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刘的交恶
1964年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从这个会议的议题就可以看出，它本应是一个没有悬念的、轻松愉快的会议。参会的高官们个个抱着轻松的心情，来参加这次会议。然而他们没有料到：这次会议竟然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盖子，就把中国引入一场长达十三年的混乱，几乎参会的高官没有一个逃脱得了悲剧色彩的沉沦与重生。
参会的文武高官都是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在当时贫穷的中国人民中间，他们还谈不上十分富有，但他们对自己的地位还是满意的。1964年12月15日的会议开幕式上，各位高官已经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们习惯性地等待永远是最后一个到场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核心，所有重大会议一贯是毛泽东坐镇。1959年，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也就是不再直接过问中共党内的具体事务，由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共党内和国家的大事。尽管刘少奇是“一线领导”，毛泽东是“二线领导”，但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的威慑一天也没有消失过。
正当大家在和祥的气氛中，静静等候毛泽东到来的时候，刘少奇却出现在以往毛泽东的主持人位置上。一贯不苟言笑的刘少奇，几乎在任何场合都板着一副微皱眉头的脸，一身中山装永远笔挺合身，过早变白的头发，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66岁要老很多。长年从事白区地下党工作，养成刘少奇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作风，幽默和调侃完全与他无缘。
在刘少奇主持会议时，更是没有废话，开口便语出惊人地说：“主席身体不好，且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了各地，就不必请他参加这次会议了。”
刘少奇的话让到会的众位高官惊奇得你看我、我看你。为什么刘少奇的话让大家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之时曾有约定，一般性的中共工作会议他不参加，但重要会议要请他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各个省的领导都来参加的全国性大型会议，这样的重要会议按照惯例，是应该请毛泽东参会。可刘少奇却说“不必请毛泽东参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众高官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虽说已经炼成“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夫，但各种复杂的表情，还是隐隐约约地跳到一些高官的眉宇间。从他们微微张开的嘴角，流露出各种大胆的测想：
——“莫非毛泽东真的彻底退休，把大权交给刘少奇了？”
——“莫非改朝换代的前奏即将开演？”
——“莫非……”
高官们隐藏起心中的胡思乱想，饶有兴趣地竖起耳朵继续听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说：“我多次强调，没有去蹲点的人，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
到会的高官们都知道，刘少奇曾在湖南省蹲点44天，而毛泽东从未蹲过点，所以刘少奇说的“不蹲点就没有发言权”的话，大家都感到有影射毛泽东的味道。
刘少奇与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按照个人资历、威望、业绩，当然是周恩来远在刘少奇之上，但毛泽东偏偏把刘少奇提拔在“第二把手”，周恩来变成“第三把手”，这无形中也助长了刘少奇的傲气。
这时，周恩来浓浓的双眉平静地横卧在他那双清澈深邃的眼睛之上，对着一板一眼讲话的刘少奇，更是一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的样子，甚至掏出一个小本子来记录——这又像是要鼓舞刘少奇那颗亢奋的心，又像是要节制刘少奇那越来越放肆的口吻。
在周恩来那滴水不漏、谦虚谨慎的儒家风范中，无疑两层意思都包含着，可是刘少奇更愿意理解成“鼓舞”，他继续大胆说下去：“这几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乱指挥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这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乱指挥”是指谁在乱指挥？“跌下台”又是说谁要跌下台？很明显，这些话都不点名地指向毛泽东。
刘少奇又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这简直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了。一贯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现在要向毛泽东挑战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被告知参加这个会议，但毛泽东什么都不缺，其中最不缺的就是“耳目”，那才真可谓“主席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刘少奇既然敢这么说，当然也不怕毛泽东知道，这才叫“挑战”嘛。
毛泽东听到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果然生气了。如果这些挑战的话是别人说的，毛泽东倒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可是刘少奇这个挑战者的挑战资本却是毛泽东给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提拔与扶持，刘少奇怎么可能会有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地位？刘少奇用毛泽东给他的资本来挑战毛泽东，让毛泽东难以压抑住胸中的忿怨之火。
鲁迅说过：“假如同一阵营中的人，从背后给我一刀，我对他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毛泽东现在的心情正如鲁迅说的那样，除了生气，毛泽东更有一种男人的怨恨：“老子提拔你，你小子却反过来爬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来了！”
无疑，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的挑战之举，看成是最不逊的冒犯，也就是冒犯了“义”。所谓“义”，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必须遵守的理念，这种“义”超出了骨肉之情，也超出了人的本性，比生命还宝贵。毛泽东虽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在这之前，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无法超脱汉民族“忠义”思想的男人。
