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初中生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

昨天（1964年12月27日）的会议散会前，毛泽东给众位高官留下一个猜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自己去研究。”众高官当中，悟性比较好的人，当场就猜出来了；悟性差一些的人，一时还猜不出。

其实，搞政治最重要的是靠悟性，“悟性”这个东西还真是无从学起的。那些悟性差的猜不出，于是就纷纷去问组织会议的邓小平。邓小平当然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人，早就猜出了毛泽东的谜底，但这个谜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因此邓小平无法告诉他们，只好装傻，支支吾吾应付着说：“主席不是说了嘛，自己去研究。”他费了好些力气，才把那些悟性差、好奇心重的高官打发走了。

邓小平心中怨言升起：本来好好的会，让主席这么一“搅”，可苦坏我这个会议组织人了。邓小平找到刘少奇，抱怨说：“主席的情绪太大，讨论会开成猜谜会了。明天的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一听，暗中喜欢这个邓小平，总是与他不谋而合，不过他故意作出一个无奈的手势，说：“那得你去和主席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去跟毛泽东说，请他不要来开会，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这种得罪人的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是不愿去的。不过邓小平不一样，他这个人不仅悟性好，胆子也大，不怕得罪人，不仅有叛逆的性格，而且叛逆得精彩。邓小平真的去找毛泽东了。

邓小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毛泽东的情绪似乎还不错，于是鼓起勇气，用最恭敬的语调，微笑着对毛泽东说：“明天的会议，只是讨论一些具体的事情。听说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会议结束后，我会把结果向您详细汇报的。”

邓小平长相平平常常，与“小平”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名字一样，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个头矮。邓小平身高152厘米，与当时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165厘米相比，其实也不算太矮。只是邓小平的头偏大，与整个身材比起来，形成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就越发显得个头矮小。邓小平站着跟别人讲话，不得不抬头昂视，看上去的身态很谦虚。特别是他那张娃娃脸上，一双眼睛大而下斜，好像永远在微笑。邓小平的矮小身材加上娃娃脸，不管他说出什么话来，总是让人对他恨不起来。

按照当时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来衡量，中共三巨头都是高个子，毛泽东的身高没有确切数据，大约172-175厘米，刘少奇约172厘米，周恩来约170厘米，邓小平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显得太矮了一些。邓小平即使是坐着，也明显地比毛泽东矮了半截，越发使毛泽东大有“俯视晚辈”的长者心态。劝说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这等于就是变相的“逼宫”。可是这句“逼宫”的话由邓小平这张娃娃脸的嘴里说出，就显得不那么刺激了。

毛泽东听完邓小平的话，心想：“这个小平，个子小，胆子倒不小，居然有勇气到我面前来‘逼宫’。”邓小平的大胆，反而让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了几分好感，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毛泽东也没有生气，坦然地反问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

邓小平没有回答，脸色依旧挂着天然的微笑，等于是默认了毛泽东的话。他知道毛泽东一旦看穿你的心，越狡辩就会越令毛泽东生气。毛泽东脸上也轻松地微笑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们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邓小平走后，毛泽东脸上的轻松笑容顿时消失——那是装出来的轻松，他不能在邓小平面前丢面子。此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自从他1943年当上党主席以来，至今已有31年了。在这31年中还从没有人敢跳出来“逼宫”，请他不要参加会议。不过就像毛泽东的口头禅“新生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今天邓小平的“逼宫”，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一时间还适应不了。

毛泽东知道，邓小平“逼宫”的后台是刘少奇，他们想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死去的祖宗，供在高阁上的神庙里，给他浑身涂上金粉油彩，很好看，但不管用。他们不想让毛泽东过问政事，更不想让毛泽东参加党中央会议。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从1960年8月到1963年，毛泽东基本不过问政事，很少参加会议，所以与刘少奇没发生什么矛盾。今年，也就是1964年，毛泽东从高阁上的神庙里走出来，多过问了一些政事，多参加了一些会议，就与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发生矛盾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企图，所以他要把毛泽东这尊神，再请回到神庙里，不让他回到人间。

目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选择，有两个：第一个选择是让步，满足刘少奇他们的要求，不再过问政事，退回到他的神庙里接受贡拜，做一个有地位但没有实权的“太上皇”。第二个选择是斗争，打出神庙，打倒刘少奇，重新回到“一线”来领导共产党，重新统领中国的一切大权。

第一条路无疑是平坦的、舒适的、轻松愉快的。此时毛泽东已是71岁的老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毛泽东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坐享清福的时候了。以毛泽东的地位，在物质上可以说达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地步，只要他退居二线，可以去游遍天下名山名水，吃遍天下美食美味，吟诗作词，赏月观花，“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享尽天下之福。

第二条路则是艰险的、曲折的、惊心动魄的。一个71岁的老人，再去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斗，有必要吗？要斗争，就有可能失败，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万一斗争失败，毛泽东就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即使是斗争成功，毛泽东又能得到什么呢？从物质上来说，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得到比他现在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不包含发财欲望；从地位上来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官位最高的人，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使他的官位更高，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也不包含升官的欲望。

对于一般的凡人来说，争权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升官”和“发财”。如果一个权力，需要拼个你死我活来争夺，而这个争到的权力又没有升官发财的功效，似乎只有傻子才会去争夺这样的权力。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已经是终身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果他做出“让步”的选择，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可以保证他终身有中国最好的物质待遇和“中国第一伟人”的名誉地位。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这样的人，什么都有了，又何必再去争权呢？

但毛泽东依然做出了“斗争”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水浒传》里有一个好汉鲁智深，有一种天生的“侠义”性格，对强者欺负弱者的事情“看不下去”，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尽管这个打抱不平对鲁智深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鲁智深的这种“侠义”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可爱但又最可怕的一部分。

毛泽东也是天生的“侠义”性格，他把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看成是强者欺负弱者一样，是不能容忍的、看不下去的。一旦让他看见了，他就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在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这些年，刘少奇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这就让毛泽东“看不下去”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他们这么搞下去，中国就要变成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复辟过去那个劳动人民被欺压的“旧社会”。毛泽东这种天生侠义心肠的人，本能上就反感“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他忍不住要跳出来替他心目中的弱者、也就是劳动人民打抱不平。

鲁智深的性格，使他不可能对恃强欺弱的行为袖手旁观。毛泽东也是一样，他的性格，也使他不可能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视而不见。毛泽东天生就不能平平安安地坐在家里享清福，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就是好斗嘛。”不过毛泽东的“斗”，和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一样，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斗”，而是为了他自己心目中的“伸张正义”。

鲁智深只知道用拳头“行侠仗义”，而毛泽东不是那种鲁莽之人，他要用智慧来赢得这场斗争。首先毛泽东要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力，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剥夺”毛泽东说话的权力，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了。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步被“屏蔽”，第二步被“淡化”，第三步就成为无用的“废话”。

这样的情况，近来又进一步“恶化”了。刘少奇在会上频频打断毛泽东的发言，“不让”毛泽东讲话；邓小平又公然来劝告，“不让”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感到，再不抗争的话，他的话语权真的要被剥夺掉了。于是，毛泽东叫汪东兴过来，对他说：“你去给我找一本《宪法》来，我要用。”

汪东兴跟毛泽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毛泽东对《宪法》感兴趣过，一时没搞懂毛泽东的意思，问：“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吗？”

毛泽东没好气地说：“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再把《党章》也找来。”

汪东兴赶紧找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毛泽东认真地读了起来。说实话，毛泽东对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来就没读过。本来毛泽东就不相信法律，他曾说：“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可我们有不少同志迷信宪法，以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对宪法的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吗？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很多事情的发展都具有讽刺性。现在，毛泽东居然在那本被他蔑视得一钱不值的《宪法》中，寻找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依据。毛泽东拿起床头放着的大号圆头放大镜，仔细地查找起《宪法》来，真的找到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接着在《党章》中，毛泽东也找到了“关于党员个人权利”的论述。于是毛泽东准备好这两本书，准备在明天的会议上，把这两本书作为他与刘少奇斗争的法律依据。

　　

12月28日的会议开始了，刘少奇依旧早早来到会场。昨天邓小平向他汇报了毛泽东的回答，刘少奇深知毛泽东的性格，既然他说“偏要来”，那肯定是要来的，而且要来和自己“大干”一场。刘少奇暗暗做好心理准备，他甚至希望毛泽东蛮不讲理地“骂”他一通。如果毛泽东这样做，众高官会厌恶毛泽东的霸道，大家反而会同情刘少奇、支持刘少奇，这样刘少奇的胜利，就会更向前迈进一步。

不出刘少奇的预料，毛泽东按时到场了。不过今天毛泽东进场的时候，大家都向他投去异样的目光，因为毛泽东的手里，居然拿着两本书。毛泽东参加会议，从来都是潇洒地甩着两只空手来的，即使是需要文件，也有秘书代劳，用不着毛泽东亲手拿。今天毛泽东居然破天荒地亲手拿了两本书来开会，那是什么书呢？众人都往毛泽东手上看。毛泽东可能也看出了众人的心思，一张大手掌遮在书上，别人看不见书名。

毛泽东来到他的第一把交椅，对起身相迎的周恩来点点头，对身边的刘少奇看也没看。刘少奇当然不会在意毛泽东的眼色——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反而提高他刘少奇的身价呢。毛泽东坐下之后，刘少奇也跟着坐下来，并在话筒上说：“请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坐下后，先扫视一下众高官的面部表情。昨天毛泽东给众高官留下的“谜题”，是大有深意的。毛泽东的第一个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它的谜底是：“刘少奇已经从毛泽东那里独立出去了，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毛泽东王国和刘少奇王国。”。毛泽东的第二个谜题“你们自己去研究”，它的谜底是：“你们这些人好好研究一下，是选择加入毛泽东王国，还是选择加入刘少奇王国，赶快表态，赶快站队吧。”

毛泽东出这道谜题的用意，就是要督促那些越来越油滑的高官们，赶紧出来表个态，不要再观望了。毛泽东把目光扫向众高官，被毛泽东目光扫到的人，都不敢正视毛泽东的目光，赶紧把眼睛转向自己手中的文件。这些高官们，有些昨天在当场就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那些当场没有明白的，问来问去，最后也都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知道毛泽东要催促他们表态。但他们还是不想表态，大家依然保持中立的态度。

毛泽东也看明白了，他昨天用谜题来催促没起什么作用。这些高官的官位越来越高，革命激情却越来越低，他们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想再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了。毛泽东从会场的形势看出来，今天的斗争，自己是少数派，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斗争。毛泽东本想在会议一开始就抛出那两本书，但现在他要慎重，不能乱来。毛泽东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被心中的怒火所左右。

毛泽东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开始讲话，说：“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有三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希望有人出来发表意见，但众高官的眼睛紧紧看着毛泽东，嘴却不肯开。毛泽东只得继续说：“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叫‘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后一种提法较适当，因为它概括了问题的本质。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众高官依然是一片洗耳恭听的姿态，没有人出来发言，更没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毛泽东心中的“火”窜了上来，提高声音说：“我看有些同志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人民。我看有些同志是在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话，他们要把斗争的方向搞乱，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毛泽东火气上来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越说声音越大，那个湖南腔越说越难辨认：“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什么‘四清四不清’的问题，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

自从1962年以来，毛泽东是凡开会必讲“阶级斗争”，今天也不例外，毛泽东继续说：“我们要承认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是可能复辟的。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嘛。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听毛泽东又谈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很多高官脸上不免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痕迹。毛泽东看到这些，冷笑一声说：“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了，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简直就是怒吼了。这是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久违的怒吼，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点失控了，他向台下的众高官看去，那些人并没有表现出惊讶，面无表情，反而折射出有一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怒吼”的预见感。毛泽东心中大为不快，意识到这个话题不该再谈下去了，于是转开话题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我们都要听嘛。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更要耐心听嘛，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嘛。有那么一些同志，天天说讲民主，天天又不讲民主。讲民主是叫别人讲民主，到了自己就不讲民主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不说了，让别人发言。众高官以为毛泽东还要雷霆震怒下去，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熄火了，让众高官放心下来。于是众高官继续发言，大家都小心地避开有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敏感话题，继续保持中立。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问毛泽东是不是还有话说，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宪法》八十七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举起《宪法》，又举起《党章》给众人看，众人这才知道毛泽东今天拿来的两本书是《宪法》和《党章》。毛泽东举起《党章》说：“《党章》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最后拿出这个杀手锏，不点名地申诉说邓小平“不准我开会”、刘少奇“不准我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样会赢得一些高官的义愤或者同情，毕竟毛泽东是“有恩”于他们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可是毛泽东失望了，他的杀手锏没起作用，没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打抱不平，没有人站出来捍卫毛泽东说话的权利。

毛泽东见高官们都不说话，再逼问一句：“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场还是一片寂静。连那个永远给他面子的周恩来，今天怎么啦，也抿着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像是狠了心，不说话了——毛泽东今天的战斗全盘皆输了。

刘少奇当然是大喜过望。这两天毛泽东各种手段都用出来了，可是众高官中除了陈伯达，没有一个公开支持毛泽东的。看来毛泽东已成了孤家寡人，再也号召不起人来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按照这次会议的日程，今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乘着胜利的东风，也不和毛泽东商量，就通知参会的高官们散会，并发出了会议的决议，就是所谓的《十七条》。

当晚，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遇到毛泽东，陶铸无意中向毛泽东提起散会的事，因为陶铸并不知道刘少奇没有通知毛泽东就散会了。

毛泽东得知散会的消息，震惊了：“什么？会开完了？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可是刘少奇居然不通知他这个主持人就散会了，可见刘少奇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毛泽东气得骂出声来：“有人就是要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

毛泽东气得又问陶铸：“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暗自懊恼不该与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情，不过也不敢乱说，只好照实回答说：“有的走了。”

毛泽东想也没想，当即做出一个鲁莽的决断，斩钉截铁地命令陶铸，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继续开会。”

毛泽东很快就后悔他这个在气头上做出的鲁莽决断。因为他跟刘少奇的这场战斗，既然已经满盘皆输了，就不应该再战下去了。继续再战下去的话，还是照样输。可是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的面子，又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错误的决断。

毛泽东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还是党中央主席，他的指示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刘少奇马上有条不紊地指示中央办公厅，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通知那些已经回到当地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再到北京来接着开会，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刘少奇心中暗喜，毛泽东这样蛮干，打击面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全中国的高官们。毛泽东把全中国的高官都招来为他们两个人的争吵“陪绑”，一定会让这些人反感，进一步远离毛泽东。

果然，那些已经回家的高官们，忽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们回北京继续开会。这些人抱怨起来，这次会议花了两个星期，总算搞出一个决议《十七条》，现在又说《十七条》作废了，要重新再搞一个决议，这不是胡闹嘛。这些人心里都埋怨毛泽东：“你和刘少奇吵我们不管，但不要把我们也陪绑进去。毛泽东退居‘二线’有的是时间，而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都忙得很，哪有时间‘陪’你跟刘少奇吵架呀。”

1965年元旦后，心中埋怨很大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陆续回到北京，继续开会。毛泽东也明白大家心里对他有气，要真正的赢刘少奇已经是不可能了，他现在唯一的能够赢的，就是赢一个“面子”。于是毛泽东破罐子破摔，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非要会议决议按照他的主张写，非要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要不然就不散会——说白了，毛泽东就是要争一个“面子”。

高官们也看出来毛泽东是在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争个“面子”不可。于是大家都去劝刘少奇，让他委屈一下，顾全大局，向毛泽东做个自我批评，结束这场争吵。然而刘少奇态度却十分固执，不同意自我检讨，说：“如果我工作做错了，当然要检讨。你们说说看，我工作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没有错，为什么要检讨？”

大家继续劝刘少奇：“你就不要跟主席一般见识了，他大概是人老了，糊涂了，你就让着他一些吧。”

刘少奇还是不同意检讨。最后军界元老朱德和贺龙出马，亲自出面劝刘少奇：为了全党的利益退让一步，向毛泽东做个口头检讨，结束这场争吵。其实，刘少奇就是要等军界元老出面之后，再做出让步。因为他这时让步，等于给军界元老们一个很大的面子，刘少奇当然知道中国人对“给面子”是一定会回报的。这对他今后加强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刘少奇痛快地答应朱德和贺龙：我马上向毛泽东做自我检讨。

朱德和贺龙看别人劝不动刘少奇，自己一说刘少奇就听了，果然感到很有面子，对刘少奇也很有好感。后来朱德在1965年还提出建议说：“今后可以让少奇同志指挥军队。”

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重镇高官17人，开了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刘少奇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以后一定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他还是和以往一样，严格保持中立。毛泽东则派陈伯达代表他来参会。

第二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说：“我对主席不够尊重”，并声明今后一定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高官们对刘少奇这种高姿态的顾全大局做法，都表示满意。然而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检讨，心里又有一股“火”起来了。如果刘少奇检讨说：“主席的看法对，我的看法错了”，这还有认错的意思，刘少奇却说“对主席不够尊重”，这能算是认错么？毛泽东没好气，当场就把刘少奇的话顶回去，用他的一贯拔高手法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之后刘少奇不再与毛泽东争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提法，重新制定了新的会议决议《二十三条》，下发全国，终于结束了这场毛刘的争吵。对于刘少奇来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制定《二十三条》，不过是给毛泽东一个面子，执行的大权在刘少奇手上，具体怎么做还是由刘少奇说了算。

毛泽东在这场争吵中，只是勉强赢了一个面子，而实质性的“里子”，都让刘少奇赢了。毛泽东首先在风度上就输给了刘少奇，让刘少奇赢得一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赢得了高官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次真的中了刘少奇的“气走毛泽东”之计，今后很难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了。

这个理由是简单的：如果毛泽东参加会议，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赞成，这会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受不了，不符合毛泽东的为人；如果毛泽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倒也不会再跟毛泽东争辩了，而是摆出一副“顾全大局”的高姿态，在风度上把毛泽东比下去。这样一来，众高官倒觉得毛泽东心眼狭小，更让毛泽东没有面子。

今后毛泽东如果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赞成刘少奇，让毛泽东没面子；反对刘少奇，也让毛泽东没面子，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参加会议，正好达到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目的——事实上，在1965年一年中，毛泽东没有参加过一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这让刘少奇十分开心，感到他这个小媳妇终于熬成婆了。1965年夏，刘少奇的心情很好，难得携全家一起游览了北京玉泉山。这也是刘少奇与九个孩子以及妻子、岳母的最后一次温馨的家庭活动，在刘少奇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1966年，按照计划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本来准备在1961年召开，当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会期推迟到1966年。刘少奇计划在1966年的中共“九大”上，把毛泽东推上“名誉主席”的地位，自己真正成为党中央主席。但是刘少奇这个计划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军队仍然牢牢控制在毛泽东手中，所以怎样弱化和分化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成为刘少奇计划的重点。

刘少奇的合伙人邓小平，在军中有一定影响力，军界元老朱德已经表明支持刘少奇，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也与刘少奇关系友好。但是这些人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国防部长林彪一个人在军中的实力，所以刘少奇就看上了另一个人：已经失足的彭德怀。

当年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彭德怀。毛泽东的“大跃进”错了，那么就说明反对“大跃进”的周恩来和彭德怀是对的，特别是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很多人对彭德怀抱不平，党内一直有一股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一旦彭德怀平反，回到军队工作，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不亚于林彪，而且肯定是反毛泽东的，这样刘少奇就不用怕毛泽东了，毛泽东的彻底退休也就会成为定局。

当彭德怀还在北京郊外的挂甲屯默默无闻地种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决定刘少奇和毛泽东命运的关键人物。为了给彭德怀的“平反”制造社会舆论，在刘少奇掌控的宣传领域里，《海瑞罢官》等借古喻今、间接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作品也就登场了。

毛泽东尽管输了这场斗争，但他绝不会气馁，按照他的口头禅：“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栽一个跟头算不了什么。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毛泽东重整旗鼓，重新调整作战方针，精神抖擞地投入下一场与刘少奇的斗争。

初中生

第五节 文革新人初登场

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场交锋满盘皆输。然而毛泽东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固分子”，他一旦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目标，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奋战到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毛泽东给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这里的虎气就是“勇”，猴气就是“谋”。有“虎气”才敢于挑战，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不敢想的事；有“猴气”，才会有计策、有预谋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次交锋中，“虎气”用的太多，“猴气”用的不够，所以失败了。毛泽东痛定思痛，接受这个教训，他跟刘少奇的第二次交锋，要以“猴气”为主，以计谋取胜。

使用计谋的第一点，是要分析形势，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毛泽东的有利因素是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动用军队保驾护航。毛泽东的不利因素，是他在高级干部中失去了威信。威信和威慑不一样，威慑是对一个人手中权力的惧怕，而威信是对一个人本身人格的敬仰。一个人掌握了生杀大权，就有了威慑力，但并不等于就有威信。一个人的威信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功绩上，吹嘘是吹不出威信来的。

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58年大跃进之前，毛泽东在这31年间居然没有犯过错误，领导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威信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巨大功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长达31年的时间里，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这就在共产党内产生出一种对毛泽东的“迷信”：他总是正确的，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长期以来，毛泽东屡屡战胜他的政敌，最大的法宝就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

可是毛泽东1958年搞“大跃进”的惨败，一笔勾销了毛泽东31年来建立起来的“不败神话”。1959年毛泽东和彭德怀斗争时，毛泽东是“一呼百应”，高层干部马上纷纷支持毛泽东，这是因为那时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还没有显现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尚存。而这次和刘少奇的斗争，毛泽东却是“百呼一应”，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响应毛泽东。这个事实证明，毛泽东在高层干部当中的威信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不再相信毛泽东有领导国家搞建设的能力，甚至认为毛泽东已经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泽东要想在高层干部，也就是所谓的“老干部”中间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好比一尊金神像，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即使你把它打捞出来洗干净，重新放到神坛上，但它对于人们来说，再也没有以往的神力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惨败，就好比金神像掉到了粪坑里，不管毛泽东怎么洗净自己，他也无法恢复自己在老干部中间以往的威信了。

不过，在普通的人民群众当中，毛泽东的威信损失不大，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责任，没有传达到老百姓中间。因此，毛泽东重新树立自己威信的基本战略，就是依靠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重新换一批新人上台掌权，换掉现在这批已经不迷信毛泽东的老干部。——毛泽东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撤换掉个别几个老干部，而要把这批老干部全部撤换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发动群众打倒整个一批老干部的办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过在1965年初，毛泽东还没有想出“文革”这个办法。当时他面对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首先要防守，不能让刘少奇再前进一步。毛泽东也看出，刘少奇的下一个重点进攻目标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而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彭德怀。如果彭德怀被翻案平反、回到军队重新工作，那毛泽东只有彻底输了。只要彭德怀不被翻案平反，毛泽东就能掌控军队，就还能与刘少奇周旋下去。

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眼睛盯在了彭德怀身上，刘少奇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彭老总可以回军队做点工作”，另一方利用自己掌控的宣传领域，为彭德怀的翻案平反制造舆论。

毛泽东凭他的政治敏锐性，早就发现近年来文艺界刮起一股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风潮，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京剧《海瑞罢官》。

1958年后毛泽东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饿死人的“大跃进”，一个是错误批判彭德怀。这是毛泽东的心病，也是毛泽东的软肋。而《海瑞罢官》正是直接触及到毛泽东的这两大软肋，《海瑞罢官》中“退田”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搞错了；《海瑞罢官》中“罢官”的情节，更是明显地借古人的嘴巴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与任何政治家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1962年《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看了这个戏，立即感到该剧是指向毛泽东的，马上去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禁演，但江青的建议都被部长们婉言拒绝。江青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似乎并不当成一回事，江青也就只好不提了。

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不当一回事，而是毛泽东的智慧高出江青一筹。毛泽东知道，禁演《海瑞罢官》是一个下策，因为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禁演《海瑞罢官》，很多人还不去关心《海瑞罢官》，而一旦禁演，人们反而纷纷要去看《海瑞罢官》，这岂不是替刘少奇搞了反宣传？况且，单纯地禁演《海瑞罢官》，对刘少奇集团造不成任何打击，反而替他们搞了反宣传，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当时毛泽东不禁演《海瑞罢官》，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慢慢忘掉《海瑞罢官》。可是现在面对刘少奇的咄咄攻势，毛泽东不能再冷处理了。但毛泽东的反击，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罢官》，这样才能给刘少奇集团一个打击。不过“批判”可不像“禁演”那么简单，必须找一个高手，写一篇高质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给刘少奇一个重击。可是去哪里找这样的高手呢？

现在整个宣传机器都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毛泽东手头现成可用的人才，就是陈伯达等政治秘书，但毛泽东很清楚陈伯达这些秘书，知道他们的才能承担不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重任，他要另寻高手。毛泽东当然不便亲自出面寻访这样的高手，于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子江青，把“寻访高手”的重任交给了江青。

1938年，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江青在延安结婚。当时毛泽东只认为江青是一个漂亮的演员，并不认为江青有从政的才能。而且毛泽东在与江青结婚时，党支部给他加了一个“约法三章”的条件，禁止江青二十年内在党内任职，因为当时党支部担心江青是国民党特务。党支部干涉党员的个人婚姻，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在延安时代，党员的一切都要由党来支配，包括结婚。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一直到1949年还是不错的，可是进了北京城之后，毛泽东和江青关系进入一个寒冷期，到1952年两人干脆分居了，江青搬到离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几百米远的静园居住。

毛泽东与江青分居，必然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想要追究的问题。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一度与江青冷却的夫妻关系，又回暖起来。一来是因为毛泽东的工作比较闲了，二来是毛泽东这段时间心情比较苦闷，需要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这个人当然是江青莫属了。1961年。毛泽东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一方面是给江青一个很大的荣誉，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当时自己心境的一个写照：逆境中从容不乱，敢于再攀新的高峰。

以前毛泽东认为江青不过是个演员，没什么政治头脑，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所以从不跟她谈工作的事，当然也没有时间跟江青谈。自从毛泽东退居二线“闲”下来之后，跟江青的谈话比较多了，这才发现江青还真是一个对政治很有悟性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江青有搞政治的热情，这让毛泽东暗暗点头。刚开始一段，江青主要跟毛泽东谈戏剧电影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空就读他的线装古书，对电影戏剧全无兴趣，也不熟悉，而江青对戏剧电影非常熟悉，所以毛泽东也饶有兴趣地听江青讲讲戏剧电影的事情。

江青爱看戏，爱看电影，她本来就是演员出身，喜爱戏剧和电影是理所当然的事。文革以前，江青还没有个人专用的放映室，而毛泽东在中南海有一个专用的放映室春耦斋，因为毛泽东极少看电影，所以春耦斋实际上成了江青的专用放映室，为江青一个人放专场电影，她几乎每天都要看电影。江青把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戏剧都看了，看着看着也看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于是江青就逐渐从政治的高度上跟毛泽东谈戏剧和电影的问题。

江青也明白，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威信和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了，这让她非常担心。江青凭着她的政治敏锐性，觉查出刘少奇要架空毛泽东，甚至要取代毛泽东，于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泽东要提防刘少奇。有一次江青听说，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她马上去提醒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死”，也是江青胆大敢说话，不怕得罪人的一个表现。

毛泽东对江青的政治敏锐性颇为赞赏，他对井冈山时期老战友的曾志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是毛泽东观察文艺界的动向“游动哨兵”。但毛泽东在是否真正让江青进入政界的问题上，还是很犹豫。因为用政治家的素质来要求江青的话，她还很不够。江青的缺点是说话太任性、太放肆，经常得罪人，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但是江青也有她的优点，就是胆子大，敢想敢干，一般女人绝没有江青这份胆量和闯劲。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当中，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学历最高，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被普遍认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质。刘少奇也积极扶植王光美从政，带她一起出国访问，带她一起会见外国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可以说是“大出风头”。1963年刘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个试点“桃园经验”，然后把王光美的经验发到全国学习，为王光美的直接从政铺下道路。

江青只是15岁时在戏剧学校学过一年戏剧，也就是个中专学历，跟王光美的名牌大学硕士学位是无法相比的。不过毛泽东看出，江青的学历虽然不高，但搞政治的能力绝不在王光美之下。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扶王光美出来从政，他也开始扶江青出来从政。1962年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江青会见苏加诺夫人的照片，这是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很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这个名字。之后毛泽东让江青亲自出面去指导一些戏剧电影的创作，于是江青搞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个现代京剧。这几个戏公演时，毛泽东亲自去观看，给江青助阵。

1964年毛泽东的生日寿宴上，毛泽东在众人面前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要让江青从政，至少不能让江青输给王光美。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是“有勇有谋”，而江青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现在毛泽东手头没有比江青更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样，也只有江青了。只要有毛泽东在背后替江青出谋划策，还是可以弥补江青的“无谋”缺点。这次毛泽东要启用江青，让她牵头组织一个班子批判《海瑞罢官》，真正考验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江青原名李云鹤，比毛泽东小21岁。年青时江青的命运颇为颠沛，经历了几次婚变和同居，在上海，作为女演员进入电影界，演过多部电影，还有一个漂亮的艺名叫蓝苹。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名字也改为江青。那时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使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敬而远之。江青在上海好歹也算是一名上过镜头的女明星，生活水平肯定不会差，和延安生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称之为优裕了，要她这样的人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投身去延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没有相当的觉悟，没有理想的支持是不行的。当时上海的女电影演员极少有去延安的，所以“物以稀为贵”，这也是毛泽东看上江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江青去延安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她会与毛泽东结成姻缘。江青在1937年底首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并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甚至看不到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迹象。当时中共是集体领导体制，毛泽东没有任何特权，没有“毛主席”的尊称，更没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万岁”的尊荣。所以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不是看上毛泽东的权势地位，纯粹是被毛泽东这位“革命家”的气质所倾倒。江青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她真正爱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江青一直到死，也没有背叛毛泽东。

江青听毛泽东说让她牵头组织班子去批判《海瑞罢官》，当时是大喜过望。江青不是那种安逸于平稳生活的普通女人，她是女革命家，她敢于造反、渴望战斗，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江青这点大大超过了王光美，也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有人说：江青爱出风头，野心勃勃！其实，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哪里有不爱出风头、没有野心的革命家呢？

毛泽东向江青认真交待了这个任务的要点：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质量，打击力强。写出这种强大杀伤力批判檄文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位写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事先不能让刘少奇集团的人知道，这样才能给刘少奇出其不意的一击。

江青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行动。江青第一个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举成名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李希凡。可是当江青谈起希望李希凡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李希凡不禁疑惑万千。

当然，李希凡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第一个疑惑是关于江青的资格。当时江青的正式任职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有“五大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按道理，写批判文章应该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负责的事，江青只是生活秘书，写文章不在江青的职权范围内。另外，江青在政府中还有两个任职：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职务更无权管写批判文章的事。第二个疑惑是江青要求秘密写作，不让上级知道。

李希凡马上感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里面的水很深，他马上婉言回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位写批评文章比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绝了。江青感到很泄气，把这些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找错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物。”

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大人物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顾虑”，怕丢官、怕坏了自己的名声等等，而小人物就没有这些顾虑，他不怕丢官，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官；他不怕坏了名声，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名声。写批判《海瑞罢官》是一件需要冒险的事情，大人物有顾虑，不敢也不愿去冒险，只有小人物才肯干这件事。其实李希凡这样的“名人”，也都是从无名“小人物”起家的，可是一旦小人物变成了“名人”，就失去了锐气，不愿再干冒险的事。

江青接受了毛泽东的点拨之后，她把目光从有名的大人物，转向无名的小人物。这时毛泽东又给她出主意，这件事在北京干太显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干，于是毛泽东就介绍江青去上海。当时最忠于毛泽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可惜林彪是个老病号，常年在家养病；柯庆施是个新病号，1964年因肺癌动手术后，就一直在养病。不过上海依旧是柯庆施的地盘，所以去上海办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时，柯庆施在外地养病，所以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成为接待江青的东道主。当然张春桥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一跃成为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经历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两个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靠一只笔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因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最初并不是从枪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只笔杆子，靠他自己办《湘江评论》起家的。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5期就被查封，但每期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泽东不仅写文章，还必须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和他写的文章，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关注，毛泽东开始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来往。1920年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所以毛泽东是靠笔杆子崭露头角、靠笔杆子起家进入共产党的。

