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5-25 07:27:42

第九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是个先知，是个伟大的预言家。历史正是沿着他所预见到的、并且曾经想竭力避免的那个方向行进的。

毛泽东身后的历史表明，他当年对局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邓小平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判断对不对？对！当年他害怕官僚集团会变成新的剥削阶级，官僚集团有没有变成新的官僚剥削阶级呢？已经变成了！如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绝大部分的程度上背离了毛泽东当年建党的路线！

……

毛泽东恐怕是有史以来得到赞美最多，同时也是得到咒骂最多的人，尤其是在他的身后，脏水接连泼向他。怎么来认识今天国际国内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我主要是参照罗伯特·韦尔的观点——

第一、西方视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如果中国一直像今天这样坚持给美国当孙子那么还好，西方人最怕的就是中国再拣起毛泽东那一套，重新毛泽东化，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国际资本的力量在推动，才批量产出了张戎、李志绥所“写”的那种书。

第二、官僚集团也害怕左翼思潮的复兴，害怕知识分子再次和工农走上联合的道路。

第三、从全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角度，毛泽东幽灵的复活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这是国内国际对毛泽东诬蔑的声音不断，不停的在制造诬蔑的根源。毛泽东思想仍然有生根的土壤，所以要彻底斩断毛泽东思想复燃的可能，把他个人妖魔化，把他的实践和理论妖魔化，把他刻画成一个连鬼都不如的人，让所有人都要抛弃，这样对某些人来讲才是安全的。

毛泽东离开我们那么多年了，我们可以重新听听他当年讲的话，再次思考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开放改了这么多年，一直高叫着“绝不能走回头路”，但是已经把奴隶制都改回来了，这算不算走回头路？——山西出了“黑奴工事件”，其实不光是山西有这个问题，在山西曝出来之前在别的地方就已经存在了。一位在云南的朋友给我讲过这样的案例，这位朋友曾经到农村做过一段时间的支教教师，有一个学生写作文，说他表哥被骗去到黑砖窑干了一年多的活，那个砖刚烧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烫，但还得背，把后背都烫坏了，后来好不容易被好心人救出来，但已经变成傻子了。这位朋友看得直乐，问学生说：“你是不是看《包身工》看多了，直接抄的吧？”学生说：“不是抄的，这是真事！”于是她就去这个学生的家里去看了，真的是那样！奴隶制现在都回来了，这个社会倒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另一个朋友前几年跟我说过，他又看了一遍文革样板戏《红灯记》，觉得《红灯记》控诉的就是今天啊，那个时候控诉的东西今天又回来了。他是一个反对毛泽东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是这么说的。

现实是会教育人的，毛泽东时代宣扬的一些东西，当时的人们也许还无法理解，但对照今天的现实，一切都生动起来了。那个时候批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今天看，是不是对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活生生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搞“市场换技术”，抛弃了自主研发，结果市场让出去了，把自己的品牌也弄死了，换回来了什么了？什么都没换回来！（2011注：我们要万分感谢西方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封锁，这样我们才能有完全自主的航天技术，否则航天领域也完了。）

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就意味着工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看看新闻，有多少“霓红灯下的哨兵”，有多少下岗女工去做妓女？她们为了供孩子上学就要卖淫，收了假钱还不让孩子用，最后有一个妓女被掐死，事情才暴露出来！有多少打工仔在血汗车间里遭受剥削，留下残疾或者严重的疾病？有些农民家庭，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当爹的就上吊了，因为供不起！这就叫“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什么叫“反动学术权威”？看看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这一批人，还不明白什么叫“反动学术权威”吗？时寒冰有篇文章骂得够彻底，他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授给禽兽。茅于轼那么大年纪了，我真是佩服他，坚持不懈地胡说八道，这叫什么精神？这叫“革命的大不要脸精神”！

在这个新的时代下，在这个新的剥削阶级当道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是需要抗争的。他们第一需要理论资源，第二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毛泽东就是他们的寄托，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们的理论武器。来自香港的潘毅教授是做工人研究的，她跟我说过，在那些打工者为了斗争而写的材料里面，每一篇东西最后都要提毛泽东。这么说就容易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些人害怕毛泽东、诋毁毛泽东，千方百计不让他复活，因为一旦他复活，对某些人来讲就是一个灾难。（2011注：2009年夏，为了写硕士论文，我阅读了一些研究当代工人运动的英文论文，发现海外的学者做了很多的调查，表明在国企下岗的高峰时期发生的抗争，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斗争武器的，领头人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他们在组织和宣传上使用的政治技巧都是在当造反派时学来的。我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如果没有这场演习，这些工人在面对不公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所谓的“法治”话语。）

对照今天工农的状况，再想想毛主席当年对工人农民的教导。他让我们“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要时刻要警惕”。革命造反派之间发生武斗，他告诫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当年好多人都不明白，今天终于有人回过神来了，北海公园有一群退休工人唱红歌，把《敬爱的毛主席》的歌词给改了，原词是“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他们改成，“我们有多少惭愧的话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感激的歌要对您唱，您的苦心我们今天才明白，您关爱我们的心天高水长”。——这些老工人终于明白了，当年毛主席为什么要让我们起来造反，为什么要让我们擦亮眼睛。

毛泽东晚年自我概括，说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了蒋介石，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支持的人多，后一件支持的人少。他还跟斯诺讲过，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啊，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词，就是教员。他晚年集中在做的，是从精神上、理念上不断的在教导工农，要有政治意识，要做好斗争的准备。今天，有些人明白过来了，当年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话是对的，但是已经晚了，能剥夺的差不多都被剥夺干净了。但也有些人，多数人还不明白。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为他们提供一点理解的线索，是否能起到作用，就只有天知道了。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5-25 07:29:49

第十部分：结语

对毛泽东的理解首先就是立场问题、情感问题，完全不带感情色彩很困难，只有坚定地且彻底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对世界不抱有幼稚的幻想，才能真正进入毛泽东的世界。

毛泽东是所有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人民的领袖和精神导师，只要这个世界上一天有压迫和不公正在，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就会一天活在人们的心中。

毛泽东是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敌人，只要这个世界上一天有压迫和不公正在，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就会一天受到诬蔑。

毛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未来也不可能原样重新来过，但在资源紧张、冲突不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日益深化的历史时刻，如果人类想要自我救赎，必定要回到毛泽东那里寻找灵感，毛泽东思想将在未来200年中照亮人类前进的路程。

正如毛泽东在1927年所说的，“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事，都将在他们的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面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此都有三项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参照这句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今天，在这个历史已经被篡改、是非被混淆、善良被蹂躏、丑恶被张扬的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批判性地重新认识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批判价值，我们是选择这样一条路，还是跟随着对毛泽东思想诬蔑的声音随声附和不求甚解，这也是每一个关心社会的青年人在今天需要做出的一个选择。

最后，引用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一段：“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是的，这是官话，却是难得的正确的官话。（完）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6-7 18:53:29

文革为何结束

韩少功

此文为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代序，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由此追溯到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而标志著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就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文革起因于“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与“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传统”或“斯大林主义影响”，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也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1976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1973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1974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著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这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70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队干部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这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1966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这是“权力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却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虽然毛泽东后来的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例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扣。回荡著《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西单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1968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这与50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新思潮亦没有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

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而“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也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1967年文）。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在当时虽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出局。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1968年到1969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1972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入了国家机器。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红色风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20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政治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

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联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15名军区司令中的13名、85名军级干部中的57名。

60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1]

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一时间人命如草，这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薰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它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红卫兵“联动”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上层精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地“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95%"、“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着墨，而在另一些地方或另一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正如同样是20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入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从而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入抗争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而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也很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来的文本检阅者所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保留了干部身份、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倒是陈益南所目击的造反上台者，从无一人提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那些所谓的“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那些“下放者”们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还是使“下放”不太像单纯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几分巴结乃至几分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而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这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们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虽然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90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90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给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他们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

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们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的结果，只不过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入“极金主义”的囚笼，那么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众的不满，更低估了精英们在“表面服从”后面的不满，以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下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种重要岗位。此时新思潮已经入场，新中有旧；旧营垒已经复位，旧中有新。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

1974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已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比如“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又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凡是派”当时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但不得不尊重中央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但并没有阻止过文革灾难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改造”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释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

今天，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从而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但如果这样做只意味着迁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于是在长长十年中，那些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色“怀旧”浪潮伏下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乱、自我封嘴、盲目跟潮，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其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之际，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20世纪以来“国情认知迷宫”前的一把锈锁。

[注1] 见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Mike Head的连续报道文章及档案材料公布。

[ 本帖最後由初中生於 2012-6-8 12:50 AM 編輯 ]

fiend · 發表於 2012-7-1 09:30:45

上传照片好看。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7-6 04:11:52

近来，一部思想性很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其名曰：《心中乌云应吹散慧眼见真益才全》。该视频用佛家的观点解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用佛家的观点批判道德沦丧、两极分化的现实，引用的画面和文字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一时网络疯传，许多人深长思之。
心中乌云应吹散慧眼见真益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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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7-6 05:01:10

《聪明的一休》主题曲& 片头曲
作词：山元护久
作曲：宇野诚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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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初中生於 2012-7-6 05:29 AM 編輯 ]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7-6 05:55:26

原帖由 fiend 於 2012-7-1 09:30 AM 發表。
上传照片好看。

这照片什么用意呀？顺便引两句诗作题照——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fiend · 發表於 2012-7-6 09:29:02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2-7-6 05:55 AM 發表。

这照片什么用意呀？顺便引两句诗作题照——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这可是高人的作品啊。我可没跑题。

[ 本帖最後由 fiend 於 2012-7-6 09:31 AM 編輯 ]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7-7 02:55:48

