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八卦进行到底！——八卦党人眼中的中国革命

初中生

二

北伐军的“战上海”没有多少惊险可言，小白总指挥的部队还在龙华庙附近打坐观望（嗯，白长官本人该是不作兴进庙里坐禅的），上海老城厢里面已经基本上搞定了，功臣是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这次起义的总指挥，是时年才二十九岁的周恩来。

关于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一般史书对前两次谈得比较少，除了那两次属于不成功的起义之外，窃以为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过程太过仓促，尤其是第一次起义，严格说起来并不算由中共主动领导，也谈不上是个像样子的起义行动。更有甚者，第一次起义最初打算要出面挂头牌的人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那是谁啊？名字说出来之前，请在喝茶的朋友千万把口里的茶先咽下去，此人姓虞名洽卿。啥？这不是“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吗？噗噗——（瞧瞧，都说了请您先把茶咽下去！）这真是，用上海话讲：“搞七捻三，叫伊搭阿拉起义，侬搞啥个百叶结嘛！”

虞洽卿的个人背景，这里就不必多交待了，只略讲一点他与蒋介石的前缘。

前面书说到，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当年在上海开过股票行。大家知道，股票行的生意是要在交易所交易的，那个交易所的全称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它的理事会的领衔理事就是虞洽卿。后来张、蒋等人的股票行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到处追，几个债务人被逼得笃笃转、团团转。也有想不开的，蒋介石的老师兼老乡周骏彦就被人从黄浦江里捞上来了两回(不过那是因为他自己欠债，倒是与小蒋没有直接关系）。

蒋介石则干脆跑路到广东“继续革命”去了，他此行的时间，正是孙中山被陈炯明炮打元帅府而逃到永丰舰上避难的时候，所以“反蒋大师”李敖讥讽蒋介石的革命是“炒股票蚀光老本之后才死心塌地跟了孙中山”。——话是刻薄了些，也不完全属实，不过小蒋当时的处境，虽不至于去黄浦江潜水，但也的确是比较狼狈，连行前的60000块钱都是从虞洽卿那里弄来的。他分了周老师10000免得他寻死觅活、再去跳黄浦江，给了邵力子几千块用于办报，自己则揣了40000多滑脚南下了。

尽管虞老板当时给钱也并非出于心甘情愿，但那好歹也是一笔救命钱，您说当老蒋们耀武扬威北伐打回老家的时候，虞老板该是个啥待遇？被叫声“恩公”还算是轻的了。

扯远了，这里再倒一下带子，单说半年多前。虞洽卿原本是上海工部局华董、总商会会长，但是孙传芳联军进沪后，把虞洽卿的职务给撤了，还解散了他的商会南北市保卫团，于是“赤脚财神”很不高兴。他这一不高兴，倒让在上海暗地里活动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蛮高兴。

国民党派驻上海的军事特派员叫钮永建，钮先生早在吴稚晖中举之前就与他是江阴南菁书院的同窗好友，也属于后来与吴一同加入同盟会的老资格，他在上海搞地下活动，请的保安主任是杜月笙，同时他也与中共上海区委的人相互联络。

中共方面这一时期与杜老板也关系搞得不错，后来成为烈士的汪寿华和后来当了叛徒的顾顺章，也都是拜过老头子的青帮成员。——就事论事，当时的帮会在工人中势力很大，曾有鞋业公会的帮会领袖夸口说：“上海劳工中至少有八成是我们这边的！”所以，想在上海搞工运，不与帮会合作，的确是难于开展工作的。

而杜老板这时也蛮上路，不时给共方透露巡捕房的消息，动用青帮势力为共方在租界的活动提供方便。——一时间三方有来有往，貌似“同志加兄弟”。

1926年秋，北伐军两湖得胜的时候，钮永建在上海跃跃欲试，想乘上海防务空虚之机干它一票。就在这个时候，虞洽卿找上门来了，他主动表示愿意出资捐助工人造孙传芳的反，要党人们帮忙他革命夺取上海政权，建立以商人为主的政府。

中共上海区委也认为，上海地方非搞一次民众暴动不可，同意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那时的中共年纪还小，脑子也被共产国际教得不大清楚，甚至定下“以商界为主体”、“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的基调。这样的革命，虞老板哪有不高兴的？

于是三方一拍即合，钮永建被推举为军事领导人，与同为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负责人的吴稚晖一起策划起义。但是，无论钮永建、吴稚晖还是中共上海区委，在组织工人武装起义方面都还没啥经验，在时机和准备均不足够，又搞错北伐军战况情报的情况下，1926年10月24日只仓促组织起三五百人就冒然暴动，这中间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帮会小弟，这样的暴动自然是不来事的，当天就熄了火。

歇了四个月，直到1927年2月间，北伐军中路南下安徽，东路进攻杭州，对宁沪地区逐渐形成了两面夹击的态势，上海方面便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作为响应。1927年2月19日，市总工会发出了“全市总罢工宣言”，随后还成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构，委员包括国共双方的代表，有钮永建、罗亦农、李立三、瞿秋白、顾顺章和赵世炎等十一人。——这份委员名单显示，第二次起义的领导层，中共的成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行动的规模也远比上一次大得多。

至2月22日，罢工人数达到了三十五万，闸北工人率先举行了暴动，冲击警察署抢夺枪械，但是，所谓的“武装起义”也仅止于此，东打一枪、西放一炮，还是没有章法。钮永建的任务原本是要策反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部下兵变，但是没能成功，李部反而对起义的工人和学生大开杀戒。由于江浙的北伐军并没有快速推进到上海，要毫无军事训练的罢工工人与防守上海的正规驻军单独对阵，显然已经不现实。2月24日，总工会宣布复工。

持续将近一周的第二次起义虽然不成功，但是中共因此积累了经验，在宣布复工的同时，对下一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这才有了3月21日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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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第二次起义结束、决定复工的时候，上海的中共中央已经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八人特别委员会”来筹备第三次起义，特委成员有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汪寿华、彭述之等人，同时还成立了特别军委，成员包括周恩来、顾顺章、赵世炎等，由周恩来担任书记。

在第二次起义的时候，虞洽卿已经打了退堂鼓不合作了，他拒绝号召商界罢市以配合总工会的罢工，可是“上海市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还是把他列在了委员名单之中，也许事先没给他打过招呼，大资本家虞洽卿虞老板因为自己的名字被登在了报纸上公开当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又不高兴！

国民党这方面呢，由于北伐军攻陷上海指日可待，钮永建、吴稚晖认为反正正规军就要来了，由白崇禧、何应钦们的枪杆子来干要牢靠得多，上海方面不必作徒然牺牲，于是对于发动工人起义也不再起劲。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两个委员会已经由清一色的中共成员所组成。

吸取了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加上国共关系在这几个月里急剧变化，此时的中共中央脑子也比几个月前拎清了不少，不再谦虚地讲什么“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而是当仁不让地要坐“带头大哥”的位置。

在第三次起义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在上海频繁召开的会议达三十一次之多，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与（国民党）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进行，要使这个争斗在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C.P.与K.M.T反对蒋之个人独裁”，并且认定： “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只不过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反蒋“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所以蒋介石来不来上海，在中共的心目中，他已经是一个迟早要铲除的敌人了。

被任命为武装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前两次的起义他还没有真正参与。未来总理是在1926年12月从广州离别已经怀孕数月的邓颖超，调到上海任职的，原本他是来加强中共中央的组织部工作，由于他曾经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并且率领黄埔学生军参加过东征，在上海中央这一摊子人里面，只有他属于相对有较多军事经验的，所以由中共主导的第三次起义的军事领导工作，自然非他莫属。

另一个起义干将，是四年后因为叛变而被他自己曾经领导过的特科“红队”全家灭门的顾顺章。在1927年2月白崇禧领军攻打杭州的时候，顾顺章是在杭州城内策应北伐军的起义领袖，拥有这段新鲜火热的起义经验，他自然成了周恩来所倚重的重要人物。

毕竟在广东见识过真刀真枪的阵仗，非上海的一拨外行可比，周恩来一上任就出手不凡，第三次起义的准备工作在他的指导下，从策划、组织到情报、训练，都各司其职、有规有距。他把现有的人员配备分成纠察队、自卫队和特别队，在闸北秘密集训骨干分子，还专门调来了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生负责军训。这个黄埔一期生，就是后来官拜国军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后来义旗一举又回来的侯镜如，早年我曾经发过一帖《乱谈黄埔生之红蓝无间道篇》，其中第一个说到的“无间道”中人就是他。闸北的骨干闭门集训足足进行了二十五天，一千八百名纠察队骨干接受了枪械使用、战术运动及刺杀等训练，为接下来的起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27年2月底，上海的守军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动，孙传芳顶不住北伐军的攻势，不得以向张作霖的奉鲁联军乞援，由借来的张宗昌鲁军毕庶澄部三千余官兵接替了孙部李宝章留下的防务。毕庶澄部初来乍到，在上海人生地不熟，没有本地根基，即使加上地方警察五千人，整个上海军警人数也不过八千，实力削弱。而周恩来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经过精心组织和集训，战斗力比之前大有提高。此消彼长，双方的实力差距显著缩小。

对于起义的时机，陈独秀、周恩来等事先已经确定，只要北伐军攻占苏州或松江任一地，即行发动。所以，当白崇禧指挥北伐军于1927年3月20日攻下上海郊外的松江并进占龙华时，特委即趁机于3月21日宣布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的经过史书迭有详述，此处不赘，总而言之，进展顺利。城内的守军由于北伐军大军压境而军心动摇，作战意志不坚，租界的洋人起初武装起来，企图监视阻挡起义工人的行动，但是在纠察队强力交涉，并许诺不冲击租界后，也就眼开眼闭了。这使得原本以为“纠察队要穿越租界，就会与洋人先大打一架”的北方守军措手不及，其防御也加速崩溃。不到一天半工夫，除了宝山路到北站一带由先期进入市区的第一师进占，其余华界包括几个警察署，全部被佩戴白底黑字袖章的几千名武装工人纠察队占据，他们开始封锁街区，执行维安。

