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初中生

九、文革前后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政治表现及其认识价值

文革变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博弈过程，本来就是极端不利于普通的群众组织的。

——在竞争意志和组织技术上面，当权派因为要失去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边际损失很大，这使得他们的反抗意志迅速攀升；

——而在几十年时间内、在弱势条件下长期奋斗的革命战争经历，锤炼了当权派作为革命家意志和组织技术，今天他们要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努力；

——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不久，战争年代的光辉业绩和牺牲精神，在民众心目中间无疑也是当权派的一项资本，这也是造反派无法比拟的无形资源；

——共产党政权对工人农民利益的照顾，整体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使得他们确实有“贪天之功为己有”的资本，这也是为什么当权派能够把其政策工具“保守派”组织起来的原因；

——马列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革命遗产不容抛弃的事实，都足以在舆论和话语权方面帮助当权派实现自身的政治意志，转移文革运动的大方向。

造反派由于无法实际上掌握党、政、军、人、财、物等竞争的有形资源而处于弱势地位，造反派在经验和组织技术积累方面的欠缺也注定了在竞争的无形资源方面的不足。

同时，有组织的官僚精英群体，基本上在原有的官僚等级体系中间就已经完成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过程，这明显有利于消弭当权派内部的分歧和分化，消弭给予政治权力的竞争关系而实现整合；而造反派恰恰就是在这个竞争的关键问题上，无法避免竞争关系，使得造反派一再出现分化，在“一月夺权”和武汉“720事件”之后，武汉的造反派都出现了基于政治竞争的分化过程，这不仅妨碍着造反派力量的顺利整合，也使得造反派之间的分裂容易为当权派所利用。

文革发展到1967年夏天，真切地证明了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有组织的少数才是最强大的，而分散的多数，无论享有多么广泛的同情，都不足以抵消有组织少数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谈论政治如果不讲力量对比，不注意有组织的少数及其力量优势的根源，想要依靠海选过程的“多数决议”去瓦解和冲击有组织的少数，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

文革中间政治博弈过程的胜负，其实是事先已经注定了的。文革之所以能够开展起来，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个人超凡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决定的，而且毛泽东还能够独自把握话语权的控制，用以支持和鼓励造反派，极大地改善了造反派的弱势地位；不然的话，造反派在如此强大的对手面前，早就要面临着灭顶之灾。

即便如此，也很难说造反派真的能够改写政治博弈的历史，在“十六条”中就已经提起预言了这个政治博弈的可能结局：“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在《毛泽东传》中，毛泽东提到“要在实际的阶级斗争实践中间去锻炼青年人，培养坚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这也是毛泽东“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预期。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４１页。）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文革演变成为政治博弈过程，已经没有了是非，到武汉“720事件”之后已经只剩下冷冰冰的真实力量对比。这个时候许多个重大的政治考虑和目标，一齐涌现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文革的代价和成本不能够无限制膨胀，至少是不能引发全国性的政局混乱和内战，这样损失太大，超出了一场政治演习所能够承担的成本。这个时候文革唯一的一条路是撤退，撤退有两种方式，一是等待政治博弈过程的完结，竞争能量释放殆尽，实际上就是听任造反派被杀光；二是在对立面竞争意志和能量完全释放之前自行组织撤退，以保存一部分力量。

官僚精英群体到1967年夏秋之际，已经基于竞争意志完成了整合过程，而且有了组织起自己的第二武装，具备强烈的竞争意识，在镇压威胁自身利益的群体方面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撤退，要继续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就必须把官僚精英群体清算掉，没有第三条路。

清算官僚精英群体这样的事情，就推测而言，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但是他认为这一批老干部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战争年代许多人立功，也为新中国建立流了很多血，清算他们太过于残酷，也不合情理。即便是清算可以进行，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把这批人换下去，新上来的造反派能够一劳永逸地把政治基础问题解决，那付出这样的成本也还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反派在夺权时期的内部分化，证明他们连自身的政治整合都是难以完成的；在现实中，还不能有效排除或者整合对立面，连实现恢复秩序的能力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军队一定要出来“支左”的原因。

造反派连最低的限度的事――把握局势、恢复秩序都没有能力独立做到，因此现实的选择是，对造反派的支持无法继续下去。恢复秩序和把握局势的能力，一方面是内部整合的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方面是有能力和手段整合或者分化对立面，——造反派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当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撤退。撤退意味着造反派要牺牲，前军变成后队，尾巴部分难免被对立面追击，甚至还要包括自己抛弃一部分“饵兵”，以平衡和释放对方集聚起来的竞争能量，让对方相对满意，放弃以极端的手段去体现自身的意志。

在文革过程中，我们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二月逆流”之前，在当权派竞争意志尚未凝聚起来时，曾经发生过数起高级干部自杀事件：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魏垣等人自杀。——他们地位和所起作用与湖北张体学一样，而从湖北文革初期的政策安排来推测，这些人在云南和山西的文革初期肯定也跟张体学一样做过许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的部署。按照张体学后来在干部中间做检讨时痛苦流泪的说法是：“把大家领错了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办事。”这两个人是在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候，在政治上感到绝望并丧失了求生意志的；但是，此后就很少发生同类的事件了。——1967年夏天，当权派对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产生了新的认识和信心。

做了以上的分析，再来回顾当时抛弃王力和戚本禹，并把陈再道称为“同志”以及不计较他的过去，这一系列的步骤和安排，实际上就是撤退战略的必要步骤。——既然力量对比不行了，政治博弈又不能继续下去演变成为全国全面武斗，那么在道义上、在力量对比上、在恢复秩序的考虑上，都不能清算当权派，于是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向他们让步。

这个撤退策略甚至可以部分解释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和打击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些后续的运动大致上可以认为是当权派凝聚的竞争能量的继续释放，特别是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抓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而在大体上兑现了当权派在文革初期威胁要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帐”的政治恫吓。


文革在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之后转入撤退。大概是为了鼓舞士气，中央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对各地的群众组织进行了表态：在表面上，真正的造反派都被中央肯定为“革命群众组织”，而造反派自造反以来一直被指为“反革命”，并在这个罪名下受到各种压制；因此，造反派在“720事件”之后真切地感到扬眉吐气和胜利。

但是，实际毛泽东却是要组织撤退，受到表面上胜利的鼓舞，许多人这个时候继续冲出来，包括湖南的杨曦光（初中生按：即后来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他就写了《我们向何处去》这样一篇文章，说自己的政治诉求还没有实现，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自己的对立面还是掌握着国家机器，因此要继续往前冲。——在撤退的时候还继续冲锋，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

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老造反派中间多数人的观点。他的感受和问题都没有错，他错就错在不知道力量对比。这个时候力量对比已经不行了，应该撤回来。

武汉在1967年11月之后，成立一个“北斗星学会”，后来又发展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他们几个人发行一份名为《扬子江评论》的小报，也是说“问题没有解决，文革要继续前进。”

甚至在大联合过程结束、革委会成立之后，这样的思想还是存在，并成为造反派分化的一个主要依据。一派人认为“革委会好得很”，称为“好派”，这些人大体上是原来文革初期的“多数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转入造反派阵营的人，他们感到自己的诉求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派说“革委会好个屁”，称为“屁派”，这些人基本上是原来文革初期的“少数派”，他们感到原来整他们的人还是没有受到清算，在政治上也没有认错，自己还是有重新受到政治压制的可能，所以对革委会成立之后的政治格局无法满足。

毛泽东的撤退，不为造反派中间许多人所认同。根本差别是：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力量对比的消长，而造反派中间很多人却着重于1967年“720事件”之后，顶在他们头上的“反革命”枷锁的取消。从这个感受出发，结果是造反派中许多人对形势判断发生根本性的错觉。

在整个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两报一刊”始终掌握在毛泽东的控制下，每一次重大政策和政治举措的变化，往往采取了在名义上与毛泽东一致的某种表面形式。一般而言，一切有利于当权派的政策和措施，都贯彻得很快、很彻底；一切不利于当权派而有利于造反派的政策，都难以贯彻，阻力很大。

——“反右”、“抓反革命”，当权派都很积极；而对运动对象进行平反改错，当权派就拖拖拉拉，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拖着不办。

——“清理阶级队伍”就执行得很快，而且很卖力地转移方向去打击造反派，基本上又回到了文革初期刘邓主导的“白色恐怖五十天”的运动模式，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是毛泽东要求实现党组织的“吐故纳新”，提出建党50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就很难落实。例如，湖北后来的官修历史说，由于受到广大干部的抵制，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红霞，最终没有能够混入党内。

官僚精英群体在文革期间对政策呈现明显的利益和立场选择，与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很一致，由于信息垄断带来的优势地位，当权派总是想尽办法去搞秘密政治，把自己的行为装扮为中央的政策决定，即便是公开的信息也要加以歪曲理解。例如，湖北省的张体学就说，毛泽东所说的“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

如何制约有组织的少数，如何制约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是一个永远的难题。我们刚才讲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连续颁发给一系列研究信息成本和契约理论的经济学家，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起在组织体系内部用尽一切手段，同样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才启动群众运动方式。最终，正如毛泽东曾经预料到的：群众运动也还是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

在结构性力量对比不均衡的现实中间，制度和程序调节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最终选择文革的原因。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在力量对比和信息成本的作用下，“制度万能”和“程序万能”永远是没有依据，说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完全是骗人的。解决不了力量和信息优势带来的差别，制度和程序甚至根本就无法建立，落实就更不用说了。

西方的资本家集团，也面临着经理班子难以制约的难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发了好几个，有用的答案还是没有产生。

毛泽东探索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大民主方式，又有毛泽东这样的超级权威指导，并掌握着“两报一刊”的舆论来支持造反派群众，结果他们仍然处于弱势状态，还在文革过程中，造反派就被当权派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去看“文革”的起点，毛泽东要通过群众的大民主运动，给官僚精英群体传递一种工作压力，显示群众的力量和意志，使得官僚精英群体知所戒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有战术价值和解决暂时性问题的价值，这个应该说实现了。

“文革”所有当权派后来的讲话，都因袭文革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整套语汇，工人和学生代表直接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里取得位置，当权派要在工作中间直接接受群众的监督。至于很多人宣扬说“文革这样一次运动，是毛泽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建设新人新世界”，显然这既不符合毛泽东的设想，也不可能在一次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完成这样的目标，真实世界的政治学无法给人任何许诺。——还是老子说话比较老实，只要是建立了政权和国家机器，势必会加强少数人的组织和力量，强化已经有的信息不对称，结果这样的“人之道”必然要被少数人用以“损有余以奉不足”。

有组织的少数是最强大的，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无组织的多数不能对有组织的少数构成有效的制约。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点，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也重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文革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成就，不可能解决多数人监督和制约少数人的问题，文革的代价和成本是很大的，精英主义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代价？

毛泽东和林彪在多次讲话中间，对这个成本持这样一种理解：把文革和革命时期的剧烈动荡和生命财产代价进行对比，把文革看作是可以防止革命出现的一种政治上的替代，比方说如果五次文革可以避免一次革命，成本是不是变得可以承受？林彪所说的“文革代价最小最小”，就是把“避免革命”作为影子价格来计算的。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提到“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这一股不满情绪，其实就是在官僚精英群体中积聚起来的政治怨气和政治竞争意志。《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作者们看到了这样一股怨气的政治意涵和政治能量，想要借此成就其野心。

其实，这样一股“怨气”所代表的意志和力量，早已为中国1970年代高层政治人物所共同关注，谁能够整合他们并引导之，谁将成就自身的政治愿望和地位。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是要取悦这样一批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拥戴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邓小平上台后在1975年搞治理整顿期间，拼命整造反派，说“新干部没有经验要下去锻炼，对于那些派头头一年要调动360次”，说“造反派比日本鬼子还要坏”，都是去满足这样一批竞争意志很强烈的人的政治愿望，借以建立自身的政治代理形象；

——1973年军队的“支左”干部离开地方之后，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各级政府部门的人数迅速膨胀并超过文革前，那些怀有强烈政治竞争意志的人就回到了政权中间去；

——对于这种人数膨胀的后果，江青他们也是很清楚的，之所以他们在报纸上面极力批判“举逸民”，也是看到了这样一批人中间的政治能量所在。

文革因此而变成毛泽东所说的“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的运动，这就是最强有力的那一群人的判断占据了主导地位。

造反派处在当权派的对立面上，其弱势地位在十年文革期间反复得到证明，弱势地位不仅仅是有形资源不足注定的，造反派在无形资源方面的欠缺也是非常明显的。

造反派和革命者不同，他们不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哀兵”，因而具有一往无前的竞争意志；他们也没有充分感受到个人奋斗无法生效的社会排斥机制，因而强烈感到要团结起来进行奋斗。

换言之，就是造反派的认同感不是足够高，因而组织成本无法下降到足以完成内部整合的地步，因此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造反派没有超越对手的强烈竞争意志；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整合方面也不好，也注定了造反派在文革前后的不断分化。

毛泽东时代经常强调“事件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经过文革大潮洗礼的造反派，确实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经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的打击之后，从前进入政权对于他们而言是当代表，是一种荣誉和政治地位，现在进入政权则是个人安全之所系。

造反派认知变化的背后，本身意味着竞争意志的强化过程：1967年一月夺权的时候造反派分化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在“720事件”之后的大联合过程中又分化为“钢派”和“新派”；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武汉造反派分为“潮流派”、“议会派”和“招安派”。基本上，这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和场合的差别，在主要方面已经不是政治上的相互竞争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配合关系，更有甚者，一些造反派甚至同意与“百万雄师”的人合作，一起携手进行运动。造反派在组织技术和整合策略方面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

毛泽东要通过文革这样的运动去“练兵”，应该说收到了部分的成效。政治家不可能从书斋里产生，对于现实政治中间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把握、政治策略与整合的进行以及体现在这些政治博弈行为背后的政治竞争意志，尤其需要在现实的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去历练才能获得。

在文革运动前后，就战术层面而言，文革也是有成就的：

——在经济上，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肯定是苏联那样的一步到位方式，国有企业的瓜分和垮台将提前20年，因此现在还有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几千万工人，将失去他们的基本保障，这几千万老工人的保障是通过文革造反派牺牲得到的。