佛与毛——韩德强访谈

开场白：毛泽东思想和佛教有关系吗？

主持人：韩老师，视频看完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韩德强：这个版本是“佛解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传统的“正解”。因为“正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这个视频实际上把马列给删掉了，只讲毛泽东思想，而且还特别突出了其中“觉悟”的部分，因此是一个“佛解版毛泽东思想”。

这个视频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以前还真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听说是"绿色2012"网站制作的这个视频，而这个网站的发起人，如果按照阶级分析的话，其实是一群小资白领，是海归留学者，或者说是在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种种问题，回来以后回归了毛泽东思想。不过，他们回归的不是那个“原教旨”的马列毛，而是佛教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视频就是如此。这里面的话语格式基本上都是佛教的格式，比如“何以故”、“真实甚深义”、“因缘”等，这些其实都是佛教版的词汇。

如果毛主席在的话，他可能不接受这个“佛解”。但是，它也确有其道理，因为一直有人说“毛主席是大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毛泽东时代流行所谓“老三篇”，就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好多人从这段文字看出其跟佛的教导其实是一致的。“为人民服务”这个东西在那些和尚们看来，就会觉得：“这不就是我们佛祖的教导吗？”其实那就是佛经的现代版。所以，文革时期有很多和尚出来烧佛经，理由就是：“既然现在已经有了现代版，已经有了Windows XP了，那我们就不要Windows 98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种说法好多人都不赞成，是有争议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学一学、讨论讨论、交流交流，我估计不见得能够统一思想，但是相互启发一下还是完全可能的。我就做这样一个开场白。

为什么毛主席比释迦牟尼更伟大？

提问：片子中提到了“革命”这个词，认为我们通常理解的“革命对象就是剥削压迫的人”，但是其实还有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革命的对象，就是您反复强调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您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什么现实操作意义？

回答：先说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这个人可能“农夫倾向”确实比较重，比如说我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部分都曾经是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同志，他们有缺点、有问题，这是真的，但是一棍子打死，我也真的不赞成。我相信，毛主席也不赞成这样。他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让群众起来批斗他们，但是批完了还得接着用，只要他们认识到了错误，那就解放出来接着工作。

他的这个态度一直适用到小平同志。邓小平写了一个“永不翻案”的检讨书之后，毛主席就认为“不错呀！”于是，什么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之类的军政头衔就全都相继给他了。本来他已经是只保留党籍的一个普通党员，就因为认错了，帽子立刻都带上去了，那就不是“连升三级”了，而是连升N级。毛主席就是特希望他认错，其实小平是假装认错。所以，毛主席也是做了一个“现代农夫”的，我认为这个就叫做“与人为善”——不要把人都往坏里想。至于说他实在是个坏人，那就说明时代还没到、群众还不够觉悟。文化革命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即使失败了，也依然是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一定程度上就是在体会：毛主席本来应该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可是他居然不想当这个总代表，还想“造反有理”，还想“跟老百姓同命运、共呼吸”。于是你就会发现：“哎呦，仅就这一个举动，那就要比释迦牟尼伟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释迦牟尼讲“要放弃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把一切名相都放下。你看，谁真正把这些名相都放下了？是毛主席把所有的名相都放下了。这个可不容易！我看，释迦牟尼其实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他虽然贵为王子，这个也是真的，但是他这个王子其实也没有真正掌握过权力，他那个财富也是别人给他的，真的就是“浮云”，因此散了“浮云”也就比较容易，就像富二代对于自己的生活为什么那么优越根本就不了解，就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毛主席的权力和地位可不是浮云一般得来的，而是千辛万苦拼打来的，是那么多同志浴血奋战、生死与共换来的，因此是特别真实的。正因为毛主席知道这一切真的是千难万险换来的，应该是很不容易放弃掉的。因此，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比两千五百年前的佛陀要难多了!

提问：我去西藏旅游时看到有很多人在拜毛主席，把毛主席的画像跟文殊菩萨放在一起。

回答：那其实是对毛主席的一种贬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殊菩萨是听了佛陀的教诲之后才成为菩萨的，他是第二等的；而毛主席是超过佛陀的。他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你以为那是提高他呀？不是的，是在贬低他。西藏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把毛主席的像跟达赖和班禅的像一起挂，那仍然不是抬高，而是贬低。

提问：内蒙那边好像是有人把毛主席的像跟成吉思汗的像一起挂的。

回答：那就更低了！因为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提问：您怎么看当今中国“去毛化”的现象？

回答：毛主席有一件事情是让人感觉很不爽的——因为他做得太好，然后就显得别人不够好，这事就让人不爽！确实有这个问题。“都是曾经一起打江山的，凭什么你能够放下，而我们就放不下呢？这不就是显得你跟我们不一样吗？你高了不就显得我们低了吗？”这一点是很多老同志不满意的内在原因。“江山是我们一起打下来的，凭什么你就显得那么高，我们就那么低呀？这不合适呀！你还要去为人民立新功，难道我们就不立了吗？我们就要享受了吗？过去带着我们一起打江山，那是我们的领袖；现在如果跟着我们一起享受，那仍然还是我们的领袖。你现在想超凡入圣了，那不行！”

剔除婆罗门教，还佛教以本来面目

提问：佛教也要一分为二吗？

回答：对佛教也有这个问题。有些人去读佛经了，讲什么“六道轮回”，就是现在做好事，将来就能从畜生道变成人道，如果不做好事，就从人道堕落为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个恰恰不是佛教，而是渗透进佛教里的婆罗门教特征。

正如我们总是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并列放置，这三者其实是不一样的。古印度同样如此。印度有沙门教，有婆罗门教，然后才出来佛教。佛教本来是在跟婆罗门教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后来传播的时候，沙门教、婆罗门教、佛教就都混在一起了，这就是问题。

佛教认为“四大皆空”，哪里有什么饿鬼道？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佛教是让人看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缘成相”。什么叫“因缘成相”？每一个人的身体，看上去是实实在在的，其实无非是几十年前父母的一次“因缘”就“成”了我们身体这个“相”。就仿佛是一颗种子，吃外界的蔬菜、水果各种东西，最后就成了我们的身体。可是蔬菜水果从哪里来呀？不就是从泥土当中来的吗？因此我们其实就是泥土，别把自己太看重了！有这么一些因缘，最后就合成了我们这个相。什么叫死亡呢？缘分尽了，分子、原子不再合在一起了，它就散掉了。这样就看得特开，哪里有什么地狱、天堂？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把面子什么的都放下了。比如你的亲戚朋友，本来都看得实实在在的，后来发现不过就是碰巧凑在一起的吗？这样就容易开脱了。这个思路才是真正的佛教。

但是，真佛教确实是很有难度的，太难了！为了降低难度，那就只有塑造如来佛、弥勒佛的金身，让你去拜；再编造出一套恶鬼、地狱的说法，让你去怕，对你进行恐吓。其实按照真正佛教的思想，恐吓的东西都叫“相”，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总是把那个“相”当作很真实的东西，那根本就见不了如来。对着颐和园里面的菩萨当真跪下去了，那对不起，你就见不到如来；如果你呵佛骂祖、毁佛灭祖，那你就见到了。这是文革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那些东西原来是假的、骗人的，从而恰恰成就了一些人的佛性。

最近有一位禅师去世了，70岁，他就是王绍璠。这个人得了一些真东西，但是在我看来还没有“得好”。他敢于呵佛骂祖，把这套类似的讲六道轮回的佛经都斥为“伪经”。他清理佛教的“三藏”。什么叫“三藏”？就是经、律、论。佛所讲的就叫做“经”；“律”就是戒律，比如“不许杀生”、“不许偷盗”等；“论”就是后来那些“大德高僧”的论述。他认为这里头很多都是伪经，是败坏释迦牟尼声誉的东西，不是让人看破红尘，而是让人迷恋红尘。所以无数方丈、主持可能就都没有看破，他们读的那些经都可能是被王绍璠斥为“伪经”的东西。

1995年的时候，南怀瑾送给王绍璠一本书，里面就讲了六道轮回，是《佛说未曾有因缘经》。我后来问黄东涛——他是王绍璠的一个弟子——我说“王绍璠似乎是看透了，但是怎么对六道轮回看不透呢？”他说，实际上王绍璠在1995年的时候对六道轮回还没有看透呢。但是，到去世之前基本上不讲这个东西了，就是看透了。

但是，问题在于有人说王绍璠是个疯老头，因为他谁都敢骂。其实，如果按照真正的佛教，谁都敢骂，那才是看破众生相、看破寿者相，回归自性，回归本来就清净的东西。所有外面的经藏、老师都是污染你心灵的，或者只能是帮助你去认识世界的一个拐杖。如果你已经认识这个世界了，那个拐杖就应该扔得远远的，这才是真佛教。当然，这样它就不见得是一个“教”，而是一种哲学、一种思想。它这种“破”会破得特别彻底。《金刚经》里如来佛的大弟子须菩提穷追猛打，向释迦牟尼发问：“如果是这样，那你是真的吗？”释迦牟尼老老实实承认说：“我也是假的！”——你如果把我这个肉身看真了，那你就没有看透。我不也就是一个因缘成相吗？也是要消失的，也是要腐烂的。

按照这个思想，马上就可以出来一个结论，所谓的“舍利子”就是假的。有人说：“得道高僧死后火化能够浓缩出一个什么东西，舍利子，那个东西是真的。”我看就是假的！还说西安法门寺供奉了什么“佛舍利”，这个“佛舍利”还热热闹闹地去香港展出巡回，整个就是一个大忽悠！很多香港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真的是轰轰烈烈的一场假象！如果你能够这样去看问题，你就看破了，实际上无数人都是借着“佛”的名义在玩名利。

提问：“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佛教的支柱，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佛法了。

