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初中生

原帖由 ming123 於 2012-10-31 12:21 AM 發表。
现在的贫下中农一说到贪官权贵之类就是咬牙切齿的恨哦。再次文革的基础看来是有了。

看得见的敌人就已经不可怕了，那些看不见的敌人才是真正危险的敌人。同志们，要警惕呀，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多呀，唉......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2-10-30 08:43 PM 發表。

呵呵，奶奶的，你丫就一好事之徒，但凡一有大戏开锣，跑得比谁都快！同志们，还想看戏不？有没有人发表一下“观后感”或者“影评”、“& ...

我还以为我是政委眼里的标兵呢！一直响应号召搞了些原创的嘛！
领导要多鼓励！主要是政治的东西不太懂，加之胆子小，所以潜水多点！

毛主席的年代有两句话大家要牢记：
1.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缴枪不杀！

其实历史上总有妄想不把枪交出来的人，试图用小恩小惠糊弄老百姓来当挡箭牌！小恩小惠这套几千年都管用，不稀奇！但也算不上什么绝招，时间也是会说话的！而且有时候这个时间并不长，二三十年就足够！

高浩云

历史车轮滚滚，老百姓心里也有一本帐。共产党这样腐败下去，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初中生

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指示

1975年10月─1976年1月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第4号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初中生

贫瘠的土地与伟大的革命——献给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

洛崇

2004年9月

一

纸醉金迷的“小康年代”附和着夜夜笙歌，承前启后的“领路人”挥着萨满法师的魔术棒驱赶贫穷，消费部落的纵欲仪式在中国的海岸线上扭动，一切“告别革命”的道德判决似乎要把漫长的黑夜涂抹成一片曙色，然而，所有活在惨淡现实中的人们终于发现自己仍然躺在贫瘠的土地上。

贫瘠也许无望，因为吞噬民脂民膏的“一小撮”似乎胜券在握。贫瘠也许无助，因为财富与权力的绝大数已经结成了神圣同盟。然而有一个事实却让全世界的反动派心有余悸：在陕北最贫瘠的土地上，朴实的、坚毅的、扎着白头巾的农民和执著的革命者一起，用熊熊的烈火焚毁了有着八百万军队的、帝国主义全力扶持的、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

贫瘠打败了暴政，新中国埋葬了旧中国，新的时间开始，旧的岁月终止。高亢的陕北调子与刺耳的战斗号角占领了艺术殿堂，阳春白雪古典神韵成了几曲亡国后庭花。沉默的底层一下子变得伶牙俐齿，翻身的喜悦与分田分地的冲动溢于言表。普通劳动者自己养活了自己，大量的援助接济给更为贫苦的亚非拉兄弟。另一个世界，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

——“穷则思变”，朴素的辩证法至今仍让统治者如坐针毡。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新中国的逻辑迄今仍令一厢情愿的大资小资们愤愤不已。

贫瘠的土地酝酿伟大的革命，新中国不可阻挡地向我们走来。

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切政治制度最终都要落实到分配制度，而分配制度造就了阶级格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在这样的格局里，“蛋糕”做得再大也满足不了金字塔尖一小撮人的无穷贪欲，于是才有阶级斗争，并且你死我活。古老的旧中国正如同其他地区的压迫性社会一样，执行着吃人的法则。在统治者看来，稳定永远是压倒一切的，而他们也确实实行着法治。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书·吕刑》）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

——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鲁语上》）

考据派的徒子徒孙总愿意把古代社会描绘成“田园风光”，但是作为改良者的孔孟一派的空头支票从来没有兑现过：“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说空话的理想家们到处碰壁，最终在书斋里成就了他们的“万世师表”。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他们的鬼话牢笼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大同”的画皮下是他们“调和”的嘴脸。

《论语》载齐景公问政于孔丘，其对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学》称这样的理想国“止于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对其作出注解：“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些道德在不触动分配制度的前提下，自然是一副和和气气的画面。反之，宣扬“阶级仇恨”则为先圣先哲所诟病：

——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

——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嫉也；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荀子·王制》）

相反，倒是一些“当局者”能说出一些真话。较早些的齐相晏婴描述过齐国人的生活状况：“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两千多年过去后，孔孟朱程的王道乐土还在招摇撞骗，人民的生存条件愈加窘迫，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清·湖南巡抚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当统治者营造乐园的时候，他挥霍尽土地的一切产出，只给人民留下了贫瘠的土地。