这样一来，资方代表首先不高兴。在起义胜利第二天召开的各同业商会联席会议上，荣毅仁的大伯、棉纺大亨荣宗敬就发言要求：“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着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这得到与会商界代表纷纷附议。

小白长官更加不高兴！他的部队在郊外激战数日，终于扫清进军上海的障碍，谁知关键时候蒋介石命令他暂以龙华、南翔、吴淞为限，不得越线，唾手可得的胜利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拔了头筹，让他郁闷得不行。

更加郁闷的是，进得城来，“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上海工会气焰薰天，已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掌握。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 （李宗仁语），而白崇禧麾下第一军驻扎在杭沪宁沿线的各师，尤其是第1师和第21师，也开始军心不稳，各级军官自由行动不听约束了。

就在上海街头群情汹汹，北伐军内部思想混乱，白长官对局势几乎失控一筹莫展的当儿，1927年3月26日，从南京下到黄浦江的楚同舰，靠上了上海高昌庙江边码头，蒋总司令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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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27年3月23日，就在蒋介石离开安庆的那一天，程潜指挥江右军攻占了南京城。3月24日上午，城内的部分士兵开始冲击英、美、日领事馆，洋人的住宅、商店及学校也遭到攻击，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以及另外一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被杀，英国领事受伤。当天下午，驶往长江水域的英美舰队即向南京炮击数十发炮弹，以示阻吓，随后撤侨至上海，城内中国军民死伤三十余人，这就是震惊列强的“南京事件”。

由于入城部队第二军和第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是中共派入的李富春和林祖涵，后来国方的官版史书一口咬定，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中共，说是共党图谋以激烈手段激怒洋人而坐收渔利。但是这一指控只是国方事过境迁后的臆断，并不见证据，即使蒋介石几天后在上海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也不敢公然作此指责，只说其时北伐军攻到南京城外，“直鲁军尚未退却时，城內发生排教行为”，暗示并非北伐军所为。

“南京事件”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水上漂着；在事件的次日，他的楚同舰到达了南京港。他本欲登陆巡视，程潜却建议他留在舰上，自己赶去向他汇报。程潜不让蒋介石上岸的理由是，他的部队内部不稳，可能会有人对蒋图谋不利。到底是谁呢？程潜没有直说。

事实上，当时左派控制的武汉中央意欲除掉老蒋的心思已经很重了，武汉中央曾给程潜暗中转去指示，要他见机行事把蒋介石抓起来，据说这个秘密指令还是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转交给程潜的。程颂公对蒋介石的作为早就多有不满，并且在政治上倾向武汉，但还不到决心翻脸对蒋总司令下黑手的程度，他也不愿意背一个“分裂党国”的黑锅，于是私下把那个密令按下未予执行。不过，程潜也不接受蒋介石的拉拢，大约两周后他推辞了蒋介石让他当“南京卫戍司令”的任命，把部队交给部下杨杰和贺耀祖，自己干脆退避到武汉去了。而杨、贺二人不久却附了蒋，程潜几年里重新积累起来的自己那点湘军老本，又一次败光。

对武汉中央和左派来说，程颂公不够意思，关键时刻又掉了一次链子，否则的话1927年4月是不是还会有“蒋系南京政府”还是个疑问，而大革命的历史尾声有可能会奏出另类风格的交响组曲。都说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却也时不时会惊涛拍岸、急流回旋，这一回旋在南京就回旋了二十多年。

蒋介石在南京江面见完程潜，接着转头南下，哪知到了上海，局面更是一塌糊涂，两天里他不停地见财团、见元老、见记者、见黄埔学生白卫兵、见武汉来沪的宋子文，还顺带在宋家公馆再会了宋家三小姐，忙得是急火攻心，嗓子都哑掉。两天后，当李宗仁由白崇禧陪同前去见蒋介石，他见到的并不是一个对即将发生的事变尽在掌控之中胸有成竹的蒋总司令，相反，才几天不见，蒋介石的精神状态让他吃了一惊：“（蒋介石）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李宗仁到达上海的时间比蒋介石晚两天，他住在白崇禧的指挥部。在刚到上海去与白崇禧会合的路上，李宗仁领教了上海工人街头运动骇人的力量:“我抵沪后，即乘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往龙华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所幸我们均未佩领章，无人认识，故未遭阻碍。”

白崇禧现在兼任上海卫戍司令，由于这几天他要求工人纠察队缴枪，与总工会的关系搞得很僵，所以才有“满街工人涌向龙华要说法”的情形，可想而知，李宗仁从小白司令那里听来的上海局势，是不会有中共和工人纠察队好话的，沿途的见闻也加深了他的忧虑。

要说对农工运动的开铡，桂系做得远比蒋介石为早，一年多前在广西发生的“东兰惨案”，就有一百四十多农民被杀，逼得东兰县农民协会的领导韦拔群向广东中央求救，当党国中央派员去广西调查时，李宗仁们也不积极合作，对于共产党就更谈不上亲近了。——与在广东的蓬勃发展相比，共产党在广西和桂系军队的渗透影响要小得多，李宗仁也为此庆幸自得。所以此番在上海，不用蒋介石刻意拢络，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主动选边站好队了。

对于白崇禧的缴枪要求，中共的态度很强硬。陈独秀原是主张“中国革命两个阶段论”的，他在四年前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主张：“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

上海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把主导权拱手相让，也与他的这种理论相符。但是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过程中，他的想法有所转变，吴稚晖曾经向蒋介石告状说，1927年3月初，他与钮永建一起去拜会陈独秀等人，陈肯定地对他说，二十年里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吴听得心惊肉跳，讪讪答道：“如此国民党生命止有十九年了......若你們共产党急躁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

起义胜利后的陈独秀更加意气风发，1927年3月25日，他在特委会议上进一步号召：“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能发出与右派“决斗”这样的言论，貌似不大象那个后来被批倒批臭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

只是仲甫书记还没来得及动作，远方同志先自急了，赶紧发来电报猛踩煞车，表示开展“反右派”运动是可以的，但是“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莫斯科的指示让仲甫书记退缩了，他又转而主张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

小共和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牵着鼻子彷徨无措，蒋介石这里则马不停蹄全力准备动手了。在李宗仁来见蒋介石的1927年3月28日，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群雄毕至，这一天，可以说是“四.一二事件”全力启动的一个关键节点——清党之剑，锵然出鞘！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08:52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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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国民党党史上，1927年3月28日的这次会议，叫做“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出席会议记录在案的监察委员有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这几位都是同盟会遗老级别，由于与左派立场有异，属于武汉方面声称要打倒的“老朽昏庸”。不过据民国史专家杨奎松教授考证，这几位监察元老未必都是同时出席。其实那几天会议参加者人来人往、身份复杂，另有蒋梦麟、邵元冲、马叙伦、程潜、何应钦等也在会场进出过；李宗仁自己说话，他去见蒋介石那天也与众人见了面。

对于上海及各地的失控乱象，与会者们长吁短叹互倒苦水，特别是吴稚晖表现最High，历数北伐以来共党的“罪状”，几乎声泪俱下要求“护国救党”。于是众人在一片声讨声中“化悲痛为力量”，结果达成“要清党”的一致共识，“弹劾共党文案”由吴稚晖等人着手准备。

打群架总要人多势众，为了集合反共派势力，蒋介石向两广发出密电，邀请留守广东的李济深和广西的黄绍竑克赴上海，共商救党大计。

李济深是北伐军总参座，名义上是仅次于蒋总司令的军内二把手，还身兼广东省主席，是北伐根据地军政大权一把抓的“南天王”。老李同志虽然系粤军出身，原籍却在广西，他在陈炯明时代就当上了粤军第一师参谋长，顶头上司是梁鸿楷，不过梁军长不走运，因为与许老总关系密切，后来在“廖仲恺案”中与许一起触了霉头，不得以退出军界。如此这般，由老粤军骨血发展而成的第四军就便宜了李济深！只是在老粤军眼里，李军长这广西佬究竟是个外来户，而李军长做事也一点都不避嫌，他的第四军军部居然堂而皇之设在广西会馆内，这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建造的，粤系有人干脆就把他当作桂系。而老李与新桂系三雄的关系也确实非同一般，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完成两广统一、加入国民党，李任潮可是名副其实的引路人呢。

纵观老李同志的一生，他与蒋介石不对付的时候比桂系还多。

在“张黄事变”中，他被蒋介石伙同汪精卫以开会为名哄到南京去，据说当发现上当，老李气得要掌掴拐卖他的汪兆铭，哪个说汪精卫是正人君子，老李第一个跟他急！在蒋桂战争时，老蒋怕他与桂系结盟，结果把他圈禁在南京汤山泡温泉澡的时间比胡汉民还长；出来之后不久，老李又与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合伙闹独立、反蒋搞不和谐；到了三年内战中后期，老李同志干脆自立门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是那个现在仍驻扎在北京皇城根、与正宗的“中国国民党”浑不相干的的“民革中央”。

按照老李同志后来的表现，他本该算是国民党的左派领军人物了，可是在1927年之春，当粤系人马多属拥汪反蒋的武汉左派，还在热切盼望汪主席早日归来，以恢复党权、制衡老蒋的时候，李济深这个对老蒋也早有不满的“南天王”却是个异数，关键时刻不但没有反戈一击，却在“四.一二事件”中瞎起哄，原因颇耐人寻味。也许因为后来他成了民主党派的反蒋标兵，为尊者讳，关于老李同志此间“挺蒋清共”的血色事迹，红朝史书有意淡化了，其实若是要评“清共积极分子”，在过后的“四.一五两广清党”中，李任潮可是与桂系仨老乡的狠劲有得一比啊!