回答：但是，这一点在中国的宗教史上还真的就是有争议的。基本上，中国的禅宗就不承认你讲的“六道轮回”。之所以敢呵佛骂祖，就是因为把一切都看空了，那还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不再争论这个问题了，再争论下去，我们真的就成了佛教的讲座了。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思想，还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只不过是说，诸位有了这个思想之后，世俗的名利心会淡薄一些，有助于大家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

提问：我认识一位教授，在文革中受过批斗，他翻遍马列著作也得不到解脱。后来读了佛经，就不再痛苦了。因此，我感觉佛教对于人心灵的抚慰，对于人心灵的寄托，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回答：你这个说法，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即“宗教是麻痹人民心灵的麻醉剂”。如果是达到了我刚才说的那种境界，任何人都麻痹不了。因为那是让你清醒的东西，而不是让你麻痹的东西。你去那里跪拜，祈求“送个儿子给我吧！”——那是麻痹人民。也就是说，婆罗门教的东西才是麻痹人民的，真正的佛教是把一切都给踢掉了，还哪里有什么麻痹？

我的确是对三大矛盾当中人内心的矛盾阐发得比较多。我一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就是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源枯竭，环境危机，怎么办？很快发现，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必须首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又如何解决？实际上就需要解决人内心的矛盾。逻辑就是这样一层一层过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比较唯物主义，人与人的矛盾也还是比较唯物主义，人内心的矛盾就比较像唯心主义了。

提问：佛教“劝人向善”等思想跟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相通的？它跟毛泽东思想又有哪些差异？

回答：这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这里不是要谈佛论道呵，只是顺便谈到了而已。佛教历史悠久，派系众多，流播四海，所以要把它说清楚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佛教是出世的，不是入世的；不是改造社会的，而是改造自己的。因此，佛教跟毛泽东思想虽然有相通之处，同时也确实有很大的差异。当然，核心之处是相通的，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价于佛教里面的“阿耨（音nou，去声）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那个所谓“发菩提心”，跟立志其实是很相像的。这些是相通相似的地方。

区别在哪里？佛教主张每个人都去修行，但是毛泽东思想不是这样的，它意味着，群众不见得需要修行，群众只需要“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说需要修行的、需要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是领导、是党员，如果党员干部都有极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其实可以没有那么高的思想。佛教基本上想要每一个人都有很高的修养，这个的确不现实；但是一部分人有很高的修养，这是有可能的。这部分有思想的人是要掌握权力的，而不是说有思想的人都散在民间，因为那其实就意味着庙堂之上还是一群乌龟王八，所以还是改造不了社会。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可见，两者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毛主席自己很少讲佛教，很少讲儒家，他甚至说这些东西是骗人的，是唯心主义，他认为自己是法家。为什么是法家？千万人民群众参与的运动——阶级斗争，那是讲利益的，讲利益就是法家。所以一场千万人都参与、都卷入的运动，那肯定是一场法家的运动。因此，毛主席把自己定义为法家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毛主席是怎么带队伍的？他自己是什么心态？那里面其实就有儒、有道、有佛，是比较复杂的。毛主席教人怎么当省委书记，那是矛盾论呵，实际上包含道家的很多思想；但是毛主席不会教老百姓道家思想，那是领导者需要知道的，因为“道”看问题特别长远，特别强调变化。而作为普通老百姓，则不看得那么长远，“长远跟我有什么关系呀？”逻辑在这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跟佛教思想相通又相异的地方。

中国革命的外在表现是西方思想，深层次、核心地带却是东方思想。如果各执一词，那也都有道理。

为人民服务才是普世价值

提问：视频中有句话叫做“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回答：“爱”，爱什么？比如说爱父母、爱朋友、爱爱人，都可以爱得死去活来，“整个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两个关系好，只要我们地久天长，管它外部世界海枯石烂！”也就是说，只要两个人的世界很甜蜜，外部的世界就不存在了。这其实就是个问题，从一个人的自私变成两个人的自私！其实也仍然是一个人的自私，就是“占有”的心态嘛，恨不得吃了对方，一旦对方跟自己有了二心，有了外遇，那就恨不得杀了他。这个爱得深吧？同时恨得也深。这种“爱与欲”恰恰是人愚昧的源泉。所以，恋爱中的人是疯狂的，只有两个人，身外的世界都可以忘掉，甚至父母都可以忘掉。所以，“爱与欲”其实会成为你认识世界的屏障。

不过，还有另一句话，“爱与欲”其实也是开启认识世界的一道闸门。为什么？开始时你可能是自我中心，只爱自己；谈了恋爱之后，你就开始知道爱另一个人，他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会被你关怀在心，甚至都可以为对方去死。人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说明，在这个意义上，人至少可以突破一点，就是从“完全自我中心”变成“两个人的自我中心”，甚至可以为对方死，这就是人很伟大的地方。我们无非是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就是要扩展出去，而扩展出去了就是叫“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扩展出去，就是为另一个人服务，那其中就体现了很强烈的自私。

这样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完全个人的世界，可以叫“微我”；两个人的世界可以叫“小我”；有机会再去担起一份责任，比如说当一个生产队队长，把这个生产队当成一个“小中我”，但是生产队以外的事情就管不到了，这就是一个小团体；然后这个小团体再扩大，比如说“爱重庆”；再扩大就是爱中国；再扩大就是爱世界。其实，“为人民服务”是在这个高度上，它实际上是个“爱世界”的口号，而不简单是一个“爱中国”的口号。它是一个超国界的口号，是一个真正的“普世价值”！因为它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但是，你如何才能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呢？首先就得爱父母、爱家庭，然后才能去爱中国、爱整个世界。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说明人的视野有一个逐渐拓展的过程。思想在这其中起的是什么作用？我估计在座诸位的视野还非常有限，接触的人和事也非常有限，但是概念具有这个力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下子就到了七十亿人了！概念是具有这种穿透性的。现实生活当中，别说是爱七十亿人，就是爱几十个人，你可能都没有体验过；但是，概念一下子就可以帮你突破自己的屏障。

日理万机，理一“机”给多少钱？

提问：如何将“为人民服务”这种思想灌输到大家的头脑中？毕竟我们不可能像达摩老祖那样一下子顿悟嘛，有什么方法吗？

回答：灌输不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首先是要有社会根源的。比如，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呀？是因为国破家亡、亡国灭种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去思考，于是立志要改变这个现实，悄悄地就萌生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果是在特别和平的时期，还真的不容易形成。也就是说，我认为思想还是要有现实根源的，而不是说可以脱离现实根源。至少有了这个现实根源之后，可以比较大批地产生忧国忧民、立志改造世界的人。这是第一条。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社会现实：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汉奸买办猖獗，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一点只要你稍微睁开一点眼睛就能看得到。如果眼睛完全闭上，那当然就没办法。我们今天能够走到一起，开始只是作为被压迫阶级中的一员，要解决自己的被压迫问题，后来发现这个世界比自己冤屈大的人太多了，于是开始想去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个就是有物质基础、有社会根源的立志。

当然，毛主席立志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另一种思想、另一种成分，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像《心之力》这种东西！有人认为它是假的，而我认为是真的。心的力量真的是极其巨大：好可以好到极点，坏也可以坏到极点。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农民，即使心再好，那个产量也不可能翻到天上去；即使再懒惰，撒下去的种子也总能收获两三百斤。也就是说，心的作用对于普通人而言不是显得特别突出：他的心再好，社会后果也不是很大；他的心再坏，顶多也就是害了自己和家人。要害就在于，社会是有结构的，处于社会结构主导位置的那些人，他们如果坏起来可以坏得流脓，可以产生极其重大的社会后果，卖国、腐败、无数人受冤屈；如果好起来，那就可以好到毛主席那样，不但改天换地，而且转化人心。也即是说，心的作用对于具有主导权的人是最重要的；对于没有主导权的人而言，心的作用相对不太重要，反正有法律管着呢。想偷盗，一伸手就被捉。作为一个小偷，只能干小坏事，还不一定干得成，很可能就被人家捉住了；可是一旦到了位高权重的地步，干坏事干得极坏，却无人监督，也监督不了。干好事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讲总理“日理万机”。一个好总理日理万机，“机机”为人民服务。比如，修长江三峡，总投资一千亿，用什么设计方案？采购什么设备？用什么施工队伍？组建什么组织机构去管理？这里面都有“万机”。“日理万机”，理一“机”给多少钱？现在的潜规则是百分之十，而且百分之十还只是一个人拿的，一层层合起来是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因为很多层都是要扒皮的。可是当你每一个环节都吃了回扣之后，那三峡的隐患就不知道有多大！今后就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反之，就是自己一分钱都不贪，一个私人都不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三峡就修得既省钱又坚固，而且那省下来的钱是多得不得了。

所以，越是位高权重的人，他干的坏事就越大，而且你还很难监督，还说不清楚，因为那涉及到长远。眼前看是好的，只不过如果是真好，那寿命是三百年；不太好，寿命就是一百年；比较差，寿命就是三十年；再差一点，寿命就是三年；还有刚修好，一剪彩，桥梁就断了的！好事跟坏事之间的空间是极其巨大的。修三百年不倒的三峡，那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修一百年不倒的三峡，那叫“七成心七成意为人民服务”。这样就有“度”出来了。而且还不仅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好总理还不行，得有好的施工队伍、高素质的施工人员。要真的修一个三百年不跨的三峡大坝，实际上不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腐败的社会能够修得了的！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各个环节的好人的积累。