——在政治上，毛泽东毕生希望把中国政治扎根到民间去，希望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有人起来造反，使得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有强有力的守护人。从这个方面看，文革也是有部分成就的。例如，刘少奇垮台和彭德怀垮台，在民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惋惜，除了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之外；但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根据华国锋的说法全国有几百万人说这是“右派政变”。可见政治的根是扎下去了，但是不够强大和有力。武汉的胡厚民在文革接近结束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文革的孩子，如果文革被否定了，那只有重上井冈山。”也算是有点文革造就的政治利益相关者和政策路线守护人的样子；但是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他又告诉造反派战友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跟着去揭批‘四人帮’算了。”政治意志为清醒的形势判断和力量对比所替代。

——在一般公众舆论上，对于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深刻惕戒，已经在民众心目中间扎下了根，这直接决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只能是以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起点，也决定了后来的意识形态策略“不争论”——光做不说。实质上，文革时期强大的舆论压力，规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和悄悄演变的形式，这也规定了改革的政策空间只能是逐步的拓宽，改革总是需要与文革时期的强大舆论对话，没有整体社会舆论氛围的变换，就没有彻底的改革，正如主流经济学家戴圆晨所总结的“本来要去天津，但是只能说要去廊坊，等到了廊坊之后才提出到天津。”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修补制度欠缺”开始，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告终，这个改革过程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是很缓慢的，他们就是背负着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给他们打制的强大精神枷锁。文革为改革设置的阻力，铲除了在中国实施“休克疗法”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也算是文革设计者的一个收获吧。——吴敬琏总是不停地把理论对手叱责为“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至少是部分地反应他自己的认知和感受。

只有时间是最宝贵的，也许中华民族能够在这样一个千百万年轻人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争取到的、最昂贵“时间差”里，完成认识调整和总结过程，最终能够以低成本回归自己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如何下一个准确的判断？有了这个判断做基础，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起点和基础就有了。

毛泽东主张的到底是民粹主义，还是看透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本质特性和他们难以克服和超越的缺陷？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官僚精英群体的表现，以及否定文革之后知识精英的表现，足以为毛泽东力主完成的“文化革命”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4-7 08:21 PM 編輯 ]

初中生

十、 在社会分化和排斥机制深化的今天重新回顾毛泽东当初的选择

评价文革这样的政治事件，历史的真实还不足以评价之。过去的问题、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当然都是研究文革的基本起点，但是还要涉及到对现在和未来的判断。换言之，评价文革要结合今天和明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精英主义者要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因。

如果今天这样一条道路可以满足中国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需要，能够实现多数人的基本人生追求，文革恐怕就没有什么必要；反过来，如果今天的道路不能兼容多数人的基本利益，文革这样的事件和代价就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与可能。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的制度和社会模式选择其实非常少，具体地说只有两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按照今天的解读，可以合理地归结为“精英阶层主导的精英主义道路”和“平民阶层主导的平民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否定中国精英阶层按照自身意愿去主导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不停地寻找各种方式和力量，促使中国的精英阶层超越自身的阶级意志和局限，去实现与平民阶层的结合。

从欧美日的现实看，其实精英主义道路也还是有可行性，不过要求的条件相对苛刻。西方国家民主相对有效，法制相对有效，它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纺锤型的，中产阶级占多数；整个社会的资源或者权力的分配相对均衡，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分配都相对平均。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法制民主确实相对有效，也不像毛泽东时代的那些知识精英宣传的那样，他们的民主都是假的，那也不是。

这个制度的支撑点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充裕，社会矛盾相对缓和，阶层竞争不是那么激烈。换言之，是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一个较低的版本，资源分配关系的相对宽松缓和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这个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各个阶层流动性很大而且相互渗透。

今天中国的阶层分布是截然分明的。我们今天的阶层分化到了什么程度？我个人有一点很强烈的感受。去年春节前我去黄石拜访我的同学，毕业多年未见了，很多同学小有成就，很多人像大学老师、医生大概就是骨干这一类吧。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娶的老婆是个工人，这个人的老婆就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她也从不邀请这些同学到她家去玩。——阶级分化明显到这种程度，就好象不是一种人，相互之间不交往。

除非是中国先实现了物质财富分配关系的相对缓和，否则西方的道路就在中国没有可行性，也没有在全世界的推广价值。我个人认为，也不一定非要实现西方那个程度的富裕，只要中国的平均水平达到台湾80年代初期的水平，绝大多数人能够为社会发展过程所接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机会，能够解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基本的需要，精英主义制度就可能在中国维持下去。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极度紧张，精英阶层利用一切优势地位建设各种社会排斥机制，提高资源分配的集中程度。结果社会排斥机制的作用范围和覆盖面越来越大，今天已经囊括大学生和白领阶层了。

像今天在北京，如果大学毕业生在北京拿不到一万块钱月薪的话，恐怕毕生就不能指望有自己的房子。今天的大学生无论是面对资本家也好，面对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好，谈判地位都是极端低下。这个谈判地位下降过程，本身又跟90年代的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有关，因此显著改变了大学生就业市场上供求平衡关系。

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都很聪明，表面上讲都是好听的“扩招给大家教育机会”、“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科技水平”，在这种框架下让大家来读大学的。实际上，一方面学费充实了教授们的腰包，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强烈改变了就业态势、扩大了社会排斥机制、减少了参与社会剩余分配的人数指标，帮助加强精英们的分配地位。

今天已经是市场化社会了，个人读书是投资，你将来可以指望高收益嘛，那么大学收费就按照一定年限的收益增量来确定学费数量，结果大家把学费交了以后，毕业一看，发现社会上的就业供求关系完全变了，原先指望的高工资和收益增量就没办法兑现了。即使得到一份白领工作，也已经和农民工差不多了，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小孩了。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按照现在的工资水平和房价水平，百分之八九十白领也是很难买的起一套房了。

社会分配和排斥机制的形成，常常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造就一种少数人优势的局面。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排斥机制，已经排斥到白领阶层，精英阶层还在继续设置各种篱笆和门槛，想要尽可能减少多数人的所得份额，增加少数人的所得份额，北大和社科院的改革思路，就是这样一种继续修筑篱笆促进社会分化的思路。

我自己毕业的时候离今年有15年了，我们当时的心态和你们今天要毕业的同学就很不一样。我们当时也是不可能指望马上得到房子的，也很难迅速住好房子，但是大致上可以相信将来肯定有房子，至于你什么时候有，反正是分到任何单位去都是跟着慢慢排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个人进入社会之后，有一个依托，基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是有保障的，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个很稳定的预期，对于未来大致上是有把握的。

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把握，适当的压力固然可以促使人们奋进和努力，但是这样赤裸裸的社会排斥机制针对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就很残酷，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无法实现，给多数人制造反复不必要的挫折，给人们的心灵创伤是很大的，这就很难说是一种健康和必要的社会环境条件了。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里面，把人们的心态和对未来的预期对比一下。在我毕业的时候工资很低，我第一年基本工资是66，过了一年涨到76；到单位里之后，第一个月给一个半月的工资，一百零几块钱，放在口袋里完全不管用，吃饭除了工厂食堂哪儿都不能去，想去饭馆都是休想，但是可以指望的隐性利益就很多。当时去沿海打工的，合资企业给开300、400块钱工资，在短期收益上比较要高好几倍，自己跟着去了深圳以后就觉得没有根，指望不到房子这些东西。

社会环境截然不同，给人带来的压力、思考和预期的变换很大，对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行为模式选择就有很大的影响。我看到有报道说大学生“零工资就业”，实际上想要以短期利益付出作为条件，但是这样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是不是对长期利益有正面价值，也很有疑问。

今天的社会排斥机制发展到这么高的门槛上，那么这个社会的得利者和拥护者就变成极少数，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位工人说“这个社会的路越走越窄”的一种写照，就会引发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认同感下降的必然结果是极大地拉高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成本。

在革命时代，毛泽东说蒋介石最后变成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言人，整个中国就只有就是那么一些人拥护他，小地主、小资本家都不拥护他了，这个政权就肯定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在我们老家有个小地主，没有什么社会关系，那国民党军就老跟他要粮要税，要到什么程度呢？就让他把税从一九四几年交到一九七几年。——为了支持蒋介石的战争机器，把小地主都榨干了。这样的话，维持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就很成问题。

最近中央高层说要有“新发展观”，要“繁荣社会科学”，我们的一些大学教授又借了这个机会去抄了一通洋书，提出“绿色GDP”什么的，实际上是完全不理解我们领导的心态和苦楚。提“新发展观”显然就是“老发展观”不行了，要“繁荣社会科学”就是“原来的老社会科学”不管用了，就是这样很通俗的两句话。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排斥机制、整个社会的紧张关系上升，各地因此引发的一些极端事件，总是要通过政权机构层层向上传递，他们看到的应该比我们多，感受到压力肯定也很大，我看中央这个话完全是有感而发。

因此，胡温的亲民姿态也好，包括高调纪念毛泽东，高调去访问革命老区，重新提“两个务必”，重新宣传工人中间的先进分子，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跟整个社会的紧张关系在政治体系中间的传递和感受有关系，这种压力和紧张关系传递并积压到高层那儿，很难不痛感到原来的发展指标体系无法对今天的社会真实加以度量和考察，原来的社会科学无法帮助进行思考并指导未来或者应付现实。这些都意味着要在新的社会压力之下对原来20多年的道路重新回顾，至少是一种重新展望。

我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高层都完全没有感觉？显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面临的压力在什么地方？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跟今天普通人的感受和压力相比是什么关系？看到今天连大学生都没有办法整合了，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敏感性，应该知道这种困境背后的政治危险。极端的精英主义制度化的愿望，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都不可能在高层受到知识精英那样盲目的追捧。

在我们经历的这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堪称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许多基本的范畴在这个时代里都发生了对比非常强烈的变化和落差。如果大家去访问四五十岁的人，就他们的经历和看问题的方式，差别更大！人们对这些巨大差距的感受和评价里面，隐含着全球竞争环境中与中国特定资源条件下人们的全部命运和出路的空间。——理论就是面对这一切的结果！

从文革到改革到今天的巨大社会落差，是非常丰富的理论创新或者文化革命的资源，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新的社会科学和新的社会都是可能的，这需要大家的长期理论努力。那些坐在书斋中间想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根据西方舶来的话语去制造某种理论，并试图以此去规制人们的思维方向和主导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选择，这样的理论努力过程，与变革社会中间人们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活生生的生命遭际相比，未免显得过于渺小和浅薄。

　　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4-7 08:21 PM 編輯 ]

初中生

我认为刘少奇手持宪法抗议一事并不是什么大事

作者：数学

2010年4月7日
　　
我当然肯定刘少奇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里面也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就是四人帮把“叛徒”的帽子扣到了刘少奇头上，这才是对刘少奇致命的一击。而刘少奇和一般群众的一些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却被文人们沉痛地宣布为很严重的事情。
　　
事件的原来描述是这样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斗时，手持宪法严词抗争：‘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愤怒的抗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却给一个民族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痛苦记忆。”
　　
就是说，文人们所宣讲的文革期间的一切故事，在我看来，现在都是支离破碎的。比如，刘在讲了这番话之后，周围的群众是怎样个反应？是无动于衷？是哑口无言？还是大声反驳，如果反驳，反驳的话是什么？
　　
也就是说，本来事情是有大有小的，四人帮成功地诬陷了刘是叛徒才是大事。至于一些群众和刘的冲突、误解，原本是小事情，却被文人们用一种沉痛的、痛哭流涕的表情给夸大了，这么一夸大，宣传的甚至有可能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倒是中国的古代的封建制度了。因为现代民主制度，从没有强调最高领导人的尊严！

这要从实践来看问题。
　　
先说美国，尼克松总统下台之前，仍然是美国总统，但并没有什么“总统的尊严”，媒体仍然多方报道水门事件，最后尼克松不得不宣布辞职。但是，尼克松在后来仍然坚持认为水门事件自己无罪，是被冤枉的，只不过当时为了大局，只好辞职。再说克林顿，好象也没有什么“总统的尊严”，在正式下台之前，莱温斯基丑闻已经让他很没面子。
　　
如果让我观察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好象都没有什么“国家领导人的尊严”一说，倒是中国古代皇帝才特别注重“尊严”之事。
　　
就说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他就没有什么“尊严”，好象媒体一直拿他开涮嘛。但是媒体开涮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去年有一位意大利的普通群众，上来对准老贝的嘴就是一拳，当场鲜血直淌，而且两颗门牙就永远离开了老贝的身体。
　　
那么，刘少奇手持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时，周围群众做了什么？是照准他的门牙来了一拳吗？到现在也没有听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此，刘少奇和老贝相比，如果刘少奇的待遇使中国的某些文人痛哭流涕，则老贝的待遇会让这些人哭得昏死过去。
　　
我认为，中国的文人善于利用表情来压迫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就能够拿出沉痛的表情，压迫得人喘不过来气。——如果让我选择，我是肯定不愿意选择让人给我的门牙来一拳的，能够把门牙彻底打掉，那是相当大的力道。
　　
另一方面，刘少奇被四人帮诬陷为“叛徒”，确实也是历史悲剧，但是在平反之后，也不能够说刘就一点别的缺点都没有，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应当搞造神，认为刘就绝对正确。——如果文革没有发生四人帮的诬陷，而只是人民群众对其缺点的严肃批评呢？比如，我也可以想象，当时的“毛左”群众就可能对刘的上述言论提出这样质问：“宪法？你在文革初期那五十多天里做的事情都遵守了宪法，都给了别人尊严吗？”——这是因为刘在文革初期，确实有五十多天的时间做事情，他做的事情确实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因此毛才贴出《炮的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究竟做了什么？我当时远在江西，是一个小孩，当然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当时做为一个南昌市育新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观察到的那五十多天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所在的小学里有两个教师被打成了“黑帮”，然后就从事扫地、冲厕所的工作。但是毛的大字报一出，那两个教师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子，那小学校里的党支部书记和校长反倒去扫地、冲厕所了。
　　
好吧，好吧，我说的这些都不算，你们爱信不信。但是有一个著名作家冯骥才的写过一个纪实叫《一百个人的十年》，其中采访了一个人，标题叫《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不是梁晓声写的那篇——这个被冯骥才采访的红卫兵头子，就说自己在运动开始被打成“黑帮”劳改，后来毛的大字报一出，他真的很激动万分，而且他后来就是红卫兵头子。
　　
到现在谁是谁非，也是需要研究的；在文革初期那五十多天里的行为究竟是绝对正确还是有错误，从技术上而不是责任上，也是需要检讨的。这些都有许多学术课题要研究。
　　
其实，对于文人来说，这件事情固然可以痛哭流涕，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让人们感动得不得了。比如，这件事情还可以解释为：“你看看苏修和美帝，那都是在搞假民主，唯有我们中国，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到国家主席办公室质问国家主席，这才令我感动，呜呜呜呜！”——这不也说得通吗？反正，一件事情就看谁占上风，是表示沉痛，还是表示高兴，完全都有它的解释办法。

