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和历史约会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0-3 11:21 AM 發表。


你说的是以下这个帖子？——

戴秉国惊人言论：我强烈反对解放军在南海动武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中 ...

是这个帖子！您这边分析的很清楚，明白了！

最近港股异动，结合您之前提的唱空金融股的事情，也许真的开始一场战争了... ...从美国人把布什与奥巴马交接时的真空期，作为2008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来看，以西方人的视角，现在是发动进攻的好时机；房地产的困局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高利贷的发生时间也似乎佐证了；悲观情绪的全球蔓延，造成把中国看成第一个复苏的人，远少于把中国看做最后一个完蛋的，心理面可以利用；茅*轼之流也颇有新论抛出... ...
... ...

就不费力一一列举了，你的位置站的高，看到的肯定比我多！反正所谓的温州资金回流造成港股下跌，我是不信的！也许，真的是一场金融战争的开局！

真枪真刀的战争，也许需要小喽喽做炮灰！金融战嘛，估计在先头部队尝到甜头的情况下，主力就会蜂拥而至吧！在香港，97年的情形，是会重演还是加码？金融海啸的规模从上次的亚洲，变为这次的全球范围，会对情况造成怎样的改变？兴奋啊！擦亮眼睛看精彩... ...希望进入战局的各方好招奇招不断！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6 03:02 AM 編輯 ]

麻皮鬃珩

香港那边的信息，哪怕在广州也不是很了解，但看下面这个链接：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hkstocknews/20111003/073410575297.shtml，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似乎已经有所准备！

作为先头部队，香港会如何应对？中央会配合吗？面对全球危机，要是中央政府没有举措，甚至只是与香港那边的先头部队配合脱节，香港金融市场都危险，不过，97年那样粗糙愚蠢的救援招数，希望不要再现！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6 03:04 AM 編輯 ]

初中生

我想问一下，一种大国的货币，如果要想成为世界上的硬通货，它的基础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0-6 03:05 AM 發表。
我想问一下，一种大国的货币，如果要想成为世界上的硬通货，它的基础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我试着回答一下哈：我想，真正的基础应该不是经济领域的规模质量一类的东西，应该是军事与政治的影响力，毕竟，现在的国家货币是一种法币！而从毛主席那句经典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看出，这个关系里面的基础又是军事！没有稳固的军事为基础，何来稳定的政权！但稳固的军事如果没有国民的支持，就是一层窗户纸，国民的意志可以推翻政权，可以改变国家，所谓人心向背定成败嘛！所以我觉得，货币成为世界硬通货这个事情，基础有三：人心 军事 政治！其中归根结底的是什么呢？那应该是人心！
历史方面我知识很匮乏，唐朝时是否真的有过不需要去征讨他国，他国就主动来朝贡的时期呢？如果有，那在那种场景下推行个把硬通货，相信不是难事哈！
说完了，请政委斧正！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0-6 03:05 AM 發表。
我想问一下，一种大国的货币，如果要想成为世界上的硬通货，它的基础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上午出门前答了的，送审查到现在还没通过，千万不要被小人搅乱论坛设置就此无踪！
我的答案大意是人心向背第一基础，军事实力第二，政治影响第三... ...

初中生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张文木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

【摘要】：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组织起来的人群。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由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就会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即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前仍在农村。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对日益逼近的外部压力，中国只能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把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关键词】：人民 工农联盟 社会主义 公有制

人民创造历史，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它关乎中国前进的基本动力和我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依靠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只能是与公有制下的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人群，脱离公有制，人民就会转化为资本雇佣的人群或沦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流民。而流民则是人民的被压迫存在，是对人民的否定。历史上的人民革命，就是对这种否定的有力矫正；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建立，则是对人民的重新肯定。因此，人民支持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基本保证，而获得这种保证的则是国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保证。

一、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80-90%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由人民生产所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1]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2]

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古今国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3]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会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成反比。

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而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是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而不是所谓的“独裁”。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4]

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拿破仑的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vivel，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5]

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6]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

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以此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

在此，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这项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质的“禁运”[7]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8]，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9]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交易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0]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11]。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1949年8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就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12]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二、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即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前仍在农村。

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永久分离的危险，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13]。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14]——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果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15]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16]

综上论述，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它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结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城乡对立”[17]。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

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这种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流动，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早在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18]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9]。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么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共产党由此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20]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象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大小成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广泛程度成正比。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就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而依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于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以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鉴于这样的经验，吴邦国同志在2011年3月10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郑重表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21]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22]。同样的道理，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只有在中国人民生活的国家才能够出现。毛泽东思想抓住了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与蒋介石仅靠在各利益集团间八面玲珑的拉拢手段不同，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同样，当代中国面对日益逼近的外部压力，也只能用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用仅浮在表面比如送电冰箱、发红包、送城市户口等简单的“惠民”式改革，将占中国人口80-90%的工人和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基础力量，失去了他们，1789年的法国、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以及目前的中东动荡，便是前车之鉴。

[1]《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3]贾谊：《过秦论》

[4]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5]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1 月-11 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页。

[6]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页。

[7]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7]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9]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0]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1]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2]《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3]广州日报：2011年02月20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樊纲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长 迟福林更直接表示：“总的看法是：“十二五”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做得到，也有条件做得到。”“‘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重大突破。参见《十二五期间资本的重点攻击目标》载《时代与思想评论》2011年第1期。

[14]《记者调查发现南京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来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报》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15]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页。

[16]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页。

[17]"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18]参阅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上册，1998年，第304页。?

