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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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四、難以成功的事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我們無妨再來比較一下海瑞和張居正。


　　張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張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極強；海瑞卻不懂政治，還有些意氣用事。按說張居正是不該倒楣的。他之所以倒楣，就在於他不僅想做官，還想做事，希望對帝國有貢獻，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國並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貧窮的低水平低標準前提下維持所謂長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點事的人在它那裡都討不到好，混日子的則官運亨通。不過，張居正自己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道德水平與海瑞不可同日而語。海瑞表裡如一，始終如一，張居正則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這雖不是他死後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卻是其直接原因。


　　萬曆小皇帝對張居正本來是極尊重且畏懼的。原因之一，就因為張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國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為帝王之師，就更要將德育放在壓倒一切的高度。我們帝國是靠道德與禮儀來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禮，則奈天下蒼生百姓何？所以張先生對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極緊，反覆告訴他一個為人君者，必須仁愛、寬和、節儉、勤勉，不能隨心所欲，也不能玩物喪志。在張先生的監督下，小皇帝每天要完成很重的功課，不能偷懶，也不能玩耍，甚至不能愛好藝術，因為張先生告訴他：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比如陳後主、隋煬帝、李後主和宋徽宗，都是喜愛藝術和精通藝術的。這些教導，都有聖賢的訓示或歷史的教訓為依據，當然絕對正確。小皇帝如有違背，太后就要罰他跪在祖宗靈前，直到叩頭痛哭保證下次不犯為止，或者要抄寫張先生代擬的「罪己詔」（其實就是公開發表的檢討書），直抄到小皇帝自己也臉紅。因此，小皇帝的童年，過得十分乏味，甚至有些清苦。


　　然而張居正自己又怎樣呢？揭發者報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場，生活也極為奢靡。幾年以前，小皇帝聽說張先生要改建住宅，考慮到老師的官俸不高，曾給了一千兩銀子做資助，沒想到這次裝修實際耗銀一萬兩，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何況他這豪華的住宅裡還堆滿了珠寶和字畫，蓄養了許多絕色的美女，這些東西和人又是從哪裡來的？小皇帝還被告知：萬曆六年（公元一五七八年）張居正回鄉葬父時，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轎子，內分臥室和餐廳，還有小童兩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費驚人。每餐飯要上一百道菜，張居正居然還說沒有地方下筷子。至於平時其他種種聲色犬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麼了。


　　這一狀告得極準。萬曆的憤怒立即被激發起來。年輕的皇帝想起了許多往事：在張居正當國的這十年裡，他雖然號稱天子，富有四海，實際上卻窮得一文不名。有時想拿幾個小錢賞賜宮女，都只能打白條，同幾百年後中國最基層的鄉鎮幹部一樣。有一次他不過只是和幾個小太監做了遊戲，讓兩個宮女唱了小曲（實際沒唱），就差一點被廢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為了表示對母親的孝敬，他想裝修一下太后的宮室，也被張居正阻止，還講了一大套愛民惜物的道理。他的外祖父李偉更慘：因為官俸太低，不得不承攬公物的採購，以便吃些回扣，也被公開申飭，當眾出醜。然而這個道貌岸然的張居正，卻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時膨脹自己的私欲，而且佔盡了便宜。僅此一項，就該千刀萬剮！


　　萬曆皇帝在憤怒之餘倍感傷心，在傷心之餘又極其灰心。他不知道，如果連張先生這樣的人，其道德品質都是靠不住的，那麼，天下還有沒有可靠之人？如果天下人的道德品質都不可靠，那麼，以禮儀道德為立國之本，還能不能成立？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海瑞的復出，無疑有著特殊的意義。

　　萬曆和申時行對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為實在地講，全國上下，像海瑞這樣真正清廉的官員，恐怕真的沒有幾個了。因此他們希望海瑞能夠成為一個榜樣，一個楷模，至少能成為一個象徵，一個點綴。關於這一點，申時行似乎很清醒。他給海瑞寫信說：「維公祖久居山林，於聖朝為闕典。」這意思很明顯：老兄一直住在鄉下，對朝廷和官場的情況並不甚了然。不過既然是政治清明的聖朝，也不能沒有老兄這樣的清官。潛臺詞其實也很清楚：做做擺設就好，別惹什麼事了！


　　海瑞對自己的第三次復職也曾有過憂慮。他反覆問自己：我出來以後，能做什麼，該做什麼呢？難道像漢朝的魏恆那樣，說些「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之類無關痛癢的話麼？多年的閱歷，使他對前景已不存樂觀。