毛泽东无法容忍这个“忘恩负义”的挑战！他要说话了，要行动了，要反击了。
毛泽东虽然生气，但他也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直接去找刘少奇问罪。因为这样就成了莽汉的吵架，太没有政治斗争水平了。毛泽东绕过刘少奇给周恩来打电话，用质问的口气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我虽然退居二线了，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吧？”
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用意有两个：第一个用意是把他的不满，通过周恩来转告给刘少奇；第二个用意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拉拢周恩来和他一起反刘少奇。
周恩来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他马上领会了毛泽东这个电话的用意。周恩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毛泽东开始疏远刘少奇，而向自己靠近。尽管毛泽东多次有意无意地向周恩来透露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但周恩来从来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这次也是一样，周恩来立即在电话中回答说：“我马上把主席的意思转达给少奇同志。我们大家都欢迎主席来讲话，这个会一直要开到12月28日才结束，请主席12月20日过来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好吗？”
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领会了自己的心意，立刻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12月20日去参加会议。于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会议，就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参加1964年12月20日这次会议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今天来开会是冲着刘少奇来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刘少奇这天因为马上要开幕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而脱不开身，那天刘少奇一共需要办完六个议事项目。于是，以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日程表，从早上就一环接一环往后拖了五分钟。结果，刘少奇在毛泽东已经入座后，居然还没有到场。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永远最后一个进场的，在毛泽东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等”这个字，更何况他今天就是应刘少奇的挑战而来的。毛泽东见刘少奇本人还没有来，于是很不高兴地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近年来，毛泽东一直把刘少奇戏称为“秦始皇”。
大家都抿着嘴不吭声，还是邓小平有胆量，回应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说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我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这样的待遇，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右倾很严重，从三届人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
“说曹操，曹操到”，毛泽东这边话音刚落，刘少奇就匆匆忙忙地进门来了。大家以为刘少奇要先到毛泽东面前，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几句，可是今天的刘少奇像吃错了药，一改平时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礼节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或者说是事务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淡淡地解释一句：“有点事情被缠住了。”
毛泽东心情不快，撇了一下嘴唇，又用讽刺的口吻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令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然后毛泽东转向大家说：“今天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吧。”
建国以来，只要是毛泽东参加的会议，理所当然毛泽东便是会议的主持人。今天毛泽东居然开金口让刘少奇主持会议，大家摸不着毛泽东的意图，既不好说反对，也不好说赞成，于是大家就干脆把眼睛从毛泽东那里移开，每个人低着头，面无表情地装作看桌上的文件。
刘少奇当然也不至于傻呵呵地真的主持起会议来，他比谁都了解毛泽东，会议主持人意味着主舵方向，这个大权，只要毛泽东在，就非毛泽东莫属！于是刘少奇急忙再三执意推却，毛泽东似乎满意地咬了一下嘴唇，改口说：“那么就请少奇同志先讲话么。”
刘少奇以为自己推掉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的建议，谦逊的姿态也表了，毛泽东应该满意了，于是就不再推让，首先开始发言起来。
自从毛泽东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惨败后，他就不得不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国家经济的恢复和调整。这几年刘少奇主持搞经济恢复十分成功，这使得刘少奇的威信骤然上升，连他自己也不免有点飘飘然起来，甚至放肆地自喻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
随着刘少奇的威信和地位的上升，很多中央高级干部和地方大员，渐渐开始把刘少奇奉为神明，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毛泽东是一个过了时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不懂经济。毛泽东领导干革命、打江山是英明伟大的，但让他来领导搞经济建设就不行了。今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就好比旧时代的恐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让位给刘少奇这样懂经济建设的人来领导。