初中生

文革初期那五十多天里做的事情，我有点亲身经历
　　
作者：惠远镇
2010年4月7 日　　

我当时是西北某城市的中学生，在文革初期那五十多天里，省里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向某重点大学派了工作组。工作组支持了一部分学生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该校校长在批斗后自杀了。这位校长叫江隆基，是个老革命，行政四级干部，是延安边区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其资历在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之上。
　　
这部分学生除在本校闹之外，还到中学闹。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这部分工作组支持的大学生首先到了我所在的中学，他们到我们学校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校师生召集起来，然后让全校的领导和老师都跪下，用棍棒打其中部分领导和老师。几天后我们的女校长也自杀了——这位女校长也是一个老革命，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
　　
至于为什么这些大学生在打老师时有所选择，后来也弄清楚了，原来这些大学生在几天前就派人暗中联络了我校部分学生，这些被他们笼络的学生就成为他们的向导。
　　
由于有这个经历，所以后来看到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感觉事实就是如此。刘少奇在文革初期那50多天里的领导，确实起到了煽动群众斗群众效果。

初中生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4-29 10:16 PM 編輯 ]

初中生

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老田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作为文革标志的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始终是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的系列政治博弈过程。根据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在文革十年期间，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称为一个“回合”。

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依据的，舍弃了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弈过程；笔者认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弈过程，不仅仍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弈回合纳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更好地揭示由社会矛盾所规定的政治博弈内涵。

本文主要以笔者前几年所作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参照相关文献，以武汉文革进程为背景进行分析提炼，而以其他地区的运动进程作为参照而写成，目的是为文革期间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刻画一个粗略的轮廓。

1、文革的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作出的社会舆论动员过程，这大体上属于文革的“文斗”阶段。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根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笔记记载，刘于1966年年6月10日前后，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出要在武汉地区的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刘少奇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派出工作组”就是领导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1966年6月北大“六.一八事件”爆发，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不仅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的模式是：对于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于造反派，则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叙述所继承，并内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

文革结束后的大审判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造反派头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说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右派翻天”和反革命，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压制造反派的主要叙述模式。

1966年8月20日-21日，中央军委和公安部连续发布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和公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运动群众”或者建设“左派队伍”，多数派（早期保守派）由此而产生。

多数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是：

先转移运动方向和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在群众中间搞“左”、“中”、“右”排队；根据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组和党委的理解和布置，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九五七年加上一九五八年的形势”（按：就是把文革当作“反右大跃进”来搞）。

在撤销工作组之后，当权派主导中学生进行“破四旧”和抄家等，整“黑五类”和牛鬼蛇神。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对象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论相捆绑。造反派则在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文化大革命还被反复解释为狭义而具体的“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标始终服务于扭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强势地位的体现。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当权派这个很高明的策略，其意图是“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

在文革初期，多数派强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在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普遍受到压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

当时中央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力度，直到1966年10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央文件形式，反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准发布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由于许多南下点火的学生都是周恩来委派并亲自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例如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敢于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这远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

“矫枉”看来常常需要“过正”，不管湖北省委到底是“黑帮”还是“红帮”，南下学生已经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对准“黑五类”、“牛鬼蛇神”，恰当地转移到当权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通过保守派发起“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不当省长，而是要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长；南京市委紧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论。

由于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当权派的政策工具——多数派（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作为政治博弈方式。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中间，1966年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和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组织率先表现出来的武斗趋向，是1967年夏秋期间通过大规模武斗压制造反派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文的不行就来武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报一刊”社论发布之后，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止，中间的“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这一过程延续五个月左右。

2、文革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部与群众的对立，因此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起而造反，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承认这些工人组织。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去上海安亭，在现场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中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人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利；1966年12月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空前的政治压力。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1966年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议持续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是一种缓和对抗的策略：承认当权派的政治利益，防止他们选择把对抗升级。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障”，同时“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继续选择这样的手法显然面临着日益升高的政治风险，随着运动进程的深入，当权派日益丧失各种力量凭藉和操作手段。

从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随刘邓的“打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在群众中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政策，由此产生了与少数派（老造反派）的政治对立，而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再继续分担下属官员的政治责任。一些省委书记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择自杀的。自杀固然是他们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的绝望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其政治竞争意志已经高达抛弃生命的程度！——这个政治竞争意志，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争论中间已经由阎红彦卫恒的消极逃避模式转为谭震林的积极攻势模式了。

当权派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另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集体罢工的方式相要挟。湖北的张体学在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到武汉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上海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更是毫无策略地公开提出要造成“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来进行要挟。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东也反复重申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让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进”这一有限目标上。文革的最初设计是以学生造反运动逼迫当权派改变此前的漠不关心态度，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跟随中央的调整部署，这个“以学生造反运动促进当权派反省”的文革规划，毛泽东曾经预测在“六个月”时间内完成。

在官僚队伍选择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进了，而是必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履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当权派罢工之后，毛泽东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再次屈从于当权派的意志，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要么就得自己在支持革命造反的同时，自己着手恢复秩序，建立起党政系统当权派之外的第二套组织系统。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重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则成为排在“支持造反”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遭遇到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现。

与当权派罢工的诉求相对应，在1967年“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地武汉“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当年武汉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在回忆到这一段时，特地强调说：“不是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

朱永嘉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革的“拐点”。上海在1967年1月6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示；而1967年1月8日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要挫败保守派组织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则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重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了造反派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

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作出贡献；解放军是党政系统之外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并且与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相结合，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的“三停”，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而产生的各种“指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间段是从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1967年1月底“军委八条”下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在文革的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并被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3、文革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都可以进行表述，正所谓“不平则鸣”。而当文革目标调整为应对当权派罢工局势，升级到“双重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机会成本为零以及此时必然随之产生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高强度的政治整合。

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反复出现分裂，这是政治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攻诘，以及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中体现。

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东选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明确昭示了造反派缺乏独立掌握政治局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出来参与恢复秩序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选择解放军出来“支左”，是毛泽东拒绝从文革后退到第二次“反右”时，为了避免真的带来天下大乱、为了降低造反成本而不得已的选择结果。军队“支左”之后，由于造反成本的局限，毛泽东再也没有“可打的底牌”了，先前毛泽东有主导权的文革运动进入了“毫无底牌只有被动跟进”的状态。不仅毛泽东自己深知这一点，就是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幻想，她本人在1967年春天曾经亲口对重庆的黄廉说过：“一涉及到军队，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要把握好自己。”

由于军队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因此军队此次出马，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1967年1月底发布的“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权派借此规避了1966年8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恶劣）的例子是1967年2月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近两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抓捕造反派。

所谓的1967年“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文革结束后的叙述，其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的事实，主流文革叙述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

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此外，造反派原来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又因此提高了其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的优势。当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处于领先位置。

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初期，当权派为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的“早请示、晚汇报”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派的“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安排，哪怕是荒谬的“忠字舞”。

1967年3月27日中央发布的处理安徽问题的“安徽七条”，4月2日发布的《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的是4月6日的“军委十条”，这三者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上起1967年1月底，下迄1967年4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8 02:20 PM 編輯 ]

初中生

4、文革第四回合：武斗和撤退

“军委十条”重新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是无法终结当权派捍卫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意志，当权派现在又必须在国家机器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了。在“一月夺权”时期，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如南京“好派”和“屁派”的分裂，重庆“八一五”和“造反军”的对立，武汉“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这些对立和分裂都是造反派内部基于政治竞争的需要而现成的。出于政治竞争的策略需要，部分造反派搞统一战线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量，依靠军队干部和解放军这个力量符号，通过支持“二月镇反”对政治竞争对手的压制，成为“新保守派”。许多当权派就此找到了新的群众组织力量为自己所用。

如果当权派一时未能找到现成的群众组织力量，就得重新去创造一个群众组织力量出来以实现当权派的意志。最典型的体现在武汉市，由人民武装部下达文件，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开始新一轮的压制造反派运动。“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根本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套，他们在武汉东湖宾馆开会，布置了很多“扫平计划”，先是计划要“扫平”汉阳，在汉口则一条大街一条大街地逐步“扫平”，对于造反派相对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据点，则通过武斗拔除。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之后，往往获得各地市民的广泛同情。各地当权派在抓捕造反派之后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粗糙，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武汉军区在1967年3月17日抓捕“钢工总”总部和二级单位头头近五百人之后，在舆论宣传上把武汉“钢工总”宣传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完全站不住脚。

而造反派则借机进行反向舆论动员，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当武汉军区完全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之后，“百万雄师”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武力进攻；从1967年6月13日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开始，中间的大型武斗事件有6月17-19日“六渡桥武斗”（围攻造反派设置在“民众乐园”的宣传据点），6月23日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月24日围攻汉阳轧钢厂和汉口刘少奇纪念馆（造反派“工造总司”总部），直到6月26日中央“六.二六通令”下达之后，武斗才告一段落，“百万雄师”也按照中央通令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学生。武汉“百万雄师”进行的最后一次武斗，是在7月24日围攻武汉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跳下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起来后满身都是蚂蟥。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1984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彻底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文革进入1967年中期之后，当权派早已走出“一月夺权”前的虚弱态势，相对于造反派的舆论动员优势，在组织上形成了广泛的动员，把自身的优势转换成为实在的力量优势——特别是武力优势，这一武力优势已经不是中央政策和舆论所能够调处的了。

1967年年中，文革主要体现为武斗，这是造反派的劣势和当权派优势所在，是强势群体按照自身优势所选择的政治博弈模式。武汉的造反派中间，曾经辩论过“文攻武攻”、“文攻武卫”和“文攻武守”三个口号，最激进的策略是“文攻武攻”，最保守的是“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是中间派主张。但是现实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军队扶持的“百万雄师”，多数造反派选择逃离武汉，许多人避居到上海、北京等地。

造反派方面的舆论优势所赢得的市民广泛同情，都无法挽回和抵消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这是毛泽东开始准备“战略撤退”的客观力量对比。据说毛泽东1967年7月中旬去武汉之前说过“到武汉保陈再道去”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陈再道对武汉武斗期间死伤数百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保”字，乃是力量对比不足下的策略体现。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挥文革转入实质性的退却，“七.二○事件”之后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造反派自从文革起始就受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治威胁，中央的表态承认造反派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使得造反派在精神得到很大的解脱，造反派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感觉。在后来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间，一些造反派头头还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政权。这是文革的第四个回合，时间从1967年4月上旬开始，中间经过成立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为止。

5、文革第五回合：“清理阶级队伍”和“反复旧”

1968年开始还有“三反一粉碎”和“反多中心”的小波折，但是没有形成群众组织和当权派的博弈过程。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藉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不能整当官的人”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当这个模式被引用到全国时，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充分利用民众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依然体现的是当权派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是以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为依据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造反派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根据“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去“迎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精明。现在，竞争演变成争夺“毛泽东旗帜”，而造反派对此却完全疏于应对。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对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断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和夺走毛泽东旗帜，是一个最严重的“权力”被剥夺过程。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造反派本来就不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唯一的凭藉是“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的文化权力，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风险，也是他们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凭藉。在“忠字舞”兴起之后，造反派这个文化地位也丧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造反派在这样一个攸关其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一败涂地。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权派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以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同时还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基层革命委员会中间所获得的政治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还是以群众运动方式去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武汉等地的造反派发起有一定声势的“反复旧”运动以表示对当权派的不满。这是文革的第五个回合。

6、文革的第六回合：从清理“五.一六”到“批林批孔”

1969年“九大”之后，武汉“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央关注，周恩来通知武汉方面，参加省市结合的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希望通过隔离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方式，使“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结果未能奏效。期间，周恩来五次接见了武汉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五.二七指示”。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政治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五.二七指示”硬说是造反派“把工人代表大会置于革命委员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本质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与革命委员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言。“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向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为了继续压制造反派，1969年中央下达“九.二七指示”，斥责武汉的“北决扬”是历史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并部署了对“北决扬”所代表的老造反派不满情绪进行打击，这是承接“五.二七指示”的调整方向的。1969年11月上旬，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指定人选参加“北京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其政治策略选择是隔离造反派的领导骨干与基层群众。陈伯达四次去“湖北班”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就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在造反派骨干集中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武汉的当权派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安排，大量的保守派被补充进各级革命委员会了。当权派进行舆论动员的效果是很好的，造反派头头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当权派和保守派制造舆论说这些人已经被押到河南兰考去劳改了，武汉国棉一厂的保守派甚至造舆论说本厂的王某是暗通苏联的特务；“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报章上则把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逃跑时被公安干警击毙）当作英雄来宣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执行公务时击毙汤忠云的干警王某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在释放时他已经实际蹲了九年大牢。某一造反派头头在参加1969年周恩来接见的时候报怨说：“好像做保守派还光荣些似的！”周恩来反问：“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

按照武汉造反派在“反复旧”时期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反夺权是通过三部曲完成的，先是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忠字舞”等形式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割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接着是在舆论上把造反派妖魔化；决定性的步骤是通过“捅马蜂窝”把造反派拉下马和扩大革命委员会代表数量的方式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之后就发现，革命委员会大变样了。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1970年召开两次“学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两次“学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基调都是“调动工农反学生”这一政治智慧的翻版，一个来自天门的“学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金琼珥在大会上按照当权派的布置，控诉造反派打人说“一脚踢穿三层裤子”，这个事情许多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开始“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清查五.一六”运动，具体是由掌权的军队干部主持，前党政干部参加，保守派成员作为“动力”，清查对象是造反派成员，这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对文革初期造反行为进行系统“秋后算帐”的政治过程。从当时的政治走势看，“清查五.一六”运动锁定造反派作为对象，部分包含着“清除不安定因素，保证社会稳定”的考虑，沿袭周恩来在九大前后处理“反复旧运动”期间的考虑。但是，更多的是军队干部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所谓“造反派不听话”）和向造反派夺权的考虑，起根本作用的决定因素则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有着彻底清算造反派的坚定政治意志——通过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方式以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争论被毛泽东定性为“路线斗争”，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样一个程序性问题被毛泽东否定之后，大家又都一致同意不设，因此这样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路线分歧”。但是，更为重要的争论是，在此次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党政干部对张春桥的不满大爆发，与此在逻辑上一致的事实是文革积极分子在各地被系统清算，这在根本上标志着对文革的根本政治分歧，而且这一清算运动的最初舆论动员就是从毛泽东思想仪式化开始的，所以“路线斗争”体现在设立国家主席争论之外的两个问题上：一是把毛泽东高举到神坛之上（会议中间的所谓“称天才”），二是系统表述对造反派的不满。许多研究者在资料选择上，过分重视了会议上对一个具体议程的不同态度，似乎这就是全部的主题所在，同时却过分忽视了不那么明显的、却是与文革大势密切相关的“根本政治分歧”。