于是反抗开始了，新中国在燎原星火中起航。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述：“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三

历代人民起义的矛头都指向了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与阶级格局，这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基本诉求。直至1840年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人民背负起更为沉重的枷锁，他们受着资本主义列强与本国统治者的双重盘剥，阶级斗争的局面空前尖锐起来。民族独立的诉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路该怎么走，中华民族付出了惨痛的学费。

毛泽东作过这样的回顾：“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在打“中华民族”这张牌，从“自强运动”到“伟大复兴”，统治阶级似乎都很关心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豪奢糜烂的统治集团并不希望嘴边的美味与西方列强共享，至于“利益均沾”更是别谈，所以他们总觉得洋人是“夷”，按照老祖宗的说法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可是几场败仗把他们的自信心一扫而光，于是就转换成另一种说法，也即所谓“抚夷”，把失败的责任都归咎于老百姓“不懂国际规则”，所以他们必须“屈民以从夷”，而总体方针是在“民”和“夷”之间居中调停，“总期民夷两安，怨讟悉泯，以安民情而消夷衅”（《道光夷务》），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使整个当局沦为列强屠戮中国人民的得力工具。于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再地应验在这些时代的弄潮儿身上——“韬光养晦”的说词成了最后的遮羞布！从引进炮舰到学习制度，他们一切聊以自慰的丰功伟业全面破产了。为了维护可耻的虚荣，他们祈祷和平，等来的却是更大的浩劫。

统治阶级自绝于中华民族，卑劣无耻的卖国行径早已把他们推向列强的怀抱。对于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言，更为纯粹的中华民族正在形成，无产阶级民族是对其最恰的描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真正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来源于阶级的觉醒，超越阶级格局的“民族自尊”只是空话而已。对此具有解释力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人民逐步掌握她则要等到十月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式革命党人企图运用本土思想资源，可是其三民主义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逐渐认识到所谓“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是由阶级格局决定的，欲求民族之彻底解放，必须诉诸国际范围内的全面阶级斗争！——孙先生晚年痛定思痛：“余至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 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可见，要实现民族独立，旧军阀靠不住，资本家靠不住，列强更靠不住，唯一可靠的是发动挣扎在贫瘠土地上的人民共同奋斗。

毛泽东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偶然中孕育着必然，世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阶级格局把落后民族不断地边缘化，其民族内部的败类则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所豢养的走狗享受丰厚的奖赏，他们已为不断无产阶级化的民族所不齿。在中国，一切自诩“精英”的帝国主义走狗是不配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这就是答案！中国人民流血百年所得到的答案！资本主义不灭亡，这个答案永远有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历史舞台的揭幕词，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武装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利器一旦掌握在人民手里，新中国才开始真正书写本民族谋求独立的历史篇章，而在此之前的一切努力，只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四

新中国，“新”在哪里呢？归根到底要彻底打破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与阶级格局，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其于国际国内皆应如此，否则革命就是不彻底的。新中国的蓝本在哪里？一句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法？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主线，同时也贯彻于新中国的每一步艰辛的探索。

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广袤的土地依然贫瘠，一穷二白的现状让人感受到新中国诞生的阵痛。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资源贫困的情况下，饭可以匀着吃，房可以挤着住，只要相信群众，总能想出办法。平均分配的方案大致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因为当年革命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也是一个粗略的平均方案。在这个分配制度里首先考虑的是公平，把平等放在第一位是革命的价值观。从“均贫富，等贵贱”到《天朝田亩制度》可以验证，这是被压迫者最基本诉求。脱离这一点谈革命、谈社会主义，任何统治者都能欣然接受，因为新瓶装旧酒的“咸与维新”从来不需要改变分配制度，更遑论阶级格局，只需要换一批人就可以了。没有平等，实现不了民众的大联合，也激发不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革命斗志，这是毛泽东始终坚信的。然而蜕变者诬蔑这是“平均主义”，因为最需要拉开差距正是这批人。

