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

初中生

第十节

同事：你让我对毛的宗教很感兴趣。

我：毛没有宗教，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同事：抱歉。我正是这个意思。你让我看到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毛的一面。

我：是。我也看过一些关于毛的书，政治的、权力的、心理的，他们把毛写成暴君、权力贪恋者、心理变态者。

同事：是的，所以你说的毛让我感到惊讶。

我：毛是个很哲学的人。你读过毛的书吗？

同事：没有。

我：知道白求恩吗？

同事：不知道。

我：加拿大人。毛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你不妨看看。我会email给你。

第二天一早，同事一到办公室就找到我。

同事：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

我惊讶：怎么回事？

同事：我昨天晚上看了你传给我的那篇文章，毛的文章——《纪念白求恩》。我没有想到，毛会写出这样的文章。

接着同事拿出打印的纸，大声朗读了起来：

Comrade Bethune's spirit, his utter devotion to others without any thought of self, was shown in his grea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his work and his great warm-heartedness towards all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Every Communist must learn from him. There are not a few people who are irresponsible in their work, preferring the light and shirking the heavy, passing the burdensome tasks on to others and choosing the easy ones for themselves. At every turn they think of themselves before others. W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contribution, they swell with pride and brag about it for fear that others will not know. They feel no warmth towards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but are cold, indifferent and apathetic.

同事继续：

Now we are all commemorating him, which shows how profoundly his spirit inspires everyone. We must all learn the spirit of absolute selflessness from him. With this spirit everyone can be very useful to the people. A man's ability may be great or small, but if he has this spirit, he is already noble-minded and pure, a man of moral integrity and above vulgar interests, a man who is of value to the people.

读完后，同事对我说：“我很震惊。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毛写的，如果我把里面所有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读，我会以为我在聆听上帝宣讲。毛说的这些，和我曾经在教堂听到过的几乎完全一样。”

同事伸出手来：“我真得非常感谢你。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毛，我想我开始尊敬他了。我更感谢的是，我突然心变得很开阔了，我觉着整个世界的门在朝我打开，共产主义和毛已经不再是我心里的障碍，我更了解了中国，我非常高兴，我可以拥抱这些，我想就可以拥抱一切。”

同事笑了，笑得非常灿烂。从我认识他以来，每次总是看到他绅士的、彬彬有礼的微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笑的这么彻底，像绽裂开的花。

初中生

从海外向党说句心里话——一个人的立场有阶级的烙印

寒梅冬雪

记得我第一次在近乎“大庭广众”之下为毛泽东说话是在公司的饭厅里。路过一张桌子，听到两位中国同事外加一位来自台湾的同事，三人一唱一合在说大跃进、饿死人、文革、中共、毛泽东的种种“恶行”。

那两位中国同事都是党员，都是在大学就入了党的。

无独有偶，在海外凡我认识的反毛的人中，绝大多数出国前就是党员，甚至有几位他们的父辈、祖父辈都是老革命。

因此我不认为工农的后代必热爱毛主席，地富的后代必反毛主席。一个人的立场有阶级的烙印，并不是指他出身的那个阶级，而是他思想形成后所站的那个阶级——他的价值取向。

我认识反毛最厉害的一个大姐，父亲是共和国上将，她本人也是党员。而我认识的为毛泽东拼命辩护的一个朋友，她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她本人也不是党员。记得有一次，我跟这位朋友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来的据说是我国的“智囊”，这位“智囊”用物质进步等等对比歌颂改革开放，否定毛泽东时代。首先听不下去拍岸而起的是一位国民党老兵，他满头白发，看样子至少70岁了，他质问“智囊”，赞扬毛泽东抗美援朝、发展国防工业等等......接着是朋友跟我，先后站起来为毛泽东辩护。

国民党老兵、朋友和我，我们三个居然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但那天站在“智囊”那边说话的，来自大陆的那几位，据我所知都是党员。

不是党员的能做到把改革前后贯穿起来看，反而是党员们对改革前比对解放前都要痛恨。

其实辛子陵、李锐、袁腾飞们也是这样的案例。暂且不去争论他们说的是否“史实”，请问他们本身是不是共产党组织的一员？ “在组织”最大的特征就是忘掉自己的“坚持”，融入组织的“共同纲领”，就是所谓的“团队精神”。就算毛泽东前30年犯了“错误”，难道毛泽东的错跟“组织”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打算分担组织的错误，只想分享组织能带来的好处，先不要说精神境界、思想境界什么的，这么去做人都成问题吧？

稍微有点“团队精神”的都知道：只要是团队一员，团队的错就是自己的错，团队的失误就是自己的失误，团队丢人丢的也是自己的人。

如此看来，辛子陵、李锐、袁腾飞等，根本从人的素质来讲，就不是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更何况加入共产党组织需要举手宣誓，那么他们起码该对自己的誓言负责吧？——这是做人的基本标准！当然，如果觉着宣誓就是糊弄事儿，自己发过的誓不过是空气，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只不过，这些连“团队精神”都不具备的人，或位居要职，或享有话语权，这才是大问题。

其实仔细想想，有些入党的人，入党的目的是觉着有利可图，入了后个人目的没达到，或者没得到满足，就不满了，甚至转而愤恨，因此就开始反毛主席反党了。

反而那些没什么功利心的，从来没想过从党那里捞点什么好处，把入党看作是有信仰的人做的事，自己没那份信仰，也就不会想着去入党，这样的人反而能比较中立的给毛主席说句公道话。——我知道我属于这类人。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4 09:28 AM 編輯 ]

小咪

过去的是历史哈。

初中生

原帖由 小咪 於 2010-7-4 11:20 AM 發表。
过去的是历史哈。

嗯，你这句话是叛卖者们走向叛卖的起点。——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初中生

办公室跟美国同事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

寒梅冬雪

“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 原来我的认识就是——每个人既“珍爱生命”，又可以为了崇高而“勇于牺牲”；既“自强自立”，又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这是我从毛泽东那里和上帝那里得到的总结。毛泽东鼓励中国人做到这样，上帝也鼓励人们做到这样。——要是东西方找个最大公约数，大概这就算“普世”了。我从来不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专属，没有了中国价值的“普世价值”还算什么“普世”？

但这些天，中国媒体口中的“普世价值”让我原本的认识模糊起来。其实，到处都是“祈祷”，人人口中都念叨“天堂”、都喊着“爱”就算和西方的普世价值接轨了吗？

我请教基督教朋友，问她：“什么是普世价值”？

她反问我：“什么是普世价值？”

我说：“所以我请教你，你是主的女儿，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普世价值’。”

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教会小组圣经学习，你来吧，我们组长一直让我叫上你……”

又去请教天主教朋友。问他：“有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是‘普世价值’吗？”

电话那头，这位一向老实厚道的朋友特别严肃认真的说：“I really don't know 。”接着说了句：“明天我打电话给你，我去图书馆帮你查……”

问了一圈，没有结果。又问办公室同事。同事第一个反应是：“你买新书了？作者是谁？” 我告诉他，不是，是中国一些媒体在感慨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体现了“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同事重复着。其他同事也饶有兴趣的凑了过来。我怕我选择的英文词不准确，又把所有可能意思解释了一遍，确信大家都明白了我的问题。

同事A说：“‘普世价值’，有这样的价值吗？”

虔诚的天主教徒同事B说：“我认为是按照上帝说的去做就是。不过，中国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不是中国的价值？”

又一个同事C说：“我觉着‘普世价值’是我们（美国）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可以应用到全世界。”

我回答同事C：“我想你说的是：中国媒体所指的‘普世价值’是美国价值。”

同事D：“oh……，不要！中国就有中国的价值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同事A附和：“是啊，我觉着中国人很了不起，就保持中国价值很好，不要变得象我们一样。”

其他几个同事七嘴八舌，大多觉着这样的问题很有趣，他们从来没想过。

正好副总裁R经过，又把这个问题甩给他。R是个非常洒脱幽默的人，经常说退休后要竞选总统，自己号称将来竞选纲领就是要“解散政府”，只留一个聪明的总统（他自己）就可以了。

“‘普世价值’？这是哪个傻瓜想出来的？”R问。

“是美国推销给中国的。”我说。

“美国傻瓜很多，中国应该说'No'！”R坚决地说。

“嗨，中国有些人很相信‘普世价值’！”我说。

“你去告诉他们，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做自己该做的事，负该负的责任，这就是‘普世价值’。” R说。

“你不希望我们向你们学习吗？”我问。

“我们有什么好学的？ 中国很多方面比我们好得多。我将来当总统，就要把你们管教少年的制度学过来。” R说。

“‘少管所’？”我说。——R曾经详细问过我关于在中国“少年劳教”的问题。

“不过，我倒相信应该有一种东西，全世界的人都具备的，……” 我说。

“我想是‘爱’。”一个同事这样说。

大家都同意这个应该算“普世价值”。

同事C问：“除了‘爱’，难道不是中国人有最好的价值吗？”

我回答：“我当然认为是中国人有最好的价值，但我们有些地位高的人认为你们是有最好价值的，……”

R不以为然的：“地位高的人笨蛋多！受教育程度高的，心理有病的多。”

我补充R说：“你知道毛是怎么说的吗？‘知识越多越反动！’”。

R说：“看到没有，我说过我会是伟大的。”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笑了。

一个同事说：“我喜欢这句话，毛的话。”

初中生

从一位知青老大姐的恨说起

寒梅冬雪

去朋友家做客，邂逅一位老大姐。说起毛泽东时代，她言辞激烈，充满了“愤恨”。

大姐说：“他（毛主席）把我们一代人都耽误了，多坑人啊！”大姐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吃的那些苦，后来回城的狼狈和艰辛。

“我算好的，幸运的。”大姐说，“我自己能折腾，上夜校，抓挠着挣了点钱，后来碰上我现在的老公，我特别感谢他带给我的一切。我们那代人多少人要工作没工作、要钱没钱，现在都老了，有的连住的都困难！”大姐越说越气愤，“他（毛主席）害我们那代人害惨了，害中国害惨了，中国现在贪腐横行，一个党执政没有监督，追根溯源都是毛的错......”

