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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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細語溫存循循善誘，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噴頭；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課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觸霉頭卻備受賞識，許多人將其歸於雍正的「喜怒無常」，鄂爾泰卻深知其中的奧祕。鄂爾泰也是摸過雍正老虎屁股的。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滿洲鑲藍旗人，世襲貴族。他很有才，二十歲就中了舉人，二十一歲就當了御前侍衛，但因為人剛直，不肯趨炎附勢，所以到四十歲才是個內務府員外郎。他寫詩自況說：「看來四十還如此，雖至百年亦枉然。」這時，還是親王的雍正讓人給他捎話，託他辦事，其意當然是拉他入夥，不料卻被鄂爾泰嚴詞拒絕。鄂爾泰說：「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意思是說要雍親王放尊重點，自尊自律。雍正碰了這個軟釘子，不但不忌恨鄂爾泰，反倒十分欣賞敬佩這個竟敢以郎官之卑對抗親王之尊的直臣和漢子。即位之後，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總督，十年後升首輔，成了僅次於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際遇，誰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寵的訣竅。鄂爾泰也不隱瞞。他曾對人說，當今皇上用人行政，「無甚神奇」，無非兩個字而已；至誠。也就是說，皇上待臣下以至誠，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誠。誠則靈，靈則通。如果君臣都以至誠相待，也就上下無阻，彼此相通。君臣之間心靈相通，自然一通百通。所以，在雍正手下當差，說易不易，說難不難。一句話，只要「實心實力」就行了，「一切觀望揣摩念頭皆無所用，一併不能用」。因為皇上看人並無成見，只看你的心誠不誠。如果忠誠老實，犯了大錯誤也沒關係；如果投機取巧，即便小毛病也難逃譴責（如果無欺，雖大過必恕；設或弄巧，雖小事必懲）。這就實際上是告誡臣僚：在雍正面前，最好老實一點，本分一點，實在一點，一是一，二是二，不要觀望揣摩 ，不要投機取巧 ，不要文過飾非，不要自命清高。只要不耍滑頭不玩花招，雍正這個主子並不難伺候。


　　鄂爾泰這一套說法，很為雍正所讚賞。他在鄂爾泰的摺子上批道：「朕實含淚觀之。」這不是假話。因為鄂爾泰的這番議論，確實說到了雍正的心坎上。


　　雍正這個人，是頗為自信而自視甚高的。有人批評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條頗為自得，也頗為自許。一是自以為一心為公，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國家社稷；二是自以為洞察幽微，沒有什麼事什麼人瞞得過他；三是自以為一身清白，眼裡揉不進一點沙子，心裡存不得一點塵埃。有這三條，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對臣僚們當然沒有半點客氣好講。誰要敢在他面前耍點小心眼兒，或被他認為是耍小心眼，那就別怪他不給你面子。


　　比如前面提到的楊名時，倒楣就倒在這上頭。楊名時建議修浚洱海河道，本來是好事，但雍正認為他心術不正。第一，這樣的好事，為什麼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講晚不講，偏偏要在自己即將離任又尚未離任的時候提出來？第二，為什麼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請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題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滿朝上下都知道？第三，為什麼不等新官接任以後再由新官上奏，或聯名上奏？顯然，他是在沽名釣譽。事情明擺著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豈是他離任之前完成得了的？當然只能由後任來做。


既然只能由後任來做，為什麼要搶在自己卸任之前發表意見？還不是想著把工作留給別人，名聲留給自己！為了保證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愛民，竟然和皇帝動起心眼來，不用折本而用題本，什麼意思？怕皇帝不告訴天下是他楊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憤怒地斥責他，像你這樣心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甚至沒有君父的人，還好意思厚著臉皮自命為讀書人嗎？所以雍正要罰他自己掏錢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孫接著修。雍正說，自己這樣處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釣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也。」


　　雍正如此苛求於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樣？雍正認為做得很好。他說：「朕之心可以對上天，可以對皇考，可以共白於天下之億萬臣民。」雍正這個人，確實是「一心為公」，誠心誠意地想把國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強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備謹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終日勤勉謹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點東西。這兩個詞，原本是舊時頌揚帝王勤政的套話，雍正卻很認真地做到了。別的不說，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諭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還不知幾何。此外，還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這種敬業精神和勤政精神，幾乎所有歷史學家都不否認。


　　雍正的個人生活也很簡單，沒什麼嗜好和娛樂，不愛游獵，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歡一些小玩藝，但不玩物喪志。有些東西為他所喜愛，還是因為有用，比如眼鏡。雍正因為眼力不好，特別喜歡眼鏡。他曾命令工匠製作了多副眼鏡，各處安放，以便他辦公時隨時取用。他還賜給王公大臣眼鏡，目的是要他們勤勞公事。他甚至下令給揚灰處的工人發放眼鏡，以為勞保用品。在「以天下為己任」方面，雍正確實做到了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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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也不是糊塗皇帝。他曾對群臣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種沒有閱歷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種只知享樂的紈阿哥。所以他自認為有資格也有能力嚴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認為，只要君臣雙方都相待以誠，臣下不挖空心思討好皇上或欺瞞皇上，皇上也用不著猜忌臣下、防範臣下，則雙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種朋友式的關係，比如他和鄂爾泰。


　　顯然，雍正對臣下的要求不低。不但要求他們獻身，而且要求他們交心；不但要求他們聽話，而且要求他們盡心。一句話，誰心裡都不存一點別的念頭，「只是一個至誠」。


　　雍正想得倒好，可惜辦不到。君臣分際，隔如天壤。一個高高在上，雷霆雨露都是恩；一個匍匐在下，稍不留神就是錯。天差地別如此，哪裡還能「貼心」？又哪裡貼得攏來？還說交心什麼的，拉倒吧！臣下的心思，瞞都瞞不過來，還敢交出去？即便是有所求，也不敢明目張膽。為什麼呢？怕越分。比如田文鏡想「抬籍」，就不敢對雍正說，只好請楊文乾代言。事後，雍正責問田文境「為何不以實告」，還說「朕甚嗔汝」。但嗔歸嗔，田文鏡下次還是不敢的。田文鏡再糊塗，也不會不知道君臣之際不是什麼「恩義兼崇」，而是「天上人間」，哪能不拘形跡，無話不談呢？


　　其實就連鄂爾泰，心裡也很明白：他對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話都講出去的。比如雍正嘴巴上說「朕素不言祥瑞」，其實最喜歡搞祥瑞，這就不能戳穿。不但不能戳穿，還要起勁搞。所以鄂爾泰居然是地方官員報祥瑞的第一名。以鄂爾泰之精明，怎麼會不知道「一禾九穗，牛生麒麟」等等其實是胡說八道？但他認為這不是什麼原則問題，也有助於增強雍正的自信心。這就像說一個老太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一樣，是一種「善意的謊言」，不必較真，也不能較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一個姓劉的大理令因此而奚落他時，他不但不記恨，反而向雍正保薦了這個官員。他心裡有數嘛！


　　雍正自己心裡也應該有數。他對群臣說：「君臣之間唯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對臣下不猜忌、不防範、不整治嗎？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來揭批年羹堯時，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動作，或者傻呼呼地說年羹堯這個人多少還有些功勞，雍正能滿意嗎？顯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底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初，兩總督三巡撫報告黃河水清。古人云：「黃河清，聖人出。」當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給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級。這時，有個大理寺卿名叫鄒汝魯的，寫了篇《河清頌》來拍馬屁，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兩句，意思是說正因為皇上搞改革，實行新政，黃河才變清了。誰知卻使雍正大為惱怒，質問鄒汝魯：「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將他革職，罰到荊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楣，把真話都講出來豈不更是冒傻氣？