毛泽东在1967年1月请出军队“支左”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无牌可打了（至少缺乏“明牌”而只剩下“暗牌”了），到了1970年庐山会议争论之时，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无牌可打的状态下，搞“违章出牌”，针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系统清算文革力量的政治现实，“借机”进行了一场单枪匹马的反击。如果回忆一下1967年中期，毛泽东在力量对比不利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战略撤退，那么，对于系统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形势，毛泽东面临的对手和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这个运动卷入了比1967年更多的群体和力量、包括了更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这更是毛泽东所无法进行“公开”调整和进行政治处理的，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剑走偏锋”出怪招。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那些在整造反派问题上跳得最高的军队干部，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诸人被迫检讨。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一些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基本上是被硬性指为“林彪集团死党”而拿下去了，或者作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在政治上被矮化。就湖北省而言，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丰被指为“林彪死党”关进秦城监狱，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被称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方铭被称为“活党”；相反，前党政干部张体学等人却被轻轻放过了。据称，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首先发言表达对张春桥不满的是张体学，刘丰是跟在张体学之后才发言的。对政治竞争作一个功能分析，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些在整文革积极分子方面最积极的军队干部，被毛泽东以个人的至高权威加以清算了，河南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王新在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之后陆续挨整，但是他怎么都不服气，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一句话没有说，就只吃了几片哈密瓜。”

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1971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在湖北省第二招待所办学习班，并准备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其中十八人，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

对造反派的清算不再仅仅满足于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了，已经着眼于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了。曾思玉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指为“林彪集团活党”、“上了贼船的人”，1973年底十大军区对调时去济南军区了事。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各级当权派的注意力，确实是过分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上了。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1975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二十年。

1973年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由此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支左”期间，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瓦解了原来当权派共同对付造反派的政治联盟，造反派所面对的政治压力骤然减轻。同时，由于军队干部在“支左”时期，也大量得罪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他们之间在文革前期曾经有过的高度一致便不再存在了，党政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甚至有了非常深刻的裂痕。——1973年支左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王克文主持武汉工作，他对军队干部的态度是：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而原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方铭回到部队之后，被安排担任武汉空军第五副司令员，自称是“负责农场和喂猪的”，军队干部内部的相互不满和裂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文革前期当权派的紧密联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1973年各地成立新的工会，武汉新成立的工会不承认1967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合法性。1973年中共“十大”之后的武汉造反派，利用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说是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

1973年，经过许多次打击和磨砺，造反派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了，不仅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派”的争执，甚至还曾经预备和“百万雄师”联合进行“批林批孔”。

造反派的各个派别的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反抗手段的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集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谢妙福等人组织了数百人去北京上访，还曾经到京西宾馆门口静坐示威；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文革的新生力量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有些人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用已经取得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大体上是相互配合并梯次展开，对当权派则形成共同的政治压力。造反派这个时候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武汉的胡厚民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在“批林批孔”时期，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礼治”这种最久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在选择突破口上，各地造反派选择了一个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题目――批判“走后门”，由于造反派本身长期受当权派打击和压制，在这一个方面显得“非常干净”，而对立面却“十分肮脏”，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

在造反派的舆论攻势之下，湖北省委许多干部贴大字报或者在大字报后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走后门进的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当权派不仅本身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再也难以组织类似“百万雄师”之类的组织了，这时当权派处于相对虚弱的时期。——武汉钢铁公司党委发布“造反”公告；湖北省委“认真”准备给造反派补台，主要是准备把造反派塞进边缘权力部门，例如团省委和省总工会。

这样一个对造反派非常有利的舆论形势，是毛泽东自己出来终结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文革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反对单纯批判“经验主义”，反对“三箭齐发”，还说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造反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怎么成了好坏人的问题呢？毛主席失去了当年的气魄！

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对武汉反抗最激烈的“街头派”的镇压，是武汉市委书记王和省委书记赵商议后去北京请示邓小平，邓在北京给他们30个抓人指标，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1967年不同了，当权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批林批孔”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1967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

第六回合是接着第五个回合中对造反派清算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时间是从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开始，到1975年初为止，中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7、文革第七回合：整顿和批邓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在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启允、赵紫阳私下谈话，使用了诸如“如果人家说你复辟，那就对了”、“不要怕当还乡团”等等语言，要他们下去发起“批判造反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1973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1975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在政治代表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定“股份”只能是来自人民，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始终认定“股份”来自干部，斯大林也有与刘邓接近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共产党内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

毛泽东的“人民决定论”观点，看来只能在长的历史阶段和最终阶段得到检验；而刘邓的“精英决定论”观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倒是符合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体现的也是“官员决定论”观点，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这个纪要是典型的“复辟派纲领”。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各地当权派把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积累经验。四人帮则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

许多人说邓小平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1975年，纪登奎到河南驻马店水灾地区慰问，警告河南的造反派头头不要怕右，说是现在“要向右、向右、再向右”，这体现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反正肯定是活不长了，这在干部队伍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理性选择：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格局中间站稳，争相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和意愿保持距离。

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射史学中，人们看到有些人就算是参加或者支持造反，其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象宋江那样“要博个封妻荫子”的——贫苦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就没有这样的诉求——端视这些人的现实地位和预期利益而决定，“影射史学”也是能提高人们识别能力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格局竞争中间的“个人筹码”太重，无论在党内政治格局还是在文革群众大民主运动中间都是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的超强地位始终无法被替代。毛泽东退出支持者位置，往往带来政治格局的严重失衡；文革前他撤回对党内弱势群体刘少奇等的支持，结果党内政治竞争的平衡局面就不存在了，党内强势群体找弱势群体的岔子把他们整下去，结果引发文革中间最大的冤案，后来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头上，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冤案的发生只与毛泽东撤回支持的事实“客观上相关”。

现在毛泽东眼看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各路诸侯无不纷纷“死整造反派”以捍卫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阶级利益，为自己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间谋个好出身，而大量“开后门”何尝不是照顾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

毛泽东筹码的分量之重，广为人们所知，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应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间来而已。文革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金保安慰她的一个晚辈子侄说：“只要毛泽东在，你们起来造反不要紧，是吃不了大亏的。”这位青年反过来担心：“如果毛主席不在了呢？”张老老实实回答说：“那就不好说了。”

1976年的清明前后，在周总理去世的问题上，各地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些观点交锋，武汉、郑州、南京都有所表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天安门事件”的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文革期间，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城市青年人在原有社会体制中间所具有的上升阶梯，这是不满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这部分人中间，邓小平也许能够代表一个阶梯型的正常社会，可以寄托他们上升的愿望和理想，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述；

二是文革期间当权派及其子弟所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突出地爆发出来，只有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才明确涉及到对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然不同的取舍态度，这群人中间许多人就是文革初期“联动”的成员，这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政治表述；

第三个方面是多数人的状态，周总理的清正廉明形象受到许多人的自发拥戴，作为一个原本意义上的悼念活动参加者，称不上什么特定的政治或者经济诉求。

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会议界定的“反革命事件”定性，实际上是针对第二部分人的政治意志表述的；而在文革被政治决议否定后的表述，把三种大有区别的情况“一锅煮”了，说所有去广场的人都是“拥邓”、“反四人帮”的，这明显有美化新领导的意味。

“天安门事件”之后，各地都有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风潮，这个运动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迅速结束了，这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七个回合。

粉碎四人帮之后，造反派头头们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进入监狱，文革的群众运动及其引致的“造反派－当权派”矛盾对抗和政治博弈过程至此结束。而文化和思想上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文化战役”，则从全面否定文革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这集中体现在三本官方文革史和各种主流精英们建立的文革叙述中间。——这一次只有胜利者在文化上实施的清算，而缺乏造反派的反驳，因此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弈回合。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8 02:24 PM 編輯 ]

初中生

简评一九七三年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

老田

凡属文革中间的问题，都被精英们掌握的舆论弄得加倍复杂和混乱，迄今为止，精英们的努力还没有超过地摊小报对“宫廷艳事”和“权力斗争揭密”的兴趣范围。虽然大量的档案没有公开，但是根据已知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对比”，在政治竞争的视野里，作一点结构和功能分析，还是可能的。

一、文革中间党内强势群体重新掌权

新中国政权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在第一代领导人弃世之前，无论是声望、资历、级别还是人数，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军人必然是共产党政权内部的强势群体；而各解放区地方工作干部、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则是党内的弱势群体。由于毛泽东鼎力支持，建国后的中央高层权力格局其实是刘少奇等党内弱势群体占据优势，由前述弱势群体组成的“南下干部”多数也是新解放地区的方面大员，这一批人在当地由于人数少、级别高，多数需要依赖上级的组织力量支持，后来被指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多数是这样一批人，例如湖北的王任重、湖南张平化、广东的陶铸、赵紫阳等。

“老军头”在新中国政治中间没有多少发言权，实际上是边缘化了。这样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明显与党内力量对比不符，所以缺乏稳定性，常常受到强势群体的质疑，1953年高饶反党集团和1959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产生的基础，就是党内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服气，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两次危机才得以渡过。文革期间中央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确实导致中央高层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功能上是完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未竟事业，新形成的权力格局大体上与党内的力量对比趋于一致。

毛泽东对党内弱势群体的鼎力支持，是党内政治平衡的关键筹码。文革期间毛泽东撤回了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弱势群体的支持，结果党内竞争自动失去了平衡，由此引发党内强势群体驱逐弱势群体的竞争，这一竞争是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矛盾的体现，号称文革期间第一、第二大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和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党内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竞争引发的。

文革的早期动荡形势稳定之后，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之前，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般而言，革命委员会内部实际权力都是掌握在军队干部的手里，从前的党内弱势群体很顺利地被边缘化了，权力分配格局与党内力量对比归于一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内部，参加者还有造反派和前党政官员，在后文革的叙述中间，政治整合和象征符号的对应关系是：林彪代表是的军内当权派势力，四人帮代表的是造反派（群众代表）势力，刘邓是作为前党政官员群体的符号代表。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几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是分野很鲜明的，而且取舍之间的制约条件也是相对明确的。

在这三个群体中间，造反派实际上是一种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的民间力量，其得以在特定时期存在，全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支持。军队干部群体是共产党内的强势群体，一般而言总是认为自己掌权最合理，但实际上军队干部群体在管理国家问题上最为简单粗暴，换而言之，是最积极的“降低管理成本”的追求者，比以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权派更甚。而在文革的特定时期，前党政系统当权派回归到党内弱势群体的位置上。

二、强势群体掌权追求低成本管理带来的“简单粗暴”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军队干部逐步表现出要极端降低管理成本的态势，主要的方式是要在权力结构中间换上习惯于“令行禁止”的本系统人马，对于“不听话”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制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组织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

同时，军队干部还系统制造很多秘密的专案，去清查刘邓系统干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许多干部也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在军队干部的政治整合运动中间，先是清算了造反派势力，后是翦除前党政系统官员。在翦除党政官员的过程中，引发了文革期间官僚精英群体内部最大的政治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军队干部和党政系统干部矛盾和政治竞争的爆发。“军、干、群”三结合只剩下了“军”。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借着“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程序争执，严厉批评了军队干部的嚣张跋扈，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各地整人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往往被强行指控为“林彪死党”而下台，例如湖北的刘丰、河南的王新、四川的梁兴初等人。在1973年初，实现“权归政、兵归营”，要求“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接着在1973年底进行十大军区对调，目的都是为了终止军队干部主导党政权力的局面。

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大力批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不愿意悉心作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单纯注重军事，轻视根据地建设。这些其实多半都是老军头的问题，因此在延安整风实质上是确立干部遴选的“政治挂帅”标准，建国后也是以“非军事干部”作为接管政权的主要依靠。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认为没有军功的干部，“坐天下”的意识少些，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多些，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坚决支持党内弱势群体掌权的原因所在。在文革期间，军队掌权时间不长，但是带来的消极作用很大，许多今天人们控诉的“迫害事件”，大多发生在军队干部掌权期间。

一般性的结论是，军队干部作为管理者，强行把复杂的社会事务，按照简单的军内规则“令行禁止”来管理，在追求管理低成本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由此打击了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人。这一段经历恰恰证明了毛泽东解放后选择的正确性。

三、重新厘定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停止军队干政

在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终结之后，填补空白的要么是造反派（当时所谓的“新生力量”），要么是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造反派没有完成政治上的整合，组织程度很低，本身还不能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主导中国的政局，这一点是毛泽东素所深知的。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中间得到很广泛的共鸣，实际上这是造反派从当初自称要当“革命者不怕把牢底坐穿”（亦即宣称愿意承担政治竞争的组织和管理成本），退回到普通公民的地位上。――由于造反派对于承担政治竞争成本有着巨大的怨言，并希望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把政治竞争的成本下降为零，因此造反派在根本上就抛弃了先锋党选择，在政治竞争的成本面前忘却了从前的政治竞争意志。

以文革的经验看，先锋党仅仅是在“哀兵奋起”的时代，才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因为此时已经活不下去了，造反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为零。由于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面的缺陷，造反派不可能成为独立掌权或者作为权力中心来起作用。

从文革造反派的政治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所达到的高度看，实际上无法实现通过“换班子”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而只能作为政治平衡力量运用。这也许是毛泽东认为一、两次或者三、四次文革解决不了问题，而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大乱达到大治”之原因。