一个三峡里头有“万机”，那么干部任免、南水北调、退耕还林……这其中同样都是有无数的“机”呵！所谓“心的作用”，就是在处理“机”的时候发挥出来的！外人根本看不见他是怎么思考问题的，听上去都是中规中矩、合理合法的，但是就埋下了无穷的隐患，而好干部就可以把无穷的隐患尽量地减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心”，是对那些负责任的人讲的。诸位将来是否打算负责任？将来是否有可能负责任？当我们说要改造世界的时候，什么叫“改造世界”？一个人能够改多少？越是高层的领导，越是能改造世界。所谓“改造世界”，实际上是要“领导世界”。毛主席以前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原来以为，“改造世界”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改造的，最后一不小心他当了领导了——幸好他年轻时立下了“为人民服务”的志向，要不然在这个位置上是可以造成很大祸害的。

心的力量是积累的力量，这个就叫“正反馈”。我讲正反馈实在是讲得太多了，我发现无处不在的正反馈。“为人民服务”也是这样的。比如，诸位现在立下“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可是你又真能做得了什么？还真的就不见得能做什么，顶多是让个座、扶老人过马路。可是从这个微小的“为人民服务”当中，要害是全心全意呵！

什么叫“全心全意”呢？进了百货商店，看到珠宝柜台，心里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有一条金项链呢？”——这就不叫“全心全意”了，因为心在这个时候就歪了。只要一想项链的问题，就得找工作，就得找好工作，就得溜须拍马，所有的问题就都出来了，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珠宝柜台面前对那条项链动了心，那时候你的心就偏离了。“全心全意”就是当你看到各种现象，遇到各种人的时候，不动心，不偏离；或者哪怕动了心、偏离了之后，能够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知道自己有问题，能够改正它、察觉它。这个也不错嘛！

要说绝对不动心，那对于当下的诸位来讲，可能是有些难；但是动了心之后，能够收回来，那就是可以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个“过”不是说只有杀人了才叫“过”，其实动了这种心也是“过”。所以“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真斗，别人也斗不了你，因为心中的念头只有你自己知道。当你路过珠宝柜台的时候，只要自己不说，究竟有没有动心谁能知道？没有人能知道的。——我说得出这番话来，就肯定动过心，但是我知道动心是不对的，收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如果到了这个地步，那实际上是对社会现象没有思考能力，因此就啥都不敢看、啥都不敢听、啥都不敢接触、啥都不敢起念头，那你就是枯木朽株，是顽石，不是人！人就肯定会动心，只不过知道错并且改正就是了。曾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就是如此嘛。

“造反有理”是西方思想，“有理造反”是东方思想

提问：刚才看的视频是“佛解版的毛泽东思想”，跟我们以前所理解的马列版的毛泽东思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这个版本有什么可取之处？

回答：“佛解版”的其实更突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为“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一个东方思想，而“造反有理”思想实际上是一个西方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思想，其中主要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西方的。“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实际上是西方思想。

西方人在评百年来的伟人时，把毛主席评到很靠前的位置，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格言是什么？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这个“佛解版”则说毛主席最伟大的思想是“为人民服务”。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如果领导层都为人民服务了，那也就不需要反抗了；当需要反抗的时候，那就说明领导层其实都是不为人民服务的。东方思想认为，当领导层不为人民服务时，造反才是合理的，这就叫“有理造反”。西方思想则认为人性自私，不可能存在什么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因此只能“造反有理”。

但是，你会发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确实比较解气：“明明是贪官污吏，敲碎他的脑袋不就完了，还跟他讲什么道理？还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那个功夫我早就干掉N个贪官污吏了！”但是，解气的东西不是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而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可能就不太解气。问题就在这里。

提问：刚才听了您所讲的，觉得我们这个人体其实就是个共产主义。你看，我们吃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哪一个细胞，而是为了整体的细胞共有，血液对于所有细胞的分配原则也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

回答：说得很好！人体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血液分配机制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头并不因为自己高高在上就去蔑视那个脚，脚也并不因为自己辛苦就去埋怨那个头。它们实际上是有分工的。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是六千亿个细胞的小宇宙，是一个小共产主义。

承认差异与分工，但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这才有可能成就共产主义。相反，不承认差异与分工，追求绝对的平等和自由，就只能导致自由地弱肉强食。前者是东方思想，后者是西方思想。有人说，西方也有主张利他主义的，东方也有主张自私自利的。对，东西方思想的差异是相对的。说“东方思想”是说东方的主流思想，主张利他主义，主张和谐合作。说“西方思想”是说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主张“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欲望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社会只能以恶制恶，不可能靠道德自律利”。

古希腊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时期的“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西方”，并不是同一个西方。所以，西方也是有其漫长历史的，并不是一个均质的、无差异的“西方”，而是一个有丰富差异的“西方”。罗马帝国就是弱肉强食，那个西方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完全强调“为强者服务”，所到之处不是杀掉你，就是把你俘虏作为奴隶，你只有这两个出路。罗马帝国的铁蹄所到之处和成吉思汗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野蛮国度，是没有文化的，也没有什么道德理念，只知道“我打败你，你就是我的；如果你反抗，那就把你杀掉。反之，你把我杀掉也行。”

罗马帝国之前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相比还是要好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农耕和商业文明。雅典就是个商业文明。这个经商的群体怎么处理公共事务呢？那就是一人一票。“民主”的逻辑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这“一人一票”不包括奴隶、女性和孩子，因此这个“民主”其实还是那些有影响力、有家产的那一部分人的“民主”。

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一部分人掌握着权力和财富，因此就不太想死，也不愿意打仗。比如，斯巴达要入侵雅典的时候，雅典内部就出现两派：富人的意思就是说，“斯巴达人来了之后，还不是要有人帮助他统治？那咱就当‘雅奸’呗！”也就是说，当“雅奸”是能够活下来的，如果跟斯巴达对抗，那很可能是要死的，因此那些富人主张投降。

大家听说过《三国演义》的故事吗？当曹操要南征东吴的时候，东吴内部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周瑜和鲁肃，主张抗击；另一派是张昭这一派，主张投降。最后，周瑜他们是怎么说服孙权的呢？他们就跟孙权说：“张昭他们投降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当大地主，可是你投降了之后能当什么？你的头恐怕是保不住的，所以你只能抗击曹操。他们倒是可以投降，我们现在本来也可以投降，但是愿意跟你一起抗击。”这样孙权就被说服了。所以战争一起来，富人倾向于投降。今天南海、东海的事件，是不是也体现出一个问题？——富人倾向于妥协投降，喊打喊杀的是我们这些穷人。千百年来这个基本道理是没有多少变化的。

当雅典进行投票的时候，又都是那些富人拥有投票权，所以富人们就决定“算了，咱甭打了。”于是，雅典就分裂成两个雅典，“主战的雅典”和“主和的雅典”。当主战派和主和派议论不休的时候，军队就不容易动员和组织，就缺乏统一的意志。军心必须统一，军心一旦不统一，士兵就没法服从命令。

当是“战”还是“和”不定的时候，两军相争勇者胜。那斯巴达可是统一的，说要打雅典那是没商量的，结果雅典就被灭了。雅典灭亡之后，柏拉图——他当时就是一个重装士兵——就感觉到很被动，觉得“我热爱的祖国怎么就是这德性呢？”他深刻地检讨了一番，认为问题就是出在民主制度上。

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人人利己，只要人人都是利己观念，那就一定分裂。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国家不是利己主义呢？如果要让所有人都不利己，这在柏拉图看来是挺难的，但是至少可以让执政者不利己，就像片子中所讲的“党员干部要不利己，要为人民服务”，而普通人是可以为自己服务的。当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已经非常好了，人民倒是可以不太“为人民服务”的。柏拉图其实就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就叫做“哲学王”，就是希望出现一些从全局、从长远来考虑问题的人。

提问：“哲学王”不是一个专制的概念吗？

回答：当初就没有“专制”这个概念，之所以后来有了“专制”这个概念，因为它是跟“民主”相对应的，如果民主是“绝对的好”，那么专制就是“绝对的不好”。可是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民主就不一定好，而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在柏拉图归纳的政体演变的六个阶段里面，民主其实是属于那个比较不好的状态。

我们今天其实很难理解，民主怎么可能是比较不好的状态呢？“老百姓当家做主有什么不好呢？甭管是什么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都要民主。西方说要民主，我们中国也没说要独裁呀!我们也说要民主，民主是一个不可置疑的词汇。”但是，这里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假设“民”是一个均质的、无差异的“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同意，民主一定是好的；而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民”，是有大民和小民、强民和弱民、富民和贫民、贵民和贱民之分的。现在还有“屁民”，而屁民的对立面是“屎民”。为什么叫“屎民”呢？所谓“屁民”的意思就是没有分量，那屎总是有分量的吧？所以，当那些人说老百姓是“屁民”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谁？其实他们就是“屎民”，那些有分量、有臭气的民。

当这个社会当中有种种“民”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思考，所谓的“民主”，到底是谁做主？是“屁民”做主还是“屎民”做主？是贫民做主还是富民做主？是贱民做主还是贵民做主？这就是个极大的问题。那些富民、贵民就极有可能伪装成“民”来替我们做主，而他一旦替我们做主，制定的游戏规则就对富民和贵民更有利。最后，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我们的钱却又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但是，人家说，这就是民主，这叫“宪政民主”！——美国的老百姓就有这个感受：他们明明知道这个国家不是自己的，但是人家却又非说“国家是属于大家”的，因为四年一次选举，你自己还去投票了。至于说选出来的那个总统是奥巴马还是“奥巴牛”，其实跟自己都没有关系；但是一旦自己投票，那就确认了制度的合法性。最后就相当于是“股市风险莫测，请君谨慎入市”，而当你遵守了他的游戏规则，就等于是开了一个账户，最后即使是把钱赔光了，那人家也会说“这是你自己认可的！”

因此，民主制度下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即使你死掉了都不知道怪谁。如果是专制，那就知道该归罪于慈禧还是乾隆，反正是他们害死的，也就是说，专制是“冤有头，债有主”的，可是民主却是“冤无头，债无主”——它跟市场经济是一个道理。因为那是大家说了算，最后你死了就是活该，而且你也是认可那个游戏规则的。