[19]《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20]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针之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21]《吴邦国：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http://business.sohu.com/20110311/n279778155.shtml。

[22]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9 01:56 PM 編輯 ]

研究京氏

前段时间收到一个判决书，关小黑屋到11月初。这就没来。

今天想起过来看看，又收到一个赦免通知书，说虾米改造良好提前释放。

嗯，俺回来啦！

大家好。

俺先补课，大家继续聊。




[ 本帖最後由 研究京氏 於 2011-10-19 04:10 PM 編輯 ]

研究京氏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0-6 03:05 AM 發表。
我想问一下，一种大国的货币，如果要想成为世界上的硬通货，它的基础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1、经济基础。硬通货首先要有绝对的经济实力，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否则即便是大国货币，脚跟也不牢靠。美元欧元现在就是这个基础出了问题，才给咱机会。

2、外贸繁荣。在这个基础上，外贸持续扩大而非减少，有能力供给他国紧缺的各种商品，要他国用咱的东西，用咱的币子结算。这就要有核心商品，特色商品，咱有定价、结算发言权。——他国要用，就得按照咱的规矩办。

3、武装保障。外贸的路上，流氓和海盗到处都有，富家子是抢劫的对象，咱要有天下第一镖局保驾护航。而远洋战力，现在首推航母，其次核装备潜艇。航母要弄个5-10艘，不低于5艘战群；配备核动力、核弹打击能力的潜艇，要有10艘。这样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实力了。鉴于经济战的新形势，也必须具备有足够能力在这个战场制胜的高素质团队。——算作软航母战群吧。

4、由3可见，南海破局，既是个军事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南洋都走不出去的话，谈世界硬通货就太遥远了！

研究京氏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9 01:44 AM 發表。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张文木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

【摘要】：要保证中国在未੖ ...

这个帖子好，百看不厌，虚心学习：）

初中生

是美苏冷战还是三国鼎立

山泽

二战结束后到苏联解体的近50年时间，被当代史学称作“美苏冷战时期”，这是以意识形态阵营为依据划分政治格局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当时世界的政治形势。——中国与苏联虽然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也是传统的集权制民族国家，由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得中苏两国不能简单归入同一阵营；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领袖的崛起，改变了原来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欧式民族国家“作为宗主国直辖殖民地”的统治模式，建立了“经济上垄断所有权、政治上遥控民主制政府代理人”的美式新型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这种新式殖民体系下出现了所谓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

欧属殖民地的独立并非官方史学所谓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遭到削弱”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改变统治方式的结果。欧洲殖民地是在欧洲仍处在“民族国家时期”中建立起来的，采取政治任命和军事占领的集权统治模式。当一战结束后，欧洲主要民族国家都被所谓“民主制政体”推翻而成为历史，接踵而来的二战更是摧毁了欧洲民族国家复辟的企图，使南北欧所有民族通过“民主制政体”居于犹太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

欧洲宗主国的政府集权制既然已被消灭，那么殖民地的统治模式自然也需要相应的转变！而这转变中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殖民地的所谓“政治独立”，使其脱离原欧洲宗主国，而接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兴领袖——美国的幕后操纵！因此，所谓的“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是名不符实的，其实质是金融大资本以资本集权的殖民统治模式，取代原欧洲民族国家宗主国政治集权的殖民统治模式。

这说明，在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存在三大势力：一是犹太金融资本控制的、以金字塔模式分布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体系，一是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政府集权制国家苏联及其控制下的附庸国，再有就是新兴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政府集权制中国。

毛泽东当年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将中国纳入第三世界国家，这是出于“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战略图谋，因为在这三方中，中国实力最弱，而“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美、苏、中三方对峙格局，中国通过自贬身份，规避锋芒，并通过拉拢两方体系的下层成员而分化对手，这是“以守为攻”的战略妙招，与现在号称“韬光养晦”的“缩头乌龟”政策是决然不同的。

二战后“三国鼎立”的世界格局，是由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而造成的，而“中共席卷中国大陆”这一迅速变化的形势，也是美苏双方未曾预料的。在中共建国伊始，美、苏、中三方关系并未明朗——

中苏虽然渊源已久，但苏联对中共的干涉和控制一直是双方的主要矛盾。苏联对中共的一贯政策是“扶植利用而防止其过分壮大”，因此苏联并不支持中共内战，这说明中共建国并非苏联的理想结果。

而中美虽然由于“中华民国”的缘故而使双方似乎处于敌对状态，但这种敌对并未直接和明朗化。对于美国而言，保证中国的独立地位，而不是将其推入苏联怀抱，乃是最佳的战略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能利用美苏争霸而从中周旋获利，乃是最有利的战略态势，而这种可能性被中共建国后立即爆发的朝鲜战争打破了！

朝鲜战争是在苏联直接授意下，朝共发动的朝鲜统一战争，虽然金日成及其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军具有极强的中方背景，但朝共并未向中共事先请示便发动了战争，这使中美双方都陷入被动局面，并被迫作出抉择——

一旦苏联支持下的朝共统一了朝鲜，将与苏联远东地区一起，对美国控制的日本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使日本成为死地！为避免这一局面的形成，美国只有直接出兵介入战争。

而朝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门户，一旦失守，将成中国腹心大患，因此朝共的失败又迫使中国必须直接进行军事介入。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以“志愿军”而非国家名义出征，中美双方也未宣战，可见兵戎相向对中美双方都非理想选择。朝鲜战争的结果迫使中国彻底投向苏联，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苏联虽然未能阻止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却也成功防止了“中美合作”的可能。

20世纪60年代，由于苏联对中国主权的一再干涉，最终使双方决裂！在最严重的军事摩擦时期，中苏在蒙古边境陈兵百万，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中国，在武器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在外交上不属于任何阵营而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面临着核战争的切实威胁。

此时，毛泽东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将近代以来形成的、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的知识阶层疏散到偏远农村地区；又通过“大三线建设”转移重工业，扩大战略纵深。——工业和人才的疏散转移，再加上“全民皆兵”的战备模式，使苏联核战争和闪击战的威力大打折扣，完美的防守战略将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战争威胁化于无形。