　　然而海瑞畢竟是海瑞。儘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還是一如既往地颳起了廉政旋風。除採取種種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頭指向了皇帝。他給萬曆寫信說，如果各省的巡撫都貪污，那貪污還禁得了嗎？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還止得住嗎？如果天子腳下的是非對錯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還有希望嗎？在這封奏摺裡，他還提出廉政要從皇帝做起，比如宮內該不該有那麼多怨女（指宮女）和曠夫（指太監）。當然，他也沒有放過那些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開國年間之所以比較清廉，就因為用了重刑，貪贓枉法受賄八十貫，就要剝皮實草。如今要想真的肅清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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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惹是生非的奏摺再次掀起了軒然大波，彈劾海瑞的奏摺也再一次紛紛飛到御前。只不過這一回的攻擊有了新花樣：指斥海瑞是偽君子。


　　表裡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為偽君子，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戲劇性的事情。同時它也說明，當時的道德已墮落到何種地步。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由三根支柱支撐起來的，這就是小農經濟、孔孟之道和文官集團。小農經濟是其經濟基礎，孔孟之道是其意識形態，文官集團則是其上層建築的核心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孟之道，因為無論是重農抑商，還是儒者治國，都包含在孔孟之道當中。孔孟之道的核心，是禮儀道德。因此，道德就成了帝國最重要的事情。它是立國之本，也是治國之道，不但可以指導行政，還可以代替行政。


　　有明一代的許多制度和政策，就是依照道德原則制定的。依照這個原則，文官對於民眾，有兩個作用或者說有兩項任務，一是治理他們，二是教化他們。也就是說，文官不但是管理者，也是教育者，不但要執行國家的法令，還要宣傳國家的精神。這就要求所有的文官，在理論上應該是道德的楷模，足以垂範小民、感化小民。如此，文官們當然只能領取微薄的薪水，過簡樸的生活了。


　　然而這樣一種理想化的政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因為即便官員們都很廉潔，起碼的生活水準和必要的官場體面也總得維持。何況低薪制度和官治體制（即「官本位」）也不相容。很難設想，在一個以「官」為「本位」的國度裡，官員們竟然會是一副捉襟見肘的寒酸相。本來，正確的做法是「高薪養廉」，即一方面大量裁減冗員，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官員的俸祿，同時禁絕一切「小費」，也不准公車私用、公費吃喝等。但這是做不到的。首先沒人敢提，因為「高薪」的方案，與前述道德原則不符，誰也不願去背道德的罪名。其次，許多官員也不願改變制度。因為薪水提得再高，也不會超過灰色收入。於是便只好對前面所說的「常例」睜眼閉眼，同時允許地方官的生活費、招待費、饋送上司的禮品費等等，均可以用公事的名義向地方攤派，或用公款報銷。


　　這種變通辦法的依據，也是從孔子那裡來的。孔子的學說中原本就有「經」和「權」的說法。經就是經常，權就是權變，也就是允許在不改變政策的前提下通融，因此總算是有了「理論根據」。然而由此造成的後果卻很嚴重：官員們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要說為民表率，能保住自身的節操也已經很不容易。


　　結果，文官們便大體上分成了三類人。一種是像海瑞這樣極廉，這類人很少；一類是像嚴嵩那樣極貪，這類人也不多。更多的人則徘徊在兩者之間。他們從小飽讀詩書，明德知禮，知道一個正派君子在做了官以後應該廉潔奉公、自我犧牲，卻又無法抵禦那些「擋不住的誘惑」。於是他們多半採取這樣一種態度：隨波逐流地接受一些數額不大的「好處」，但也不做太出格的事情。這在當時，就已經算很不錯了。


　　不過，高尚的道德總是要受到表彰和鼓勵的。在道德水準普遍下降的情況下，就尤應受到讚揚。這種讚揚不但出於政治的需要，也出自不少人的內心。於是一些人又發現了一種沽名釣譽、投機倒把的好辦法：販賣道德。


　　人臣的道德，除了忠以外，無非兩種，一是廉，二是直。無論何種，都能贏得聲譽並成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但靠廉潔來獲取「清名」，遠不如製造「直聲」來得便當快捷。具體的做法，是找一個題目去批評皇帝，犯下大不敬的罪，受到廷杖、降職、罷官、流放等懲罰，卻可以贏得「直臣」的名聲，為今後東山再起、名垂史冊打下基礎。這樣一種「苦肉計」，就叫做「訕君賣直」，也就是訕議人君、販賣正直。臣僚靠誹謗君父來博取聲名，當然決非帝國制度設計者的初衷，卻是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因為如前所述，帝國的制度已經默認了官員可以過雙重生活，同時又堅持以道德治國，並不肯承認那道德不過只是門面。