这就是“民主”这个概念的悖论。它的出发点本来是为人民好的，这一点我再一次予以确认！因为“民主”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一个穷人，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边缘人，他就是卢梭。卢梭来到法国时，他实际上是一个流浪汉，没身份、没地位，又不被主流认可，但是他又有知识、有文化，因此就特希望要平等和民主，他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其主观动机绝对是好的，我不加丝毫质疑。只不过他把“民”想象得太好，不知道富人可能会混进他所谓的“民”里面，打扮成“民”，一样来跟你做主，这样你就死定了！这就是不懂辩证法——辩证法的逻辑就叫“物极必反”。当你以为“民主真好”的时候，它物极必反，有可能变成“真不好”。

跟着而来的就是专制。我们都认为专制不好，独裁不好，对吧？可是按照“物极必反”的逻辑，它也可能好呵！比如毛主席，我们固然认为他好，可是就有人认为他专制独裁。他独裁没有？看来是独裁了。他专制没有？看来是专制了。毛主席也并不避讳这个问题。建国初期有很多民主党派批评共产党专制独裁，毛主席说：“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我们对敌人独裁，对人民民主！”他这个说法是很有底气的。今天如果有人指责总书记独裁，他就会辩解说：“没有呀！你看我哪里独裁了？”这就是没有自信的表现。于是，人家就会接着说：“你这里独裁了、那里也独裁了。”他就会说：“那我赶紧改正。”结果就失去了主张，失去了主见，让出了国家权力。

“独裁”这个词是西方对我们进行批评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汇，我们总是要在西方面前辩白“我们不是独裁的，我们是民主的。”你越是这样辩白，人家就越是抓住你进行指责。如果你说“我就是独裁，你们的民主才不好呢，你们看，民主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样我们就掌握了话语的制高点。如果你先认定民主是好的，独裁是不好的，你就失去了话语的制高点，那就输定了。如果你说“我们就是独裁，是为人民独裁。我们这个独裁者没有私心，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这样做，你们也该这样做！如果你们美国也这样做了，那也就和谐了。”假设我们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在外交场合就拥有主动权了，就拥有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就可以批评他们了。这就叫“软实力”，这就叫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美国人当然不相信了。人，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呢？怎么可能“扬善抑恶”呢？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如何才能为人民服务呀？那就得从小立志为人民服务。像你奥巴马这样的就不行呀。”那他马上就得来取经了。这样就会使得他们非常被动。然后我们就告诉他，民主也有民主的问题，什么“富民、贵民、大民、强民”欺压“贫民、贱民、小民、弱民”，这套逻辑就出来了。他们会辩解说：“我们这是民主还不够完善。”那我们就告诉他：“怎么样才能完善？就是要让这个社会没有富民、贵民、大民、强民，让人人都没有私有财产，财产都公有化，这样就可以有真正的民主。所以，你们美国还是消灭私有制吧！”也就是说，只有消灭私有制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保留私有制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你这样一说，他们就晕了。

不要小看了语言，语言是极其重要的东西，语言背后跟着的是行动。言行一致，东西方都欣赏。如果我们的“为人民服务”做得不好，那我们就承认：“是的，我们的确是有贪官污吏，我们正在改进，正在惩处贪官污吏。但是你们也得改进!”这样就打平手了，甚至还有可能已经占据制高点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论证到底是为人民服务好，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好。这样，人民币就国际化了（笑）。

[ 本帖最後由初中生於 2012-7-7 03:04 AM 編輯 ]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7-7 02:56:54

“哲学王”的逻辑才能解释党的合法性

提问：现在提倡的“军队国家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回答：“军队国家化”这件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跟着“民主”这个概念来的。国家是人民的，应该是人民民主选举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由人民来统治。既然国家是这样的国家，那军队当然应该属于这样的国家。现在军队独立于国家之外，军队属于党，那党是什么呢？党可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呀！党是一个“非民主的存在”呀！在卢梭的想象中，民主必须是直接民主，如果通过政党来表达民意，那么民意就会被政党强奸。因此，政党政治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这个逻辑对普通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既然，检察院属于国家，公安局属于国家，水利部属于国家，农业部属于国家，难道军队可以不属于国家吗？如果军队不属于国家，那不就是意味着国家之外有一个什么机构吗？这样国家不就被某个机构给统治了吗？不就被某个党派给统治了吗？那我们人民还算什么？——整个的这套逻辑就叫做“民主”，就是民主思想在国家机构设置上的表达。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党不会应对。本来就应该说：“国家里面有大民、小民、贵民、贱民之分。我们为什么要军队由党来领导？因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相当于柏拉图设想中的‘哲学王’。只有党来领导军队，才能调节贫与富、贵与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没有一个公正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的、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党派，阶级与阶级之间发生冲突了怎么办？那就没法调节呀。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富人的国家，军队就是为富人服务的军队。”这样一说，党和军队就都变成了超越于党派之争、超越于阶级之争的“为人民服务”的工具，道理也就讲通了。按此逻辑，美国也必须出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拥有军队的党。这就叫“普世价值”。

国务院发言人就没学过这套东西，同时也没有这个自信。因为这套东西一说，那就得罪美国了。当然，他们可能也确实没有学过这个。因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五四运动的根基就是“民主”与“科学”。话语权的制高点在那个时候就让给西方了。所以，“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只能是在中国国内的各个办公大楼上写，而没敢在国际外交场合去讲。实际上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在外交场合讲，这样就把另一套价值观、另一套话语体系带进去了。

在毛主席时代，我们跟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是差一个数量级的，但是用的是这套“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就能赢得朋友遍天下。所谓的“解放全人类”，那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那时我们也真的是无条件地支持人家修铁路、修水电站、派医疗队，这都是干什么呀？就是“为人民服务”呵！它就是没有边界的。这就叫“为人民服务的外交”，我们是有这个外交传统的。当我们医疗队派多了、工程技术人员派多了，那人家就有可能说“你们再给我们派几个领导来行不行？”你看，这世界不就归我们领导了吗？这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为什么现在“军队国家化”的呼声这么高？首先就是因为党已经不再主张为人民服务了，本身已经腐败了，成了“富人党”。既然党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军队就应该归国家领导。如果要让党继续指挥军队，那就只有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还要切实地做到，这样才可以实实在在地继续领导军队，而不需要“军队国家化”。假设你做不到，那么“军队国家化”就阻挡不住。为什么“军队国家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为党丢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不相信党了，因此才要“军队国家化”。

性善论与性恶论：“阶级斗争”和“民主”，都基于“性恶论”

提问：我听到还有这样一种声音：“军队国家化”其实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问题，地方好像有一种独立的意识，就是把中央的权夺了，然后自治。有这个可能吗？

回答：有这个思路呵。从逻辑上讲，民主需要人少，人越少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当13亿人分成130个共和国的时候，民主的可能性就大了，因为每个国家都容易贴近民众了。当13亿人有一个共同国家的时候，就不容易民主，容易脱离民众。所以民主的思想其实意味着小国寡民，或者说“真民主”往往需要小国寡民。

卢梭当年提倡“民主”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日内瓦共和国。其实那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因为卢梭离开日内瓦的时间比较早，青年时期就离开了，因此那里的腐败、黑暗、权钱勾结的事情就都不为他所了解。他实际上是在小时候留下了一个关于日内瓦共和国的美好印象，于是就把这个美好的印象幻想成后来《社会契约论》中的那个版本。所以，卢梭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所知甚浅的一个人，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人是整个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祖宗，因为他能最通俗简单地表达下层民众的感情和主张。

中国国内思想界中有一个人很接近卢梭，他就是清华大学的旷新年。我体会他的心态最接近卢梭，也真的是非常强烈地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立场。黄纪苏曾经写过一个话剧叫《我们走在大路上》，讲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如何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的种种问题，但是结束之处所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我们要一起走，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要死在一起，烂要烂在一起。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中国这艘大船我们还是要一起撑过去!”

也就是说，黄纪苏讲了中国这艘大船的种种分裂，但最后的结论还是“要一起走，要解决问题。”薄熙来的主张就是“还是要一起走！”而旷新年的主张则是：“‘我们’是谁呀？我们不是同一个人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是被压迫、被剥削的，而他们是压迫剥削者，因此我们不是同一个人类，怎么可能一起走呢？”这是非常强烈的底层呼声！

当我们说“要缩小贫富差距、反贪污腐败、中国还有希望、还要确保十八大的顺利召开”的时候，他就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跟他们就不是一回事！”旷新年的这个思想非常强烈地代表了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的直接感受，虽然不见得真的能解决问题，但是表达了一种心愿、表达了一种情绪。他可能就会批评我：“你这种人，往好了说叫‘阶级调和’，总是想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调和；往坏了说就是‘麻痹人民’！”毛泽东旗帜网的很多网友都批评我“改良、投降、麻痹人民。阶级斗争是斗定了，就不可能阶级调和！”——他们是这个逻辑。

立足性善论，才能摆脱轮回

提问：这个是不是“极左”呀？

回答：这不是“极左”，左翼的正宗就是这样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行！你可以按照你“正宗”的来。那你准备干啥？你有什么？今天的现实与井冈山时期相比，革命的可行性确实是要小一点。同时，你还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政权就是从井冈山来的，一方面它对那套路子熟悉得很，另一方面即使你再上井冈山，还会再一次变质，那就是不停地轮回！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希望不要走进那个怪圈里面，确实希望去理解这样一个变了质的共产党，并争取让它再变回来。你会发现这个共产党只不过是变质了而已，而不是说“她本来就是阶级敌人”，不是这样的！她原本就是我们自己人，只不过贪图享受，只不过贪图特权，只不过贪图安逸，逐渐地就走到了对立面去。她是不是还有可能哪一天就调整回来了呢？咱“和平演变”她一把行不行？

提问：如何实现您的这个设想呢?