关于“大乱达到大治”周期的间隔，毛泽东曾经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后一个周期恰恰一个人的工作生命周期长度。考虑到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民间基本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激发政治竞争意志和政治意识，需要一种“非正常的造反运动”，那么文革这样的大民主模式和三十年左右的周期，就很好理解了，那就是要在“大民主”的造反运动中间去产生政治意识、同时把形成的政治平衡力量充分运用到一个人的工作周期终止之时，以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文革之所以需要，在毛泽东看来，一是由于群众无法在通常状态下产生政治竞争意志和意识，因此需要一个特殊的大民主运动过程；二是政治平衡力量无法通过程序选举等方式来产生。——如果这两条不成立的话，文革付出巨大成本就是错误的。

在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的同时，就是所谓的“解放老干部”，让他们出来主政。这一“解放老干部”过程的政治内涵，被1980年代之后的舆论宣传弄得加倍混乱，说成是在周恩来和四人帮的斗争中，周恩来成功地保护了老干部并帮助他们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把周恩来推上老干部势力的政治代表地位。

很难想像，周能够在与毛泽东的角逐中做到这么多的事情；而且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是，“老干部解放”的政治前提——终结军队干政——是周恩来所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常识性错误源于老干部群体与毛泽东的对立，这些人在感情不再愿意承认毛泽东了，因为他们感到文革中间“吃了毛泽东的亏”，因此他们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一个“恩主”来作为政治代表拥戴。——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他们后来描述的那个样子，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在周之外找不到另外的人来满足这一政治需要：在与毛泽东本人划清界线同时，又要表明后来的政权是前面一个政权的自然延续。

在军队干部短期掌权期间（从革命委员会成立到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经十分严重了，毛泽东为此终结了军队干政。与此相关，由于毛泽东排除了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造反派又不可能独立掌权，那么必然就是老干部们逐步复出；因此在党政干部群体中间有着部分代表意义的邓小平出来工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探讨邓小平复出时写的检讨，其真实态度是否诚恳是没有价值的；毛泽东是否相信他“永不翻案”的保证，也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后来被主流精英着意渲染的毛泽东要邓小平“为文革作结论”的事情，对照1970年代的政治格局以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明显是一种缺乏政治常识的说法——毛既然冒着与老干部翻脸甚至“跌得粉碎”的风险去发动群众大民主运动，到了1975年毛泽东反而在乎邓小平个人如何评价文革了，那不是笑话奇谈么？

其实，毛泽东如果想要不否定文革的话，他不需要作什么设计，继续让军队干部掌权就行了。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是没有能力让军队干部交出党政权力退出地方政权的，那样邓小平将永无出头之日；唯一有能力让军队干部交出党政权力退出地方政权的只有毛泽东本人。如果毛泽东在世时，军队干部不退出地方政权，那么到毛泽东去世后，很显然就不再有人能让他们退出地方政权了。——这意味着军队干部将会一直掌权到1990年代苏东剧变的时节，那么中国的变化就难以想象了。根据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经验，军队干部掌权的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有限的几年掌权时间内，所制造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像1990年代的中国还有多少可能避免苏联覆辙。

这一结果大概是毛泽东最优先需要避免的，毛泽东“两害相权取其轻”，终止了军队干部继续掌权的局面，因此邓小平复出才有必然性，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偏爱他（什么“邓是毛的人”、“井冈山时期就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毫无政治价值），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只有邓小平这一派人掌权的可能性最大，而消极后果相对小一些，所以邓就成为毛泽东的不二选择。可惜邓小平自己似乎不知道这一必然的政治态势，复出工作后就拼命去争取一个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政治平衡作为沉重代价。

四、邓小平的政治算盘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允真和赵紫阳私下谈话（要他们下去发起“批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1973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1975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许多人说这是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和后来的邓小平前赴后继想要通过整造反派来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拥戴，结果彻底摧毁了这个对干部腐化有着重大制约力量的群体。通过否定文革和整造反派，来建立政治代表性的“政治艺术”，一点也不神秘，林立果班子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叙述过了。

综合后来的演变态势看，毛泽东要求邓小平对文革有一个态度，唯一的意义在于造反派虽然未能完成政治整合，无法独立掌握政权，但已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平衡和牵制力量，对于减缓干部队伍的腐化和堕落是有着巨大作用，而且舍此之外并无其它替代力量。显然，无论是什么人掌权，都面临着一个“治国如何治吏”的问题，防止干部队伍腐化，客观上需要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就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现状看来，在精英阶层之外很难有平衡力量的整合和成长；但是在中国，因为文革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特殊案例，而且是在毛泽东本人的竭力支持之下，在造反运动和当权派的对立中，造反派才得以成长起来并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能够部分制约精英们的走极端趋向。虽然造反派达不到先锋党那样的自觉程度，也未能达到独立掌权的组织程度，但是已经成为政治上强有力的牵制力量，可以作为政治上“掺沙子”的力量来策略性地运用。

邓小平如果具备起码的政治家胸怀，就应该继承这样一股来之不易的政治遗产，用来帮助监督和威慑当权派的腐化和堕落，继续进行“掺沙子”政策，以遏制权力天然的腐败趋势。

非常不幸，邓小平最强烈的愿望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为达到此目的而不顾一切。他看得见的“终南捷径”就是通过“死整造反派”去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拥戴，结果造反派骨干最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篡党夺权”等罪名送进了监狱，现实政治上就失去了平衡力量。——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溯及既往”的明确规定，这一枉法审判的政治内涵就是“得罪当权派绝对不容许有好下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造成今天“无官不贪”的严重局面，以至于民间盛传前总书记说过这样的话：“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

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间，在当权派限于内讧和分裂的虚弱状态时，毛泽东亲手制止各地当权派为造反派“补台”，这样就造成了1976年可以通过简便的抓四人帮方式来实现“和平过渡”。如果按照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期的代表分布状态来划分权力格局，那么造反派势力将占据各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常委数量，这样北京简单抓捕四人帮就不可能了。这意味着实现同样的政治变化就需要来一次全国性的大变局，除非是调用军队，否则就无法实现，而调用军队即便成功，新成立的政权就不可能再继续宣称是“前政权的一个自然延续和继承人”了。——这大概是毛泽东竭力要避免的后果，所以邓小平后来的“复出”及复出方式，还都是在毛泽东临终前刻意安排的政治格局中活动的。

毛泽东临终前再一次打倒邓小平，虽然毛明知邓“改也难”，但是仍然保留他的党籍，千方百计为他“顺利复出”留下余地。由于毛泽东知道造反派不可能掌权，因此邓小平在毛去世后掌权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终结军队干政上。毛泽东最后一次打倒他，实际上是与邓小平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告诉人民“这个人不是我要的”，此后邓小平上台虽然是形势使然，但是随后的中国社会变局也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通过在临终前再一次打倒邓小平，但却又不开除他的党籍这样一种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场，也仅此而已。此后邓小平的掌权和掌权后的辗转腾挪，基本上都落在毛泽东的算中。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也在整造反派问题上寻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结果对邓小平造成了一个竞争的态势，这也许是迫使邓小平比华更下狠手去整造反派的依据之一。在宪法上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通过审判让造反派头头统统进牢房，这使得中国的政治格局完全失去了平衡力量。邓小平后来说的“十个如果”云云，也许有那么一点真心，但由于中国政治场域中间失去了制约力量，他确实对扭转干部队伍的腐化趋势无能为力了。

和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官僚精英群体更愿意认同的政治代表。虽然华国锋主持粉碎四人帮，相关老同志也承诺了支持他的诺言，但关键在于华国锋不能在全面否定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竞争力有限。在三中全会后举行的“四千人大会”上，一些干部就开始私下议论过，说当时的政治态势是“毛泽东的旗子，刘少奇的路子，华国锋的牌子，邓小平的法子。”

五、邓小平推进“非毛化事业”给自己造成的政治困局

根据华国锋后来跟身边的人讲，他从来没有肯定过“两个凡是”，也从未为此在中央作过检讨。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文章作者的偶然说法，中央并不存在什么“凡是派”，邓小平抓住这个东西开始做一篇大文章，发起所谓的“真理讨论”，结果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表态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可言，而是通过“相对民主”的方式，公开征求意见，整合了官僚精英群体中间“非毛化”意志。在此之后才有了1980年的“六.二七决议”。这是一个实践优先的主题，本质上是宣示了“原有的马列毛理论”不再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需要，在必须继承毛泽东时代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就无法马上引进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来简单地加以应用，所以短期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肯定“实践优先”。

邓小平掌权的时候，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虽然经过时间的自然淘汰，老军头们多半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残存的力量仍然不是邓小平能够主导的。所以，邓小平只能自己“退在幕后”，以退为进，要求其它人也同时“退休”，一起进入顾问委员会。假如他自己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人物处在前台，将很难完成“改革开放”这一事业。正是因为这个力量对比上的牵制关系，邓小平毕生未能作为名实相符的政治核心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舍此之外，邓小平为了边缘化自己无法主导的强势群体，就提出“年轻化和知识化”作为换班子的依据，这两个条件恰好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人无法同时具备的。于是，新进者成为党内多数，这有利于主导权的转手。这一过程配合以给老干部“提级、加薪、给待遇”的赎买政策，老干部们在放弃权力和地位的同时，得到了数倍于从前的经济利益。这一政治平衡政策带来了国家财政的空前紧张，并成为国企改革的决定性出发点。

通过这样数管齐下，邓小平基本上掌握住了政权，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同盟了，由此开始了所谓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时代，虽然他在名义上从未担任过最高政治职务，而且他本人也恰恰与毛泽东那一代人是同代人，不过稍微年青一些而已。他掌权时期的政治格局是：在根据政治竞争需要迅速膨胀起来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对面，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在经过各种方式完成政治整合的过程中间，财政困境已经产生而且不可避免。——邓小平就是在这两大约束条件下开始他的“改革开放”时代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是先改善生产条件后改善消费水平，而在邓小平的政治调整过程中，自然地转化为先改善消费水平后改善生产条件。——中国本来就有限的资源中，流入技术进步创新行业的资源越来越少。特别是财政困境带来一个恶果是把国企作为提款机使用，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面积衰败；而经济进步则要在已有的积累之外去“白手起家”地艰难成长，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潜在经济剩余损失。这意味着新中国工业化时期所积累的资产和人力资源未能在后来的经济进步中间发挥着成长点的作用；相反，最有价值的人力物力资源却随着国企衰败而被浪费掉了。

随着国企衰败和资产报废，工业化时期第一代参加工作的职员大多都进入退休年龄，其退休养老费用当然就失去了依托。在原有的生产性资产报废之后，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来负担这一批人养老。——今天，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所存在的巨额亏空，有人估计高达26000亿元之巨，这已经成为今天政府财政的一个重大负担。这是与邓小平时代早期的“好日子”和“成就”所直接对应并互为因果的困难。

在1980代，国企的生产资源分配多数依赖计划性的物资渠道，新生的所谓“民营企业”实际上没有生存条件，从技术人员储备、生产设备存量和原材料来源上都是如此，但是邓小平的“双轨制”模式开了一个方便之门。这些新生的所谓“民营企业”的一切生产资源都依赖既有的国企资源，所以报纸上鼓励一切国企人力物力资源的非正常流出方式，例如“星期六工程师”等等。——双轨制开辟了“批条子”权力的直接市场化渠道。

在非毛化舆论进行的同时，开始了以“双轨制”为主要特征的权力蜕变过程，这两者共同损害了共产党掌权的合法性。为了邓小平时期的政治需要，开始以矮化毛泽东时代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重大决策”都说成是错误的，以此在反面去证明以刘邓为代表的“管理执行”是对的。“毛氏决策错误论”在根本上直接否定了新中国所必须面对的建设目标、资源动员方式乃至建设成就，这样的“非毛化”舆论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全部合法性，结果在逻辑上就直接论证了“西方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同时，权力的蜕变过程，也在反面导致人们的严重不满，当时崔建的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大学生中间曾经激起了广泛的共鸣，人们都同意那些“拿权力与金钱进行交易”的官僚精英群体，不能再自居为中国革命的合法继承人。由于邓小平主导的“非毛化”舆论和现实中间权力异化，彻底破坏了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传统根基，这些重大变化都与邓小平的政治选择（即所谓“重大事情上由小平同志来掌舵”）具有因果关系。

1989年的事态发展使得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上台后使用一切手段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同盟，其脆弱性全部暴露出来了。当时很有可能在法定程序上废黜邓——这是邓小平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候。这一事实表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早期完成的政治整合是很潦草的，也是经不起重大事件考验的。据后来传出来的信息，邓小平当时基本上是其它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推荐什么人接班就是什么人，江泽民就是陈云和李先念共同推出的，邓小平当时表示完全同意，还在公开讲话中间说过“第三代领导核心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1989年的北京开枪事件不仅使得邓小平处于政治上的困难境地，而且也使得邓小平产生了一个必须快速进行“政治上善后”的迫切需要。他必须洗脱自己作为开枪事件决策人的不利政治后果，这使得他成为“民主和私有化主张”的对立面，勾画了自己作为“西化道路反对者”面貌。这给邓小平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定位困境，他本来是“非毛化”事业的组织者，现在又作为一个“西化的反对者”存在，如果他不能对历史作出适当的交待，将仅仅作为一个“权术家、自私者”进入历史。1990年江泽民上台之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更加刺激了邓小平，他迫切需要在残年中间重新为自己作出历史定位。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本质上是邓小平走出1989年的政治虚弱状态，重新与杨家兄弟取得一致，取得军队的部分支持，搞一把“枪指挥党”。“南巡讲话”是邓小平在政治上要重新确立自己作为“改革开放事业保护人”这一角色的最后努力，表现出自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一条道路”而奋斗的斗士形象。1992年后，各个政权机构，特别是公检法和军队，都出来说要为“改革开放事业保驾护航”，这一次邓小平表现了一个这样的意思：“国家政权到底是在谁控制之下，你们要想清楚。”据说陈云在上海讲话表示拥护邓，于是江泽民迅速进入了大转弯轨道。

但是，邓在逻辑上的困难还是存在。既然他在1992年说的是1989年学生们没有明确说出的内容，既然邓与学生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制度诉求高度一致，那么他为什么非要选择“开枪”这样的极端手法来处置呢？他在1989年之后的短期内，策略叙述是他作为“传统社会主义事业保护人”来定位，报章根据他的讲话大反“和平演变”和抨击国外“大气候”；然而1992年他自己在南巡讲话中间又再一次亲自来反对这一解释。