　　海瑞政敵的做法，便正是誣衊海瑞「訕君賣直」。這一手是很毒的。首先，海瑞之所以打不倒，就因為道德高尚。但如果被指控並確認為「訕君賣直」，那就不但毫無高尚可言，而且是最陰險最卑劣的小人，要遺臭萬年的。其次，萬曆最痛恨「訕君賣直」，有一個名叫鄒元標的監察官便曾受到這一指控。這一回如果能把這頂帽子扣在海瑞頭上，他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此，他們在海瑞頭上扣了一大堆帽子，有「貶奪主威」、「損辱國體」、「詆毀孔孟」和「崇詭飾虛」等，總之是要把海瑞說成既驕且偽、賣主求榮的壞人。顯然，政敵們的預謀，是不但要把海瑞鬥倒，還要把他搞臭。


　　幸虧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氣無懈可擊，萬曆皇帝也還不算十分糊塗。在攻擊者和捍衛者爭辯了一段時間後，萬曆表態說：「海瑞屢行薦舉，故特旨簡用。近日條陳重刑之說，有乖政體，且指切朕躬，詞多迂戇，朕已優容。」至於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見：職務應予保留，但不應有所職司。萬曆批示說，海瑞「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著高風亮節的人只能「鎮雅俗、勵頹風」（說白了就是做擺設），而不能「當局任事」，豈非反過來說只有道德敗壞、作風不正的人才能擔此重任？看來，皇帝陛下本人對所謂「以德治國」，也已經喪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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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話也可以理解為：只有既道德高尚又長於任事的人才是國家棟樑。但，比較有操守的人已屬鳳毛麟角，又上哪兒找德才兼備者去？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傷心至極。因為這不但意味著他本人已成為帝國的擺設，就連綱常倫理、仁義道德這些從前被當作立國之本的東西，也被看作了帝國的擺設。於是他一連七次向皇上遞交了辭呈，但每次都為御批所不准。這就等於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裡了。哀莫大於心死，何況海瑞此時已是七旬老人。沒過多久，他就鬱鬱寡歡地死在任上。


　　其實海瑞用不著那麼傷心。因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難以成就的事。海瑞對此，應該說多少有點感覺。早在十六年前辭去官職時，他就說過：「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臨終前一定死不瞑目。


　　海瑞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並不空洞。往大裡說，是如杜甫所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往小裡說，也不過就是消除腐敗而已。腐敗對國家對人民都沒有好處，政府為什麼要放任，皇帝為什麼要縱容？他想不通。

　　當然想不通的。海瑞不可能知道，腐敗是權力造成的。權力，尤其是不受限制的權力，天然地具有導致腐敗的潛在可能性。道理很簡單：當一個人手中的權力可以輕而易舉地換取種種個人利益（金錢、美女），又不會受到任何限制和懲處時，有多少人能抵禦誘惑、潔身自好呢？這簡直就像給了一個人大把的鈔票，卻又不准他購買任何東西一樣困難。


　　權錢交易在海瑞出山前多年便已普遍存在。當時甚至有這樣的生意：一些放債人故意把錢借給窮困的京官。因為該官一旦外放為地方官，收回的利息往往極為可觀。還有人借錢給人去買官，收效也一樣。顯然，這種生意之所以能夠開展，歸根結蒂就在於權力是可以換錢的。


　　歷朝歷代的政治家們不可能不懂得這個道理。然而他們開出的藥方卻是訴諸道德，寄希望於各級官員的道德修養。他們的邏輯是：既然帝國規定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擔任官吏，則官吏必不腐敗，因為腐敗是不道德的。這種想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天真爛漫。用道德來制禦權力，根本就靠不住。首先，道德是一種軟控制，它只能訴諸良心，而一個人如果良心已喪，道德也就無可奈何。其次，一個人的道德品質是可以偽裝的。「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這樣的人我們並不少見。第三，個人的道德品質還是可能發生變化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個人身邊全是貪官污吏，便很難保證這個人出污泥而不染。那麼，帝國有什麼辦法識別真偽呢？沒有。有什麼辦法防微杜漸呢？也沒有。


　　根除腐敗的唯一途徑是限制權力。權力有一種自我擴張的傾向。如不加限制，就會惡性膨脹。一旦權力膨脹到無所不能的地步，腐敗就會不期而至。但為了治理國家，又不能沒有權力。消滅權力是無政府主義的想法。所以權力不能消滅，只能限制。如能有效地限制權力，就能較好地防止腐敗。


　　海瑞極力想維護的那個制度卻不可能做到限制權力。權力是它的命根子，是它必須竭盡全力不惜代價予以保護的東西，怎麼會去限制？當然，它也會部分地限制權力，比如限制相權。但這種限制的目的，卻是要保證君權不致旁落。也就是說，它對權力的限制，是為了保證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這樣一種完全不受限制的最高權力———君權，正是導致一切腐敗的總根源。因為這種最高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權力，只有通過一個層層遞減的權力系統，才能行之有效地加以使用。我們帝國的幅員是那樣遼闊，人民是那樣眾多，君王的指令不可能直接下達於草民，草民也無法直接效忠於君王，各級官吏總是不可或缺的中間層。因此，任何一個獨裁的君王都不能不賦予下級官吏以一定的權力，至少必須保證他們對子民們擁有這項權力。這種權力同樣是不受限制的，至少在對人民使用時是不受限制的。