毛泽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蜕变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纸面上的争论冠冕堂皇，背后隐藏着实实在在的阶级利益——“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 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在新中国的道路上，蜕变者没有一刻不在攻击毛泽东。从“反对平均主义”的一系列潜台词里透露着他们对于新社会贫乏的想象力。他们逻辑如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大多数。”——这几点判断背后的隐语是：“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是穷与富，富是好的，穷是不好的，一部分人富是正常的，大多数人不富也是正常的，一部分人富对于社会有强大的激励作用。”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征服了所有的蜕变者，也把新中国拉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手里的资源足以让他们成为“先富”的一部分，并荫及子孙，至于没富起来的那部分只有靠“哄”和“骗”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坦克与机枪。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没有停止革命，正如他当年在贫瘠的土地上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安门城楼上他又挥动巨臂，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历史会有曲折，但是新中国的轮廓在他指点下越来越清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社会主义是劳动者革命斗争的果实，它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人民用汗水和血水将它灌溉。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无限的开放性，那种使之僵化为“以党治国”的企图是徒劳的。共产党人只有依靠正确的革命路线才能引导人民，绝不是其他任何“天命所归，唯此为大”的骗人把戏。

毛泽东预感到政治骗子的卑劣行径，一切权术与阴谋背后还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

——“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 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毛泽东《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6年12月26日）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毛泽东《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6年12月26日）

毛泽东的所忧所虑，指明了新中国道路上的一切磨难和艰险，离开阶级斗争谈社会主义，只会沦为政客手里的增量经济，以及一大堆用人民血汗换来的繁荣泡沫。新中国岌岌可危！

五

新中国不惧怕贫瘠，炫富欺贫是可耻的。

新中国不回避革命，革命是不朽的。

新中国是贫瘠大地的儿子，

新中国是革命血污的宁馨儿。

贫瘠让我们时刻铭记根在何方，

革命为我们指引新中国的方向。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1-1 05:04 AM 編輯 ]

初中生

狱中八条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共产党员、后来成为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同志是“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在监狱中关押的都是坚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他们预计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初中生

<P align=left><B><FONT size=5>毛泽东、鲁迅与现代中国</FONT></B></P>
<P align=left><FONT size=4>孔庆东</FONT> </P>
<P align=left><FONT size=4>时间：2011年12月25日</FONT> </P>
<P align=left><FONT size=4>地点：上海百艺人才公寓酒店</FON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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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P><FONT size=5><STRONG>长在红旗下的外国人</STRONG></FONT></P>
<P align=center><EMBED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ign=middle width=960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5MTM3MTI4/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quality="high"></P></EMBED>

初中生

温总理和周总理，到底谁说错了？——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5周年

时代尖兵

温总理：2008年9月27日，在200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选择了改 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见新华网）

温家宝的这些话被记者段羡菊发挥为：“解放农民：‘大包干’释放农村生产力”、“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但中国的农业并没有走出百弊丛生的沼泽。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见《半月谈》，2008年10月15日）

周总理： 1975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代表当时的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1975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1980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据记载，因为周恩来总理当时身患重病，第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是由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抱病向人大全体会议做此报告，报告经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3-1-15 01:55 PM 編輯 ]

初中生

将这条“老的新路”进行到底！

田义

我们迎来了2013年的元旦，人类并没有在“2012的世界末日”里消亡，太阳已经照常升起。

所谓的“末日”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影视家们借以炒作赚钱的噱头。2012年世界没有终结，人类历史还在继续。

关于“终结”，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顾问福山曾自豪地向世界宣告：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构成“历史的终结”。

福山此论发出之前，我们看到的的确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被一步步蚕食。冷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一超独霸，一面继续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一面开始全球范围的全面军事扩张。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得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广大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不断加剧。

2008年爆发的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到今天并没能得到缓解，而是逐步演化为各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在铁的事实面前，福山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历史没有终结”。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正在不可避免地加剧，这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没落的。然而，资产阶级不会自己灭亡。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纷纷在谋划通过削减福利缓解经济困境——分明是贫富分化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他们的政府却顽固地维护着本国资产阶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通过削减底层福利缓解财政赤字，一方面却又对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减税政策。

但是，欧美民众反对政府削减福利、削减工作岗位政策的斗争仍在持续，此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是美国底层民众开始觉醒的标志。在拉美，委内瑞拉等国已率先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摆脱美国经济殖民的左转浪潮；在俄罗斯，作为抗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力量正在崛起；在印度，毛主义的游击队开始控制着越来越多的村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自古以来，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过。