黄绍竑虽然二十二年后脱离桂系、当了“逃兵”，但那是在党国大势已去的时候，而此时他与铁杆兄弟李宗仁、白崇禧共同进退自不待言。他与李济深也私交甚笃，早年代表李宗仁去广州商谈两广统一，两人就气味相投。接到任潮兄拍来的急电，黄绍竑立即赶到广州与李济深碰头：“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决定同去上海。”为了行踪保密，诨号“胡须佬”的黄绍竑，还把蓄了六、七年的络腮胡子都剃了，以便掩人耳目。

两人从香港转船，到上海已经是1927年4月2日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东路军前敌指挥部与李宗仁、白崇禧会面，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也随后到达。在这次会议上，那份弹劾共产党的清党檄文出炉了。

何为檄文？履虎尾老师曾有妙言：“为什么要写檄文呢？原来，古人出兵打仗，一定要讲究个‘吊民伐罪’，讲究个‘师出有名’。也就是狼在吃羊之前，总要给羊一个说法，总要证明‘我吃你有理，你活该被吃’云云。有了充分的理由之后，这支队伍才能够自称是‘正义之师’。在出兵征战之前或者同时，撰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出来，振奋自己，威吓敌人，能起到极大的宣传鼓动、敲山震虎的作用。”

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搞的这份“清党檄文”，就属于“我吃你有理，你活该被吃”一类。采用所谓“咨文”的形式，是为了表示程序合法。至于文件内容，大家多有耳闻，全貌却不多见，这里权当一回文抄公，大家共赏之：

蔡元培等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咨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等文云：

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爲，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 ，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复由各委员报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庆、上海共产党之所爲，皆有不利於国民党、受外国人指使之事实，其骚乱社会、扰动後防，尤其余事。故全体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始将所开各人，又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爲。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

再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皆徐谦、邓演达、顾孟余等受俄顾问鲍罗廷之指挥所颠倒，所有由该会议产生之机关及其所发命令，本会亦认发生疑问，并请贵委员等应按酌事实，分别接受与否。其准予接受施行者，以备下届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追认；其有不得不否认者，应暂时搁置，因中间有便于叛徒之命令，恐适酿大患也。

本会此等建议，因防止非常变乱，恐亡党卖国，不及救止，爲万不得已之所爲。是否有当，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候补请公核，如有失察，甘受处分可也。并将吴委员敬恒提呈一份，先行由电附达；其本会议记录一册，随後邮奉。谨咨！（引自《清党实录》）

后面是吴稚晖的呈文，数了一下，啰里巴嗦竟有将近三千七百字，为免看官瞌睡，就不抄了。总而言之，就是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之罪状累累，早日清党“则国民党幸甚，中国幸甚”。

这份咨文当天并没有发布，而是拖后一周，除了会议并未如声称的“达到监察委员法定人数”以外，主要原因是半路里杀出了个程咬金：“三点水回来了”（周恩来语）。周恩来说的这个“三点水”，就是武汉方面望眼欲穿千呼万唤的汪主席兆铭先生。——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法国途径苏联秘密回国，第一站停留上海。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1:09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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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汪主席与大家久违了，自打“中山舰事件”后，汪主席以“养病”为名告假，先赴香港，后于1926年5月出洋，上演“西游记”，至今一别快一年了。都说悲愤出诗人，汪兆铭本是个才子，愤愤然之下在香港曾赋诗一首：

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责己既已周，责人斯无嫌。
水清无大鱼，此言诚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蝎潜。
哀哉市宽大，徒以便群佥。
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
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
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

汪主席赋诗想言啥志，这里就不给他作诗词赏析了，只是十三年后当他在与日本人的协议上签字，一边嘟囔“这国也不是我汪精卫一个人能卖得了的”时候，这为善为恶的后果，是否还记得? 那时候，吴稚晖又送过他八个字：“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在汪精卫登船去马赛的时候，同一条船上还有另一位与他同样郁闷的难兄难弟，谁啊？也是与大家久违了的胡汉民。嗯，展堂兄在刺廖案之后，不是被党国中央打发到莫斯科坐冷板凳去了吗？是的，不过听说了中山舰事件老蒋对C.P.分子动手，他胡汉三，啊不，胡汉民又回来了！

那期间汪精卫正怄气不出门，只会打打杀杀的蒋中正正缺人手帮忙“整理党务”呢，胡汉民自忖党内也称“老大”，回来后重掌党务，整整共产党也该有他的份吧？不料鲍罗廷不鸟他这个右派，蒋介石一来还在维持与俄国人的合作，二来为培植自己的党务势力，也不想让他染指，于是顺水推舟，乐得从上海招来自己人张静江和陈果夫。结果，胡汉民啥也没掺和上，空欢喜一场，又被礼送出洋。

汪精卫、胡汉民原是哥俩好的，只是近年因为理念、权位纷争而生分了，如今却被老蒋整得竟是同病相怜，这哥俩要是在船上碰上了，恐怕要抱头唏嘘一场重修旧好了！可是，两人一路同船，却都不知道对方也在船上，真正是“擦肩而过”。

汪精卫在欧洲的这十一个月里，国内的变化那真叫天翻地覆。这中间也不时有拥汪派来电来函，请“汪主席重新出山”，汪精卫则一直在观望中。

到了1927年2月，由于武汉与南昌的迁都之争愈演愈烈，武汉方面“恢复党权”制衡老蒋军事独裁的呼声高涨，孙科等人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组成了“迎汪行动委员会”，打电报公开呼吁汪主席归国复职。

这下蒋介石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他很清楚，汪精卫在党内的威信人望都比自己高得多，李宗仁就说过：“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注：指1926年1月底汪精卫在谭延闿、甘乃光陪同下，代表广州政府到广西梧州慰劳出征南路的桂军。）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所以，与其让武汉把汪精卫拉过去，还不如主动出击，争取把汪精卫留在宁沪支持自己，则可取得对武汉的压倒性优势。于是蒋介石也三番五次函请汪主席：“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端的是称兄道弟、情真意切呢。

汪精卫门前冷落，灰溜溜近一年，现在倒成了两边都争抢的香饽饽，没个不兴奋的，他对陈璧君说：“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于是喜滋滋打包回国。

汪精卫回国，走的是欧陆，途经莫斯科，而且是由俄国人一路护送回来的。国内出版的一本《汪精卫传》说：“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

既然汪主席从苏联南下，那么他人一到，上海的中共方面立刻就得知消息就不奇怪了。郑超麟回忆说：“一天夜里，周恩来跑到我们的横浜桥房子来。自从暴动以来，陈独秀就在我们的房子居住了。他占了我的床，我则睡在办公室里一张竹床上。周恩来来，我们还未曾睡。独秀，我，以及其他宣传部的人员都在办公室里。恩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来的同志，无论在西比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周恩来主张直接送他到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的国民党要员见面。”

照郑超麟上文的说法，那汪精卫回国后先见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周恩来了。但一般史书记载，汪精卫4月1日到沪，蒋介石（也有说是“蒋派吴稚晖”）是亲自接驾的，并在当天就向汪精卫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赶走鲍罗廷，二是分党。如此重大的事项，自然要先与汪主席理论个明白，所以4月2日吴稚晖等人主导的那个咨文就缓议了。

4月3日，一众反共大员又聚集在孙中山故居（一说在“小白司令部”）开会，众人对汪主席进行了强烈的洗脑教育，再次控诉共产党近期在武汉上海飞扬跋扈，把持工会、学生会及扰乱治安和妨碍军事进展的行状种种，坚决要求汪主席留在上海，领导党国同志抑制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对斯大林是有过commitment的，从周恩来与他会谈后的反馈，貌似汪精卫还表示过会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所以他对众人的群情激愤先是默默无语，后来表态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并且重申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自改变。反共大员们为之气结，纷纷与他展开大辩论，吴稚晖最是滔滔不绝，讲到动情处，扑隆通跪在汪精卫面前，拉着汪主席的裤脚管，恳求他看在党国的份上留在上海吧。论辈分，吴稚晖比汪精卫还要老，他这一“跪求”，臊得汪精卫连忙往楼梯上躲，一叠连声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在众人的围攻下，汪精卫的态度有所软化，也可能是权宜之计，他表示，总理既定政策并非不可更改，但是必须依据党的纪律，不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他建议由他主持请武汉中央一同到南京开会。

当天讨论达成几点共识：第一、由汪精卫主持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第二、由汪精卫转告陈独秀，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第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否则不准存在。

蒋介石对“与共党暂时妥协”的讨论结果并不满意，不过汪精卫能把武汉中央弄回南京，这一结果也还能够接受，所以在当天举行的欢迎汪主席归国复职的聚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拥护汪主席全面领导军政，并发出通电：“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

听起来，这近期的喧嚣纷攘可以暂时平息一阵的样子，却不料1927年4月12日，《申报》上突然刊出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也就是所谓的《汪陈联合宣言》。

一桶水倒进了滚油锅，国共两边都炸开了！

初中生

七

夜已深沉，人声鼎沸了一天的孙中山故居早就散会熄灯，而位于闸北横浜桥的一间老房子却还灯火通明，一个面色黧黑的中年人，正晃着硕大的脑袋，在灯下奋笔疾书。拿起笔作刀枪本是他的强项，十几年来发表在书报杂志上的滔滔雄文，使一代新青年尊他为“革命宗师”，不过近来上海大报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登载他的文字了，陈独秀对着文稿字斟句酌，只是他这会儿写的不是什么“战斗檄文”，他不会想到，此时此刻写下的白纸黑字，将会作为本党首任总书记“右倾投降主义”的“罪状”，记入中共党史的史册。

白天，陈独秀由周恩来陪同出门，去见了汪精卫。陈总书记与汪主席碰头究竟谈了些什么，最后又怎么谈出个联合宣言来？事过境迁之后，汪精卫作过如下交待：

当四月一、二、三日，吴、蔡、李诸同志曾对兄弟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听得，十分惊讶，曾将这些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兄弟以之转告吴、蔡、李诸同志，吴同志说，“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书，并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引自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讲话《武汉分共之经过》）