　　實際上，雍正並不完全反對揣摩和逢迎。鄂爾泰報祥瑞，就是吹牛拍馬，怎麼就沒有罪反倒有功？可見，雍正也喜歡有人來拍馬屁，和別的皇帝沒有什麼兩樣。他討厭的，是瞎揣摩和亂逢迎，比如前面那位寫《河清頌》的老兄就是。雍正推行新政不假，希望有人來唱頌歌也是真。可是雍正要作秀，要按照中國文化的老傳統，把黃河變清歸功於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的賜福，鄒汝魯偏說是什麼推行新政的結果，這不是唱反調嗎？再說，雍正最忌諱的，就是有人說他和康熙不一樣，說他不敬天，不法祖，不到三年就更改為父之道，既是康熙皇帝的「不肖（不像）之子」，又是康熙皇帝的「不孝之子」。鄒汝魯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馬屁拍到馬蹄子上，當然會挨上一腳。


　　那麼，要怎樣做才對？雍正認為，關鍵是要誠。也就是說，即便是拍馬屁，也要拍得誠懇。如果不是誠心誠意來拍馬屁，那就不如不拍，老老實實做你自己的事去。只要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就是公，就是忠。即便不說什麼奉承話，雍正也不會惱怒只會嘉獎。從這一點講，雍正倒是比許多離開奉承話就活不下去的皇帝高明得多，他並不要求每個人都拍馬屁。


　　馬屁要拍得誠心誠意，這似乎很可笑，但在雍正那裡完全合乎邏輯。雍正的邏輯是：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如果君臣俱為一體心心相印，則臣下對皇上的肯定，就是由衷地讚美，不會是什麼奉承逢迎了。這樣一種讚美，由於是發自內心的，便可以叫做「誠懇的馬屁」。比如鄂爾泰對雍正「出奇料理」的讚美就是。鄂爾泰認為，雍正處理曾靜一案，考慮的不是曾靜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千百億萬人」，因此，才敢於將曾靜一案的案情、口供、上諭「遍示臣民，布告中外」。這就非有「大光明、大智慧」，能「無我無人，唯中唯正」不可。


古往今來，實在沒有幾個人能做到。鄂爾泰這些話，別人聽著可能肉麻，雍正卻不認為是拍馬。因為講出了道理，而且講到了點子上———雍正處理此案，確實並非就事論事，確實體現著他的政治遠見。這些政治上的深謀遠慮不能為一般目光短淺、見識庸常的臣子們所理解，卻可能為鄂爾泰心領神會，由衷讚賞，因此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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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政治也是藝術。政治家匠心獨運的舉措和處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藝術品，也是要有人欣賞的。問題在於，這種欣賞必須發自內心，否則就是逢迎，就是諂媚，就是偽善，就是矯情，也就是奸。雍正自己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各類政治技巧的運用相當嫻熟，得心應手，出神入化，而且常有創新。再加上他心細如髮，目光如炬，洞察幽微，誰要是言不由衷地亂拍馬屁，一眼就會被他看穿。不過，別的皇帝對這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許只會一笑了之。雍正就不一樣了。因為他為人刻薄，又特別痛恨「不誠」。一旦發現對方所拍乃「虛偽的馬屁」，就會認為對方在欺騙他，耍弄他，看不起他。結果可想而知，那個馬屁客一定會碰一鼻子灰，弄不好還會被雍正撇著嘴巴冷笑著奚落一通。



　　看來，在雍正手下，拍馬屁也不容易。說得好聽一點，得像一個很有鑒賞力的批評家，由衷地為雍正的領導藝術叫好。這就一要誠心，二要懂行，沒有幾個人做得到。雍正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心情好的時候，對那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就不太計較（心情不好時就該對方倒楣）。因為拍馬屁至少沒有什麼惡意，粉飾太平也總是政治所需。對於批評，雍正的態度就要認真得多。雍正並不是一個批評不得的人。他接受過批評，也獎勵過批評他的人。甚至有時雖然並不接受批評，卻獎勵批評者。


比如大學士朱軾一貫是批評雍正的。耗羨歸公、西北用兵這些事，他都不贊成，雍正卻請他給弘曆當老師。後來連朱軾自己也覺得老提意見不是個事，便請求病退。雍正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朱軾感動，再不提退休的事。又比如李元直，剛剛當上監察御史沒兩天，就一連上了幾十道奏摺，攻擊朝中大臣，說現在的朝廷，是只有堯舜，沒有皋夔。皋就是皋陶，堯的大臣。夔則是舜時的樂正。李元直的意思是說有聖君，無賢臣。雍正看了奏摺，把他叫來質問：「沒有皋夔，哪有堯舜？」李元直無言以對。結果，雍正對他的「處分」，是把廣東剛進貢來的荔枝賞給他。


　　然而雍正對某些批評者的處分卻很重。比如直隸總督李紱原本也是雍正的寵臣，為允的事還幫雍正背過黑鍋。但李紱彈劾田文鏡，卻為雍正所不容，被貶為工部侍郎。監察御史謝濟世「路見不平一聲吼」，也上奏彈劾田文鏡（並未替李紱鳴冤），結果被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李紱、謝濟世只不過攻擊了雍正的寵臣，就要受此嚴懲，陸生楠全面攻擊康熙、雍正兩朝政治，當然更不能為雍正所容。陸生楠是個小官，卻喜歡議論大事。他著有《通鑒論》十七篇，對包括國家政體在內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都發表了不合時宜的見解。比方說，他認為目前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害深禍烈」，應該恢復到西周封建制。又譏諷康熙，說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以致有廢黜之事；後不能預立儲君，以致有骨肉之爭。還說當皇帝的，抓抓大政方針就好，不要儘管些雞毛蒜皮。在言論並不自由的時代，這些議論當然都是大罪。於是，雍正下令，將其正法。


　　和陸生楠一起被參的還有謝濟世，罪名是借批注《大學》而譏諷時政。雍正下令，將謝濟世和陸生楠一起處斬。等到陸生楠人頭落地，行刑官卻宣布雍正旨意：「謝濟世從寬免死。」原來雍正也明白謝濟世的「言罪」是冤案，卻仍不肯放過這個愛提意見的傢伙，非讓他嘗嘗「陪斬」的滋味不可。雍正的刻薄，由此又可見一斑。


　　雍正的這些處置，讓人甚覺乖張。同樣是提意見，有的賞吃鮮荔枝，有的賞吃「刀削麵」（殺頭），到底是鼓勵批評還是不准批評？


　　其實，雍正有雍正的標準和原則。正如他把馬屁分成誠懇的和虛偽的兩種，批評也有「誠懇的批評」和「虛偽的批評」。屬於前者的。批評錯了也不治罪；屬於後者的，說得再對也要倒楣。批評者的待遇之所以有天壤之別，原因就在這裡。



　　那麼，什麼是「誠懇的批評」，什麼是「虛偽的批評」？標準也只有一個：誠。具體地說，凡站在皇帝的立場上，一心一意為皇帝著想，就是誠。這樣的批評，就是「誠懇的批評」。相反，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夾雜著私心雜念，就是不誠。這樣的批評，就是「虛偽的批評」。而且，只要屬於心不誠者，不管是提出批評，還是提出建議，也不管他們說得對還是不對，統統都是小人的行為，小人的伎倆，因此不但不能鼓勵，反而要受重罰。楊名時的挨整，原因就在這裡。


　　然而楊名時也好，李紱、謝濟世也好，都是朝野上下公認的君子。他們為人正派、清高，不貪污，不受賄，不投機，不鑽營，敢於犯上抗顏，據理力爭，很有些為真理而獻身，為國家民族利益而不顧自身安危的精神，怎麼是小人，又怎麼會是小人？


　　雍正自有說法。他認為，小人有好幾種。一種是錢名世式的，特點是投機鑽營；一種是年羹堯式的，特點是忘恩負義。這兩種小人，容易被人識破，所以無足為慮。還有一種小人最可怕，也最危險。他們的特點，是沽名釣譽。正因為是沽名釣譽，因此他們往往做正人君子狀，甚至不惜作出犧牲，最能迷惑群眾，混淆視聽。由是之故，他們的危害性也最大。在雍正看來，李紱、謝濟世、楊名時就是這樣的小人。所以，朝野上下越是同情他們，雍正就越是要狠狠地整治他們。雍正這個獨裁者，是從不顧忌什麼輿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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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正看來，楊名時這一類人，向來就「喜沽名邀譽，置國家之事於度外」。這些人表面上看並不貪財，好像沒有什麼功利之心，其實，他們的利欲比誰都大。這個利，就是名，就是他們自以為得計，可以用來到處招搖撞騙的所謂「清名」。他們不貪污、不受賄，為的是這個「清名」；敢抗言、敢犯上，為的也是這個「清名」。為了這個「清名」，他們置國家、君父於不顧，放肆地宣揚自己的觀點，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全然不把安定團結之類的大局和君尊臣卑之類的禮法放在眼裡，一心一意只想博得眾人喝彩，青史留名。雍正認為，這就是私，就是欲，就是不誠，就是無君！那好，既然爾等心中並無君父，朕的眼裡也就容不得你們。你們不是要青史留名嗎？朕成全你們，把你們都斬盡殺絕，看看還有沒有人敢於效法？