1934年，17岁的张春桥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杆子对准文艺界的名人和权威开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之势，张春桥批评郭沫若、攻击鲁迅，居然也在文坛上闯出一席之地，正应了“要想成名人，就靠骂名人”的哲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春桥去了延安，但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或重用。

1947年，张春桥的好运来了，他调到石家庄出任《石家庄日报》社长，而当时石家庄市的市长是柯庆施。柯庆施一下看上了张春桥这支笔杆子，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以后随着柯庆施的发迹，张春桥也跟着发迹了。柯庆施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张春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

1958年，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

虽说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但毛泽东亲自为别人的文章写“编者按”也是很多的。毛泽东一眼看上的人，会马上把这个人调到中央来，在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例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都是毛泽东欣赏他们的文章，为他们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很快上调到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可是毛泽东为张春桥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并没有上调张春桥，他还是继续当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所以张春桥并没有被毛泽东一眼看上——更确切地说，毛泽东那时根本就没有看好张春桥。

之后张春桥靠柯庆施的提拔，成为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书记处书记，但他始终没有被中央高层的人物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张春桥代柯庆施接待江青。

当江青跟张春桥谈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马上敏感地意思到，这不是一篇单纯的批判文章，这是毛泽东要向刘少奇发起反攻的信号。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负责文化宣传的领导人，也算是个副省级的官，他虽没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议，但也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最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吵。张春桥是个对政治极其敏锐的人，他已经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发展下去，一定会到摊牌的程度，毛主席和刘主席并存的时代不会长久了，几年之后就会只剩一位主席，要不然是毛主席，要不然是刘主席。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跟毛主席，选择跟刘主席，还是选择中立。

张春桥主观上是愿意跟毛泽东的，第一是他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而与刘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远；第二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有一定好感，而刘少奇对张春桥从无好感。但是从客观利益上来考虑，选择跟毛泽东的风险又很大，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谁胜谁负。如果张春桥选择中立，不管毛和刘谁胜，他都能保住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如果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一旦刘少奇胜利，那么他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就保不住了；相反，即使是毛泽东胜利，张春桥也未必就能升官。

前面说过，毛泽东并没有看上张春桥。既然张春桥不是毛泽东看上的人，那么即使他选择跟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太可能提拔他。从官场学的角度来看，张春桥选择跟刘少奇，肯定是不可能升官的；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升官的可能性也不大。既然不管选择谁都不太可能升官，那么选择中立，保住现在的官职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张春桥还是做出“跟毛泽东”的选择，这是因为张春桥看到了江青这个特殊人物。

张春桥知道，毛泽东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江青，以后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刚刚开始组织自己的班子，还没有人才，如果这时候张春桥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会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着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能经常接触到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事实上，张春桥通过江青曲线靠近毛泽东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文革最初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上张春桥，而是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力荐张春桥，毛泽东才逐步改变了对张春桥的看法，发现张春桥是个人才，觉得张春桥不仅是个人才，还是很少的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于是就开始真正提拔重用张春桥。

所以当江青说她要组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时，张春桥立即表示效忠江青，愿意为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效劳。这样张春桥成为最早加入江青班子的人，成为江青最为信赖的人，正符合官场学中“晚跟不如早跟”的定理。张春桥知道自己不善于写批判文章，要写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要另请高人，于是他对江青说：“我的特长是写评论文章，不善长写批判文章，我给您推荐一个写批判文章的人。”于是张春桥就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

姚文元是解放前文化名人姚蓬子的儿子，但姚蓬子在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姚文元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反而受到父亲的连累。姚文元年轻时是一个文学青年，不断辛勤写作，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才能没有被人重视。1957年姚文元写了一篇《录以备考》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亲口点名表扬了姚文元。但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还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没有让姚文元升官，他还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编辑，只是一个芝麻九品官的小干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都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表扬，但表扬之后，贵人健忘，毛泽东很快就把他们忘掉了，因为毛泽东没有看好他们两人的政治才能，没想提拔他们当官。

姚文元的顶头上司张春桥，倒是看好姚文元的才能。但那时张春桥也只是一个小官，还没有提拔重用姚文元的资格。如果没有批判《海瑞罢官》，姚文元大概就像千百万文学青年那样，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可是张春桥把姚文元介绍给江青，一下子就改变了姚文元的命运，这也是后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结成“四人帮”的基础。

当张春桥跟姚文元谈到秘密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姚文元也马上意识到这是要担风险的事。那时姚文元是一个既无官，也无名的小人物，赌输了也就是现在这样，赌赢了可就飞黄腾达了。所以姚文元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毫不犹豫就接了下来。不过江青对张春桥推荐的这个姚文元，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姚文元实在太没有名气了。于是江青让姚文元先写个初稿，她带去给毛泽东看看行不行。

姚文元很快就写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带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就大为赞赏，当场拍板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这才信服了张春桥的眼力，以后更加信赖张春桥了。不过毛泽东虽然决定了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但他还要慎重，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所以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继续修改这篇文章，修改了几个月，大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发表。这也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因为这次毛泽东是不能再输了。

毛泽东交给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过了毛泽东的最后考验，之后毛泽东就让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

初中生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

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从1949年到1974年，毛泽东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两次以上。毛泽东这次外巡，一来是惯例，二来是要避开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座谈会。所谓“托拉斯”，是刘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种企业形式，它与以往的国营企业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企业”，这个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后搞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很显然是资本主义（现在叫“市场经济”）的东西。

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之后，乘胜出击，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试点从农村推向城市。刘少奇在“试办托拉斯”座谈会上讲话说：“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

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刘少奇原来计划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和转型，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1978年之后搞的“改革开放”就会提前到1966年。

毛泽东毫无疑问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试点”，但毛泽东看出，刘少奇的经济路线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他如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又将陷入少数派的难堪境地。这时毛泽东的最好选择就是离开北京，随刘少奇去搞，因为刘少奇的羽翼已经丰满，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已经阻止不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只有另寻办法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武汉，住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毛泽东初来的十几天，既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招当地领导人来谈工作，只是一个人单独地看书和思考。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这段时间吃饭不香，饭量减少，经常打的乒乓球也很少打了，而散步的时间增长了。平日毛泽东散步时，喜欢跟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而这些天毛泽东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散步，一边走一边思考。

毛泽东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人民公社为什么会搞成“饿死人的悲剧”？（二）自己在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变成少数派？（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人民公社为什么会饿死人的问题上，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本身错了，第二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没错，而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关于第一个答案，毛泽东不予考虑，因为他是坚信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自己说：“我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那时我还读了三本书，让我铭记一生，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此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那么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吗？毛泽东想来想去，认为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可以让少数农民致富，但让全体农民都致富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彻底的“均贫富主义”者，他给中国设计的蓝图，要不然是“共同富裕”，要不然是“共同贫穷”，从来没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设计思想。如果想让全体农民致富，分田单干的道路肯定不行，只有人民公社这样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

既然共产主义没有错，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那么为什么人民公社失败了呢？毛泽东想到了第三个答案，那就是人的思想觉悟问题。农民的私心太重，大家都想少出力、多吃饭，只想从公社获取，不想为公社贡献，所以把人民公社吃穷了、吃垮了。因此，毛泽东意识到，人民公社是失败在人的觉悟上，如果能让每个人都有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就一定能够成功。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呢？1963年毛泽东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收效不大；1964年发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收效也不大。毛泽东冥思苦想，试图想出一个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好方法，最终他想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继续住在武汉东湖，继续他的思考。

4月13日，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拉伯共和国总统顾问侯赛因，到武汉东湖宾馆会见了毛泽东，晚上毛泽东陪阿拉伯贵宾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4月15日，周恩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纪念会议之前，专程到东湖来向毛泽东“请示”。这个请示的“画外音”，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表明，他在北京与刘少奇共事的同时，也没有忘掉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中立立场。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继续思考他的问题：自己在高级干部中间为什么变成少数派？毛泽东想出一个答案：这是因为高级干部们受“修正主义”的影响，革命理想蜕化了，革命精神丧失了。从1962年起，毛泽东就总把“修正主义”挂在嘴边，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时，是这么说的：“苏联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国家财富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朽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后，很多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适，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修正主义的道路靠拢，中国共产党正在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国共产党“变修”。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决不能像他们。”

在共产党内，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谢觉哉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险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们，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苦心，认为“修正主义”不过是毛泽东老年固执症引发的臆想。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想法，1962年以后，党政大权已经不在毛泽东手中，只有军队还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毛泽东就在他控制的军队里展开“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防止特权阶层形成的有效办法，是减少和降低官员们的物质待遇。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从毛泽东给军官减薪这件事，其实就看出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层干部中间变成少数派的原因。一个企业的老板，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减薪，怎么可能得到高管们的支持呢？毛泽东的地位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老板，他要限制高级干部的待遇，甚至要给他们减薪，这显然难于得到高干们的支持。毛泽东认为在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好的，都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物质条件好了，这些人的革命意志就消沉了，所以他要用减薪的方法，用降低物质条件的方法来激发这些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毛泽东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人对未来的梦想。在战争时期，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对未来有一个憧憬，认为只要打下来天下之后，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大家就是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当共产党胜利之后，毛泽东仍然要求大家继续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时干部们就不满了。战争时期因为没有条件享受，只能提倡“艰苦奋斗”，所以也没有人埋怨毛泽东；胜利之后有条件享受了，毛泽东继续提倡“艰苦奋斗”，不让大家享受，干部们自然就有怨言了。

1965年4月27日，解放军中地位仅次于林彪的三位大人物来东湖面见毛泽东，他们是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次他们是来向毛泽东请示取消军衔制以后的军装式样问题。取消军衔后，军装上不再使用表示军衔的奖章、领章、大檐帽，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军衔牌牌统统都去掉。我看到那些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倒是要打败仗了。”

贺龙等人走后，毛泽东吩咐他的警卫长汪东兴，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电话，让张平化过来见自己。汪东兴立即给张平化打电话，说：“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

张平化一听毛泽东叫他，二话不说立刻乘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直奔毛泽东住的东湖。张平化是毛泽东的同乡湖南人，也是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是党内极少数喝过毛泽东喜酒的人。那是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与井冈山游击队女侠贺子珍结婚。其实，所谓“喜酒”不是真的酒，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是简单地以茶代酒而已。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十四岁，从井冈山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喜爱这个小弟弟般的老部下。

毛泽东对张平化就像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没有寒暄，没有开白场。张平化原本想把湖南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一下，可是毛泽东却一摆手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张平化不知道毛泽东这句的含义，插不上话。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包产到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富裕起来，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军烈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所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是粮食增产多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懂得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

张平化不懂，只好说：“我想想看。”其实张平化想也想不出来。张平化作为一个省的第一把手，与毛泽东这样的国家第一把手，在思考问题的规模上、层次上和范畴上都完全不同。张平化想的只是怎么完成好上级领导交待下来的任务，怎么把本省的工作搞好，从来没有想过国家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也知道张平化不懂，于是说：“你不太清楚，那么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大吃一惊，问：“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脸上严肃的表情不见了，亲切地对张平化笑着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张平化这才知道，毛泽东这次南下是要上井冈山，叫他来的目的是要他带路。因为张平化是井冈山老战士，最近又回过两次井冈山，对井冈山比较熟，让张平化带路自然是最佳的人选。毛泽东身在北京，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动向了如手掌，早就物色了张平化作为自己重上井冈山的带路人。

张平化听毛泽东说完，立即兴奋地站起来说：“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井冈山男女老少都在念叨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他最喜听人民在想念他这样的话，也相信人民是在想念他的。事实上，那时候的井冈山人民确确实实是想念毛泽东的。

一直跟在毛泽东身旁的汪东兴，这时才知道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要上井冈山。不过毛泽东要去哪里，从来都是前一天才告诉他的，所以汪东兴也习惯了。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长，必须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和张平化一起，先行上井冈山探路，安排好一路的警卫工作和准备好毛泽东下榻井冈山的住处。

第二天汪东兴和张平化就上路了，第一是看哪条路平坦好走，第二是为毛泽东选好几个途中休息和吃住的地方，第三是向当地的接待人员交待，怎样接待好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还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弄不好他就要生气，所以汪东兴要把接待好毛泽东的要点事先传达下去，尽量避免毛泽东的不快。

前面说过，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虽然住着北京城里最昂贵的住房，里面的家具却是廉价的普通东西，没有名牌商品，更没有古玩字画。他吃的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四菜一汤，饭菜都是普通的东西，没有山珍海味。有的菜一次没吃完，他还要留到下餐吃。

然而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却让接待他的人大伤脑筋，因为接待大人物的惯例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了。毛泽东外出巡视时，刚开始地方大员为了讨好毛泽东，专门举行接风盛宴，但毛泽东却不高兴，不去赴宴；他们给毛泽东的住房里摆放崭新的家具，毛泽东却不高兴，认为专门为他准备一套新家具是浪费。后来地方大员逐渐搞清楚了毛泽东的脾气，接待毛泽东时不要设宴，只安排普通的工作餐，这样毛泽东反而高兴；毛泽东住的房间里要放旧家具，这样毛泽东认为这些家具不是专门为他买的，不浪费，也反而高兴。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像毛泽东那样艰苦奋斗，有些中央领导下来视察的时候，就要大摆盛宴接风，住房里要摆放崭新的高档家具，否则领导就不高兴。地方大员们都懂得怎样给领导一个好印象，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接待方法，让每位中央领导都满意。

到1965年，地方大员都知道接待毛泽东的秘诀了，可是井冈山这样小地方的宾馆还不知道，所以汪东兴再三嘱咐当地的接待人员，千万不要搞招待宴席，毛泽东吃饭是四菜一汤，不要上山珍海味，就是一般普通的家常菜，不要酒，不要水果，饭菜的标准是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毛泽东住的房间里不要摆放新家具，半新不旧的家具最好。经过汪东兴一番布置之后，毛泽东所到之处果然都比较满意。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离开住了44天的武汉东湖宾馆，准备前往井冈山。临行前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想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与所有参加服务的东湖宾馆员工合影。有幸与毛泽东一起合影的女服务员魏中华，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摄影师架好了相机，毛泽东站到炊事员、服务员、清扫员等众员工的中间，问了一句：“都到齐了吗？”

有人说了一句：“小魏在宿舍，今天她休息。”——这天正好赶上魏中华轮休。

毛泽东说：“叫来嘛，我们等她。”

摄影师一看时间，说：“主席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先拍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徐秘书，赶快去叫她来。”

徐秘书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多说，马上跑步去后面的员工宿舍。魏中华见徐秘书急匆匆跑来，以为他有别的急事，也没在意。没想到徐秘书跑到她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魏，快、快，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魏中华像做梦一样，半信半疑，跟着徐秘书飞跑到东湖宾馆门前的空地上。只见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毛泽东在正中央，旁边站着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平易地对魏中华招了招手，就像在招呼自己的一个朋友。魏中华赶紧上前，王任重笑着将魏中华拉到他和毛泽东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惦记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迫不及待地就喊：“照……了”。魏中华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都非常激动，说：“毛主席有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个镜头不是刻意去排演的，以一国领袖之尊，对身边偶尔为他服务过的小人物也一视同仁，活生生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平民精神和亲民感情。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和感情，来自他农民家庭的出生，也来自他个人的经历。一个人在成功之后，往往要感谢和报答一下帮助自己走上成功之路的恩人。毛泽东的恩人是谁呢？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来自于上级领导的青睐和提拔，上级领导和苏联老大哥从来没有喜欢过毛泽东，毛泽东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毛泽东的恩人就是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天然的感情。

毛泽东离开湖北武汉后，先到湖南长沙，正准备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却感冒了，只好住在长沙休息几天。毛泽东病好之后，不巧张平化又急性阑尾炎发作，所以上山的时间又往后延，直到5月21日才出发前往井冈山。

中国有很多名山，大多是因风景著名，只有两坐山是革命的火种。一坐山是“梁山”，北宋末年宋江、林冲等好汉被“逼上梁山”，从此有了《水浒传》流传于世；另一坐山是“井冈山”，1927年毛泽东等人被“逼上井冈山”，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天安门，所以井冈山是毛泽东所有奇迹的起点。奠定“毛泽东思想”的几部最重要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

毛泽东在他长达22年征战南北期间，转战过很多地方，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特别是延安，那是毛泽东进北京城以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毛泽东确立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最后一个女儿李纳的诞生地。但毛泽东1949年进京以后，从来没有再返回过延安，唯有重上井冈山，而不见重游其他故地，可见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有独钟。

毛泽东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井冈山——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组织红军。”

1967年“二月逆流”时，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我就和林彪撤出北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对林彪亲信黄永胜说：“如果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上井冈山”是他遇到最糟糕情况时的最终对策。

现在，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他要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认为，在井冈山上他可以激发起灵感，思索出答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斗争方式和武器。毛泽东一路上带着满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创业的起点井冈山，宛如一个孤独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泽东沿着汪东兴、张平化为他先行布置的路线，乘汽车蜿蜒而上来到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以往毛泽东上下汽车时，都是由警卫人员为他打开车门，他才动身的。这并不是毛泽东要摆什么架子，而是中央警卫团的规定，保证领袖的手，不至于摸到不该摸的东西，不论从卫生上还是从安全上都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一向讨厌这种装腔作势的做派，无奈警卫团订下的规定，毛泽东也只好按规定办事。

不过到了黄洋界，轿车一停，毛泽东不等警卫人员过来开门，就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吓得坐在后面车上的汪东兴，以为毛泽东出了什么意外，慌慌张张跑过来。毛泽东却不理汪东兴，自己迈开大步直向山顶走去。这几十号人中毛泽东的年岁最大，但他们居然被毛泽东甩在了后面，黄洋界像有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住毛泽东。

毛泽东走着走着，突然向没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几步。汪东兴一惊，忙向毛泽东提示说：“主席，那边没有路。”

毛泽东就像在等着这句话似的，一笑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比井冈山的道路还要难。”

汪东兴见毛泽东执意要走没有路的“路”，赶忙抢上一步来扶毛泽东，毛泽东却拂开汪东兴的手，不要他扶。毛泽东走到一棵大树下，折下一节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走上了井冈山。今天我还要借用一下这个井冈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泽东居然当起了向导，领着众人左转右转几次，来到黄洋界口。那里树立着一个诗碑，上面刻着毛泽东三十七年前写的词《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

毛泽东站在黄洋界，眺望远处，诗兴大发，作出他最著名的诗词之一《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这首词的开场白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解释就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凌云志’，这次我带着这个‘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凌云志”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保证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凌云志”，毛泽东什么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揽月，敢下五洋去捉鳖，这里说的“鳖”，应该就是刘少奇了。毛泽东在最后的结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在激励自己：世界上没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志者事竟成。

毛泽东这次打倒刘少奇，用过去打倒王明的办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怀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须创造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必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这天在井冈山上，用折下的树枝做拐杖，拨开一条新路，就是象征着他要开辟一条新路的决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住了下来，他继续思考他的答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5月25日，张平化要提前返回长沙，因为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赶回去。张平化前来辞行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上了井冈山再谈的话题吗？”

张平化当然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话题是：“你懂得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上了井冈山我们再说。”不过当时张平化认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诺，更没想到毛泽东要把自己的“心迹”，跟他这么一个小人物谈。张平化马上诚惶诚恐地、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讲他的心迹。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就会改变，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们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允许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况且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这里毛泽东说了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理由：“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后来居上，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毛泽东接着对张平化说：“帝国主义从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国这个大市场，准备对我们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如果我们搞了资本主义，外面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来一个内外夹攻，联合起来压迫榨取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则宗旨。”

这里毛泽东又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理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成绩，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这里毛泽东再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个理由：“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好，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

最后毛泽东说：“我反复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平化聆听着毛泽东的话，他既没有赞颂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话，只是在默默地记住这些话。毛泽东很清楚，张平化是一个“老实人”，不会像刘少奇那样取宠地赞颂“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像康生那样摩拳擦掌地揪党内的敌人。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些“心迹”讲给张平化这样的老实人听，是希望张平化将来成为历史的证人。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史里，有一种英雄情结，不论是皇帝还是九品芝麻官，不论是政客还是诗人，都很在意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毛泽东终身喜读历史，当然也一定会非常在意历史评价这件大事。毛泽东也想到自己与刘少奇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百分之百取的胜算，万一失败了，他的政敌就会把他送上“历史恶人”的审判台。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14岁，毛泽东希望张平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这些“心迹”告诉后人，让后人对自己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果然张平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岁高龄。张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后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些“心迹”。

张平化走后，毛泽东仍然住在井冈山，继续想他的心事。一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终于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接班人”。毛泽东的梦想是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他要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少奇当然不能接班，周恩来也不能接班。虽说周恩来本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周恩来这个人太容易妥协，在党内强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面前，周恩来不会跟他们坚决斗争，而是会妥协。所以周恩来阻挡不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合适的接班人。林彪是军人，没有独自的政治理念，不会坚持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再加上林彪的身体不好，所以林彪也不是合适的接班人。

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第一要年轻，第二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发现，他还在继续寻找。但目前毛泽东要做的，首先是摧毁阻碍接班人接班的障碍。

毛泽东即使打倒了刘少奇，只要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还在，那么他的接班人还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势力强大的老干部。要想让年轻人接班，不仅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把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统统打倒，这就是毛泽东要完成的最终使命。

毛泽东在考虑自己的历史角色，在历史这条长河里，他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毛泽东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经不可能完成修建社会主义大道的任务，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作为一个炸药包，炸掉那些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顽石和堡垒，以后修路的事情，就交给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泽东这时给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任务一个清晰的定位，他的历史角色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他的历史任务是炸掉阻挡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什么是阻碍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共党内势力最大的三个人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就是这三座大山。不炸掉这三座大山，年轻的接班人就无法接班，就无法保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下定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炸掉这三座大山，为他的接班人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扫平障碍。当然毛泽东不会对这三座大山同时发起进攻，他要各个击破。毛泽东给自己订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第一步，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第二步，联合林彪打倒周恩来，或者联合周恩来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后打倒林彪或周恩来，然后交班给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已经八天了。虽说毛泽东这次上山是秘密的，但是当毛泽东接见两批井冈山老战士和革命烈属之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要来见毛泽东。当人民争先恐后地要上井冈山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得赶紧下山了。在毛泽东下山时，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当毛泽东的车队路过一个村庄时，一群人手拿铁锹、铁铲，向毛泽东的坐车直冲过来，把毛泽东的警卫长汪东兴吓得出一身冷汗，以为阶级敌人要来暗杀毛泽东，命令车队以最快的速度猛冲下山去。其实这些人只是一队修路的农民，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这些人来不及放下自己手中的修路工具，就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要见毛泽东，闹了一场“叶公好龙”的虚惊。

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开始实施他炸掉三座大山的战略计划。毛泽东接连抛出三颗重型炸弹，一颗比一颗猛烈。第一颗是调走彭德怀，调虎离山；第二颗是打倒罗瑞卿，消除军队隐患；第三颗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倒彭真，扳倒刘少奇的外围。

初中生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思虑好宏大的战略部署后，开始了打倒刘少奇的外围战。毛泽东下井冈山之后，先去了杭州，再到上海，然后回到北京。毛泽东离开北京三个半月后回来了，北京的众高官轻松了三个半月后，又开始绷紧神经，注视带着井冈山泥土味的毛泽东会有什么新动向。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出远门归来的倦意，马上着手布置他打倒刘少奇的外围部署，特别是要消除军队中存在的隐患，为的是在关键时刻确保军队万无一失地站在自己一边。

当时军队中实权最大的四个人，依次是毛泽东、林彪、贺龙和罗瑞卿。林彪是毛泽东绝对信任的，而对贺龙，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很信任，但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甚至暗地里被称为毛泽东的“爱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底，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唇枪舌战中，罗瑞卿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而是持旁观态度，毛泽东心中顿时失去对罗瑞卿的信任。因此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解除贺龙和罗瑞卿的职权。

为什么贺龙和罗瑞卿会成为实权人物？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1955年设立军衔时，授予朱德等十人为“元帅”、粟裕等十人为“大将”，这十个元帅和十个大将，是解放军中地位最高的人，但地位高并不等于就有实权。解放军中实权最大的三个职位，依次为“中央军委主席”、“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中央军委主席当然是毛泽东莫属，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元帅担任，总参谋长必须由大将担任。先后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和林彪都是元帅，而先后任总参谋长的粟裕、黄克诚和罗瑞卿都是大将。

1963年，国防部长林彪一时病重，无法工作，必须有一个人暂时代替林彪的国防部长职务。因为国防部长必须是元帅，代理国防部长当然也要有元帅军衔才行，于是毛泽东让贺龙元帅代理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十大元帅中，彭德怀、林彪和罗荣桓是毛泽东的嫡系，其他七人都不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此时罗荣桓已病逝，彭德怀被打倒，林彪又病重，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启用贺龙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毛泽东讨厌军衔制，也有这些被军衔捆住手脚的缘由。贺龙本来是一个介于毛泽东派和周恩来派之间的人物，后来又跟刘少奇关系越来越密切，颇有刘少奇派的味道了。

总参谋长是仅次于国防部长的实权人物，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很多事情都绕过贺龙，直接交给罗瑞卿办。这样虽说架空了一些贺龙的实权，但却增长了罗瑞卿的傲气。有人说：“人这种动物是不可宠的，一宠就要翘起尾巴来。”罗瑞卿正好验证了这句话，他仗着毛泽东的信任，不把军队老帅们放在眼里，做事独断，得罪了很多老帅。

军队从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罗瑞卿不过是一个大将，对元帅们施号发令，当然要得罪人，所以后来这些老帅在打倒罗瑞卿时都非常积极。

以前毛泽东是非常信任罗瑞卿的。但我们前面说过，罗瑞卿在毛泽东的困难时刻，没有站出来保卫毛泽东，这就让毛泽东无法再信任罗瑞卿了。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把贺龙和罗瑞卿两个人掌握的实权剥夺掉，换上毛泽东信任的人掌握实权。

剥夺贺龙的实权比较好办，因为1965年林彪的身体明显好转，可以重新出来工作了。贺龙本来就是替代病休的林彪，现在林彪病好了回来工作，名正言顺地把贺龙的实权收回到林彪手里，这个容易处理。难处理的是罗瑞卿，因为剥夺罗瑞卿的实权，就要撤掉罗瑞卿的总参谋长。不过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文革后那样大的权力，说话也没有一句顶一万句，更不是想撤谁就撤谁，不需要理由。所以当时毛泽东为了撤罗瑞卿的职，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搜集罗瑞卿犯错误的材料，用当时的术语就是“整材料”。

罗瑞卿在工作中并没有犯大的错误，主要问题是人际关系比较差。不少人，包括叶剑英这样的元帅，常常向毛泽东告状，说罗瑞卿作风霸道，难于共事。以前毛泽东信任罗瑞卿，这样的告状并不是什么问题；现在毛泽东不信任罗瑞卿了，这时候的告状就要罗瑞卿的命了。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叶剑英等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再次抱怨罗瑞卿的问题。这次毛泽东不再袒护罗瑞卿了，便顺水推舟地表示要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处理。毛泽东处理高级干部的方式，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准备阶段，第二个是分化孤立阶段，第三个才是批判阶段。

在第一个准备阶段，毛泽东于1965年６月７日，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罗瑞卿一下台，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就自然而然地继任总参谋长。

在第二个分化孤立阶段，从1965年8月开始，毛泽东让叶剑英代表他，向吴法宪、邱会作、杨得志、许世友等军队高层干部“打招呼”，向他们透露罗瑞卿已经“有问题”了，让这些人站稳立场，不要陷到罗瑞卿的圈子里去。

直到1965年12月，分化孤立的工作完成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的阶段，公开批判罗瑞卿。

不过在解决罗瑞卿之前，毛泽东还要先解决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彭德怀。如果说罗瑞卿是一只在台上的活老虎，那么彭德怀就是一只下了台的死老虎了，但这只死老虎还有可能复活，比罗瑞卿这只活老虎还要可怕。现在彭德怀就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还保留有中央委员的地位，万一北京政局有变，彭德怀这只死老虎马上有可能复活出山，来找毛泽东算旧账，所以毛泽东不能不预防万一。这次他要放逐彭德怀，把彭德怀弄到边远的地方看管起来，以防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保证北京的绝对安全。

把彭德怀强行逐出北京是不行的，现在党内同情彭德怀的人很多，无缘无故把彭德怀逐出北京，反而会增加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使用“猴气”，把彭德怀“骗”出北京去。正好四川正在展开三线建设，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为首的“一线中央”建议，让彭德怀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

刘少奇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布置的打倒他的一步棋，还以为毛泽东抵挡不住为彭德怀平反的舆论，不得不做出妥协，被迫让彭德怀重新出来工作。彭德怀第一步重新出来工作，第二步就是平反了，对此刘少奇非常高兴，马上同意毛泽东的建议，让彭真代表中央去找彭德怀谈话。

1965年9月11日，在吴家花园闲居的彭德怀接到通知：请你去人民大会堂，中央有人和你谈话。彭德怀赶往人民大会堂，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还特别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彭真为彭德怀高兴，可是彭德怀本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马上表示无法服从这个决定，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让我去农村搞调查吧。”

彭真是刘少奇的干将，当然希望彭德怀出来工作，他劝彭德怀服从党的决定，还表示同情地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彭真跟彭德怀谈了两个小时，但彭德怀也不是省油的灯，仍然拒绝去四川任职。自从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彭德怀就多次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调查自己的问题。1962年，他向中央和毛泽东递交了一封长达八万言的信，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申辩，并请求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彻底弄清他所犯的“错误”。1962年中央成立了贺龙牵头的专案小组，对彭德怀进行审查，但审查来审查去没有任何结论，彭德怀对此当然是非常不满的。

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彭德怀拒绝去四川任职，这也在毛泽东的预料之内。毛泽东跟彭德怀的性格十分相像，都是脾气倔犟，不肯服输的人。两个脾气刚烈的人，做地位平等的朋友还可以，做上下级就很难搞好关系。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下级，脾气犟，不听话，不给毛泽东面子，这让毛泽东难于容忍。其实不只是毛泽东，换了别的领导，恐怕也很难容忍彭德怀这样的部下。彭德怀这种不会迎合领导，不会拍马屁的人，本来就不合适当官，彭德怀能够进入官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彭德怀的老部下黄克诚大将说：“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这个评价虽然带着浓厚的革命色彩，但还是相当客观，并说到了点子上。

毛泽东有时也庆幸彭德怀的急性子火爆脾气，如果彭德怀是个隐忍的人，能忍得住，忍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写那个《万言书》出来，与刘少奇联手，两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联合起来向毛泽东发难，毛泽东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从性格上来说，毛泽东喜欢彭德怀这样直率的人，并不喜欢林彪那样阿谀奉承的人，在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彭德怀惋惜地说过：“我们三十年的交情，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但是搞政治和交朋友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不会与彭德怀讲朋友义气的。

这次彭德怀不愿去四川，毛泽东知道对付彭德怀最好用软办法，因为他和自己一样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于是毛泽东决定亲自召见彭德怀，用软话把彭德怀“骗”去四川。9月23日早7时半，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请他8点半前去中南海颐年堂谈话。

毛泽东亲自请彭德怀过去谈话，彭德怀不能不给面子，他马上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手，跟彭德怀紧紧握手。这两个昔日的战友，自从1959年一别，已经6年没有见面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谈话的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儿他们就来。总理去接西哈努克亲王，所以不能来。”

中南海颐年堂是毛泽东正式会客的地方，毛泽东和彭德怀进入颐年堂坐下后，先闲谈几句。8点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但周恩来没有来。毛泽东是有意安排在周恩来去接外宾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毛泽东战略的第一步，是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因此，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就不能瞒着周恩来和林彪，如果对周恩来和林彪遮遮掩掩的话，两人就会不信任毛泽东，就不肯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出大力了。毛泽东事先已经向周恩来和林彪“交底”，绝不能让周恩来和林彪发生误解，误以为他让彭德怀出来工作是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毛泽东透露给周恩来和林彪，他让彭德怀去四川，是对彭德怀越来越不放心，绝不是要给彭德怀平反的意思。