曾经的知识青年们有幸没有在俄国人的核弹中化作飞灰，却有精力在80年代“伤痕文学”中忸怩作态，此种作风也颇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自中国近代以来，新兴知识阶层逐渐从社会下层抽离、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造成了城乡知识水平的严重分化，这与五四运动以来备受批判的地方士绅“藏智于民”的传统社会知识结构，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买办化的中国近代知识阶层而言，离开大城市即如丧考妣，确是其绝难承受之伤。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最终解除了苏联的战争威胁。此前中苏通过越南战争拖垮了美国，此后中美通过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这两场战争均以中国为目标，且均以进攻一方的失败而告终。

20世纪80年代，西方金融资本经过渗透布局，在政治上瓦解了苏联集权政府，在经济上打造了“中美国”经济体，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脱离集权政府掌控，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日渐衰微。此后是“三国归晋”，还是“楚汉相争”？这将由中国的发展状况决定。

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国土经过半个世纪几乎不间断的全面战争的破坏，内部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外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中国不但没有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却能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掌握了最先进的军事技术，积累起了足够后代“瓜分”和“贩卖”的巨大资本，这是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集权政府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才能创造出的奇迹！

只有高度垄断才能实现高效配置和高效利用，这无论对于政府集权的计划经济还是资本集权的市场经济都是如此。“计划与市场”的辩论不过是用来迷惑人的文字游戏，两者在“垄断”本质上并无差异。而60年代的中国，对外非但不卑躬屈膝，反而能主动出击，输出革命！

此外，也只有高度集权的统治核心才能有效防止买办势力的壮大，从而保证政府的一切决策从本国和本民族利益出发。——自从人类社会被犹太金融资本通过“民主制政体”统治以后，“政由己出”这一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则，在当今世界数以百计的国家中几乎已经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

这一阶段也是中国近代上百年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中国以小博大，不但使两大超级对手未占到任何便宜，还能凭借自身力量不断壮大，真正做到了“四两拨千斤”！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的表现，日后历史自有公断，绝非若干跳梁小丑便可抹黑。集权政府的强力组织保障是创造这一时代的根本前提，组织力是第一战斗力，这就是集权和垄断的威力来源！无论是政府集权，还是资本集权，都是如此！

初中生

为什么要坚决反对“民主制政体”

山泽

现今所谈论的所谓“民主制政体”，都是以西方国家政治模式为范本的政治体制，其关键在于，西方不存在真正为下层人民服务的“民主政治”，一切“民主制”均为伪民主！民主制与专制的差异，并不在于民主制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是某个核心金融家族及其周边的若干代理人家族及各界精英的“当家做主”，只不过这种统治模式不通过政府集权，自然不需要政府专制，反而要极度弱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权，防止政府对自身地位的挑战。

西方“民主制政体”是犹太金融集团在对抗欧洲贵族政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核心理念在于对政府权力的削弱和分化，最大可能地降低政府对社会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对经济的掌控能力。“三权分立”也好、“军队国家化”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无一不是对这一根本原则的贯彻实施。通过削弱国家政府的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集权，作为政府和企业放贷者和金融业垄断者的私人大资本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宰者，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更高权力体系。因此，民主制政体是为了削弱政府专制、维护资本专制而设计建立的，并非是宣传中所谓“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政体，它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另一种形式的专制，这与其倡导得所谓“自由”理念南辕北辙。

只有了解了以上背景，才可以明白为什么“民主制”不是救世良方，而是杀人毒药。

在欧洲近代史上，“民主制政体”摧毁了所有欧洲民族国家，也打破了欧洲的政治统一进程，使欧洲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沦为金融大资本的奴隶。纵观当今世界所有实施“民主制”的国家，除了欧美少数富国之外，无一不陷入混乱、动荡和贫穷的万劫不复境地。这并非是种种理论中所宣称的“种族文化差异”所导致，而是“民主制”的原本作用就是要分化瓦解社会阶层，制造社会内部阶级、民族、群体间的对立冲突，使社会无法凝聚成统一的力量，从根本上避免强力政府的出现，从而保证私人金融资本对社会的控制和垄断权。而少数欧美富国之所以未陷入动乱，乃是其在殖民体系中占据优越经济地位、在优越经济条件维持下的产生结果，而这种优越的经济条件是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地位所决定的，与其国内政治制度毫不相干。——如果金融大资本放弃了美国，使其不再居于世界分配体系的顶端，那么依照现有的政治体制，北美的动荡和混乱将远超过非洲。

“民主制”下的“选举制”，是将“贿赂合法化”的政治制度，候选人通过合法接受贿赂以获取竞选资金。而“普选制”更是人类当今最荒唐的政治制度，将这种城邦制时代的产物用于现代，如同让人重回钻木取火的生活方式。——“普选制”之所以在上古可行，在于城邦制时代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不过千余，人们彼此之间充分认识和了解。而当代一个大城市的人口便可达千万，是整个古代希腊世界人口的数倍之多，而公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媒体无不是控制在垄断大资本手中，使得“媒体信息的公正性”绝无可能实现，在这种条件下，让人从中挑选领导者，实属天方夜谭！

“普选制”最大的弊端来自于普通民众只拥有在候选人中选择领导人的权力，而更关键的对候选人的选择权则操纵在政党手中，而“民主制”中不同的政党，只不过是同一幕后老板——金融大资本的孝子贤孙，无论民众选择谁，对于金融大资本都是一样的。

“民主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类似于表演作秀，这决定了它与娱乐业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民主制政客的工作与影视明星并无本质差异，无非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娱乐大众而已。而打着“反封建”旗号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却采用比封建制度还要原始的城邦制时代政治模式，可谓蔚为奇观！更奇特的是，在被进化论主宰的西方社会理论中，这居然没有遭到反对！

“民主制政体”中政党的运作模式，决定了所有政客必然通过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换取自身利益，这就是金融大资本通过控制下的学术组织、媒体组织在世界不遗余力的宣传所谓“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所谓“民主政治体制”，才能削弱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让其通过永无止尽的内斗，消耗社会力量，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信念和政权核心。这样，金融大资本就可以分别收买各派别的领导者，在所有领域和阶层安排代理人，使各种势力直接或间接为己所用。这样，弱化的“民主政府”所丧失的经济领域控制权，就将被外来的金融大资本所操纵，从而进一步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命脉，将这个社会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分配体系之中。——以上过程，可为近代以来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包括中国近代史作注脚。