　　雍正的上述心理，不難從他的許多朱批、上諭中看出，而他與楊名時等人的分歧，正是中國文化的悲劇所在。依照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寶貴的是道德。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就在於他們有道德。因此，有沒有道德，就成了區別君子和小人、好人與壞人，甚至人與非人的唯一標準。楊名時他們這樣認為，雍正也這樣認為。而且，雍正理解的道德和楊名時他們理解的道德，都符合中國文化的道德標準，卻又各不相同。這就不能不發生悲劇性的衝突。


　　楊名時、李紱、謝濟世，還有陸生楠，他們都是飽讀詩書、學問很好、滿腹經綸的人。一個人，書讀多了，便不免會思想，也不免會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們的獨立見解，卻超不出儒家學說的範圍，尤其在道德問題上，更是恪守儒家觀念。只不過，他們更願意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理解儒家學說，並身體力行。因此，他們深信，道德修養是個人的事情，即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既然「為仁由己」，則「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處以公心，問心無愧，就是「仁」。至於是否獲得功名利祿，以及別人如何評價，都無所縈懷。這個「別人」，就包括皇帝在內。這正是他們敢於和皇帝唱對臺戲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即「當仁不讓」。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既然可「不讓於師」，當然也可「不讓於君」。即便被君王罷斥或殺頭，也無所畏懼。因為「仁人志士，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且，既然「仁」在自己心中，那麼，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觀點、學說而死，也是「殺身成仁」。顯然，謝濟世們要求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對獨立性，與他們理解的儒家道德並不矛盾。


　　雍正的理解也沒有問題。儒家道德觀念認為，世界上沒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體的道德。這些具體的道德都存在於具體的人際關係之中，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如此，怎麼可能有獨立的人格？為人君者，尚且不能「不仁」，為人臣者，以「忠」為德，卻居然鬧起獨立來，那還有何德可言？所以，雍正特別痛恨那些特立獨行，以道德自律、以道義自負的文人士大夫。如果他們自許清廉，則更加痛恨。因為清廉能給他們帶來好名聲，而這些好名聲又會增加他們對君主保持獨立的資本。結果，在雍正眼裡，這些「清官」就比「貪官」還可恨。貪官只不過偷錢，清官卻要竊名，而竊名就是竊國。


　　雍正還有一個邏輯，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獨立。如果對君主鬧獨立，那就一定在私下裡結為朋黨。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麼！雍正整治楊名時、李紱等人，就因為視其為朋黨領袖之故。他曾對鄂爾泰說：「朕整理科甲積習（因師生或同年關係結成朋黨的習氣），伊（指楊名時）挺身樂為領袖。」審理謝濟世時，也嚴刑逼供，要他招認是李紱指使（謝濟世的供詞則是「受孔孟指使」）。可見，雍正打擊楊名時等，是一箭雙雕；不准臣下搞獨立，更不許他們結黨。他最欣賞的是這樣一種人：和誰都沒有私人關係，只和他一人「結黨」，比如田文鏡、李衛都是。


　　所以，雍正特別喜歡「孤臣」。這倒不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也和他的經歷、處境、性格有關。他是一個孤獨的人，從來就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他多次告誡臣僚：「人是最難信的。只可以自己勤慎服勞，公正清廉做去。」、「他人是依仗不得的，唯求諸己好。」、「只要不走聲氣，不迎合權要，一己之費能幾何，自然就容易了。」他還說：「一切總仗不得，大丈夫漢自己掙出來的方是真體面。」因此，「當取出大丈夫硬心腸，發狠做去」。他甚至要求臣下連家人後代都不要管：「兒孫自有兒孫福，且照顧自己為要。」、「要看得透，萬不可被親友子孫為己累。」雍正的性格和為人如此，則他對於所謂「朋黨」，就不但有出於政治需要的反對，也有因於心理原因的忌恨。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允許並鼓勵的，那就是「奉旨結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結交王公，卻又指示寵臣們結交怡親王允祥，因為他需要允祥來充當他與臣下溝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說，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朕又唯恐你們不能這樣。這就矛盾。到底是該交朋友還是不該交朋友呢？說穿了，就是不准別人交朋友，只准他一個人交朋友；也不准對別人有感情，只准對他一個人獻忠心。換句話說，他是要和每個臣子單獨「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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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於是雍正便只能去體驗孤獨了。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端午，雍正作詩云：「九重三殿誰為友，皓月清風作契交。」這可真有點「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味道了。


　　但他並不後悔。雍正對自己一生所作所為，從不後悔，而且充滿驕傲。正如他向世人之所宣布：「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田文鏡原屬漢軍正藍旗。正藍旗是下五旗。田文鏡不安於此地位，卻不敢對雍正說，只好向下屬河南布政使、漢軍正白旗人楊文乾吐露心思。後來楊文乾當了廣東巡撫，陛見時給雍正講了，雍正便讓田文鏡入了正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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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此皇帝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雍正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獨裁皇帝。

　　雍正鏟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於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並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謂密折，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祕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製皮匣傳遞。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摺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本來，君臣無私義。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只有「公文」，沒有私信。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皇帝御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於是公開信，無密可保。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別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隱，就無法勾兌。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於是他便把始於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並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並形成了所謂「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顯然比公文制度實用。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題本是很麻煩的。它必須用宋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內閣審核，必須在皇帝看後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密折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後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覆，直截了當，不耽誤事。


　　密折政治也比特務政治高明。特務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帝王為了強化皇權，做了兩件事。一是取消宰相，代之以閣臣，也就是不要國務總理，只要秘書和秘書長，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由皇帝一人兼任。這個制度，清代繼承了下來。二是建立特務機關。具體地說，就是讓明代臣民談虎色變的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合稱「廠衛」。錦衣衛在明代建國之初就有了，是由皇帝幸臣管理的專事偵緝的特務機關。永樂十八年（公元一四二○年），又設立東廠，職司與錦衣衛相同，但由太監管理，與皇帝關係更近。到了明憲宗的成化年間，因兩個太監爭奪東廠，又設立了西廠。此外，在正德年間，明武宗因寵信太監劉瑾，還專為他設立了內行廠（劉瑾被誅後撤銷）。特務機關如此之多，明代政治也就堪稱特務政治了。


　　明代的特務政治極為恐怖。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有一天，甲乙兩人在酒店吃酒。談及時事，甲稱廠衛明察秋毫，乙則大罵廠衛橫行霸道。甲勸乙少說這些話，乙說，怕什麼，他們還能剝了我的皮不成？第二天，甲又上街，卻被一個陌生男子攔住，說有要事相告，要請他吃酒。甲被帶往昨天和乙吃酒的酒店。一進門，就見一張人皮釘在牆上，正是某乙。陌生人冷笑著說，看見了麼？誰說不能把他的皮剝了！某甲嚇得魂飛魄散，暗自慶幸自己昨天沒說廠衛的壞話，說的是好話。


　　明代的特務政治如此恐怖，自然極其不得人心，事實上也很不高明。朱元璋、朱棣他們的本意，大約是信不過手下的官員。這種擔心當然有他的道理。天子高踞九重之上，深居宮闕之中，與外界十分隔膜。政令的發布，民情的上達，國家的管理，政權的維護，都靠官僚。這是任何帝王都不能不借助又不能不防範的力量。所以，除公開的監察機關（如御史台、都察院）外，還要有祕密的特務機關。但特務也要有人來做。官員信不過，特務就都可靠麼？結果，官員因失去信任而心懷怨恨，特務則因權勢過重而胡作非為。一個不盡心，一個幹壞事，明王朝也就被折騰得垮了臺。