可是今天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是要“骗”彭德怀，说准备给他平反，否则彭德怀也不会去四川。如果周恩来在场，他是知道底细的人，毛泽东在周恩来这个知情人面前“骗”彭德怀，总觉得有些不自然，或者有些尴尬，至少有损他的领袖风貌，所以毛泽东要选择周恩来不在场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建设三线，准备战争，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知道彭德怀爱打仗，先用“带兵打仗”来诱惑彭德怀。

但彭德怀没有上钩，说：“搞工业我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细，还以为毛泽东真的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所以他们一起劝彭德怀，不惜以身作则地说：“搞工业我们都不懂，都在摸索。”

但彭德怀还是没有上钩。于是毛泽东只好不顾面子了，对在座的人说：“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旁边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听了频频点头，都说：“我们也都衷心支持彭老总出来工作。”

可彭德怀硬是不上钩。最后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再次放下面子，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这是毛泽东婉言地向彭德怀承认错误，承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是正确的，而且暗示几年之后给彭德怀平凡。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终于让彭德怀感动了，他知道毛泽东是死要面子的人，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错误，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彭德怀毕竟是一位性情中人，激动之下马上答应了去四川工作。

之后毛泽东又跟彭德怀继续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心里明白，这应该是他与彭德怀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中午又留彭德怀一起共进午餐，与彭德怀碰杯喝了酒。饭后，毛泽东亲自送彭德怀到他的轿车边，与他握手告别，当时有谁会想到，毛泽东伸出来的手，是准备好的与彭德怀最后一次的握手——这是跟彭德怀最后告别，他们两人三十多年的交情从此一笔勾销。

毛泽东完成了把彭德怀逐出北京的部署之后，他还要处理一个人，那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但无论大小事情，都要通过中央办公厅，所以任何秘密都瞒不过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成了掌握中央所有秘密的特殊人物。杨尚昆曾不无自豪地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毛泽东这次要用“猴气”，也就是秘密的手段来对付刘少奇，所以必须控制中央办公厅这个掌握一切秘密的机构，否则他的秘密手段被泄漏出去，不但打不到刘少奇，反而有可能被刘少奇打倒。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是刘少奇派的人，所以一定要撤换掉，换上自己的亲信汪东兴。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提出撤换杨尚昆，让汪东兴当中央办公厅主任。

那时毛泽东在党内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要撤换杨尚昆，必须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列车窃听事件”。

1961年毛泽东在乘专列外巡时，偶然发现他的车上被安装了窃听装置，毛泽东震怒了，居然有人敢窃听他的讲话。毛泽东追查下去，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居然是中央办公厅做出的决定，监听器材是中央办公厅悄悄安装的，专职监听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悄悄派来的，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就是杨尚昆。当然中央办公厅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监听器材，是得到上面批准的，有刘少奇的签字，也有周恩来的签字。

毛泽东知道这些后，明白这是刘少奇的主谋，因为盗听的“犯人”来自刘少奇主管的中央办公厅，而不是来自周恩来主管的中央调查部，因为中央调查部是专门从事情报和谍报的部门。刘少奇知道此事后，专门向毛泽东道歉，说是监听为了更准确地将毛泽东的讲话和思想整理成文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骗不了毛泽东。

不过毛泽东当时处在威信的最低谷，不便跟刘少奇翻脸，所以毛泽东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而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除了拆除所有窃听装置，销毁所有录音记录之外，人员处分是相当轻的，只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和副主任吴振英给予警告处分，调离中央办公厅，而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康一民是周恩来的秘书，吴振英是刘少奇的秘书。直接责任者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却没有受到处分，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这件事表面上似乎就过去了。其实是毛泽东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杀手锏”留起来，待机使用。

四年之后的1965年，是毛泽东抛出这个“杀手锏”的时机了，毛泽东突然重提此事，声称要追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责任。在“列车窃听事件”上，刘少奇是理亏的。不管怎么说，不经本人同意，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秘密录音，是一件违法的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要追究杨尚昆的责任，刘少奇也不太好庇护，只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让汪东兴接替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并把杨尚昆调到广东省去工作。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正式调离中央办公厅，去广东工作。这天毛泽东约见他，杨尚昆还以为毛泽东要生气地骂他一顿，没想到毛泽东丝毫没生气，很客气地跟杨尚昆谈了一阵，还幽默地开玩笑说：“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杨尚昆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时，路上遇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杨尚昆把毛泽东跟他谈话的内容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听后说：“糟糕，要是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那就没问题了。”

田家英知道毛泽东的脾气，他要是对一个人臭骂一顿，那是准备要“挽救”那个人；如果客客气气地，那就是对那个人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口头禅是：“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果然，杨尚昆在调到广东半年之后就被打倒。杨尚昆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心中十分害怕，因为他是一个知道中央领导人所有秘密的人，古人说“知人隐私者，危其身也”，一旦有人对他的嘴不放心，就会被杀人灭口。杨尚昆也看出刘少奇是不会保他了，于是杨尚昆去找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保他。

杨尚昆是刘少奇的人，并不是周恩来的人，要想让周恩来保他，也没那么容易，不过杨尚昆还是很机智，他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理由，跟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

杨尚昆这个表白很有水平，他说的第一要点是“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这就是杨尚昆声明，他没有把周恩来的秘密告诉过其他任何人，等于是向周恩来表忠心。

杨尚昆说的第二要点是“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这句话很微妙。如果杨尚昆对周恩来说：“我还有一些你不了解的秘密，但我不能说。”那是忠于职守的表示。可是杨尚昆却说“我不愿意多说”，这个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愿意，也可以说。”这就是向周恩来暗示，只要周恩来保他，他可以告诉周恩来一些秘密。

杨尚昆说的第三要点是“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心安了。”这就是向周恩来表示：“我杨尚昆以后就全靠你周恩来关照了。我不管刘少奇是不是知道我无辜，也不管毛泽东是不是知道我无辜，只要你周恩来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安心了。因为你知道我是无辜的，就会保护我。”杨尚昆这句话，更有一层意思要告诉周恩来，就是：“在我杨尚昆心中，你周恩来的位置，更要高过毛泽东。”

至于周恩来对杨尚昆这番话的态度，杨尚昆在日记中简洁明了地写到：“当时，他（周恩来）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这是周恩来用最短的话，最令人信服地暗示，他准备保杨尚昆了，后来也果然如此。尽管杨尚昆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成为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他三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唯独杨尚昆没有被关监狱，只是在北京军区软禁，没有吃太大的苦头。杨尚昆对周恩来的一席话，救了他自己的命，也向周恩来表示了他对周恩来人格的最高信赖。

就在杨尚昆被解除中央办公厅主任同一天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打响了文革的第一枪。《评海瑞罢官》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介绍。这里我们继续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外围准备：打倒罗瑞卿。

1965年11月12日，也就是发表《评海瑞罢官》的两天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知道《评海瑞罢官》这颗炸弹扔出来之后，继续住在北京是危险的，因为北京基本上被刘少奇的势力所控制。毛泽东此次离开北京后，在外地住了八个月之久，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放逐彭德怀，撤换杨尚昆之后，最后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全权处理军队里面的事，罗瑞卿是军队的人，所以事先不必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但必须先跟林彪商量。毛泽东知道，林彪不喜欢罗瑞卿，因为罗瑞卿这些年仗着毛泽东的信任，对林彪也不看在眼里，把林彪看成一个病恹恹的，占着位置不干活的上司，甚至对林彪出言不逊，多次让林彪不快和生气。因此毛泽东预料，林彪会乐意打倒罗瑞卿，因为这在客观上可以帮林彪“出口气”。

毛泽东让人通知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告诉他准备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问林彪有没有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林彪对罗瑞卿早有不满，只是碍于罗瑞卿是毛泽东的爱将，从来没有向毛泽东告过罗瑞卿的状。既然这次毛泽东先开口了，正中林彪下怀，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知道杨尚昆的事情后，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现在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夫人叶群带着林彪的揭发材料，到住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汇报，跟毛泽东密谈长达五个小时。林彪的揭发材料比较有分量，于是毛泽东就决定用林彪的揭发材料，给罗瑞卿定一个主要的罪名：向党伸手，要夺林彪的权，野心家。

在外国，“野心”这个东西一般被认为是积极的、好的。因为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产生出领袖，如果没有“野心”谈何竞选，没有竞选谈何领袖，所以政治家的最基本素质就是要有“野心”。可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没有政治家的概念，只有“官”的概念。而官不是通过竞选获得，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一个官不满意上级的任命，嫌官小，就被认为是有“野心”。给罗瑞卿定的罪名，就是不满毛泽东给他的官位，嫌官小，想当国防部长。“野心家”的罪名，外国人很难理解，但是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罪名。

毛泽东于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总部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贺龙到上海后，他的住处与刘少奇的住处很近，当天晚上刘少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刘少奇问贺龙：“这次批判罗瑞卿，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我是今天到上海才知道的。”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听了两人的回答，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这么说，我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毛泽东事先“打过招呼”的人，都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而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刘少奇、贺龙等人，到了上海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不过罗瑞卿是毛泽东的亲信，刘少奇看来，毛泽东批罗瑞卿，是毛泽东控制的军队内部的派系争斗，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损失，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刘少奇甚至觉得毛泽东有点老糊涂了，因为他整罗瑞卿，是整他自己的人。

这次会议是在罗瑞卿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瑞卿12月11日到达上海时，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这个会议是批他本人的，罗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软禁起来。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告诉罗瑞卿，他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罗瑞卿还不相信毛泽东会整他，要求去跟毛泽东面谈，周恩来只得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和杨尚昆比起来，罗瑞卿的政治水平就显得太幼稚了。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总参谋长，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本来杨成武只是上将，是没有资格当大将才能担任的总参谋长。可是1965年5月取消军衔制后，大将都取消了，自然也就没有了大将才能当总参谋长的限制，谁都可以当总参谋长了。这也许是毛泽东早在5月重上井冈山前取消军衔时就计算好的，也许是纯属偶然。

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又于1966年3月在北京开会，继续批判罗瑞卿。但这次不再是“背靠背”的揭发，而是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在揭发罗瑞卿的黑材料中，最有杀伤力的居然来自罗瑞卿自己的几个心腹，他们在书面材料中，把罗瑞卿平时对自己人才敢随便说的真心话，全部一五一十揭发出来。来自政敌的攻击，罗瑞卿还承受得了，而来自自己人的背叛，这就让罗瑞卿的心理无法平衡。这些人以前一直围着罗瑞卿团团转，捧着罗瑞卿一呼百诺，罗瑞卿也对这些人重用提拔，给予他们很大的恩惠。现在这些人居然在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不仅要把罗瑞卿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罗瑞卿实在想不通：人怎么会是这样的？他对人间失望了，绝望了，不想再留在人间了。于是罗瑞卿写下一封简短的遗言，准备自杀。

军人自杀，多半是选择开枪自杀，但罗瑞卿身边的枪弹已被没收，无法开枪自杀，罗瑞卿就从他住的三楼房间跳下去，跳楼自杀。不过从三楼的高度上跳下去，生存率还是比较高的，罗瑞卿没有死，但是摔断了一条腿，从此成为残疾，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罗瑞卿之所以会想不开自杀，还是因为罗瑞卿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从来没被人整过，而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罗瑞卿跳出来大批彭德怀，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春风得意一时。没想到现在他步彭德怀的后尘，成为被万人批判的对象。罗瑞卿主持修建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而他后来又被关进这所自己修建的秦城监狱，而且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真可谓历史的大玩笑。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得知罗瑞卿自杀的消息，并不同情，摇头说：“没出息！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罗瑞卿用自杀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

在中共党内，自杀被认为是怯弱的行为，没有人同情自杀者。刘少奇嘲笑罗瑞卿自杀说：“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说：“应该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叶剑英元帅把古人诗句的“将军百战身名裂”，讽刺地改为“将军一跳身名裂”。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能经得起各种考验，批斗也是一种考验，经不起批斗的人，算不上共产党员。在共产党高层人物追悼会的悼词里，总有一句分量相当大的评价，称：“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事实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在后来的文革中，遭受了远比罗瑞卿厉害得多的批斗和凌辱，但他们都没有自杀，算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吧。很多共产党员都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经过残酷斗争之后再复出，可谓“百炼成钢”。

打倒罗瑞卿，表面上看毛泽东损失了一个大将，一名亲信，但实际上毛泽东却消除了军队的隐患，可以安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在打倒罗瑞卿事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旁观者，他们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看似糊涂的“整自己人”，原来是为一场巨大战役做事先的准备。

初中生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

彭德怀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只是因为给毛泽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文革后又被关进监狱，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彭德怀的悲剧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怀的悲剧，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说的更严重一些，是毛泽东“爱整人”，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打倒。这样简单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英雄历史观”，把重大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风和智慧，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这么简单的事情。外国人研究历史时，更爱侧重于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这里我们试用外国的历史研究手法，来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原因的三大因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和个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官本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系有三个层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统治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但皇帝并不直接统治人民，而是通过“官吏”这个中间阶层来间接地统治人民。这样，介于统治者皇帝和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官吏，就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面前，是被统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面前，又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中国旧社会的官，与世界各国的官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具有特别突出的双重身份，“既是仆人，又是主人”。官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特别低，皇帝对官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一不高兴起来，监禁、流放、杀头也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对皇帝，只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做让皇帝不高兴的事，更不能惹皇帝生气。惹皇帝生气本身就是一大罪过，叫做“冒犯罪”，这完全是中国的国粹。在皇帝面前，官连人的最起码尊严都没有，虽说是仆人，连一般的仆人都不如，简直就是奴隶了。

相反，官在人民面前，地位又特别的高，被称为“官大人”或“官老爷”。在旧中国的官堂上，官对人民也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官尽管没有随便杀头的权力，但是关监狱的权力还是有的。人民在官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根本不能争辩，更不能反驳。一个“民”如果敢在一个“官”的面前批评他，那同样也是“冒犯罪”，重责不饶。在人民面前，官的权力大得不得了，比主人对仆人的权力还要大。

中国官吏的生活是“双重人格”的，他在皇帝面前，是一个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他到了人民面前，又马上变成一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主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官吏在这种极端的“双重人格”之下生活，应该会患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了，然而中国官吏对“双重人格”的身份都适应得很好，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顶撞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说出“操娘”的粗话，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见是不是正确，只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骂皇帝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庐山会议上，众高官批判彭德怀，并不是批判彭德怀提意见的内容错了，而是批判彭德怀冒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犯上”错误行为。

——周恩来说：“彭德怀的骨头是犯上。”

——林彪说：“彭德怀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

——陶铸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的女人嫁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陶铸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一旦忠于毛主席，要像旧社会女人那样‘从一而终’，即使毛主席错了，我们也只有跟着毛主席错下去，决不能因为毛主席错了，就反对毛主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或者叫“封建流毒”很深的国家，新中国在形式上虽然已是共和国，但新中国的社会仍还有很大封建传统的成分，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看成是无冕的皇帝，国家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泽东就被看成立是无冕的皇帝，毛泽东的尊严就被看成是绝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严。彭德怀居然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无视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这就让高级干部们无法容忍了，他们自动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犯上行为。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犯罪呢？这就是古代“犯上罪”的现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底线：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当面批判的。大臣要给皇帝提意见的话，必须用最卑屈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言辞、最含蓄的语气，这是旧中国的常识。而彭德怀却是趾高气扬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这不仅让毛泽东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怀的同事，党内的众高官们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文化原因。彭德怀的“犯上”行为，遭到他的官僚同事们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众，又非常赞赏和敬佩彭德怀敢于直言犯上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到，中国的官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要当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面又要当好人民的主人。这样对于一个具体的官来说，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人民的主人”上，把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想当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设法讨好皇帝的高兴，奉承谄媚，看皇帝的脸色说话，顺着皇帝的意思办事，这种人被称为“奸臣”；想当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惹皇帝生气，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评皇帝，这种人被称为“忠臣”。把谄媚讨好皇帝的人说成是坏人，是“奸臣”，其实有点冤枉了，因为仆人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主人生气，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气的仆人，绝对是不合格的。从皇帝和官吏的主仆关系来讲，“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从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来讲，“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引发民怨民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时代，宋徽宗喜欢奇石，宰相蔡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大搞“花石纲”，引起民怨沸腾，引发宋江等农民起义。因此，人民对于那些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赞盼那些不讨好皇帝，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的“忠臣”。

旧中国的体制下，皇帝通过官吏间接地统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人，所谓“山高皇帝远”。老百姓对皇帝并没有感情，没有老百姓自发地为某个皇帝修建庙宇来纪念他，可是老百姓自发地为忠臣修建庙宇纪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对直接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对公正廉洁的忠臣清官抱有热爱的感情，对贪赃枉法的奸臣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国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仅为忠臣修建庙宇参拜，更有大量歌颂忠臣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传统戏剧中，忠臣的角色涂成红脸，奸臣的角色涂成白脸，让观众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现实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绝不像“红脸”和“白脸”那么好区分，因为极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泽东的属下，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划分是“忠”还是“奸”，但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敢于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彭德怀，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忠臣”；另一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奸臣”。彭德怀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对他有各种赞誉之词：敢说真话，有正气，硬骨头，唯实不唯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

赞美彭德怀这样的忠臣，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可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人欣赏彭德怀这样为民请命的忠臣。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绝没有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在外国人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对领导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要被开除革职，甚至被监禁、杀头的地步，那么肯定是这个社会体制本身出问题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给皇帝提意见，而是设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皇帝体制。

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只是想改变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想改变这个体制。这就像忠臣给皇帝进谏，并不是想推翻皇帝体制，相反是在维护这个体制。忠臣冒死给皇帝进谏，只是希望皇帝变好一些，对人民宽厚一些，从而使封建帝王的体制更加巩固。文革中有一种“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也就是这样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却没有市场，老百姓还是欣赏“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不喜欢也不需要“为民作主”的清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为他们作主”，他们崇尚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只是盼着“清官大老爷”来拯救自己，期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一个大救星”。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传统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根基。

不论中国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坏，在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国的官吏中也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责任感，认为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有“为民作主，为民请愿，为民谋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海瑞这样的官，就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召唤下，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给皇帝提意见，结果落一个罢官的下场。

同样，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在于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一位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悄悄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郑重地把这张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这时彭德怀感到他是当官的，有“为民请愿”的责任和义务。这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怀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造成了他的悲剧。

最后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个人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毛泽东是唐太宗，有纳谏和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那么彭德怀提意见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结局。但世界上“人无完人”，中国几千年来的几百位帝王当中，有纳谏和接受批评雅量的，似乎也只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彭德怀本人当了皇帝，他会有纳谏和接受批评的雅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彭德怀以作风粗暴霸道而著名，动不动就骂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绝不是一个讲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固然是一个冤案，彭德怀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他也曾经是加害者，彭德怀制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直接下级是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彭德怀对粟裕的态度蛮横霸道，比如粟裕在请示报告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德怀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粟裕不写“彭副主席转呈”而直接上报中央，彭德怀又说：“怎么，你想越级告状？”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了长达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给粟裕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粟裕的第一大罪状是“野心家，向党要权”，粟裕为了否认自己是野心家，举出他过去曾经把官位主动让给别人的事，彭德怀却蛮不讲理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粟裕第二大罪状是“里通外国”，只不过因为粟裕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就被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叹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59年，彭德怀本人也被扣上同样的“里通外国”罪名，正是应验了冤冤相报的传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粟裕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争论，他就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野心家’、‘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

但粟裕1984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报纸上间接地承认粟裕1958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为什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认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有损于彭德怀的高大形象。因为那时各种媒体已经把彭德怀塑造成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只好牺牲粟裕了。

彭德怀的性格其实跟毛泽东很相像，两人的作风一样霸道，如果彭德怀当了主席，他也不会有纳谏的雅量。有人说：那时如果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当主席，彭德怀提意见就不会有悲剧结局了。问题是，彭德怀偏偏不喜欢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来。彭德怀曾对周恩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是“驯服、没骨头”。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反驳说：“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刚硬之人，非要毛泽东那样比他更刚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怀的。所以叶剑英元帅在批彭德怀的时候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毛泽东本人也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从上面一些事情来看，似乎彭德怀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人，但实际上彭德怀又有另外一面。尽管彭德怀对下级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要骂。但彭德怀对底层的士兵和百姓，却是亲切和蔼，有说有笑，从不骂他们，是一个“傲上怜下”的人。彭德怀在外地视察，遇到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常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对方手里。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看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忍不住骂道：“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马上捐200元，给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怀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很难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彭德怀式的悲剧。

初中生

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

一般认为，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对于这件事，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书生气十足的历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遵照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单纯地写了一个学术性的剧本《海瑞罢官》，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巨大政治斗争，最后悲惨地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

然而这种主流的说法，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吗？对于这种主流说法，有几个基本的疑问。

疑问之一：吴晗是无辜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还是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家？

疑问之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还是他本人自发写的？

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还是虚构历史的文艺性作品？

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真的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吗？

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这些疑问。先看第一个疑问：吴晗学者是无辜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吗？

吴晗，1909年生，比毛泽东小16岁。1931年，22岁的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专攻明史研究，曾受到当时文坛巨人胡适的青睐和关照.吴晗毕业后，28岁就当上大学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这段时期，吴晗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学者。1943年，34岁的吴晗加入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活动。——此后的吴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政治家兼学者了。因为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中国的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40岁的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参政，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当时所谓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此后，吴晗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工作上，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没有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行列。此时吴晗的身份，应该说是具有“院士”头衔的政治家。

1957年，吴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这时，吴晗就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同的是，他不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而是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地下党。民盟的党员们，不知道吴晗的底细，依然把吴晗看成是“自己人”，敢没有顾虑地对他讲心里话，吴晗再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共，有利于中共了解和掌控民盟内部的情况。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反戈一击，积极揭发批判自己的两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还把罗隆基的一封秘密信件公开出来，这确实是置人死地之举。在反右运动中，吴晗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用“上纲上线”的语气声讨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与各方面的反动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批倒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之后，吴晗从民盟中央委员，上升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共党内出现一股“亩产十万斤”之类的，说大话、说假话的浮夸风。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建议党员干部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敢给领导提意见。“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于大胆批评皇帝而著称。之后，吴晗开始发表赞颂海瑞的系列文章，1959年6月发表《海瑞骂皇帝》，1959年7月发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发表《论海瑞》，而出问题的《海瑞罢官》，则是发表于一年多之后的1961年1月。

这里引出第二个疑问：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是毛泽东指示他写的吗？

有两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声称是毛泽东指示吴晗写《海瑞罢官》，但这两个传说都是假的。

传说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毛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在“家里”接见过马连良，也没有同他一起吃饭，更没有表扬《海瑞罢官》写得不错。了解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待党内人士和党外人士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里穿着睡衣召集党员干部开会，但从来不会在家里接见党外人士。如果毛泽东要接见马连良这样的党外人士，应该是换上一身体面的衣服，在正式的会客大厅里接见，而不会“在家里接见”。详细介绍马连良生平的《马连良传》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曾经接见过马连良。

传说之二：“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跟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这个传说似乎是想要证明毛泽东曾经与吴晗的私交很好，又证明江青批吴晗是泄私愤。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请吴晗吃过饭，当然也就谈不上江青插话了。首先，吴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这个传说中，袁震说话的语境显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因为1969年之前的人，不会这么评论江青。再者，毛泽东极少请人吃饭，那些极少被邀请过的人，也是柳亚子那样的老朋友、老前辈。而吴晗比毛泽东小16岁，是晚一辈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样的著名文化人，有什么资格被毛泽东请去吃饭？更不要说是吃狗肉了。

把这两则传说排除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毛泽东与吴晗并没有朋友式的私人关系，江青与吴晗也没有个人恩怨。

据说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曾将当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赠送给吴晗，并在书上签字:“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泽东，还不是神圣的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得到过来自毛泽东签名的《毛选》第四卷赠书，那时候并算不上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毛泽东的赠书，并不能成为毛泽东与吴晗有亲密私交的证据，更不能认为毛泽东赠书是为了表扬吴晗写《海瑞罢官》，这两件事并无关联性。

那么毛泽东是否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呢？后来张春桥在文革时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亲口说，他本人没有提倡过写海瑞。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则说，写海瑞是他个人向吴晗建议的，并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说：“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胡乔木只是说：“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事实上，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发表之后，也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称赞。

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的时间是1959年，此时吴晗已经当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长，应该完全明白官场的常识。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这仅仅是胡乔木的个人意见，既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是来自中宣部的指令。吴晗对胡乔木的建议，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完全取决与吴晗个人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奉旨”行事，而是个人的自发行为。那么吴晗自发写《海瑞》系列文章的动机是什么呢？很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俗气一些的话说，就是想迎合和想讨好毛泽东。

吴晗是善于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迎合毛泽东的。

毛泽东赞扬曹操，吴晗就写文章赞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1959年3月，吴晗很快写了《谈曹操》的系列文章，吴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歌颂曹操说：“曹操喜欢音乐，善草书，是个艺术家；又喜欢打猎，有武艺，是一个好运动员。他是中国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文学家、第一流的诗人。”

毛泽东称赞武则天，吴晗又撰文《谈武则天》，歌颂武则天说：“当时唐朝的文化、生产发展，其关键主要是武则天统治的这五十年。我们应该说，武则天不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接下来我们再看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吗？

读一下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就知道，吴晗在文章中写的海瑞，并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假海瑞。吴晗在文章中改动大量历史事实，把海瑞虚构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与江青《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吴晗写的通俗读物《海瑞的故事》，不顾历史真相来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书上说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句话的意思是“海瑞让老仆种菜，自给自足”。可是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却把这个历史记载“拔高”成为海瑞亲手“自己种菜”，还加上一幅海瑞亲手浇菜的插图。

再比如，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史书记载海瑞娶过几个妻妾，“时常吃不饱”应该是不至于的事。

吴晗在书中还写道：“海瑞与同乡青年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很了，只好用手按着肚子，一面还谈着话，客人走了，边谈边送，不让人知道他挨饿。”史书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史书只是说海瑞为了给同乡讲解经义，肚子饿了也顾不上去吃饭，手撑住腹部继续讲。史书原文中根本没有说海瑞是因为没钱饭吃而挨饿。

从上述事实来看，吴晗写的《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迎合毛泽东意图的政治小品文。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从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是虚构出来的。当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京剧，是文艺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是文革之后，不少人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位成了“学术文章”，指责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好像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学术文章。

《海瑞罢官》有多少学术性呢？先看看吴晗写在《海瑞罢官》前言中的一段话：“这部戏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这里，吴晗武断地给历史人物“海瑞”和“徐阶”，分别戴上一个“左派”和“右派”的现代政治帽子，用这样口气写的文章，能称为学术文章吗？又怎么进行学术讨论呢？

海瑞给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讲求天下利害”，吴晗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为人民谋些福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以吴晗的古文水平，绝不会误解这句原文的意思，吴晗是在有意误导。

吴晗在《海瑞》系列文章中，不惜篡改历史，把古人海瑞描写成一个“自己亲手种菜”、“忍饥挨饿”、“为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还给海瑞冠一个“左派”的现在头衔，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政治意图。毛泽东号召人们“学海瑞”，于是吴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这样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们学习的榜样嘛。

吴晗写的《海瑞》系列小品文，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喜欢看这种迎合领导意图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上演之后，同样也没有引起观众的反响，京剧戏迷也不喜欢这出戏，认为它在戏曲上并无大的突破，只不过是演员的阵容强大，马连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员联合出演而已。

尽管观众对《海瑞罢官》的反应平淡，而报刊界的反响却相当热烈，一片好评之声。不少人撰文称赞说：“《海瑞罢官》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等等。

为什么报刊界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评价这么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

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鼓励党员干部学习“海瑞”，勇于讲真话，敢于给领导提意见。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真有彭德怀这么一个“海瑞”跳了出来，大胆给毛泽东提意见了。这不免让毛泽东感到尴尬，因为批大胆提意见的彭德怀，显然与他提倡的“学海瑞”自相矛盾。在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把“批彭德怀”与“学海瑞”之间的矛盾，进行一些辩解。毛泽东说：“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学海瑞。现在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现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右派海瑞作斗争。”

毛泽东这里说的“现在的海瑞”和“右派海瑞”，当然指的就是彭德怀。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显然是非常牵强的。众高官心里也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解释，不过是自找面子下台而已。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谈学海瑞的话题了，因为学海瑞成了毛泽东心里的一块伤疤，谁要是再提学海瑞，那就等于是揭毛泽东的伤疤。所以，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间，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是积极提倡学海瑞的；而在1959年7月之后，因为打倒彭德怀与“学海瑞”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后毛泽东再不愿提起“学海瑞”这件事了。

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有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吴晗《海瑞》系列文章的时间表。吴晗的前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的故事》，分别发表于1959年6月和7月，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所以这两篇文章没什么问题；第三篇《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在彭德怀打倒之后，这篇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此时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

因此，吴晗在1959年9月发表的《论海瑞》最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段话：“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反对人民事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海瑞！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吴晗在文尾说的“假冒海瑞”和“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彭德怀。虽说吴晗的级别不够参加庐山会议，但他也很快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转变，所以特别在文章末尾给彭德怀扣上一个“假冒海瑞”的帽子，以符合打倒彭德怀的政治形势。

1959年7月打倒彭德怀之后，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想再提“学海瑞”了。此后，为毛泽东着想的人，比如毛泽东的铁杆林彪、柯庆施等人，就再也不提有关海瑞的话题了。可是吴晗在1961年1月，偏偏要来揭毛泽东的伤疤，又发表歌颂海瑞的剧本《海瑞罢官》，还特别醒目地加上“罢官”两个字，难道吴晗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吗？

从吴晗过去的表现来看，他完全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完全懂得迎合领导的官场学。从吴晗在《论海瑞》中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是“假冒海瑞”，从吴晗在《海瑞罢官》中称呼海瑞为“左派海瑞”等等行动来看，吴晗是完全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发生了转变。吴晗明明知道这时候再提起“学海瑞”，就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那为什么他还要在1961年1月发表剧本《海瑞罢官》，并且排戏公演呢？

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以及彭真的后台刘少奇。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对毛泽东不利的，《海瑞罢官》除了有损于毛泽东的威信之外，不可能有提高毛泽东威信的作用。那么又是谁希望看到毛泽东的威信下降呢？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吴晗在1959年发表《海瑞》系列文章的时候，毫无疑问是迎合和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意图，而他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候，无疑就是迎合和支持刘少奇的政治意图了。吴晗是个聪明人，他大概看出，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今后是刘主席的时代了，所以开始迎合刘主席的政治意图了。更有可能的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得到上面的暗示。所以在吴晗的剧本发表后，刘少奇掌控的报刊宣传界，对吴晗的剧本大为叫好。

吴晗后来辩解说，他写《海瑞》是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不可能预测到后来彭德怀会被打倒，所以他没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吴晗的这个辩解太苍白无力了。

打个比方，有人在1965年写一篇赞美刘少奇的文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该人在1967年重新发表这篇赞美刘少奇文章。有人指责该人发表这篇文章是为刘少奇翻案，该人辩解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的1965年，我不可能预测到1966年刘少奇会被打倒，所以我没有为刘少奇翻案的意思。”这样的辩解能成立吗？

有没有翻案企图的关键，不是看文章写于什么时候，而是看文章发表于什么时候。虽说吴晗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就写了《海瑞》，但他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又把《海瑞》搬出来发表，这就明显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了。

后来有人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并没有替彭德怀翻案的意思，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其实不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而是那些替吴晗辩解的人误解了吴晗。毛泽东这样的顶级政治家，是不会那么简单就被忽悠的。