与陈独秀同住的郑超麟，目睹了总书记从汪精卫那里回来后，挑灯夜战起草宣言的情景。第二天，周恩来还兼了趟快递，汪精卫在《联合宣言》上签完字，是周恩来取回来交给陈独秀会签的。为了表示谦让，汪主席特地在自己的签名之上留出一大段空白，好让陈总书记签名在先，不过陈独秀很温良恭俭让，还是把自己名字签在了汪主席的后头。

1927年4月5日，上海的报纸上登出了汪陈二人联署的下面这段文稿：

按语：近来外间有种种谣言，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合作关系，企图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故中国国民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乃发表联合宣言，以释革命同志之疑。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椐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 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五日

最后这两个“幸甚”，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吴稚晖附在清党檄文之后的那个呈文，结尾也用了相同的句式：“则国民党幸甚，中国幸甚！”都是“幸甚”，谁幸谁不幸，一周之后，大家见分晓。

对比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中共特委的多次会议精神和总书记本人近期的言论，陈独秀起草的这份宣言，对国民党的退让可不是一步半步，是否句句出自他的真意？却也不尽然。一礼拜前他还在高调动员要与右派“决斗”呢，思想上转弯子也没那么快的！

为什么要与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陈独秀自己也有话说。《宣言》发表后，他马上就去了武汉，“四.一二”事变后，中共在武汉召开会议，陈独秀向中央报告说：《宣言》的真正旨意是在争取舆论，向蒋介石示威，使蒋孤立，同时奠定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的基础，以完成国民革命。

后来因为造王明的反而被开除出党的罗章龙，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依然认为，《汪陈宣言》的一个积极意义，是为共产党赢得了在武汉多喘息三个月时间。鲍罗廷在会上对陈独秀表示了坚决的支持，说宣言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了武汉政府很大的支持，是正确的、必要的。——言下之意，发表《联合宣言》有给国民党打一针镇静剂的意思。

但是，效果适得其反，这一针扎得蒋介石别别乱跳，却麻醉了上海工人领导们的警惕性，以为敲锣打鼓给他们送锦旗的蒋总司令，不至于会对友党动刀子的。

前文说到，中共因为这份《宣言》而炸锅，嗯，老衲得承认，这经念得过了一点，时间上说早了几个月。其实，中共同志们对总书记的所作所为，当时的反应并不大，这点可以参考周恩来的态度。——为了《联合宣言》的签署，周恩来在汪、陈之间充当了信使的角色，显然《宣言》表之前他已经知悉内容，却不见对总书记的文稿有什么反弹的记载。那时候未来总理毕竟还年轻，而陈总书记在党内的霸道家长式作风，是连他的同辈老人也有微词的，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作为晚辈的周恩来，只有给陈总书记做帮手、执行指示的份，没有多少说话的余地。他后来也承认，自己当时经验不足，轻信了！“四.一二”这天还差点儿丢了性命。

中共的真正炸锅，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痛定思痛，不过由于钟摆效应，一下子从“右倾投降”猛摆到“左倾盲动”，让自己又多出了不少的血，在不断的跌倒、摔得头破血流的教训中，中共才逐渐成熟长大。

国民党右派这边可真的是立刻炸锅！根据4月3日会议蒋汪达成的几点共识，右派们原是要汪精卫去勒令共党分子停止活动的，没想到他却自说自话与陈独秀唱了一出双簧，《宣言》里不但对共产党停止活动纠察队服从蒋总司令只字不提，还信誓旦旦“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让团结在蒋总司令周围的党国同志们非常非常不高兴。

4月5日，蒋介石、李宗仁、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黄绍竑等一大班人原本要与汪精卫继续讨论前日会议未尽事项，一听说报上登出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在座的除了武汉来沪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言不发外，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对汪主席呛声，吴稚晖更是不客气地骂汪精卫“荒谬透顶”，还嘲讽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大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分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大家长呢？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那份缓议的“护国救党”呈文，就此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通过提交！

汪精卫被气得够呛，他与上海这帮人再无话可说，他的目的地本来就是武汉，一气之下干脆连招呼也不打，第二天直接坐船拜拜了，只留了张字条给张静江：“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

这下子轮到蒋介石气歪歪，4月3日发表拥汪通电之前，他就警告过汪精卫：“你如果真为本党，那就到南京去......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如今汪精卫不但去了武汉，还不辞而别！蒋总司令又忿忿然写开了日记：“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

既然汪精卫不听劝，最终还是执意去武汉，他就是蒋介石眼里的“本党的罪人”，先前的“拥汪通电”自然就可以不作数。李宗仁来问蒋介石怎么办，老蒋气急败坏连声道：“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怎么办？先下手为强！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1:05 PM 編輯 ]

初中生

八

要到南京“另立中央”，先得把南京的程潜搞定；而既然程潜有“左撇子”倾向，那就得调来自己信得过的部队。沪宁地区周围部队的部署，本是蒋总司令的分内事，不需要通过党国中央来插手过问，在汪精卫到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与李宗仁、白崇禧玩兵棋谋划调整了。

还记得李宗仁到沪的头一天，蒋介石哑着嗓子冲他嚷嚷“我不干了”吧？蒋总司令当然不会真的撂挑子不干，可那时候也的确是急火攻心、乱了方寸。

何应钦的第一军是北伐军里老蒋唯一得心应手的嫡系，也是后来蒋系中央军的老底子，这时其中的三个师，第一师和第二十一师的两个师长，居然都属于亲共左派；第二师师长刘峙虽然效忠老蒋，他的部下却军心不稳，许多毕业不久的中下级黄埔生军官小子们，一路来在军校上的政治课，教得多是“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服从第三国际”、“扶助农工”之类，近期国共关系的急速恶化，让他们晕头转向，接二连三跑来问蒋校长究竟该革谁的命？——在这节骨眼上，何应钦不好好管一管第一军，却由于底下师团长们不听话而打来电报，对蒋总司令说要辞职不干了。自己的嫡系子弟兵都靠大不住，南京方面被共产党严重渗透的程潜第二军和第六军就更别想指望了！面对一团乱麻，想清党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你说说，他老蒋怎么能不抓狂？

关键时刻，李宗仁和白崇禧下起了及时雨，他们给蒋总司令强力打气，主动献计献策，要把桂系第七军的主力从芜湖拉到南京去，监视沪宁路沿线的不稳定部队，并建议老蒋撤换第一军内心怀二志的军官，随后调二师到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对他们的这番军事策划，蒋介石言听计从。

4月3日，蒋总司令发布命令，要程潜的第二、第六军马上渡长江北上，实则为第一军和第七军挪地盘，以便全面控制南京。

前面说过，武汉政府曾经密令程潜占住南京，一旦蒋介石另有图谋就逮捕他，据说这是鲍罗廷在背后出的主意，因此辅佐程潜两个军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林祖涵、李富春，还有专程派往协助林李工作的彭述之（后来因为与陈独秀组织“托派”而同被开除党籍），这期间在南京都相当活跃。

可惜，这只是鲍罗廷的单相思，程颂公虽然反蒋，还没反到愿意霸着南京与老蒋开战的地步，在第一军和第七军从上海和安徽向南京南北对进的情势下，程潜只好撤出南京北渡，自己则干脆离开部队，一路溯江，渡到武汉去了。程潜的临阵撒手，让林祖涵大失所望，临分手时，两位曾经并肩北伐作战的老友拍着桌子大吵一顿，从此一拍两散。

在此之前，一则消息已经在上海迅速传开了：“第一师即将离沪，第二师要来接防了。”第一师是北伐军最早进入上海的部队，起初驻扎华界闸北，与工人纠察队友好相处。但是白崇禧对它的“左撇子”师长怀有戒心，不几日就将该师调出市区驻防市郊龙华，现在又要将第一师调离上海，这让该师师长深为不满。

这几日，师长大人与上海的几位中共领导人眉来眼去互动也挺多，得知自己即将离去，他索性去向他们通风报信，还建议说：“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算了！”中共对与蒋介石决裂还在议而不决当中，对于师长大人这个原本令人泪奔的建议，他们未置可否。这位鼓动共产党抓自己蒋总司令的师长，就是几年之后领了蒋委员长一纸委任状，率领中央军对长征红军起劲地围追堵截的党国反共大将薛岳。颠三倒四，这薛伯陵将军有啥毛病哪？这个且等会儿，咱们过几个月再说。

这会儿的薛师长，可是中共上海特委眼里的“红人”，值得争取的标准左派，他的第一师也被视为是上海军队里头最左的。看看薛师长这几天的的表演节目：公开表态支持纠察队，派出部队守卫新成立的临时市政府，到南市搞工兵联欢大会，向共产党要求拨一千五百名工人充实到他的军队里，好“使他的士兵益发革命”。

比比天天嚷着要“工人纠察队缴械”的铁杆右派小白司令，这个薛师长啊，叫C.P.如何不欢喜？那几天特委开会，对薛岳的评价一直都很好，起初听说白崇禧要调薛岳部去龙华，就决定发动群众大规模请愿，要求第一师留在闸北，几天后调入上海接防的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沿途看见市面上不少店家门上都还糊着标语：“挽留薛师驻沪，反对刘师来沪”。特委甚至还打算把薛岳选入闸北区政府，并要把一部分枪械送给第一师。

可是，薛岳毕竟不是贺龙、叶剑英，他的左倾成色与程潜差不多，撑死也就是他老乡契哥张发奎的水准，所以当第一师终于向南京开拔时，薛岳发了一通“告第一师官兵同志书”称病辞职了，一同辞职的还有二十一师师长严重。