　　密折政治就高明得多了。它雖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員的意思在內，卻表現為對官員的高度信任。這就是：只有皇上信得過的人，才給予密奏權。雍正一朝，有密奏權的人儘管大大超過康熙一朝（大約十倍），副省級以上官員都可專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種特權。封疆大吏一旦失寵，便會失去這特權；底層小官如蒙聖眷，也可以得到這特權。特權總是令人羡慕的，直接和皇上對話更是實惠甚多。尤其是那些品級較低又遠在外地的官員，一輩子也難得和皇帝說上幾句話。現在有了「直通熱線」，有什麼說什麼，想告誰就告誰，頂頭上司也管不了，還不怕洩密，其歡欣雀躍為何如？自然積極踴躍奏寫密折，心甘情願地充當皇帝的耳目。


　　皇帝的實惠也不小。廢除了人人憎惡的特務政治，既省下一筆開支，又大得人心，還能防止特權的濫用。因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並無其他權力，也無特定組織，不會像明代的廠衛那樣，變成帝國尾大不掉的毒瘤。但是，皇帝的耳目，卻又不因特務機關的撤銷而減少，反倒變得更多、更廣。因為副省級以上官員，都變成了皇帝的耳目。這些耳目撒遍全國，無處不在，構成了一張無所不包又極其靈通的情報網絡。這些耳目互相監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臨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足不出戶而天下事盡知。於是皇帝便成了帝國的神經中樞，成了全國唯一的全知全能者。遍佈中央各部和全國各省有密折權的官員，是他的神經末梢，也是他手中的牌。皇帝可以用這些牌來運籌帷幄，也可以用這些牌讓官員們競爭恩寵，自己坐收漁利。總之，正因為建立了密折制度這樣一個「經絡系統」，帝國的心臟和手足才真正聯通了，皇帝也才真正成了國家的「元首」———帝國的意志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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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討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難題。明清以前歷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治國。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制度的原因。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於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並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另外兩件並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如果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鬆的。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閒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並不牢靠的基礎上。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污，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麼？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何況，即便大家都是海瑞，也並非沒有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大家都是海瑞，還要皇帝幹什麼？難道真的「虛君共和」不成？沒有哪個皇帝願意成為「虛君」。封建王朝早期那些有為之君，更不願意自己和自己的後代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真的「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國家由權臣管理，皇帝只從事禮儀活動）。這種心態不能完全說是自私。因為大家都是海瑞，皇帝自然省心。但如果大家都是嚴嵩，還能省心嗎？那時候，皇帝就得考慮腦袋還長不長在自己身上的問題了。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雍正總結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並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因此準確地說，它應該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統治。


　　雍正以前，中國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與禮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時期的現象，而且其主體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則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沒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證。相反，不少皇帝還無法行使治權（比如年紀太小）或主動放棄治權（比如明的萬曆）。其結果，則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長治久安」，改朝換代總是不可避免。顯然，唯一的出路，是確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為國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義，便正在這裡。


　　所以，密折制度並不僅僅是用來搜集情報和監控官員的，它還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協商和祕密決策的手段。雍正朝許多重要的改革舉措和重大決策，比如攤丁入畝、改土歸流、疏浚運河等，都是先通過密折廣泛徵求意見，反覆商酌再作決定，然後再由朝廷正式下達指令，向全國推行的。這種政治協商和徵求意見，為什麼不能採取御前會議等形式公開進行，而要訴諸密折呢？這裡面有雍正皇帝很深很細的考慮。召開御前會議，公開進行討論，有諸多不利。第一，到會的都是中央部門的官員，地方上的意見聽不到。第二，發言人不是揣摩皇上旨意，便是唯首輔、宰臣的馬首是瞻，不能暢所欲言。第三，如引起爭論，有傷和氣，也容易導致門戶朋黨之爭，不利於安定團結。第四，等於將尚不成熟的考慮公之於眾，必然引起各方猜測，甚至引起騷亂和動亂，不利於朝局的穩定。


　　用密折來咨詢，效果就好得多。中央的意見聽得到，地方上的意見也聽得到，此其一。因為是密折，沒有旁人知道，發表意見的人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種種不便公開表露的顧慮、苦衷、難言之隱，都能詳盡地予以敘述，使人主對問題看得更透。而且，正因為敢說真話，不必做官樣文章，反倒可能觸及一些實質性的問題，此其二。因為密折內容嚴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洩漏，因此不怕官員們私下裡串聯，形成左右人主思考的輿論力量，此其三。密折討論具有非正式性，一旦發現有所不妥，立即就可收回，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影響，此其四。雍正這一手，應該說很有道理，也相當高明。


　　雍正利用密折制度，不但避免了許多決策錯誤，少搞了許多「拍腦袋工程」，而且掌握了大量情況。密折不是正式的文書，沒有什麼條條框框，也就可以無話不談。事實上雍正也是這樣要求的。他曾告諭有權密奏的官員，要他們多多彙報情況，諸如地方政事的利弊，地方官員的勤懶，頂頭上司誰公誰私，下屬官員誰優誰劣，軍營是否紀律嚴明，氣候是否風調雨順，老百姓的生計如何，風俗是否淳樸，甚至米價、菜價，冤案、奇案，「悉可以風聞入告」，而「不必待真知灼見」，只要有可以調查的線索就行。因為密折只是反映情況，並不作為立案的依據，是非最終仍由雍正判斷，所以講錯了也沒關係。


　　這又是雍正的過人之處和高明之處。本來，密折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它容易和告密聯繫在一起，甚至變成告密的一種方式，弄不好就會讓人主上當受騙。所以康熙說：「令人密奏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為所欺。」謝濟世也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誰告的），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卻把毒藥變成了良藥，玩火而不自焚。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兼聽」。也就是擴大有權密奏的範圍，廣泛地聽取意見，使自己不至於被個別人的言論所左右，從而作出正確判斷。他也允許被告申辯，只是不講原告的名字。這樣，一旦屬實，舉報者可以得到保護；萬一被誣，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則天建立告密制度，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卻保護了不少好人。因為某官被上司彈劾，雍正卻能通過別的途徑瞭解到實情，正所謂「大吏雖欲擠之死，而皇覽獨能燭其微」。難怪章學誠要認為那些「清節孤直之臣」能生逢雍正之世實在是萬幸，是「雖使感激殺身，亦不足為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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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對於不少人來說，遇到了雍正，真是攤上了一個好皇帝。


　　雍正十分重視用人問題。他多次說：「治天下唯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耳！」這個道理，不少人都懂得，「尊重人才」的口號也喊了多年。問題並不難在知道用人的重要，而難在下面兩個問題：怎麼用？該用誰？這又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什麼是人才？


　　對於這個問題，歷來有兩種看法。這兩種看法，又可以歸結為兩個原則，即道德原則和能力原則。前者認為，德比才更重要。一個人，如果有才無德，就寧可不用。這種觀點導致的後果，往往是「寧要聽話的飯桶，不要不聽話的人才」，或「寧要奴才，不要人才」。後者則主張「唯才是舉」。只要有能力，有才幹，不仁不孝、盜嫂受金也不要緊。這種主張的後果，便難免文人無行，小人當道。當然，大家公認，最理想的還是「德才兼備」。問題在於，不能兼備怎麼辦？你是要德呢？還是要才？


　　雍正主張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很讚賞鄂爾泰的一段話。鄂爾泰說：「事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一個人，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麼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沒有效益，即便是有道德的人也可能耽誤國事。相反，如果用得是地方，那麼，即便是常人也能有所作為，即便是小人也能做好事情。總之，因才，因地，因事，因時來使用人才，那就一定能做到「官無棄人，政無廢事」（安排職務沒有不可用之人，施行政治沒有辦不成的事）。道理很簡單：人和事都各得其所麼！