这样的话，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看着老大姐，很同情。不是同情她个人，是心疼她们那代人。那代人确实付出太多了，青春、热情、理想、奋斗，但生活回报给他们的只有残酷。

告诉大姐，我非常理解她们。曾经无私奉献过而又一无所获的人们，无论他们对毛泽东如何的愤怒，我想我都能理解。但是她并能不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很多知青仍然对毛泽东充满着崇敬和爱戴，对知青经历满怀自豪。


“那时候傻啊，就觉着毛主席的话、国家的号召，都积极响应，真的一腔热情就去了。”大姐说。

跟大姐提起，几年前我到过一个偏远农村，村里人告诉我，自从最后一个知青走后，30年来他们再也没见过大城市人，他们仍然怀念当年的知青，村里的小学校还是知青们建起来的。

大姐似乎有点感动。她说自从返城后，再也没回过插队的地方。

看着大姐我在想，她对过去的“恨”太多了，多得把自己都埋葬了。她大概从来没想过曾经的奋斗有巨大的意义，依然被农民们怀念。知青们对国家的巨大贡献，随着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都被抹去了。让整整那代人都觉着当年做的一切都是荒唐的、没任何价值、被愚弄了。——没有比这个更残酷了！残酷的结果却让他们自己赤裸裸的去面对、去愤恨、去承受命运，去抱怨毛泽东。

跟大姐说，也许该换个角度：当把愤恨都指向毛泽东的时候，那些该为此负责的人却被轻轻放过了。既然知道有一代知青，他们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下乡了，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在后来制定用人政策时，却处处“唯学历论”，根本不考虑还有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考虑经过农村锻炼的知青们是不是具备等同于大学的学识？根本不考虑免费提供培训！——不仅不考虑知青，也不考虑中国还有农民、还有工人，这样制定政策的立场，把除高学历外所有群体的路都堵死了，让所有没上过大学的人去自己品味失落、去自己挣扎，人为地让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有什么比这个更残忍？生活对知青的确极其不公平，可如果不认为后来政策中的歧视是问题，只认为上山下乡是问题。——只顾着愤懑眼前的命运，却不想想眼前的命运是谁造成的？

我们知道，在解放后，国家曾让那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到军事学院学习，让他们能跟上时代的潮流。我还听说，在解放后，国家为更多的工农干部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大量的夜校，让那些在战争年代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一般工农干部能迅速赶上时代步伐。当时还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进行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不遗余力地让每一个公民尽可能地多掌握一些文化知识。而当这些人有了一定文化知识之后，是更加努力地、更加勤奋地为国家出力，而不是作为争取个人利益的筹码，也没有因为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实现时就觉得失落不公、就怨天尤人。

大姐说，她从来没这样想过。

我说，因为她相信了“唯有读书高”这样的宣传，其实这是“兵不血刃”地缴了芸芸众生们的械！——只有当大家都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才会主动放弃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该得的利益。中国人尊重读书人是好事，改革“精英”们却利用了国人们的良知。难道不给众生机会的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似乎从来没说过，只有高学历能当公务员、能当官、能提拔、能有机会......

其实相同的问题，相同的处理手法，不仅对知青，就是对下岗工人、对弱势群体也一样。说一句“‘大锅饭’养懒汉、没效率”，就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都否定了。——企业没了价值，企业里的人也一钱不值了，对企业职工该负的所有福利责任都可以不负了！让绝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就业的危机，在谋生的压力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只有极少数人（据说只有0.4%）可以过着极其奢华放荡的生活，社会没有起码的公平，这样的效率能长期维持吗？

大姐沉默了。

其实，我“特别特别想”能彻底否定精英政策、精英特权、精英治国，让改革的成绩回归毛泽东的“人民史观”——改革就算有一分成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每个中国人，包括赤贫的人，必须有这样的“权利意识”觉醒，社会主义才有回归的可能，社会才有走向公平正义的可能。

说到民主监督，腐败是因为缺乏监督造成的吗？美国不是照样有腐败？腐败是毛泽东建立的制度造成的还是否定了这个制度造成的？现在是不是开始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同一个制度，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些问题？ ——当然，可以说是“时代变了”，可至少应该想想：“变了”什么地方、“变了”哪些方面才产生这样的问题呢？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5 05:37 AM 編輯 ]

初中生

以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为关键——兼谈所谓“公共外交”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各位专家、朋友：

十分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议题的会议。本来没有准备发言，但到会之时工作人员向我征求发言，在听会过程中写了一个提纲。现在整理了一篇这样的稿子。

一、视角

我的视角是政治学与哲学视角。我现在讲授“比较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媒体与政治”。长期以来，我习惯从外部看中国，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外部看中国，特点是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比较乐观。不像在国内，看负面东西多，总要言必称西方，总感有点事事不如人，总感到泄气。我过去也曾是这样看中国的，但现在有一种整体比较角度。整体比较使我对中国感到乐观，感到有信心。

二、什么是中华核心价值？怎样建立核心价值？

听一些发言打出“公共外交”这个概念，他们认为，因为外国人不理解中国，所以要鼓励个人在善交外国朋友上下功夫，通过交往让他们理解中国。这种看法应该不错。但是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不理解中国的原因？有些与中国接触很多、交了不少中国朋友的外国人还是对中国大有微词，这其实不是搞搞“公共外交”可以解决的。因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其中更具有决定成分的原因是政治的和文化思维，而政治和文化思维造成的“不理解”，其实是核心价值问题。

自由民主主义核心价值人们很容易脱口而出，那就是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这一套。而一问什么是中国核心价值？这就说不清了。不是由于有太多的说法，而是干脆有的人——哪怕是职位较高的中国政府官员——也认为“说不清楚什么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这种情况其实不该责怪，只是在“西方价值很明确，中国价值说不清”的对比之下，才显得奇怪和感到不如人。

中国人过去不讲“价值”，“价值”是个西洋词、现代词，是个思维绝对化的词。如果有个整体比较角度，就知道“价值”在中国为什么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和做事从来不绝对。这是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什么东西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变的，都是随历史、社会条件或者时间、地点、情势而变的。设定一个确定不变、绝对理念的价值观念并非明智之举。

那么中国传统有没有确定的“价值观”、或者说“核心”（或曰所谓“绝对”）价值呢？我以为是有的，但中国人是多角度思维的，一个价值观在不同角度上，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

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过去中国很少花气力去确定它，因为确定它似乎对中国人必要性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不确定不行了，因为西方的价值观来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西方价值观的确定性在中国人在搞不清楚其真实内涵时，容易搞乱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恰恰在与西方价值观的对比角度上，中国人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观。

怎样对比？首先需要找到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这一套东西是一种什么文化思维。它其实是个金字塔三角结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规定的对于宇宙看法，由此也是思维方式。三角形顶端是高高在上、人类不能超越的独一无二体（上帝）；它的下面是按照它的计划制造的独立、分散、不相联系的无数个体。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就是在这个文化思维结构上得出的绝对原则或概念。这些原则缺少相对性，其根本前提就是无数个体分散、不联系和独立性的这种假设；而且，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原则的绝对性与上帝一脉相承。它们反映的是上帝的意志，所以是绝对、抽象、终极和所谓“普世价值”的。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有统一价值：1）资本主义；2）自由主义；3）人权。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二元对立的安全观。什么是安全？安全就是威胁的存在；而威胁是针对自由和人权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是美国主宰世界的理由，任何对这个理由不利因素的都是安全问题。

在美国（西方）与中国关系上，至少有三个二元对立逻辑在起决定性作用：

1）政府与个人之间二元对立：这是为什么CNN说它不对中国政府道歉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是支持有些中国人反政府，尤其反中央政府。再加上一个当然的、决定性的因素，亦即：出于国际政治目的，美国需要保证它自己可以控制世界（包括控制中国）。

2）“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亨廷顿对外交思维的“我们”和“他们” 有确切定义——不同肤色、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等。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冲突，是“我们”征服、压倒、统治“他们”的关系。

3）“美国（西方）”与“中国”的二元对立：黑白分明地，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一个民主，一个极权；一个文明，一个愚昧。与中国儒家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终究的。一切不冲突都是权宜的、暂时的。

美国和西方出现“公共外交”的术语和政策，基于文化二元对立思维和国际霸权目的。“公共外交”就是向别国公众灌输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在最不利于西方国际政治主宰的地区掀起“民主”运动（或颜色革命），培养和建立有利于西方的政权。按照亨廷顿说法，这个世界有许多本不是西方国家的人，在心灵深处欣赏西方核心价值，是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状况，搞“民主”运动（或颜色革命）要靠这种人。

由于一个偶尔机会，我旁听了一次正在召开的关于“软实力”的国际会议。中国知名官员和学者也在此次会议上提到中国的“软实力”问题。印象很深的一幕是，美国外交官员发表言论言质疑中国学者说：“软实力不是搞出来的，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很清楚，这是在说：中国有软实力吗？软实力是价值观，美国（西方）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这些是西方的软实力，中国有吗？没有这样的软实力，再怎么搞“软实力”也是没有用！搞外交政策研究的人们需要想一想，为什么美国能够诉求对全球的主宰地位，其软实力就是因为它的文化核心价值被世界接受，成为一种被认同的所谓“普世价值”。

其实，中国要搞“公共外交”，首先要针对中国人自己，中国人要先认同和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价值。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中国自己不在文化（精神）上站立起来，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从而经济地位也不是牢固的，总体上就会处于附属地位。其实，中国这么多年的媒体意识形态，有很多亨廷顿所说的“文化精神分裂现象”。很容易想象，这说明谈“软实力”还差得太远。所以，“公共外交”、“软实力”和“文化安全”的思考必须从搞懂西方价值入手，并由此确认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在与西方价值观对比中，中国人所找到的自己价值观体系，可以说是一种心场式结构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与操作体系。比如说“人民民主”，它是基于一种文化思维，而不是有一个超越、绝对、抽象、概念化的“上帝”。中国人重视变化和事物的内在联系，态度是实事求是或对变化的悉心地、高超地应对。这种思维反映在《易经》的核心价值上。这种价值就在于把天下万物看作是互相连续或曰“通变”（辩证）的关系；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都是相系不分的，而不是西方那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所以，中国价值观是在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中国与其他民族、与世界、与宇宙的不分和互相依赖之中寻求恰当性和维护这种恰当关系。用今天的话：和谐！