因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没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没有道理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剧情上并没有突破，基本上是一个老套的旧式清官戏。戏里故事是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到人民的冤情，严惩了恶霸和贪官，为民伸冤。在《海瑞罢官》的结尾，出现众贫民对海瑞顶礼膜拜的场景，众贫民感恩叩头说：“有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然后众贫民齐声同唱对海瑞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海瑞罢官》的背后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旧中国的体制没有关系。人民有了冤苦，也没有必要起来斗争，只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来“为民作主”，人民就可以不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罢官》与旧中国的清官戏一样，赞美清官，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认为人民的幸福是清官恩赐的，人民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人民要想幸福，没有必要去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更不需要革命，只需等待清官的降临，只要清官一到，就会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人民的好光景马上就降临了。《海瑞罢官》宣扬的这种封建思想，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

其实，《海瑞罢官》这样的戏，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有争议的作品。前些年中国播放了一些赞美皇帝的电视连续剧，就引起不少人的争议。在1965年马克思主义统治中国的时候，《海瑞罢官》这种在思想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戏，受到批判是丝毫不奇怪的事。然而事实上，从《海瑞罢官》出笼到被姚文元批判的四年多时间里，《海瑞罢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质疑，公然演出，一片好评，这倒是奇怪的事了。
　　
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中心思想，就是批《海瑞罢官》公然宣扬和赞美封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并非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后，彭真曾组织一些人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进行反驳，但与姚文元的文章相比，那些反驳文章都显得无力。一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二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击中了《海瑞罢官》赞美封建思想的要害。

以上我们对围绕《海瑞罢官》的五个疑问进行了探究，推论出这样的历史案情：

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为了学术研究，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政治意图；同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为了迎合另外一个人的政治意图。吴晗是自发地、或者受到别人暗示写出一个政治意图性很强的《海瑞罢官》，结果引燃了一场政治大火灾。

如果说吴晗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那么最后姚文元也被这场大灾烧到监狱里去了。自古以来就有“玩火者自焚”的古训，吴晗写《海瑞罢官》是玩政治之火，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也是玩政治之火，当玩火者发现火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悔之晚矣。

初中生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

当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放到刘少奇面前的时候，刘少奇不禁皱起了眉头，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因为这篇署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了吴晗。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干部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当时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级别的人，是要通过中宣部同意的。《文汇报》居然敢不通过中宣部，直接刊登点名批判吴晗的文章，简直就是跟中宣部作对。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主管“枪杆子”，周恩来主管“钱袋子”，刘少奇主管“笔杆子”，也就是文化宣传领域。中宣部和文化部是刘少奇直接主管的部门，谁跟中宣部作对，那就等于是跟刘少奇作对。《文汇报》本身肯定是不敢跟中宣部作对的，更不敢跟他刘少奇作对，《文汇报》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撑腰。当时中国敢跟刘少奇作对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刘少奇熟知周恩来的性格，知道周恩来不会用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来进攻。所以《文汇报》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能是毛泽东，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一起联手。如果《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刘少奇倒也不怕，要不然他怎么敢挑战毛泽东呢？刘少奇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对付他。

刘少奇马上派人去查作者姚文元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基本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来历了。作者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姚文元，现年34岁，上海《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化程度“高中”，干部级别“科级”。

看到这个结果，刘少奇还有点意外。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干部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刘少奇的想法，他的对手要批吴晗，应该找一个权威人士、一个身份与吴晗相配的人，即使不是院士，也至少是个教授；即使不是省级干部，至少也是个市级干部吧，怎么也不至于是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九品芝麻官科级干部吧。

从作者的身份刘少奇判断出，这篇文章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没有参与。如果周恩来参与了，即便不能弄出郭沫若这样的顶级名人来批吴晗，至少可以弄个教授级别的名人来批吴晗，绝不至于“寒碜”到用高中文化程度的科级小人物姚文元来批吴晗这个大人物。这时，刘少奇甚至有点同情毛泽东了：看来毛泽东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已经没有高级别的人替他卖命了，只好找一个九品芝麻官的科级干部出来滥竽充数。

刘少奇搞清楚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他就放心了。刘少奇跟毛泽东在一起三十多年了，比跟王光美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对毛泽东的性格太了解了，知道毛泽东是那种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早就料到毛泽东会对他来点反击。现在毛泽东抛出这个《评〈海瑞罢官〉》，并不让刘少奇意外。

这一段时间以来，吹捧刘少奇的人越来越多，不免让刘少奇有点飘飘然起来。其实这些人与其说是捧刘少奇，不如说是来自官场学的智慧。官场学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奥学问，不过它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定理：“不能站错队”和“晚跟不如早跟”。

官场学是一门“投机”的学问，基本原理与投机股票是一样的。买股票，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买错了股票，那就要把老本都陪光了。要当官，也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跟错了人，一旦跟错了人，一辈子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了。

另外，买股票，单单买对了股票，只能说是保证不亏本，要想赚大钱，你还得买得早，最好是买原始股，这样才能赚到大钱。等股票上市了、走红了之后，你再去买，那就只能赚点零头小钱了。当官也是一样，要想当大官，你就要在人家发迹之前、走红之前就去“跟”，这样才能谋到大官。要是等到人家已经发迹了，已经成为大人物之后，你别说去“跟”了，就是想去巴结人家，都不一定能排得上队，最多只能谋个小官混混。

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后，让很多人动了心，因为重新排队的时机来了。不少人开始抛售毛泽东的股票，抢购刘少奇的股票，一时间刘少奇股大涨，毛泽东股大跌。当然高官们也懂得，在刘少奇没有正式上台以前买他的股，风险是很大的。但就像胆小的人不敢买大股票一样，胆小的人当不了大官，敢赌的人才会大赢，敢“早跟”的人才会当大官。高官们都懂得“晚跟不如早跟”的官场定理，只有在刘少奇正式上台之前去投靠刘少奇，才能日后得到重用和厚报。

不少以前“跟”毛泽东的人，也都动了心，因为他们从那时的大趋势看，“跟”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前途了，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想转过去“跟”刘少奇。不过换投靠山的时候，总不能两手空空去，要有个见面礼，才能得到重视。就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情节，杨子荣从许大马棒门下，转投到座山雕门下，他的见面礼就是一张“联络图”。而吴晗给刘少奇的“见面礼”，就是《海瑞罢官》了。因为错批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软肋，而赞扬海瑞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倡的，所以《海瑞罢官》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妙棋，颇得刘少奇的欣赏。

当然别人也想到了用“海瑞”给刘少奇做见面礼，比如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搞了一个京剧《海瑞上疏》。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官职级别，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级别是一样高的。另外还有一些海瑞戏，《海瑞背纤》、《五彩轿（海瑞戏）》等等，但都不如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分量，特别是“罢官”这个词本身就十分露骨。后来文革中张春桥说：“我们曾考虑过究竟批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这个影响大的。”

刘少奇细细看一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居然写得很不错，水平不在吴晗之下，刘少奇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有伯乐的眼光，也敢用人，敢让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跟一个“院士”叫板。

如果有一个郭沫若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站出来替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还要考虑认真对付。而这次毛泽东弄一个九品芝麻官出来批吴晗，刘少奇就大意了，觉得很容易对付，自己没必要亲躬这件事，把《海瑞罢官》这件事全权交给彭真处理，他本人集中精力去搞“托拉斯”试点，这才是刘少奇要搞的重头戏。

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的铁杆，那么彭真就是刘少奇的铁杆了，也是刘少奇最信任的人物。彭真是刘少奇“白区派”那条线上的人，是一直受刘少奇栽培的重镇人物。彭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党内排名第八，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之后，但陈云和朱德都没有实权，所以彭真事实上是党内第六号实权人物，在北京更是一手遮天，用毛泽东后来的话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彭真是山西人，是典型的北方“老西”，面貌像秦始皇兵马俑里的武将一样，厚厚的嘴唇永远微微上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人，想到什么就直言不讳。有人说彭真霸道，也有人说彭真厚道，如果我们仔细端详秦始皇的兵马俑，还真会发现兵马俑的面孔也有两个特点，那久经岁月的脸庞看起来又霸道又厚道。

虽说彭真是又霸道又厚道，但他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凡是在白区干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是性格谨慎的，因为不谨慎的人早就都送掉了性命，只剩下那些谨慎的人。但这次彭真接到刘少奇让他处理《海瑞罢官》的事，却失去了平日的谨慎，而是大意了。彭真在处理《海瑞罢官》上的大意，后来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得以重新出山。

当然彭真这次的大意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来批大人物吴晗。这在彭真看来，明显是毛泽东已经到了“困兽犹斗”的地步，甚至是“黔驴技穷”的象征。所以彭真觉得毛泽东再没什么可怕的了，骄傲大意起来，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公开对抗毛泽东。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也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半躺半坐在大木床上看《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人们很难想象，贵为一国之主的毛泽东，日常生活竟是以一张再平凡不过的大木床为主，在这个木床上看线装书还情有可原，可是毛泽东也在这大木床上看文件，批文件，甚至接见他的部下。或许有人会误认为这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懒”，其实这并不是体现毛泽东的“懒”，相反是体现了毛泽东“勤”。这是毛泽东的“勤”养成的习惯，一旦成了习惯，就如同一种惯性无法更改了。

毛泽东的这个习惯，还得从1927年讲起。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至1949年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国最偏僻的穷乡僻壤，除了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住在重庆周恩来的公馆，俗称“周公馆”，享受过了几天大城市的生活。

在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22年间，毛泽东不要说没有蒋介石那样豪华的办公室，就连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毛泽东喜欢看书，又没有书桌书架，只好把书和文件都摊摆在炕上。晚上躺在炕上睡觉，白天半躺半坐在炕上看书、批文件。等到毛泽东打进北京城，有条件置备豪华的书桌和漂亮的书架时，不幸的是，毛泽东已经无法再改变他过去养成的生活习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用同样的姿势，半躺半坐在他的大木床上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写作，前后历时九个月，在发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泽东本人也审看过三次，可谓是一篇“字字皆辛苦”全力之作。这篇文章毛泽东是满意的，姚文元没有辜负江青的期望和毛泽东的慧眼，写出一篇打击力很强的檄文。姚文元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器重，由一个科长乘超速电梯直达中央委员。

毛泽东启用小人物姚文元，一方面的确是找不到肯效力的大人物；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从不迷信什么学历，他从来不以学历的高低来选用人才。与此相反，蒋介石倒是很重视学历的，我们不妨看一下1948年蒋介石政府班子的学历情况。

1948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蒋介石的这个班子，大概是历届中国政府中学历最高的班子，但是它的政绩，却又是历届中国政府中最差的。这个结果也说明，学历高的人，特别是学历高的中国人，一般是不适合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一贯是学历低的战胜学历高的，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就是低学历战胜高学历的很好证明。这次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让低学历的姚文元与高学历的吴晗对阵，反而取胜的把握更大。

毛泽东选择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一个时机上的考虑，那就是与这篇文章有直接关系的四个人，这段时间都在北京，毛泽东要看这四个人的反应。这四个人是：中宣部长陆定一，负责文教宣传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按照常理，这四个人，至少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应该来找毛泽东汇报。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明显违反党纪的。中央曾有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必须经过中宣部的同意，其中还特别明确指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等一些人，不得点名批评。

这次姚文元的文章，不经中宣部同意，甚至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就直接点名批判中央指名保护的吴晗，无疑违反了党纪，是应该受处分的事。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的确，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毛泽东，干了违反党纪的事情，担了很大的风险。

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一份地方报纸，不经过中宣部同意，就敢刊登一篇指名道姓批判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文章。更有甚者。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一语惊人地作出结论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可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大帽子。

因此，这次《文汇报》违反党纪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当然是要严肃处理的。即使这件事放在今天的中国，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要严肃处理的。在正常情况下，新闻界发生了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应该立即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

即使陆定一和彭真已经知道这件事的背后主谋就是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更向毛泽东告状，告发上海宣传部门的重大违纪事件，要求毛泽东严肃处理上海的《文汇报》与姚文元。在这件事上，彭真和陆定一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当然也知道《文汇报》不通知中宣部，擅自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是严重违反党纪的事情。为此，毛泽东早就埋下了解围的伏笔。两个月前的196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支援越南的“抗美援越”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突然把话题一转，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与会的众高官听了不免暗自心烦，心想毛泽东真是老糊涂了，讨论抗美援越的时候，怎么又冒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问题。当然众高官也会给毛泽东留面子，一个个摆出洗耳恭听的神情，听毛泽东说他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这时毛泽东把头转向彭真，问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彭真愣了一下，以为毛泽东指的是吴晗在访问朝鲜时的一些发言，于是应付地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鲜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

听完彭真的话，毛泽东没有再继续谈这个问题，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众高官也没有太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时时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老生常谈”而已。其实，毛泽东这句话是大有深意的，这是他准备好为姚文元和《文汇报》开脱责任的伏笔。

毛泽东准备等彭真和陆定一来向他告状，要求处分《文汇报》违反党纪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对彭真说：“你忘了吗？我在九月份就跟你打过招呼了，你不是也同意吴晗的问题可以批的嘛。”这是毛泽东准备好的一个“小花招”。

果然彭真得知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怒气冲冲地说：“发表批吴晗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可是彭真生气归生气，却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这就奇怪了。

彭真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可是他自己同时犯了“没有党性”的错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出现这种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彭真应该向他的上级领导汇报。彭真的级别已经非常高了，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上级只有四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可是彭真只是向刘少奇一个人作了汇报，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没有汇报，这就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不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进行汇报，这是从哪个道理都说不通的。

毛泽东在等上述那四个人。如果刘少奇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和解，不过毛泽东对此基本不抱希望；如果周恩来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抱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周恩来是走政治平衡木的高手，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中立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来，毛泽东丝毫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不来向他汇报，让毛泽东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小花招”也成为了多余。

按照常理，负责文宣的彭真和陆定一，必须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出来以后，必须解决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处分上海《文汇报》的违纪行为，如果不对这种违纪行为进行处分，中宣部的威信就没有了；第二个大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怎么给吴晗“定性”。既然姚文元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那么中央就必须公开给吴晗一个结论：《海瑞罢官》到底是不是毒草，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怎样处分《文汇报》的违纪行为？怎样给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虽说彭真和陆定一是这两个问题的负责人，但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已经超过了彭真和陆定一的权限，他们必须要征求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更应该与毛泽东商议处理这两件事的对策，否则就是明显地架空毛泽东，视毛泽东的权威而不顾。

毛泽东在11月10日等了一整天，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来汇报，难道是他们两人因为工作忙，没有注意到《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有一份专供高层干部的“内部参考”，每天发行“上午版”和“下午版”两份，专门报道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这是每个高干必看的。

《文汇报》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定会登上11月10日的“内参”。如果说彭真和陆定一上午没注意到，那么他们一定应该看到下午版的“内参”，不可能在11月10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两人真的在11月10日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那么11月11日总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可是毛泽东11月11日又等了一天，彭真还是没有来，陆定一也没有来，甚至两人连派秘书送来一份书面的汇报材料都没有。

彭真和陆定一为什么不来汇报呢？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敢来”，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屑来”，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必来”。

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是不应该的，一来他们两人都不是胆小的人，二来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人完全没有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毛泽东这里告上海方面的状，除非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才会“不敢来”。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屑来”，那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认为只向“一线”的刘少奇汇报就可以了，不屑再来向毛泽东汇报了。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必来”，那就说明他们两人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敌人了，因为向敌人汇报是没有必要的。

不管是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不屑来”还是“不必来”，无论哪个理由，都无法让毛泽东原谅他们两人。此时毛泽东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被羞辱感的怨愤。常言道“人走茶凉”，现在毛泽东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如果说刘少奇骑到毛泽东头上来，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地方。现在连彭真和陆定一这样的小角色，也骑到毛泽东头上来了，居然连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最起码的“礼节”，都被省略了。毛泽东怎么忍得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打倒，所以后来彭真和陆定一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人物。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彭真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刘少奇后来也埋怨彭真。尽管这件事的主谋是毛泽东，如果彭真装作不知道，去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话，双方还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次彭真却鲁莽地干脆不理毛泽东了，这不仅是不给毛泽东面子，同时也是公然表示他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视毛泽东的指示了。这等于撕破了双方最后一层虚伪的面纱，从此彻底撕破脸进行斗争了。

毛泽东没料到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敢不向他汇报，无视他的存在，看来这场斗争，比毛泽东设想的还要严峻。11月10日姚文元的重磅炸弹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本以为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地震，没想到这篇他费了九个月精心打造的文章出笼后，居然像泥牛入海一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人表示赞成，也没有人出来反驳，甚至连提到的人都没有。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人们就会把这篇文章忘却了。

毛泽东看出来，彭真这次要用“默杀”的计策来对付他，要把姚文元这篇重磅炸弹的文章，捂起来沉到水底，让人们忘掉它曾经存在过。毛泽东准备用这篇批判文章挑起一场论战，而彭真则干脆不与毛泽东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让毛泽东试图要发起的论战自然熄火。

既然彭真要让人们忘掉这篇文章，毛泽东就要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要把这篇沉下去的文章重新“顶”起来。毛泽东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的办法，就是让其他报刊“转载”。毛泽东马上给上海那边下令，要上海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重新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来。

到11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突然叫来汪东兴，说他马上要离开北京，让汪东兴即刻去通知他的专列。毛泽东的专列是24小时待命的，当毛泽东的大吉斯轿车到达车站的时候，列车人员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

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是他意识到彭真既然已经“敢”跟他撕破脸，那么他继续住在北京就危险了，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这次毛泽东离开北京时间很长，直到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才回到北京。

1965年11月11日夜，毛泽东的专列悄悄驶离北京。这次毛泽东抛出一颗精心准备了九个月的重磅炸弹《评〈海瑞罢官〉》，居然被一个彭真轻而易举地捂下去了，没有炸响，这是毛泽东反击刘少奇的又一次挫折。当然毛泽东是不会服输的，要是输给彭真这么一个小人物，那可是太没面子了。毛泽东在思考扳回败局的法子。

毛泽东知道，他搞的《评〈海瑞罢官〉》被彭真捂下去的这件事传出去，肯定会影响他“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股又要下跌，而刘少奇股又要上涨，这让毛泽东心中郁闷。为了挽回“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采用他的惯用手法，出去外巡，接见地方大员，听他们的汇报，对他们做指示。毛泽东做这些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毛泽东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依旧过问国家大事，他要用事实澄清那些传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毛泽东已经不过问国家大事了，去专心搞哲学研究和诗词创作了。

11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天津，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河北省委，让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过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明白，越是在股票跌的时候，越要摆出一点威风，一点霸气，这样才能让别人对他的“毛泽东股”有信心嘛。

河北省的主要干部不敢怠慢，马上赶来，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地方大员们都比较头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毛泽东经常会讲一些摸不着边，搞不清楚含义，甚至根本听不懂的话。这就把他们搞得很累，不得不使劲猜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让他们大伤脑筋了。

果然，这次毛泽东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开口就说出一句让大员们搞不清含义的话：“你们最近听到我有什么指示吗？”

那时的政治大局是“刘少奇股”的行情看好，大部分人都买刘少奇股，对毛泽东的话只是应付而已。他们对刘少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生怕搞不好会得罪刘少奇，而对毛泽东的话就是应付差事，当成耳边风。最近这段时候，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也讲了不少话，可是大员们都没有当成一回事，听完就忘了。这时毛泽东问起来，大家当然想不起来，面面相觑，有人总算想起一句毛泽东的指示，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用不太满意的语气说：“我这句‘为人民’，早就在多少年前讲了。”

众大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的话。其实毛泽东说这句看似开玩笑的话，实际上是在测试自己在地方大员们心中的威信度。如果大家能够牢记毛泽东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如果大家根本记不起毛泽东讲过的话，那就说明他们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经是笈笈可危了。

毛泽东心中沉重，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地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这句话又把大员们问得面面相觑，“搞四清”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他们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认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说出口呀。于是大家一致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这句话，是想测试一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胆大的，有胆量跟中央对抗的。从他们的回答，毛泽东看出来，这些人都是些胆小鬼，应声虫，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没有自己的任何主见，简直就是一台忠实执行政策的机器人。毛泽东知道，在他反击刘少奇的时候，不能指望这些胆小鬼会站出来斗争。

11月12日，只有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上海的其他报纸，都没有转载。尊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下令“转载”，而响应转载的居然只有一家报纸，这让毛泽东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感到情况比他预计的还要糟糕，但毛泽东也明白，现在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全线崩溃了。此时毛泽东必须“硬着头皮顶住”，他常说：“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天津后，沿着京沪线徐徐前进。11月13日到济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叫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专程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列车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当天的报纸和各种内部资料给毛泽东送来。这几天毛泽东每天翻看报纸，在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别的报纸一点儿动静也看不到，毛泽东的心情也愈发沉重了。

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看到《光明日报》内部发行的《情况简编》，提到了《评〈海瑞罢官〉》的情况，这是一则内部消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在该消息中，吴晗很轻松地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最后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

看了这篇材料后，毛泽东在旁边批语：“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为什么毛泽东会“一夜无眠”，这是因为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毛泽东本来的战略部署，是准备让吴晗出来与姚文元公开论战的。现在吴晗明确表示“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那就打乱了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全盘战略部署，所以让毛泽东“一夜无眠”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最初的战略部署又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这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毛泽东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毛泽东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据说，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说：“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讲。”

尽管胡乔木和彭真的说法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最初花费九个月时间，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出来的《评〈海瑞罢官〉》，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

胡乔木和彭真鉴于他们的身份和利害关系，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但通过历史事件的推理考证，我们还是能分析出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战略部署。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之后再慢慢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这个结论是：毛泽东最初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计划于1966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撤销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职权，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彭真和刘少奇的抵制，使毛泽东无法再使用党内斗争的形式。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的党内斗争，扩大化为一场全民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原先预订在五年后的1961年召开“九大”，但是因为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九大”就延迟到十年后的1966年召开。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每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所以这次本应该在1966年召开“九大”上，中共“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要面临权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1966年在“稳定团结”的氛围下召开“九大”，会有什么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呢？当时一般的预测都是：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毛泽东，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刘少奇，周恩来大概能保持不赢不输。毛泽东将不得不让出“党主席”的宝座给刘少奇，在“名誉主席”的光荣名誉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列宁之所以比斯大林名声好，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列宁去世早。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可能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错误，到那时列宁的名声，说不定还不如斯大林呢。

如果1966年毛泽东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干事情了，当然也就不再会犯错误了，更不用担心会有人骂他。那样的话，毛泽东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成为名垂青史的“功成身退”伟人，成为只有功绩，没有错误的完人，被后人供在庙里，永世享受人间烟火。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出击了。他把这一炮打向刘少奇的时候，也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不然打倒刘少奇，要不然被刘少奇打倒，已经没有退休当名誉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个选择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兼有的人，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和部署。从大的全局战略来考虑，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案是用党内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发动一般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个方案要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军队的力量打倒刘少奇，就像后来粉碎“四人帮”那样，毛泽东可以派一支亲信部队去把刘少奇抓起来，关起来，一夜之间武力夺取。但这么做不但会毁了毛泽东一生的名声，而且危险也极大，稍微弄不好，稍微走漏风声，就会引发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使用下案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中案”，这是毛泽东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结果。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本来是毛泽东“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激怒吴晗，挑逗吴晗跳出来与姚文元争论。一旦两人论战起来，就会把群众的眼球吸引住。因为人们都是喜欢看吵架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与吴晗的一场论战，把他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公开到下层党员，公开到人民群众。在此之前，下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他们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接见外国客人，两人的照片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还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毫无矛盾的亲兄弟般的同志呢，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按照惯例，党内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让一般群众知道的，因为担心一般群众知道了党内的矛盾，就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心”，会影响“党的威信”。

可是这次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们两人的矛盾向一般群众公开。这是又为什么呢？

为了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理解了中国的国家机构，对后来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国家机构，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执行层，实施层。

决策层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法令政策都由决策层来策划和决定。决策层的人数一般不超过十人。在古代中国，决策层的名称叫“内阁”，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决策层的名称叫“政治局常委”。

执行层是把决策层制定下来的法令政策，变成具体可执行的细致条文，交给下面的实施层去实施。执行层的人数一般在百人前后，古代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朝廷”，新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中央”。

实施层是政府直接面对“人民”末端机构，古代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衙门”，新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基层干部”。基层干部的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决策层制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确性”，执行层对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可以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却没有表决权。基层干部只有忠实地实施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连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的资格也没有。

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到十人组成的“内阁”决定一切，百余人组成的“朝廷”只有质疑的权力，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千万人组成的“衙门”，连提质疑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衙门”的小人物对“内阁”的决议表示质疑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了。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他在“决策层”已经成为绝对少数。当时具有表决权的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刘少奇，周恩来中立，毛泽东的支持者只有林彪一个人。

毛泽东在下面的“执行层”中，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过半数也很难。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但这些人连对中央决议表示“质疑”的资格也没有，想支持毛泽东也没有资格。

因此，中国的体制特点就是：一旦你在决策层成为少数，那一切就完了。不管你再有广大的基层干部支持，不管你再有广大的人民基础，这些都是没用的。

在这样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旦在“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中间成为少数，那就什么都完了。毛泽东要想咸鱼翻身，似乎只有“政变”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实上，毛泽东后来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让下层造上层的反，打破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力垄断，才实现了打倒刘少奇。

不过，毛泽东也还有一个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全党代表大会”来夺权。

尽管中国的体制是决策层大权独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根据中共党章，“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选举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决权，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普通的党员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如果在“党代会”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政见分歧，基层干部们毫无疑问地会站到毛泽东一边。毕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凭着朴素的感情，也会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

这样，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合法机会，就是在即将于1966年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罢免刘少奇的决议案，然后通过广大普通党员的压倒性选票，通过罢免刘少奇的决议，合法地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通过“党代会”合法打倒刘少奇的想法，还有一个来自苏联的前例。1957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遇到一次试图罢免他的政变，他最后通过“党代会”的合法斗争方式，打倒他的政敌，树立起他在苏联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面就简要介绍这次未遂政变的情况。

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中国非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苏联叫“总书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苏联叫“部长会议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这里用中国的官名来说苏联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两大势力：以党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和以国务院总理马林科夫为首的一派。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派是“改革派”，马林科夫派为“保守派”。1955年，赫鲁晓夫派占据了上风，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降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由赫鲁晓夫派的布尔加宁接任。

当时苏联的决策层“政治局”，由11人组成。其中赫鲁晓夫派为6人，马林科夫派为5人，赫鲁晓夫派略占上风。但后来赫鲁晓夫派的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和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突然倒戈，转向马林科夫派，这样在政治局中，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鲁晓夫派只有4人，赫鲁晓夫在政治局沦为少数派，危机四伏了。

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忽然发难，提出解除赫鲁晓夫“党主席”职务的决议案。尽管赫鲁晓夫强烈抗议，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时候赫鲁晓夫似乎已经完了，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抗争，他提出：“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政治局选举的，因此政治局无权解除党主席的职务，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于是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拒绝。

此时苏联军队也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出飞机，马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们纷纷向政治局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党主席问题，但仍遭到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的拒绝。

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堵在政治局会议室的门前，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最后中央委员们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众人强行闯入政治局的会议室，与政治局委员争吵和对骂起来。闯入政治局会议室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当百余人的中央委员闯进来后，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态不好，再不让步就要闹出流血事件了，于是他们被迫让步，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苏共召开临时中央全会。因为绝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旦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共进行8天，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被逐出决策层。最后，赫鲁晓夫靠着大多数低层党员的支持，居然反败为胜，彻底击败了马林科夫派，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分子。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被撤职后，赫鲁晓夫自己兼任国务院总理，形成赫鲁晓夫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这次依靠“党代会”夺权的实例，成为了毛泽东在“党代会”夺刘少奇权的非常好的榜样。于是，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合法夺权的计划，而《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合法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棋。

1957年赫鲁晓夫通过“党代会”合法夺权的情况，与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在决策层不占多数。在苏共11位政治局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泽东的只有2位。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主席是反对派，第三位的国务院总理是中间派。当时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反对赫鲁晓夫，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持中间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倒向反赫鲁晓夫；现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立态度，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泽东。

第三个相似之处是：在一般党员干部和人民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员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强烈支持，而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鲁晓夫更高。

第四个相似之处是：有军队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出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反攻；现在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林彪也会动用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反攻的。

从综合情况来看，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优势，既然赫鲁晓夫能成功，毛泽东就更应该成功了。所以毛泽东制定了通过“九大”合法夺权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发动基层党员起来支持毛泽东。要发动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自己的“正当性”，以及给对手涂上“非正当”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昂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翁；而刘少奇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复辟旧社会，让你们重新去给别人“当牛做马”。

当然单有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还得有证据证明，刘少奇的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证据就是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时候，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大家以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与“三自一包”的关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海瑞“退田”与“三自一包”联系到一起，有人批评姚文元这么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为。其实姚文元这么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给吴晗扣上这个帽子，这场戏是开不了场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党中央高层会议上，多次批评过“单干风”和“三自一包”。但在当时，通过刘少奇掌管的宣传机构过滤器后，毛泽东的声音完全被过滤掉了，当时的一般人民大众看到的都是“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反对过“三自一包”，更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居然有矛盾。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捅破“党中央”的神秘面纱，把他与刘少奇本来只局限于中央高层的争论，公开告诉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但是，党的宣传机器已经被刘少奇控制，毛泽东要想通过党的机构，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另辟蹊径，搞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这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

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这样说：“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在这以前的中国报刊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牛鬼蛇神刮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一般民众是第一次从姚文元的文章中得知这个事实。人们看了之后自然会猜想：文章中说的“牛鬼蛇神”，具体是指谁呢？但不管这个“牛鬼蛇神”是谁，他肯定是一个中央级的大人物，因为只有大人物才有可能刮起什么“风”来。姚文元的文章这样间接地把党中央的矛盾分歧，巧妙地暴露给了一般民众。

毛泽东抛出这篇《评〈海瑞罢官〉》，本想挑起一场姚文元与吴晗的公开大辩论，在这场公开辩论中，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出来。毛泽东相信，一旦大辩论展开，吴晗肯定辩不过姚文元。因为毛泽东一贯认为，小人物最终总会战胜大人物，毛泽东本人就是小人物战胜大人物的典范。这次吴晗代表刘少奇，姚文元代表毛泽东，姚文元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的胜利。

毛泽东本来想，吴晗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人物，他这种人在遭到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指名道姓骂上门的情况下，应该是忍不住这口窝囊气，要跳出与姚文元辩论一番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吴晗偏偏忍住了窝囊气，闭门不出来与姚文元辩论。毛泽东猜不出是吴晗自己主动不辩论，还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不辩论，但不管怎么说，吴晗不辩论就让毛泽东精心制定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过他并没有召见在上海的张春桥与姚文元。毛泽东知道，此时他还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他还要等事态的发展。当然毛泽东还是要安抚张春桥与姚文元，他对江青说：“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

其实这时候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还真有一些害怕了，毛泽东传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安抚，如同雪中送炭，让两个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到11月17日，仍然不见任何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再这样下去的话，毛泽东这篇文章就要被彭真的“黑手”捂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让彭真得逞，毛泽东想了一个新办法，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

可是彭真控制的北京，单行本也不订，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计策又泡汤了。此刻毛泽东终于明白，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斗不过刘少奇了，他必须请同盟军来帮忙，这个同盟军就是周恩来。

这次毛泽东来上海，明显感到上海气氛与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因为1965年4月9日，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逝世了。柯庆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他的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中央为柯庆施组成了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中共第三次组成这么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柯庆施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就比柯庆施差多了。本来江青安排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写《评〈海瑞罢官〉》，有柯庆施帮助“掩护”。柯庆施死后，这件事就比较麻烦了。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这时批《海瑞罢官》的事情，也不能再瞒着陈丕显了，江青向陈丕显亮出了底牌。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青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人知道。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陈丕显听到江青这么说，马上明白自己陷入两位领导人斗争的漩涡之中了。陈丕显回忆说：“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陈丕显出于他的地位和党的纪律，很多事情不能讲得太明白。陈丕显所说的“我感到这不正常”，显然是毛泽东要瞒着北京刘少奇的“党中央”，陈丕显婉言地批评毛泽东这么做“不符合组织原则”，可见他心里已经不想跟毛泽东了。