中国之所以要坚决反对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在于中国不存在能与犹太金融势力相抗衡的私人金融大资本，而中国传统的政府集权模式是能与其相抗衡的唯一力量源泉。一旦中国政府丧失了对社会、特别是经济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和垄断权，外来金融大资本必然迅速渗透其中，进一步分化瓦解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控制力，最终通过分离军队，架空“民主化”的中国政府，从此中国将再度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殖民地，此时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是金融大资本实施计划已久的“种族灭绝计划”的理想场地。因此，反对“民主体制”、加强政府集权在当今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民主政治”所宣扬的，中国就要坚决反对！“民主政治”的核心在分权，而最有效的对策就是集权和垄断，这是丝毫经不得犹豫的！

另一方面，金融大资本可以在政治领域宣扬“民主”，集权政府同样可以在经济领域推广“民主”——也就是禁止私人家族经营金融业，对金融大家族课以高额遗产税，以削弱私人大资本对政府的威胁。这也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理念所在，而不是无知学者们所宣称的“重农抑商是中国农业社会经济模式的标签”。

纵观当今世界，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才是最具民主色彩的。——这是一个真正取消了世袭制的集权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没有皇权和贵族的存在，最高权力也不掌握在某个家族手中。这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尚未达到的发展程度！门阀世家及种族制度仍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权力结构的基础模式，这些封建制残余也是其落后性的重要标志。

初中生

中国的对手究竟是谁？

山泽

自近代以来，从早期的海盗式侵袭到现在的世界范围内对抗，中国便一直受到源自欧美民族的骚扰。在这期间，中国的政府和政治体制经历了巨大变化，欧洲的政府和政治体制也是如此，然而这矛盾与斗争仍然继续。现在中国的对手是否依然如百年前那样，是欧美各个民族国家呢？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需要对西方社会本质进行剖析才能得出结论。

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家”已经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最高政治范畴，政府及其领导人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资本阶级革命在政治上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国家制度，以“民选政府”为过渡，最终取消政府体制。“资本主义”与“政府体制”是两种不同的集权模式，在政治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相互争夺最高政治范畴的统治权。

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政府的皇权帝国体制面对的，仍然是欧洲各民族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权体制，而到了一战之后，欧洲主要国家的王权贵族政治都被推翻，取而代之以所谓“民选政府”，从这时起，欧洲的封建王权体制“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历史概念，虽然“国家”和“政府”这一形式依然保留下来，并履行着传统的国家职能，但其本质已发生变化，“国家”已不再是西方社会的集权和整合模式，“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傀儡和工具，只保留了部分政治权力的执行功能而不再是权力的最终拥有者。这个权力的最终拥有者是犹太金融资本家，一个不属于任何欧洲民族和国家的幕后统治者。

欧洲虽然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却并非是资本主义最早实施的地方，而美国才是资本主义“从零开始”创造的第一个“非政府集权制”国家！由于美国远离欧洲，又没有贵族政治的传统，这使其成为犹太金融资本建立一个“完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之地。

回顾美国历史，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奇迹，犹如来自“上帝之手”的援助——

在美国独立之初，就受到令法国几乎倾家荡产的军事支持——法兰西王国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最终引发法国大革命，致使法国王室家破人亡！

在美国建国后，虽然其政府财政连维持政府运转的能力都不具备，可是美国不但没有破产，反而迅速工业化，成为经济强国，又通过若干次购买土地和战争，迅速将领土扩张到太平洋东岸，几乎占据了整个北美。

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美国又一举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取代了欧洲在西方近代以来的领导地位。而美国与拉丁美洲诸国的不同命运，也并非象诸多社会理论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民族、经济、文化等差异所造就的，而是由于犹太金融资本选取了美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持者，而拉丁美洲则被设计为这个体系中的资源产地——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必然贫穷混乱、永无翻身之日的根本原因！

在近代，犹太金融资本通过不断制造经济危机，成功削弱了西方各国民族资本和政府实力，逐渐控制了各国财政和经济命脉，这最终激起了欧洲新一轮“反犹运动”，而作为代表的就是德国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虽然德国的纳粹主义的社会认知和政治理念都与共产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两者却水火不容，前者更将“反共”与“反犹”结合在一起，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是受到犹太金融资本的操纵，目的是将当时欧洲社会阶级矛盾的重点从反犹主义转移到反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以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使居于资本主义体系中下层的各国民族资本家成为替罪羊，同时也起到了削弱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

然而，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逐渐本土化的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独立发展，不再接受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统一领导指挥，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使命。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更与犹太金融资本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始设计理念背道而驰，最终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而纳粹主义运动的本质则是日耳曼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目的是将欧洲民族从犹太金融资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一目的最终因德苏两国交战而失败！——纳粹德国与苏联本应有着共同的敌人，然而希特勒并不了解斯大林已经通过“肃反运动”肃清了潜伏在布尔什维克中的犹太金融资本家代理人，从而改变了苏联政权的性质，而仍将其视作“受犹太金融资本操纵的国家”。

德苏两国交兵的结果，导致了日耳曼民族最终被奴役，“反犹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成为禁忌话题，犹太金融资本通过媒体和影视的宣传将纳粹运动妖魔化，使其与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在西方成为魔鬼化身。

之后的“冷战时代”是斯拉夫民族国家与犹太金融资本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最终以斯拉夫民族国家的解体为结局，俄罗斯的“政府集权制国家”也开始成为历史。

当今世界，仅存的政府集权制国家都被冠以“极权国家”或“流氓国家”的称号，而中国是这其中唯一的大国，自然也将成为犹太金融资本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的攻坚重点。

了解以上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真正的对手。

在一百年前，与中国打交道的还是西方各民族国家的政府，而在一战之后，中国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的犹太金融资本家族。