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问题在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解释才变得清楚，因为它是贯穿古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在它基础上获得合理解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更是可以解释，甚至中国“自由主义”也可以获得解释，都可以因此而产生吸引力。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提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获得合理解释。只有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作为中华民族和每个中国人的自我精神和自信力，才可以得到与美国（西方）的对等对话地位。在这个价值观上中国人才会建构起自己的话语结构，才可以实现不低人一等的对话（追求“和谐”与鼓吹“征服”的对话）。一旦有了自己的价值和话语，那么和西方在人权和西藏问题的对话就本不应该是腰杆挺不起来的事情。而恰恰是当中国人没弄懂其结构特点时，西方话语结构极可能变成一种自缚的困惑。

我把中国与西方相区别的互系性思维方式和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宇宙的不分与互相依赖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中国和美国在看待中国问题时可以放一放西方的政治概念和话语结构，理解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中国的观念理解中国的事情。而一旦理解有了深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中美对话，双方都会收获很大。

三、抓住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机遇

从政治学和中西文化比较角度，金融危机的深层实质是自由主义文化危机。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复兴的深层实质是中华文化复兴。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抓住这个契机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能否持续成功”。我觉得应考虑“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的概念，它包含中华文化自信力和从容不迫的气质。这个“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的内容要远远超出西方这个地域，而具有全球性。它是指西方兴起对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与东方在文化上的复兴所造成的世界多文化互动的局面，从而结束全球性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单元局面。

中国今天伴随经济复兴的文化复兴，是远超过“公共外交”这个狭隘概念内容的。这个历史机遇使得中国人不能一厢情愿——中国要在东方的立脚点与西方进行沟通和结合，西方也存在寻找中国和东方的努力。在认识中华文化价值观基础上，中国要提升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进行领导的理论性，以理论支撑实践。在这个条件下、在明确的中国价值观的方向上搞好技术性操作。

“民间外交”或者“人民外交”的概念比“公共外交”更好。它是人民的自然自觉自愿自主的行为，因为认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在明确的中国价值观上，政府主导和人民的参与，每个个人都可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和影响者。

四、“公共外交”的来源

“公共外交”（也称“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60年代美国出现的术语，专指各国政府间互动之外的国际外交。这一术语曾是美国信息局（USIA）的专利，特指信息局的使命，即“真理性宣传”（truthful propaganda），其关键是它是政府明确外交目的的双渠道方式。

电影、电视、音乐、体育、电子游戏及其他社会/文化活动，都是“公共外交”，都具有战略目的，传达着一个国家刻意要向外国公众传达的信息。而这些刻意传达的信息是以多样化方式进行阐释的。这种多样化解释本身又是一种如何去听和如何去说的工具，同时更是如何进行游说的工具。——它是以“人口为中心的外交”，也即以“外交对象国的人口”为实行外交政策的直接对象。

1999年美国信息局被撤销。“公共外交”则成为与“公共关系”对等、但又比它更宽泛的术语。40年代末美国国会“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负责“公共外交”活动监督与成果报告工作。一个典型的“公共外交”工具是“美国之音”。此外，典型做法还包括各种交流活动、举办讲座、会见对象国企业和学术精英等。非典型做法则包括针对外交对象国人民的日常活动，如文化活动、电影、旅游、戏剧、网上聊天等。

学者对“公共外交”的定义很不同。但是对政府而言，这并不重要，政府把一切对外交对象国公众具有吸引力而设计出的活动、对提升本国吸引力的活动，统统称为“公共外交”。因此，诸如学术机构、旅游公司、媒体及凡是可以与外交对象国公众对话的非政府行为之实施者统统视为“公共外交者”。

英语的人一般都知道，中文“宣传”一词的英文（propaganda）在词典中是贬义词，即为散布和表达鼓噪者观点和利益的一整套说辞。所以，这表明西方认为，propaganda与所传达信息是否属实没有关系，而只是图谋对某种动机或主张的支持，其效果如同布道。尤其在美国，propaganda就意味“说假话”。

曾担任美国信息局局长的爱德华·穆罗有一段令人玩味的话：“真话是最好的宣传。谎言是最坏的宣传。要想说服人，说的话必须令人信服。要做到令人信服，必须有可信度。要做到有可信度，必须说真话。就这么简单。”这段话本身就是最好的宣传，就很具说服力，就很容易使人信服，让人感到有可信度，被认为说的是真话。然而这不是玩味之点。值得玩味的在于，被相信是真话、有说服力、有可信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的只是心理状态。而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经常是不可想象的，乃至于不可信的东西征服着人们，而掌握真理的人们往往付出巨大艰辛也无法成功。——尽管“公共外交”这个概念被定义为“说真话的宣传”，也有人对它进行批评，有的评价甚至极为负面，说它不过是“颠覆性宣传”。

中国使用“公共外交”一语，可能导致的效果有三种：

1、由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将“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服务于政府目的的外交政策手段，一旦中国使用，会立刻引起其警觉，觉得中国搞“公共外交”明显带有政府目的，是一种外交上采取对抗态势，也会觉得中国有意识进行带有“公共外交”意义的非政府活动，而因此对它采取怀疑或敌视态度。中国一些非政府的友好交流活动反而在对方眼中有可能增加不必要的政治色彩，产生相反效果。

2、宣传美国（西方）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本来就是以达到这样的外交目的为核心的。对许多实行“公共外交”政策的非政府人员来说，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以“公共外交”为载体，既是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是象传教士布道似的是宣传自己的信仰，所以对外交对象国的政治具有很大破坏作用。在这个逻辑上，中国如果也把“公共外交”概念带入许多非政府非政治活动中去，对方对这些活动自然产生恐惧心理。因为他们搞“公共外交”是宣传所谓“真理”——“自由、民主、人权”等，中国搞“公共外交”，则必然是宣传所谓“极权”、“独裁”、“非民主政治”的“谎言”。这种看法本身已经成为西方很多人的信仰：中国是这样的国家，所以中国“公共外交”具有“洗脑”和“颠覆”作用，因而引起敌视和抵制是很可能的。

3、哪怕上面两种情况均不存在，也会在外交对象国公众思想中造成误解。他们会感到不知道中国“公共外交”是想干什么。而一旦这种印象造成，要花多少气力也不一定能消除。

总之，从以上逻辑看，“公共外交”的理念对中国不好，带来被动的可能性会很大。从本人研究中西文化结构差异和中西不同历史、社会现实的情况看，任何从西方采用概念的做法都充满误读风险（但这很时髦）。因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构差别是根本性的。某一概念或说法的确切意义只能在西方文化结构和历史、社会现实中才能找到。所以，在决定对西方某个概念取舍的时候，是不能不考虑整个结构的，是不能不实行一种系统化工程将它“中国化”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西方某一概念的移植必然会带来对本文化整个体系和结构的扭曲，带来自己思想意识混乱，也带来别人对自己误解——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所以，“公共外交”这一术语对中国不合适，我们不应该盲目使用。

最关键的还是要明确地有一套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它应该是明显带有中华文化特质的、是传统遗留的、是中国人信服和自然认同的，甚至构成自己基因的和本能地贯穿到自己行为中去的。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之间联系性的认识和追求这种联系适当性、和谐性的价值。它是存在于中国政府所有外交政策的内涵，它涵盖“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的内容。

2008年12月23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初中生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张文木

目录

一、别了的司徒雷登，魂兮归来

二、司徒雷登及其在华使命

三、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

四、1946-1949：司徒先生的人格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

五、司徒雷登应当忏悔


一、别了的司徒雷登，魂兮归来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离开了中国，8月18日，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至于司徒雷登本人，毛泽东更是揭穿他“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1]的虚伪性。

然而，事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考虑到司徒先生生前的遗望，2008年11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纳并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那么，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要想对此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不能不从司徒雷登来到中国，尤其是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问题以及司徒雷登在这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来判断。

二、司徒雷登及其在华使命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04年他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不久就重返中国，此后就在中国呆了近半个世纪。司徒雷登在中国期间，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就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进入到最关键的1946-1949年，司徒雷登被来华担任美国总统特使的马歇尔看中并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这样从一介书生转身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言人。中国人所说的“司徒雷登”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因为中国人是从他就任驻华大使期间（这也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的所作所为认识司徒雷登先生的。

说司徒雷登，就不能不说马歇尔，因为司徒雷登就任大使期间肩负的是马歇尔赋予的使命。罗斯福在世时，马歇尔任三军参谋长，是罗斯福规划和实现美国取代欧洲战后世界体系的得力助手。1945年，美国与苏联联袂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以美苏为主导的欧洲体系之后，又联合苏联确定了远东的战后安排。毛泽东就当时美国远东政策分析说：“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2]这个分析对当时的苏联远东政策也是适用的。

这时的远东问题，对美苏来说，基本就是中国问题。美国人明白，仅靠美国一家，是拿不下中国的。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牺牲中国利益，同意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同意中国大连港国际化；同意“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同意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美国还答应保证协助苏联让中国方面接受这个协定。

“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本质在于，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就这样，美国背着中国，通过一纸协定既得到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保证，又达到了瓜分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夕，无端遭遇到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形势。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这样，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便转到曾协助罗斯福规划战后布局的马歇尔身上。

1945年8月14日，在美苏的软硬胁迫下，中国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这个协定。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后，美苏本指望通过“调停”国共两方，使美苏事实上两分中国，但事与愿违，重庆谈判后中国内战骤起，这迫使美国派马歇尔于12月20日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