　　這實在是太高明了。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麼？何況，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為了做事。所以，不能脫離事來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遠都得不出正確結論來的。顯然，問題不在於誰行誰不行，而在於會用不會用。比如朱軾，學問好，為人正派，賢良清正，但有些書生氣，雍正便讓他去教弘曆讀書。李衛，文化水平低，為人粗魯，有江湖習氣，但人很精明，膽子又大，辦事利索，雍正便讓他去抓強盜。結果兩人都幹得很好，德與才也不發生矛盾。如果反過來，讓朱軾去抓強盜，李衛去教書，肯定都是一塌糊塗。可見，抽象地討論德才問題毫無意義，而鄂爾泰在德才之外提出一個「事」來作為用人的原則，應該說是相當高明，也解決了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


　　當然，德才二字也不可不講，但雍正認為應該重新解釋。在他之前，包括康熙皇帝在內，歷代帝王都奉司馬昭的「三字經」為圭臬。這三個字，就是清、慎、勤，也就是清廉、謹慎、勤勉。但雍正不以為然。他在藩邸多年，深知官場習氣，早就把這三個字變了味道：清變成了裝窮，實則沽名釣譽；慎變成了怕事，實則推諉扯皮；勤變成了瑣碎，實則因小失大。結果，有著「清慎廉」美名的一些所謂「清官」，其實是「巧宦」和「循吏」。他們或者只知潔己，不知奉公，或者大錯誤不犯，小毛病不斷，總之都不做事。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但是，因為他們或自命清高，或膽小怕事，因此不會被考評為貪墨或浮躁，符合清與慎的標準。如果再能忙些雞毛蒜皮的瑣事，還能得到勤的考語。於是，朝廷即便發現某官並不稱職，甚至是飯桶草包，也奈何不得。


　　雍正要做事，要搞改革，當然不能容忍這種陋習。因此，他提出新的標準，即公、忠、廉、能。這四個標準，其實是一以貫之的：忠君報國者必公，公而忘私者必廉，而有此公忠之心，則必勤勞王事，而至於能。實在秉賦能力太差，也可以培養學習或調作他用。總之，一個好的官員，應該同時是忠臣、清官、幹吏、能員，並不光是只要清廉不犯錯誤，就能保住祿位，做太平官。比如吳橋知縣常三樂，「操守廉潔」而「懦弱不振」，就應該撤銷知縣職務，改任不理民事的學官。


　　雍正這個皇帝，確實有點不一般。他恨貪官，也恨庸官，而且特別討厭那些因循守舊、明哲保身、尸位素餐、無所作為的「木偶官員」。他認為，國家設官任職，不是用來養飯桶的。凡是不稱職守、辦事不力、推諉扯皮、瞻前顧後的官員，統統應該罷免，騰出位子來任命能幹的人。雍正說：「朕從來用人，只論人材。」一個人，只要忠誠，又有才能，就是德才兼備。至於他的出身、資歷，是滿人還是漢人，統統不予考慮。哪怕什麼學歷都沒有，或者生活作風上有些小毛病，都沒關係。比方說李衛，根本就沒有什麼學歷。他那個戶部員外郎，是花錢買來的。可就是這個小小的郎官，卻敢頂撞親王。他當郎中時，主管戶部的某親王特別貪婪。每過手一千兩銀子，他就要吃十兩回扣。李衛也不含糊，就把這些錢裝在一個大櫃子裡，外寫「某王贏餘」四個字，放在戶部廊下，來來往往的官員人皆見之。某王被搞得十分難堪，再也不敢「抽成」。李衛之勇，也就名噪京師。雍正得知，心中暗許。即位之後，立即提拔重用李衛。元年任鹽道，二年升藩司，三年擢為浙江巡撫，四年兼理兩浙鹽政，五年授浙江總督，六年兼理江蘇盜案，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復加太子太傅銜，最後當到刑部尚書和直隸總督，真是步步高升。


　　李衛這人，毛病不少，尤其是使氣任性，粗魯無禮。見上司不稱官職，叫「老高」、「老楊」；對下屬動輒就罵，滿口粗話。所以告他的人不少。雍正說：「李衛之粗率狂縱，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著意予以袒護。另一個寵臣田文鏡，也是沒有學歷的，也是毛病多多，也是屢遭攻擊和議論。但田文鏡不但對雍正忠心耿耿，而且真是豁出命來幹工作。他是推行雍正新政最賣力也最得力的一個人。雍正說他「察吏安民，懲貪除弊，殫竭心志，不辭勞苦，不避嫌疑」，因此也一直在他最困難的時候給予最堅決的支持。而且，不顧田文鏡在朝野上下聲名狼藉，將他提拔為豫魯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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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尹繼善曾評論過當朝的三個「模範總督」。他對雍正說：「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的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雍正用人，取其長而不嫌其短，使之各盡其才，各逞其能，各得其所，這就絕非庸主所能做到的了。


　　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在直隸總督李紱的奏摺上，批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你和朕相比，確實差得很遠。為什麼呢？你只是書讀得多一點，而朕不但讀了書，還「經歷世故多年」，所以，不管是動心，還是忍性，都有不尋常之處。朕不是大言不慚的人，也不是專恃帝王權威壓服臣下的庸主。如果以為能「記頌數篇陳文，掇拾幾句死冊」，就可以輕視小看朕躬，恐怕將來就會後悔莫及。


　　雍正說這話，也有他的苦衷。康熙也好，雍正也好，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們心裡很明白，在漢族知識分子內心深處，他們這些大清帝國的皇帝，都是沒文化的「野蠻人」。他們的帝國，是靠武力征服的野蠻手段建立起來的。而且，建國以後，還不得不掉過頭來學習被征服者的文化。因此，大清皇帝和漢族文人就處於這樣一種奇特的關係中：前者是政治上的勝利者，後者卻有著文化上的優越感。文化可不是靠武力和強權就可以征服的。而且，文化的傳播有一條規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優勢文化總是不可避免地會同化劣勢文化。因此，康熙和雍正都很清楚，要讓人服，得心服，而要漢族知識分子心悅誠服，就必須和他們談文化。


　　實際上，兩位滿族皇帝的漢文化水平，早就已非一般漢族士人可比。何況他們還懂滿文、蒙古文，熟悉滿文化和蒙古文化（康熙則還有西學學養，真正學貫東西），更非一般漢族知識分子可比。只要不帶民族偏見，都應該承認他們夠資格當中國的皇帝，至少比明代的皇帝強。中國歷代王朝的皇帝，就數明代的最差。不是昏，就是暴，要不就是懶，好一點的又平庸。好容易出了個想做事的，又氣數已盡。然而，儘管康熙皇帝已表示了他對漢文化由衷的欽慕，也表現了他一流的漢文化水平，一些人的思想還是轉不過彎來。因此雍正認為，如果不把對他們的統治深入到思想文化領域，那麼，這種統治就仍然並不牢靠。


　　於是，雍正做了兩件事。一是尊孔，二是談佛。


　　雍正的尊孔，超過了前輩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為王，他下令對孔子的名諱要像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這些事情，都是連漢族自家的帝王也沒能做到的。皇帝號稱「天子」。除對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禮，就是把孔子抬到與天地君親同等的地位，當然是無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態，確實很高。過去，歷代帝王巡視太學，都稱「幸學」，也就是帝王幸臨學府的意思。雍正認為，這雖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應改為「詣」，就是拜訪、請教的意思。王朝時代，最尊貴的就是帝王。無論他到哪裡去，都是巡幸，都是給別人賞臉。唯獨到了學校，卻不是「光臨指導」，而是「拜訪請教」，這就不但是對知識、對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對全體知識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而得天下讀書人之心，也就占有了中國文化的半壁江山。


　　然而雍正還認為不夠。他深知，讀書人的心，並不那麼好征服。上述舉措，也許能讓他們感動，卻未必能讓他們佩服。要讓他們佩服，還得拿點「乾貨」出來。於是雍正便和他們談儒學。雍正曾對前來參加考試的舉子們說，你們平時總說禮義廉恥，但你們真的懂得什麼是禮義廉恥嗎？懂得儀文禮節，學會進退揖讓，那只是「小禮」。知道重義守信，能夠謹言慎行，那也只是「小義」。施教育民，敦風化俗，使天下人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才是「大禮」。開誠布公，坦平正直，使天下人無黨無私，和衷共濟，才是「大義」。這話確實站得高，看得遠，講得深。那些士子們在驚訝之餘，也只能表示心悅誠服。