和大多数高官一样，这时候陈丕显也看好刘少奇股，不想要毛泽东股了。但是江青跟他交了毛泽东的底，等于是“逼”陈丕显买毛泽东的股，这就让陈丕显就伤脑筋了。如果他帮毛泽东瞒着刘少奇，那就要得罪刘少奇了，对于想买刘少奇股的陈丕显来说，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做的事。

1965年9月，陈丕显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评〈海瑞罢官〉》稿子的交给陈丕显，请他到北京转交给江青。张春桥是陈丕显的部下，他并没有资格让陈丕显替自己办事，显然是北京的江青发话，让陈丕显“顺便”把稿子带给她的。

江青这一手颇为厉害，有点逼陈丕显“入伙”的味道。因为一旦陈丕显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消息传出去，刘少奇就不会信任陈丕显了，陈丕显再想投靠刘少奇也不行了。

这时候陈丕显感到，这件事不能在“拖”下去了，再拖下去的话，他就要被拖上毛泽东的战车了。陈丕显到北京，把稿子交给江青后，与魏文伯悄悄商议。陈丕显回忆说：“我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江青明确对陈丕显说过，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对何人都保密”，可是陈丕显此时却要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显然是“背叛”江青，更是“背叛”毛泽东的行为。不过陈丕显准备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报告，还是很“艺术”的。如果陈丕显直接向刘少奇“密报”，就要彻底激怒毛泽东，这也是陈丕显所不愿看到的。而向第三者的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去转告刘少奇，就不会那么激怒毛泽东了。

前面我们说过，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问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一下，心照不宣。陈丕显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陈丕显本来是准备向周恩来汇报的，可是毛泽东和彭真的对话，让陈丕显误以为彭真已经同意批吴晗了。既然刘少奇的铁杆彭真同意批吴晗，那么刘少奇肯定也同意了，这样陈丕显就没有必要再去汇报毛泽东准备悄悄批吴晗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往往被一个偶然事件所改变。毛泽东也没想到他跟彭真说批吴晗的话，意外地阻止了陈丕显去“告密”。如果毛泽东没有对彭真说批吴晗，陈丕显就要去周恩来那里汇报了。而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完全瞒着刘少奇，也应该向刘少奇透露一些消息。这样的话，刘少奇在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件事，就会提前有所准备，这样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登报的两天前，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作者姚文元等人。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不太希望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并说如果发表，也要先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但张春桥坚持说，不跟北京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最后陈丕显和曹荻秋勉强同意发表。曹荻秋后来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不打招呼，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委并不站在毛泽东一边。上海市长曹荻秋的话，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在明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跟北京招呼的情况下，还要反反复复讨论几次“要不要跟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不重视毛泽东的权威了。

上海市委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当然察觉得出来，让毛泽东心中不快。11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住了两天就离开，到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毛泽东虽说心情好些，但这种“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11月22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直接找陈丕显谈话，跟陈丕显挑明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授意写的，现在北京拒不转载这篇文章，他非常不满。毛泽东让陈丕显管辖下的华东局的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等于是给陈丕显下命令了，这是来自党中央主席的命令，陈丕显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执行。11月24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了《评〈海瑞罢官〉》，11月25日《安徽日报》，11月26日《江西日报》也分别转载了《评〈海瑞罢官〉》，这些报纸都是华东局领导下的。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陈丕显这些人转载文章，不过是应付差事，并不是真心拥护他。关键的北京那边，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毛泽东不能给彭真直接下命令，因为如果彭真敢于抗命不尊的话，那他毛泽东的威信就要扫地了。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求助周恩来的帮助。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江青出席作陪。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毛泽东与江青接见斯特朗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满足江青“出风头”的愿望，成为江青在文革前登上《人民日报》的极少数几次。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那时罗瑞卿还没有被打倒，罗瑞卿被打倒是12月8日的事情了。陈丕显马上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告诉了罗瑞卿，并神秘地说：“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

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这件事，是想撇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想让高官们明白，不是他主动为毛泽东转载文章，而是毛泽东“逼”他这么做的。

罗瑞卿听陈丕显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毕竟这与他主管的军队没有直接关系。但罗瑞卿也知道，这件事不会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就问陈丕显要来一本《评〈海瑞罢官〉》的单行本，准备有时间仔细看看。

同一天，周恩来也来到上海，他是来主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的八十寿辰宴会。陈丕显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陈丕显马上又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这样陈丕显就间接向周恩来表示，他不是毛泽东的死党，他不想替毛泽东隐瞒什么。

11月25日晚，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次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但毫无疑问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谈话。

11月25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至今没有看到披露出来的任何消息。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谈话都具有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在这以前，周恩来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是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可是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周恩来终于倾向到毛泽东这一边。11月2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对彭真表明态度，希望彭真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毛泽东用什么方法使周恩来倒向自己这一边呢？从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一贯手法来看，不外乎“一手软”和“一手硬”的两套办法。

所谓“一手软”的办法，就是放下身段，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请”周恩来帮他的忙。毛泽东是非常自傲的人，极少请别人帮忙，这次他屈尊亲自出面，放下身段“请”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这件事。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不免让周恩来感到盛情难却，不好意思“薄”毛泽东的面子，只好替毛泽东说话了。

当然毛泽东还有“一手硬”的办法，那就是摆出摊牌的架势，说：“如果你们都不支持我，我就重上井冈山，重建红军干革命。”周恩来最怕毛泽东这一手，他知道毛泽东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人。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如果事情关系到党的分裂，国家的内战，周恩来就会妥协让步。而毛泽东可不管什么大局不大局，党分裂也好，国家内战也好，毛泽东都不会让步的。

所以一旦当毛泽东拿出这手“硬的”，摆出不惜党的分裂，不惜国家的内战，也要斗争到底的姿态，就能把周恩来“吓住”，周恩来就妥协了。

但毛泽东也绝不会总用“一手硬”的办法，因为这个法子用多了，就会像“狼来了”的童话那样，不再灵验了。所以毛泽东非到最关键的时刻，是不会用这个“一手硬”的办法的。从这次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只是对周恩来用了“一手软”的办法，还没有用“一手硬”的办法。

毛泽东得到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的许诺，底气就足了，他知道只要周恩来出面过问这件事，刘少奇就一定会让步了。11月26日，毛泽东放心地离开上海，又到杭州去了。就在毛泽东离开上海的这一天下午，他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而总参谋罗瑞卿作陪。罗瑞卿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他将在12天后的12月8日被打倒，从此就再没有见过毛泽东了。

昨天陈丕显向罗瑞卿卖关子说：“主席对《评〈海瑞罢官〉》的不满，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罗瑞卿当时还是不以为然，心想：“我跟主席是什么关系，你陈丕显比得了吗？主席对我从来都是不保密的。”当然罗瑞卿这么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过去毛泽东有什么大事，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罗瑞卿，所以罗瑞卿以为这次《评〈海瑞罢官〉》内幕，毛泽东也会详细告诉他。

可是这天毛泽东并没有召见罗瑞卿，而且在接见完外宾之后，也没有与罗瑞卿谈话的意思。这时罗瑞卿急了，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笑着向毛泽东提起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有看。”

听了罗瑞卿的话，毛泽东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话没说。毛泽东的表示，立即让罗瑞卿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因为《评/海瑞罢官》虽不是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事，但也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居然不愿意跟罗瑞卿谈及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罗瑞卿了。

回到住处，罗瑞卿赶紧找出那本《评〈海瑞罢官〉》的小册子来看，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罗瑞卿想赶紧弥补一下跟毛泽东的关系，赶紧让他主管下的《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讨好一下毛泽东。但罗瑞卿这时已是官场老手，他在讨好毛泽东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要得罪刘少奇。所以他要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之前，跟彭真“打个招呼”，不要让彭真认为他是有意作对。

于是罗瑞卿马上给彭真打电话，对彭真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跟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罗瑞卿并不跟彭真商量，就直接宣布“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但之后又“好意地”安抚彭真，让彭真的报纸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见罗瑞卿的官场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既讨好了毛泽东这边，还不得罪刘少奇那边。可惜罗瑞卿的这一套，早被毛泽东看穿，他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玩这套小把戏。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返回北京后，立即给彭真打电话。不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周恩来不会多说，更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告诉彭真：“在上海的时候，主席跟我谈了，说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希望北京转载这篇文章。”

其实这些天来，彭真早就等着周恩来的这句话呢，他马上向周恩来表示说：“我明天就召集中宣部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专门开会讨论这件事，尽快转载。如果明天总理不忙，请总理到会讲话。”

周恩来立即推脱说自己很忙，让彭真主持会议，把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一下就行。其实周恩来第二天并没有什么大事，这天他与贺龙等人去看了一场中日排球赛，是颇为轻松的一天。周恩来之所以不参加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是因为他不愿意多陷入这件事，尽可能保持中立的立场。

现在很多人把彭真和毛泽东的矛盾，集中到“转载文章”这件事上，这是丢掉了主要矛盾。本来上海发表什么文章，北京并没有转载的义务，也没有必要转载。毛泽东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本意，也不是要北京的报纸转载，而是要北京的报纸进行争论和回应。因为《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中，点名指出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文章是“毒草”，那么按理说北京应该对此有个回应，声明吴晗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毒草”。

如果北京方面回应吴晗的文章不是毒草，那么就需要跟姚文元论战一番，这样正好上了毛泽东把事情搞大的“圈套”。于是彭真想出一个计策，干脆来个不回应，不争论，试图用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抛出的这颗炸弹“捂下去”。彭真不出来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也不能硬拉彭真出来争论，所以只好舍弃“争论”，转而把“转载”变成了目的。

彭真的计策，表面上看似高明，对付一般人还可以，但用来对付毛泽东，就很不高明了。因为彭真这个做法，只是把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炸弹暂时捂下去，并没有化解这个炸弹，它今后还随时可能爆炸。如果是刘少奇处理这件事，他是不会捂毛泽东的炸弹，而是把毛泽东的炸弹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也就是所谓的“浑水摸鱼”。如果说毛泽东的拿手政治戏法是“挖墙角、掺沙子”，那么刘少奇的拿手政治戏法就是“浑水摸鱼”，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

刘少奇这次大意了，轻易把这件大事交给彭真去处理，却没想到彭真会这么蛮干。等刘少奇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彭真已经和毛泽东搞“僵”了。这个时候能化解僵局的，只有周恩来了，所以刘少奇让彭真等待周恩来的指示。

刘少奇知道，此时绝不能得罪周恩来，只要周恩来一说话，他们马上转载，给周恩来一个大大的面子。毛泽东说“转载”说了十几天，北京一点儿没动静；周恩来只说一句，北京就马上转载，这就让周恩来感到自己说话算数，比毛泽东还顶用。这就是刘少奇要送给周恩来的一个大面子，制造一种周恩来的威信高于毛泽东的气氛，让周恩来高兴。当然周恩来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大面子，他宁可去看排球赛，也不参与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会议，参会的人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书记处书记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人。彭真到会后，先问邓拓说：“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到会的人都知道，邓拓所说的“有来头”，这个来头就是指毛泽东。吴晗已经知道是毛泽东要批他，所以很紧张。

彭真听完邓拓的话，对着众人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句话“不管来头不来头”，明显指的是毛泽东，他公开向众人挑明：“我们不看毛泽东的来头，只看真理。”彭真说话是很胆大的，不久前他在另一个会上，更是公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牢骚，有人甚至说：姚文元是肆意诬陷著名民主人士，是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但发牢骚归发牢骚，转载还是要转载的。最后会上以中宣部的名义决定，通知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文章，并给出一个转载的先后次序：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然后其它报纸转载。这个通知同时说：《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当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都归中宣部管，《解放军报》则由中宣部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不过当中宣部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相左时，《解放军报》首先要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而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就是罗瑞卿。

罗瑞卿看到中宣部的通知很不高兴，因为中宣部的通知把《解放军报》的转载日期，排到11月30日，比彭真直辖的《北京日报》晚转载两天。这么晚转载，岂不是让罗瑞卿讨好毛泽东的企图落空了吗？上面我们说过，罗瑞卿试图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来讨好一下毛泽东，缓解一下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

罗瑞卿本来可以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8日转载的，可是他当时还想跟彭真搞好关系，特地打电话给彭真，说《解放军报》与彭真的报纸同一天转载，所以没有急着在11月28日转载。罗瑞卿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没好报，彭真居然对他玩这么一手。

罗瑞卿一气之下，也不管得罪不得罪彭真了，马上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不管中宣部的通知，自己写一个“编者按”。《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完全背离中宣部通知的精神，而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大毒草”，这也算是罗瑞卿对彭真的报复吧。

11月29日，《北京日报》按照中宣部的通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而《解放军报》则违反中宣部的通知，于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说：“本报今天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的调子完全不同，《北京日报》没有给《海瑞罢官》定性，只是说“展开讨论”，而《解放军报》直接给《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把吴晗一棍子打死。彭真看了《解放军报》按语，当然很生气，说：“《解放军报》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但彭真在这件事上也不应该太责怪罗瑞卿，或许可以说是他自作自受吧。

11月30日，重头戏的《人民日报》转载出来了。《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表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民日报》是党的风向标，《人民日报》的论调，就代表党中央的论调。可是这次，《人民日报》的论调与《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的论调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这次“党的风向”，是往左刮，还是向右刮，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正是毛泽东想要的。

《人民日报》把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问题，放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又特别说明：“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做法，显然是要转移毛泽东进行政治讨论的初衷，把姚文元的政治文章，引上《学术研究》的“斜路”。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在发表前曾送交周恩来审看。周恩来因为要保持中立，对刘少奇送过来的东西，同意不好，不同意也不好，不看不睬更不好，于是他给“编者按”加上一条毛主席语录。周恩来加了这么一段：“毛泽东同志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周恩来加的这么一段，可谓政治高手的杰作。前面一句“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似乎是支持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辩论；而后面一句“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又是支持毛泽东的，暗示《海瑞罢官》是“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符合毛泽东的“毒草”论。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可谓巧妙至极，刘少奇看了也能满意，毛泽东看了也能满意。周恩来这种平衡政治的高超手腕，果然是无人可比。

11月30日，去四川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抵达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这天彭德怀从《人民日报》上，首次看到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高官们因为有《内参》，早就知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可是彭德怀被罢官后，《内参》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来源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都是《人民日报》，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1月30日才看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彭德怀看了《评〈海瑞罢官〉》，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气愤地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怀一个耳光。”这时彭德怀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让他到四川来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3-10-7 10:29 PM 編輯 ]

初中生

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意味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时刘少奇又使出他擅长的“浑水摸鱼”来对付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几次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大亏。

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刘少奇的“吹鼓手”。刘少奇到了国家主席这样高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找，自然有人会主动上门来给你当吹鼓手，为你歌功颂德，帮你攻击你的政敌。在刘少奇众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

1961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结成一个“写作班子”，笔名为“吴南星”。其中“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字出自廖沫沙（笔名“繁星”）。这三个人用笔名“吴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短小的杂文，每期刊登一篇。“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方式，评喻时政，谈论社会风气，这个就是后来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吴晗，是《海瑞罢官》的作者，我们前面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三家村”之二的邓拓，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编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时成为毛泽东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可谓中国报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时，邓拓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宣传部门统统归刘少奇管辖，邓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刘少奇门下，由毛泽东的爱将变为刘少奇的爱将。1957年，毛泽东对邓拓主办的《人民日报》，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不满，曾当面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1958年，邓拓调离《人民日报》，左迁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

“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现在有人说他们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随笔”，后来在文革中被冤枉批判。这种看法不够正确，《三家村札记》都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政治小品文，当时人们对《三家村札记》的评价是：“紧密联系现实，敏锐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由当时人们的这个评价，也可见《三家村札记》是紧密联系政治的。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级的高官，试想，这样的高官所写的时评文章，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吗？而且，他们这样百忙中的高官，又怎么可以有闲情逸致，每周去写一篇无政治含义的消遣性随笔呢？另外，《三家村札记》发表的刊物《前线》，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谈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学术性刊物，更不是娱乐性刊物，这个也决定了《三家村札记》是政治性的杂文。

在和平时代，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笔杆子打先锋的，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刘少奇的先锋大将，他们写的《三家村札记》的主旨，就是为刘少奇摇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伟大的空话》中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神吧！”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伟大的空话”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退居二线“去休息”，不要到一线来说“伟大的空话”了。

再比如《专治健忘症》中说：“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一个人如果发现有健忘症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篇《王道和霸道》，文中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这里所说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泽东。

再有一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说到于谦的兵部尚书职务时，特别用现代语解释说“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又说于谦“生性朴素，性格刚直”，在于谦被罢官之后，又“恢复名誉”了。这篇文章中，用“国防部长”和“恢复名誉”这种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现代的于谦，应该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这些《三家村札记》，当然不会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对这些暗批他的文章无疑是耿耿于怀的，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找借口“整”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了。这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来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据传统鬼戏《红梅记》，改编了一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廖沫沙看后，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杂文。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鬼戏”是宣传封建迷信，而宣传封建迷信就是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犯了这样的“硬伤”，所以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刀，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毛泽东指示当时还在世的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组织一个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柯庆施立刻组织了一个笔名“梁璧辉”的写作班子，发起一个批《有鬼无害论》的运动。

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不点名地批判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之后，柯庆施在讲话中进一步把“有鬼无害”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毛泽东搞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廖沫沙，试图掀起一个批判“有鬼无害论”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这样他不能再出来写文章为刘少奇摇旗呐喊了。

刘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捂”毛泽东的这颗炸弹，而是把它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毛泽东要批“有鬼无害论”，刘少奇不仅不阻止，而是帮忙批，但刘少奇把批判的焦点，从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转移到孟超写的《李慧娘》上。

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齐向群”的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文章对孟超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说：“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现有地位不满，感到‘沉沦、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充满仇恨的人起来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明确指出：“《李慧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一株反动的毒草。”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绝不亚于后来姚文元给吴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过是一个县级小干部，刘少奇动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批廖沫沙的火力，转移到孟超身上，一时间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铺天盖地，完全淹没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判。这就是“浑水摸鱼”的战术，先把“水搅浑”，让人们搞不清，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到底是针对谁的，然后再在浑水中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刘少奇“浑水摸鱼”的战术下，毛泽东发起这场大批判的结果，只是批臭了孟超这个小小芝麻官，毛泽东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浑水中混了过去，并没被批臭。毛泽东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毛泽东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转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而《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发后，反而没事了。

不久，毛泽东又再次吃了刘少奇“浑水摸鱼”的亏。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行一场大型迎春晚会，参加这次迎春晚会，名叫顾工的《解放军报》编辑，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党中央上书揭发“文艺界的糜烂风气”。顾工揭发说：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舞跳“小天鹅四人舞”……

毛泽东看到顾工的揭发材料，当然是大怒，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毛泽东要求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这个报告，在报告上写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这里说“这些协会15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其实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因为15年以来，刘少奇是主管文化宣传的，文化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首先要负责任。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一场彻底的文艺界整风。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削弱刘少奇在文艺界的威信和势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持领导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是陆定一，组员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当中，只有康生是毛泽东派的，其余四人都是刘少奇派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没有这场整风运动的主导权。

整风开始后，刘少奇又用“浑水摸鱼”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电影戏剧都打成“有问题”，一齐进行批判，搞得文艺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这场斗争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文化部长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为不太听刘少奇的话，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攻对象之一。这次整风运动中重点批判的一个主题，是批“中间人物论”，而沈雁冰曾提倡写中间人物，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批“中间人物论”的结果，是沈雁冰被迫辞职，由刘少奇的铁杆、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这样一来，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反而比以前更强了。

毛泽东发起这场整风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这一记重拳出去，刘少奇用“浑水摸鱼”抵挡，毛泽东什么也没打到，反而让刘少奇在浑水中摸到了大鱼。

刘少奇用“浑水摸鱼”对付毛泽东，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又把水搅浑，把“四清”运动的重点，变成一大片有经济问题的“四不清”小干部，使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又白费劲了。

这次，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罢官》，刘少奇依旧使出“浑水摸鱼”的手法与毛泽东周旋。刘少奇不像彭真那么蛮干，他不会抵制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而是帮毛泽东批《海瑞罢官》。但刘少奇会在批判中“浑水摸鱼”，改变斗争的大方向，把毛泽东的“政治批判”，转变成“学术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第二天，彭真召集他的一些部下，到他家里去开会，这个会可以叫做“定心打气会”。

为什么说是“定心打气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彭真的口气很大，傲气得很。有人问他，北京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彭真信心十足地说：“不转！”当上海发来《评〈海瑞罢官〉》小册子的征订时，彭真又信心十足地说：“不订！”

可是现在彭真不得不改口说：要转载《评〈海瑞罢官〉》。——这显然是彭真败退了一大步！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的部下们的信心，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临阵脱逃”。彭真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给他的部下们吃一粒“定心丸”，给部下们鼓起信心。这次到会的人，有北京市长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十余人。

彭真身材魁梧，乍看上去像大老粗，据说当年做地下工作时，他曾以黄包车夫为职业掩护。彭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只是中学毕业，但他讲起话来，就让人刮目相看。彭真讲话十分流利，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中间都没有停顿。只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要不然真的不亚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今天彭真还是跟以往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看不出任何动摇和气馁迹象。彭真首先安慰大家说：“对任何文章都要一分为二，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吴晗有对的地方，姚文元也有错的地方，吴晗问题的性质不等于敌我问题，不要一批评就紧张的不得了。”

彭真又郑重地说：“《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按语去做。”

彭真含糊地说“中央审过的”，是要安抚这些人，你们不用担心，“中央”是支持我们的。可是彭真这句话，并没有说到关键之处，因为这里所谓的“中央”，到底是谁呢？刘少奇肯定“审”过，并且同意了；周恩来也“审”过，但是态度中立；毛泽东肯定是没“审”过。

很多高官应该看出彭真是在含糊其辞，但又不好问，也不敢问，毕竟彭真是他们中间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是唯一可以与“中央”直接对话的人。大家不敢问“中央”，只好转问为什么《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彭真解释说：“是因为军队的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在安抚大家一番之后，彭真又讲今后的对策，说：“现在我们要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把各种问题都“放”出来，扯得越宽越好。”——彭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不再用“捂”的方法，而是改用“放”的方法，这显然是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计。

彭真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和赞成姚文元的意见都要登，这样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争论的题目要多，这样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

最后彭真又傲气地说：“我们党从来反对盲从性，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在党内，真理在谁手里就得听谁的。”

经过彭真的“定心打气”之后，彭真的部下们立即投入战斗，代表北京的刘少奇司令部，与上海的毛泽东司令部展开一场大论战。这次彭真组织班子写文章，不是写“保”吴晗的文章，不是反对姚文元批吴晗，而是支持姚文元批吴晗。但是他们批吴晗的调子，却与姚文元完全不一样。

姚文元是从政治上批吴晗，而彭真是从学术上批吴晗，他们试图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化为学术批判，然后把学术批判转化为学术讨论，再把学术讨论转化为思想问题的讨论，来一个“逐步降级”，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2日，邓拓亲自出马，化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邓拓从“道德”的角度，对吴晗进行批判，指责吴晗继承了封建主义的旧道德，为封建主义唱赞歌。邓拓的批判文章，完全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这是把大事化小。

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周扬又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代表了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思潮，应该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周扬的批判文章，也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1966年1月8日，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李琪再次从“历史观”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的历史观没有改造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李琪的批判文章，同样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这样一场批判吴晗的“学术讨论”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些与内幕全无关系的群众，一些爱发表议论的人、爱凑热闹的人，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当时这些人并不知道，这场讨论的后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巨人，如果知道了他们也就不敢来讨论了。一些人出于正义感，认为姚文元给吴晗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过于牵强，于是写文章替吴晗辩护。比如后来写《出身论》而著名的文革青年遇罗克，就在这个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支持吴晗的文章。

这些支持吴晗的文章，当然是彭真求之不得的，马上让报纸刊登。结果报纸上发表的支持吴晗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来自“不明真相”的群众，而真正吴晗的“自己人”，反而都在批吴晗，所谓“小骂大帮忙”。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本人的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文中承认自己的错误，说：“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承认的错误，只是“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上的学术观点错误和思想认识错误，丝毫没有承认姚文元提出来的“退田”和“罢官”的政治动机。

刘少奇这次使出“浑水摸鱼”，又让毛泽东一筹莫展，眼看斗争的大方向，就要被刘少奇偏移到“学术讨论”上去了，让毛泽东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的计划落空。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亲口挑明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毛泽东否定那些从“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来批吴晗的“小骂大帮忙”，明确指出要批吴晗的政治动机，而不是批吴晗的学术观点错误或者思想认识错误。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搅混的水，重新弄清起来。

前面说过，1965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周恩来私下交谈之后，就离开上海去杭州了。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策划了打倒罗瑞卿的具体步骤。12月5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正式批判罗瑞卿。12月16日，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毛泽东又离开上海，再次前往杭州。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五位“秀才”谈话，讨论哲学问题。

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相比，毛泽东不是一个“务实型”的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找人谈话，从来都是谈具体的“工作”，绝不会谈什么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可是毛泽东不一样，他谈工作时，经常会冒出一大段哲学问题，常常让那些不懂哲学的务实干部，像听天书一样不知所措。这些干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常常要悄悄向毛泽东的秘书请教：“刚才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

尽管毛泽东没能成为著名哲学家，但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不亚于任何哲学家。试想，一个人到了毛泽东的地位，什么都有了，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玩怎么玩，可是毛泽东偏偏要去谈那个最枯燥无味的“哲学”，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毛泽东这是装模作样，故意“附庸风雅”。

毛泽东找人谈哲学，真的是装模作样和附庸风雅吗？艾思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艾思奇是中共最早期的哲学家，写了颇有影响的《大众哲学》等书。艾思奇1935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经常找他谈哲学问题。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在党内的地位也还不是那么高，可是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是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的。

艾思奇保留着1937年底，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思奇比毛泽东小17岁，算是毛泽东的小字辈，可是毛泽东屈尊亲自去看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跟他探讨哲学问题，可见毛泽东喜欢哲学，喜欢跟人谈哲学问题，不是装出来的“附庸风雅”，而是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岁月就是如此。

这天毛泽东招来的五位“秀才”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和田家英，都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陈伯达我们以前已经介绍过，艾思奇上面介绍过，胡绳也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8年入党，圈子里的人称他为“胡大师”。

关锋同样也算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3 年，14 岁的关锋就加了中国共产党。虽说关锋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但关峰写文章的理论水平，却不亚于大学教授。关锋的飞黄腾达，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被毛泽东一眼看中，经常招他来谈哲学问题。后来关锋在文革中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田家英从1948年就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身边任职最久的秘书之一，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之一。田家英的古诗词功底非常好，经常跟毛泽东讨论诗词问题，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诗友”。

毛泽东这天招五个秀才来，本来是准备谈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序言。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亲自要为《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毛泽东召集这五个秀才来，就是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把这个序言写好。

这天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这天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毛泽东不只是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问题，还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谈哲学问题的时候，谈到邵友勋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毛泽东批评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无产阶级也没有充足的理由。”

谈到历史问题时，毛泽东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太艰苦，实在没东西可拿，只好采取‘轻徭薄赋’让步一下。”

之后又谈到教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继续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文科的哲学、文学、历史，难道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非要在大洋楼里教吗？文科不改造不行，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说了很多之后，把话题转回到关键的事情上，说：“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对《海瑞罢官》的问题表态，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而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历史观问题或思想认识问题，这是毛泽东间接地向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宣战。

毛泽东知道，他今天的谈话，也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中央的《内参》，马上会刊登他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样全体高层干部马上就会知道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大家就会明白刘少奇是要想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这场运动的水搅浑。

此时批《海瑞罢官》的水，已经被刘少奇搅得很浑了。有人提出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应该批判，因为郭沫若在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这让郭沫若十分紧张，甚至向上级党委写了辞职信，生怕这场批判波及到他的头上。

向全党高层公开这次谈话记录，本来是毛泽东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让毛泽东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1966年1月9日，内参上发表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却没有了毛泽东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震怒了，马上调查：“那一段话，是谁删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删掉毛泽东这段话的，居然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秘书田家英，后来田家英背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自杀而死。田家英为什么要删掉毛泽东最重要的几句话，“篡改毛主席指示”呢？这是文革期间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一下分析。

田家英1922年生，比毛泽东小29岁，比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小18岁。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文章，被称为“神童”。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去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6岁的田家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人真是成熟太早了，有一批“红小鬼”，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然还有年龄更小的，8、9岁参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被官方认定参加革命最早的，居然在7岁时就参加革命了。

田家英入党后到中宣部工作，屡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当毛泽东知道这位文史功底深厚、笔锋老辣的作者，居然只有21岁的时候，更对田家英刮目相看了。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正式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人的忠诚度，是很在意的。一旦让毛泽东感到有一点怀疑，就会换人，所以毛泽东的秘书前后换了不少人。而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可见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信任程度。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这么长时间，除了毛泽东的信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毛泽东有相同的爱好。毛泽东喜欢书法，田家英也喜欢书法，闲暇时常跟毛泽东评论古人书法；毛泽东喜欢诗词，田家英也喜欢诗词，两人常常一起谈论诗词，成为忘年交的诗友。著名诗人柳亚子也称赞田家英说：“田家英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

在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与“五秀才”谈话后，关锋等人整理出文稿，最后由田家英审定，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有人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却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疑问：田家英是出于什么一种动机，要自作主张地删掉毛泽东关键的一句话呢？

关于田家英删毛泽东讲话的动机，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田家英为了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与吴晗和彭德怀都没有太多的私人交情，不可能冒着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去保护这两个人。

第二种说法是“田家英讨厌姚文元的文章”，这种说法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也许真的讨厌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与姚文元也没有深仇大恨，犯不着因为自己的一点“讨厌”，就去冒巨大风险删掉毛泽东的讲话。

第三种说法是“田家英不满毛泽东的做法”，这种说法同样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如果不满毛泽东的做法，完全可以给毛泽东当面提意见或书面提意见。给毛泽东提意见，当然会得罪毛泽东，然而私自删掉毛泽东的讲话，岂不是更得罪毛泽东？田家英既然有删毛泽东讲话的胆量，怎么会没有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勇气？而且当面提意见的罪过，明显要小于背后删讲话的罪过。

以上这些说法，都不能让人信服。我们认为，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讲话的动机，正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更能看清毛泽东周围的形势，他很清楚时局对毛泽东相当不利，他担心毛泽东发起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弄不好会反过来打倒毛泽东自己。事实上，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就被刘少奇逼得步步后退，虽然毛泽东也发起过一些反击，都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化为乌有。到了1964年底，刘少奇更是发展到在中央会议上当面顶撞毛泽东，让毛泽东在面子上都下不了台。

因此田家英担心，这次毛泽东用《海瑞罢官》向刘少奇发起的攻击，又会败下来，所以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关键讲话，是想对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挽救。

在此之前的批《海瑞罢官》，毛泽东都处在幕后，在前面出头的是江青。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还有一个退路，就是万一形势不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江青也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如果在内部公开发行的《谈话纪要》上，登载了毛泽东亲口批《海瑞罢官》的消息，那就是向全体中央高层公开宣布，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那么到时候毛泽东再想“体面地”退下来就不可能了。所以田家英删掉《谈话纪要》中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这段话，就等于给毛泽东留下一条“体面地退下来”的路。

田家英认为，毛泽东讲《海瑞罢官》的那些话，可能是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的“气话”，等毛泽东平静下来，他自己也可能后悔。既然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气话”，那么为了保护毛泽东，就应该删掉这些“气话”。所以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这段话，是用心良苦的，他也希望毛泽东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领田家英的情，而是大怒！毛泽东或许也想到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却捅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看来，田家英太小看自己了，认为自己斗不过刘少奇，所以才要来“保护”自己。这就像有些自尊心强的老人，你在公交车上给他让座，他反而生气，因为他觉得你把他看得太老弱了。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会议田家英都被叫去列席的，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叫田家英——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毛泽东不再信任他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捎带批评了田家英，他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的话，传到田家英的耳朵之后，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田家英一片苦心想要保护毛泽东，却被毛泽东说成是“没有希望的人”，这让田家英感到全身心的崩溃。一个人最难过的，不是来自敌人的迫害，而是来自自己人的误解。自己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却被亲人误解成坏心，那是最最难过的。