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因为斯大林知道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人物中，能理解且有能力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只有马歇尔。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3]

“雅尔塔秘密协定”为即将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预埋了“将被进一步南北撕裂”可能性；更可怕的是这种可能性又被蒋介石政府的外交承认转化为现实性——

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实上承认了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此后，苏联和美国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外交支持，并主张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执行所谓“调停”任务。

马歇尔来华后第七天，英、美、苏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议公报，事实上承认了中国的合法政府依然是蒋介石主持下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是敦促中国各个政治力量组成联合政府。——这是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的政治回报。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这使得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和求统一、反分裂的重任天然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在这时的政治对决中，如果真爱中国，就应当爱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最进步的力量。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司徒雷登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如果只是阶级立场不同，这尚可谅解；问题在于，司徒雷登协助国民党所表达的对中国的“爱”的情绪中，已有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促成中国事实分裂的性质。

1946年初，也就是马歇尔来中国前后，美国国务院已有了保持“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想法。据曾出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哈里曼回忆，他与同僚讨论时表示：“我认为蒋没有能力用战争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重新控制满洲。我以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北部，蒋控制中国南部。我想像蒋能存在下去，并认为我是低估了共产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产党无力接管整个中国的人是斯大林本人。”[4]

马歇尔来华后，一方面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兵，其目的是让国民党在那里为美国守住与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划分的势力范围（作为对应措施，苏联也于1946年9月同意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以与之抗衡）；[5]另一方面，又以“调停”的姿态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战提议”，并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试图促成中国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实并存”的局面。

但是，令马歇尔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接受马歇尔“调停”（比如接受共产党“停战提议”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的目的与马歇尔的设想南辕北辙：蒋介石是在争取时间，将美国帮助运到华北的军队用于从苏联手中收复东北，而不是用于为美国守住华北利益。——这打乱了马歇尔与苏联分割中国的计划！

在苏军撤出东北前夕，蒋军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是时，马歇尔从美国述职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 的高压[6]。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7]。

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8]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最后，马歇尔威胁蒋介石：“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9]

蒋介石断然拒绝马歇尔让他放弃东北的建议，并于1946年5月19日攻占四平；6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做出实行“戡乱总动员”的决定；7月5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1946年，马歇尔与蒋介石在“收复东北”问题上的争论关乎“中国统一还是分裂”的前途。蒋介石在阶级立场上，代表中国反动的官僚买办势力，在这一点上，他与马歇尔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在民族立场上，蒋介石则主张中国统一，这招致马歇尔不满。

马歇尔在1946年7月写信给杜鲁门，表达了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当我阅读马歇尔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10]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队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再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11]

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1946年8月10日，杜鲁门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一封长信转交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处，杜鲁门威胁道：“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待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立场的必要。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12]

杜鲁门既然给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么推动国民党政府“换马”就必然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表。在这个日程表上，马歇尔相中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担任美驻华大使。其中原因诚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13]

现在回头看来，马歇尔相中司徒雷登的原因，除了毛泽东所说的，还应当再加上一条，这就是：司徒雷登与一般的外交家不同，套用斯大林赞赏马歇尔的话说，那就是司徒先生是“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外交中的一个”。[14]

就在蒋介石发表“全国总动员令”一周后，即1946年7月12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5]在这样的时刻，马歇尔举荐司徒雷登为美驻华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在中华民族处于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候，置中国于美苏雅尔塔秘密协定预设的“南北分裂”框架之中。

三、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

看来马歇尔还真会选人，司徒雷登并不是一个只会“之乎者也”的书生，他不仅对马歇尔的政治意图领会迅速而且落实得力。——他任职才两年多，就给马歇尔物色到了愿意“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16]的李宗仁，[17]并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么点“半独立性”[18]的蒋介石。其手段之干练、目的之阴险，以致事后让受惠于此的李宗仁都悔罪不已。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9]——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当时真正“没有经验的人”并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马歇尔，而是三天两头往司徒雷登那里“跑官”的李宗仁自己！

阅读过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给美国国务院呈写的大量报告[20]的人，都不会怀疑司徒先生真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但在关键时候却又很“懂政治”的人物。

1948年底，中共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1948年12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哀叹“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引者注：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的有效工具了”。

这时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用“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他写道：“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21]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初中生按：指当时已经由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22]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在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

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事后看来，司徒雷登办事的结果显然没有让马歇尔满意。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但这不是评价司徒雷登的关键，关键是司徒雷登先生屡败屡战，干得和想得比马歇尔要求的还要卖力、还要恶毒。这些大概才是最伤中国人民感情的地方！

四、1946-1949：司徒先生的人格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所谓“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的建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不知道他所建议的“方式”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欧洲人要求的、而又被美国人民拒绝的解决美国南北冲突的方式吗？

——难道司徒雷登先生没有读过1858年7月10日林肯《合家之乱》这篇著名的演说吗？如果读过，那司徒雷登一定会记住下面那令人感动的句子：“‘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停止它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消亡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将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23]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着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的政党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分裂！——美国的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

同样的道理，1946-1949年间，美国对中国国共冲突“调停”如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既然司徒雷登如有些文章所吹捧的那样对中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24]，那为什么还要重复用欧洲人对待美国内战的方式去对待中国呢？

如果说马歇尔欲置中国于“南北分裂”的企图已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即将统一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却还在给美国出谋划策，企图再陷中国于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这不是在对中国人民犯罪又是什么呢？

最近中国国内有的文章似乎无视这些，称司徒雷登先生是“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25]。可就是这位在1949年初将李宗仁捧上“总统宝座”，并盛赞“李宗仁在正式就职后的数月中政绩突出”[26]的“好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别恋”，他似乎忘记了正在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坚持美国驻华使馆不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27]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

他这样做（比照他同期写给美国国务院“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建议报告看）并不是由于知时识务、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顺应了中国进步潮流，而是他那已被帝国主义格式化的人格使然。——1949年6月30日，他致电马歇尔说：“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28]

就这样，李宗仁及其支持者为司徒雷登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以至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用“滑头政客”[29]而不是所谓“好人”来评价有“恩”于他的司徒雷登。   

其实，李宗仁的评价还是婉转了些，因为李宗仁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急需美援而屡遭美国拒绝的1949年6月，司徒雷登还托即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性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30]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来之食”形容司徒雷登先生的“好意”，说：“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31]——如果李宗仁当时知道此事，再读了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还不知作何感想，可能这时的李宗仁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认识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滑头政客”的层面。

司徒雷登抛弃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产党的姿态，使得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有一些人埋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32]，好像司徒雷登想与共产党“交友”，而共产党却没有“领情”。——如果这些人读过前文所引用的司徒雷登为美国在华利益不惜置中国再陷军阀内战的那血淋淋的“建议报告”后，可能会改变对司徒雷登的看法。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33]

当然，仅从司徒雷登个人而言，他在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后的表现当分别而论。如果说1946年就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的司徒雷登还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教育家”的话，那么1946年以后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其个人人格已经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我们所说的“别了”并不愿再见到的，就是这一时期（而不是其他诸如儿时或年轻时期）的司徒雷登。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是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压迫深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已没有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中国朋友”，这时他心目中有的只是美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五、司徒雷登应当忏悔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著文《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人民在道别了司徒雷登的同时，也送走了一段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屈辱历史。杭州是司徒先生出生的地方，半个世纪后，司徒雷登骨灰被接纳并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但“司徒雷登的归来”并不表明中国人民对司徒雷登罪行的谅解，也没有减轻司徒雷登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君不见，曾向司徒雷登先生保证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界”的李宗仁不也在1965年回到中国了吗？现在再添个司徒雷登先生也没有什么不行。李宗仁先生曾见证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并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而悔罪。司徒雷登先生活着的时候已经见证了中国人民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现在他躺在西子湖畔可以再见证一下中国人民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中共第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毛泽东说的这一切已经变为事实！

笔者想，如果司徒雷登先生还真有那么一点良知的话，就应当为自已在任大使期间曾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写一些至少象李宗仁先生那样的忏悔文字。李宗仁先生的忏悔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宽容和原谅，他去世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可司徒雷登先生迄今对中国人民没有只字悔罪，即使如此，中国人民还是将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后的司徒雷登区别对待，满足他的部分愿望，接纳他回到其出生地杭州。若司徒雷登先生还有那么一点良知，他在九泉下有知，他应该感谢中国人民。

[1]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2]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Vol.7，The Far East: China，p.848，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9页。

[4]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43页。

[5]1946年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这一建议经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这位将军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但条件是“战略重心千万不能南移”。——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6]蒋介石在1946年4月24日向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这“只不过是要对当初业已达成的协议再加认定而已”，可是“马歇尔这回却声色俱厉地表示不同意见，要求政府单方面让步。”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5页。

[7]《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1页。

[8]《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1页。

[9]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55页。

[10]在国民党方面已出现以李宗仁为首的和谈派，在共产党方面当时也存在“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思潮。1948年5月14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说：“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党分子。”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11]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12]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13]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14] 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5，Vol.7, The Far East: China,p.848，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9页。

[15]司徒雷登对此项任命在日记记载说：“马歇尔将军于1946年7月4日已谈到举荐我为驻华大使的事。杜鲁门总统于同月10日向参议院提名。12日得获批准。7月15日抵南京履新。20日往牯岭向蒋介石递国书。”陈礼颂译、傅经波校：《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页。

[17]司徒雷登在1949年1月26日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表示：“李宗仁一直坚持的是，只有给予平等的条件才可进行和谈。共产党广播表明，李宗仁必须在彻底投降与继续抵抗之间作出选择。我们相信他将选择后者，在华南、西南继续抵抗。”2月23日的报告中给马歇尔报告中表示：“只要李的和平努力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或能成功地阻止中共跨过长江。”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4页。

[18]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页。

[1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20]参见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1]引文中有的人名可能有误，原文如此。《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10月16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

[22]《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7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23]林肯：《两者必舍其一》，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24]《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南风窗》，2010年第 4期。