在这种“看法”的笼罩下，毛泽东的话在党内越来越被当成是耳边风。虽说表面上人们对他的态度还是那么毕恭毕敬，可是转眼就把毛泽东的话丢到脑后去了。毛泽东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对外宾幽默地说：“他们把我当作死去的祖宗，供在庙里，涂了金粉，束之高阁。”
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众人的目光聚集下，开始讲话：“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刘少奇的讲话内容中，丝毫没有提到毛泽东，果然是把毛泽东当成“死去的祖宗”。
刘少奇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毛泽东看着刘少奇，脸上的不爽表情越来越明显。过去刘少奇讲话，不时要停下来征询一下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刘少奇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有104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有4次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到了1964年的今天，刘少奇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只顾讲自己，居然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没有任何要向毛泽东征询意见的表示。
刘少奇继续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四清’运动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刘少奇这里说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整顿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集体财产的问题，所谓“四清”一开始在农村中就是指“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刘少奇的主导下，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毛泽东见刘少奇既不提到他，也不来征询他的意见，只得主动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这里毛泽东说的“四不清”干部，指的是有经济问题的基层干部，即工分不清楚、账目不清楚、仓库不清楚、财物不清楚。
毛泽东继续说：“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我们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要管那些当权派，共产党的当权派！他们带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毛泽东又一次把他独创的新名词亮出来，那就是咄咄逼人的三个字“当权派”。无独有偶，十二年前的1942年，毛泽东也发明了一个“宗派主义”的新名词，掀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把得宠于斯大林的王明从赫赫显要的党内第一把交椅上成功地拉了下来。——现在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当权派”，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自己。只要刘少奇稍微一个转念，就不难悟出“当权派”这三个字里隐藏的凶兆！
是刘少奇一时糊涂了？还是刘少奇豁出去了？毛泽东说“中心问题是整党”，刘少奇却提出不同看法，说：“整党当然重要，但群众中也有严重的歪风邪气，不整也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过去的刘少奇，极少在会议上与毛泽东唱反调，一旦看到毛泽东的不满，就立即修改自己的主张，消除与毛泽东的分歧，或者通过自我批评达成谅解。但今天的刘少奇，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刘少奇了，开始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了。
毛泽东心中的不爽和不满，进一步发展到生气，他反驳刘少奇说：“群众中的歪风邪气当然要整，但首先要整党、整当权派。对待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待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要有个重点。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有一首诗中说‘擒贼先擒王’，这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豺狼倒了，剩下的狐狸再慢慢‘清’嘛。群众就怕你不搞那个大的，不搞那个当权派。”
刘少奇也不退让，继续与毛泽东唱反调，说：“当权派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反、坏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说：“不管有多少矛盾交叉，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再次唱反调，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有的，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派’？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被刘少奇问住了，一急之下，脱口说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
中国人都是死要面子的，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面子，不仅死不认错，还要坚持错误。毛泽东作为中国人，也很难免俗，他明白自己刚才是一时的气话，不能算数的，但他也不肯收回这句话。后来毛泽东这句随便脱口而出的气话，“文革”时居然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政治局常委们见毛泽东说出气急败坏的话，却没人敢出来调解，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希望他出面来调解一下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主席的对立情绪。
周恩来本是党内调解矛盾的高手，各种人事矛盾经周恩来一调解，常常都能化干戈为玉帛。要是在往常，早在两位主席搞得这么僵之前，周恩来就会出来打圆场了。可是今天，周恩来也一反常态，垂下浓密睫毛，两眼看着桌上的文件，右脸的酒窝不再有表情呈现，一言不发。