　　雍正不但談儒，也談佛。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他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說法，並收門徒十四人，即：愛月居士莊親王允祿，自得居士果親王允禮，長春居士寶親王弘曆，旭日居士和親王弘晝，如心居士多羅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學士鄂爾泰，澄懷居士大學士張廷玉，得意居士左都御史張煦，文覺禪師元信雪鴻，悟修禪師明楚楚雲，妙正真人婁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四親王一郡王兩學士一御史），和尚五人，道士一人。雍正自號破塵居士，又號圓明居士。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倫不類地聚在一起坐而論道，真是煞有介事。


　　其實，早在藩邸時，雍正便已禮佛。當了皇帝以後，日理萬機，又要照顧那些儒學大臣的情緒，談佛談得少些了，但一談就不得了。有個故事是雍正自己說的。雍正對年羹堯說，京城裡有個姓劉的道士，久負盛名，自稱有好幾百歲，會看人的前世，說怡親王前世也是個道士。朕聽了好笑，對怡王說，他是個道士，你也是個道士，這是你們生前的緣法。只有朕搞不明白，究竟是什麼緣故，你這個道士要來給我這個和尚出力？怡王不能答。朕就告訴他，什麼真佛真仙真聖人，不過是我們大家來為眾生栽種福田。那些無此力量的，「還得去做和尚，當道士，各立門戶，方使得」。也就是說，他雍正皇帝雖然沒有出家，卻比出了家的和尚道士還厲害，還要功德圓滿。他哪裡只是什麼「和尚」、「野僧」，簡直就是「活佛」、「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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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居然還有這樣的皇帝！


　　應該承認，雍正的儒學水平和佛學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來，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確實把握了儒學和佛學的精髓。儒家講「修齊治平」，佛家講「普渡眾生」，說來說去，不就是讓大家過好日子，讓大家感到幸福嗎？這就要栽種福田。而在雍正看來，這個福田，並不在西方淨土，而就在東土人間。因為現在東土已經有了一個不是釋主的釋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別人，就是朕———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


　　現在，雍正已經從思想上（崇儒禮佛）、組織上（舉賢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可以給他的帝國動手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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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分享，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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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此帝國


雍正的帝國情況不妙。


　　雍正的前任聖祖仁皇帝康熙，親手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吏治腐敗、稅收短缺、國庫空虛。雍正接手時，國庫儲銀僅八百萬兩，而虧空的數字卻大得驚人。雍正說：“曆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複不少”，“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如此看來，則堂堂大清帝國，竟是一個空架子。外面看強盛無比，内里卻空空如也。


　　國庫空虛，關系非淺，新皇帝豈能坐視？


　　康熙皇帝去世剛好一個月時，雍正皇帝下令戶部全面清查虧空錢糧。雍正不顧乃父“屍骨未寒”，就要對康熙留下的積弊大動幹戈，可見其決心之大，也可見事情之緊迫。這是雍正即位之後的第一個大戰役，關乎國本，也關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沒有不打折扣的。清查虧空牽扯到那麼多官員的切身利益，豈有不研究對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對策，我更有對策。我的對策是：先研究你的對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針對你的對策來的，看你還有多少對策!


　　這一下，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實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貪污犯去查自己的貪污，那是永遠也查不出來的。他們的上司也同樣不可靠。因爲沒有一個貪污犯不巴結上司，不給上司行賄送禮。如果他不巴結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賄賂，他還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來，被彈劾罷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爲地方上的虧空如此嚴重，貪墨如此猖獗，他們居然毫無動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種情況：要麼是昏官，對下情一無所知；要麼是庸官，知情而不敢舉報，或無力糾察；要麼是混蛋，爲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聲，對下面的胡作非爲睜眼閉眼，包庇縱容，搞“地方保護主義”。靠這些人去清查虧空，那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此即便他們手腳幹淨，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對策是派出欽差大臣。這些省級或副部級的特派員直屬中央，與地方沒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爲官清正又精明強幹的能員。這些人，既無前車之鑒，又無後顧之憂，且直接歸皇帝領導，不盡心也會盡心。何況，這些特派員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從各地抽調了一大批候補州縣随團到省，與特派員一起查賬。查出一個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職，從調查團里選一個同級官員接任。這是一著妙棋，也是一著狠棋。因爲雍正深知，官官相護，是官場頑症。曆來的繼任官，總是會幫著前任補窟窿，然後自己再留下一大筆虧空，讓後任去擦屁股。虧空之所以總也補不上，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這一回，後任是來查賬的，當然不會替他打圓場，做掩護。這樣，這個貪官就再也無處遁逃，只有低頭認罪，接受處罰。而且，因爲沒有後任給他補漏洞，他當然也不願意爲前任背黑鍋。于是，就連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貪污挪用，也難逃法網。


　　貪官們當然不願束手就擒。他們還有對策，即借錢借糧來填補虧空。這也是老辦法：上面要來查賬時，就從當地富戶那里借些錢糧來放在庫里。上面的來人一看，分文不少，檢查團一走，這些錢糧又還回去。因爲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還，再說富戶們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這個辦法也屢試不爽。


　　可惜這種伎倆也逃不過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員的同時，也給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誰也不能借錢糧給官府。要借也可以，這些錢糧既然被說成是官府的，朕就認它是國家所有，你們這些借錢借糧給官府的人，就再也別想把它們收回去。


　　這一下，誰也不肯借錢借糧給貪官們了。富戶們不想得罪官員，更怕得罪皇帝。再說，他們也不願意自己的錢糧白白地送給公家。貪官污吏的又一條對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過，這還只是雍正一系列對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個重要舉措是成立“會考府”。會考府是一個獨立的核查審計機關，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務，是稽查核實中央各部院的錢糧奏銷。雍正深知，錢糧奏銷，漏洞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後查貪污。而且，在追補賠償時，先賠挪用部分，後賠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無論貪污還是挪用，每一筆賬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這一下，貪官們最後一條退路也被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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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高明，還不僅于此。


　　就在舉國上下窮追贓款、整治貪官的同時，雍正也在思考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怎樣才能從制度上杜絕貪墨，保住官員的清廉？


　　這個問題想得很深。我們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聯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沒有保證官吏清廉的制度，腐敗就會像割不盡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于是，雍正決定進行兩項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羨歸公和高薪養廉。


　　耗羨，也就是我們前一章說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種正常稅收外的附加稅。這是一種半公開、半合法的貪污，弊端甚多。


　　雍正規定，歸公的耗羨，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補虧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發放“養廉銀”。這是耗羨歸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爲人雖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權力鬥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惡的人。對于一般人，他是通情達理的。他並不要求官員們餓著肚子辦公(也辦不到)，相反還主張他們有體面的生活。他認爲，大小官員，都應該“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既不可以盤剝百姓魚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貧沽名釣譽。但是，俸祿不能提高，而貪污又不允許，官員們怎樣才能保證生活的體面呢？這就要靠“養廉銀”。所以，耗羨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給官員們用，但要有規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準，則是官職的高低、政務的繁簡和賦稅的多寡。由這三個坐标系定出養廉銀的數額，多收就是貪墨。


　　現在雍正幾乎把所有導緻腐敗的漏洞全堵住了。他應該成功了吧？可惜沒有。

　　雍正改革賴以成功的條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懲治的是腐敗，反腐敗的力量是他的特權，而特權又恰是腐敗之源。沒有特權，不會滋生腐敗；沒有特權，又無法懲治腐敗。這是一個死結。在封建專制的王朝時代，沒有人解得開，雍正也不例外。    還有一點，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並非只是一批冥頑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員，還有強大的傳統勢力。這種勢力是一種文化力量，並百哪個人可以扭轉和對抗。比方說，他能不讓人們講人情，講面子，講世故嗎？不能。那他就無法根除這些現象：請客送禮、拍馬逢迎、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地、争風吃醋、擔憂、損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情大于王法等等。這些東西不鏟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潔最終都只能是一句空話，被整治的腐敗遲早也會死灰複燃。