毛泽东是田家英爱戴和仰慕的领袖，又跟毛泽东长达18年近距离生活在一起，田家英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田家英自幼丧父，毛泽东几乎成了他心目中的父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误解自己，这是很多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田家英的自杀，也应该是这个原因。

1966年5月22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代表中央找田家英谈话，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

安子文是宣布对田家英的撤职，这让田家英完全绝望了。当晚，田家英悬梁自尽。一些港台刊物说，田家英死于他杀，甚至在死前还与卫士发生枪战，这都是无稽之谈的传闻。

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想起田家英这位跟随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说：“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此时毛泽东终于理解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田家英是被“四人帮”迫害死的，这种说法没有道理。田家英并没有受到谁的迫害，也没有人冤枉田家英，他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违反纪律的事。秘书的职责是为领导人服务，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秘书删改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巨大错误，对于当了18年秘书的田家英来说，他怎么能不明白秘书的职业道德呢。

也许是田家英太“爱”毛泽东了，拼着自己犯错误，也要保护毛泽东，最后却被毛泽东误解，所以他选择了死。田家英的悲剧，或许可以算作“另类爱的故事”吧。

田家英自杀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仅44岁。如果田家英没有自杀的话，他活到今天也才91岁，他可以写一些回忆录，给我们提供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田家英的故事就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1965年12月22日，就是毛泽东在杭州与“五秀才”谈话之后的第二天，彭真到杭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是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后，第一次与彭真面对面地谈话。

在这次毛彭会面14天前的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资格，彭真应该来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可毛泽东却说“让彭真在北京看家”，没让彭真来开会。

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彭真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呢？

原因是明显的。因为毛泽东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不是彭真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与彭真在《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已经搞得很僵了。如果毛泽东见到彭真，不提起《评〈海瑞罢官〉》，那就成为毛泽东“怯弱”的表现，反而让彭真占了上风；如果毛泽东跟彭真提起《评〈海瑞罢官〉》，双方引发起争论，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就会从批罗瑞卿，转移到《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这就会打乱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参加批罗瑞卿的会议，是为了保证这次会议不会偏离方向“走题”。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因为彭德怀上山来开会，打乱了毛泽东的计划，使那次会议偏离原来准备“纠左”的主题。这次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开会，也是吸取了上次庐山会议的教训。

刘少奇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毛泽东也没跟刘少奇提起《评〈海瑞罢官〉》。因为当时刘少奇还是在幕后的，毛泽东也是在幕后，幕前是彭真和江青两个人。这两个幕后老板，现在还没有必要直接出场对决。

我们前面说过，本来彭真应该在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可是彭真却拖到一个多月后的12月22日，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可见彭真这个人的确胆子够大，敢顶毛泽东。

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就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有人事后劝彭真：“你最好不要公开那么讲。”彭真却回答说：“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共产党人尤爱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个人性格耿直坦率，倒是真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彭真复出。很多人认为，彭真被毛泽东整得那么惨，一定要大批毛泽东，出一口怨气。可出人意料的是，彭真这时却没有随大流批毛泽东，反而替毛泽东说话。——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彭真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彭真又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彭真还替毛泽东辩护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

据彭真的秘书后来回忆说，他曾对彭真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

彭真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革中失去自由十二年，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就个人讲，我能没气？但是，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上面说了不少彭真在1979年的事，让我们再把时间转回到1965年12月22日，彭真到杭州见毛泽东汇报工作。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单独见彭真，而是让彭真与杨成武、康生一起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毫不隐讳地对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果然大胆，当场顶撞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彭真直接顶回了毛泽东的话。如果这时毛泽东再继续跟彭真说下去，两个人就要发生争论，毛泽东说不定又要忍不住“骂娘”了。毛泽东明白，现在还不是跟彭真“骂娘”的时候，他接受了上次跟刘少奇争论，结果反而吃了大亏的教训。所以这次毛泽东忍住气，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毛泽东说：“吴晗问题先不做结论，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说完，就跟杨成武和康生谈起话来。彭真原以为毛泽东要大大对他发一次脾气，甚至大骂他一顿，他也准备好了各种应付毛泽东的说辞和讲法。可是没想到毛泽东一下子就把这个话题打住了，不再跟他谈了，这让彭真反而“被动”起来。

彭真这次来，同时也带着刘少奇的嘱托，希望把这件事，直接与毛泽东做一个“了断”。刘少奇和彭真认为，他们跟毛泽东一起批吴晗，已经很给毛泽东面子了，希望毛泽东批完吴晗之后，就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地结束掉。

可是毛泽东不再谈《海瑞罢官》的事，让彭真无法回去向刘少奇交待。于是彭真在临走的时候，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明天他能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彭真的要求，11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但遗憾的事，至今没有人披露过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是彭真回到北京对别人说：“主席赞成我的‘放’的方针，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会赞成彭真所谓的“放”。因为这个“放”，就是搞刘少奇“浑水摸鱼”那一套，这样就会把毛泽东的斗争大方向转移掉。但彭真为什么说毛泽东“赞成放”呢？第一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并没有赞成“放”，而是彭真放出的烟雾弹，假传圣旨；第二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出于计谋的考虑，违心地赞成了彭真的“放”。

不过从各种迹象来看，彭真假传圣旨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彭真只是在会议上口头这么说，没有在书面材料中提到毛泽东赞成“放”。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赞成放”，那么彭真应该赶快弄个书面材料，把毛泽东的“意见”传达下去，这样对刘少奇和彭真都是很有利的。

彭真从杭州回到北京后，1966年1月2日，召集文教、报刊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三十多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精神。这次会议上，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关于哲学问题和史学问题的谈话，然后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康生说：“毛主席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1959年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1959年9月写了《论海瑞》，1959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康生的话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到会的这些人，已经料到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说出这些话来，也毫不奇怪。

之后彭真发言，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彭真因为是跟毛泽东单独谈话，康生也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所以无法质疑彭真传达的毛泽东的话。

中宣部长陆定一，马上接过话题说：“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彭真说“要扯多宽就扯多宽”，陆定一就把争论的宽度，扩大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彭真说“要扯多久就扯多久”，陆定一就把争论的时间，拖长到“一、二百年”。

康生反驳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日前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吴晗的要害是‘罢官’”。——这次会议上，康生是孤立的，没有人赞成康生的意见，当然也没有人反对康生的意见，他的话等于白说。

彭真没有直接反驳康生的话，而是说：“对吴晗的批判，要慢作政治结论。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也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彭真接着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插话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

彭真接过话来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陆定一也说：“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根本没有跟我这个中宣部长打招呼。”

彭真又接过话来说：“上海同志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陆定一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这次批判吴晗，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

彭真和陆定一两个人一唱一和，定下了这次会议的基调，把“批吴晗”变成一个马拉松式的无限扩大和无限拖长战役，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变成学术讨论，最后不了了之。

到此为止，毛泽东在这场批《海瑞罢官》的战役中，一直是输家。毛泽东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渠道打开突破口，这就是军队。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正式发起对刘少奇的进攻。到1966年1月，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进攻已经两个多月了，但这场进攻对刘少奇不但没有造成什么打击，反而是毛泽东自己节节失利，颜面尽失。毛泽东发现必须动用自己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了，那就是军队。说到军队，就不得不说说军队的大管家林彪。

林彪，1907年生，比毛泽东小14岁，原名林育蓉，后来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女人气，遂改名林彪。林彪一家，可谓革命的一家，他的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

林彪的堂兄林育南，1921年加入中共，是最早的党员之一。不幸林育南1931在上海被捕，随后国民党被枪决，时年33岁。

林彪的另一位堂兄林育英，1922年入党，也是资格极老的党员，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1937年，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设三个师，115师、120师和129师，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可见林育英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可惜1942年，林育英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自为他提写墓碑。

林彪的亲弟弟林向荣，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任解放军团长，1949年在战斗中牺牲。当时林彪已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所以林向荣所在的部队向林彪写信检讨，为林向荣牺牲一事向林彪道歉。而林彪的回信只是简短的几个字：“为革命而牺牲完全应该！”

当时中共高层，像林彪这样的革命一家也很多。毛泽东本人就是典型的革命一家，出了六个革命烈士。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1923年入党，1929年被国民党枪杀，时年24岁。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30年被国民党枪决，时年29岁。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1923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5年战死，时年30岁。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1922年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3年在新疆被国民党处死，时年47岁。毛楚雄，毛泽覃与周文楠之子，毛泽东的侄子，1946年作为中原解放军谈判代表之一，应国民党胡宗南的要求赴西安进行谈判，行至陕西宁陕县东口镇时，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不久被敌人残害，时年19岁。毛岸英，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长子，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46年回国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在朝鲜平安北道遭美机轰炸牺牲，时年28岁。——毛泽东1959年回到故乡韶山，想起自己一家在革命中死去的亲人，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

1924年，林彪在堂兄林育南的引导下参加革命。1925年，18岁的林彪经林育南介绍入党。当时正赶上中央选派优秀的青年党员，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为中共准备军事人才。林彪得到推荐，于1926年进入黄埔军第四期，编入步兵科第2团2营3连。林彪是当时少数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担任3连中共党支部书记。1926年底，林彪提前毕业，进入北伐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当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林彪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期间，当时他的一些老师，后来反而成了他的部下。这些人有：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时任政治教官；陈毅：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

1927年，林彪以一个排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林彪随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当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营长。在井冈山上，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林彪与众不同，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对林彪予以破格的大胆重用。1930年，23岁的林彪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25岁的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成为中共最年轻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之后林彪的辉煌是人所共知的，这里不在赘述。

毛泽东重用林彪，林彪也没有给毛泽东丢脸，打了很多漂亮仗，成为中共军队中战功最大的将军。现在大家都承认林彪是一位天才的将军，但林彪这匹千里马，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这个伯乐，恐怕将默默无名地埋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林彪刚开始在叶挺的手下干，没有得到重用；后来在朱德的手下干，也没有得到重用。只是遇到了毛泽东，才把林彪从一个小小的基层军官，直接提拔为高级将领。如果朱德能慧眼看出林彪这匹千里马，早点提拔重用林彪，那么中共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蒋介石曾经叹息说：“为什么中共总是有那么多人才，而我们这边总是没有人才。”其实中共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才，与毛泽东这个慧眼伯乐是有很大关系的。毛泽东发现了很多千里马，并大胆提拔重用他们，这才造就了中共的“人才济济”。没有毛泽东的慧眼和大胆提拔，林彪等很多优秀人才，不可能脱颖而出。就像后邓小平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知遇之恩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林彪的辉煌，这点林彪是打心眼里感激毛泽东的。所以每当毛泽东遇到困难时，林彪就会跳出来挺身支持毛泽东。有人说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这个并不公正。应该说林彪支持毛泽东，首先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报恩”，因为毛泽东是林彪的大恩公。

林彪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可是在1950年，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一次危机，这就是朝鲜战争。当时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挂帅志愿军总司令出兵朝鲜，可是林彪却托病拒绝了，毛泽东只好改派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林彪为什么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呢？现在有几种流行的观点：第一种是说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第二种是说林彪怕美国人，不敢去；第三种是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不愿去。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之处。

这里我们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挂帅出兵朝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打败仗，这不仅毁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让毛泽东难堪。不过林彪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有自信不会输给美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打胜仗，特别是打了大胜仗，这倒是让林彪最为担心的。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有人说林彪的队伍打下了中国的半个江山，这也不算过分。这个巨大的军功，让林彪在军队中无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这次林彪挂帅出兵朝鲜，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功的一大半，都要记在林彪的名下了，林彪的功劳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就会逼近甚至超过毛泽东了。

林彪不是彭德怀那种单纯的军人，他同时也是精明的政治家。林彪完全明白，如果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过毛泽东，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险，而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无法正常相处了。这种“功高震主”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让“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这就让林彪为难了。因为林彪知道自己的功劳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立功了，再立功就要“功高震主”了。林彪只有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才能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所以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邀请，坚持拒绝挂帅出兵朝鲜。

后来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此言一语双关，暗示林彪为了让毛泽东成为唯一的大英雄，他自己放弃了挂帅出兵朝鲜，这个当“大英雄”的绝好机会。

毛泽东请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被林彪拒绝了，这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一度给林彪“发了转业费”，使林彪成为无任何职务的“病号”。但后来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挂帅出兵朝鲜的原因，是不跟自己争当大英雄。

于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54年让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1955年让林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以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泽东自己投给林彪的。1958年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层排名列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怀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全面接管了军权。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林彪只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员将领，只是帮毛泽东打仗，从没在政治上帮助过毛泽东。那时，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毛泽东的“精神领袖”地位。在毛泽东政治上得势的年代，林彪从来没有跟着刘少奇大树大捧“毛泽东思想”。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在政治上失势了，这时毛泽东开始需要林彪在政治上帮助他了。林彪也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失势之后，才开始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泽东。

林彪在毛泽东最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吹捧毛泽东，他反而在毛泽东最失势的时候，大肆吹捧毛泽东。可见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不是出于什么野心，而是出于报恩之心。林彪本来并不想从政，可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林彪不得不出来从政了。

初中生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上）

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一炮”的话，那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就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二炮”。

1966年1月21日，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的春节，江青亲自拜访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江青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给林彪拜年，另一方面则是请林彪帮忙，帮她在部队里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江青对林彪明确说：“这个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让我来请‘尊神’。”

江青不搬出毛泽东不行，因为江青本人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是没有资格在军队召开座谈会的。所以江青这个座谈会，必须要加上一个“林彪托江青召开”的前提，才能说得过去。

林彪对江青的“帮忙”要求，是什么态度呢？据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说，林彪对江青很冷淡，江青对林彪也很不客气。林豆豆的回忆摘要如下。

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又问：“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答：“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谈话不欢而散。

林豆豆的回忆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后，她的话明显有为林彪辩护的倾向，给人造成一种“林彪反对江青”的印象。林豆豆回忆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后来林彪的所作所为不符，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

尽管江青对这次谈话没有披露细节，但她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明确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

江青说“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与林豆豆回忆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从后来的各种情况来看，应该说江青的话是可信的，是符合逻辑推理的。因为林彪在这段时间，一直大肆吹捧毛泽东，不可能对江青那么冷淡，这是因为这个座谈会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的。而且，江青把林彪称为“尊神”，可见江青对林彪的态度应该是十分恭敬的，不会像林豆豆说的那样，态度十分傲慢。

第二天，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协助江青开会。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在林彪的安排下，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于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一般人想象这次“部队文艺座谈会”，应该是几百人参加的壮观大会。其实不然，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人，连江青算在内，总共才五个人。不过部队派出的四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少将和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少将，都是将军级的部队文艺部门负责人，足见林彪对此事的重视。

后来有人说，林彪只派出四个人跟江青开座谈会，是给江青冷场，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开一个几个人的小型会议，正是江青本人提出的。江青在一开会就宣布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这里所谓的“北京”，当然指的就是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既然这次会议要瞒着刘少奇开，就必须是一个几个人的秘密小会，不可能是几百人的大型会议。

这次所谓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实际上只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余四个人都是听听而已。据刘志坚回忆说：“会议没有一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一个议题，每天听江青谈话。江青也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她讲累了就散会。”

江青谈话之后，就是看电影，参加会议的四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陪江青看电影上。江青自己也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结果大家看了十几天电影，会议就结束了。

这就出来一个问题——毛泽东亲自让江青到部队去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结果江青也不好好准备一下，既没有日程，也没有议题，她一个人随便讲话，请大家看看电影，就结束会议了。难道这是江青不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随便应付差事吗？

这并不是江青随便应付毛泽东，而是这次会议本来就是一个形式。毛泽东要的不是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只是要一个会议的“纪要”。但是这个会议的“纪要”，并不是真正开会的纪要，而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是借着这次开会的名义，用“会议纪要”的形式，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

毛泽东要发表的这篇文章，与参加座谈会的四位将军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江青自己写的，它是出自一个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参与修改三次。由此可见，这篇“纪要”是毛泽东花费很大心思，搞出来的一篇重头文章。那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它是想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和路线斗争。

当初毛泽东搞的《评〈海瑞罢官〉》，原本是想通过批判《海瑞罢官》，掀起一场政治大辩论。进一步通过这个政治大辩论，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与斗争。而“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焦点核心。

刘少奇的战略是，向一般党员群众隐瞒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分歧。刘少奇要让广大群众相信，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更要让广大群众相信，毛泽东是完全支持和赞成他刘少奇的。

而毛泽东的战略则是，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毛泽东要让广大群众知道中央高层正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泽东自信，他在一般党员群众中间的威信，要远远高于刘少奇。如果广大群众知道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那么人民群众一定会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一定会支持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就可以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一举打倒刘少奇。

因此，向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就成为这场斗争的关键。刘少奇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毛泽东有矛盾分歧，那他就完了，非下台不可；而毛泽东也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那他就胜利了。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斗争，就是围绕着“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而展开的。刘少奇千方百计要对人民群众隐瞒和捂住他与毛泽东有分歧，而毛泽东则千方百计要公开和暴露他与刘少奇有分歧。

毛泽东打出《评〈海瑞罢官〉》这颗重磅炸弹，就是要借此向人民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可是这颗重磅炸弹，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一挡，变成一颗小小的“学术讨论”炸弹，使人民群众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辩论，消除了毛泽东借此向群众公开党中央高层矛盾分歧的危险性。

《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失败后，毛泽东不得不抛出第二颗炸弹，试图再次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上次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小人物出面打头阵，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这次毛泽东改变战术，启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大人物出面打头阵，首先造成一个名人效应的声势效果。

另外，上次毛泽东利用地方报纸来发起进攻，但根本攻克不下刘少奇控制的宣传机构，刘少奇用“一手捂”、“一手转移目标”的手法，完全化解了毛泽东的攻势。所以这次毛泽东也改变战术，改用发党内文件的方式，把一份反映他与刘少奇矛盾分歧的文件，一直发到基层党组织，让一般党员和群众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并不是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他们两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知道，如果利用刘少奇掌握的党政系统发出这份文件，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份反映尖锐矛盾斗争、火药味十足的文件，一定会被刘少奇的党政系统“过滤”，经过过滤的文件，就会变成一份没有火药味的粉饰太平的文件了。

因此，毛泽东这次要绕过刘少奇掌控的党政系统，改而用林彪掌控的军队系统，来把这份火药味十足的文件发下去，先从军队，再到地方，逐步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中央正在进行激烈的路线斗争。

1966年2月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打响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二炮。毛泽东的这个第二炮的内容和份量，远远超过了第一炮《评〈海瑞罢官〉》。《纪要》是一个非常高超的政治性文件，《纪要》中包含有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同时炸向刘少奇。

所谓“明线”，就是用“明语”写给一般群众看的；而“暗线”，则是用“暗语”写给中共高官们看的。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不是本行业内的人，是读不懂这些暗语的。中共高层也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一般人看《纪要》，只能读懂它字面的意思，也就是“明语”的意思；而中共高官们，就能读出字面背后的意思，也就是“暗语”的意思。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这么开篇的：“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然后又说：“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做出指示，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很简单，只是说林彪委托江青开一个部队文艺问题座谈会，林彪做了指示，萧华和杨成武表示支持。但《纪要》里这段话，“暗语”的意思就不这么简单了。这是毛泽东对中共高官们表示的“力量显示”，它要告诉高官们，这个《纪要》跟上次的《评〈海瑞罢官〉》不同，它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搞的，而是得到国防部长林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热情赞助和支持”。——毛泽东这是挑明，这次并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反击刘少奇，而解放军都是支持我的，军队是在我这边的。

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请了人民解放军的‘尊神’来攻他们，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纪要》的中心和主题，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观点，说：“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都明白，就是党中央高层出现了一条反对毛泽东的“黑线”。但这条“黑线”具体是什么呢？当时的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但《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建国以来主管文艺界的是刘少奇，所以“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那么这个“黑线”的源头，自然就是指刘少奇了，别无他人。《纪要》中又说“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里的“我们”是谁？明白中共高层隐语的高官们，马上就能看出这句话的“暗语”意思，这里的“我们”就是毛泽东，也别无他人。——如果把《纪要》上述这段话的“暗语”意思，翻译成“明语”的话，这就是：“刘少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刘少奇已经专了毛泽东的政。”

《纪要》中提出这个惊人论点之后，又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说：“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也都明白，就是号召大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一场斗争来搞掉这条黑线。但这里的“党中央”是谁？“黑线”又是谁？一般人就搞不清楚了。而《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的话，它的意思也很清楚。这里的“党中央”无疑就是毛泽东了，“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就是彻底打倒刘少奇。如果《纪要》中这段话的“暗语”意思翻译成“明语”，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场大革命，彻底打倒刘少奇。”

现在有不少人写文章说，文革开始后，很多高官还“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其实毛泽东在文革之前的这篇《纪要》中，用中共的暗语，明白地公开表示：“我要发动一场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大革命”。凡是读了这篇《纪要》的中共高官，一定能理解《纪要》中暗语的含义，心中一定很明白，毛泽东已经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了。

高官们尽管知道了毛泽东的心思，但他们还是要观望。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但“想”打倒，不等于“能”打倒，所以他们还要观望。高官们也都看到，毛泽东在近来发起的对刘少奇的攻势中，都是毛泽东自己节节败退下来，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站到毛泽东这边来。为此，毛泽东在《纪要》的最后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晚节”的字面意思，但字面的意思，并不等于它背后的意思。这里毛泽东用暗语所说的“晚节”，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经常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对你们的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毛泽东这句“晚节”的“暗语”意思，是声明毛泽东本人做事，将是“翻脸不认人”的。很多高官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毛泽东作出过很大帮助和贡献。所以，毛泽东在这里用暗语对高官们说：“现在到了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你们是选择继续跟我，也就是‘保持晚节’；还是选择不跟我了，即‘晚节不保’。如果你们‘晚节不保’，选择不跟我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你们过去对我的帮助和贡献，都一笔勾销。到时候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们可别怪我不念旧情。”

后来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毛泽东的意思，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提到“保持晚节”的问题，明确地说：“提醒大家注意，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纪要》的结束语是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保持晚节“很不容易”？这句话用“明语”是理解不了的，但用“暗语”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现在刘少奇的股势高涨，是牛股，而毛泽东的股势低落，是熊股。大部分人出于投机心理，都去抢购刘少奇的牛股，能够光顾毛泽东的熊股，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提醒高官们说：“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搞的这个《纪要》，是一个高超的政治文件。毛泽东一方面用“明语”告诉一般党员群众，党中央出现了重大矛盾分歧，出现了反对毛泽东的“黑线”，这就可以达到毛泽东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之于众的目的。毛泽东另一方面又用“暗语”，向中共高官们显示力量、督促和警告。

第一，毛泽东显示自己的力量，告诉高官们：军队是完全支持我的。

第二，毛泽东督促高官们快点选择，是跟我，还是跟刘少奇，别再旁观中立了。

第三，毛泽东警告那些选择不跟他的人，如果“晚节不保”，那我们的旧情就一笔勾销了。你要好好想想后果，我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在后来文革中打倒彭真的时候，彭真在大会上为自己辩护，说：“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事实证明，是彭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但此时彭真再提自己过去的功劳，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借《纪要》警告过所有的高官们：“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毛泽东的这个《纪要》，理所当然遭到刘少奇的抵制。刘少奇控制的中央，虽然同意把《纪要》发下去，但这个《纪要》却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中央办公厅还特别说明：“这个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刘少奇控制的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的《纪要》当作“机密文件”处理，就等于把这份文件“捂住了”，让毛泽东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为此，毛泽东指示《解放军报》把这篇《纪要》的内容，改写成一篇社论，公开发表。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了。

但《解放军报》的社论，与中央文件的份量，那就相差太远了。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二炮，也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直到一年后，刘少奇被打倒了之后的1967年5月29日，《纪要》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

常言说“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就在毛泽东炮制《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同时，刘少奇也在炮制一份针锋相对的文件《二月提纲》。

先看看《二月提纲》的背景。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揭开了全国范围的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此时刘少奇再次使出“浑水摸鱼”之计，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一时间全国出现一场批判混战，批判株连的人越来越多，连郭沫若都被卷了进去，出现了一次惊动中共高层的“郭沫若辞职风波”。

现在水已经搅浑了，刘少奇要开始“摸鱼”了。从11月10日开始的批《海瑞罢官》，已历时两个多月，但到现在为止，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态”。刘少奇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利用他掌握的“一线中央”发一个文件，给这场批《海瑞罢官》运动制定一个“调子”，规定一个“方针”，掌握这场运动的主动权。

于是刘少奇指示彭真召开一次“文革五人小组”会议，先搞一个《提纲》出来，然后送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在会议召开之前，彭真让人准备了几份材料，会议就在这几份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这几份材料背后的玄机很大，体现出刘少奇的政治手腕和智慧，下面我们就看看其中最为重要的五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汇报关锋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锋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在1962年写的四篇小品文，有与吴晗类似的观点，按理说也应该被批判。刘少奇抓住关锋，就是要让毛泽东左右为难。——如果毛泽东“保”关锋，党内高官们就会对毛泽东有“看法”，不满毛泽东包庇自己人；如果毛泽东不“保”关锋，那么就可以刘少奇就可以组织人批判关锋了，这同样让毛泽东为难。因为毛泽东批判别人有问题，而自己手下的人也有问题。所以不管毛泽东“保”关锋，还是不“保”关锋，赢家都是刘少奇。

第二个材料是《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为什么要批郭沫若呢？因为郭沫若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海瑞罢官》被批判，如此类推，郭沫若写了赞美海瑞的诗，当然也应该被批判。

第三个材料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沫若听说要批判他的“风声”之后，马上给上级写了一封辞去一切职务的信，反映出他的紧张情绪。郭沫若说：“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我感到自己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我继续担当现在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刘少奇为什么要把郭沫若弄出来批呢？因为郭沫若是跟毛泽东私人关系最亲密的文人。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戴的手表，就是郭沫若送的。

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会见郭沫若等一批左翼文人。当郭沫若与毛泽东握手时，他发现毛泽东竟然没有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郭沫若觉得毛泽东没有表，不太够体面，于是就当即摘下自己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不拒绝，当场欣然接受，戴到自己手上。

郭沫若送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是瑞士名牌表，价格不菲。毛泽东一般是不收别人礼物的，但这次却是例外。第一，郭沫若在公开场合向毛泽东赠送如此贵重的礼物，显示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更显示了毛泽东在文人中的威望与人气；第二，郭沫若在重庆向毛泽东送重礼，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辜负郭沫若的这片心意。

之后毛泽东一直戴着郭沫若送的这块手表。后来这块表越来越旧，表壳发黄，字迹模糊，工作人员建议他换一块，但毛泽东不同意，一直戴到他去世。

现在刘少奇提出批郭沫若，也是要让毛泽东难堪。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交甚好，如果毛泽东“保”郭沫若，别人就会不满毛泽东的办事不公平。与毛泽东没有私交的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东西就要被批判；而与毛泽东有私交的郭沫若，同样写了赞美海瑞的东西，就被保护没关系。

第四个材料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因为当时关于海瑞的戏，除了《海瑞罢官》之外，还有《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所以刘少奇把有关海瑞的戏，都拿出来批判，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第五个材料说《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刘少奇把参加《海瑞罢官》的演员，也弄出来批判，这也是分散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组员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了“五人小组”之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人，这天周扬因病缺席。

彭真在会上首先发言，他的态度很“硬”，说：“这场讨论斗争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要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陆定一立即赞同彭真的意见，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

康生反驳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到吴晗身上，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谈吴晗的问题，要联系到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

彭真也反驳说：“我们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

彭真又把《关锋材料》拿出来，说：“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对那些‘左派’们，也要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康生继续反驳说：“你们不搜集吴晗材料，却专门搜集关锋等左派同志的材料。我们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

但会上康生是孤掌难鸣，大家并不理会他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彭真让许立群起草一份会议提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的全称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只有2千多字，这是刘少奇的特点。毛泽东搞的东西都比较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万3千多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万多字。《二月提纲》虽短，但份量一点儿也不轻。

《二月提纲》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首先对批判《海瑞罢官》作出一个明确的性质定义“学术批判”，这就熄灭毛泽东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火力。

《二月提纲》的开场白说：“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毛泽东明确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二月提纲》中只字不提“罢官”和“彭德怀”，却大谈特谈什么“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等不疼不痒的问题，不动声色地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指示“抵制”掉了。

《二月提纲》在开场白之后，云里雾里地写了一大堆口号式的空洞文字，然后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一段是《二月提纲》用“暗语”来批评毛泽东，这里的“学阀”，明显就是指毛泽东了，暗批毛泽东“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发表后，上海方面向北京询问，所谓的“学阀”是指什么人？彭真硬气地说：“学阀指的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二月提纲》中又写道：“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里，刘少奇是用郭沫若来将毛泽东的军。在《二月提纲》的附属文件中，特别添了一份《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的材料。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就提出来批毛泽东的好友郭沫若，因为郭沫若也写了赞美海瑞的诗歌，性质与吴晗是一样的。

然后《二月提纲》笔锋一转，又指向毛泽东身边的秀才关锋等人，写道：“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二月提纲》的附属文件中，有一份《关锋同志等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因为关锋在那几篇杂文中，明显有用影射的方法骂中央的嫌疑，这样关锋也犯了与吴晗性质一样的政治性错误。这里，刘少奇提出关锋那些“坚定的左派”，也说过各种各样的错话，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也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下“整风”。

最后《二月提纲》进入它的核心文字，提出“左派要相互帮助”，写道：“左派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这是《二月提纲》的核心，这里刘少奇用“暗语”向毛泽东提议说：“其实我们都是左派，周恩来、陈云他们才是右派。我们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这样下去对谁也没好处，‘妨碍自己的前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件事我们两人就此停手，和解了吧。”

2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二月提纲》。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等人。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彭真在《提纲》的讨论稿前面写了一个说明：“此件由于时候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讨。”——显然，彭真这里耍了一个小花招，绕过康生。因为如果起草这份《二月提纲》要经过有康生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讨论的话，康生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彭真就耍一个小花招绕过了康生。

会上彭真说：“现在不敢写文章写戏是个问题，新华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坏人不写是好事，好人不写就不好。范文澜、郭沫若都很紧张，他们写东西多，问题就多。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学问，但批判起别人很带劲，借批判别人出名。批判应当是同志式的，不要把别人当台阶使。”

邓小平也说：“现在很多人不敢写文章，怕犯错误。戏也如此，只能演兵。电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这怎么行。”

康生在这次会上没有发言，他知道既然彭真在起草《二月提纲》时绕过他，他说话也是没用的。

这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对《二月提纲》的反对意见，于是《二月提纲》就被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但《二月提纲》要下发全党，还要经过最后一道手续，那就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于是会议决定派“五人小组”，于2月8日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这次会上周恩来没有表态发言，他还是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不过周恩来也知道，尽管他没有赞成《二月提纲》，但也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如果他什么也不说的话，毛泽东很有可能会误解他支持刘少奇。

这时周恩来又发挥他“走钢丝”的高超平衡术。2月7日凌晨，周恩来写一封短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信中说：“本来想在彭真同志去主席处谈话之后，再去谈国际问题，现在看来，不宜再晚。提议今日下午三时半，先在少奇同志处一谈。”

刘少奇回复“同意”。于是下午三时半，常委们去刘少奇处开了一次会。这次会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不过这是周恩来主动要求，在彭真去毛泽东之前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刘少奇看来，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刘少奇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做一个提醒和叮嘱；而在毛泽东看来，也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毛泽东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搞清楚彭真到底想要干什么。——周恩来通过彭真临走前的这么一个短会，同时打消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他的疑虑，真可谓最高级的政治平衡术。

2月8日，彭真带领“五人小组”以及许立群、吴冷西等人，去武汉沙面见毛泽东汇报。许立群先向毛泽东汇报附件材料中的《关锋的杂文》，毛泽东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挡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毛泽东这里选择了“保”关锋。当然毛泽东也知道，“保”关锋肯定会影响他在高官们中的形象，不过此时毛泽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彭真借这个话题，进一步说：“我们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和学阀的道路，应该进行必要的整风。”