回答：这其实是要从诸位做起的！因为当初1921年的那57个共产党员，他们要搞革命，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也不是假的，也是真的，只不过“为共产主义奋斗，同时还要克服私心”这一点，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今天诸位想要一个美好社会，估计这种愿望也是真诚的，只不过“这个美好社会同样需要克服私心”这一点，你们的心理准备也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做好了，将来就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能够实现一个比它美好百倍的社会。而且也不见得说一定得是在“未来”，因为只要你放下私心，就会轻松自在，那也就先上了天堂了！逻辑就在这里。这一点跟这个片子中所讲的也就接近了。

提问：这个视频当中提到了“面子”，它跟“尊严”有什么区别？

回答：问得好！尊严有两类：一类是虚假的尊严，一类是真实的尊严。什么叫“真实的尊严”呢？比如革命烈士陈然被关在渣滓洞监狱当中的时候，人家说“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他说“我不爬出来，我宁愿不要你给我的自由！”这是一种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他的内心，别人是拿不走的，也无法诋毁和侮辱。敌人还真的拿他没有办法，因为那种尊严特实在！

还有一种尊严就是“今天穿阿迪，明天穿耐克，后天穿彪马”，但是这种尊严是外在的。问题就在于：内在的尊严是别人看不见的，而外在的尊严则是别人看得见的。其实“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虚荣”！我们很多人都是受虚荣影响的，而且一路上很可能就是被虚荣裹挟着过来的。

人一开始不可能没有虚荣，肯定有虚荣。老师表扬你，你高兴吧？实际上那就是虚荣。人不可能从小就没有虚荣，而且虚荣很可能还是孩子进步很重要的动力。如果说，孩子跑步时想，“无论是跑第一还是第二，不就是个虚荣吗？”这样一想就不跑了！那能行吗？小时候，一定是有虚荣的，因为那个时侯还分不清现象和本质，而且人也需要靠虚荣去推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但是问题在于，难道你永远都不长大吗？难道你总是生活在别人的批评和表扬当中吗？那是不行的。慢慢地，人就要放弃虚荣，去追求世界的本质，追求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意义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转变是特别重要的，但是这个转变不容易完成。

提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得从自身做起，得“灵魂深处闹革命”，得自身先进行革命？

回答：对，把你的面子放下来。这个“面子”不仅是指吃穿住行的面子，比如你一回到家，父母就说“你怎么还穿着T恤衫回来呀？我可是指望你西装回来的！怎么去年是一个人回来，今年还是一个人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吧？如果你能够放下这个面子已经不容易，因为即使你自己放下了，你父母的面子还有可能放不下。这么多年过来，父母一直都觉得你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结果你说“我要自我革命了”，那他们一定是接受不了的，就觉得“此前的投资不是白费了吗？”在这一关上，父母是不容易过得去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想放下，但是别人不让你放下，何况你自己本来也有一点不想放下，于是就觉得“既然别人不让咱放下，那就还是别放下了。”所以，这第一关是不容易过的。

过了这第一关之后，还有其它的“关”呢。比如说，到了学习讨论的时候，同样也会有面子的问题：你的主张被别人认可了，那就很有面子；如果被别人否定了，那就很没面子。这样就把面子观念又带到新集体当中来了！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无私而狭隘，也可以分裂左翼

提问：文革时一直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我们今后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那得以什么为纲？

回答：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的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一个事实。两极分化越来越强烈，官民矛盾越来越强烈，阶级斗争一定是越来越强烈的。富士康的十三连跳、丰田公司的罢工，包括薄熙来的被捕，其实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是，这类阶级斗争是无组织的阶级斗争！——你可以说统治阶级那一方面是有组织的，但是被统治阶级这一方面则是无组织的。

问题在于组织化。一旦有组织就出来问题了，非常麻烦。因为我们之所以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跟我们自身的特点也有关系。大家如果去工地或者工厂里面走一走，就会发现工人阶级并不像马克思说的那么大公无私，那么有组织、有纪律，那么不怕牺牲。作为普通的工人，主要挂念的也还是一家老小，也主要是怎样打工挣钱，如果工头多给他一点钱，他也完全有可能就把工友给卖了。多数人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一旦要团结起来，就会遇到工人私心的干扰。如果我是老板，就可以这样去说：“兄弟，你把这帮工人们团结起来闹罢工，干得真不错。有你这水平，我是想请你当工头的，你干不干？别罢工了，带着他们好好干活，每月多加一千块钱。”这样他很快就会觉得：“是呀，这老板对我也不错呀！咱跟弟兄们说说，一起好好干，钱是慢慢挣的嘛，别总是希望一次就把老板的钱都给弄过来。”这样就把罢工给瓦解了。过去欧美的很多工会都是被这种力量给瓦解的，而且他们还不仅是收买一个人，而是收买一群人。这样你就会发现，团结的过程其实是会遇到私心干扰的。

再进一步说。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可能产生警惕心，这就使得工厂与工厂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组织变得更困难，因为你就不知道来的都是什么人。同时，因为比较狭隘嘛，有了一两次成功，工友们涨了工资之后，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这样就容易骄傲、偏执，把周围的人都看作敌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这个力量就使得工人即使有偶尔、暂时的成功，但是就不容易有大范围、大规模的成功。

实际上一旦要有组织，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思想觉悟的提高问题，就会出现理论的斗争。这批人相信这个理论，那批人相信那个理论，于是工人阶级就被各种理论观点所分裂。泛左翼内部有各种理论观点，实际上是在起着分裂的作用。因为谁也不服气呀，都是自以为是的，都是有一群粉丝的，谁也不承认自己狭隘。但是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因此团结的过程就变得很困难。

当年红军长征队伍内部就有这个问题。一群领导人之间天天吵架，吵得实在不行了，就给对方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甚至有可能把对方给杀了，确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看大家都是好人。观点的分歧最后就导致路线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套东西就来了。今天，右派为什么这么猖獗？因为我们党在成长过程当中留下了很多伤痕。现在右派就出来晒伤痕，而且是很真实的伤痕。年轻人一看：“哎呦，伤痕这么重！原来共产党干了这么多的坏事，还不是对敌人干的，而是对内部同志干的。这个共产党实在是太坏了！”——右派就是这样俘虏了年轻人。

为什么常常出现无私而狭隘的情形？因为性恶论的缘故，特别容易把别人想象成阶级异己分子、叛徒、汉奸、内奸等，反过来也就特别容易坚持自我中心、狭隘偏执。令人生厌的“独裁”，常常是这么出现的。当性善论者掌握领导权时，更容易相信别人，也就更容易放权，更容易海纳百川。因此，基于性恶论认识的“民主”思想，常常通向令人生厌的“独裁”。而基于性善论认识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却反而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慎言“理性”

提问：这个“左”和“右”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我觉得您这样分析是挺理性的。

回答：“理性”这个词可不能轻易使用。什么叫“理性”？赞美别人“理性”，其实是在抬高自己——拥有判断别人“理性”不“理性”的权力，这不是把自己抬到天上去了吗？还有人认为，“没有超阶级的‘理性’”，因为阶级社会一切都是带有阶级性的，理性也同样是带有阶级性的。因此什么叫“理性”？面对汉奸买办卖国贼，你不去动手，这种理性岂不就是顺从和投降？岂不就是改良？岂不就是为虎作伥？瞧，我一下子就给自己带了那么多顶坏帽子！

鲁迅先生当年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他有一个姿态叫做“横站”。什么叫“横站”？本来向前要去进攻敌人，后面却又不断地有人射冷箭。怎么办？他就只好横站。没有办法，直着站就不行，不得不分出很大的精力来对付那些来自内部的明枪暗箭。

提问：如何克服私心？如何克服左派内部的私心？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再多讲就真成“唯心主义”了呵。其实我对心的强调，大概在左翼里面，是没有人可以超过我的。但是我是不是唯心主义？我大概还真的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是个西方概念，本人不是西方思想，也不认为西方思想是对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唯心主义？就是认为世界是从心演化而来的。而我认为世界是由宇宙大爆炸而来的，而不是什么心演化而来的。在这一点上，本人绝对是唯物主义的。我也不认为有脱离肉体的灵魂，也不认为有六道轮回，咋就是唯心主义了？我认为人活的就是一口气，因缘成相，缘散相消，如果我死了，不就是又回归了分子原子了吗？这多唯物主义！

可是我是唯物主义吗？又不是的！这个才叫“道”，“道可道，非常道”嘛。为什么我不是唯物主义呢？因为我不认为世界是由某种不可分解的实体演化而来的，无论是什么原子，还是什么“单子”，我就不认为世界是由某个实体演化而来的，我认为所有的实体都是可分解的，而“所有的实体都是可分解”的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认为这个世界分解下去，最后一定是某种不可分解的实体，什么分子、原子，就总是想去寻找那个不可分解的实体。这是科学的原动力。

那我到底是什么思想？在中国思想看来，心和物，或者说“物质与结构”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脱离结构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的结构。这个地方是循环定义呵。物质是什么？物质是结构。结构是什么？结构是物质。到这个地方就变成这样了。这和佛教《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很像，用我的说法就是“物质即结构，结构即物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相对确定一些，“空”就是指结构，“色”即是指物质。释迦牟尼还真是不容易呵，没有电子显微镜之前，他就已经琢磨出这个东西了。而我们有了电子显微镜、有了量子力学之后，才体会到没有离开结构的物质，没有离开物质的结构。人家是在2500年前就想象到了，这一点确实是伟大。