晃悠了一段时间，粤系出身的薛岳还是回了广东老家投奔老军长李济深，重披战袍当了老李麾下第四军的新编第二师师长，为李军长新招的人马练兵，而“宁汉分裂”后的老李是属于南京蒋帮的，这样薛岳等于是兜了个圈子，几乎又回归原点了。

在薛岳辞职大约一周之后，“四.一二”爆发了，另一个老广暂编第二师师长（属第一军）在江西吉安也发了一个通电，这位比薛岳猛，发的是反蒋通电，发完之后愤而离开第一军，到武汉去投在了张发奎的麾下，紧跟汪主席干革命的张向华将军对这位老乡兼老友信任有加，封他一个“第四军参谋长”。这位参座大人，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未来的共和国开国元帅——叶剑英！

初中生

九

“四.一二”政变爆发的前三天，1927年4月9日，蒋介石到达南京，筹备拟议中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四月初，武汉政府宣布撤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军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把北伐军分成两个集团军，另行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司令。显然，这是武汉方面再一次的“分权削蒋”之举。所以，上海的“清共”之事虽重，但蒋介石此时选择离沪赴宁，显示在他的心目中，在南京开会与党内的武汉左派和反蒋派正式摊牌算账，争夺党国的主导大权，才是重中之重。

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给汉口汪兆铭、谭延闿，南京程潜、何应钦，上海胡汉民、宋子文，南昌朱培德、李烈钧，广州李济深、甘乃光等人发了一通电报：“中正已於本日进驻南京（驻旧督署）。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诸同志於本月14日以前，驾莅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祷，并请示复。”

这不过是一个打招呼的公告帖，并非真心静候各地党国诸领导的筹商示复，在离开上海之际，蒋介石已经把清党之事布置得七七八八了。

4月6日，白崇禧奉蒋之命，查封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这“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不是国民党自己开的吗？没错！可是领衔总政治部的却是武汉的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和笔杆子郭沫若，上海办事处十九个工作人员皆属反蒋派，所以这个总政治部的上海分号先被一锅端了，办事处人员全被请走喝茶，时间比共产党遭追杀还要早一个礼拜。

汪主席既往武汉，则4月3日蒋汪议定的几条共识很可能因此变卦，为堵住汪精卫的嘴，吴稚晖等人马上联络报界爆料造舆论，抢先在报上公布“共识”，以防汪兆铭不认账；继而登报发表“护国救党通电”，公开要求清党；紧接着在4月9日，以白崇禧为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颁布《战时戒严条例》，宣布上海戒严。

此时，蒋介石、李宗仁等均已离沪，“四.一二”上海清党的实际操刀者是戒严司令白崇禧。

4月11日，蒋介石未等党国中央决议，即以总司令之身干预党务，在南京发出密令：“克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在上海清除共产党势力，当务之急先要废其武功，因此总工会及其工人纠察队首当其冲遭受攻击。按照事先策划好的脚本，4月12日，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几个黑老大手下的小弟首先出动，以新成立才几天的上海工会联合会（为抗衡总工会而由帮派出头搞的工人组织）纠察队名义，人手一枪冲击位于湖州会馆的总工会等处。

守护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不是吃素的，双方拔枪对峙。就在这时，军队以维持治安秩序的面目适时出现了，接替第二师驻沪的二十六军与帮会纠察队演了一出双簧，二十六军的执勤军官以平息工人武装的内讧为名，先在会馆门外捆了帮会纠察队员若干，然后进入总工会，要求工纠队也同样缴枪，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公平。这场戏演得干脆利落，总工会猝不及防，事发当时，主要领导人物均不在场，总工会群龙无首，束手就范。

总工会会长汪寿华哪里去了呢？此时，他已经被杜月笙的手下埋在泥土里，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前晚，汪寿华接到杜月笙发来请柬，邀请他于4月12日晚去华格泉路杜公馆茶叙。工会同志劝汪会长，眼下时局紧张，小心“水果阿笙”摆鸿门宴。但是汪寿华是何等样人？据说，他十几岁小小少年就已是孤胆英雄，敢怀揣双枪单骑直闯杜公馆抢劫，而杜月笙对这胆大包天的后生小子惺惺相惜，逮着后居然给他一笔钱，将他放虎归山了。

不料几年后，小后生长成大汉又卷土重来，给杜公馆下了一封匿名帖，要杜老板自己识相把两万洋钿放进公馆垃圾箱内，到时本爷叔自来领取。是哪个贼人如此大胆包天，竟敢勒索到杜老板头上来找死？这个张扬的匿名帖吊起了老大的好奇心，银洋钿包好丢进垃圾箱，四周密布暗哨，却不见来人。待手下小弟打开垃圾箱，铜钿银子已经勿见脱哉！——原来汪寿华一早看好了隔墙的空房子，趁一帮马仔盯牢马路一面垃圾箱门，他从空房一边神不知鬼不觉打开垃圾箱的里箱盖，银洋钿轻松到手了！

不过，这个故事只是江湖传说，据闻出自杜老板大管家万墨林的回忆。如果看官式履历，汪寿华老爹是个秀才，本人则是进步学生出身，传言中单骑闯杜公馆的年月，他应该才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后来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专修俄文，以党内资格来讲，他是与刘少奇同级别的第一批留苏海龟，算起来还是陈赓的学长呢。这样的经历，似乎与传说中的江洋大盗很难对得上号。不过，不可否认，汪寿华是个大胆猛人，他拒绝纠察总队长顾顺章派人护送的建议，独自去杜公馆赴宴，最后惨遭毒手。

也难怪汪寿华的大意，就在他在杜公馆遭遇毒手的几乎同时，机敏警觉的周恩来也同样受骗入了虎口，生命一度悬于斯师长的一念之间，险些也成了“四.一二”的烈士。这位斯师长，名叫斯烈，是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他刚到上海的时候，周恩来曾与之会过面。斯烈有个弟弟叫斯励，黄埔四期生，说起来算周恩来的学生，因为这些关系，当斯师长再请周恩来去他师部谈谈的时候，未来总理不疑有诈，在纠察总队长顾顺章的陪同下，去了宝山路天主教堂斯师长的师部。

总工会会长、起义总指挥和纠察总队长，同在4月11日夜晚被各路人马从总部引开，难道会是巧合不成？

初中生

十

直到4月12日凌晨，中共同志还不知道汪寿华已经出事，但是罗亦农发现周总指挥等人去了斯烈师部，此时依然未归，不由心急如焚。第二师党代表赵舒与共产党有来往，罗亦农连忙派与他熟识的党内同志去找他斡旋。当来人赶到宝山路天主教堂，只见斯烈的办公室内桌椅翻倒，茶杯花瓶碎了一地，周恩来正怒目圆睁痛斥斯烈。看斯师长的态度，应该不是他自己在办公室里砸东西，能让温文儒雅的周恩来动手掀翻桌椅，可见未来总理当时的怒火有多大了！

面对周恩来愤怒的训斥，斯烈还算低调，间或为自己声辩几句，称“兄弟也是奉命行事，请你们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云云，但就是不让周恩来等人离开。拖到最后，也许是看时间差不多了，在赵舒的劝说下，斯烈终于同意放人，并惺惺表示这只是一场误会，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三对周恩来道歉赔罪。

然而，一切都晚了，白崇禧对工人武装的缴械行动已经得手了。

4月12日凌晨时分，湖州会馆的总工会、商务印书馆的纠察总队，还有散居其他各处据点的武装纠察队，都先后被缴了枪。直到此时，有些工人纠察队员还天真地以为，军队的行动也许只是实施前几天就声称的缴械，并没有意识到三周前还在与他们并肩战上海的革命军人同志，已经翻脸向他们举起了屠刀。而奉命行动的驻沪二十六军中下级官兵，有部分也被蒙在了鼓里，糊里糊涂甚至在被欺骗当中，成了“四.一二”的杀人工具。受害者与加害者中间，都加杂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并且不是打酱油的围观群众，而是亲身参与者。

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驻扎在南市，4月11日深夜，官兵们已经就寝，团长赵观涛突然紧急召集各营级军官宣布，由浙江随军入沪的王桂林游击队军纪败坏，奉上级之命予以缴械并解散其部队，并立即对各营进行了布置。

该团二营政治指导员、黄埔生慕中岳后来撰文，记述了所属部队在行动过程中，互称“同志”的双方不明真相群众的一段对话：

部队于十二时开到指定地点，十二日晨三时就枪声四起......走出普育堂，原来南市的早晨很为热闹，现在则因为部队的戒严而寂无人声，居民与大夏大学的学生很多在楼上或栅栏内向外了望。偶尔有两三居民要通过马路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所阻止…我们走得很慢，快到八时，走到三山会馆......我与杨俊英（注：二营营长）上到楼上，室内发现何同志（注：慕的黄埔同学）在那里。他看见我，立即迎上来说：“慕同志，你们军队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深夜来缴我们的枪？我们为着顾全大局，没有下令还枪。否则损失才大呢。”我说：“何同志，想不到你在王桂林这个游击队工作，今天在这里相见。”何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王桂林游击队，你们缴的是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枪啊！”他接着又说：“慕同志，你总记还得我们政治科在广州中山大学集训的情况吧！你分配到军队工作，我是校长派我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直鲁军、五省联军，最后在上海对工人特别残酷，我们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同这些军阀打了很多仗。如果不是工人纠察队在市内干起来，你们怎么会进占上海那么快呢！”接着他又说：“总理革命四十年，最后把革命任务交给校长，万想不到他竟会对工人开枪！”旁边的一位女同志插上说：“纵然要我们工人纠察队缴枪，通知一声就行。夜里动手，牺牲的还不都是我们革命同志、我们中国人？”何同志又说：“我们革命同志同军阀在上海打仗，牺牲并不大，昨夜则我们黄埔学生就牺牲好几个......简直太不像话了！”我至此才了解缴的是工人纠察队的枪。我急忙找到杨俊英，对他说：“我们搞错了，缴的是工人纠察队的枪，不是王桂林游击队的枪。”同时派传令兵通知六、七两连，不准再收纠察队的枪。杨俊英却狡猾地应付我说：“真的错了吗？我们回团部向团长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离开时饬令六连连长翁国华照料部队不得再有什么行动......时间很快到了十二时，市上警戒撤销，报纸送来，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的血腥大进攻。