毛泽东又把彭真的话挡回去，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彭真拿出这次他带来的“杀手锏”材料：有关郭沫若的材料。郭沫若曾于1960年看川剧《大红袍（即海瑞传）》时，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
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
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郭沫若在1961年2月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一首赞海瑞的诗：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
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我们知道，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要点是三个：

第一、为海瑞的罢官鸣不平；

第二、称赞海瑞搞“分田”；

第三、发表的时间是在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的庐山会议之后。

我们再看郭沫若的这两首诗——

第一、其中有“公道在人成不朽”和“我知公道在人心”，明显是为海瑞鸣不平。

第二、其中有“平产均田见可高”和“传有平产均田说”，明显是称赞海瑞搞“分田”。

第三、郭沫若这两首诗分别发表在1960年和1961年，与吴晗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间上也是一致。

这样看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中的三个要点问题，郭沫若的诗中全部都有，所以如果只批吴晗，不批郭沫若，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郭沫若非常紧张，赶紧提出辞职。

彭真拿出来的郭沫若材料，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不批郭沫若，显然会让人感到批吴晗有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批郭沫若，毛泽东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与郭沫若不是一般的交情。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和地位都是文人中第一把交椅——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不仅如此，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私交甚好，两人是诗友，不时有诗词唱和。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1年11月，诗中写道：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第二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3年1月，诗中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然毛泽东也批评过郭沫若，那是起因于1965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说：《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都是后人伪托的。很多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投稿给报刊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但都被郭沫若“压住”，不能发表。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告郭沫若的状。

毛泽东看到章士钊的信，也不满郭沫若的霸道做法，赞成发表文章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信给郭沫若，客气地事先通知郭沫若，将会有人要批判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当然那次对郭沫若的“批评”，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可这次对郭沫若的批判，那就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万没想到郭沫若居然会陷入《海瑞罢官》的泥潭中。

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看，抛出郭沫若，是对他有利的，至少可以在高官们中间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可是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拉老朋友一把，牺牲自己的形象，挽救郭沫若。毛泽东表态说：“郭老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他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当然，毛泽东保护了郭沫若，就不好处分吴晗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让步说：“吴晗也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

最后毛泽东谈到核心问题，用严肃的语气，逼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也够得上硬汉，面不改色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彭真居然一点而不怕自己，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升起，继续逼问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再次把毛泽东的话硬顶了回去，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还把刘少奇抬出来，给毛泽东一个无形的示威。

彭真如此不给毛泽东面子，毛泽东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就要发怒了，就要骂人了。但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又冷静下来，毛泽东明白，现在骂人对他是不利的，因为彭真带来的是政治局常委通过的文件，他骂彭真，就是与政治局常委过不去。于是毛泽东冷静下来，不再说话了。

彭真早就做好了被毛泽东大骂一通的思想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把毛泽东的话硬顶回去，毛泽东居然沉默不语了。这让彭真大喜，认为毛泽东是“认输”了，不得不同意这份《二月提纲》，非常高兴。彭真还想最后得到毛泽东明确首肯，于是说：“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政治结论。”

毛泽东不会上彭真的钩，说：“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向毛泽东的汇报就这么结束了，毛泽东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当然彭真就把这个理解为毛泽东同意了，马上下令下发这个文件。2月12日，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方针。

到此为止，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输了一次。但毛泽东的再次反击，很快就要来了。

彭真走后，毛泽东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毛泽东从1964年底跟刘少奇翻脸之后，最大的一次败退。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是要批它的两个要害：第一个要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第二个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可是《二月提纲》把毛泽东的两个要害完全否决，把批《海瑞罢官》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为了搞这个《评〈海瑞罢官〉》，毛泽东可是前后花费了一年时间的，现在看来是白辛苦一场了。

更让毛泽东郁闷的是，现在连彭真这样的人，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他，不给他面子了。毛泽东态度严厉地向彭真逼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是过去的彭真，尽管想否定毛泽东的意见，但碍于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否定毛泽东的话，会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可是现在的彭真，已经不管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了，他干脆地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说：“经过调查，不是。”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江河日下程度，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快。

刘少奇在《二月提纲》中，用暗语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息。但刘少奇的和解态度，不是卑谦的求饶态度，而是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讲和态度。这样的和解，毛泽东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次，毛泽东也不准备接受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讲和。在毛泽东心中，从来就没有认为刘少奇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这次，毛泽东还是理智地退却下来。这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他要等待时机成熟了之后，再来给刘少奇致命的一击。

可是刘少奇和彭真却误解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是毛泽东示弱了，同意跟他们和解了。于是这两个人高兴地过早，同时也疏忽大意起来。——刘少奇于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放心大胆地出国访问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等国，时间长达二十余天，等刘少奇回国的时候，才发现彭真已经被批倒了。毛泽东批倒彭真，正是利用了刘少奇出国访问的这段时间。

彭真更是有点翘尾巴了。

2月12日，彭真向上海市委传达《二月提纲》时，得意地说：“《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2月13日，彭真派胡绳跟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能说要害，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这里所谓的“两边”，就是指被批的吴晗这一边，与批判吴晗的姚文元那一边。彭真把吴晗的问题进一步降温，连“要害”也没有了。

2月18日，彭真派许立群和胡绳召集文艺界和报刊界召开《二月提纲》讨论会，许立群传达彭真的意思说：“不能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今后报刊组织文章，要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删改或不发。”——彭真的胆子够大，把“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成是毛泽东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中国，凡是在官场上得势的人，总会有很多人来吹捧你。这次讨论会上，很多人看到彭真得势了，于是吹鼓声大作，吹捧《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解放后历次文化革命的总结”、“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

就在文艺界和报刊界吹捧《二月提纲》的时候，彭真却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满不在乎地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不久，彭真让吴晗化名“李明夫”，到昌平县去搞“四清”，事实上取消了对他的批判。这样，眼看着毛泽东发起的批《海瑞罢官》，就要虎头蛇尾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初中生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下）

不过毛泽东的运气还是不坏的，正在他找机会反击的时候，一个好时会就来了——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正好利用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从侧面对刘少奇发起一轮新的反击。

这里有必要引申说明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修防修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时期。中共最初是苏联扶持起来的一个“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早期完全在苏联的掌控之下。但1927年毛泽东开始搞“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后，对苏联的指示就不那么听话了。

那时中共分成亲苏联的“国际派”与土生土长的“山沟派”，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在延安整风时基本上被铲除掉了，之后当权的中共“三巨头”，都是不是亲苏联的。——刘少奇早期在苏联留学过，但只是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与苏联上层人物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或联系。周恩来也只是短期在苏联治病住了几个月，与苏联上层也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在中共建国之前，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并非十分友好，矛盾不少。1949年中共建国时，中共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不得不宣布“对苏一边倒”。因为在当时，世界是泾渭分明的美、苏两大阵营，新中国不得不投靠其中一个阵营。想自立成为“第三极”，对于1949年刚建国的中共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对苏一边倒”。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与苏联关系搞僵，是因为毛泽东想与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种说法乍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并不是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魅力，而是因为苏联的国家实力，当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军事实体，有威胁到美国存亡的实力。而中国的国家实力，不管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与苏联相差甚远，绝没有实力去争夺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

既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超过苏联，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既然中国不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那么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凭什么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更不至于那么“蠢”，他根本不会想到去跟苏联争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的做法更高明，他不去跟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样他反而成为了“第三世界的领袖。”

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苏”。一些人批评毛泽东的反苏政策，说中国应该与苏联搞好关系，“反苏”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反苏”呢？毛泽东“反苏”的原因，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他主动的成分。

毛泽东“反苏”的第一个原因是“被迫”。苏联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不允许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自己的方式“单干”搞社会主义，强调搞社会主义要在苏联的领导下，要求同盟国围着苏联的指挥棒转，一切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形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名义上说是“兄弟党”，实际上视为“儿子党”，用“老子管儿子”的方式，粗暴地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样势必影响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团结。

苏共不仅与中共关系不好，与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关系也不好，大家都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多有反感。1968年苏联对不听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动军队武力干涉，连罗马尼亚等卫星国都进行了反对。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苏联的枪杆子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对苏联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苏联是一个霸王作派国家，中国要想与苏联搞好关系，只能当一个马首是瞻的小伙计，要想以平等的地位，与苏联搞好关系是不太可能的。这对于毛泽东以及当年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古巴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反过苏联。因此，毛泽东的“反苏”，有很大分成是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尊，并非单纯的个人“意气之争”。

毛泽东“反苏”的第二个原因是“主动”。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论。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信仰，所以总会不自觉地用世俗的观点或想法，去谈论宗教信仰，这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宗教信仰是无法用世俗的观点去理解的，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物质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如果认为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是因为想出名，想夺权之类的世俗利益，那就完全误解宗教了。

共产党是一个宗教意识很重的组织，参加共产党，要举手宣誓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信仰”和“献身”，都是宗教的东西，每一种宗教的教义，都是要信仰的，都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更是要改变人的思想，这就非常类似于宗教了。宗教都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及所谓“洗脑”。共产主义也同样，是需要“信仰”的，是需要有“信徒”的。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说：“中国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信，等生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现在有一个颇为流行的名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不允许“修正”伊斯兰的原教旨，并且不惜流血牺牲，也要保卫伊斯兰的“原教旨”。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这样不信教的人看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看来，把一种“主义”修正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为其大动干戈，流血牺牲更是荒唐至极了。因此理解毛泽东的“反苏”，就要抱着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态度，去思考和理解。

毛泽东“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信奉“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原教旨，因此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自然就要跳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什么“原教旨”呢？

马克思的第一条原教旨是“暴力革命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他的新外交政策“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将属于哪一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两种制度国家的这方面分歧，并不妨碍两者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所谓的“竞赛”，指的是经济竞赛。赫鲁晓夫把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修改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和平经济竞赛”，显然是大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还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和平过渡”论，更是否定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教旨”。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声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赫鲁晓夫则反批评毛泽东“好战”。

1957年，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说：“在核武器出现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每消灭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会同时消灭数以万计的工人。这个时候，对许多人民来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毛泽东在发言时，与赫鲁晓夫唱反调，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有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打原子战，没有经验，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如果爆发原子战要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剩下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个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毛泽东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暴力革命论”，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战争，批评赫鲁晓夫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懦夫胆小鬼”；而赫鲁晓夫则批评毛泽东是“好战分子，战争狂人。”

马克思的第二条原教旨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说：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从来不存在不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全民党”。在这里，赫鲁晓夫把“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不分阶级的“全民党”，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这当然是毛泽东这样坚信马克思原教旨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赫鲁晓夫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在今天的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这里，赫鲁晓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否定掉了——这点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相通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刘少奇和赫鲁晓夫都持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个原因。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信徒，当然不能接受和容忍“阶级斗争熄灭论” 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不就熄灭了吗？”

当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信奉马克思的原教旨，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人，都是虔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信徒”。

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头人的苏联，出现了违背“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在他主导写的反苏纲领性文献“九评”中，是这样说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但是我们认为，苏共的一系列原则性错误，危害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里表明，毛泽东也很清楚，“反苏”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害，那么为什么还要“反苏”呢？这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因为“信仰”是不能用利益做交换的，为了信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可以抛弃的。所以毛泽东“反苏”动机的一部分，就是出于这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责任感。

当然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行，为什么要捆绑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着他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呢？——这也是一种对宗教的误解。宗教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其他每个人身上。很多宗教都有传教士，四处去传教，更有宗教战争，用暴力的方式强迫别人信教。一个国家，凡是宗教性很强的党派当权，都会“强迫”全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教义去做。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都要求全体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强制全体女人必须戴黑纱。

宗教要解决的是全体人民的信仰问题，绝不是单纯个人的信仰问题。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们信仰上帝！”——这个时候，美国人不能抱怨美国总统说：“你自己信仰上帝就行，你凭什么代表我们跟你一起信仰？”美国也是一个宗教情结很重的国家，美国的座右铭是“我们信仰上帝”，每一张美元上都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美军中也有法定的神职人员：随军牧师。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宗教运动，因为狂热和信仰，是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外国不时发生宗教运动，发生宗教战争，比如消灭“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圣战”等等。这些对于不信教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于理解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宗教高潮，最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唐朝的佛教高潮，最近的一次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蒋介石统治时期，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马上就可以枪毙，根本不需要其他理由。即使这种屠刀的恐怖，也没有使共产党的人数减少，当时参加共产党的人，是出于信仰，而不是要去谋利。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牺牲的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有370多万，这么多人为共产党流血牺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毛泽东的地位，也类似于教主，他想要建立的中国，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而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他要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共产主义信徒。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其中就有这种“教主”的动机。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二月提纲》上，不得不退让一步，默认了《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只是暂时的退却，他正在等待机会反击。很快，一个绝妙的机会来了：苏联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

为什么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呢？

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是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要对《二月提纲》进行反击，也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才有效果。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主席的特权之一，就是有临时召集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所以毛泽东是有权随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但问题是，召开会议必须有一个“议题”才行。

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那毛泽东只能是配角，刘少奇反倒成了主角，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显然是不想召开的。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国防和备战问题，毛泽东倒是主角，但因为刘少奇不管这些工作，自然刘少奇就不会有错误，毛泽东找不出把柄在会上“批”刘少奇一下。

现在毛泽东要跟刘少奇斗争，所以他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可以在会上抓住刘少奇的什么把柄“批”他一下，现在苏联人送来了这个机会。

毛泽东先不表态，让刘少奇去决定。果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提出的理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老化严重，修理用的零部件也十分缺乏，因此需要与苏联有一定的经济来往。

刘少奇的决议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尽管毛泽东是党主席，但他个人也无权推翻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毛泽东要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必须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来否决刘少奇的决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治局委员们会赞成毛泽东，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吗？对此毛泽东是有信心的。毛泽东深晓中国历史，知道中国人在对外国的问题上，历来都是“主战”比“主和”有理，“强硬”比“妥协”有理。毛泽东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刘少奇对外国软弱妥协，刘少奇也没话可说。而且，政治局委员们，谁要是替刘少奇说话，自己就要背上一个“软弱、没骨气”的道德黑锅，所以没人愿意为了刘少奇给自己背一个黑锅。

于是毛泽东3月18日到2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等，而且林彪特别从苏州赶来，为毛泽东的这场会议助威。

这是毛泽东事隔一年，在政治局会上与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毛泽东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用挑战的目光环视左右。刘少奇的气色不太好，因为他年初曾大病一场，才病愈不久，刘少奇的身体可是远不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气色虽然不好，但神色镇定自如，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刘少奇知道毛泽东这个会议是冲着他来的，他早就想好了对应之策。

周恩来还是一如既然，对毛泽东殷勤客气，对刘少奇也礼貌有加，双方都保持友好。

林彪的气色不错，这让毛泽东感到安心。毛泽东前些时候托人给林彪传话：“要好好养身体，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今天看上去，林彪的身体还真养得不错。林彪给毛泽东投去坚决支持的目光，更鼓舞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第一句就说：“苏联的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

毛泽东说完这句，等大家的反应。会场上果然如他所料，刘少奇沉默不语。因为刘少奇知道，他如果跟毛泽东辩论，只能是越抹越黑，这种牵扯到“民族自尊”的问题，肯定是越“左”越有理的。其他人也同样沉默不说话，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对外关系上，被扣上一个“腰板不硬”的帽子。另外，高官们不说话，也是想避免刺激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因为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已经不好了，即使中国去参加会议，也不会有大的改善。

大家都不说话，就是等于默认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就小胜刘少奇，否决了刘少奇的决定，打击一下刘少奇的威信。毛泽东还要乘胜追击，继续“批”一下刘少奇，说：“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苏联。”

毛泽东这段话，是暗批刘少奇提出要依靠苏联提供机器设备和零件。毛泽东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线“自力更生”，不靠苏联。在中国，凡是提出“不依赖外国”的口号，总是没有人能够反驳的。

毛泽东再乘胜追击，继续说：“我们不参加会议，但可以写一封信，我们的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我们讲过，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他们那些人总是要反华的。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

毛泽东早先说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后来“叛徒、工贼”的帽子又转移到刘少奇头上，因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时彭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小难题，说：“这次我们不参加，那么修正主义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毛泽东也没有被彭真难住，回答说：“发还是发，我们发贺电，是向苏联人民发的。”

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小胜了刘少奇，但毛泽东开这次会的目的，并非仅仅如此。上次刘少奇借《二月提纲》，用暗语向毛泽东提出“和解”。而毛泽东则要在今天的会议上，用暗语对刘少奇发出“最后通牒”，向刘少奇宣告：“你要投降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毛泽东这时把话题一转，先攻击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主管文化界和教育界，文化界的问题，政治局在《二月提纲》中才作出决议，毛泽东不便在此时“批”文化界的问题，于是他转而“批”教育界的问题。

毛泽东先挑明他的观点，就是“教育界也要搞革命”，毛泽东先说明教育界要搞革命的理由，他说：“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对他们搞革命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

林彪马上附和说：“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继续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教育界。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毛泽东先借机把吴晗“批”一下，然后对着彭真，更加挑明了说：“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去年九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这里毛泽东点名批了彭真的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同时毛泽东又向众高官指出当前的形势：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表示支持毛泽东，还有13个没有表示支持，但整个解放军都是支持毛泽东的。

然后，毛泽东继续阐明，他将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界的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好的坏的都不要压。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把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历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还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

林彪见机“捧”一下毛泽东，说：“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很高兴林彪这时候出来捧他，但这里他还要谦虚一下，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的那些东西。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再捧毛泽东说：“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终于接受了林彪的捧，说：“那么这样说也可以。”但毛泽东还是要表示一下谦虚，又说：“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的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之后，毛泽东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要让学生鸣放，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就是要让教授被学生打倒。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年纪老的、学问多的。”——毛泽东抛出了他搞教育界革命的方式，就是“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学生打倒教授。”毛泽东这样激进的革命，当然得不到刘少奇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成，但是陈伯达跳出来支持毛泽东，说：“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很高兴陈伯达的表现，接着他的话说：“我们要让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有政治经验的、立场坚定的人来接班。”

毛泽东要让学生与教授进行斗争，但是这个斗争的平台是什么呢？毛泽东继续说：“要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纸上斗争。”

林彪马上支持说：“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斗争的平台是“报纸”，让年轻人在“报纸”这个平台上，对年纪老的权威，用文章进行斗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用大字报的方式。

最后，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通牒了。但是这个最后通牒，不能直接对刘少奇说，毛泽东借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毛泽东讽刺《人民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样，指责《人民日报》把批《海瑞罢官》作为“学术研究”。毛泽东这些话，明里是批评吴冷西，但与会的高官们都清楚，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刘少奇和彭真听的。

毛泽东继续批评吴冷西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了，他用暗语对刘少奇声明：“你要是不赶快投降的话，就要垮台了。”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部分人都明白了毛泽东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倒是被批的吴冷西本人没搞明白，以为毛泽东真的是批他呢，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会议结束后，吴冷西胆颤心惊地从会议厅出来，向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周恩来当然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用安慰的语气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住处，又对彭真谈起这件事。彭真当然也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他也对吴冷西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都看出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但这些人还是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谁会胜出，所以还在观望。除了林彪和陈伯达明确支持毛泽东之外，其他人仍然是中立的态度，既不得罪毛泽东，也不得罪刘少奇。

刘少奇从会场出来，心情既不愉快，也不沉重。刘少奇虽然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小输一场，但毛泽东也赢得很勉强，只是赢了一个面子，并没有赢得众高官的心。相反，一些高官倒是暗暗同情刘少奇，觉得他这样的务实做法，比毛泽东的唱高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刘少奇从众高官的态度看得出来，毛泽东除了林彪和陈伯达之外，已经没有死党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但同时刘少奇也明白，毛泽东要是豁出去跟他拼死一斗的话，也够他呛的。所以刘少奇借着《二月提纲》，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号，说：“左派要互相帮助，不要相互揪住不放。”

刘少奇想与毛泽东进行“平等的和解”，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能接受“平等的和解”了，毛泽东的“和解条件”是：刘少奇单方面的投降。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听明白毛泽东用暗语催促他投降的最后通牒。毛泽东借着骂吴冷西，对刘少奇指桑骂槐地说：“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一方面用暗语对刘少奇威胁说：“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这里毛泽东所谓的“进步”，当然就是“投降”的意思，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你要再不投降的话，那就要垮台了。”

但毛泽东另一方面，也给刘少奇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说：“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我连批评都不批评。”这句话是暗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抱有希望，希望刘少奇能够“进步”，所以毛泽东才会“批评”他。

如果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通牒，在会后立即去找毛泽东谈话，向毛泽东赔礼道歉，做一个低三下四的检讨，发誓从今以后一定听毛泽东的话，一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那么毛泽东还是可以饶过刘少奇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可以避免了。

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与毛泽东继续斗争。因此，刘少奇在会后，没有去找毛泽东谈话，甚至连招呼都不打，马上乘专机返回北京，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六天后的1966年3月26日，刘少奇毫无悬念地离开北京，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的访问。

刘少奇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第一，刘少奇的性格也是宁折不弯的，也是一条硬汉，投降不属于刘少奇。事实上，后来刘少奇被打倒关押，直到临死前，他也始终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第二，刘少奇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党政机关中，刘少奇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毛泽东的力量，这点刘少奇很有自信。刘少奇的弱点是在军队里没有势力，毛泽东多次向刘少奇发出“解放军支持我”的威胁，但刘少奇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动用军队搞“兵变”是很难的，因为周恩来和朱德、贺龙这些军队大佬，都不会同意搞“兵变”。

第三，刘少奇把斗争失败后果看得太简单了。刘少奇想：如果斗争失败的话，大不了像彭德怀那样，辞去一切职务，带王光美回老家种地。所以文革发动起来之后的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与刘少奇单独会面，当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是：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刘少奇了。

毛泽东并不隐瞒自己的性格，时常“提醒”别人，说：“你们要是犯了错误，不要怪我不念旧情，翻脸不认人。”

就像毛泽东说的“凡事都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自己的性格也是一分为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从“人情”的道德角度来看，“翻脸不认人”似乎不是好的品德，因此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翻脸不认人”的做法，甚至说毛泽东的性格“残忍”，对自己几十年的老战友不念旧情，打倒不说，还要踩上一只脚。

不过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也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有利于防止“腐败”。像张青山、刘子善这样屡立战功的老革命，因为贪污腐败了，毛泽东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枪毙了。如果是周恩来处理张青山、刘子善，大约会“念旧情”，考虑到他们过去对革命事业的功劳，从轻处分，至少不会枪毙。

对于贪官来说，周恩来那样“翻脸还认人”、“讲人情”的领导人，他们是不太害怕的，所以就比较敢去贪污腐化。而毛泽东那样“翻脸不认人”、“铁面无情”的领导人，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不太敢去贪污腐化。毛泽东时代比较清廉，这与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换上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人，老战友张三腐化了，他要念旧情，照顾一下；老部下李四贪污了，他要念旧功，从轻发落一下……，这种“讲人情”，怎么能治得住贪污腐化呢。

人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人们赞扬包公“铁面无情”，但真的包公来到自己身边，对自己也“铁面无情”的时候，人们又要叶公好龙，抱怨包公“不讲人情”了。

尽管毛泽东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他对刘少奇，应该说还是给予了“特别照顾”，甚至给了刘少奇四次机会，希望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都被刘少奇拒绝了。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一次机会，是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日晚宴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刘少奇去向毛泽东赔礼道歉，那么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真正的和解”，重归于好。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二次机会，是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时候。如果那时刘少奇看出毛泽东的愤怒，马上去向毛泽东检讨道歉，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有条件的和解”。这时毛泽东要削去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但保留大部分权力，让刘少奇戴罪立功。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三次机会，就是这次196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这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会议之后马上向毛泽东检讨反省，毛泽东可以让刘少奇“投降”。不过这时毛泽东就要拿走刘少奇的全部实权了，只给他保留一个“国家主席”的虚位，让刘少奇体面地下台。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四次机会，是后来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那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无条件投降书”，在会上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那毛泽东还是可以放刘少奇回家去种地，保全身家性命。

等到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写下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再想回家种地，已是不可能了，等待刘少奇的只能是监狱了——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要处死刘少奇，刘少奇之死，主要是身体不好，经受不起牢狱的痛苦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等刘少奇来“投降”，可是刘少奇却不辞而别地走了，这让毛泽东更加气愤。毛泽东专门给刘少奇留下一个投降的机会，但刘少奇一点儿也不领情，这更增添了毛泽东一定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但毛泽东一下子打倒刘少奇还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用“剥笋”的手法，先从刘少奇的外围开始搞。第一个要搞掉的，毫无疑问就是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而要搞掉彭真，必须有一个借口，毛泽东把这个借口，就放在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上。毛泽东先要推翻彭真的《二月提纲》，从而进一步打倒彭真。

现在刘少奇出国访问去了，正是打倒彭真的绝好良机，于是毛泽东立即行动。3月26日，就是刘少奇出国访问的同一天，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他打倒刘少奇的新部署。

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对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张春桥提到彭真批评上海方面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吴晗发表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张春桥又说：“上海方面问北京，《二月提纲》中所谓的‘学阀’是指谁？彭真说：‘学阀’是指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毛泽东听了更来气了，说：“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吴晗、翦伯赞是大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张春桥进一步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这句话是多余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二月提纲》是指向他的，用不着张春桥提醒。毛泽东说： “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里，毛泽东提出他这次行动的明确目标“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组。”但是毛泽东要实现这个目标，用“至上而下”的方式已经不行了，毛泽东这次必须改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毛泽东接着阐明他的斗争策略，是“从地方开始，向中央造反”。毛泽东说：“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了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那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在这里，毛泽东又对现在在位的中央高官们，发出警告说：你要站在造反的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如果你站在保皇的玉皇大帝方面，那你就非垮台不可。

这次毛泽东的讲话，挑明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阻力多大，一定要打倒彭真。当然毛泽东也知道，要打倒彭真，没有周恩来的同意是不行的。3月31日，毛泽东派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他这次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交底”，逼周恩来表态。

周恩来听了康生的汇报，心情十分沉重。周恩来非常不愿意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摊牌，如果党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动手摊牌的话，这个党必然面临一场大灾难。

周恩来并不忠于毛泽东，也不忠于刘少奇，但他忠于共产党。周恩来是中共的缔造者之一，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这个党的身上，党就像他的亲生孩子一样，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党。

可是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已经越来越刀枪见红了。周恩来知道自己阻止这场大斗争爆发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严格中立，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不敢贸然动手。刘少奇搞《二月提纲》的时候，周恩来被迫卷了进去，所以周恩来不得不想一个对策，可以使自己抽身于毛刘两人之外。

1966年3月12日，周恩来致信刘少奇、彭真等人，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并交待了外交、国防、国务院的有关工作事宜，同时函报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就到天津去了，躲开刘少奇在北京的一线中央，也躲开毛泽东在南方的二线中央。

周恩来本想躲开一个月时间，没想到五天之后的3月17日，毛泽东就召周恩来去杭州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是刘少奇召周恩来去开会，周恩来肯定是推脱不去参会的；可是毛泽东召他去开会，周恩来不好意思拒绝，因为毛泽东毕竟在二线，这种“半退休领导”的心态，是最敏感的，所以周恩来只得来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让周恩来感到前景非常不妙，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是充满火药味了，周恩来看得出，毛泽东离爆发已经进入了读秒阶段。但周恩来却又无法劝阻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听劝的，越劝越糟糕。周恩来想到去劝刘少奇，但刘少奇会议一结束就走了，似乎也没有接受劝告的迹象。

而现在，毛泽东派康生来跟周恩来“交底”，他要打倒彭真。这时候，周恩来就非表态不可了。

清代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有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句名言放在周恩来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周恩来本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经常却要“装糊涂”。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很会“装糊涂”，如果毛泽东用暗语跟周恩来说，周恩来就会装做“听不懂”，把毛泽东的“指示”敷衍过去。所以毛泽东这次一改过去用暗语讲话的含蓄方式，直接用明语跟周恩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1966年3月31日，毛泽东让康生向周恩来传达自己的讲话，几乎就是挑明了说：“我要打倒彭真，你同意不同意？”

这可给周恩来出难题了。如果毛泽东用暗语“提醒”他，周恩来还可以“装糊涂”，这次毛泽东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周恩来也不得不作出一个明确的表态。周恩来在反复再三地考虑了两天之后，于1966年4月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封信。

周恩来在信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用这封信，巧妙地回答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这次讲话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对毛泽东的第一个要点，周恩来用了许多含糊其词的大话空话，先捧毛泽东一番，说：“遵照主席指示，高举……，彻底批判……，彻底揭露……，严格看待……”

字面上看上去，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毕恭毕敬，但去掉大话空话之后，就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毛泽东点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要点，周恩来完全没有提及，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个要点是“发动群众，搞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界革命”。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要让学生鸣放，要允许学生造反，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多的。”——对毛泽东的第二个要点，周恩来没有反对搞一场教育界的运动，但对教育界搞运动的方式，周恩来婉言提出了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说：“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周恩来所谓的“组织自己队伍”，意思是说：由中央组织一只自己的队伍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搞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而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发动年轻人起来造反，大闹天宫。

毛泽东讲话的第三个要点，也是最关键的要点，是：“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毛泽东的第三个要点，周恩来的信中完全没有提及“解散”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

毛泽东的讲话除了三个要点之外，还有一个最低限度要求，就是推翻《二月提纲》，处分彭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最后，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同意推翻《二月提纲》。——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态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虽然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到彭真，但周恩来很清楚，一旦承认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那么彭真就要为这个错误负责，按照中共的惯例，应该对彭真进行降职处分。所以周恩来同意《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同意对彭真进行处分。

不过，彭真的错误有多大，要降职到什么程度，还有很大的商议余地。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对刘少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周恩来倾向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终于打破了自己的严格中立，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倾向毛泽东这边。那么为什么周恩来这么做呢？有人说周恩来这么做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为了“自保”，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如果周恩来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就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因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是刘少奇的人，五人小组中更是没有一个周恩来的人，解散这三个部门，对周恩来来说是无关痛痒的，甚至还有可能安插一点自己的人进去。

所以，周恩来如果单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者说为了“自保”的话，他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一来可以讨好毛泽东，二来对自己的势力也丝毫没有影响，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周恩来没有赞同毛泽东的三个要求，只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这样的做法，并不让毛泽东很满意，达不到“讨好毛泽东”的目的。这也说明周恩来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自保”。

从各种迹象来分析，周恩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连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都不同意的话，害怕毛泽东会干出更加出格的事情，那就是动用军队干预政治，甚至发起“兵变”，那样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周恩来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周恩来已经察觉到，毛泽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对军队进行了非同寻常的部署。毛泽东对军队进行部署的具体细节，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出了这个消息。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林彪的讲话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讲的，毛泽东“调兵遣将”的真实性应该没问题。林彪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多少个月。按照中国的语法习惯，“几个月”应该在三个月以上。林彪讲话的日子是1966年5月18日，往前推三个月是1966年2月18日，那么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应该就开始“调兵遣将”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是时间是1966年4月2日。尽管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但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消息来源是很多的，军队里的事情，瞒得了刘少奇，但绝对瞒不了周恩来。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开始的“调兵遣将”，肯定早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一定会倍加关注毛泽东下一步要有什么动作，也一定会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周恩来搞不清毛泽东动用军队想干什么，但他不能不防。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在3月12日，突然给刘少奇写信，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

周恩来的这封信，让毛泽东看来，也可以理解为“我周恩来已经脱离北京的刘少奇了，我已经不给刘少奇干了”这样的信息，有可能打消毛泽东使用武力搞“兵变”的念头。因为只要周恩来不与刘少奇合作，毛泽东就还有不用军队打倒刘少奇的可能。

周恩来离开北京的行动，应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要防范毛泽东真的冒险发起“兵变”，派军队进北京一举占领中南海，逮捕党中央的所有成员。这时候周恩来不在北京的话，就可以避免毛泽东把他和刘少奇“一锅端”，所以周恩来要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学习一个月”。