    雍正當然不可能反對特權，反對人治，反對傳統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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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誰是赢家


　　雍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


   雍正總是那麼穩操勝券鬥志昂揚。前半生，他爲奪取皇位而鬥；後半生，倔爲鞏固政權而鬥。他鬥敗了兄弟，鬥敗了權臣，鬥敗了貪官，也鬥敗了被他認爲是沽名釣譽的清官。最後，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還有爲數不多的幾個還算貼心的人。那麼，他感到勝利的喜悅了嗎？


  不，他感到很窩囊，很委屈，還有點犯虛。


  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滿自信問心無愧的嗎？是這樣。在所有的鬥争中，這個滿族漢子都沒犯過怵。整治年羹堯時，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這種勸告無識之見。他說："洞觀遠近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爲也。"雍正心里有數，膽氣很足。他對自己的評價也不低："朕反躬自省，雖不能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元首)，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倔認爲自己比得上漢唐以來曆代君主。這不是大主不慚，是有事實做根據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編印什麼《大義覺迷錄》？


  《大義覺迷錄》堪稱奇書。它首先奇在皇帝與逆賊對簿公堂。中國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極爲罕見了(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當被告，與謀逆的反賊一本正經一五一十地展開"法庭辯論"，真是千古奇聞!辯完了還不了事，還要把辯論公布于衆，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譚。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做得出這樣的奇事，也只有雍正這樣的奇  人，才會制造這樣的奇案。


   制造了這一奇案的《大義覺迷錄》大體上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内容：   一、收入鄭一的雍正特谕兩道。兩道特谕，都是針對曾靜的指控而來。第一道主要講清朝順天得民，是大一統的正統王朝，滿洲不過是清人的籍貫，清人從李自成手上奪取政權是爲大明報仇等。這是爲大清政權做辯護。第二道主要逐條駁斥曾靜對雍正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财、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十項指控，是爲雍正自己作辯護。這兩道特谕，無妨看作是雍正作爲"被告"的辯護詞。不過，第一道是作爲帝國法人代表的陳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辯。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和收入卷二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前十三條，批駁曾靜寫給嶽鍾琪的信中的主要觀點；後二十四條，批駁曾靜<知新錄>一書的主要觀點。這些批判，由内閣九卿大臣與刑部組成特別法庭，通過法官詢問口供的方式進行。法官問的問題，都是雍正親自拟定的，並以聖旨下達，故稱"旨意問你"。不過那些問題，又不是簡單的提問。有的長篇大論，實際上是闡述雍正的觀點。雍正闡述完畢，再問曾靜有何話說，因此無妨雍正與曾靜的法庭辯論。


不過，這種法庭辯論，世界上獨一無二。被告並不出場，由法官代表被告發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問，原先回答，實則被告變原告，原告變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辯，只能贊同被告觀點，並批判自己，或爲自己辯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辯論自始至終都沒有律師出場。中國古代沒有律師制度。即便有，也不會請。雍正沒有必要請律師，曾靜則沒有資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祿詢問曾靜的供詞，内閣九卿對此案的審理意見，雍正對此的批複決定。在這一部分，曾靜是被告，雍正又變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閣的奏本，則無妨看作合議庭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量刑判決問題的讨論。


   四、曾靜、張熙等人思想履行的過程和心得體會，包括他們的一些供詞和曾靜新蓍《歸仁說》。這時，曾靜和張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處分並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個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辯論。比如"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的第一條就很有趣。針對曾靜對大清政權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別法庭的審判官們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國)提問說，奉旨問你：你在寫給嶽鍾琪的信中有誰該得政權、誰該當皇帝之類的話。我朝(指清朝)積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創業，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繼統，太祖高皇帝(順治帝福臨)建國。這正是順天命、從民心、成大功、建大業、參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難道不知列祖列宗爲天命民心所歸，卻說什麼"道義所在，天未嘗有違"。這是什麼意思？原告曾靜答辯說："彌天重犯(曾靜自稱)這些話是泛說。自古帝王之興與帝王這在位，皆是順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順、民心得，從而興起在位，即是道義之當然。彌天重犯生長楚邊山谷，本鄉本邑以及附近左右，並沒有達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遠，所以盛朝功績傳聞不到。"   



下面曾靜接著說，自從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來京，見聞漸廣，才知道真龍天子興于東海之濱，列祖列宗承承繼繼，不但非漢唐宋明可比，簡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說起來也只有文王、武王兩位聖君，稱得上是"極緻"，哪里比得上本朝，"疊疊相因，日遠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強!太祖高皇帝開創王基，太宗文皇帝繼體弘業，世祖章皇帝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澤，遍及薄海。到我當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縱聰明，恢弘前烈，創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達到禮樂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歸，乃道義之當然，參天地，法尤世，爲天運文明之隆會。"最後曾靜辯解說："從前彌天重犯實實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聖世。"至此，這一問題辯完，並無下文。


   其他的法庭辯論，中國史上獨此一份，世界史上想來也不會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氣勢淩人和原告的唯唯諾諾，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訴認罪轉彎之快和轉彎之大--本來指控清王朝不該得天下、雍正不該當皇帝的，此記得卻說清王朝超過了周秦漢唐宋明，雍正帝是最偉大的皇帝，還在于雙方使用的邏輯。得民心者得天下，順天命者爲正統，這是雙方都承認的邏輯前提。據此，則只有證明清王朝順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證明其政權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這樣講，官司就打不赢了。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因爲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過民意測驗或社會調查來确定，順不順天命更是一個說不清的事情。因此，雙方都得另辟蹊徑。


   雍正的邏輯是：你曾靜既然生在本朝，就應該知道本朝是順天命得民心的。這顯然是強詞奪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證明某朝合理，那麼，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便都可以證明希特勒"順天命得民心"了。曾靜的邏輯也很可笑。他的邏輯是：凡是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順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麼，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爲什麼"都是"順天命、得人心的呢？因爲不順天命就無從興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環論證。它使我們想起恩格斯嘲笑過的德國庸人邏輯：凡是合理的都會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們想起民國時一位軍閥的邏輯：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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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荒誕的邏輯，<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比比皆是。



   其實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的權力。有權不準別人說話，或只準按自己的意思來說，再沒理也能說得振振有辭。   雍正要向世人顯示的，便正是這個權力。專制帝王的權力向來就至高無上，可以生殺予奪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卻嫌不夠。他還要做到"君要臣說，臣不得不說"。豈止不得不說，還要說出"理"來。換言之，明明是專制，還要做開明狀。于是雍正也好，曾靜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實費了老大精神，也表現了他的大智大勇。從接到嶽鍾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態度就出奇的冷靜。他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草率從事，而是精心策劃了一種"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國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優待曾靜--當然是在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吃盡苦頭又吓得半死以後。比方說，審訊時要和顔悅色，耐心開導；押解來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國的太平景象，體驗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澤；到京後住幽州別墅，過舒适生活，讓他知道悔改的好處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機密文件都賜給曾靜閱讀，讓他看看他辱罵的這個皇帝，空間是昏君、暴君，還是仁德之君、有爲之君、開明之君。


   曾靜這個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原本是窮鄉僻壤的一個窮酸秀才，哪經過這種場面，見過這種世面？很快就被雍正連哄帶吓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盤推翻了自己過去對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決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說自己從前是畜生，現在才轉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檢讨自己，說自己真是鬼迷心竅，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錯把恩人當仇人，真是應該千刀萬剮。但就是千刀萬剮，也要盡人子的孝心，盡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寬宥，倔曾靜願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戶去批判呂留良的歪理邪說，宣傳當今皇上的仁政和聖德。