慕中岳4月12日就如梦初醒，似乎早了点，也许是事后的历史代入了记忆。其实，直到“四.一二”事发当天，中共的领导人和工人群众们并不清楚清党密令已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沦为俎上鱼肉，因而低估了蒋介石不惜动用军队血洗街头的决心，还奢望以大规模群众街头运动的方式压迫右派却步。

当天中午，闸北数万工人愤怒地冲往湖州会馆，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立即开会决定，发动全市总罢工，但却在发给蒋介石的通电中寄希望于蒋总司令：“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有着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

狼已经说了，羊儿活该被吃，羊儿却还在希望头狼保证不再吃羊，呜呼！

4月13日，约十万人参加了闸北的群众集会。会后，蜿蜒近二里的游行队伍向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进发，当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机枪响了，历时约十五分钟。

自此，面纱退尽，杀戒大开。

初中生

十一

上海卢湾区南昌路一百八十号，是一栋不起眼的两三层红砖低楼，如今里面住的是普通市民。别看小楼现在外表破旧，八十多年前这里可是乖乖不得了，一度藏龙卧虎，在里头办公和进出过的，名字说出来吓不死人，也至少如雷贯耳。二十年代，这条路属于法租界，路名叫“环龙路”，这栋小楼，就是前文曾惊鸿一瞥的环龙路44号。

这里早前是国民党的本部事务所，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在广州，环龙路44号就成了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所在地。这个上海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是广州之外国共合作最重要的党务机构，国共双方均精英荟萃。看看这个机构里都有谁？三人常委是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各部部长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小秘们和干活卖苦力的，则以共产党派来掺和的居多，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是毛泽东，那时他已经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另外还有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子、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人。这一队伍拉出来，阵容不是一般的很好很强大！

三人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不常在沪，实际管事的是叶楚伧，他是个右派，也是不久后形成的西山会议派干将，这就注定国共精英们在上海的合作不会很和谐。

1924年8月，邵力子就被冲到办事处闹事的右派打了一顿。毛泽东由于受到右派排挤，工作也很不顺心，而且时常因经费无着而发愁。在此工作的中共跨党同志，国民党虽说慷慨地给开出每月八十至一百二十块大洋的高薪，比当时普通大学教师的薪水还要丰厚，却口惠而不实，时常欠薪，弄得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同志们与时下倒霉的民工处境差不多，还得在孙中山路过上海的时候搞上访讨薪。那份欠饷讨薪文件，几年前台湾的国民党居然翻箱倒柜从旧档案里发掘了出来，搞得对“国共合作史”知识寥寥的对岸小记们大惊小怪：“哇赛，原来国民党欠了人家老共领袖八十多年的工资耶！”——有兴趣的朋友，下回游台湾，可以到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去瞅瞅，人家现在不怕老共来追债，堂而皇之把它镶在陈列柜里供参观者瞻仰，网站上还登出过马英九好奇俯身陈列柜前，似笑非笑的照片。

由于被右派憋得难受，再加上访讨薪不成，毛泽东在1924年底便以养病为名请假回了湖南，次年跳槽到广州，接受汪精卫的推荐，替汪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掌控党国喉舌去了。

毛泽东等人陆续离开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成了右派的天下，西山会议派在北京结党搞分裂，旋即南下上海，1926年3月下旬，他们在上海另立中央，就是在这儿开的大会。从此，环龙路44号就成了西山会议老右派们的活动据点。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国共合作到这份儿上，简直是“今年河东，明年就河西”。

如今“四.一二”了，蒋介石自己搞“清党”了，是该与西山会议派和衷共济、携手反共的时候了，你右派我右派大家一起右派，这总该大团圆了吧？慢来，西山会议派们先别顾着高兴，蒋总司令与你们划清界限来了。——在谈到“四.一二”的时候，有一件事似乎基本被忽略，就在白崇禧派兵对工人武装强行缴械的同一天，4月12日，有一队人马也开到了环龙路44号，乒乒乓乓，关门落锁，把西山会议派的据点也封了。

左右开弓，这老蒋到底耍的是那个路数？

其实，这已经不是蒋介石第一次把西山会议派当猴耍了。

回想一下，一年前，当老右们在上海开“伪二大”另立中央的时候，广州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恭喜你，答对了！中山舰事件。消息传到上海，可以想象，正在开会的老右们会是多么地欢欣鼓舞，他们当即兴奋地发了一通《训勉广州同志电》，盛赞蒋介石“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训勉”广州同志们要“祛恶必须彻底，与其图蔓，莫如徙薪”。

可是，蒋介石当时还没想把事情闹太大，正在设法收拾残局，安抚俄国人，并指望俄国人压着共产党一起支持他出师北伐呢，即使他已经对共产党心存不轨，你西山派老右也不看看啥时辰，眼下就憋不住哇啦哇啦替他公开嚷嚷出来，岂不是在瞎帮倒忙？于是马上一盆冷水泼将回去：“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望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阔清之。”西山会议派头头邹鲁事后讪讪道：“我们去电嘉奖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标准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真正是情何以堪！

不过，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的策略是打两巴掌再揉一揉，明打暗拉拢。隔不久他派吴稚晖到上海去见邹鲁、谢持，说有意考虑把在沪同志安置进监察和考试两院内。不料老右们自有他们的理念，居然把“反共”看得比做官重，坚持要以广州“清党”为条件，才可考虑回去合作。当时广州在搞“整理党务案”，蒋介石的分寸掌握在“限共”，而不是急于“清共”坏了北伐大事。既然老右们敬酒不吃，他就老实不客气，再次以打击右派取悦左派，一拿下吴铁成（时任广州公安局长），二撤换伍朝枢，三冷落回国的胡汉民。此后，双方虽仍尝试过和解，但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蒋介石在上海密集开会，终于决定要清党了，西山会议派们不能不兴奋激动？老右们自认是“反共先知”，“三年早知道”派：“事实证明我们老同志看问题的眼光是老到的，蒋总司令你当初搞我们是错误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当然，他们不止幸灾乐祸，对于老蒋清共，西山派早就迫不及待在撸袖子了。还在武汉南昌为定都和开会之事吵架的时候，1927年3月上旬，邹鲁、谢持主动派林森去江西，找蒋介石谈谈彼此合作的意向。这会儿，西山会议派正兴冲冲地谋划统一党务，准备和蒋介石合作与武汉左派对着干，吴稚晖却来向邹鲁传达了蒋介石的最后通牒：“此次清党，决心无论精卫如何缓和，共产党如何退让，终当彻底做去，惟表面仍称‘联俄容共’及‘打倒西山会议’。”邹鲁一听，这摆明是你吃肉我啃骨头，我还得当众被你打脸，简直是欺人啊太甚！邹老头气得当场与吴老头大吵了三个多钟头。可是这帮过气政客，又能奈蒋如何？

经过一年前的“大批判”，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山会议派已经成了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的反动派代名词、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蒋介石如果公开与它搞在一起，这个弯子转得太快，不仅难于自圆其说，还等于帮武汉左派坐实了他自己是“反革命”的指控，这等于白送靶子给人打。所以，蒋介石要与之撇清关系以掩人耳目，好向舆论表白他还是革命的！——你看，我缴纠察队的械，只是因为各地工人自相冲突，局面失控而不得以制止，我也同样在打倒西山会议派嘛！

于是，4月12日在南京又发通电一封，称“环龙路44号为西山会议派非法机关”，就有了前文所说的“查封”，蒋介石也继续在总理纪念周等公开讲话场合，把西山会议派骂的狗血喷头。被一耍再耍的西山会议派忍无可忍，直到“宁汉合流”后老蒋第一次下野，方才有机会出一口恶气，可惜也是好景不长，后事留待后文另说。

蒋介石这样左一拳右一脚，还想“左右通吃”继续革命，全不管这边厢西山会议老右派气得快中风，那边厢武汉左派血压在狂飙。世上可没有如此如意之事！出了“四.一二事件”，武汉方面自然不会再按计划去南京开全会，汪精卫发表讲话，大骂蒋介石“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

4月15日，武汉党中央决议，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蒋介石开弓没有回头箭，武汉不来人拉倒，南京自己开会成立中央党部！——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宁汉分裂！

有个“一二三”的顺口溜在市面上流传，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政局状态：“一个政党，两个政府，三个派别。”

那一年春天，在武汉，未来的伟大领袖登上了黄鹤楼，作词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嗯......黄鹤知何去？咱们转到武汉去看看吧。

初中生

走在同一条光辉大道上的国共精英们

禅人

一、从前有条路

国共精英走同一条光辉大道上？有朋友要说了：“你这假和尚不仅酒肉穿肠生孩子，大概酒也喝太多了吧，即使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两家也是你走你的三民主义路，我走我的共产主义道，什么时候同走一条路还“光辉”来着？”

别急啊，我这儿说的“同一条路”，不是“主义之路”，而是旧上海的一条马路——环龙路，也就是如今的南昌路。

最早注意到这条路，是早年看老黄埔生们的文史回忆。前四期黄埔生、尤其是华东地区的考生，多有忆及当初到上海报考，报名地在法租界的“环龙路44号”。为什么会是这个地方？前几天在写“四.一二事件”结尾的时候，对国共在环龙路44号的一段合作小史略提了一笔，先抄过来：

这里早前是国民党的本部事务所，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在广州，环龙路44号就成了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所在地。这个上海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是广州之外国共合作最重要的党务机构，国共双方均精英荟萃。看看这个机构里都有谁？三人常委是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各部部长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小秘们和干活卖苦力的，则以共产党派来掺和的居多，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是毛泽东，那时他已经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另外还有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人。这一队伍拉出来，阵容不是一般的很好很强大！