邓小平不愿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一条政治上的捷径，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结果他到死都没有找到。——他总是被他自己前面的“聪明”选择搞得焦头烂额。当然，在经济上他的子女们有很大的斩获，香港有杂志动不动就把邓家选为“世界十大富豪”什么的，其实也未必捞了那么多。邓作为政治人物，自诩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做富家翁”肯定不是他所追求的政治定位。

六、一个小结

行文至此，邓小平后半生的政治生涯的要点已经具备了，现在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回顾。毛泽东原先指望邓小平能够团结三个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国的政治权力：一是前党政官员群体，二是把文革产生的造反派作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来，三是把毛泽东已经边缘化的老军头们应付好。这样的一个政权，其运作结果肯定是不大会背弃中国革命的底层意志，不会完全丧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干部的腐化和堕落肯定是会有的，但是速度将会非常缓慢。

但是，邓小平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地位，于是以牺牲造反派为代价；在这一过程终结之时，他又发现老军头们完全无法合作，必须彻底边缘化；最后，他发现新的干部队伍根本就把握不住。邓小平总是指望一个很舒服的掌权方式，但是他毕生被自己弄得手忙脚乱，他为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总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是代价付出之后他又总是发现了更大困难和问题，向强势群体让步或者赎买都没有实现他的目标。

最后，他也象毛泽东那样，发现自己必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个注脚；可是他还发觉，就是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南巡讲话之后，他要求宋平、姚依林退休，要求朱镕基进常委，在表面上是完成自己的定位问题，但是他似乎注定走不出“非毛化”和八九年事件的阴影。

朱镕基掌权之后，比苏联的叶利钦更加激进，叶利钦尚不敢对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利益下手，即便俄罗斯的财政赤字一度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俄罗斯也仍然背负着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措施，朱镕基为了人为地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强行进行医疗、教育的市场化过程。在朱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西方人士原本期许他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搞垮。虽然共产党还是没有垮台，但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矛盾却因此更上层楼了，出现了孙立平所称的“断裂社会”。这个现实已呈现出威胁社会政治安定的趋向，这已经成为“胡温新政”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优先问题。从邓小平开始到朱镕基，中国在权力和资源分配都是向强势群体倾斜的，但是希图以此在政治上寻找新的支撑点的努力则失败了，这些政策后果则成为后任掌权者的负担和严重困难。

毛泽东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对政府和官员的不满”成为精英阶层动员民众舆论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据。邓小平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则充分利用并释放了毛泽东时代官僚精英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怨气，邓小平及其后任为了自己当权的政治需要，竭尽全力释放了这种不满。苏东剧变的民间舆论基础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群体积累起来的基层社会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怨气；但是在中国，这一部分政治资源已经被邓小平利用完了，相反1990年代中国民间还产生了“毛泽东热”，这是对新的精英阶层施加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剥夺的正当反应，特别是对朱镕基实施的政策剥夺后果的回应。前不久重庆特钢工人的示威运动也是在街上悬挂“毛主席标准像”作为政治象征符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对民众利益和福利的那些保护措施，都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今天业已成为底层民众的追求目标和怀念对象。

中国确实有人希望来一个彻底的“变天”（类似于苏联解体前的“国有资产的瓜分集团”，在中国则是“买办、贪官和奸商”集团），苏联的国家解体和共产党非法，曾经使得苏联的强势群体“国有资产的瓜分集团”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下降为零——因为合格的“债权人”被他们消灭了。

中国“瓜分集团”也是新形成的强势群体，他们在瓜分行为接近完成时（1990年代后期），引导了中国主流话语热点的转换，热点问题迅速从经济学领域转移到政治学领域，这个新形成的中国强势群体的代言人们，明确表示了迫切希望通过“政治市场化”以和平地接管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愿望，他们唯一的“群众基础”可能是近些年来通过大学扩招而批量生产的“小右派”（实际上是被新的强势群体“买办、贪官、奸商”集团阻断“上升阶梯”的候补精英群体）。

但是，由于失去了苏联东欧国家同类曾经拥有的那一份政治资源，中国这个新的强势群体不可能赢得底层民众舆论的支持和认同。——这一区别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饶有兴味的政治研究课题，邓小平消耗殆尽的政治资源（即“底层民众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不满”），中国新的精英集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一点是否预示着中国有着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未来呢？是否会出现让美国失望的演变方向呢？目前还看不清楚，这显然是考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重大课题。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初中生

为什么中国需要的是“工农联盟”而不是“精英专政”
――草庵居士《中国不亡，天理难容》文章的读后感

作者：老田

草庵居士的文章《中国不亡，天理难容》，以前贴在关天茶舍的时候，就已经拜读过了，这次又被人转贴到世纪沙龙，我就又读了一遍。感慨还是此前的旧感慨，不过这次打算把读后感写出来。

草庵居士的文章读过许多篇，凭着印象记得这个人是做投资银行业务的，好像曾经要把天津碳黑厂包装到美国去上市，结果没有搞成，这一票没有捞着，很有些意见。不过这个人似乎比国内的精英们要坦诚一些，他说这样搞的结果确实是对中国不利的，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鼓吹“双赢”来欺骗国人。

草庵居士在《中国不亡，天理难容》一文中间，列举了上到国家总理、下到银行的处长们的表现，还大量地列举各种数据说中国的问题如何严重，最后他的结论是由中国现有的这帮子精英来控制中国的结果只能是最后走向灭亡。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引用旧中国老一辈精英的著名代表胡适的结论，他最终是在解放前找到了他的知音。

从胡适到草庵居士这些人，都不是拥护毛泽东的，甚至在基本理念上还截然对立，但是在最后却走向了与毛泽东共同的结论：只要是中国由那些自以为还不错的精英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控制，结局将是极为悲惨的。只不过其区别在于：胡适和草庵居士这些人认为，中国不可能离开精英们的掌握，所以只有一个走向灭亡的后果；而毛泽东一贯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精英阶层之外，毛泽东更注重平民阶层的作用，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精英们基本上一文不值，而且认为中国只能是由工农联盟来作为政治基础，为了避免中国落入精英们的控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舍此之外中国肯定没有出路。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与马克思非常不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毛泽东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出发，认定中国的精英阶层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一致，只有工人农民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一致，所以必须搞无产阶级专政和依托工农联盟。

许多人指望中国能够通过“走西方的道路”来实行西方那样的富裕发达，借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政治经济困局。但是毛泽东非常坚定地粉碎了这个白日梦，毛泽东说只要中国是资产阶级上台，就必定是法西斯上台；毛泽东的这个认识与沃勒斯坦很一致，后者认为比较规范的资本主义只能出现在中心国家，外围国家里的资本主义一定是伴随着“超经济强制”。许多人，包括草庵居士，都喜欢那种很规范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个制度肯定精英们的优势地位和剩余索取权，在意识形态上叙述历史只能是由精英们创造，精英们有资格垄断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权力和大部分剩余，非此就没有“效率”和“进步”。

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中苏论战期间，中国的农民也被教会了如何看待中国的精英阶层了，前几年湖北罗田县的农民还对人说：“现在有些人跟蒋介石差不多，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们在面对国外的垄断资本的时候，他们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第一位的冲动和选择是屈膝投降，不可能保持起码的竞争意志；在面对国内民众的时候，精英们就具有了优势，他们总是倾向于“不妥协”地镇压或者漠视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而且为了建立并维持精英们的优势，最后精英们发现不得不垄断一切权力并坚决拒绝与民众分享，非此就无法保有自己的优势地位。

按照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中国的精英们最后总是发现他们与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而与国内民众的矛盾倒是“对抗性矛盾”，蒋介石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当；亡于共产党，我亡国奴也当不成了。”这个认识堪与慈禧太后对照，慈禧太后下诏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欣”、“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对立面总是相生相成的，在认识上尤其可以相互关照。

中国的官学两界，让草庵居士如此失望，也曾经让胡适绝望，但是这个认识并不仅仅由他们所垄断。文革前毛泽东就对这两拨人极端不满了，认为他们必然要背弃多数人的利益，背弃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手段。草庵居士不见得很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最终不得不回归毛泽东对这些人的整体判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老田个人认为，中国的知识精英以及由他们递补而成的官僚精英群体，他们的阶级本能是等同于德国历史上的容克地主和美国的奴隶主阶级，他们与海外垄断资本的共同利益多于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他们的立场和选择都是从属于这个阶级本能的，只要是放任他们掌握话语权和政权，结果必然是过去胡适和今天草庵居士所预言的结果。按照萨米尔-阿明的说法：“作为依附性的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工具，小资产阶级成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传送带，从而取代了大庄园买办资产阶级，后者是前一时期依附性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具。”

这样一来，似乎就剩下这样一个问题：精英们的短视和无能仅仅是技术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是技术性的不足，似乎还可能找到“好人政府”或者“好制度政府”；如果是像毛泽东所言那样，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一个结构性特征，那就只能是指望无产阶级专政了。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各类精英反复登场，表演得非常充分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例外，至少过去的胡适、毛泽东和今天身处美国的草庵居士，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这特别值得那些仍然对中国走精英主义道路持有期待的人们去深入思考。

二○○五年七月七日

初中生

读钟庆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

老田

一个工科博士来写一本经济学书籍，而且是以最通俗的比喻为核心线索来展开叙述，这件事本身有些奇特，值得为之一评。

在经过早期工业革命和19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们不仅有了高效率的工作机械，而且有了高效率的动力机械，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急剧提高。在技术的帮助下，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和追逐利益的空间也迅速突破中世纪的狭隘地域，迅速达到全球规模。在竞争中间，人们走出了小农的单干模式，在资本的主导下、通过市场“购买”人力物力去组织生产性企业，在企业力量不足的地方还总是引入国家政权的作用，竞争性企业在技术装备和政权的帮助下，对利益的攫取也因此达到全球规模。

在这个悠关一切重要事项的发展历程中间，人们能够开采多少矿产、建立多少工厂、开动多少机器成为压倒一切的决定因素，这些由人们发明的机械力量所扩张的人们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这被马克思命名为“生产力”），开始有了决定人们命运的作用，甚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或者安全的决定性力量。人们开发资源的能力――获得最终产品的多少，这不仅事关人们的福利水平，在竞争条件下还悠关人们的安全和生存，后者是经过鸦片战争的中国人特别有体会的。

以借助机械力量为基础的生产力成长过程，要么命名为“工业化”，要么按照机器大规模利用引发的广泛社会变迁命名为“现代化”，最终给人们提出一个在农业时代永远不需要思考的问题――怎样制造并使用更多的机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一样，在这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人们终究不能自己在家里后院解决一切问题，机器的制造和供应乃至形成机器制造能力，往往被假定为唯一的道路：通过积累适当的购买力在市场上去购买，甚至被进一步推论为必须在积累剩余的基础上才能够推动机器制造。换言之，双方都肯定通过节约以货币形式的剩余来增加机器。由于技术进步的不断继续，所要求的机器数量和质量都在增加，这个生产力所表现的货币数量越来越多，工业化如果从农业社会开始，则其实现工业化的跨度随时间逐步加大，积累规模要求也逐次放大。生产力――机器能力――体现在货币积累的数量上，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而逐次放大，这个过程需要一种主导力量来主导积累过程的长期顺利进行。在马克思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里，都锁定了私人资本家群体。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这一假定或者隐含的条件并不成立。——国家政权与资本家群体相比，能够更快地实现资本积累和机器制造能力提升。

在如何制造机器并促使机器增加的问题上，钟庆博士明显具有更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偏执。知道要制造机器就得需要什么样的成本，国民为此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何种努力，这一点恰恰是那些充满意识形态偏执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甚至马克思本人在那篇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面也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大量列举了生产力提高过程中间的繁荣现象，并按照当时欧洲经验的局限解释为资本家群体的功劳，并且把资本家相对小农和封建主的积累主导地位绝对化，把欧洲历史进程中间的一个个别现象说成是历史必然，本质上是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资本积累所形成的生产力与以资本家群体为载体的生产关系范畴相混淆。

当然，马克思在当时也仅仅是一个逻辑错误，但是这个逻辑错误在现实和历史经验中间并没有出现，而是与欧洲历史上资本家的作用高度吻合；但是在经历过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之后，继续坚持资本家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唯一主导者，或者是最好的主导者，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逻辑错误，而是极端荒谬的历史歪曲了。

在新的历史经验之下，继续宣扬马克思早期的认识局限，按照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实际上是为强势群体瓜分国企积累资产服务的，在逻辑错误之外，这种宣说更多的是背弃多数人利益的反动性。这一理论歪曲，按“郎顾公案”中间暴露的利益交换关系看，是体现着“商学勾结”的现实：以话语权为盗窃国有资产服务。

由于钟庆博士住在国外，没有资本家去收买他，也没有拿到多少论证会的出场费，跟国内的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相比，就超越了“商学勾结”的利益纠缠而显得客观公正。中国古训说“公生明、廉生威”，所以一个人能够脱离意识形态偏执或者长期局限于意识形态偏执，都不是偶然的，只能是利益和私心作用的结果。

老田认为，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成长过程中间，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成绩是最突出的，说到底是经济学肯定了资本积累与更多机器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也肯定了更多机器与资源开发利用数量之间存在的对应比例关系；与此同时，个人辛勤劳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地位下降。由此经济学理论给出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性正确认识，特别是这一认识实际上概括了机器应用对资源开发利用中间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从而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不可超越的规律性地位，把握住了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经济学理论能够比其他社会科学门类更少受制于人们的主观信念影响，在社会科学中间具有一种“帝国主义”那样的统帅地位。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在欧洲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上，资本家群体与小农和封建主相比，是唯一具有积累资本冲动的人群，这个技术进步和机器增加的浪潮是在他们的主导下完成的，这是马克思和他的对立面所共有的历史经验。但正如我们所知，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很多人今天仍然坚持欧洲的经验并把它绝对化就完全错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和其他的领导人都愿意坚持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在经过政权与资本的两次重大博弈过程（“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之后，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资本家群体认识更加深刻了，这些资本家由于积累条件差，没有海内外的竞争优势，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在资本运营上常常是以短期利益为主，放弃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甚至他们追求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还直接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相对立，因此共产党不得不放弃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改而进行“三大改造”，由国家政权替代私人资本起主导作用。

在小钟的书中，我们发现，不仅是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就是在先发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积累资本、推进生产力的过程，也不是私人资本单独主导的结果，而是有着国家政权的强烈介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超越主导的“落后”阶级意志，把本土工业化的整体目标强行列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结果。并且，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强大的工业企业实际上至今也仍然是处于亏损状态。