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模式，与民族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模式并没有本质差别，两者仅是集权的“模式”不同，而在“集权”本身上是没有差异的。前者是通过企业集权的经济垄断，后者是通过政府集权的政治垄断。

犹太金融资本建立的新兴资本主义体系目前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性特征和残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种族制和王权制。“种族制”是指目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照种族划分阶级等级，“王权制”是指居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顶层的犹太金融资本家仅局限于少数家族，并依然以家族制继承财富和最高统治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社会中层的资产阶级受到高遗产税的压迫，或以捐赠的方式处理遗产的风气，这些都是犹太金融资本遏制民间资本规模、防止新兴大资本的有效手段。

了解了中国的真正对手才会明白，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并非矛盾的根本，中国和欧美民族的矛盾也不是矛盾的根本。虽然二战之后西方针对中国的所有战争和破坏活动似乎都是美国背后主导的，但美国不应该被当做与中国一样的“传统国家”来看待，因为美国和美国政府与中国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对等关系——美国政府不是美国的主人，美国也不是美国社会的主人。美国和美国政府都只是一个空壳而已，都是被利用的工具。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并不存在利益上的根本矛盾，两者斗争只会使渔人得利。即便中国通过战争将美国夷为平地、将美国人屠杀殆尽也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到那时欧洲会在一夕之间统一，变成一个“新的美国”继续与中国对抗；即使欧洲失败了，还可以扶植印度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个候选名单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在犹太金融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体系控制下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可以被打造成新的“棋子”被摆上棋盘。

擒贼先擒王，没有必要和无穷无尽的喽啰周旋，这是中国必须要认清自己真正对手的意义所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连对手的真面目都不清楚，自然永远处在被动防御的下风。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真正的对手并非现在讨论得正热的共济会等秘密社团。

共济会是欧洲近代在反封建过程中为宣扬资本主义思想、以宗教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秘密社团组织，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但没有政治化。随着它在欧美各国的发展，逐渐成为类似“资产国际”的资产阶级同盟组织，由于其历史上曾参与的反封建思想宣传和革命活动，至今仍保持非公开状态。而西方流传的针对共济会的“阴谋论”如同早期共产主义理论一样，起到了将阶级矛盾的矛头指向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从而掩盖犹太金融资本家的真实地位。早期的共济会是禁止犹太人加入的，在当代共济会中，犹太人也无法进入共济会最高层，这反过来说明共济会并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权力组织，充其量只是外围执行者，这由共济会成员主要来自西方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所证明。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认清真正的对手——犹太金融资本集团只是揭示客观事实，并不是“反犹主义”。宣扬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是小民族的文化狭隘性造成，对于大民族毫无可取之处。

犹太民族由于其历史悠久，而且分散迁徙，并非高度统一，至少存在着留守中东和移居欧洲的两大派系。中东的犹太人，其文化与生理上与其兄弟民族阿拉伯人都无太大差异，是宗教保守派。而欧洲犹太人又可分成南欧、北欧和东欧三支，近代在欧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到今天成为统治世界的犹太金融资本家族源于北欧犹太人，他们在文化上和生理上都与日耳曼人接近，语言则为受德语影响形成的意第绪语，是犹太世俗派的代表。而与斯拉夫人相融合的东欧犹太人的一部分，在当今犹太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外围代理人，更多则在以色列的军队中服役。

资本主义制度虽为日耳曼化的北欧犹太人所建立，一旦体制成型后，就不再以个人或民族的意志为转移，在位者将成为制度的代言人，为制度的发展进化服务，从而丧失个人自由——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王位”可以由任何人坐上去，统治世界的金融资本即使不操纵在某个犹太家族手里，也必然为其他民族的某个家族所操纵。即便将犹太金融资本家挑下马，最终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因此，“与其反对皇帝，不如反对皇权”，这才是更实质的所在！

但就目前而言，犹太金融家族居于资本主义体系的顶端，对中国造成了更大的问题，这就好比同样是皇帝，“暴君”和“明君”也能产生极大差异。犹太金融资本家由于其源自小民族传统的文化狭隘性和极端性，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正通过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造成对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初中生

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远超过货币所有权

山泽

在垄断货币所有权的金融大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入侵中国的今天，对金融和货币的重视超过了中国史上所有时期。然而不能因此忽视了曾一直对中国社会起到更为重要影响的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大资本模式——土地的重要意义远超过货币，这对于人口饱和的当今中国更是如此。

中国政府与私人大资本打交道并非从与近代西方金融大资本的接触才开始，而是自两千年前封建制度解体（初中生按：指自秦代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后，西周封建制度的彻底终结，自此以降，中国已经不再属于严格意义的“封建社会”；而两宋时期，中国已经进入资本社会，但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无以名之，故笼统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起就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

由于中国集权制政府自建立起，便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自汉代以降，中国历代王朝都将货币发行和盐铁等战略资源严格控制在政府手中，这避免了工商业和金融领域产生能与政府相抗衡的私人大资本。然而这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垄断土地的私人大资本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垄断关键资源的所有权而出售其使用权，也就是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两者都是在封建制度解体后产生的私人大资本，只是垄断的资源对象有所不同。由于资本是流动的，因此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并不适合，两者在性质上并无差异，垄断对象也可以交叉。

中国集权制政府与土地大资本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个矛盾的失控将激化另一个致命的矛盾——也就是受雇佣的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中国古代各王朝解体的内部原因，大多是由于集权政府对土地所有权的失控，从而导致私人大资本的土地兼并和过度剥削，最终引发暴力革命。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与近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丧失了土地的雇农与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雇工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属性上是完全相同的，只因职业差异便将两者对立是不合适的，两者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历史上中国通过种种方法将土地控制在政府手中——或直接垄断土地、出售土地使用权以培育国家雇农，如屯田制；或将土地划分成小块授予农民以培育小资产规模的自耕农，如均田制——以此防止私人大资本对土地的兼并和垄断。自唐代以来，政府丧失了绝大多数土地所有权，更通过税制改革承认和默许了土地大资本的扩张（初中生按：指由“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从此愈加繁荣的庄园经济使多数农民转换为大地主的雇工，国家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