马克思在总结了前人斗争的经验之后，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而，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为劳苦大众的反抗斗争指明了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列宁于1917年亲自领导并发动的“十月革命”，首先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建立起了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然而，革命的道路必然不会一帆风顺，资产阶级也会做垂死的挣扎。一方面，新社会“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另一方面，因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爆发，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是垂死的却依然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倾轧。外部的大资产阶级依旧会在新生政权里寻找他们的代言人，于是，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新生政权内部滋生。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同毛主席谈到：“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主席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的27年间，毛主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探索，并在晚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群众大民主的实践。

这的确是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社会主义革命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民主后，另一项必须要进行的任务，就是要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并以此保障无产阶级专政的实施。

然而，这条新路同样不平坦。一方面，党内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言人不会坐以待毙；另一方面，群众自身的成长还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坏和群众自身的不成熟使得这条新路充满曲折，并最终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戛然而止。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探索，依然为无产阶级实践政治民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75年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人民群众真正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教育路线、医疗路线、工厂农村的基层组织形式都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普通工人、农民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权，四届人大的一线工农所占比例超过50%。随着毛主席的逝世和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这条新路也不断被妖魔化，那些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冒牌的毛泽东主义者斥之为“老路”。然而，只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都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是人民群众真正实践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之后的改革开放受新自由主义和西化派的误导，到今天已经陷入艰难的困境，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滋生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工农群众原本已经获得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基本丧失，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无限制的开放使得中国的多个产业被外资控制，靠血汗工厂拼凑的廉价的中国制造给中国带来的只是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无用的美国债券，中国随时可能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转嫁地……

2012年3月的一场倒春寒让很多人陷入失望与彷徨，但十八大却没有如国内外的反动派所愿，毛泽东思想依然在党章里保留。2012岁末，新任总书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毛主席为我们探索的实践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老的新路”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此时此刻重提“窑洞对”令人欣慰。要想平稳解决今天中国的危机，只能是走共同富裕道路，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这也是符合中国人民意愿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唯一选择。“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任何个人、任何集团只要是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利益，就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

走出“末日”的阴霾，迎来2013的曙光，让我们重温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的那句台词：“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全世界无产者争取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斗争还在继续，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消灭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制度，将这条“老的新路”进行到底！

最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为了公平正义，为了实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共创辉煌！

新年快乐！

初中生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

白阳

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汉奸卖国贼，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

三十四年前，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年学习这些以反对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为主题的重要谈话时，虽然自己崇拜毛主席，但我对他老人家“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天才论断并不理解，许多善良的人们都难以理解。

三十四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我们大家终于理解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汗养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而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主体就在中国共产党内！

以修正主义者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官僚资产阶级，一派是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实行资本主义，他们依然需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招牌，而买办资产阶级则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实行卖国主义，他们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他们要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彻底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普世价值派”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汉奸卖国贼，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

如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信仰者与走资派之间的斗争本质上尚且属于党内路线斗争范畴的话，那么，我们与“普世价值派”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绝不仅仅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而是捍卫国家主权，还是出卖国家主权的生死决战；是捍卫中华民族，还是毁灭中华民族的生死决战；是捍卫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还是颠覆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决战。

多年以来，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汉奸卖国贼，以“亲民爱民”的高超演技欺骗了无数勤劳、善良的劳苦大众和中华儿女，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我们且不说，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利用外资”已经变质为“外资利用”，相当多的战略产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导致中国失去经济主权！

我们也不说，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与狼共舞”已经变质为“引狼入室”，相当多的中国品牌被贱卖，导致民族产业和自主创新遭遇灭顶之灾！

我们还不说，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振兴中华”已经变质为“拯救美国”，相当多的中国财富必将血本无归，导致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实际上的经济殖民地！

我们更不说，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惠民富民”已经变质为“坑民害民”，相当多的劳动成果被他们劫为己有，导致中国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送不起终！

我们只说两件大事：一是转基因问题，二是金融改革问题。

先说汉奸卖国贼与“转基因”问题。“普世价值派”的代表人物说：“转基因是个好东西。”他们以行政命令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转基因主粮种植，又是强迫老百姓种，又是强迫老百姓吃，但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却下达了一条死命令：在招待外宾的宴会上绝不能出现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