[25]《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南风窗》，2010年第 4期。

[26]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27]《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9年6月3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28]《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6月3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2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8页。

[30]黄华著：《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31]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32]《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南风窗》，2010年第 4期。

[33]引文中有的人名可能有误，原文如此。《司徒致国务卿》（南京，1948年10月16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

初中生

曼哈顿的秘密

韩毓海

纽约大学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往北徒步二十分钟是第5大道，往南徒步二十分钟是华尔街。下午跑步锻炼身体，经常遇到游客打听帝国大厦怎么走，回答就是“请跟我来”，因为我跑步的起点是位于8街上的华盛顿广场，再以第5大道与34街交汇处的帝国大厦为转折点折返。住在曼哈顿这种地方，其实只能以阿甘那种自虐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即如同被狗撵着一般在大街上跑动不止。 　　

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建于1930-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刺激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危机应对政策之一，帝国大厦与同时开工的洛克菲勒中心为当时的几十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创造了“十天建十层”的摩天大楼建筑史上的神话，但建成之后帝国大厦却曾空置多年，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直到1933年好莱坞大片里的金刚被撵得爬上去又掉下来，帝国大厦管理者终于找到了媒体时代里新的生财之道。由于位于华尔街入口处的世贸中心大厦已在9·11中灰飞烟灭，帝国大厦依然是今天纽约的最高建筑，至今它已接待了一亿五千万游客爬上爬下，真不知道大家都争先恐后急着上去干什么。

当然，比建筑神话更神奇的事情，说出来只怕大家不信：好像事先接到了上帝、白宫或者拉登其中一个通风报信的秘密电话一般，世贸中心大厦的那位拥有者、超级大款Larry ASilverstein不早不晚，恰好是在9·11之前一个月，给世贸中心上了35亿美元的巨额保险，也就是说，35亿美元的巨额保单刚刚生效，这世贸中心就祸从天降般自我爆炸了。而与此同时，9·11发生前一天，美国航空股被大举抛售，交易量比头一天增加了11倍，今天看来，甚至傻子也该在事后想一想，9·11发生前一天抛售航空股的“先知”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一定是另有其人。

当然，绝大多数善良淳朴的美国人民事后都没有往这里想，而是轻而易举地被布什总统的慷慨陈词忽悠到伊拉克战争那个大泥坑中。这当然不是说世贸大厦就是开发商自己炸的，换上王石、潘石屹这帮猛人或许还真没这个胆子。但如果要说曼哈顿的大款们连这点气魄都没有，那你就实在是看贬了美利坚，看小了曼哈顿。 　

2002年秋天，我曾经在上海遇到过一位中国的超级富豪，他的一席话如今想来依然值得玩味。他说：从房地产商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拆迁”，邓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盖楼”、“装修”而已。——搞房地产的都知道，拆迁比建楼难！因此，如果没有毛泽东闹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你就是在城市里动1寸土地都得流血，更不要说搞什么奥运会了。所以，今天搞房地产的，第一个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毛泽东。

我想，说这些话的人的学术水平，肯定大大超过了各类胡言乱语的经济学家。这再次表明：书生——包括学院里的经济学教授——眼光肯定高不过真正的资本家！

而用另一位纽约超级富豪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当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们若来纽约曼哈顿做生意，一定会赔得底儿掉！——这位廖子光是洛克菲勒投资委员会的理事，据说是少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赚到钱的纽约投资家之一。不过在我看来，要说学院里的资本主义吹鼓手都不过是鼠目寸光、纸上谈兵，这一点恐怕中美两国皆然。

开发商们要建楼，当然首先就要拆迁，拆迁自然包括要炸楼，旧的不去，新的自然不来，这其实根本没什么可奇怪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文化人却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从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行动中认出了资本主义的原初面相——

在波德莱尔和尼采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或者“在破坏中创造”，而开发商的品质就是酒神迪奥尼索斯精神的对象化：不破不立，不打碎鸡蛋就不能煎蛋饼，这就叫“现代性的逻辑”。

在卢卡契、马歇尔和伯尔曼那里，第一个资本家开发商的原型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未来的发展蓝图，浮士德无情地推平了海边一对恩爱老夫妻的小屋。

最终，对经济学家熊彼特而言，企业家正是迪奥尼索斯和浮士德生下的英雄子孙，为了推动社会和技术的创新，他们无情地发动经济危机，以将千百万人投入苦海的方式来毁灭“旧的生产方式”。

多年以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一直力图用“现代性的矛盾”这个暧昧不明的词将企业家阶级打扮成“浮士德式的悲剧英雄”，并自作多情地认为这些“酒神般”的英雄们在创造了现代新世界的同时，却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了一片荒漠或者“荒原”，因而只能通过在夜深人静时胡作非为以及支持现代艺术来为心灵的荒漠、荒原提供慰藉。——这就是为什么学院里或者学者们嘴里的资本主义总是带着“现代主义”、“现代性”这顶高雅的桂冠。

纽约号称现代主义艺术之都，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主义”，能说清楚的人实在不多。纽约大学东亚系的老系主任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大概算是研究纽约现代艺术的鼻祖之一，早在年轻时代研究二战后纽约的建筑与文化的名著中，摩西就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关于浮士德的神话根本不是真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这些说法也只不过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幻觉”，在罗伯特·摩西看来，所谓“发展的荒漠”、所谓“精神的孤独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我”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自作多情，因为这种“浮士德式精神的荒漠”，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存在于那些叫作“开发商”的心狠手辣者的心灵里，真正的“发展荒漠”其实只存在于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失业者、失地者和第三世界老百姓的现实处境中。

八十高龄的老摩西是个奇人，他每天坚持徒步走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闭门工作九小时以上。除了以研究现代主义闻名之外，摩西教授还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书的译者，也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译者，他是翻译家、版本考订学家。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主要该算是个“经学家”。

第一次承他教诲，就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版本问题——说出来大家也许还是不一定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其实应该叫《论资本》，它只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小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本的写作计划是，第一部分叫《论资本》，第二部分《论地产》，第三部分《论工资劳动》，第四部分《论国家》，第五部分《论国际贸易》，第六部分《论世界市场及其危机》。而现在公开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实际上仅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论资本》的“编辑版”。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自己看着出版的，其实也只有第一部分《论资本》的第一卷，《论资本》的后两卷分别是由恩格斯和考茨基这两位“亲密战友”，在马克思身后争作马克思遗产代理人，通过整理、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资本论》“原文”，其实只不过是个“残篇的残篇”，充其量仅仅只是全书的理论导论部分而已，而且主要部分还不是马克思自己编的。

对老摩西来说，真正的“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据说被封存在德国一个小城博物馆中的大批马克思从未出版的手稿——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马克思究竟写了什么？是什么迫使某个强大的势力对这些残稿如此恐惧，从而不得不将其长期囚禁封存，以防其得见天日？

在摩西看来，这个强大的势力既包括马克思的敌人，也包括马克思的继承人，特别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编辑者和遗产管理人。——“人们通过编辑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马克思！”老摩西说，这就是雅克·德里达在他临终前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们》中要揭示的一个惊心动魄、但又尽人皆知的秘密。

于是，当前保卫马克思遗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马克思的著作和遗产已经客观全面地存在那里了”的假相，回到断章残简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写一部重读毛泽东著作的书，在他座无虚席的“重读毛泽东著作”课的讲坛上，老摩西先从“发展”与“平等”这现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或者说先从这两个词的起源和历史沿革说起：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启蒙的理想，而“发展”却是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目标。尽管如此，1945年以来，人们却普遍相信平等与发展并行不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发展”；而后三十年中国人则是相信“越发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今天，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要求我们去重读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发掘和重读毛主席未发表和未经整理的谈话、文稿和“残篇”。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尊马读经”、“尊毛读经”而不是什么“尊孔读经”，——不“读经”怎么尊马？离开了马克思的原著，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谓“读经”，就是考订文本、解释文本，一个字一句话，老老实实读下来，以这样的方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一起思考下去，因为“揭发这个世界的秘密”与“破译导师们的残章”实际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而言，进入纽约大学东亚系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教学大楼，特别是进入东亚系老系主任摩西、现任系主任张旭东、历史学家丽贝卡·卡尔座无虚席的课堂，第一感觉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时代的“抗大”和“马列学院”一般。

而最令摩西老头不忿的一件事是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邀请某前中国文化高官演讲，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莲花讴歌林肯、华盛顿之余，终没忘记口吐白沫大骂毛泽东为秦始皇，老摩西忍无可忍，当场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谅您对林肯、华盛顿一窍不通，但不可原谅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华盛顿和林肯！”勃然退场的老摩西还没忘了交代：“演讲结束后绝不准用公款请此前高官吃饭！”

你说听了人家这番教诲，谁还敢再跟老头子理论马克思、毛泽东？再就更别提讲解什么林肯、华盛顿了。所以说，来曼哈顿做生意、抄美国人的底、救华尔街的市，就是来曼哈顿卖嘴卖舌头，专门贩卖咱们自己家祖宗那点事，你一不留神也怕在曼哈顿碰得头破血流，弄不好就得留一堆学术笑话给人家当佐料。

其实，“郡县”与“封建”、“公田”还是“井田”、“科举”还是“选举”，这些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活的核心，恐怕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之根本！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学者们争来争去，也大致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争个不休，至于它是否可以叫作“儒法斗争”自然可以另说，但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甚至完全抛弃了这些问题来袖手空谈或者清谈，则必然如瞎子摸象，而倘若简单地把中国的问题认作“根本在于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恐怕就更是流于道听途说、缘木求鱼、无的放矢了！

在我看来，郡县与封建、公田与井田、科举与选举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说它也就是宏观调控与“放权让利”之争、是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土地私有制之争、是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与实行多党竞选之间的论争，这恐怕也不能说是牵强附会吧？只不过，如今看明白这一点的人之所以不太多，恐怕还是淡忘了毛主席的教导：割断了历史，也就没有了未来。更有甚者，邯郸学步，西洋的没学会，自己根本是什么也忘记了。