中共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最伟大的创举，在于使政府全面垄断了国家全部土地的所有权，无论是之前的国有农场还是现在的均田承包，都从根本上避免了私人大资本对土地的垄断和操纵。国家垄断土地制解决了中国两千年来土地大资本对集权政府和社会的威胁，防止了私人大资本过度兼并土地而激发底层革命。——土地永远是大资本所寻求垄断的资源，在古代主要垄断农田的地主，到今天则转变为主要垄断城市土地的地产商，而土地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程度还要超过工商业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程度！对于集权政府而言，所需垄断的关键性战略资源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旦有所放松，必然迅速被私人大资本所抢占，从而丧失对社会最根本的控制权。

因此，一般民众不应对当今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不拥有“土地所有权”而抱怨，因为这是保障社会安定的根本所在！即便在土地所有权未放开的今天，放开房地产领域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已经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高昂的房价已经成为大资本套在平民阶层颈上的沉重枷锁！一旦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私人大资本将通过操纵货币、哄抬物价、炒作房地产等种种手段迫使绝大多数人将手中的土地所有权为换取生存必需品而售出，到那时，平民阶层才将真正“无立锥之地”！

初中生

货币的本质与金融资本的增值

山泽

商品的产生需要主客观两个条件：所有权的产生将物品在不同的所有者间分隔开，这为对商品需求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而消费者的主观需求则是物品转化为商品的主观条件。而无论是所有权还是对商品的需求都是意识的产物，是不依赖于劳动或其他客观条件存在的。

商品交换的本质是所有权的交换、需求的交换，而不是劳动的交换。劳动并非形成商品的必要条件，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恰恰是没有成本、不包含劳动的商品，如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以及最有价值的商品——货币等金融产品。劳动是生产商品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将劳动作为商品本质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商品的认识局限于生产领域，忽视了资源、金融等非生产领域的商品模式。资源与货币都是一种单纯的所有权商品，也就是一种意识商品。认识到意识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差异是正确认识商品本质，进而理解货币本质的关键。

因此商品的真正价值并非劳动价值论中所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是“无差别的人类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商品交换双方的需求对比来决定的，也就是交换双方对彼此商品的需求度达成的妥协。商品的这种被需求性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并非是一种客观属性，而是由人主观赋予的。同一件物品当有人需要时就是商品，具有所谓的“使用价值”；当没人需要时就不是商品，也没有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商品使用价值对比的结果。

商品的交换价值，并非如一般认知的“由商品的供需对比”来决定，商品的供应度是通过影响商品贩卖方的需求度进而影响商品交换双方的需求对比的。一种商品供应量的提高并不会影响购买者的需求，但却会改变贩卖者的需求结构。也就是不同的贩卖者对于同一个购买者要交换商品的需求度是不同的，更多的贩卖者意味着更大的需求差异，从而造成交换价值差异，购买者就有更多的选择，这种连锁效应引起的竞争就造成了价格下降。因此，供求关系改变商品价格只存在于所有权分散的自由市场中，如果卖方被同一所有权垄断，即便商品积压形成供过于求的市场形势，垄断需求的卖方也不会降低价格销售，反而会进行囤积居奇的价格炒作。

对于劳动商品而言，生产周期是影响商品供应度的重要元素，生产周期越长的商品成本越高，也就是商品的单位时间产量越低，从而造成较低的商品供应度，低供应度造就了高需求和高价位，但这同样建立在所有权分散的自由市场中。如果商品买方垄断在一个所有权下，即便商品高度稀缺供不应求，垄断需求的买方也可恶意压低价格购入。

从这个因果关系链上看，商品成本、供应度都是间接因素，最终要通过作用于消费者对于的商品需求度而影响商品的价格。

需求的本质是人的主观欲望，而欲望并非统一的、固定不变的，它因时、因地、因人而随时变化，是具体的、特殊的，每一次新的商品交换就是一次新的需求博弈，会产生新的结果。与之相对应，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是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停变化的，不存在统一、恒定的数值。对于一件商品来讲，它的交换价值就是与其完成交换的对象商品，而这具有无数种表现方式，即便它与同一种类的对象商品进行交换，其交换价值也因每次具体的交换而不同，这由具体的交换方当时的具体需求对比来决定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同一商品的交换价值之间是无法比较的，如甲可以换得乙或丙，但乙、丙之间是无法互换的，甲、乙、丙之间的交换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并不存在统一的价值量。

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所以被认为“能够相互比较”，是由于一般等价物的存在，所有商品以一般等价物为桥梁建立联系，而不再需要分别进行具体的交换。价格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价值，“商品甲-货币-商品乙”这一交换公式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货币的存在，如果拿掉中间的货币，那么公式的两端就不再等价——如果要通过“商品甲-商品乙”这一新的交换模式，那么将产生新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不等同于商品的价格，价格只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表现之一。而同价的商品不代表它们具有等量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们分别与货币的交换价值恰巧相同而已。“商品甲-货币-货币-商品乙”才是货币系统真正的运作模式，等式的两端和中间分别成立而无法贯通。因此货币并非商品的价值尺度，同价的商品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价格只分别代表了各种商品各自与货币的需求比例。以货币量对社会经济进行衡量是无法反映实体经济情况的，它只表现了商品与货币的对应关系。

商品的使用价值，包含了作为满足某种独特需求的特殊性和作为满足人类一般需求的普遍性，使用价值存在一般性与特殊性差异是货币产生的根本原因。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使用价值表现为与所有商品交换的功能，也就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需求。而用作货币的实物载体，例如贵重金属、纸币等通常是不具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实际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货币载体本身并不存在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实际功用。因此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使用价值是一种与货币载体本身的使用价值不符的抽象价值，这就使货币成为一种虚拟的对应体系。货币所对应的是一种在实体经济中切实存在的、真正的一般等价物，这就是作为商品的生存必需品，主要表现为粮食。