“转基因”是什么？肯定是高科技。转基因农作物种子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美国政府对转基因粮食商业化是严格限制的，如果发明“普世价值”的美国政府命令美国民众吃转基因主粮，美国人民必定要上街游行示威，造反抗议，非把他们的政府推翻不可！因为转基因主粮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尚有诸多致命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的致命的科学技术问题，目前只能用来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根据已有的研究和实验，有生物科学家认为，人类如果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极有可能导致生育能力急剧退化和下降，必将有“断子绝孙”的危险。因此，在转基因主粮的致命不确定因素没有彻底排除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严格限制其种植和食用的。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只有“以人为本”的中国政府公开要求中国人民种植和食用转基因主粮。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转基因”的确是美帝国主义用来消灭中华民族的“高科技”！为了美帝国主义自身可持续高消费以及统治全球的战略利益，他们不仅要彻底毁灭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在人种上彻底削弱乃至消灭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转基因”便是达到他们罪恶目的的最佳武器之一！

张宏良说得好：“对于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买办集团来讲，如今把中国变成全世界转基因主粮的试验基地，把13亿中国人民变成转基因主粮实验的小白鼠，远远比当初英国资本集团向中国贩运鸦片具有更大利益。当初英国资本集团为了贩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就不惜发动鸦片战争，今天为了推广转基因主粮灭绝中国人民，摘掉几个官员的乌纱帽简直就算不了什么。转基因主粮这个恐怖计划背后有着极其巨大的利益链条：转基因主粮背后是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生物领域附庸的汉奸资本，美国生物资本和附庸的汉奸资本背后又是私募基金等巨大金融资本，生物资本和金融资本背后又是巨大的买办集团，买办集团背后又是巨大的家族势力，家族背后又是掌控中国行政、金融和媒体三大资源的整个普世价值派，普世价值派背后又是以美英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而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目的则是为人类摆脱资源危机灭绝中国这13亿‘垃圾人口’，美国精英集团一直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要担负起这个上帝赋予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神圣使命。”

最近，在武汉召开的推广转基因研讨会上，某些被美帝国主义所收买的“转基因专家”公然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政治口号：不食用转基因就是对抗温总理，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

再看汉奸卖国贼控制的“金融改革”。

众所周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改革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而完全由“普世价值派”所主导的中国金融改革的真相如何呢？这里仅仅以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为例。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30亿美元成为中国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现在这些股权按市场价格计算已经上升到190亿美元，从账面价值来看，增加了160亿美元：另外按照当初的协议，美国银行还可以选择将在建行持有的8.5%的股权上升为19.9%，这个选择兑现后可折合约160亿美元。两者相加，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获利共约为320亿美元。——大家应该知道，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给美国整个金融行业带来的损失才是400亿美元，而仅仅一家美国银行投资中国建设银行的盈利，就几乎可以抵消整个美国金融行业次级贷的损失。可是，美国银行的这个钱是从谁人身上挣来的呢？不言而喻，是勤劳、善良、智慧的中国人民。难怪人们感叹：中国人民多么的伟大呀，不仅以前能出大钱救东南亚，现在还能出大钱救美国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金融改革中这般明显空手套白狼的“好买卖”，战略投资人里却没有真正的国家主人——中国人民，一个也没有！难道中国的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慈禧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吗？中国几家银行的改制过程，与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开放大同小异，以美帝国主义为主体的外国金融资本家至少从中国的外汇储备中，赚走了千亿美元以上。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毛泽东时代几十年奠定的家底，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积攒下的外汇储备，通过“普世价值派”亲自领导的所谓“金融改革”，几乎要被美帝国主义洗劫一空！

关于银行被外资控股的严重危害性，我这个外行只想说一句：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心，金融是国家经济运行的核心，控制了一个国家的银行，就等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和神经中枢。正因为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巨大影响，所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政府无一不对外资入股其银行业实行最严格的限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普世价值派”那样“必须有外资入股”并且以公开抢劫、掠夺本国人民为代价，千方百计让外资控股本国银行，这种金融改革难道不是最典型的卖国吗？面对“普世价值派”主导的中国金融改革已经或正在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一位有良知的学者泣血疾呼：打倒金融卖国贼，救救中国！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中国“普世价值派”的代表人物，一件件一桩桩的卖国恶行，为美帝国主义自私贪婪、惟利是图的反人类战略阴谋的实施，立下了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汗马功劳。为了“表彰”中国“普世价值派”出卖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核心利益的“伟大功绩”，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他们大力推举。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修正主义中分化出来的“普世价值派”即“全盘西化派”，他们是一种比非典还要恶毒千万倍的妄图灭绝中华民族的瘟疫，这种政治病毒的代表人物是最反动、最恶毒、最无耻的政治骗子，他们是李鸿章、汪精卫们的嫡系后代，是炎黄子孙的不肖之子，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当下所面临的最最凶恶的敌人！倘若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国共产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中华民族必将亡国灭种，毛主席和成千上万革命先烈必将死不瞑目！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和毛泽东信仰者不能首先打倒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汉奸卖国贼，那么，我们反对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回归毛泽东和复兴社会主义的一切奋斗，统统都是一句空话！