以此而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推进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产业资本，常常无法在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购买力以顺利维持再生产过程，需要各种形式的“非市场手段”转移一定数量的资源来进行“补贴”（包括政府和金融系统的鼎力帮助），产业资本的生产循环才得以维持下去。这一重要的经验性认识，确属发前人之未见。

我们以前对此有比较清晰认识的仅仅局限于欧美日诸国的农业，知道农业这一弱势产业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中无法获取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长期依赖各国政府财政的输血政策。从日本经验看来，发达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攸关生产力发展和技术成长的重工业，也一样是“弱势产业”，一样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补贴政策才得以维持的。

这样一来，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夕阳工业”转移浪潮，也要重新进行认识。这一夕阳产业的转移过程，本质上是把中心国家市场竞争中间无法获取足够生存资源的竞争性工业，转移到外围地区来，在降低企业经营的“工资成本”条件下获得生存机会。基本上可以认定，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所有的竞争性生产行业（包括农业和工业），都是难于在市场竞争中间获取足够资源的。

看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市场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信念乃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便是主流经济学高度肯定的欧美日那样的“好市场经济”下，也导致工业、农业这样的生产性行业缺乏足够的资源获取能力，假如没有其他非市场力量进行逆向调节的话，必然导致欧美日工农业多数的整体破产。

这个事实和结论，实属振耳发聩，我们不得不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机制进行重新思考，看来只能结合布罗代尔关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结论来加以理解。布氏认为，经济社会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底层是物质生活，中间层是市场经济（联系买方和卖方），上层是资本主义。上层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利用各种垄断权力在市场上去攫取剩余，资本主义本身是排斥竞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两回事。由此看来，在市场经济中间，凡属丧失垄断地位和定价权的产业，必定要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以至于无法获取足够生存资源。因此，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间，逆市场规则行事就显然具有必然性，否则将意味着攸关中国国运的重要产业要么是无法成长起来，要么是在市场经济中间失去生存能力，这一结论恰为解放前和改革后的经济现实所证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在布罗代尔的认识基础上稍作推演：一个市场联系着卖方和买方，购买力的付出和收入是相等的，获取购买力对个人和企业都意味着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对于生产者而言，购买力获取与产品和产业重要程度无关，而仅仅与“竞争力”相关，竞争力通常只与行业的权力地位一致，通常情况下农业和工业（只是除了英特尔这样的垄断企业之外）都是权力不足的弱势产业，相反房地产、金融业是强势产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一个国家重要产业的生存能力，如果不通过计划经济分配更大份额资源的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必须容许其长期亏损并由金融系统动用居民存款或者政府财政进行补贴。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农业已经全盘补贴化了，而竞争性的工业行业作为所谓的“夕阳产业”则由于在欧美日市场难于生存被转移到外围地区，而保留在中心国家的技术密集产业，其生存也仍然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市场相对完善、技术积累很多的欧美日，这些攸关技术力提升的重要产业，其“竞争力”或者”攫取剩余的权力“也是不足的。

由此可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产权结构决定效率的理论，解决产权问题就能提高效率的说教，如果不是无知，就肯定是别有用心了。以日本为鉴，即便是把中国的企业改革继续下去，达到日本那样的产权结构和效率，也一样是摧毁民族生机的过程！

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必须重新设计。

技术进步或者技术力的提升，有着根本的限制条件，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了：除非通过非市场手段转移资源（或者购买力）给重要产业，否则技术力的提升就无法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未来都是没有希望的。由于技术力提升过程意味着以机械力去代替和扩充人的劳动，因此每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都意味着大量新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意味着技术力的存量上升，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就相应延长了，要达到既定技术水平就要求更多的积累投入。——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过程涵盖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全部内容，并包含部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内容，因此新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受制于中国有限的剩余生产水平，积累投入过程长达二十余年，并且还没有最后完成。这个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超越了许多人对技术力提升过程中间消费压缩的忍耐限度，另一方面“长时间段”就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以至于失去了稳定的预期。

由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就得到了一个颠倒是非的理论空间：通过迎合人们的短期利益感受以推销他们的“轻薄为文”。——钟庆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在阶级本能上的差别。在作者进行深度经济分析过程中间，人们在作者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得出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结论”，从而也给人们以重要提示：中国要实现技术力提升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条件？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政治上“依靠谁”的问题。

初中生

关于“文革抄家”一事需要澄清的地方
　　
数学

2010-04-06 21:19:05
　　
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期间的抄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行为；而且，也不是毛泽东同意的行为。在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一系列指示中，从来没有指示过要抄家，而且在文革运动后期也没有抄家行为。
　　
此外，文革并不是要任意地抄任何人的家。比如一个人是苦出身，是贫下中农，也不是干部，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到要抄他的家。凡是有抄家的事情，抄家的对象不是高级知知识分子就是高级干部，而不是普通的人；因此，高知高干有恐惧感，普通人是没有恐惧感的。
　　
文革期间的“抄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搜查的意思，把整个家搜查一遍。搜查算不算侵犯人权？如果按美国的标准，只要经过一系列法律手续，有了搜查令就可以搜查。当然，在文革期间抄家的事情发生在政府瘫痪了的时候。
　　
文革期间的抄家具体是怎么个过程？权威的著作是季羡林的回忆录《牛棚杂忆》，我相信这部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在这个回忆录中，季羡林详细地记录了他被抄家的过程——造反派冲进他的家，让他交出钥匙，在楼下他收藏的字画中寻找，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只好将钥匙还给了他。而季羡林当时的反应是，等他们走后就立即报案，而报案的第二天，就有人来他家调查这件事情，还用照像机拍下许多照片。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说，当时的季羡林也认为这些抄家的人是违法行为，所以才有“报案”的概念。这也说明抄家不是政府行为。把不是政府行为的不好的事情，强加到毛泽东头上，做为攻击毛泽东的手段是不妥的。
　　
当然，会有人说：“如果毛泽东不搞文革，就不会有一群造反派来抄家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当然，这也算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后果，但是这仍然和毛泽东亲自下令抄家这件事情无关。就当时的政策来说，毛泽东是反对抄家的。而当时的“政策”在中国是一个什么位置？那时所有的红卫兵都会唱一首语录歌叫《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此“政策”就象现在的“法律”那样有效力。——因为政策被形容成“生命”，而法律被形容为“神圣”。但是，当时违反政策的事情经常出现，正如现在违反法律的事情也经常出现一样，那么现在违反法律的事情能不能归到现任领导人个人头上呢？如果不能，那么为什么当时违反政策的事情要归到毛个人头上呢？
　　
进一步说，可以合理地推断，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而是象前苏联或者北朝鲜那样的管理，那是不会有什么造反派冲进一个领导干部的家里抄家这样的事情的。唉，要是毛泽东不发动文革多好啊！也就是说，象前苏联或者北朝鲜那样的管理才叫“不犯晚年错误”？那样真的好吗？
　　
当然会有右派说：“不不不，毛泽东应当采取美国的那种制度，搞两党竞争，三权分立。”——那好吧，让我们看看现在泰国的情况，红衫军攻打总理府，这算不算一种美国政治情况下的“造反派”啊？红衫军还叫嚣“不让总理回家”！瞧，这多侵犯人权！人家总理的“回家权”都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就算实行了美国制度，乱子也是会出的，泰国就是一个榜样。
　　
哦，对了，我还没有说“南斯拉夫因为‘民主’才导致内战并彻底解体”了呢。
　　
还是来说抄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是从来没有搞过“抄家”这样的事情的，除非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做出了违反政策的事情。
　　
抄家，如果用摄象机摄下来，就是一群人冲进一个人的家中翻箱倒柜，寻找他们要找的东西，对吧？那么根据小岗村当年的带头人严俊昌的回忆录，他说，在改革开放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些村干部们开始了抄家，就是说冲进农民的家中，寻找一样东西——粮食。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部记录片或者故事片中看到一伙干部冲进一个村民家里搜查粮食，而且搜到后就运走，那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虽然这是当年小岗村的事实，却永远不会有纪录片或者故事片描述这个场景。改革后的抄家和文革时的抄家，其针对的对象不同，前者是抄农民家，后者是抄领导干部家。——但是后来党中央注意到了小岗村这种违反政策的现象，这是因为严俊昌本人就向党中央反映了这种情况。党中央后来及时纠正了，并在不久后取消了农业税。
　　
这些情况也说明，改革开放不等于冲进农民家里翻粮食。那么同理，虽然文革是“左”的错误，也不能够任意夸大到说“文革的政策就是抄家”。这一点是要说明白的。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虽然季羡林遇到了一群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但是季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造反派一幅字画也没有拿走。——但是这些字画在改革开放期间却被偷走了不少。当然，这也不能够怪罪到现任政府头上，也是少数小偷的违法行为。

初中生

我所经历的文革武斗

吴焱金

《二八声明》发表和武汉军区取缔工人总部　　
　 　
1967年2月7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十二家造反组织发布《紧急动员令》，称“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殊死决斗拉开了序幕（见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编印的文章汇编《伟大的七月革命万岁》）。

1967年2月8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见附录一），江城局势爆炸。

1967年2月9日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表《谁是分裂的制造者？》，批驳《二八声明》，反方声音日益激烈。

1967年2月18日《红旗报》第9期发表《工人总部的大方向全然没错》，再次为工人总部助威。

《二八声明》发表后，朱鸿霞走遍了武汉三镇，有一次在汉口印刷厂礼堂演说：“是不是《二八声明》出来后才有分歧呢？不是。《二八声明》中点了一个名，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说他们起到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见《纸上风雷》工总头头日记本05号）。

《二八声明》的发表是工总、二司、九一三错误估计形势的结果，这导致了造反派分裂。我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没有与工总头头发生过任何冲突和争执，只是和二司小将周孔信发生口角之争。是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提出：“工人总部头头变修了，砸烂工人总部！”。

工总、二司、九一三不去针对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却在《二八声明》中公开点名，把矛头直指工造总司，其目的非常明显，即他们不允许有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存在，如果工总、二司、九一三接受新派组织走联司、革司道路的主张，那么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就会自然消亡。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严格按中央的要求办事，并没有去想如果大家都走联司、革司的道路，工造总司这个全市性组织自己也无法存在，也会自然消亡。我怎么就成了托派？

面对《二八声明》的强大攻势，我并没有组织大的反击，我坚决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几十年后，仍有人怀疑我当时背后有后台，要我说清楚。有谁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吗？难道我们严格按中央要求，走按系统、按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道路错了吗？

旁观者（钢工总头头日记《纸上风雷》编辑繁星天）认为：《二八声明》看上去并不具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关键是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分化成了不能融合的两大阵营，特别是触动了军队领导人物的神经，才有了毛泽东亲临武汉坐镇解决两派冲突，才有了百万雄师和部队扣压中央文革人员，毛泽东夜半突围，酿成了“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共和国“兵变”。

1967年2月8日二八声明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当天，我赶到汉口洞庭街红旗大楼旁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阻止印好的《长江日报》流向社会。在我的强行阻挠下，有一辆满载当天《长江日报》的卡车始终没有开出报社。我当时的想法是《二八声明》是造反派的家丑，是造反派打内战的产物，传播出去对造反派不利。我到报社印刷厂进去了出不来，门口有军事院校后字248部队的解放军站岗，我在印刷厂内跟联厂印刷工人、工人总部成员辛会元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天黑时辛会元才把我从印刷厂里带出来。

《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马上分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大街上到处都有辩论的人群，两派还在街上打起了标语仗。什么“《二八声明》大香花，香、香、香，香飘万里，香遍湖北，香遍武汉！”什么“《二八声明》大毒草！”已经垮台的保守派职工联合会也是毒草派观点。《二八声明》发表后不久，工造总司由六、七万人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街上出现“工造总司是职工联合会变种”的大标语。当时支左部队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但我们从来没有和部队联系。

当时，省、市委已经瘫痪，掌握群众组织生杀大权的是奉命“支左”的军队。“一•二六”夺权引起的造反派分裂，立即被“支左”的军队利用。2月18日，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并派部队上街，连续两天全副武装游行。2月25日还派直升机在江城散发传单，工总、二司、九一三感到压力很大。工总、二司十万人举行针锋相对的大游行，但是已经无力回天，武汉部队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和后来发出的《三·二一通告》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批准的。3月17日夜晚，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485名大小头目。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有“对反革命组织可以取缔”的内容。陈再道利用军委八条命令，针对《二八声明》，由武汉部队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公开表态反对《二八声明》。武汉部队还发表《三·二一通告》，把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

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显然是胡乱编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工总头头被抓以后，军区向各工矿企业派出大量军代表，向华工、湖大、武大等大专院校派出军训团，“红武兵”等保守组织纷纷死灰复燃。武汉军区并不支持毒草派观点的造反派组织，我们感到唇亡齿寒，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感受到空前的压力。

初中生

从提出揪“武老谭”到“为工总翻案”

反击“二月逆流”和“揪武老谭”（武汉“谭震林”式的人物），来武汉串联点火的是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北京大学的学生李金春。大约是1967年4月初，他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他讲了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老帅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大闹怀仁堂的情况。他特别指出，“二月逆流”在武汉的表现就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

经过李金春等人发动，我们提出“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我们的矛头是指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但起初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字。我们开群众大会，上街游行，写大标语，都明确提出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为工总翻案。这一下在工造总司内部也引起激烈思想斗争，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胡重远把职工联合会参加到工造总司中的好几万人一下子拉了出去，成立了“新工造总司”，总部就设在汉口的景明大楼。

分歧的由来其实很简单，他们不同意我们揪“武老谭”的斗争大方向，在“二月逆流”大是大非的考验面前，胡重远他们帮助我们纯洁了造反派队伍，我们毫不可惜他们的分离，因为我们造反派的基本队伍没有触动。

毒草派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为工总翻案以后，4月14日，武汉锅炉厂工总头头刘兴隆、长江航运管理局工总头头吴正斌，还有一个女同志叫王红，在新湖大成立了工总联络站，想得到武汉各造反派组织的帮助，为被武汉军区取缔的工人总部翻案。由于工总已没有组织了，许多原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要坚持八小时上班，下班后就自称“钢八司”，声援各造反派组织的反“二月逆流”斗争。