所谓“一般等价物”，即其使用价值具有与所有商品交换的能力，也就是所有消费者都对其有共同的需求。在现实中，所有人都必须需要的商品就是生存必需品，包括了维持生命必须的食物、水和空气。在目前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下，由于粮食的供应度最低，从而形成对其较高的需求度，因此成为生存必需品中最主要的商品——可以说，粮食才是货币原始的真实形态，是货币这一虚拟体系所反应和对照的现实体系。

这一点从商品经济的历史成因中同样可以看到——

商品经济的形成，起源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脱离食品生产的人口要在经济体中获取生存必需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通过对劳动力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而直接获取农产品，这是通过所有权的直接分配；另一种则是通过所有权的交换，以非农产品换取农产品，这就产生了商业。

商业的本质是沟通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桥梁，其根本经济职能是通过商品交换使非农业人口获取生存必需品。因此可以认为，在所有商品中，只有粮食具有真正的使用价值，其他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其实质就是能够与粮食进行交换的价值。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粮食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可以与一切商品进行交换。而粮食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无法作为货币方便地用于商业，这就产生了“货币”这一虚拟的一般等价物系统。

货币脱胎于粮食，它抛弃了粮食作为“人类的生存所必需的具体需求”，而继承了其作为“人类所必需的、无差别的一般需求”，从而获得了普遍交换能力。粮食的使用价值对应的是一种真实的实际需求，而模拟粮食一般等价物功能的货币，它的使用价值则对应的是一种虚拟的需求。

货币价值的虚拟性说明了货币在诞生之初就是信用币，无论贝壳还是金银、无论纸币还是电子币，都是一种对无差别人类需求的虚拟，这意味着金银与纸币在虚拟性上是等同的，后者也无需以前者为依据。

货币的虚拟性决定了货币无需以任何实物为载体，也无需以实物任何为本位。货币真正的本位是信用，也就是货币使用者对于货币的信心。——金本位也好、资源本位也好、外汇本位也好，无论何种货币载体或货币本位都是一种打造信用、建立信心的手段，它们只对货币体系的建立起促进作用，而对真正保证货币体系的信用不起到任何作用。

货币信用最终由货币发行量所代表的虚拟需求与其所对应的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的协调性所保障，这种“协调性”，亦即“币值的稳定”是使用者对货币信心的根本来源。只要货币垄断权掌握在私人金融资本手中，货币的发行量便由其主观决定，而任何货币载体或货币本位都无法保障币值的稳定，也无法防止货币成为金融资本的敛财工具。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金融改革使中央银行独立，并逐渐扩大外汇储备，到今天实际上中国和中国政府已丧失人民币的发行权。目前人民币以固定的汇率保证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例，这实际上就是采用美元本位。固定汇率的美元本位使人民币的发行权既不归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所有，也不归中国政府所有，而是归美元发行者——美国联邦储备局所有。实际上，美联储才是真正决定人民币发行量的决策者，只是这一决策不是通过直属机关的内部命令，而是通过人民币“美元本位”的货币机制实现的——只要美联储发行多少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就必须相应发行多少人民币以保证汇率稳定。

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海量的美元可以在世界经济体内得以消化，而人民币则主要在中国境内流通，无视自身经济状况而跟紧美元的“人民币发行量”必然造成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固定汇率体制的实质就是以外币为本位，这是金融资本以私有货币为工具攫取世界各国社会货币所有权、操纵世界经济的重要方式。

货币的虚拟性决定了任何货币都不具有贮藏功能，无论是退出流通的货币，还是实际流通中的货币，其价值都直接受到流通体系的影响。金银被认为具有贮藏功能，是因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商品价格——金银与珍珠宝石一样是一种奢侈品，金银的保值是作为奢侈品的保值，而非作为货币的保值，这种贮藏是作为商品的贮藏，而非作为货币的贮藏。购买金银保值与购买任何实物或实业进行保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金银不是货币的本体，功能也不等同于货币，金银作为商品的价值与金银作为货币的价值是毫不相关的。

金银货币不比纸币有更高的信用，而货币采用金、银、铜等实物商品载体，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使货币的发行量受制于其开采量。人类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由人口总量推动，在人口较少、经济规模较小的古代社会，贵金属的开采量尚可提供足够的货币量；自中古以来，金属货币的产量限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再加之金融资本的垄断造成了欧洲中世纪和中国近代经济的严重衰退，这也是供应量更为充足的纸币产生的历史原因。

纸币虽然更容易被人为操纵而成为敛财工具，但它对人类社会实体经济突破通货紧缩、迅猛发展并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条件下，恢复贵金属货币会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真正要恢复金属货币体系，在当前的人口基数下必然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这就必然需要极大降低世界人口、缩减经济规模相配合才能实现，这可视作“盎格鲁-萨克森计划”降低世界人口的经济组成部分。

货币自然载体的局限性决定了货币必然朝向脱离载体的方向发展，实际上，货币的进化史如同实体经济商品的进化史一样，是一个成本逐渐降低的过程。纸币等廉价商品取代金银等贵重商品作为货币载体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而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电子币（即数字本身）直接成为货币，货币载体最终由有形转为无形，货币也将最终呈现出作为意识商品的本来面目。

物质货币具有作为“货币载体的商品”的实际价值和其作为“货币”所具有的虚拟价值，这产生了获取货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依照作为货币载体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获取货币载体，另一种则是依照货币的虚拟交换价值以获取货币——这两者间的价值差异，使得获取货币的载体成为最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

货币的虚拟属性造成了货币在流通体系中的两种效应：一是“以无换有”，控制货币的金融资本通过以意识商品交换劳动商品，最终垄断实体经济的所有权；一是“虚拟增长”，垄断了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以脱离实体经济增长率的高额利息掠夺了实体经济的大部分利润，并对实体经济造成“繁荣”和“萧条”交互更替的催化作用。这两种效应是控制货币所有权的金融业进行资本增值的基本原理。