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其他人就更不敢说话了，连邓小平也耸拉着他那下斜的眉毛，会场陷入死寂一般的沉静。
毛泽东见众人都不说话，只好转开话题说：“‘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重点就是当权派。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工作就会走了样。”
刘少奇却不买毛泽东的帐，在众高官的沉默中，继续一个人唱反调说：“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是主要的。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在一起……”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的话，说：“不要听一些人散布的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哪个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没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刘少奇也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说：“矛盾的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不示弱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用他惯用的拔高手法，再次反问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刘少奇也用他惯用的政务说教，有理有据地说：“矛盾的性质是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面上看上去一言不发的众高官们，内心中都在进行自己的思考。他们在理性上同意刘少奇的说法，但在感情上又是同情毛泽东的。这些高官们能有今天的地位，或多或少受到毛泽东的提拔、重用和关照，他们对毛泽东怀有感恩之心。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鼎力扶持，刘少奇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看到今天刘少奇这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然让不少人对毛泽东同情起来。
毛泽东似乎辩不过刘少奇，只好用自嘲的口吻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两位主席弥漫着火药味的唇枪舌战，与会的政治局常委们没有人敢站出来趟浑水，既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也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刘少奇，会场鸦雀无声。从延安时代起，每当毛泽东与王明等人发生路线斗争冲突时，刘少奇总是挺身而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确立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联盟，同时刘少奇也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居然也会反目成仇。
会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坐着自己的大吉斯轿车离去，周恩来布置了几句第二天的事情，也匆匆地离去。这时周恩来不愿意在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留下任何悬念。留下没有必要的疑惑，是政治家最容易失足的盲点，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周恩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小心谨慎到滴水不漏。
三位领导人一走，剩下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参加扩大会议的地方大员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些人都是当今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满足自己现在这个多年浴血奋战得来的地位，认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到了安安稳稳坐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们不希望政局变来变去，从心底里由衷地盼望运动不起、斗争不来、世态不变，自己的官位可以稳稳当当地坐下去。
如果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反目的话，势必在党内引起一场大震动，势必进行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和大洗牌。这样一来，他们这些人当中肯定会有不少人丢官，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们真心地希望毛泽东与刘少奇重归于好，希望现在的太平形势维持下去。
这些人都熟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为人，知道他们两人都是要面子的人，不会轻易认输认错。因此他们冥思苦想，设法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搭一个台阶，让两人不失面子地走下台来，言归于好。
这时有人想起，再过几天是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如果借着给毛泽东祝寿的机会，让刘少奇和毛泽东换个话题好好谈一谈，叙叙旧，或许两人也就一笑泯恩仇了。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毛泽东没有生日祝寿的习惯，必须有谁去说动毛泽东办一次生日寿宴。在这些人当中，近年来与毛泽东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陶铸和罗瑞卿，于是两人受大家之托去见毛泽东。
陶铸和罗瑞卿驱车赶往毛泽东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去讨毛泽东的生日喜酒，想借“生日宴会”的名义，为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昔日的战友，搭一条“和解”的喜鹊桥。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以喜冲凶、以寿迎喜的习惯。
陶铸是湖南人，既与毛泽东是同乡，又比毛泽东小15岁，是那种称毛泽东为“大哥”也不奇怪的关系。而且，陶铸和毛泽东一样有一股辣脾气，不过如果与他的湖南老乡大辣子彭德怀相比，陶铸就算不上真正的湖南人了。陶铸率直，但更注重行动，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这次出面劝毛泽东举办寿宴，可以说是非他莫属。