反击“二月逆流”刚开始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提出了一个口号：“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潜台词是不为工总的坏头头翻案。这个观点为某些新派组织的主要头头所接受。有人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我认为这个“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在新派头头身上不妥。因为其一，当时军队高压态势极为严重，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取逐步升级的策略未尝不可；其二，人的思想认识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三，要首先看到广大新派组织为工总翻案的大前提；其四，后来新派组织绝大多数提出了并全力为工总翻案。

钢派头头后来一直心存芥蒂，一直对新派头头有意见。但新派组织的绝大多数人当时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工总翻案的。当时工人总部已被取缔，在社会上最先提出“打倒武老谭，粉碎二月逆流”的口号，主要是新派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陈再道就组织、操纵百万雄师来屠杀造反派，在社会上打杀也主要是针对新派组织。我们工造总司组织了几次几万人的游行，从汉口步行数十华里游行到武昌的武汉军区大院，后来战斗口号逐步演变到“为工人总部翻案”，我们也逐渐认可了这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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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江城抗暴始末

《二八声明》在武汉三镇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使武汉乃至湖北武汉造反派、党政军民分裂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原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土崩瓦解的保守派也都是毒草派的观点，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街头大辩论使武汉三镇好不热闹。

《二八声明》把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开创造反派内一派向另一派攻击和宣战的先例，把战友当“托派”，当然是使亲者痛、仇者快，使走资派和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1967年2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来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出台的决策，对武汉激进的造反派痛下重锤。

据官方的《湖北大事记》记载：经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指出武汉军区派部队进驻红旗大楼意在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军队内的造反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军区不支持《二八声明》。

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形势急转直下，香花派面临强大的压力，但相当一部人仍然坚持抵抗。

据工总头头日记记载：北京来电，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江青的秘书阎长贵打电话要求工总、二司“请罪”，使造反派领导人丧失了最后的底气。阎长贵一连四次讲道，一定不要坚持错误。反托派是错误的。托派是反革命的，怎么能把这么多人都打成反革命。（《纸上风雷》日记本05号）

在武汉部队和中央文革的压力下，工总、二司的头头开始到武汉军区并在武汉三镇请罪。当时毒草派中的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二月逆流”整造反派的开始，还认为是毒草派的胜利，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对香花派的批判，工造总司和三新都没例外。应该说当时对香花派的批判是不合时宜的，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的作用。

无论工总、二司、九.一三的头头们如何诚恳地向部队请罪，陈再道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不变。1967年3月17日夜间，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全部抓进监狱。3月21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即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宣布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取缔工人总部，公布工人总部十条罪状。

面对这突然的打击，不但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感到惶恐与不服，就是毒草派中的造反派也笑不起来，都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在陈再道等人的眼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与香花派是“一丘之貉”，同样要“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如武汉一中的造反派主流是毒草派，同样受到“市抓办”派来的工作组的打压，硬要把已解散的“三字兵”找回学校搞大联合。

这时，保守派空前活跃起来，在街上刷出大标语：

——“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

——“二癞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刘真①，保张华②，保你的干爹朱鸿霞！”

——“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

等等。作为毒草派的新派，瞬间失语，陷入短暂的迷茫和沉默。不久，就感觉到矛头是对准整个造反派的。

①刘真：1903 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②张华：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与此同时，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改头换面，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如造反大军、红星军等等，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人民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组成的红武兵组织，遍及武汉三镇和各厂矿企业。保守派组织复活后，各单位造反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此时无论香花派、毒草派，只要是在单位里人数占少数的造反派，很快就被打得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工造总司司令部前后就收留了二百多名红色造反者和外地来汉的造反派住在司令部大楼里避难。

红武兵开始了在武汉文革史上的武斗。在人们的印象中，以红武兵为中坚的百万雄师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搞过文斗。他们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手执铁矛，戴着柳条帽，整整齐齐站在当权派提供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向以大中学生、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街头群众挑衅，在江城是不得人心的，群众骂他们为“黑乌龟”。江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1967年4月1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抄成大字报，贴在工造总司的门口，反映我当时的心情：

造反大旗举到今，今朝为何脚步停！

且看老保嚣张样，忍让战友狱中吟？

反动逆流掀巨浪，这样才好考验人。

奋起反击莫彷徨，紧跟主席向前进。

当时有些群众在打油诗后面留言“跟帖”，其中工人总部汉口火车站头头石楚铭和诗一首：“黑云红笔在交锋，江城又是烈火熊。”下面几句记不得了。因为这首诗，我和石楚铭成为长达几十年的好朋友。

1967年３月中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一部分人来到武汉，北大造反派学生李金春等人来工造总司找到我，谈到老帅大闹怀仁堂和农林口反击谭震林的事。说：“现在有一股逆流，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我介绍了武汉的情况。

李金春说：“镇压造反派就是这股逆流的突出表现，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总是首先拿造反派开刀，我们必须奋起反击这股逆流。”

怎么反？

李金春说：“为避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解放军，我们可以提出反谭震林式的人物，也就是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

我说：“还不如叫‘武老谭’简单些。”

李金春说：“好，既简明，又结合武汉实际，就称‘武老谭’好了。”

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分别也同三新交换了意见。

1967年3月23日，即在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发布第三天，工造总司和三新即与军区进行了公开斗争。3月27日，新华工组织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汉的谭震林!”4月11日，三新、工造开始冲击军区。4月12日，新一中为驱赶工作组宣布绝食。4月13日，工造总司、外地高校造反派强烈要求释放朱鸿霞。4月14日，工总联络站成立。4月15日，孔庆德被迫接受新一中造反派要求，事后又否认他对造反派学生妥协。造反派学生重新占领红旗大楼。

1967年4月上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李金春在武汉三镇巡回作反击二月逆流的动员报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李金春在会上大呼“揪出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并且说：“我就是北京大学的李金春，武老谭有种来抓我啊！”由于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再次来汉点火、打气、撑腰，新派组织迅速掀起揪“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高潮。新派头头提出“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引起二司和九一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新派组织也迅速调整策略，公开提出“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新派提出的口号很少有坚决彻底字样。但当时新派的新一冶①和中学红联②提出的口号与钢派是一致的。

①新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工人大联合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1967 年3 月底，简称“新一冶”。　　

②中学红联：全称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于1967 年4 月24日，有60多所中等学校造反派组织参加，人数约8万人。“七二○”事件后，1967年8 月更名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

除了开大会，在街头写大标语，工造总司还组织过几次全市性的大游行。有一次，我们从汉口步行，经过长江大桥，一直走到武汉军区，又从武汉军区游行回到汉口，徒步往返20多公里，许多老爹爹、老婆婆走不动了，还是兴致勃勃、斗志高昂地走完全程。我们一路高呼：“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游行队伍受到“钢八司”和江城群众的热烈欢迎。除此之外，我本人当时也作了数场报告，动员造反派和广大群众投入到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来。

作为硕果仅存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九一三组织虽未被取缔，但它仅限于武钢系统），工造总司理应也确实扛起了反逆流这面大旗，由此也招致武老谭和他的御用组织的痛恨。

社会上复活的保守组织也迅速壮大起来，他们除了在本单位排挤、镇压造反派外，还不断在社会上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反逆流运动逐步演变为抗暴斗争。在斗争中钢、新两派空前团结。

1967年5月1日，由工造总司吴焱金、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①、新湖大张维荣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五一游行指挥部”，钢、新两派在武汉三镇举行盛大的游行。

①聂年生：1943 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6 年底被关押4 年后释放回厂，1993 年死于脑溢血。

　　

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直接操纵的保守派联合体“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于1967年5月16日正式成立，并于6月4日进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大院办公，将其作为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和武斗据点。作为百万雄师“高参”的原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发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数百名干部公开亮相，支持百万雄师。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是从不公开亮相的，我们和江城广大群众当时都不知道其头头姓甚名谁，这也是区别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得到武汉军区、市人武部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正如他们四十年后对我们说的：“当时我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吃的有商业局供应，你们造反派哪里是我的对手？”这位当年的百万雄师常委、作战部的头头（文革后升为江汉区工业局长）说得兴起，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你给我两个师，我就能把台湾解放了。”如此狂妄离谱的话，说得在场的我和彭祖龙、曾繁斌①、汪显木都大笑起来。连原百万雄师一号头头喻文斌②也听不下去了，说：“不要得意忘形，胡说八道！”我后来问这位作战部头头：“你岂不是相当于百万雄师中的胡厚民？”他竟然说：“胡厚民算什么东西？给我提草鞋都不够格！”

①曾繁斌：1941 年生，中共党员，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文革中为市直机关红司勤务组成员、市革委会工作人员，1970 年清查五一六后被赶出市委机关，调到武汉染料厂任教育科长，1977 年被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职务。　　

②喻文斌：1933 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人武部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一号头头，1967 年7 月底到1972 年3 月因七二○事件被关押，1975 年3 月，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1983 年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87 年中风。　

　

百万雄师既然是走资派的工具，用百万雄师原武汉公安头头汪仕奇的话说：我们是皮影戏，后面有人提线指挥，当然要按照武老谭的指示办。于是针对武汉造反派的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就开始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新公校绝食事件。1967年5月10日，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军管组（军事管制小组）指挥下，出动公安干警百余人到武汉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他们假借贴大字报、声援书为名，故意覆盖新公校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新公校造反派上前劝阻，他们非但不听，还动手打人，发生严重武斗。造反派被打伤二十三人，其中四人受重伤。新公校红司学生向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提出四条要求，未得答复，旋即于5月13日在汉口一元路武汉市公安局发动绝食斗争，以示抗议。武汉中学红联积极支持，新一中更是直接参加并组织了全市性声势浩大的绝食斗争。一时间，武汉三镇支持并参加绝食静坐的人数以万计，汉口一元路以及六渡桥一带参加静坐绝食的群众人山人海。而带头组织绝食的新公校头头张兴旺等人则被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了起来，我曾亲自看到张兴旺等在关押的铁栅栏内高唱《造反有理》、《红军想念毛泽东》等歌曲。外面的静坐绝食的群众也一齐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声援新公校绝食，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新湖大张维荣和我等人组成火线指挥部，与武汉部队领导人交涉。由于武汉军区对声势浩大的新公校绝食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公安机关军管会既不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也不释放被关押的头头，使静坐绝食旷日持久，现场不少人晕倒、病危，由“红医兵”组成的医疗队夜以继日地在绝食现场抢救绝食学生。我们非常着急，忧心如焚。我们一方面动员绝食的群众由绝食斗争的方式改为静坐，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表示不同意，所以在现场参加绝食和参加静坐的人都有。我们怕出人命，非常着急。1967年5月19日，新一中和新湖大造反派冒险冲进武汉军区，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①请到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大学。经过艰难的谈判，钟汉华同意放人并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当时张维荣、彭勋坚决要求钟汉华写出书面文字，钟汉华不同意写，他说：“我以人格担保说话算话。”我说：“那你当面去跟群众说吧。”于是，我们将钟汉华带到汉口一元路市公安局门口的绝食现场，由钟汉华当着群众的面，承诺将关押的新公校红司头头张兴旺等放出，答应新公校提出的全部条件。钟汉华有些紧张地讲完话后，台下群情激愤，不断有人大声质问，场面较乱。我唯恐又生事端，于是大声宣布静坐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呼吁广大群众保重身体，立即回家。同时叫新湖大的师生用汽车迅速将钟汉华送回武汉军区。因为钟汉华到湖大后，武汉军区大造造反派绑架钟政委的舆论。

①锺汉华：1909 年生，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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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六四公告》成为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见附录三），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六四公告》出笼当日，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百万雄师头头蔡俊善、纪登清、杨克定认为《六四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副政委说这个《六四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六四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六四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它们就翻不了。牛怀龙表态：“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根据陈再道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目前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6月4日当天，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并在武汉市委建立了全市性的联络总站，将武汉市委变成了一个大型武斗指挥部和武斗据点。

陈再道、钟汉华每发表一次谈话，武汉军区每发布一次《公告》、《通告》，就直接促使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大屠杀的升级。

《六四公告》是陈再道等当权派大规模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据省直红司劳改局分部根据8201部队揭发和百万雄师头头交代整理的《蔡炳臣、牛怀龙操纵“百万雄师”黑幕》披露，《六四公告》发表前夕，蔡炳臣、牛怀龙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的头头开会，密谋《六四公告》发表后的对策。果然，六月四日陈再道之流的《六四公告》一发表，就使整个江城处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说明当年武力镇压不断升级的形势，还原历史，我将网上刊登的《纸上风雷》中相关文字原文摘抄如下，括号内的文字是钟逸加的：

百万雄师成立后，（武汉）军区六四《通（公）告》出笼，六四《通（公）告》发出了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5日，百万雄师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6月6日，汉阳六六血案发生，中央《六六通令》①发表。

①《六六通令》：1967 年6 月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
　
6月7日，百万雄师拔（造反派）据点作战计划形成。

6月8日，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设在武昌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司令部被血洗。

6月9日，“三字兵”包围红色据点，（武汉部队）“支左”宣传车袖手旁观。

6月10日，三千农民袭击钢二司华师（华中师范学院）总部，中央文革批示制止新武斗。

6月11日，（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市人武部交部队掌握。

6月12日，百万雄师武装攻击汽配（位于汉口宗关的武汉汽车配件厂），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的简称）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简称）提出“文攻武守”。

6月13日，部队发出《制止武斗紧急呼吁书》，老百姓为战地造反派送茶水。

6月14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新华工聂年生谈判。

6月15日，8201首长召见百万雄师头头，分头派军队干部单线联系。

6月17日，六渡桥大屠杀。

6月18日，昨夜直通电话记录。6.17后作战方式和规模急剧升级。

6月19日，二司小将高喊“打倒陈再道！”

6月20日，校园形势会，辩论文攻武守。

6月22日，《革命造反报》改名《武汉钢二司》，发表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6月23日，血案、血案，还是血案。

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血洗工造总司，杀死24人，伤60余人。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位于武昌杨园的）铁四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6月25日，长办危急！（长办联司打电报给周总理）要求武器启封。总理回电：那个东西（指民兵武器）不能动！

6月26日，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中央通知严惩杀人凶手！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武汉文革的大规模武力镇压是怎样搞起来的。百万雄师从成立的那一天，就充当了“武老谭”屠杀造反派的工具。正如他们向世人宣示的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个牛鬼蛇神，就是造反派。发展到最后，竟然配合陈再道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七二○兵变，矛头直指“那个会游泳的人”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