不过，由于佛说得太玄了，缺乏现代科学的帮助，后来又掺进去了太多婆罗门教的成份，佛教实际上是被糟蹋了！也可以说佛教被“修正主义”了！因为后人急于显示他有神通、有灵异，于是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其实就没有神通、没有灵异，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生有死的、觉悟了的普通人，这才是佛。

但是，为什么佛教能够在印度一时成势？按照《金刚经》里面所讲，12050个善男信女在那里听佛讲经，佛讲完之后，大家又都觉得理解了、信奉了。其实，我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没理解！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听呢？道理也非常简单，恰恰是因为释迦牟尼有一个“相”，这个“相”就是“王子的身份”。他以王子的身份来讲经，然后国王又把自己的孙子，也就是释迦牟尼自己的孩子送到他那里来学佛经，接着又派了五十个王公贵族的孩子跟着释迦牟尼的孩子一起来学佛。正是因为一群王公贵族子弟来学佛经，相当于是开了一个太子班、富二代班，才带来无数人跟着来听他讲经说法，其实不过是冲着他那个王子身份的“相”来的，而不是冲着那个“法”来的。因为佛借助了这股世俗的力量，才能够一时流传。但是，借了是要还的，这就叫“因缘”。于是，佛也就落入了因缘之中！这才叫读到字里行间里去了。

至于说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克服左派内部的私心？这个不容易克服！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的就是分歧不容易克服，所以只好让实践来检验。如果分歧可以克服，争论可以消除，那就不需要实践来检验。实际上，当初这个说法就是冲着内部分歧不容易解决来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就是争论不清楚，华国锋的思想、邓小平的思想、李先念的思想、陈云的思想……实际上是各有各的思想，说不清楚，所以干脆“不争论”，先干了再说。“实践检验真理”就是这个逻辑。我们今天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乌有之乡、红色中国、旗帜网、巍巍昆仑……各有各的想法，你想坐到一起去争论清楚，门儿都没有！

江青是个有缺点的战士

提问：这个片子当中提到了江青，您对江青是什么看法？

回答：我对江青至今还是保持着十二、三年以前的认识，那个时候大概是跟寒春在辩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她对江青意见比较多，而我对江青的评价则是“有缺点的战士”。在这一点上她就有意见，因为她认为江青大概连“有缺点的战士”这个评价也配不上。她当时反复给我列举的例子是江青当年去大寨的故事，大概是1975年“农业学大寨”的时候，江青要在“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批《水浒》。也就是说，“农业学大寨”会议本来是一个生产型的会议，但是她要在那个会议上讲如何批《水浒》、如何批“周公”。寒春认为，江青去大寨时的作风是有一点跋扈的，不是特别平易近人，不是特别谦和，有一大堆随从人员，比较趾高气扬。我说那也是“有缺点的战士”！但是，她的意思就是江青可能会有一些人品问题，我也承认恐怕多少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江青确实是希望执行一个正确路线，在文革的发动和推进当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江青的确很敏感，她对新文化、新思想和旧文化、旧思想的较量确实很敏感。

不过，我现在体会，她的新思想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而不太像是“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更多强调的是“造反有理”，江青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清醒、比较彻底的。而毛泽东思想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另一个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在这两个组成部分当中，江青更偏向于阶级斗争和造反有理，也就是更偏向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她早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偏向于这个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江青确有道理，所以说她是“有缺点的战士”，其实也没有高估她。这样说不是要贬低她呵，因为她也非常不容易！

毛主席1966年想发动文革的时候，就是希望人民群众充分运用手里的权力，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干部腐败了、官僚了，如何解决？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自己批判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不贪不腐，这是最好的。如果能够做到“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就没有阴暗面了，也就不需要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了。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的干部队伍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有了问题之后，你让他自我批判他又不批，迫不得已只好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揭发。在这个过程当中，江青起了一个先锋官的作用。毛主席在党内找来找去，最后发现，能够对维护群众主人翁地位、对于剥削压迫比较敏感的高级领导不多呀！而江青还真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她就出来做先锋，来点这场大火。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认为江青是有缺点的战士。虽然现在我体会到自己的思想跟她是有区别的，但是毕竟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因为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她就是一个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有缺点的战士。

但是，她有没有缺点？看来是有缺点的。因为批评江青的寒春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从美国来到中国的理想主义的坚定奉行者。她在时代的现场，而我不在现场。我认为寒春的批评绝对不是阶级敌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今天，左派的一些同志说批评江青是不行的，而我认为江青恐怕是有缺点的。我后来也看过一些回忆录和材料，发现江青虽然批“特权”，但是她自己也是有特权的。比如她去八达岭长城，如果是乘一辆红旗轿车过去，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已经算是特权了；如果是一个红旗轿车车队去，那个特权就更大了；而江青则是调了一辆专列，从清华园到八达岭，专列上面放上了一匹她喜欢骑的马，因为她要到八达岭去骑马！——所以她也是在享受特权的。这件事是她的秘书杨银禄卫士长回忆录当中的一段，我估计不是造假，有可能就是真的，因为如果寒春对江青的批评是真的，那么这个秘书卫士长的回忆就也有可能是真的。今天，很多左派不认这个帐，在他们看来，一旦是“自己人”，那就怎么着都行！而我认为即使是自己人，那也不行，自己人的问题也要批评！

刚才片子中对江青的批评，不是从我刚才的角度进行的批评，而是批评江青思想中的西方成分。“为人民服务”是一个东方思想，而西方思想会怎么想？“我不要你给我服务，咱们谁都别为人民服务，都为自己服务，这个就叫‘民主’。如果是为人民服务，那服务着服务着不就有可能变成‘专制’了吗？为了防止专制的出现，就不允许你为人民服务。”

西方思想如果追到核心之处，不但认为自私是正当的、是自然而然的，而且认为自私是好的！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在我看来，自私固然是人动物性的一面，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把自私“正当化”，这个我就不能赞成了！但是，如果按照民主的理念，就需要把自私“正当化”。如果不把自私“正当化”，就意味着如果有人不自私，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而这个就会被认为是“不民主”——这是右派很核心的观点。我印象中，1998年的《读书》杂志刊登了刘军宁的一篇文章，标题大概就叫做《反对高调理想主义》。

提问：那我们该怎么样从理论上去批判他们这种思想呢？

回答：先不要着急，因为这个问题很深，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先不要急着去要解决办法，先把过程梳理清楚，答案自然就有了。这个就叫做“因果关系”。如果你想直接就要那个“果”，但是又不把“因”梳理清楚，“果”也出不来!

为什么文斗常常通向武斗？

提问：当下的斗争环境中，我们如何去展开“文斗”而不是“武斗”呢？

回答：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只要一开展文斗，下一步一般就是武斗。乌有之乡创办多年来，总有一些网友形成一种冲动：文斗不过瘾，就得武斗！比如，你批某人是“汉奸卖国贼”，可是他还在那里很活跃，还在祸害国家社会，你就恨不得去揍他一顿。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转基因这件事，真的就有可能是祸国殃民、断子绝孙，危害中华民族全体子孙安全，可是这件事情就在他们的推进当中。如果你只是文斗、只是反对、只是批判，那个政策也改变不了，那些转基因的水稻、玉米、小麦还依然在继续推广当中。于是，有些人就恨不得把农业部给砸掉！尽管砸了也不见得有用！

提问：我们可以去唤醒呀，告诉大家转基因的危害。

回答：这就说明你还没有参与其中太深，如果参与其中很深，无力感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就会想“干脆豁出去武斗算了！”也就是说当文斗较浅时，你是不想武斗的；但是当文斗较深的时候，就特想武斗。比如说，昆明的顾秀林，她在揭露转基因的阴谋方面是非常出色的，把其中的逻辑说得非常清楚，使我这个外行一看都觉得很清楚明白。她说，转基因的要害在于什么？在于研发转基因产品的基因理论是错误的！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基因理论在做转基因的实验。

我们知道，即使理论正确，结果还有可能是错误的；而如果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那结果就一定是错误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因理论的错误有两个要害：第一个就是，“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两者是一对一的关系”，这是错误的。第二个就是，“基因转变为性状，性状是蛋白质，基因是DNA，而性状的决定一定是单向决定，就是DNA→RNA→蛋白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生物性状是单向决定的。而此后的基因理论则发现，还有另一种反向变化，就是"蛋白质→RNA→DNA"。

既然这个理论认为，由于生物性状是是单向决定的，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摘掉一个基因还是加进去一个基因，都不会产生复杂的不可预见的影响，因此转基因产品就是安全的。

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基因理论是这样的：第一，多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一个基因决定多个性状，是多对多的关系。因此只要动了一个基因，就不知道动了多少性状，那意味着改变了排列组合，最后就不知道会出来什么东西。如果是一对一，那就知道会出来什么东西；如果是一对多，多对多，那就乱了。第二，还涉及到一个逆向转录的问题。什么叫“逆向转录”？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转基因大米，里面有BT病毒基因，这个病毒基因按照正向复制的理论，就意味着吃进去的是蛋白质，不会影响人体的DNA；如果会逆向转录的话，那么吃进去的BT病毒就有可能逆向转录到我们的人体基因当中去。这个危险就大了！

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基因理论，实际上压根就不应该做转基因的实验！可是你要知道，技术往往落后于理论一步。我们现在的技术常常是根据以前的理论来做的。现在，孟山都公司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基因理论，已经在转基因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既然他们弄出来了产品，那么就一定想卖出去，要不然几百亿的投资就泡汤了，所以就千方百计去隐瞒真相。

顾秀林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转基因实验室里出来的实验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六条腿的猪、三只眼睛的蛤蟆之类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转基因实验产品就是符合“多对多理论”的，你不知道变动一个基因之后，有多少性状会被改变！因此绝大多数实验产品都是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东西，而转基因棉花则是那比较少的、暂时成功的案例之一。——当然，转基因棉花现在也已经出来问题了，比如说它开始时看上去是抗虫害的，但是现在也不抗虫害了，而且还出现了其它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转基因产品实际上就是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实验和实验结果。