说完了“经学家”就该再说说“经济学家”了，下面要说的这位和摩西教授一样有趣的老头名叫皮大卫（David M Pidcock）。认识了许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这种人混才知道学问少，听皮大卫“爆料”方知道资本主义水深。

皮大卫是一位特殊的银行家、一个号称能够“玩转资本主义”的高超投资人、一头专挖华尔街和伦敦股票市场墙角的老鼹鼠。而与一般妁经济学家“只说不练”不同，皮大卫先生则是“又说又练”，而且是“练得比说得更精彩”。皮大卫皮老头创立的“理性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ational Economics）分别在英国伦敦和印度新德里设有分支机构，而该机构的工作中心就是揭发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专门分析和揭发金融市场上的黑幕。

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斯蒂文·格林先生来中国访问，不幸与皮大卫狭路相逢，格林主席甚为狼狈：“皮大卫！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皮大卫则皮笑肉不笑道：“应该说我们形影不离，而且我的消息比你还快啊！”（与皮大卫这种“野路子”不同，斯蒂文·格林出身于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该校政治学系的林春教授曾经告诉我说，格林先生自从学生时代起就一向彬彬有礼，属于那种典型的老英国绅士教育的产物。）　　

像马克思自称是“叮在资本主义躯体上的牛虻”一样，皮大卫是不折不扣的“叮在华尔街大鳄们身上的蚂蟥”。他之所以深深爱上这种密探式的经济情报搜集工作，理由非常简单，即作为投资人他必须确保自己投资的成功，而这种投资的成功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清楚认识：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特殊的“人脉”，而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市场交换！

他主持的“理性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目标，就是对主宰经济和投资活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作精密研究和调查，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掌握、揭发和洞悉权钱交易的关系网，而不是去埋头研究什么“市场的理性模型”。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一定是权钱勾结，一定是最大利益集团的操纵！如果从抽象的市场理性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恰恰是高度非理性的，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说是被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被最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所支配和操纵的。因此，如果说华尔街是世界资本运动的心脏，那么皮大卫这个七十老翁则是在此区域几十年长期蹲守的“老片警”，而他的《葵花宝典》就是怀里揣着的世界金融大鳄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和活动时间表。

马克思说：“商品社会是个谜”、“资本主义除了秘密之外什么都不是。”而皮大卫之所作所为就是专门刺探情报、揭发投资秘密。皮大卫长期热衷于“爆猛料”揭发华尔街管片的秘密，据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他的赎罪意识。——在这一点上，皮大卫也算是个银行家中的例外，那就是他赚钱赚多了，心灵里确实还真有了点“荒原感”；也就是说，他这个人还真有点“现代主义”式的双面性格。

皮大卫出身银行世家，他的祖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重要股东，参与了对印度的殖民活动和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研究亚洲历史、亚欧关系史，特别是金融史、殖民史，这对皮大卫来说简直就是“家学”，关于1840年前后那段历史，皮大卫查查家谱就能明白许多咱们不了解的真相。从小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恐怕比胡绳以来一切中国历史学家都明白鸦片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皮大卫看来，鸦片战争当然不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中国与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主导的伦敦金融市场之间的战争。1830年以降，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通过公司股票和期货交易，重新组织了一个联系英国-印度-中国-美国和美洲-非洲的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棉布-茶叶-白银-棉花-奴隶贸易，都是由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和期货交易来支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里面，除了英国是“管账的”之外，其余的各位全是“跑腿的”。——表面上看，中国是被英国的武力打败了，而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经济贸易体系被英格兰银行主导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彻底征服和边缘化了！

军事技术的欠缺使中国和印度被武力收编进英国主导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之中，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软实力的欠缺使得中国和印度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货币信用制度，从而在跨国的区域性贸易中不能形成独立的区域性货币，转而就不得不依靠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和股票——这才是亚洲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

皮大卫的结论是：西方最厉害的不是大炮，而是银行，是股票、汇票、期货有价证券这一系列信用工具，而这个东西其实就叫“资本”！

抚今迫昔，在皮大卫看来，无论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是否完成了军事上的革命，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正崛起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而只要他们在亚洲和世界贸易活动中还不得不依赖美元和欧元，只要中印依然还是所谓的“金砖四国”的主要成员，中国还是拥有美元最多的国家，那么它们的命运就必然依赖于纽约华尔街和伦敦股票交易市场，他们就依然还是被剥削的对象和西方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印两国其实从根本上还并没有真正走出鸦片战争（所造成的世界体系结构），除非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在亚洲各国之间形成一种不同于美元和欧元的区域性共同货币。而这又谈何容易？！

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其第四部分《论国家》的隐而不彰，我们今天恐怕已经很难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起源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论断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列宁、布罗代尔等人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思路的沿展，正像马克思首次提出了长途贸易与信用制度、与汇票的关系，而布罗代尔等人则发展了马克思这一论断一样；列宁则指出了中世纪以降欧洲国家间频繁的战争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

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这位对欧洲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有着精深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现代国家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中产生的，这特别意味着——欧洲现代国家的规模、现代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是由“在彼此毁灭中建立起来的武力平衡”所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在1490年，欧洲的8000万人被分成200个国家，而今天约6亿欧洲人则生活在不到30个国家里，而决定现代欧洲政治单位大小的不是别的因素，正是这种“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这种平衡使得欧洲既不可能分裂为中世纪的城邦，但是却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而正是战争——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它同时也更深刻地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查尔斯·蒂利这样写道：“从历史上看，很少有欧洲国家能够从当下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的军事开支。于是，他们必须以各种形式的借贷来应付军事开支的短缺：让债权人延期受付（由于不得不从客户强行贷款、向银行家借钱，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让银行家获得分享未来政府财政收入的特权），促使了跨国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毫无疑问，贷款的可利用性取决于资本家的存在和出现。资本家正是作为贷款的筹集者、偿还贷款的政府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来为国家服务的，更为常见的是，资本家作为作为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出现，而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国家的货币化。”　

因此，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与实质在于：战争的规模决定了欧洲政治单位的规模，而欧洲战争的规模又是由战争贷款的直接提供者——欧洲银行家和资产阶级——所决定的。正是这一点，可以最为简捷地说明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及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像皮大卫那样深刻地揭示鸦片战争的实质。

作为华尔街最讨厌的人、作为一个老鼹鼠、作为叮在华尔街拓荒牛身上的老牛虻、作为一个游走在纽约和伦敦股票交易所之间的老侦探，皮大卫在9·11之后点的第一炮针对的就是安然公司（Enron），而实际证明，安然破产案是一个典型的近乎完美的金融危机案例。按照他后来的说法，9·11之后一个多月就爆发的安然破产案，才是当前美国金融海啸的真正先声。

安然公司是美国的能源巨人，其自有资产为900亿美元，每年经营收入过千亿美元。这个1985年成立于布什总统老家德克萨斯的小公司，利用美国政府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能源开放（即将能源私有化）、解除管制（即股份化）的政策，迅速垄断了美国能源（包括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并将能源供应引入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在10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迅速爆发，其业务遍及美国和全世界，公司股票由数美元上升为89美元/股，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股票增值，不但在知识经济的泡沫时代压倒各IT企业而独领风骚，而且在9·11之后美国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安然更是一枝独秀，吸引大批股民在9·11之后追捧能源类股。

安然迅速崛起的秘密究竟何在？这是皮大卫长期探索的课题之一，对安然的研究和侦查费了他许多脑筋和金钱，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安然的经营实际上近乎一塌糊涂，它爆发式崛起的真正秘密不在于产品的先进性和经营理念的创新，而在于它背后无坚不摧的关系网：安然这个私营的能源巨人公司其实是美国政治经济统治的工具，在所谓“自由市场”背后有一个钢铁般的武士为其站岗守夜，而安然公司的守夜人就是CIA、五角大楼和美国财政部。

按照皮大卫搜集掌握的材料，安然公司CEO"雷总" （Kenneth Lay）本人系五角大楼官员，在越南战争期间供职于此；而安然董事局另一个重要成员“魏总”(Frank Wisner Jr.)的老爹，即CIA前总负责人“老魏总管”(Frank Wisner Sr.)——换句话说，“小魏总”其实是与小布什总统同为一个CIA大院里玩大的“高干子弟”。而与此同时，“小魏总”还身兼多任：他同时还是美国保险业巨头AIG的董事局成员，而AIG的军方背景有目共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与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之间的财务联系，均有据可查。

还有，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作为花旗集团的“独立董事”，更是安然“雷总”的多年至交，而因为这层关系，安然与花旗集团、AIG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表兄弟。而且安然的“表兄弟”企业还不止这几个，更为著名的则是切尼副总统旗下的哈里波顿（Hallibur-ton）公司——众所周知，连美国打伊拉克的大兵的吃喝都是这家公司操办的。

这才叫“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四大家族”背后站着五角大楼加上CIA，用咱们伟大的《红楼梦》里那个包打听小门子的话来说：无论你是奥巴马还是奥巴牛，其实都不过是个新上任的贾雨村，如果你啥都没整明白就想搞什么大民主——那你就算是活得不耐烦了。人家垄断了能源，更掌握着兵权和秘密警察机构，顺理成章的想搞谁就搞谁，既然能把你“民主”上来，同样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也正是根据皮大卫无孔不入的调查：

——1998年安然公司通过老布什总统的关系说服小布什总统，强迫阿根廷政府将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合同承包给安然；而作为回报，布什家族的一个密友当上了这个项目的总裁。

——1993年，布什政府成员、安然前财务部主管托马斯·凯利迫使科威特政府将重建舒艾拜（Shuaiba）电厂工程的订单交给安然，尽管安然的报价要大大高于其他公司，科威特政府也只能照单认宰！

——1991年，安然拿下了印度大柏（Dabhol）电厂工程，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因家园被毁而上街抗议，而安然公司的回应是雇佣印度军警大肆镇压民众示威，“世界人权观察”对这种由美国政府背后支持的镇压大声抗议，但布什政府对此充耳不闻。