三人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不常在沪，实际管事的是叶楚伧。他是个右派，也是不久后形成的西山会议派干将，这就注定国共精英们在上海的合作不会很和谐。

1924年8月，邵力子就被冲到办事处闹事的右派打了一顿。毛泽东由于受到右派排挤，工作也很不顺心，而且时常因经费无着而发愁。在此工作的中共跨党同志，国民党虽说慷慨地给开出每月八十至一百二十块大洋的高薪，比当时普通大学教师的薪水还要丰厚，却口惠而不实，时常欠薪，弄得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同志们与时下倒霉的民工处境差不多，还得在孙中山路过上海的时候搞上访讨薪。那份欠饷讨薪文件，几年前台湾的国民党居然翻箱倒柜从旧档案里发掘了出来，搞得对“国共合作史”知识寥寥的对岸小记们大惊小怪：“哇赛，原来国民党欠了人家老共领袖八十多年的工资耶！”——有兴趣的朋友，下回游台湾，可以到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去瞅瞅，人家现在不怕老共来追债，堂而皇之把它镶在陈列柜里供参观者瞻仰，网站上还登出过马英九好奇俯身陈列柜前，似笑非笑的照片。

由于被右派憋得难受，再加上访讨薪不成，毛泽东在1924年底便以养病为名请假回了湖南，次年跳槽到广州，接受汪精卫的推荐，替汪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掌控党国喉舌去了。

毛泽东等人陆续离开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成了右派的天下，西山会议派在北京结党搞分裂，旋即南下上海，1926年3月下旬，他们在上海另立中央，就是在这儿开的大会。从此，环龙路44号就成了西山会议老右派们的活动据点。

上面说的是两党首度合作时期，其实要追溯前缘，仅就党人精英们的交往，还可以再往前推几年 ，推到几时? 五四运动前后！不止于此，和尚还得再加上一句，中国共产革命的火种，可以说就是自上海南昌路而燃。

有熟悉党史的朋友又要说了：“中共‘一大’会址不是老早在兴业路上吗？虽然只隔一条马路，你也别乱搞到南昌路去吧？”

还是别急，咱们先找一张上海地图，看看淮海中路四周。

地图上很热闹：地铁一号线延淮海中路横贯东西，南有香山路孙中山故居，皋兰路张学良故居，思南路周公馆及李烈钧故居、杨森故居、卢汉故居、梅兰芳故居（地图未标）；东有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北有中共“二大”会址，还有毛泽东故居——毛泽东给国民党做毛秘书的时候，与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就住在威海路、茂名路交界处的甲秀里一栋石库门房子，他每天穿过淮海路（旧称霞飞路），去今南昌路180号（也就是环龙路44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班。

[毛泽东在上海的故居（1924年2月-12月）茂名路甲秀里7号，开放参观的保护建筑，卖门票的哦。]

所以有人说，上海民国的历史就藏在淮海路背后的皱褶里。某深以为然！

淮海路背后的皱褶甚多，这里单说其中一条南昌路，看看九十年前，多少国共精英在这里走过几度春秋。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9:58 AM 編輯 ]

初中生

二、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

南昌路在淮海路的南面，“环龙路”是它的旧称，因为原来地属法租界，据说法国人为了纪念他们的一个叫Vallon的飞行员，于是起了这么个路名。它与淮海路基本平行，马路相对较窄短，西起襄阳南路（就是以前那个闻名中外的山寨国际大牌服饰集散地），东至重庆南路。这段距离，以上海的标准，坐公交车大约三个站。也许由于淮海路上各路公交车下客站众多，近在咫尺的南昌路整条路段是没有公交车穿行的，因而显得闹中取静；而且，当淮海路两边沿街硕大的法国梧桐十几年前随着摩登高楼的林立而烟消云散的时候，南昌路却像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依然保留着些许老上海的遗韵。——法国梧桐茂盛的枝叶，夏日遮一头浓密的绿荫，秋天落一地厚实的金黄。可是，若是问一般上海市民知不知道南昌路，我敢肯定最多的一句回答是“哦，晓得，就是上海科学会堂那里嘛”，也就仅此而已罢。至于马路两旁一栋栋斑驳的小洋楼、一条条幽静的石库门弄堂，里面曾经是怎样的虎踞龙盘，恐怕大多数上海人是很茫然的。惭愧地说，二十多年前我也一度在南昌路上常来常往，对它原本应该如雷贯耳的历史，可当时根本一无所知。

数英雄，论尘埃，下面我们就来数一数九十多年前同走一条环龙路的历史风流人物。

数第一的，非陈独秀莫属。

陈独秀的故居在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老渔阳里是一排以两层砖木结构为主旧式石库门建筑，据说共有八栋房子比邻而居，建于1911年（另一说是“1912年”）。老渔阳里2号的面积约有150平方米，楼上厢房间，楼下客堂间，客堂一侧是亭子间，还有前后天井。这里是柏文蔚的私宅，陈独秀早年与柏文蔚交好，辛亥革命后柏担任安徽都督，陈独秀欣然应邀入都督府当秘书，1913年因讨袁失败，两人一同逃沪避难，就曾暂居于此，陈独秀对这里可谓熟门熟路。

说到这里，扯开去说一个八卦。那一年，隔壁3号也搬进来一个安徽人，还带了个小姑娘。这人是谁呢？潘赞化！您要是不记得他，加一个提示：他带来的小姑娘，名叫张玉良。这下子想起来了吧？对了，就是小说和电影《画魂》的男女主角真身。潘赞化以前是安徽芜湖的海关监督，大概也属于柏文蔚的人——老板落难，伙计也只好跟着落跑！

潘赞化和张玉良是搬来老渔阳里3号才结的婚，来喝喜酒的宾客只有一对夫妇，就是隔壁邻居陈独秀和高君曼。据潘家后人说，他搬到老渔阳里3号还是陈独秀帮的忙，因为两人也是同乡好友。潘赞化和张玉良不在本文精英范围内，属于风花雪月式的人物，这一小段算是跑题。

陈独秀不久后去了日本，帮章士钊编《甲寅》杂志，这是一个政论性的刊物，参与者除了主编章士钊，还有当时同在日本的李大钊、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一个个都是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大名人。

1915年6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在朋友的资助下办起一份《青年杂志》，由于刊名和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上海青年》雷同，因此从次年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这就是后来在全国进步学生和文人中风靡一时的《新青年》的诞生过程。有些关于陈独秀与《新青年》的资料把老渔阳里2号当作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的居所，其实他当时的住家在不远处的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1917年至1919年期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随之北上的《新青年》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宣传大旗。光口诛笔伐不过瘾，老夫子决定还要行动起来！——1919年6月，他与办刊同人跑到北京闹市区，爬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大撒传单，被北洋军警逮捕，后来在舆论压力下允许交保释放。

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弃保潜逃回到上海，自此结束了他在北京的战斗生涯。本来他是要继续南下广州，接受章士钊和汪精卫的邀请去办学的，但因南方情况有变，就留在了上海，《新青年》也随之搬了回来，陈独秀和《新青年》编辑部就在老朋友柏文蔚空置的旧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安了家。

[陈独秀上海故居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门口挂有介绍铜牌]

有研究陈独秀的历史专家称，其实直到北大时期，陈独秀更多的是热衷于新文化运动开启民智，《新青年》虽说也大力介绍和推崇俄国革命，但是陈独秀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此时的了解还不太深。比他更早、更深入地着迷于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的另有其人，这位老兄就是国民党的忠诚党员、党国好同志兼优秀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戴传贤（字季陶）！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1:20 PM 編輯 ]

初中生

三、隔壁搬来戴季陶，楼上住进陈望道

大家知道，戴季陶在国民党即将失去大陆的1949年自杀身亡。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寻死，早在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讨伐陈炯明失败，戴季陶因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个人感情又遭遇挫折，在受孙中山之命坐船去四川途中，一时想不开，趁同行朋友不注意一骨碌就跳了江。只是不知该说他的运气太衰还是太好，革命不成功，寻死也不成功，当家人得到朋友报丧，正在为他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传贤同志在长江里漂啊漂，结果搁浅了，被渔民捞了上来，于是这位大理论家又多为党国勤勉奉献了二十七年。按说理论家们应该是理智型的，戴季陶却看来多情而冲动，这种性格能成为理论家，也许是个异数。

1919年，戴季陶从日本归来，住进了霞飞路渔阳里6号。霞飞路渔阳里建于1917年，正门入口在霞飞路，也就是如今的淮海中路567弄，因为有环龙路的渔阳里在先，这排新建的石库门房子就俗称“新渔阳里”。听这个地址您就可以猜到，戴季陶与陈独秀算是邻居了。没错，两个渔阳里当时是一条弄堂前后相通的，一个霞飞路前弄堂、一个环龙路后弄堂，后来才隔断不通。陈独秀从北京回来后，两人就时常前后弄堂来回串门。

戴季陶搬来新渔阳里6号，不是看广告找的中介，他是前房客介绍来的。前房客是谁呢？李汉俊！您要是说这人您不认识，那一定是党史老师没教好，该回去向他讨还学费——隔壁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他李家大公子的公馆啊！

戴季陶和李汉俊等人也在办一份杂志，刊名叫《星期评论》。这两人对西方政治很有研究兴趣，在留日期间已经从日本人的译著中开始研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他们知道《共产党宣言》国内以前有人陆续摘译过部分章节，为了在《星期评论》上加以全面介绍，戴季陶决定把《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成中文刊发连载。他自己的日文功底非常好，以前在日本是孙中山常年的“御用”翻译，但是翻译这种纯理论著作，费时费力，戴理论家是个大忙人，于是只好找人打工。