你们看，转基因的理论我在这里几句话就说清楚了。但是，就是这么清楚的道理，我这样一个外行几分钟就能把它说清楚，那些内行居然就几年的时间都说不清楚。于是，顾秀林就生气了，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道理说得清，利益说不清》，因为牵涉到利益了，所以就说不清，说不清就只好“打得清”！这就是武斗的来源！因为有人就是不跟你讲道理！

假设我们大家都不牵涉到利益，都是探讨真理的，都是与人为善的，文斗足矣！不过一旦牵涉到利益、牵涉到利益集团，文斗就不够了，武斗的念头就常常要冒出来。所以，我们首先要深切地理解武斗的愿望，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的、被残害、被剥削压迫位置上的人们的武斗愿望，我们更要深切地予以理解，不能轻易否定。为什么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不就是武斗吗？如果你否定武斗的话，要不要否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呀？逻辑就是这样的。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也是通向武斗的。因为有人主张要宽容，他就在去世前的一篇类似于遗嘱的文章中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反对报复的，万勿和他接近。”还说对于那些敌人，他“一个都不宽恕！”不宽恕咋办？那可不就得武斗呢！这是第一条，要理解武斗。

第二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可以不通向武斗。这是毛主席第二部分的话，其实就是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这就意味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有大前提的，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在人民内部”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是，这就出来了一个问题，谁是“在人民内部”？一旦把你界定为敌人，那逻辑上就要通向武斗。毛主席还有一段话，是更宽容的，那是1957年的讲话，大致意思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是出来了一部分右派，这些右派实际上是反共产党的，是代表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的，这部分人其实不属于人民内部。但是因为人民政党掌握政权，因此对于这些本来属于阶级敌人的人，也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就叫“右派”，意思就是人民内部“右边的人”。

当人们说“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你得知道“右派”本来是个“缩小化”的概念，因为它是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所以，虽然把他们定性为“右派”，但是依然给他们发工资，而且工资还比普通人高得多，右派都是带着高工资下去劳动的。如果真的是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那直接把他们灭了不就完了吗？所以，“反右”的确有扩大化，这是真实的；但与此同时，“右派”这个定义，它本身是个“缩小化”，可是这一点却被人们忘记了。

所以，我现在跟很多朋友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即使今天这个政权“右”到这个地步了，里面汉奸卖国贼很多，我仍然愿意退一步，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愿意假设他们是好的，愿意跟他们去辩论。但是，我这种态度就会被一些人称作“农夫的态度”，就是《农夫与蛇》里面那个农夫的态度，意思就是不够坚决、武斗的成分不够强，甚至还有人会说我是乌有之乡里面的右派。

劳动、实践是智慧之源

提问：能不能讲一讲您的心路历程呢？或者说您是如何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的呢？

回答：为什么叫“心路历程”？就是心走过的路。我这个心路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有幸生活在毛主席时代，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确实要感谢那个时代。它从头就教你“为人民服务”，讲的也全都是英雄故事，都是如何牺牲奉献的故事，不是小兵张嘎，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每天说的都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随时准备牺牲，上来就让你宣誓。有人说这个是“假大空”，但是对于我而言，是真的有用！因为我觉得那个说得不错，是真的呀，于是就相信进去了，此后就越体会越深刻，发现那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

对于诸位而言，我估计肯定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毛主席当年不简单是那样教导，而且也确实是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穿了一双锃光瓦亮的皮鞋来上学了，结果我们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就是鄙视他，觉得这个不是艰苦朴素。当然我们那是另一种比较呵，就是看谁穿得烂。这倒也是一种名利心，不过那毕竟是“比艰苦朴素”的名利心，而不是“比珠光宝气”的名利心——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他穿那双皮鞋，以后他那双皮鞋就不知道什么场合穿了。

那时我们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的。上来就是“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那一定要“补丁摞补丁”才叫艰苦朴素的。所以，那时候虽然一年只有几张布票，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艰苦朴素的话，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布票。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完全逆转了！那时候其实是有很多这种小故事的。你可以说这些也是“名相”，也是比较，虽然是比较谁更朴素，但也是竞争心呀！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是那是把你引导到向朴素方面去比较，这就是好事，这就是正道！

还有就是比谁更能劳动。那个时侯劳动的环境是真好：没有自来水，那就得一担一担地挑水吧？我们现在一打开水龙头，那就没有劳动了。我们现在一开煤气，火苗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对不起，劈柴去吧，点炉子去吧，这个也是免不了的。自己家里要劈柴，那旁边老太太家里要不要劈柴？做好人好事有很多内容的，仅仅那些老人家里的柴你都劈不过来，因为她劈不动呵，只能是你去劈呀。你这一劈柴，她就很感谢你，一会儿给你一块糖，一会儿给你一块豆腐干，就是拿出自己最好吃的东西给你。这样你就觉得为人民服务真幸福呵！其实那个感觉更准确地讲应该叫“欢乐”。也不是你非要有那个糖吃才为人民服务的，只不过是有糖吃不是也很好吗？所以，为人民服务就会使得自己很高兴。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使得自己的本领越来越强，肌肉越来越发达，于是自信也就出来了。自信是这样来的，是干出来的，是劳动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当你发现自己饿不死的时候，自然就有了自信！如果啥活都能干，怎么着都饿不死，就不怕别人怎么吓唬你，因为你知道自己根本饿不死。这一点确实很重要。

当然，那时候我们家里头还有一些地，得种一些丝瓜、南瓜什么的，种着种着就“种”出感情来了，见了那丝瓜、南瓜就不忍心摘，因为你每天都看着它长大，怎么好意思去摘它呢？就是不忍心呵！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不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吗？

我还养过一只猫，没养好，死掉了。怎么办呀？肯定是不能吃猫肉的，于是就把它埋掉，建一个坟、立一块碑。其实就是在跟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去形成自己人民的感情、立场、心性，这些逐渐就形成习惯了。

我们今天的好处就是：诸位一开始就可以听到“心法”，但是“养成”的部分是欠缺的，诸位缺乏的就是“养成”。劳动的习惯、朴素的习惯、帮助别人的习惯，这些实际上不是说要通过讲道理才能形成的，不是说你因为认识到“为人民服务就是快乐，就是幸福”的道理，然后才去为人民服务的，其实自然而然地去做才是最好的。我讲心路的时候，其实跟佛教讲的就不一样，因为我讲了大量的劳动、实践对于心性的培养。

立志、积累是正道

提问：中国的儒释道思想读来总是感觉在压制人内心的斗争性，让人安分守己，陷入个人修行之中，而马列主义则让人感到更强的斗争性。

回答：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说不能简单地反对武斗，要理解武斗，而且得是深深地理解。武斗是比较直接地去改变世界，而文斗则比较间接，而且很容易走到“自我修养”、“不闻窗外事”这个路子上去。所以，年轻人想干嘛就干嘛，别那么受拘束，按照你认为正确的去做就行。

第二，所谓“读书、修养，这样走下去好像就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可是，你们看我好像是一直在“闻”窗外事吧？我一直是希望诸位做一件事情，就是立志。1919年的毛主席即使再冲动，再有斗志，他也改变不了1919年的社会，而只能改变1949年的社会。即使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真的是“天塌下来了”，但是你就是顶不起来，如果硬要去顶，那可能就被压趴下了。不是我们不想顶，不是我们不关心天塌下来的问题，我们也想顶，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是个“肉肩”，还不是个“铁肩”！

你同时还会发现，无数人根本不关心社会现状，只要没有更多的人觉醒，即使你内心再着急，即使你喊破天，那也没有用。所以，不仅要自己立志，同时还要帮助唤醒更多的人，这个就叫做“关心时事”。也就是说，自己明白了还不够，还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思考我们的贪污腐败、两极分化、路线变质、南海东海等问题。然后，人们就会去想为什么会有南海东海问题呀？这样就会一步一步地往深处走，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唤醒。人多了才能形成大的力量，一个人再着急，能起多大作用？所以，不是说我们自己觉醒了之后就去成佛成道，而是要去唤醒更多的人，这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工作可做的。

第三，听再多的课其实是没有用的，看再多的书也是没有用的。这里我愿意用一个禅宗的说法：你寻找泉水，可是当你到了泉水边上的时候，只是赞美泉水，但是就是不喝，那泉水对于你有用吗？大家不要再赞美泉水了！不要再去比较这条泉水跟那条泉水有什么区别了！就去喝吧，就去干吧，就去实践吧，就去行动吧，就去立志吧！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发言机会。后会有期。

[ 本帖最後由初中生於 2012-7-7 03:42 AM 編輯 ]

初中生 · 發表於 2012-8-4 22:31:02

王力谈文物、康生

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 Page1271-1276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

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得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

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

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在“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件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是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所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举的例子是康生把从他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这个人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曾收入《西清砚谱》，砚台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但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

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题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儿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还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

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

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

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

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fiend · 發表於 2012-8-9 08:22:43

上那能看全这套图片和视频。

研究京氏 · 發表於 2012-8-9 09:07:39

苏F，江苏南通，这是王子造纸事件吧？

fiend · 發表於 2012-8-9 10:50:04

原帖由 研究京氏 於 2012-8-9 09:07 AM 發表。
苏F，江苏南通，这是王子造纸事件吧？

是的，基本都被维稳的和谐了。网上只看到了几张……。为了中国叶利钦们的权力财富安全。

[ 本帖最後由 fiend 於 2012-8-9 10:51 AM 編輯 ]

研究京氏 · 發表於 2012-8-9 11:47:56

有些图片还保留在一些人的qq空间里，上午在同事的手机qq上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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