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毛主席的至理名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虽然错误路线长期占据绝对强势，但是，强烈要求回归毛主席、回归社会主义的健康力量是始终存在的，而且这种“继续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从薄熙来领导创造的重庆模式中，从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反对“普世价值派”鼓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强决心。疯狂推销“普世价值”政治瘟疫的汉奸卖国贼是极端反动的，是极为孤立的，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他们已经走到尽头，他们的彻底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以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美好愿望”为转移的!

毛主席在他著名的《送瘟神》诗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以为，只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团结一致，共同与“普世价值派”所代表的最恶毒的政治势力决一死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汉奸卖国贼。我坚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的13亿中国人民面前，妄图颠覆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毁灭中华民族的政治势力，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就绝没有藏身之地，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是绝然救不了他们的!

初中生

毛泽东终生不变的反精英主义色彩

老田

摘要：如果说孙中山在其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逐步完成了从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过渡，成为一个具有平民主义色彩政治家的话。那么毛泽东在其登上耀眼的政治舞台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精英主义色彩，是一个纯平民主义政治家。毛泽东的一生对精英主义是极为鄙弃的，并且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人为地割裂毛泽东的一生，说他的思想出现转折，是一种明显的政客手段。相反，真正发生思想转折的，是那些在解放前“夹着尾巴走群众路线”的精英主义者。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个平民主义者的话，毛泽东则是一个纯平民主义者。毛泽东一生的毁誉也与此密切相关，称颂毛泽东的功绩和成就是从平民主义（群众路线）路线出发的，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则是集中于他的反精英主义色彩。

毛泽东的平民主义也是终生未改的，从“人民战争”到“群众路线”，从“人民公社”到文革中对精英主义和不平等的深刻追究，都是毛泽东的平民主义的体现。

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是向精英主义者妥协让步，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败；要么是改造精英阶层，求取大多数人的共同社会进步。

从中国精英的历史功过和今天精英的现实表现来看，不能说毛泽东是作了错误的选择。

一、中国精英的历史老底

中国的“正史”曾经被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历史观。从司马迁《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无不贯穿着“精英主义者创造历史”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真实，由于中国精英的自私和短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不能负担领导民众的责任，历史在一种破坏性循环中演绎两千年之久。

在这样的史迹中，不仅充分披露精英主义者的无耻与荒淫，也造就了在“仁义道德”幌子下吃人吮血的丑恶。这些与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是无关的，只是历代以来都只占“一小撮”的精英的专利权。

一部中国王朝更替史就是“精英主义者不断被农民起义强制教育”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只有个别精英愿意吸取这样的教训，想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二、纯精英主义和纯平民主义

和毛泽东相反，蒋介石对精英阶层的妥协和让步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保甲连坐”的法西斯手段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在保甲连坐里已经看不到丝毫的民众利益，蒋介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纯精英主义者”。

在历代的农民起义中，从陈胜吴广开始，第一拨起义者大多数和旧统治者拼成“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结局，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取得了成功，笑到了最后并且笑得最好。

而在物质层面，只有毛泽东的条件最为恶劣，以前的起义者与统治阶级的武器差别，还只是“锄头镰刀对大刀长矛”的差别，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这个差别已经扩大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在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坦克和大炮”。

虽然蒋介石时代具有空前的技术优势，但是其失败却空前迅速。实际上“小米加步枪”是唬不住人的，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将如此，真正厉害的是“上下同欲”。美国佬史迪威说共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是因为共军军官总是说“同志们，跟我来！”，而国军军官总是喊“弟兄们，给我上！”。实际上他只认识到了“上下同欲”的一个较低层面，而真正厉害的是“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就是毛泽东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