——1992年，安然在大选中两头提供政治献金，而结果证明它大笔的金钱没有白花，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立刻积极说服印尼苏哈托家族将印尼最大的能源项目交给了安然。同年，也是在克林顿总统的亲自说合下，安然拿下了由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程项目，于是美国借助安然公司掌握了连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通道，这合同一签就是10年！闹得普京今天想给天然气管道改线根本就做不到！

1998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然“雷总”抚今追昔，壮志凌云地展望公司前景说：“我们对发生在苏联、东欧、中亚地区迅疾的市场自由化脚步乐观其成，市场自由化将在能源和电力贸易方面为我公司和整个世界提供更为诱人的发展机会，我坚信：中国随后就会赶上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如果它不想自外于世界的话。”——他的口气简直比小布什还大，但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官商勾结的精英利益集团本质，这其实就是安然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爆发的秘密。

不过，正是对安然的长期调查和跟踪使得皮大卫认识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扩张的增长神话是靠它背后的社会关系来维持的，而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则耗费了安然巨大的开销，导致了大量的隐形财政支出，这使得安然的财务体系即使不是一塌糊涂，恐怕也是黑账假账一大堆，难得一见天日。

而且，安然不但长期向民主、共和两党支付政治献金，同时更要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就需要供养研究所、提供所谓“非政府组织”基金、支持包括“达沃斯论坛”在内的资本家“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间机构”包括美国企业家协会、美国政策创新协会、美国“结构融资实体”，这些智库既是安然和美国政府开拓世界市场的软力量战车，而随着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其花销和支出也日益庞大。

用皮大卫的话来说，随着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来越多，它为了保护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他断言：安然的财务报告必定不实，无论它怎么遮掩，总会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

而且问题还不止这些，当皮大卫将目标盯住了安然的财务总监安德鲁·福斯托（Andrew Fastow）之后，令人震惊的一面出现了。表面上看，安然的这位财务总监，我们简称其为“福总”（Andrew Fastow）是个行事格外低调的人物。这个四十岁的律师、两个儿子的父亲，将主要的业余时间用于充当儿子的体育教练，或徜徉于纽约的现代艺术画廊、资助各种学术机构。他社交圈甚广，但唯独商界中人对他最为陌生，尽管养着一大堆媒体，这个大款的主要特点却是从来不上电视——即使是安然事发之后，作为主要责任人，福总的律师依然援引回避法案，使他得以免除面对电视镜头的曝光。

但是，皮大卫的调查发现，如果说“雷总”等人代表着安然“公开的一面”的话，那么正是“福总”这个神秘人物构成了安然“见不得人的另一面”。——这位神秘的“福总”实际上长期负责将公司财务变成董事局主要成员的个人金库，并负责伪造公司业绩报表；而通过这样的手段，安然公司上层所分的不是公司的盈利，而是股民和银行的贷款。所谓“无利不起早”，安然的董事局成员当然一天都不会给资本主义白忙活。

9·11之后，当全球都在追捧能源股的时候，皮大卫果断看跌安然股票，同时他将自己所搜集的安然的秘密写成一本名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非法出版物”四处散发，见谁给谁塞上一本——开始大家以为他是钱赚多了、吃饱了没事干，专门玩“恶搞”，始料未及的是，安然的命运不幸被他所言中。

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虽然表面上安然的经营收入较上一年第三季度一举增长了59%，达到了476亿美元，但是令投资者大跌眼镜的是，安然居然一次性冲销了高达10.1亿美元的税后投资坏账，这笔巨额的坏账冲销不仅抵消了其在该季度的所有经营盈利，而且造成了6.18亿美元的净损失（折合0.84美元/股）。——更令投资者震惊的是，在这笔坏帐冲销中有3500万美元是由安然总公司与两家名为LJM CAYMAN LP和LJM2 CO-INVESTMENTLP的有限合伙之间的套期交易所造成的，而这两家“LJM合伙”一直是由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福总”所独立经营和控制的。

在稍后举行的与证券分析师讨论季度财务报告的电话会议上，面对证券分析师们的质询，安然又进一步承认，由于“福总”的LJM合伙所投资的一家结构融资实体与安然之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交易，安然公司不得不回购了5500万普通股股票，因此股东权益减少了12亿美元。

2001年10月17日，美国证监会致函安然，开始就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查询。与此同时，皮大卫所搜集的那些关于安然公司的小道消息部分内容开始在《华尔街日报》上以“消息人士透露”的名义刊发。也正是由此开始，"华尔街的9·11"——安然公司假账案爆发！一个月后，美国能源巨人安然公司轰然倒塌！

事后证明，安然假账案的细节极其复杂，但总体思路却相当简单：

首先，“福总”实际上手下管理着三十多个小公司，LJM只是其中之一，安然一方面将其亏损划到这些小公司账上，而另一方面再把小公司的盈利转移到安然名下，而只有这样，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才能长期红旗飘飘。

其次，只要安然公司财务报表上红旗飘飘，那么安然就可以大肆利用这种财务报表上的“红旗飘飘”以换取超高的信用评级，有了超高的信用评级，安然就可以从股市上圈来大笔金钱，同时再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从而再反过来不断冲销小公司的坏账。

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安然所玩的游戏其实与2008年9月以来引发世界金融海啸的华尔街上大公司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是，在当时安然却仅仅被当成了一个个案来处理，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这与其幕后力量的“遮掩”和“摆平”关系巨大。而玩安然这种循环游戏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人去爆料，如果没有人去揭发秘密，游戏或许将永恒继续，而一旦有人嚷嚷并且坚持不懈，终于嚷嚷得大家开始将信将疑，哪怕最终结果只是导致证监会象征性的“非正式的查询”，则游戏立马面临终结。——因为这里的关键是：哪怕只是美国证监会象征性地过问，那也必将导致安然公司在标准普尔、穆迪这样的评级机构那里的信用评级下降，而一旦信用评级下降，则企业立即会面临三大致命后果：

一、公司不可能再低息从银行贷款；

二、此前的贷款将提前到期；

三、危害投资者信心，公司股票下挫。 　　

而正是在资金链条断裂、债务提前到期和资产缩水三重打击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能源巨人安然就雪崩一般地暴露出巨大的坏账和亏损，并使得任何妄图挽救它的力量不得不望而却步，最终不得不听任其宣告破产。——与此同时，安然的大笔盈利不翼而飞，而包括“福总”在内的公司高层全身而退，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只剩下大批悲惨的股民呼天抢地，只能自认倒霉。

1990年代末，我由于在杜克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关于“清代广东公行和鸦片战争”的论文而偶然结识了皮大卫先生，正是通过他无私的帮助，我得以查阅汇丰银行史，了解了汇丰银行作为“广东公行的合伙人”的发家历程。如今想来，如果说老摩西给我的启发是做学问如同考古，而皮大卫给我的启示则是搞研究如同探案。

2008年9月13日是我来纽约的第二天，当晚皮大卫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同去哈德逊河散步，当年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纽约一个偏僻的学校里教书，大概就是长期徘徊于此，才写下了著名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由于第二天就是中国的中秋节，背靠曼哈顿，面向新泽西，我看来看去，便说这美国的月亮还真的确实是不圆。皮大卫却在一边冷笑道：“你这中国佬初来乍到，还倒是有骚情看月亮，我估计啊——你这一回能否拿到自己的工资都是个问题哩。”

我说不会吧？皮大卫笑道：“等着瞧吧一一两天之内，华尔街必有大事发生！”当时我还以为他喝高了，再说华尔街关我个屁事，除了买菜我根本就不会去那里转悠（曼哈顿的唐人街所在的Canal Street离华尔街只有一街之隔）。

果然两天后的9月15日，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当日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应声倒下。人类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一个月后再见，是在42街有名的中国菜馆“唐亭”。皮大卫问我中国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自然语焉不详，只是据大家说这只不过是“信心的危机”云云。皮大卫则一脸假笑，我问他笑什么？皮大卫先是伸出一个手指头：“第一：信用危机。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信用，而美国资本家恰恰最不讲信用。”然后他又伸出第二个手指头：“第二：阶级斗争。少数人卷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钱，而且是以他们永远也看不明白的方式。”

好在多亏纽约大学当局的精明管理，我总算拿到了自己的工资，而我的美国同事们却不幸损失了他们未来的保障——养老金。据说哈佛大学就没有纽约大学这么幸运，因为他们的校董把学校的经费投入了华尔街的股市。——而这再次表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是资本家的对手。

初中生

原帖由 地火明夷 於 2011-3-29 07:01 PM 發表。
这个不错！还有没有？

这个文章是N年前的旧东东了，像这样的文章属于事后爆料，而事前爆料是不能像这样爆得太猛的，那是要遭天谴的，呵呵！事前爆料，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要素不能说全，最多说个四分之三，否则就不好玩了。

初中生

原帖由 地火明夷 於 2011-3-30 08:25 AM 發表。
这类事情要先知先觉，那就只有您这类接近政策制订层的人！保密也是应该的，这个本来就是“战争秘密”类的东西！

至于非制定者的预测，曾经听一个院士谈高性能计算机的应用，他提过美国在这方面用高性能计算机模拟，但是他也承认，那类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根本就属于试验阶段！看金融危机中那类模型的战果就可以知道此言不虚！

我就追求个后知后觉！毕竟，包括那些喜欢作秀的经济专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不知不觉！

作为机器的高性能计算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是因为它的计算能力不够强，而是因为边界条件的不可测。——不过这也难不倒人类，也有办法。

不过，俺可不是接近政策制订层的人，俺是打酱油的普通网友，呵呵......好吧，后知后觉的要求并不过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3-30 05:05 PM 編輯 ]

初中生

美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变迁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按：此文为费正清《观察中国》一书的导言。历史无非是我们说、你们说、他们说，多几个角度看问题，或许更好。