   不能說曾靜說的都是假話。他這些話，畢竟不是逼供逼出來的。但這些話空間有多大價值，卻值得懷疑。因爲曾靜原本就沒有什麼地位和影響，也沒有多少思想和學問，充其量不過一個狂悖小人和跳梁小醜而已。他說要一瘵推翻大清王朝，讓呂留良或者他自己來當皇帝，簡直就是癡人說夢。既然這家夥原本就沒有什麼分量，即便翻然悔悟，也沒多少價值。而且，因爲他讓家鄉父老大丢臉面(用雍正的話說就是"贻羞桑梓")，因此倔回到湖南做報告時，長沙城里還貼出了匿名的傳單，揚言要把他從官府中搶出，沉到深潭里處死。   然而雍正卻把他當作寶貝。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就這麼一個寶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堯、隆科多他們倒有價值，但他們肯悔改嗎？再說，他們也沒有公開攻擊過雍正，更不會速寫大清政權。他們只想奪權或攬權，不會說這政權不合法。沒法子，只好把曾靜這狗肉包子擡上席去。好在蒼蠅也是肉，有一個總比沒有強。


   問題在于，雍正爲什麼非得要有這麼個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這同樣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關已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但漢人對滿人的政權，仍不能完全認同。不少人仍堅持認爲，滿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獸。“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即爲當時之民謠，並爲曾靜的控詞所引用。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攪和在一起，很是麻煩。雍正自己的麻煩也不少。康熙末年，儲位鬥争隐蔽曲折，撲朔迷離，充滿神秘和不可解之謎。雍正領先自己的冷靜、沉穩、權謀幹練、勝人一籌並脫穎而出，但在不明内情的人看來，卻難免篡位之嫌。此外，打擊允禩兄弟，懲治年、隆諸人，叠興大獄，株連甚多，難免給人以“殘暴”、“滅親”、“誅忠”、“屠臣”的口實；銳意改革，鏟除積弊，清查錢财，整饬吏治，攤丁入畝，打擊朋黨，都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又是追贓，又是抄家，又是罷官，又是殺人，也難免蒙受“操切”之譏。由于當時能夠左右輿論的，多爲“持不同政見者”，因此輿論對雍正頗爲不利。他被描繪成篡奪皇位的僞君、沒有人倫的畜類、殘忍戾虐的暴君。


曾靜的指控，不過是社會輿論的集中反映。這些輿論，雍正以前也有風聞，但只能把無名之火憋在心里，發作不得，因爲找不到對手。現在，曾靜自己跳了出來，這就給了雍正一個機會，一個洗刷自己冤屈和爲了自己辯白的機會，豈能放過？何況，這一洗刷和辯白，如果由诽謗者自己來進行，則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夠把扳本，而且還有紅利。


   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靜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确不同凡響。沒有幾個專制帝王會采取這種方式來處理此類案件。他們的慣常做法，是誰要膽敢說他們一個“不”字，就把誰抓起來砍腦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腦袋之前，還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剝奪他人說話的權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麼尴尬事體，則三緘其口，把蓋子捂得嚴嚴的，一點風都不讓透出去。將知情人和目擊者秘密處死，殺人滅口，也是常規的配套措施。實在掩蓋不住的，則歪曲真相，篡改事實，指鹿爲馬，文過飾非，寄希望于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這樣，以九五之尊與案犯對簿公堂(雖然本人未出場)，擺出(當然也只是擺出)一副對等講理的架式，通過“充分說理”的方式來降服對方，确實絕無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現。精通儒學和佛學的雍正，堅信大義可以覺迷，而匪類亦可歸仁。因爲儒學講“人皆可以爲舜堯”，佛學講“衆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緣。堕落爲小人、爲匪類、爲畜生，是因爲被各種魔障謬見所迷，不能覺悟。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實也就是佛)來啓迪，來開導。雍正自認爲就是這樣的活佛，可以讓啞巴開口，頑石點頭，畜生變人。這就是覺迷(覺悟迷者)，就是歸仁(歸于仁義)。所以，曾靜寫的檢讨，就叫《歸仁說》；而雍正編的這本書，就叫《大義覺迷錄》。雍正這一回，似乎又赢了。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話語權，卻露了自己的餡。至少是，讓人看出了他的心虛。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蕩無私，何必去管別人的說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爲自己辯解，反倒讓人覺得里面有什麼貓膩。因此，像他這樣的人，只能厚著臉皮咬緊牙關，對所有的非議和閑話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就誰也奈何不得。曆史上有那麼多霸道皇帝，恬不知恥，一意孤行，就是吃準了這一點。


    從這個角度講，其他那些從不和別人辯論和專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專制就專制，就是愛你、恨你、保你、殺你、提拔你、罷免你，都沒商量。既然沒商量，還講什麼理？朕就是真理。


    實際上，雍正打的是一場不可能有赢家的戰争。曾靜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靜，雍正就赢了嗎？未必。只要看看他兒子乾隆的反應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個多月(也是屍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將曾靜、張熙二人拿解到京，淩遲處死，並將《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嚴禁流傳。道理很簡單：皇帝的反賊辯論，掉價麼! 何況，爲了證明自己並未謀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幾乎把家底都翻出來了，大清王朝的宮廷幾乎無密可保，實在得不償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償失的事情還很多。甚至從根本上講，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償失或沒有意義的。比方說，他背著聚斂、操切、忌刻的罵名，清查虧空，追回贓銀，填充國庫，卻並不知道這些銀子該派上什麼正經用場。國家收入最正經的用場，原本應該是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生産力。只有科學技術進步了，生産力發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國力增強，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可惜，這個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兒子、孫子也不懂。結果，雍正費盡心力聚斂的财富，只不過爲他子孫的揮霍和新貪官的貪墨奠定了基礎，豈不悲哉？


  這無關乎他個人的品質。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爲。他並沒有因爲當了皇帝便泯滅了自己的個性。相反，他還給自己的帝國和時代打上了這種個性的烙印。同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無疑更具個人魅力，但同時也更易引起争議，遭受打擊。因爲他的這些性格，與文化傳統對所謂“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遠困知道，我們這個以“群體意識”爲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喜歡個性的。它只在有限的範圍内小心翼翼地允許極少數人保持自己的個性，比如開國領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漢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對這些人，我們的文化也甯願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只有在他們失敗後才表示同情(如項羽、海瑞)。如果成功，則難免留下罵名(如曹操、武則天)。


不挨罵的成功者只有一種，即朝代曆時較長的開國君王(如曆時較短，也要挨罵，如秦始皇)。人們熱情贊美他們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後代不要有那麼鮮明的個性。這些所謂“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穩，中庸因循。處理政務的原則，不是“聖賢遺訓”，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創造性，更不要搞什麼改革，這樣就天下無事，天下太平。


    雍正顯然並不符合這樣的一個标準。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憤怒。他們無法理解：聖祖爺好端端地留下了一個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騰什麼呢？還能折騰出多大個氣候？甚至對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爲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麼多那麼細幹什麼？真正的聖君、明君，應該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這樣事必躬親、累死累活的皇帝，他們可沒見過，也不以爲然。    這就不能不讓雍正感到委屈。爲了他的帝國，雍正真的是殚精竭慮，嘔心瀝血，十三年幹了別人三十年都幹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國的臣民卻不領情，還要在背後指指戳戳，說三道四，甚至誣賴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麼多事情，僅朱批就要寫七八千字，有時間酗酒、淫色嗎？因此，雍正很想有機會向天下臣民訴說訴說。他刊行<大義覺迷錄>， 有有這種考慮在内。


    可惜這並沒有什麼用。雍正，他是注定不會被人理解的。這不但因爲他的性格和作派與傳統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爲他所做的一切，是爲了強化中央集權，而且是強化皇帝一人的集權。當一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時，倔與其他人産生距離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權力越是集中，他與別人就越是疏遠。或者說，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獨。最後的結果，就是衆叛親離。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國的同時還想征服人心，在君臨天下的同時還想君臨衆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窩囊。


    甚至就連他的死，也要被人說成“不得善終”。    雍正，或者說，愛新覺羅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歲。


    雍正出生時，英國資産階級革命已經爆發，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進入近代史階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後，鴉片戰争爆發，中國也被除迫進入了近現代。看來，不管雍正當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國也會風雨飄搖，他的王朝都時日不多。


    這，當然是雍正在世進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那麼，他的靈魂會得到安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