不仅在战争中平民主义具有如此威力，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也一样作用巨大。不仅用公有制的方式克服了发展上的“软制约”，而且突破了几千年来传统农业中的“低成本运营方式”，非常迅速地推进了技术进步和实现了普及医疗教育服务，改善了人口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

脱离了近代精英主义者的空前失败的历史背景，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在反精英主义上的真诚和不妥协。

三、毛泽东平民主义的一贯性

在战争年代，精英主义者也必须夹紧尾巴，与群众保持密切的“鱼水”关系，这种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没有“水”，“鱼”就不能生存。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当官做老爷”的精英主义气象全面复辟，失去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愿，只愿意与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阶层分享社会生产剩余和国家权力。——而毛泽东并没有同时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才是共产党内分歧的根源。

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在建设时代，毛泽东都是“发动多数人、依靠多数人和为了多数人”，这与今天大陆精英主义者把民众视为某种边缘化的、拟物化的东西和对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今天的精英主义者看来，民众是“低素质的”，是“对中国发展只有负面意义”的累赘，只有精英主义者才应该具有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只要有可能，“大规模地减少人口”也是一个隐含的结论——这一点在大陆的媒体精英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主流媒体对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选择性报道，与西方妖魔化中国人的主旋律没有根本不同。

和精英主义者的短视和自私不同，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宽广的胸怀，能够看到民众的力量，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知道如何动员群众，把他们从普通的具有自私和各种旧习气的人，变成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成就前人所成就不了的事业。同样是抵制侵略，志愿军能够在国门之外对优势装备的敌人战而胜之，而蒋介石却在本土抗战中一败再败——如果换成志愿军的打法，就是1000万日本侵略军也一样能够送他们回老家。

同样的道理，脱离平民主义的现实成就，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对平民主义的执着坚持。正是因为毛泽东对平民主义深刻认识和真诚的实践，才使得毛泽东具有空前的感召力，取得划时代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正因为对精英主义的深刻惕戒和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才使得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成为一个精英主义者空前失落的时代——正是这样的心灵旧创，才导致精英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无比憎恨和坚持不懈的妖魔化。

毛泽东的眼光和胸怀，是所有精英主义者们都无法比拟的。毛泽东所看到的东西，是精英主义者拒绝承认的力量和平等对待的大多数。到目前为止，毛泽东比所有的批评者都要高明。和那些肤浅的道德爱好者和伦理批判家相比，毛泽东比他们深刻。和那些自己满怀“超英赶美”热望、却同时对别人吃饱饭有意见的精英主义者相比，毛泽东具有更深厚的道义基础。和那些职业批判家和文人（和学者不同，文人是以文为生的人）相比，毛泽东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71年，美国的费正清到中国旅行后，迅速得出结论，这已经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这对于毕生以“新人新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是真的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初中生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7年5月1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1]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2]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3]也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5月16日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中央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4]就不通，刘澜涛[5]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1966年10、11、12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6]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快、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现，否则就会走向革命的反面。

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

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话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市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

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

“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当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5%，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5%、3500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

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注释

[1]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

[2]江青，文革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0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1964年〕。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3]红色城市，指北京。

[4]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5]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6]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1967年1月，以上海为开端，全国爆发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7]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3-3-25 04:00 AM 編輯 ]

秋水2013

社会主义松一松，资本主义攻一攻。
阶级斗争不能放松！

秋水2013

改革开放以来，名义上说是“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两手抓”，实际上呢？是大搞资本主义精神建设了，完全放弃了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把中国人民思想上的武装全部缴械，着了人家的道儿都不知道了！
我们不改造思想了，不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了，官僚们尽情自由，群众低声下气，群众不再监督官员，只求不被官员欺负就万幸了。全民都从“向前看”变成“向钱看”，被外国的虚假繁荣冲昏了头脑的比比皆是。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外国的世界是民主自由的——呵呵，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大资本家的民主自由，是官僚阶级的民主自由，从来不是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的。
以前党员金贵，入党要骄傲自豪的。现在呢？思想觉悟不重要了，是否为人民服务不重要了，高中开始就可以入党啦，高校的党员又有多少？他们的党性有多少？令人齿冷！
我们的精神建设放松了，我们的警惕性也下降了，我们的敌人高兴了，尽可以从缺口大把地扔糖衣炮弹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