金融业的银行与工农业的农场工厂一样，都是生产商品的机构，只是工农业生产的是物质商品，而金融业生产的是意识商品，两者的交换就是以意识换取物质，这其中的巨大利益不言而喻。而这种交换之所以成立，便是由于商品交换是所有权与需求的交换，而非以成本或劳动量为价值尺度的交换。——这是金融资本以货币为商品换取实体经济所有权、聚敛财富的增长方式，这也是金融资本通过原始积累垄断实业的根本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中美国经济体”的本质就是以美元货币换取中国工业品的典型的意识商品换取物质商品的经济模式。

由于货币的使用价值是虚拟的，这导致了以货币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成为一种虚拟经济，这不可避免与其模拟的对象具有现实差异。——货币代表的虚拟需求可以无限增长，而实体经济中商品的现实需求则存在增长上限，这一上限是由社会的人口总量决定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背离，将导致商业的过度繁荣或过度萧条，从而扰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正常联系，对实体经济造成相应影响。

雇佣生产关系下存在两种生产模式，一种是资本家将资本或资源出租给劳动者而收取利息，租借者通过劳动获取产品；一种是劳动者将自身劳动力出租给资本家以获取工资，资本家则直接获得产品。后一种模式垄断程度更高，也能够承受更高的市场风险，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生产模式。

实业资本的利润需要通过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经济活动周期来实现，不存在固定的利润率。而金融资本的利润则通过数学规律实现，也就是稳定的利率。实业资本存在现实的风险，也不可能实现利润的无限快速增长；而金融资本的利润则无视现实，可以无限增长。这样，被金融资本贷款绑定的实业资本必然交出大部分利润所得，因为实体经济根本无法满足金融资本贪婪的增长率！而金融资本的“虚拟增长效应”也促使实体经济生产超出社会实际需求的商品，从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及资源的浪费。

垄断了货币的金融资本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造成“货币的供不应求”，制造“物贱币贵”的通货紧缩，从而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实业及其产品。这一过程将导致社会工商业的衰落退化，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税收，这样，金融资本便可趁虚而入，向政府放贷进而控制政府财政，这是世界近代史上金融资本蚕食瓦解政府集权的主要方式。

近代一百多年来，犹太金融资本就是通过鸦片贸易，以垃圾商品抽空中国的白银货币，造成了晚清社会的经济凋敝，打击中国的工商业，从此中国失去了占据两千多年的世界工业中心地位。正是由于中国工商业的衰落，才使得西方工业品的输入成为可能，而不是官方史学认为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抵抗力不足”，这种论调是非常可笑的！

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是亚欧大陆的工商业中心，中国一直为全世界生产商品，这也是欧洲人不畏艰险远隔重洋来到中国的原因，吸引他们的是中国的工业品而非中国的粮食！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大航海时代将航线拓展到欧洲，其原因在于无利可图——即便中国的船队到达欧洲也只能空船返回，因为当时欧洲没有有价值的商品。

金融资本还可以通过铸造不足额的金属货币或滥发纸币提高货币流通量，制造“币贱物贵”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货币体系的崩溃。货币与商业的崩溃切断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联系，这就使所有非农产品和产业都丧失了交换价值，也就是所有实业产权的价格归零。而此时控制货币发行权的金融资本便可大量制造货币以收购实业，而其放贷的利息仍在依照数学规律增长，这样实业资本无法再还清对金融资本的借贷，从而被迫让渡所有权——这样，金融资本也可完成对实体经济的掠夺。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创造商品，而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是由劳动力与货币的需求比例决定的。同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的成本并不能构成工资的决定性因素，而工资也无法由资本家（也就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单方面决定，因而“资本家对工人过度剥削而导致工人工资低于生活成本”的结论是无法成立的。

劳动力同所有商品一样存在市场风险，也同样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经济危机的形成，并非由于“劳动者过度贫困”而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而是货币功能失调引起的。货币是连接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纽带，货币功能的失调导致商品流通的不畅，扰乱了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正常联系，进而影响商品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经济危机发生于货币金融领域、作用于商品流通领域，进而影响生产领域，而不是相反，发生于生产领域、作用于商品流通领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颠倒了经济危机的因果关系，将制造经济危机的罪责推给了实业资本，并将其论证为“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结构的必然结果”！然而，操纵货币发行的金融资本才是制造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并在所谓“经济危机周期”的掩护下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掠夺劳动者和实业资本的财富。剩余价值理论将“剥削的形成”归咎于“收割剩余价值的实业资本家”，这就掩盖了寄生在实业资本背后的金融大资本。

货币的虚拟本质创造了以货币为基础的虚拟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不只存在于金融领域，而是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有被货币触及的角落。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已经不存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因为整个经济体都被货币虚拟化了。

对市场经济的遏制与对市场经济的促进同样重要，只有保证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协调，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只要货币的所有权控制在私人资本手中，它就必然成为其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资本的食利性作为资本的意志，“道成肉身”成为金融资本家，使其作为资本增值的人格工具。——资本集权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使得这种资本的掠夺和扩张成为合法行为，其所有权的私有性也保证了其隐秘性，这种将不合理行为的合法化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弊端。

在失去强大政府集权的保护下，社会中所有的阶层都必将被垄断金融资本无情地掠夺，这也是当前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状况。资本集权通过货币掠夺财富的凶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政府集权通过税收的横征暴敛，而资本集权的隐秘性又使其不像集权政府那样作为公开的目标成为监督或革命对象，这使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超过政府集权。

只有通过政府集权垄断货币的所有权、禁止私人资本从事金融业，并通过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管监督政府财政，才能保证货币及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促进作用，而不是沦为私人资本或政府的敛财工具。

麻皮鬃珩

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想，看样子这个山泽受宋鸿兵的影响很大啊！绕来绕去，总是不忘给小宋来两拳！不知道是不是总想来两拳造成的，把文章搞得好复杂，总算看完了，等着看大家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