现在毛泽东给周恩来传来了口信，他的目的是要打倒彭真。这让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放心下来。因为周恩来明白了毛泽东的心思，他搞“调兵遣将”，只不过是为打倒彭真而进行的防范措施。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控制下的独立王国，号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毛泽东要打倒彭真，必须在北京搞一些军事防范，防止彭真“铤而走险”。

现在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搞军事部署的目的，还不至于是要搞“兵变”，这就让周恩来最担心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因此，周恩来认为，他不得不同意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牺牲彭真来换取毛泽东不要搞“兵变”。在周恩来看来，目前是紧要的关头，这时候为了整个党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利益，牺牲彭真也是值得的。

从个人恩怨来说，周恩来对刘少奇和彭真并无好感。1943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大批周恩来，据说彭真还建议开除周恩来的党籍。在延安时代，中共白区有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彭真、薄一波等人都是刘少奇北方局系统的。但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把自己变成“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周恩来几乎成为“白区错误路线的代表”，这样刘少奇就把周恩来对白区建设的功劳，全部划到自己名下了，对此周恩来心中不可能没有怨气。

中共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团体，成长为统治中国的巨大政党，毛泽东对中共的功劳无疑是第一位的，而周恩来的功劳应该是第二位，周恩来对中共的贡献远大于刘少奇。让周恩来屈居于刘少奇之下，应该说是很委屈周恩来的，很多人也替周恩来不平，但周恩来还是忍了下来，因为周恩来要“顾全大局”。

再从个人恩怨来说，打倒刘少奇和彭真，对周恩来来说，可以说是出了一口怨气。但周恩来还是要“保”刘少奇和彭真，这也是因为周恩来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最常说的口头禅是“顾全大局”，周恩来所谓的大局就是“我们这个党和国家”。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一次危险性很大的手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从手术台下来。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留下他准备好以防万一的“遗言”，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在手术前表明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但没有说“忠于毛主席”。可见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只是“党和人民”，毛泽东不包括在内。

初中生

点评：前期林彪

对于林彪这个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来讨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期的林彪与后期的林彪完全是“判若两人”。前期的林彪，完全不参与政事，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以称为“军事家林彪”；后期的林彪，是一个政治狂人，开口闭口都谈政治，可以称为“政治家林彪”。如果不是历史真的出了这么一个人，人们是想象不到一个人前后，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林彪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他的年龄——与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林彪是太年轻了。

林彪生于1907年，比毛泽东小14岁，比朱德小21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小9岁，比彭真小5岁，比邓小平小3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位。1966年林彪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时，他也才59岁，而毛泽东已经73岁了。毛泽东与林彪这么大的年龄差，使林彪把毛泽东说成是自己的导师，也不为过。

为什么林彪这么年轻，就能达到这么高的地位？这全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重用的结果。没有毛泽东，年纪轻轻的林彪，不可能跻身进中共最高层。毛泽东对林彪的“关照”，绝对是超出任何其他人的。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以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泽东自己投给林彪的。毛泽东投别人的票，除了林彪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另外，林彪入党的背景，也与别人不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入党，都是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而林彪有些不同。林彪的堂兄林育南，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建党级”的人物。林彪是在堂兄林育南的介绍和引导下，于1925年入党的，林彪入党没有鲜明的政治热情。1926年林彪进入黄埔军校，也是遵照中共的指示，并不是自己的主动行为。

1927年，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也不是林彪主动参加的，他那时不过是一个排长，服从上级命令而已。1928年，林彪随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也是跟从大部队行事，不是自己的自发行为。林彪从排长到元帅的故事，都是服从上级指示，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标准好党员。

不过林彪心目中的“党”，并不是“党中央”这个集体，而是毛泽东这个个人。林彪只听毛泽东的话，这是因为没有毛泽东对林彪予以破格的大胆重用，林彪不可能成就后来的辉煌事业。毛泽东对林彪有知遇之恩，这点林彪是打心眼里感激的，他对毛泽东有一种“报恩心理”，毛泽东是林彪的大恩人。

1942年延安整风时，林彪没有整过什么人，可以看出林彪对整人没有兴趣。

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没有参加，是毛泽东特别“请”林彪上山来批彭德怀的。林彪批彭德怀，是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林彪自己想要“整”彭德怀。在批彭德怀时，林彪甚至还替彭德怀澄清了一个历史上的“冤枉”。而被批的彭德怀，也没有“恨”林彪，他知道林彪批他并非出自本意。1972年监禁中的彭德怀，听了专案组宣布林彪反党事件时，义愤地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林彪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遭遇逆境，林彪挺身出来替毛泽东辩护。其实林彪并不赞成“大跃进”，据说林彪私下里说毛泽东搞“大跃进”，是“凭空想胡来”。但在公开的场合，林彪一定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一定要保卫毛泽东这位自己的大恩人。

林彪对毛泽东的指示，基本是完全照办的。林彪不听毛泽东的话，只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1950年毛泽东让他挂帅出兵朝鲜，第二次是在1970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后一个例外我们放在以后再谈，这里先说前一个例外。

1950年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让林彪挂帅志愿军总司令，可是林彪却托病拒绝了，毛泽东只好改派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林彪为什么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呢？有人说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这没有证据；有人说林彪怕美国人，不敢去，这更是无稽之谈；还有人说林彪是因为反对出兵朝鲜，不愿去，这个说法也难以自圆其说。

第一，尚没发现林彪说过任何反对出兵朝鲜的言论。

第二，即使林彪对出兵朝鲜有不同看法，但作为共产党员和军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

第三，出兵朝鲜是毛泽东决定的，反对出兵朝鲜，就是反对毛泽东——如果林彪在1950年就反对毛泽东了，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后来毛泽东会对林彪继续破格提拔和委以重任。

林彪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最根本的还是出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这里我们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挂帅出兵朝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打败仗，这不仅毁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让毛泽东难堪。不过林彪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有自信不会输给美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打胜仗，这倒是让林彪最为担心的。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有人说林彪的队伍打下了中国的半个江山，这也不算过分。这个巨大的军功，让林彪在军队中无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这次林彪挂帅出兵朝鲜，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功的一大半，都要记在林彪的名下，林彪的功劳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就会逼近甚至超过毛泽东了。

林彪不是彭德怀那种单纯的军人，他明白军人参政，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解放后离开军队搞军事学院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解放后离开军队当外交部长去了；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解放后离开军队修养去了；只剩下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还留在军队里继续干。可见，除了彭德怀之外，其他人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

林彪完全明白，如果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过毛泽东，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险，而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无法正常相处了。这种“功高震主”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让“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这就让林彪为难了。因为林彪知道自己的功劳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立功了，再立功就要“功高震主”了。林彪只有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才能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所以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邀请，坚持拒绝挂帅出兵朝鲜。

后来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批彭德怀，为什么要扯到自己，说“你我离得远的很”呢？这是林彪的一语双关，暗示林彪自己为了让毛泽东成为中国唯一的大英雄，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放弃这个当“大英雄”的绝好机会。后来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也是要让毛泽东成为中国唯一的“大英雄”。

毛泽东请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被林彪拒绝了，这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一度给林彪“发了转业费”，使林彪成为无任何职务的“病号”。但后来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挂帅出兵朝鲜的原因，是不跟自己争当“大英雄”。

于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54年让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1955年让林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让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层排名列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怀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全面接管了军权，成为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人。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林彪只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名将领，只是帮毛泽东打仗，从没在政治上帮助过毛泽东。那时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毛泽东的精神领袖地位。在毛泽东政治上得势的年代，林彪从来没有跟着刘少奇大树大捧“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股票走强势的延安时代，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彭真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但那个时候的林彪，既没有跟着刘少奇大学“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跟着彭真大喊“毛主席万岁”，只是默默地为毛泽东打仗而已。

毛泽东1966年6月会见胡志明的时候说：“人家喊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喊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这句话是在暗批林彪，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在1966年，正是与林彪关系最火热的时候，怎么会暗批林彪呢？毛泽东这里说的“越捧你越靠不住”的人，明显指的是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当年是他们大捧毛泽东的。林彪没有跟着刘少奇他们喊“万岁”，毛泽东反而觉得林彪靠得住。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在政治上失势了，这时候林彪才开始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泽东。林彪在毛泽东最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吹捧毛泽东，他反而在毛泽东最失势的时候，大肆吹捧毛泽东。可见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不是出于什么野心，而是出于报恩之心。

1960年9月，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4月，林彪又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于是《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从1961年5月1日起，率先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政治部出版《毛主席语录》，但封面写着“限军队内部发行”，发放范围只限军队内部，军队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因为那时中宣部没有批准《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公开发行，林彪只能在军队内部吹捧毛泽东。

之后，林彪于1964年12月又指示说：“《毛主席语录》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1965年8月《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发放范围为每个战士一本，《毛主席语录》在全军达到了人手一册。但此时《毛主席语录》仍然是“限军队内部发行”，直到1966年下半年，中宣部才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此后《毛主席语录》成为世界上除了《圣经》之外，发行量最大的书。

林彪是典型的军人，不是政治家，林彪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路线”，也谈不上什么“派”。批刘少奇的时候，说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林彪的时候，说不出林彪有什么“路线”，也说不出他有什么“派”，只好说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本来并不打算从政，他跳出来从政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林彪打仗的特点是“不干则已，要打就大打一场”，这是林彪的性格。所以林彪从政也是一样：“不干则已，要干就大干一场”。1966年，就是前期的“军事家林彪”，与后期的“政治家林彪”的分水岭。

初中生

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上）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在外交部长陈毅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访问。那时刘少奇出行时的派头是很大的，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全国人大的七位副委员长、国务院的三位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四位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自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如此前呼后拥的隆重仪式场面，刘少奇已经享受过很多次了，但此时的刘少奇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享受中国最高规格的送行典礼。当时刘少奇对时局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已经正式发了下去，时局稳定下来了，暂时用不着担心。

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火药味十足的讲话，也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响应。甚至，毛泽东在会上都没有“敢”骂彭真，只是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通小人物的吴冷西，这让刘少奇感到毛泽东已经是“黔驴技穷”，更加放心地出国访问去了。

彭真在送走刘少奇后，也是傲气十足。当时日本共产党来华访问，向彭真提起《海瑞罢官》的时，彭真居然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抱怨毛泽东说：“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

3月31日，康生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讲话的同一天，也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彭真还没把毛泽东的讲话太当一回事，对康生敷衍地说：“我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二月提纲》也可以修改一下。”

可是当彭真得知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时候，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妙了。在彭真的保护伞刘少奇现在远在巴基斯坦访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整”他的话，彭真肯定是大劫难逃的。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会设法“自保”，彭真当然也不例外。现在彭真已经等不及刘少奇了，因为刘少奇还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而那时彭真已经被打倒，生米煮成了熟饭，届时刘少奇再想救彭真，也来不及了。彭真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那么怎么才能“自救”呢？现在彭真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戴罪立功”。

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已经是“罪人”了。现在彭真要趁自己还有权的时候，做一两件对毛泽东有好处的事情，为毛泽东“立功”，以求得到比较宽大的处分。怎样才能“立功”呢？彭真想出的方法是“丢卒保车”。

毛泽东已经点名批评了“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此时彭真来个“反戈一击”，帮助毛泽东批判“三家村”的这三个人，说不定能得到毛泽东一定的宽恕。于是彭真就准备把“三家村”的三个人抛出去，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刘少奇。
4月3日，彭真马上召集北京市长刘仁、邓拓等一批亲信，到他家里开会。彭真首先告诉与会者，周恩来已经改变立场，同意推翻《二月提纲》了，现在我们这些人到了危机的紧要关头。彭真是个直爽的人，并不隐瞒自己的目的，说：“现在‘守’肯定是‘守’不住的，只有设法争取主动。‘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

彭真虽然没有明说，但参会的人都知道，彭真这是要抛出“三家村”来“丢卒保车”了。这时彭真借用一句江湖上的话，对众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了。”

彭真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心中一酸。不过大家也都明白，他们这个团体到了存亡危机的时刻，必须有人出来掩护大家撤退，必须有人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家，否则大家都得完蛋。

这时邓拓站出来了，拿出英雄气概说：“我犯了错误，由我自己负责，其他人没责任。”——邓拓知道，现在“三家村”中的吴晗和廖沫沙已经被批判了，他想逃也逃不过去的，不如站出来承担责任，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保全彭真和其他人。

大家一方面佩服邓拓的勇气，一方面也知道，此时彭真只能对邓拓“挥泪斩马稷”了。彭真安慰邓拓说：“很快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你改了吧，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我准备把你下放到顺义去，那里条件好，可以做出成绩来，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

然后彭真又对参会的人，称赞邓拓说：“我们对邓拓同志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但他不是反党的，我们都知道，只是别人不知道。”

会后，彭真指示北京市委赶紧写一份《关于邓拓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说：“责任要写的含糊一点”。当《报告》出来以后，彭真把其中一句“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这份报告于4月8日上报中央。

4月10日，北京市委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讨论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管吴晗和廖沫沙，他只能“包庇”邓拓一个人了，彭真说：“我对批判吴晗、廖沫沙没有什么牵挂，就是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邓拓的问题和吴晗的问题不一样，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粮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该区别对待。”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次彭真没敢“浑水摸鱼”，而是真正上纲上线地批判，文章中说：

——“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借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廖沫沙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丑化革命派，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

——“邓拓同志吹捧死人，借古讽今，大量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时《北京日报》还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写道：“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是错误的，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

彭真用这个“编者按”，一方面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声明要“戴罪立功”，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三家村’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次彭真是抢先在全国的报纸上，第一个点名批判“三家村”，试图来一个“丢卒保车”，争取主动。

但彭真的企图马上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说：“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过关。”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通知全国报刊，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文章和按语。

上次彭真不让转载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这次毛泽东也不让转载彭真的《批三家村》，算是对彭真的一个小报复吧。只是《新华社》下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北京日报》“编者按”，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

新华社是隶属于周恩来国务院领导另一套宣传系统，主要负责对外国的宣传工作。新华社广播了彭真的《北京日报》“编者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是因为疏忽大意犯了错误。”

周恩来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不太可能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大意”。新华社的广播，应该是象征了周恩来表示对处理彭真的一种态度，就是不希望把彭真一棒子打死。毛泽东尽管很不高兴，但也拿周恩来没办法。

1966年4月16日以后，邓拓就被停职检查，此时邓拓把希望寄托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身上。但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之后，对邓拓的批判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知道党内斗争的规则，一旦他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那就是宣布他的政治死刑。邓拓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选择了“死”。一方面邓拓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人，他没有接受大批判的勇气；另一方面，邓拓希望自己的死，能够最后保护彭真他们一次，因为报纸上明确地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在5月17日夜，服药自尽，时年54岁。死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北京市委的，一封是给妻子的。邓拓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说：“许多工农兵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邓拓先表示他对批评自己“毫无怨言”，之后邓拓又写道：“文章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到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

这里邓拓把责任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声明与彭真等人无关。邓拓最后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遗书的结尾，是以口号结束的，他写道：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之所以这么喊口号，是因为他想保护他的妻子儿女。邓拓知道中共的方针，如果他死前高呼万岁，向党表示最后的忠心，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得到比较宽厚的待遇，不会因他的死而受到太多的牵连。

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说：“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明白，他如果给丁一岚写一封长信，反而有可能把她也牵连进去。要保护丁一岚，这封信越短越好。也许正因为邓拓临死之前煞费苦心地保护家属，夫人丁一岚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一直活到1998年。而另一位“三家村”人物吴晗的夫人袁震，则在文革中被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3月过早地去世了。

1969年10月11日，在邓拓自尽的三年之后，“三家村”人物第二位的吴晗死于狱中。“三家村”人物第三位的廖沫沙，倒是把牢底坐穿，1979年平反，一直坚强地活到1991年。

“三家村”人物的结局当然是悲剧，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如果那时刘少奇胜利，毛泽东失败，那么邓拓、吴晗等就会成为英雄，而张春桥、姚文元等就要坐牢了。书生投身于政治的时候，就要做好杀头坐牢的准备。

据说在张春桥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女儿准备结婚，张春桥告诉他未来的女婿说：“与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坐牢的。”可见张春桥早就知道搞政治这个东西，是要做好杀头坐牢准备的。

再回到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周恩来的意见，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这件事，而是由级别较低的“中央书记处”来讨论这件事。这种低调处理方式，显然不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但毛泽东也不好拒绝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不能不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他还需要周恩来帮助打倒彭真和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急召在外地视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1966年4月9日，邓小平回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上，首先是康生传达毛泽东不久前的谈话，然后康生批评彭真对《海瑞罢官》搞“学术批判”，是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彭真辩解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我总想再放出来一些错误观点。现在看来，新的错误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

陈伯达则对彭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批评，彭真辩解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国难时期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只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彭真特别强调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定下“调子”，说：“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对这次重大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这次会上邓小平是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邓小平拥护毛泽东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涉及的范围。

另外，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第二是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小组，重新起草一份提纲。陈伯达小组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简单的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但这个通知里，并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撤销《二月提纲》，更没有说《二月提纲》有什么错误。这是一种“蒙混过关”，当然毛泽东不满意了，因为他要批判《二月提纲》，而不是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也知道，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来处理这件事，是不可能让他满意的。于是毛泽东于1966年4月16日，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

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打算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上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那不过是给周恩来面子。现在周恩来的面子也给过了，毛泽东就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然而，毛泽东这次会上要解决，不仅是彭真一个人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问题。

毛泽东早就想打倒陆定一了，多次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散中宣部”。但毛泽东说归说，真的要打倒陆定一，总得有个理由才行。这次又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打倒陆定一的理由，那就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刑事案件。

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是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至今迷雾重重。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6年的6年间，化名“基督山”、“王光”、“黄玫”等，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分别寄给林彪，林彪夫人叶群，以及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匿名信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完整披露过，但从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来看，匿名信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一、声称叶群伪造自己的履历，是假党员。

二、声称叶群在延安时代与多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包括后来被枪毙的王实味。

三、声称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不是叶群和林彪生的，甚至暗示林豆豆是叶群与刘少奇的私生子。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在写给豆豆的匿名信里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匿名信里有一首打油诗，含有一至十的数字，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八(拔)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这些匿名信的内容无法证实，客观上起到破坏和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的作用，这也可能是后来林豆豆没有跟父母一起登上三叉戟的一个契机。这种匿名信是侮辱人格的诽谤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罪，严慰冰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入狱。

严慰冰写这些攻击林彪的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在分析严慰冰的动机之前，先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现在有一种传言，把破案过程说得活灵活现，甚至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这个传言是这样说的：

严慰冰这个案子是1966年春天破的，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跟匿名信的字迹很像，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其实这个传言是很拙劣的——

第一、叶群在1966年上半年，一直陪林彪在苏州疗养，并不在北京。

第二、叶群这样身份的人外出，都有警卫员跟随左右的。而警卫员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让陌生人靠近叶群，以免出现暗杀。——严慰冰踩到叶群的脚，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太近了，叶群的警卫员早就会出手挡开严慰冰了。

严慰冰案的破案过程，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这里不再重述，只是略述一下要点。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着匿名信到中宣部核对严慰冰的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写。这个案子虽然破了，但因为是牵扯到中宣部部长夫人的大事，公安部不敢自己处理，于是上报到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那里。但彭真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告诉林彪。由于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公安部对严慰冰不敢采取行动，任凭严慰冰继续给林彪写匿名信，让林彪的“受害”多了两年，直到1966年严慰冰被捕为止。

从1963年夏到196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彭真为什么要压着这个案子呢？

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事情出来的话，陆定一也要受到牵连。毛泽东本来就想“找茬”整陆定一了，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就等于保住了陆定一。

第二个原因是破案上的需要。这件事也许不是严慰冰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团伙的行为，所以暂时不惊动严慰冰，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不管怎么说，有这个破案上的需要，彭真就可以为自己压住严慰冰案，找到推脱责任的理由。

这个案子最费解的问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写匿名信是神经偏执狂的发病行为。

第二种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出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痛恨——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之后。

第三种也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受人指使的政治阴谋。——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期间。

第一种说法说严慰冰有精神病，它的根据是，陆定一曾带严慰冰到医院去看精神科。但当时的医生诊断，并不认为严慰冰有精神病。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严慰冰精神状态。1971年林彪叛逃后的10天，那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严慰冰，忽然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看到严慰冰的行为可疑，就提审她。

严慰冰在提审中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林副主席出事了。”——那时林彪事件还在保密中，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事了，关在狱中的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呢？严慰冰得意地说:“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原来，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看《人民日报》，那时报纸上总是说“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这几天报纸上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所以她猜测出林彪出事了。从这件事来看，严慰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另外，1978年严慰冰平反出狱，也说明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案件是不存在“平反”问题的。严慰冰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1982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哪有精神病患者加入作家协会的。所以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病”的说法，并不让人信服。

第二种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对叶群的生活作风和品行看不惯，对她的历史也有很大的怀疑。严慰冰从清查历史档案中发现，叶群隐瞒了历史，隐瞒了年龄，是一个无人介绍的冒牌党员。从1960年开始，叶群以林彪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成为颐指气使的女霸，为林彪结党营私，阴谋夺权开路。这一切，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曾对二妹严昭说：“林彪不甘寂寞，叶群是个妖精，我看总有一天他会扰乱江山的。”当1960年林彪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时，严慰冰更意识到林彪的狼子野心，萌发了她痛骂林彪和叶群一家的念头。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叶群对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一贯歧视和虐待，连节假日也不准她回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放假，在该校就读的林晓林有家难归，像孤儿一样到处游荡。1961年，严慰冰到哈军工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儿子陆德，知道了这一切，对叶群的这种做法很是气愤，写了大量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严慰冰的匿名信有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第三种说法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想要迫害林彪。其实这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是一致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第二种说法赞扬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而第三种说法则批判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六年间，狗胆包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旧中宣部阎王殿活阎王陆定一的臭婆娘），抛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匿名信，竟达数十封之多，妄图污蔑、中伤林副统帅。严慰冰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忠实干将，长期以来，严慰冰为配合这一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目的，写了大量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以达到她配合彭、罗、陆、杨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十分清楚。他为使严慰冰“合法”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与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密谋，从1961年就把严慰冰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以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史书翰等直接参与并策划了包庇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书翰知道他们的罪行必定会被揭露，十分紧张，说：“有些问题说出来，同志们追问怎么办？在严慰冰的问题上，我洗也洗不清了。”1966年8月25日，史书翰已感到其反革命罪行无法掩盖，突然服安眠药畏罪自杀，于27日死亡。

史书翰是中央保健局局长，当时说陆定一逼史书翰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事发后史书翰自杀。

尽管对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仍然不太清楚，她试图让林彪生气烦恼，损害林彪的身体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林彪的身体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之一，如果林彪在文革前病逝，那么毛泽东要想发起文革，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把林彪“气死”，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臂膀，间接地阻止了毛泽东发起文革。严慰冰有这样的政治动机吗？从上述第二种说来看，严慰冰是有这样的政治动机的，但只是个人行为；从上述第三种说来看，严慰冰不仅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1966年4月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这件事，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入狱。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66年4月才知道这件事呢？大概因为是彭真的队伍里出了告密者。因为1966年4月2日之后，周恩来的态度转变了；4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被严肃批评了。这时候，彭真队伍中的某些人，看到彭真不行了，要垮台了，所以这些人赶快要改换门庭，揭发彭真的“罪恶”，就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吗？刘少奇本人在1966年6月27日的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从刘少奇讲话的口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这件事交给彭真去处理，他没有直接管。

那么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吗？据邱会作回忆说：“在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恩来厉声问陆定一是否知道，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从周恩来讲话的口气和动作来看，他似乎不知道这件事。

这也就是说，彭真只把这件事报告了刘少奇，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当事者林彪。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两大部署：第一个部署是打倒彭真和陆定一，搬走了打倒刘少奇的绊脚石；第二个部署是准备搞文化大革命，起草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次杭州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月16日到21日，这段时间刘少奇还在国外访问；第二个阶段是4月21日到24日，这段时间刘少奇回国了，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重点，参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主要是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案子因为不是政治问题，不需要在会上揭发批判。等刘少奇回来后，彭真和陆定一已经“靠边站”了，刘少奇已无力挽局，只好追认这个结果。

这次杭州会议是突然召开的，据参会者宋任穷回忆说：“4月16日，中央忽然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另一位参会者李雪峰回忆说：“叶剑英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吗？”

李雪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又说：“我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说：‘现在又出事了，我自己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马上要求跟毛泽东当面谈话。李雪峰听见彭真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我要求跟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但毛泽东没有见彭真。

毛泽东不见彭真的消息，马上在众高官中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我对没有希望的人，连批评都不批评”——现在毛泽东不见彭真，那就是对彭真不抱希望了。

高官们都知道，几天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也批评了彭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批彭真的话，彭真肯定是没希望了。高官们都是很会“自保”的，据李雪峰回忆说：“我们在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敢和他讲话。”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虽多，然而决定彭真和陆定一命运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过几次个别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法知道，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周恩来的立场有很大转变，同意了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同意了解散中宣部与北京市委，还同意了搞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方法是“一手软、一手硬”，这次周恩来立场的重大转变，应该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用了“一手硬”的办法。毛泽东大概跟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带林彪重上井冈山，重组红军。

周恩来最怕毛泽东的这一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一旦爆发起来，那是什么都不管的，很可能真的来个“兵变”。周恩来也发觉毛泽东在北京附近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所以周恩来感到此时不能再刺激毛泽东了，要打消毛泽东“动武”的念头，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要用和平的方法，就必须做出妥协，所以这次周恩来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周恩来的斗争方式，是以柔克刚，“一边妥协，一边斗争”。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方式，特别注意不要让毛泽东生气，因为毛泽东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来气”了，就会不顾一切，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所以周恩来在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从语气上也好，行动上也好，特别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恭敬，特别注意让毛泽东心中的“气”平息下去，也就让毛泽东“消气”。一旦毛泽东“消气”了，毛泽东也会做出一些妥协，这样就不会发展成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可是刘少奇就不懂这点，他要不然当面顶撞毛泽东，气走毛泽东，专门惹毛泽东生气；要不然“浑水摸鱼”，耍滑头，这样更让毛泽东生气，而周恩来从来不在毛泽东面前耍滑头。刘少奇不是想办法让毛泽东“消气”，而是火上浇油，让毛泽东的“气”越来越大，更加激发起毛泽东掀起一轮更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湖南人，也许湖南人天生就不会妥协吧。

这次会上，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就点名批彭真了。毛泽东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说：“凡是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这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西风落叶下长安’，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闻，声称毛泽东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传闻当然是假的，它是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毛泽东说彭真的话，戴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当然是一个“渺小人物”，但刘少奇就不是渺小人物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是“炮打司令部”，要用大炮才能把刘少奇打倒，怎么可能“动一个小指头”就打倒刘少奇呢。

以前在会上，众高官不表态，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一旦表态支持毛泽东，众高官马上看出毛泽东占上风了，彭真的大势已去，于是马上都投靠过来，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来，纷纷要求对彭真进行“组织处分”。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了。

这次刘少奇出国访问，在国外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据陪同刘少奇一起访问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在机场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道路两边的人群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

刘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国，先到云南昆明。他们刚到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刘少奇一行人都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陪同刘少奇一起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担心地猜测：“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

刘少奇一行人马上乘专机直接飞往上海，然后又乘专列前往杭州。据王光美说，当时因为紧急，刘少奇的专列调度不过来，他们是乘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车上，他们还不知道彭真出问题了，王光美吩咐卫士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热带水果分一分，给毛泽东送一份，周恩来送一份，还特别嘱咐给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总理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问题。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出事了，总理谈话之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来单独汇报了，也没给彭真回电话。”

刘少奇没给彭真回电话，一来，是出于他在白区工作养成的警觉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么打给彭真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他不能再跟彭真电话联系了；二来，刘少奇也有一种自保的“丢卒保车”心态，认为彭真已经不行了，现在他要丢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许白区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这种“丢卒保车”的习惯。因为白区敌人的势力太大了，只能“丢卒保车”。彭真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三家村”，但并没有能够自保；刘少奇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彭真，最终也没有能够自保。

刘少奇不保彭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彭真有气。周恩来给刘少奇送来一份揭发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刘少奇一看这篇文章，不由怒从心头起，他马上明白这是彭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讨好毛泽东。这就是意味着，彭真已经背叛刘少奇了。刘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讨好毛泽东没成功，现在才想到给自己打电话，想让自己来保他。对于刘少奇来说，彭真已经是“叛徒”了，当然不会保叛徒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刘少奇容易倒台，跟刘少奇的队伍不团结，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有很重大的关系。彭真没有跟刘少奇团结一心对付毛泽东，而是在刘少奇回来之前，先背叛了刘少奇，去讨好毛泽东。而刘少奇回来后，也没有力保彭真，任凭毛泽东把彭真打倒。这样毛泽东很容易把刘少奇的队伍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队伍就团结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曾想把周恩来的队伍各个击破，但周恩来的队伍却没有各自打小算盘，而是团结起来跟毛泽东抗争。1967年8月4日，陈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陈小会》上，公然说：“你们说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陈毅敢说公然反对毛泽东的话，还敢公开为刘少奇辩护，他又说：“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

彭真算是胆子大的，还是刘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为刘少奇辩护。陈毅为什么这么胆大包天呢？他自己来了个说明，说：“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陈毅坦然说出他胆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来的另一个干将谭震林，也公然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也要造反，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

陈毅和谭震林公然讲“造反”，是为了保周恩来，他们暗示说：如果毛泽东要整周恩来，他们就要造反，不怕牺牲。1967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但他有这样忠实的部下拼死保护他，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与周恩来暂时和解了。

周恩来能够有忠实的队伍，也跟他的自己品格有关。1967年8月，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挺身而出，无畏地说：“谁要揪陈毅，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挺身保陈毅，陈毅也挺身保周恩来，结果他们没有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来有忠实的部下，陈毅也有忠实的部下。在红卫兵打倒陈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开联名贴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态度鲜明地支持陈毅。这样忠实的部下，刘少奇的队伍里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理解为刘少奇没有“枪杆子”的支持，这种概念是非常片面的。

枪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枪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拼命，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你，这是决定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你当炮灰”。

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的关键，不是没有“枪杆子”，而是刘少奇的队伍不行。刘少奇的队伍，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得势的时候气势汹汹，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纸老虎”。如果刘少奇也有一支愿意为他当炮灰，有一支愿意为他流血牺牲的队伍，毛泽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打倒刘少奇。

这次杭州会议，林彪没来参会，而是派总参谋长杨成武替他开会。不过毛泽东这次因为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所以林彪不来也没关系。毛泽东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养好身体，关键的时候再出马。

当时有句术语叫做“揭开了盖子”，一旦一个人的“盖子”被揭开，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这次会上，彭真的“盖子”被揭开，于是众高官群情激愤地批彭真，经过众人揭发，彭真的帽子越来越多，什么“搞政变”、“里通外国”等等。彭真辩解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犯错误是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众高官并不接受彭真的辩解，说他的检讨不深刻，没抓住要害，是对抗的态度。

刘少奇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他没有保彭真，任凭大家去批彭真。刘少奇放弃彭真，“丢卒保车”，而毛泽东则是乘胜追击，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吴晗朝里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毛泽东所谓的“朝里有人”，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指彭真，更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继续说：“我多次说过两头蛇的问题。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样能好受吗？现在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分两个中央。”

毛泽东这里用寓言的方式，说明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毛泽东又说：“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纲》。因为刘少奇搞“浑水摸鱼”，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扩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号称“文化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几乎是在点名批评刘少奇了，但批评刘少奇的程度还是很轻的，没有给刘少奇上纲上线，只是说他“不打招呼”，这个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既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是周恩来听见毛泽东这样说，肯定会出来自我批评一下，给毛泽东“消消气”，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不满刘少奇的沉默，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那是在用暗语跟刘少奇说：“你休想那么容易就成修正主义。”这次刘少奇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据王光美回忆说，她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中央丝毫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如果刘少奇事前知道要处理彭真的话，他可以托病住院，推迟或放弃这次访问，那么形势就大不一样。现在，刘少奇除了为自己的“大意失荆州”遗憾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