儘管歷朝歷代都有監察彈劾制度，但它往往會演變成權力鬥爭的工具。官員們互相攻擊互相指責，目的卻是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帝王們為了確保自己的君臨一切，則又往往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態度，結果權力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導致了新的腐敗。同時，為了讓官員們盡力效忠，也得讓他們有些好處，因此對一般性質的權錢交易和以權謀私，也只能睜眼閉眼，聽之任之，只有「太不像話」時，才出來收拾。顯然，沒有人民的監督，權力是不會受到限制的。唯其如此，儘管歷史上有不少帝王試圖根除或遏制腐敗，但最終總是不能完全徹底，因為根子就在他那裡。


　　甚至專制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最大的罪惡。因為它公然把私人侵犯公眾利益和無償佔有他人勞動，以及強姦民意、踐踏人權、任意殺戮等等都視為合法。君王一不高興，動輒便可謀人性命，抄人家財，比任何一個謀財害命的江洋大盜都有過之無不及。相比之下，貪官污吏們那點小打小鬧，又算得了什麼！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依靠所謂「道德振興運動」來鏟除腐敗，不但根本不可能奏效，而且很可能會南其轅而北其轍。因為專制制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為人有自我意識。建立在自我意識基礎上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則是道德行為的保證和前提。我們知道，善，只有當它發自內心時，才是真實的善，否則就是偽善。但一個人如果沒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則發自內心的善也就無從說起。道理也很簡單：他既然必須依附於他人、聽命於他人，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又哪來的「發自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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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最根本之處，專制制度與道德原則背道而馳。道德原則要求獨立思考，專制制度要求絕對服從；道德原則要求自由選擇，專制制度要求依附他人。一個只知依附與服從的人是不會有什麼道德上的良心和責任的。當所有的人都被要求服從和依附於他人時，所謂是非善惡的判斷最終只不過是上級和君王一己的好惡。更何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把他人的人格踐踏於腳下，這本身就不道德。


　　最不道德的社會制度卻以道德相標榜，並把道德視為或說成是這種制度的存在依據，天底下沒有比這更荒唐悖謬的事情了。顯然，只要這種荒謬一天不被消除，道德的墮落和腐敗的滋生也就永遠無法避免。這種荒謬當然不是依靠海瑞個人的力量所能消除的。因為它是這種制度的「胎毒」，與生俱來，終其一生，甚至連海瑞這樣的人也不能不被其毒害並陷入荒謬：為了堅持自己的道德原則，他一直都在試圖堅持獨立的立場，不偏私，不阿黨，不拉幫結派，不同流合污，不依附權貴，不出賣良心，甚至不惜和皇帝作對。但他的獨立立場，卻又只能以忠誠於帝國的專制政權為前提。於是，他也只能落得如此下場：身上所有的道德含量都被抽乾，然後作為一個空洞的商標貼在這個政權的屁股上，以為粉飾。


　　海瑞是不幸的，因為他的努力都是白費。海瑞又是幸運的，因為他的努力又並沒有白費。至少，對我們來說，是如此。


　　海瑞，公元一五一五年生，一五八七年卒，按照當時的計算方法，享年七十四歲。


　　海瑞去世後，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喪考妣。出喪那天，不少店鋪自動停止營業以示哀悼。許多與海瑞素不相識、非親非故的普通民眾也紛紛前往參加送葬。送葬的人們白衣白冠，哀聲不絕於道，延綿逶迤的隊伍竟長達一百多里。人們為這位善良、剛毅、正直、清廉的官員，獻上最誠摯的感激和哀思。


　　海瑞的各種故事和傳說也迅速在民間傳頌，而且照例被神化。最有趣的一個故事是這樣的：萬曆年間，京城裡抓住了一個作祟的妖怪。皇帝審問他時，還十分囂張，朝中的大臣他一個也不怕。最後萬曆皇帝急了，說你再敢胡鬧，就把你送到南京海瑞那裡去！這個妖怪當時就嚇破了膽，再也不敢說一個字。


　　看來，海瑞是終究得以作為清官和硬漢而名垂史冊了。但這並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願，是要清除腐敗，重振道德。然而腐敗滋生、道德墮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萬個海瑞也無濟於事的。何況，在這種制度下，也出不了一萬個海瑞。


　　就連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也做不到，但雍正皇帝卻做到了。詳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