军阀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帝国主义在支持中国的内战。毛泽东指出，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相互混战”的怪事。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历史，就能看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是最坏一帮王八蛋，哪个国家的政府腐败，他们就跟哪个政府搞得火热腐败。他口口声声“要民主”，那只是一个手段和幌子，他没有任何意愿帮助落后国家实现民主、实现富强。如果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富强了，他欺负谁去？
顺便谈一下孙中山的解决之道以及他为什么注定失败。孙中山是很执着也很天真的一个人，很值得敬佩。我的一位老师把他称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蠢人”之一！这位老师的概括是，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那就是以毕生的精力在海外骗钱，然后买枪买刀跟清政府干！可是他不会算帐，他骗那点钱不多，买不了几条枪，如果他一算帐，就知道实力不成比例，于是就不敢革命了。可是因为他蠢，所以他不去算帐，不算帐才敢干！
孙中山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拉一个帝国主义打另外一个帝国主义。他跑过日本、美国、英国这些地方，希望这些国家支持他推翻满清政府（后来是希望这些国家支持他推翻袁世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但他完全看不到，虽然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但总体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维持一个落后的、积贫积弱的分裂状态，才符合帝国主义的总体利益。
因此，孙中山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他忙活了一辈子，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问题，要实现民众大联合，要发动民众，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样发动。后来国民党腐化堕落了，一看到民众起来就害怕，开始镇压民众，开始清党剿共，一直到被毛泽东赶到台湾。简单地说，这就是他们国民党失败的过程。
于是，这个历史难题只好留给毛泽东解决了。我写过一篇《孙中山传》的书评，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看孙中山，更觉得毛泽东伟大。”（不出意料，这话是发表不出来的，编辑直接就给和谐掉了）。因为毛泽东一下子就看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勾结，所以他明白，如果想革命，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从这个结构之外去寻找革命的力量，于是他走向了农民。
革命的对象还包括“封建宗法”，政权、族权、夫权。大家可能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盲井》等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只要一改造，就是一部很好的革命电影。为什么？因为巩俐演的那个人是上过大学的，应该是接受过一些新思想、新知识的，她因为家庭的原因，被迫所去给人当小老婆。然后几个女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陷害，到最后人性扭曲了、自杀了。这是弱者之间相互残害的情节发展，而另外一种情节发展是四个女人联合起来，造这个老爷的反。但是，在一个大家庭的范围内，这种反抗不可能成功，必须是全社会所有的弱者、所有的女人联合起来，在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的带领下，把强权推翻。如果张艺谋是一个有点见解的导演，他稍微改变一下情节，巩俐在新思想的激励下，离家出走投奔革命的队伍去了，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逼上梁山”的革命故事。
电源《盲井》也是讲的弱者之间相互蚕食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弱者眼光只集中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就看不到受苦受难的根源，于是乎被强者欺压的弱者，就去找比他更弱小的弱者来欺压。可见，弱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是多么的重要。“组织”、“集体利益”这种说法，曾经被人利用过，变成了压制的工具，但这不能构成否定这些理念的理由。法国大革命中也出现过“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样的反思，但是从来没有人因此就否定自由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利用过，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集体利益被用做伤害个人利益的工具，就彻底抹煞了“集体利益”这个概念，抹煞了它的必要性。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表述：
女人和穷人不能进入祠堂吃老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区的女子们结队涌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宗族老爷们只好悉听她们的便。
——引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话说得是多么的可爱。毛泽东的弱者立场真是非常彻底，一以贯之。妇女以前不许进祠堂吃酒，现在呢，一屁股坐下就吃，这在他的眼里是“好得很”的。他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权力关系上都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他坚定地认为弱者的反抗是好的。
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应该感一点毛主席的恩，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最彻底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在他的一个演讲说，他在美国留学时注意到，台湾女人怎么一结了婚就变得那么“孝顺”、那么“贤慧”——台湾女人只要结了婚，基本就放弃了学业，觉得照顾好先生、养好孩子才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职责、最大的乐趣。但大陆出去的女学生，第一目标基本是要读书，家庭也不是说不要，但是绝对不会影响拿学位。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这种意识是在毛泽东时代播种下的。
接下来谈谈中国革命的方法。
孙中山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中有如下表述：
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
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
......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引用一句费正清的概括作为印证，那个时候盘踞地方的军阀、土匪、恶霸以及乡绅勾连一气，“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破坏的社会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他们“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反动势力的一体化，使得他们对社会的压迫呈现凝固化的趋势。中国社会当时已经被糟蹋得完全不成样子了！
面对这样一个乱局，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革命和解放从何入手？毛泽东观察到，应该从农村开始，从统治集团、压迫集团结构的外部开始，从根基上重建这个国家。他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哪里才是统治集团腐朽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的根基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这个集团的墙脚。革命要从农村开始，把地主、土豪劣绅这个阶层打倒，把它的根挖掉了，上面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他们搞的上层建筑就哄然倒塌了。
毛泽东看清了中国的问题，清楚地分析了是什么在束缚中国社会，以及束缚中国社会的各种反动力量的共生关系。他在踏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就明白不能在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间搞那种“拉一个打一个”的合纵连横，而应该真正从蓄积力量的地方寻找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就是中国最底层的社会。
孙中山穷一生的精力，都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起点的高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压跨的底层社会，只要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会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出无穷的力量。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中国民众的大联合。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国际纷争中占上风。刚才谈到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西方国家只是较早地走过了这一过程。有些人说毛泽东不懂西方，那真是不懂毛泽东。
精准定位中国革命的对象，正确把握革命的方法，毛泽东终于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在一个半世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境遇中终于解脱了出来，挺直腰板站在世界的东方。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概括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1949年，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心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负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
费正清提到了娼妓的问题，这里顺便多说一句。消除娼妓是中国妇女解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年的办法不是像现在这样，让警察先抓后罚款，然后遣送回老家，而是真正做到了，在关上地狱的门的同时，还为她们开辟一条人间的路——当时北平特地建过一些工厂，火柴盒厂、纺织厂，专门安置妓女，因为她们没有别的能力，她们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可能是被拐卖，也可能是自主选择当了娼妓，这不是她们的错，是旧社会的错。（2011注：这里还可以引申地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在毛主义者的眼中，企业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效率，即为少数企业主挣钱。那么后来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指责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姑且不提改革派故意搞垮国有企业的历史事实。）
接下来要谈的是建国以后的问题了。在结束这部分之前，探讨一下鲁迅提过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要不就是回来了，要不就是在外头饿死了、堕落了。如果娜拉出走之后情况不太好，或者有困难，可不可以作为证明她不该出走的理由呢？当然不行！当今无数的大小文人抓住一点新中国建立后的问题，走向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极端，每天怀念民国、怀念晚清，这是错误的、反动的、天良丧尽的！
IP卡
狗仔卡
發表於 2012-4-15 11:34:19
显身卡
發表於 2012-5-5 20:29:44
“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大快人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