罗瑞卿是四川人，可是他并不矮。中国出了一个四川人邓小平，他的名气往往误导人们认为四川人就是矮个子。但看看罗瑞卿就知道，他的腿特别长，与他那不离身的军装非常相配。可是作为共和国戎马倥偬、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罗瑞卿的脸部构造显然太过斯文了，不知道底细的人，会误认为他是一位教授。罗瑞卿那轮廓鲜明的细长双眼，像用竹片切开一样地清秀，笑起来不露牙齿，显得他有一种内在的神经质，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与他后来因遭受迫害而自杀未遂的遭遇也许有内在的关系。
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高官，心中忐忑地来到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不从轻易听人劝告的人，要说服毛泽东破例搞一次生日宴会，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果然，陶铸一开口，毛泽东连想都没想，一句话就顶回去，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
陶铸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作为多年的下属，对毛泽东孤高的脾气、不愿用公款请客的作派，不敢说是了如指掌，也可以说是心领神会。陶铸知道毛泽东不会用公款请客，就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突然猛拍一下他那平平的后脑瓜，好像忽然想起来似地，脱口说：“主席，不是做寿啊，我们就是想请主席拿出一点您的稿费，请请客嘛。”
毛泽东早就成为中国第一的“畅销作家”，《毛泽东选集》的稿费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陶铸这个甚至略带“撒娇”的建议，不仅满足了毛泽东作为“畅销作家”的虚荣心，也满足了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的成就感，更提供了机会让毛泽东去做那件既想做、却又拉不下脸做的事，那件事就是隐藏在毛泽东心底与刘少奇“讲和”的愿望——毕竟毛泽东马上就71岁了，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总会不由地生出怀旧的心境，更会生出思念旧人的旧情。
毛泽东装作左右为难的样子，然后以一个尊者的口吻说：“既然你们都要我请客嘛……，那我就请吧。”
毛泽东一旦露出好商量的口吻，马上变成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一双下斜的眼睛有一点眯起来，眼角的鱼尾纹灿烂地绽开。陶铸和罗瑞卿顿时心头一热，更加庆幸他们今天的大胆。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时候刘少奇也和他们一起，坐在毛泽东慈爱的鱼尾纹眼睛之下，仰望这令人感动的一幕。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天翻地覆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也许罗瑞卿一年后（1965年）的悲惨遭遇，陶铸两年后（1966年）的悲惨遭遇就会化为乌有！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使人惆怅，正是应了毛泽东那句千古绝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陶铸和罗瑞卿兴奋地相互对视一下，一前一后地说：“生日寿宴请汪东兴同志和江青同志筹备吧？”
连这个细节他们都替毛泽东考虑周全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叫东兴来。”
汪东兴是护卫了毛泽东十八年的卫士长。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工农红军中长大的，在1930年仅14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在1932年16岁时入党，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自从汪东兴1947年当了毛泽东的警卫长，他的好运就一直持续下来，其实这与汪东兴的改名有很大的关系。
汪东兴原名“汪冬兴”，参加了革命，识了字以后，他了解到太阳升起的“东”，比寒冷的“冬”更吉祥、更明亮，于是就给自己改名为“汪东兴”。——中国历来有姓名学之说，一个人有时候会因为名字而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照下交好运。
当汪东兴被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连汪东兴的面都还没有见到就同意了汪东兴来作自己的卫士长。这一是由于汪东兴的“红小鬼”经历，另一个原因就是汪东兴的名字——毛泽东觉得汪东兴的名字吉祥，有“泽东兴旺”的寓意。
陶铸和罗瑞卿看到毛泽东打发警卫员去叫汪东兴，马上知趣地退了出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两人乘胜追击，驱车直奔中南海刘少奇的住处——福禄居。
陶铸和罗瑞卿本以为，当刘少奇得知他俩争取到毛泽东举办生日宴会时，他会喜出望外，因为这是刘少奇不失面子地主动与毛泽东和好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的表情无动于衷，丝毫没有高兴的表示，这让陶铸和罗瑞卿十分意外。不过两人还是苦口婆心地劝刘少奇，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借机向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毕竟毛泽东是第一把手，总不好让第一把手向第二把手低头道歉吧。
听了陶铸和罗瑞卿的话，刘少奇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谈谈地说：“谢谢两位的好意。”
陶铸和罗瑞卿心中有点纳闷，难道刘少奇吃了秤砣，铁了心要与毛泽东闹翻吗？两人见刘少奇没有多谈的意思，只得告退出来，王光美送他们到门口。临走时，两人又用诚恳的语气，再次拜托王光美好言相劝刘少奇，一定要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给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缓和一下两人的紧张关系。
王光美却也淡淡地回答说：“我也正想与少奇谈谈心呢。”
这个似答非答的回话，让刘少奇断送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当然，这是后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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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發表於 2013-4-5 00: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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