了解我们自身已相当不易，要理解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和我们相距遥远的中国人就更加困难。但我们仍需设法去了解，也许，这种了解已有所进展。

以“人权”这一新的美国宗教为例，它与文化有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人权”不会成为主要教义，除非它成为和美国一样的法治社会，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简言之，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遗产的矛盾，不会轻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虑犯罪动机时，美国法律就表现出对“个人主观意愿”的重视——故意杀人是谋杀，但意外或没有预谋致死被指控为杀人时，会受到另一种处罚。而在中国古代却远非如此，“没有犯罪动机”并不能帮助犯人减轻罪责——举个典型的例子：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国水手从船上丢下一只坛子，砸中一个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为能在广州继续做生意，美国商人把这名水手交给了中国司法部门。按照中国法律，他很快就被绞死了。这一事例导致“治外法权制度”的产生，这在1844年的第一个中美条约中得到充分阐述。从这以后直到1943年这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100年间，治外法权（或美国领事馆官员对美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拥有裁判权）一直是各种条约的中心内容。它不但使在中国的美国人享有特权，而且也避免了许多敌意。

简言之，在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现在与过去是紧密相连的。（初中生按：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

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两个主要特点，即美国想在中国“取得巨大贸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实现；传教士们想把“自己的文化精华传给中国人”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未实现。基督教传教士做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却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关系中，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则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

为便于我们应对正迅速到来的、充满未知数的美中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这种印象当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创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传教士、记者、领事、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将其所见所闻转述给他们的听众而形成的。由此对中国产生的印象至多不过像一只万花筒，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而且变幻无常。人们常根据课本、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和评论来积累、编织“中国形象”。在这纷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国人似乎都能得出一个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至少是在那些有头脑的市民中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把这些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观点。到18 世纪90年代，英国、荷兰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馆，这时，弱小的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仍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的影响，尽管中国为1773年成立的波士顿茶会提供了茶叶。

杰西斯显示了早期传教士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关系”方面的才能，他写的题为《有益而有趣的书信》的报道广为流传。杰西斯用孔教经典中比比皆是的理想化词句描绘了中国。为杰西斯提供情况的中国人满脑子充塞着这些美好的词句，他们都是由传统的科举体制的思想工厂中造就出来的。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仁慈（除了他在你有错误想法时责罚你之外），他的子民富裕、安乐，生活水准与欧洲人相比毫不逊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想用杰西斯对中国理想的报道来说明，没有天启教（被认为系直接由上帝启示于人类的宗教——译注）的教导，你依然可以相当文明。——当然，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抽象、神秘和不真实的。

19 世纪初，西方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接触更为直接，从这时起，西方人的幻想开始破灭。18世纪，欧洲人都把夜壶倒进沟里，而中国则有收集、输送粪便做肥料的习惯；但当自来水及洗手间在欧洲盛行时，中国落后了！——西方人因与中国贸易而直接闻到了广州街头的粪臭。

中国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机、大炮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说司法改革、警察、医院这些西方近代的产物，仅就中国至今仍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已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18 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促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虽然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与中国接触后感到失望。当时，一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

《中国》一书综述了两件事：一是英美传教士先驱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状况的研究，这主要来自1832年之后传教士在澳门、广州出版的刊物《中国宝库》；二是在书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国在进人现代社会之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和他的读者深信，中国人不但需要蒸汽机和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教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督教典型的扩张模式：“我们有之，他们缺之，我们把他们所缺乏的给予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效仿我们，就会追求我们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美国人仍在设法使中国人不光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接受我们注重“人权”的个人主义。显然，我们虽有了进步，但仍未摆脱威廉姆斯在《中国》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及其包含的对中国的态度。简言之，在美国人看来，就文化价值观而言，中国的历史有极大的继承性。

继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国论著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国人：历史及文化》。这类论著很多，不胜枚举。在拉托瑞特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中国古代荣耀与现代衰落的对比非常强烈，这种现象今天仍然存在。

值得庆幸的是，是英国人而不是我们，使用炮舰巩固了我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没有让我们介入他们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历史的记录使我们感到，我们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觉得，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温和的“特殊关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策略是与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

19 世纪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了，这在另一本广为流传的名为《中国人的特点》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说明。作者阿瑟．史密斯牧师在山东农村居住了很多年，他试图自下而上使中国基督教化，他还仔细观察了中国农村的习俗。《中国人的特点》是作者于19 世纪80年代写的一组论文，1894年出版，它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了出色的描写。此书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列举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社会差异，成为以后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史密斯着重论述了“贫困”和“社会和谐”的社会差异。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 世纪初。这时，对中华帝国的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西方人通过一系列战争，使其在不平等条约下获得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到了20 世纪，保障这些特权的法律如迷宫般错综复杂。

H．B．莫斯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他重新阐述了这些“特权”的由来。莫斯作为中国政府的海关专员，在中国工作了33年，对中国官员的生活有广泛的了解。他概述了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的经过，为不平等条约（止于1943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已确立的模式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先以1900年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为例，这一事件造成了19 世纪最为严重的人质危机。在那个炎热、漫长的夏季，狂热的义和团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围攻了外国使馆区内475名外国平民、450 名来自八个国家的军人、大约3000名中国基督徒和150 匹赛马（不久，这些马就被吃掉了）。由于欧洲国家相互联合，能容忍彼此的帝国主义行为，所以各军事大国间不存在火并的危险。——俄国人夺取了满洲，日本人并没有干预俄国人的行动，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才把俄国人赶出满洲。从此，日本人和白人一起登上了国际舞台。——当八个主要国家的军队解救了驻北京的外国使团之后，义和团退到了乡村，而清政府仍被保留，以维持中国的和平，这样有利于外国贸易。1900年的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肮脏的、野蛮的，同尚未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文明相比相差甚远。

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正是1900年的危机导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笼，这一政策不仅要使美国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进人中国，而且还使中国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的印象是野蛮、落后交织着民族主义向现代化的奋进。在义和团危机过后10年的1911年，中国成立了共和国，美国人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认为中国将和我们一样，成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我们对中国的军阀混战感到痛惜，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扶植起12 所基督教学院。我们非常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侵略。当1915年日本人试图通过“二十一条”巩固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超过其他西方帝国时，美国舆论站到了中国一边。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把山东从德国手中重新夺了过去，我们拒绝承认这一条约。从这以后到1949年的30年间，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支持中华民国反对日本的侵略。（初中生按：注意，作者在打擦边球）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的左右摇摆，继续左右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初中生按：终于说老实话了）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1928—1937年）时，中国国内外的外国人都抱有很高的希望，认为它将解决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不幸的是，国民党上台后，反对他原先的盟友中国共产党，杀戮那些在城市被抓的共产党人，并把像毛泽东这样的幸存者赶到了荒郊野岭。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最终走向军事化，从而压制了社会革命。

然而，生活在农民中间的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力。当赛珍珠的畅销书《沃土》（1931年版）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中国的农民时，毛正和他的战友们酝酿如何发动农民为政治斗争服务。堪萨斯城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版）一书中，记录了毛的故事。

但美国却把面包上的黄油涂在了国民党一边。尽管蒋介石给予我们的回报与我们的投资相比甚微，我们还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们对蒋和国民党显然已不能抵御共产党的进攻而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延安时期，却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把延安看成“发展的希望”。但不久，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称的“由莫斯科一手导演的世界性阴谋中‘专制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时，他们的幻想破灭了。——由于我们没有农民，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这个“反基督教大本营”才能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在美国人看来，冷战时期也可说是极权主义阶段。50年代，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折磨、杀死了那么多仇敌感到悲痛，而另一些人则称赞其为社会发展铲除了渣滓、解放了农民、恢复了秩序。

70年代，中美开始恢复外交关系，原先中国给外国观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可怕暴行的了解，很快就被坏印象取代了。（初中生按：在经过继续思考后，费正清后来悄悄地承认了他这个观点的轻率，新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很多修改。）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中国进人了新的时期：美国人像以往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希望，并出现了旅游中国的热潮。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如何对体现我们文化价值观的道德模式产生影响的。从我们对相互移民的条约定而不遵、19 世纪80年代驱赶中国人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一直被价值观念牢固地束缚着。

有一点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态度要比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更富有正义感。事实不是这样吗？以对人工流产的争议为例：为了避免人口剧增带来的饥荒（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2．4亿），中国试图让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希望以此将出生率降到1．7‰，虽然这仍会带来人口增长，因为年轻人太多，但终将会使人口不至于像癌细胞一样繁殖而趋于稳定：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能怎样做呢？作为这种努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实行人工流产。

但是，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美国朋友正处于新的宗教崇拜和对新生儿（不考虑母亲）的崇拜之中。这种崇拜同“圣灵感孕”意义相同。中国人在19世纪听说过这种“圣灵感孕”，但他们没有接受，中国人能从美国人这种“诚挚的正义”感中得到什么呢？

我们只能希望，我们两国的极端分子不要强力剥夺妇女所选择的人生权利。中国的极端分子想强迫妇女去流产，而美国的极端分子则想强迫妇女不要这样做。这些极端分子有共同之处，并无疑会为了维护各自虽然对立、但又颇为相似的原则而相互争斗！——美国人强调婴儿出世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人则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完全服从社会需要。妇女们无所适从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提到许多其他的文化冲突。双方都应认真研究对方的历史，找出对方误入歧途的根源。同时，在两国占大多数的温和派还需要和平共处。

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项指导原则值得提出来。我们美国人在分析别国革命时，常忽视一个基本因素，即领导人的理想或梦想，领导人常以此来鼓动自己的追随者。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一种强大的现代国家物质文明的梦想，比第二种社会梦想更易于接受。这无疑是因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第一种梦想，而对后者，我们却很少把它视为一个迫切的、急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使众多的中国农民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起，分享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利益呢？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强的文化同一性，但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们必须创立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新的政治体制。——像龙一样拚搏过的毛泽东，正是以此为目标！而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家们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为实际、灵活。在下面的研究中，这些特色会得到充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