那时候的优质人才就是多，一点不费力气，他的党国同志、也是著名报人的邵力子很快给他找来一个人，杭州第一师范的教书先生，刚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不久，也是个海龟。此人姓陈名望道（再次很惭愧地说，当年在校听得老师一口一声尊“望老”为祖师爷，我等学生娃子只知道望老是大学问家、大教授，对于他早年曾经当过共产先贤的辉煌经历，闻所未闻，实在是汗颜）。陈望道接了私活，一手日文版一手英文版，躲在家乡浙江义乌乡下，花几个月的时间吭哧吭哧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当他兴冲冲到上海找戴季陶来交稿，没想到稿子还没有校对完成，《星期评论》就被当局封口停刊了。

[二十年代的陈望道]

于是，陈望道就从渔阳里的前弄堂被引荐到了后弄堂，就此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搬来和陈独秀同住。那份《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呢？好东西当然不能搁着等发霉，考虑到《星期评论》被封杀，《新青年》如果连载可能会遭到同样的下场，陈独秀决定刊印单行本。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售价大洋一角，首版一千本很快销售一空，马上一版再版。从此以后，那个在欧洲上空徘徊的幽灵，随着“马格斯”（马克思）和“安格尔斯”（恩格斯）两个奇怪的译名，正式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浮游。

[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

可是，陈独秀那时候已经没有每月三百大洋的北大文科学长的固定高薪，两手空空逃回上海还不到半年，《新青年》又刚复刊，手头经费正紧，他哪儿弄来的钱这么快就出版书了呢？有人赞助的！是谁呢？共产国际！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1:22 PM 編輯 ]

初中生

四、共产国际来敲门，还有二十八画生

共产国际是何时何地与陈独秀搭上线的？这个咱们先把带子倒回去几个月，从他离开北京说起。

1920年2月上旬的某日，扮成患病财主的陈独秀，由假扮账房先生的李大钊护送，雇了辆车悄悄离开北京，准备经天津潜逃南下。此次出京城，“南陈北李”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友不知何日能再见，一路上抓紧时间促膝谈心。他们都心仪于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但又感觉目前了解学习尚不够，有必要先分头在南北组织理论研究小组，并谈到有朝一日“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可能性。当然，逃难途中两人的交谈不过是一种务虚的设想，仓促间不可能谈到什么“建党大计”。

送走了陈独秀，李大钊回到北京说干就干，不久他在北京大学组织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也热闹非凡，成了研究小组时常聚会讨论的场所，小组的几个学生积极分子，我们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中都可以见到他们尴尬的身影：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就在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刚刚起步、还在黑暗当中摸索的时候，大约在1920年4月初，有人象传递奥运火炬一般，举着共产革命的火种来了，而且一来就来了5个，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来人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代表，这个远东局和海参崴分局在1920年年3月才刚成立，经共产国际的同意，此次特地派遣这个代表团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名义来华，主要任务就是要“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和“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代表团为首的名叫维辛斯基（又译作“维经斯基”），又名“吴廷康”，其中有个山东籍旅俄华侨、俄共党员杨明斋。这伙人生地不熟的俄国人很有活动能力，也很幸运，一番瞎打误撞，通过北大的俄国教授，居然很快找上了李大钊，随后兵分三路：一路留京继续与李大钊接触，另一路去广州，还有一路揣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南下上海去找陈独秀。

[维辛斯基]

[杨明斋]

如此这般，在江南梅雨时节来临之前的1920年5月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维辛斯基和杨明斋，陈独秀就此遭遇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

陈独秀也正在组织研究学习小组，一谈之下双方相见恨晚，陈独秀马上向他们引荐了住在前弄堂和隔壁马路的好几位对研究“主义”兴致盎然的笔杆子：办《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办《民国时报》的邵力子，办《时事新报》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加入的《时事新报》主笔沈雁冰，以及陈望道、李达、俞秀松等人。

于是，在这段时间里，维辛斯基时而在陈独秀家，时而在戴季陶家，与这帮文人高谈阔论革命和主义，他有意以这两报两刊的笔杆子为主，帮他们组团建党。有意思的是，工人出身的维辛斯基，并不在乎这帮人全是摇笔杆的长衫先生，而没一个抡镰刀斧头的短打劳工。也就在这时，发生了《星期评论》被迫停刊事件，所以当陈独秀为出版《共产党宣言》筹款而向维辛斯基开口，共产国际当然是责无旁贷了，这个出版赞助岂有拉不来之理？

这一年的5月，老渔阳里2号人来人往，分外热闹，可谓“群贤毕至”。除了举着共产革命火种，远道而来煽风点火的俄国同志，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来自内地的年轻人，也在1920年5月的某一天敲响了这个弄堂2号的石库门。

在北大的时候，他就与陈独秀见过面，那时候他对陈独秀几乎是高山仰止：“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为《新青年》着迷，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读报以外，看书、谈话、思考都不离《新青年》。

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身材瘦高的青年人，指点他要注意多阅读马克思的书。与陈独秀的会晤也许进一步成就了这个青年人在人生重要关头的转折。——这年的夏天，他认真阅读了陈独秀向他推荐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后来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新青年》杂志]

这个年轻人，就是曾经化名“二十八画生”向《新青年》投稿的毛泽东。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和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员到达上海。在送走这批留学生后，他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实验了一个月不大成功的“共产互助同居”生活，期间到老渔阳里2号再次拜见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偶像。

很久以后，那时陈独秀已经被开除党籍、批倒批臭，毛泽东说：“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还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当然，我们知道，由于某些原因，这个诺言在他的生前并没有兑现，而我们这代人从党史课本上所认识的陈独秀，几乎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的固定脸谱。

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对于早年影响他“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陈独秀，是否真的就“船过了无痕”？

5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去安徽巡视，当路经一座山峰，当地负责人告诉他，那是“独秀峰”，毛泽东问：“是不是因为陈独秀而命名？”回答说：“原名如此，是陈独秀以家乡的山峰取的笔名。”

当听说陈独秀的原配和幸存的儿子松年在当地农村生活贫困，毛泽东若有所思，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后来，省里来人告诉陈独秀的家人，政府以后会每月补助他们30元。——这大致相当于当时一个刚入行的青年工人的月薪，对于几乎处于“自生自灭”境地的陈独秀家人，算是一笔聊以维持温饱的固定收入。

1920年5月的陈独秀才管不了那许多身后是非，他正忙于筹建党团组织的工作。当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但是，当建党之事摆上议事日程时，研究会的成员却出了一点麻烦。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2:15 PM 編輯 ]

初中生

五、国共合作说前生

张国焘在回忆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刚成立的情况时说：“李（大钊）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动，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

陈独秀在上海筹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许最终目的是集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在适当的时候结党，但是初始的情形，应该与李大钊的小组大抵相似，即着重于理论研究而暂不过问实际政治。

我们来数一数这期间陆续前来聚会的主要参与者：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张东荪、沈雁冰、俞秀松、李达、杨明斋、周佛海，等等。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份名单上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信仰者，也非有志于将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学说付诸于社会实践的真正共产党人，在共产革命刚刚开始或遭遇挫折途中，他们一个个先后落跑或转换了跑道。

也有一开始就无意于参与结党活动的，《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就从没想过搞什么共产党。这位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早年追随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一度活跃于政坛，还加入过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后来却改弦更张，“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与孙中山的国民党也保持距离。他埋头学术，热衷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输入，成为著名政论家。

张东荪的《时事新报》是梁启超“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副刊《学灯》以介绍新思潮著称。他来参加研究小组的活动，仅出于对西方哲学和政治的研究兴趣而已。所以，当维辛斯基酝酿一段时间后，在座谈会上向各位“长衫先生”提出“先组织研究小组、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时，对于结党从政兴致索然的张东荪就不再露面了。但是，他仍然热衷于西方各种“主义”的研究，几个月后还在报上挑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说”论战，与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等人笔战打得不亦乐乎。——顺便说一句，张东荪最终还是违背了“不从政”的誓言，40年代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的结局，很糟糕！

[张东荪]

张东荪退出，原来的“两报两刊”现在三缺一，好在不是打麻将，有意参加结党者继续与陈独秀碰头，同道越聚越多。戴季陶住的新渔阳里6号比陈独秀的地方大，维辛斯基觉得更便于众人聚会，后来的会议就多在戴季陶家举行。多次讨论的结果，确定由“南陈北李”各负责一摊，建党准备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建党首先要有纲领，由谁来起草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呢？有早期活动的参与者回忆说，负责起草党纲的笔杆子中，有一杆就是戴季陶。——后来的党国反共理论大家，竟然曾是中国共产党党纲最初的执笔者？现在说起来，此事简直难以置信！不过回顾当时，戴季陶与陈独秀过从甚密，陈独秀那时还坦承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研究尚不如戴季陶。如此看来，陈独秀把起草党纲的任务托付给老戴，确也不算匪夷所思。

但是戴季陶还没划拉下几行字，也提前落跑了。这倒不是他自己临阵脱逃，他是被孙中山逼的！——别以为中山先生不几年后实行了“联俄容共”政策，貌似对共产党很Nice，当初就一定会对中国共产党胎儿很慈爱，没有的事情！

得知戴季陶在瞎起劲参与陈独秀的建党活动，还要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中山先生很生气，他把国民党员戴传贤同志叫去骂了一顿，质问他“究竟是要三民主义还是要共产主义？”戴季陶可能本想“专职三民主义、兼职共产主义”，挨了中山先生一顿骂，只好辞去了兼职，但退出时还是表示：如有需要，他会鼎力相助，唯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

可是世事难料，五年后中山先生过世了，他戴季陶却早在另一条“主义之路”上一蹦一跳跑得老远了，不但不可能回过头来加入共产党，还发了许多反共帖子，诸如《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主张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要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并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哲学只会导致流血和仇恨，只有中庸温和的三民主义才是合作共信的基础......他的“戴季陶主义”，已经成了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的理论指导思想。而昔日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则与他展开了理论大论战，此乃后话。

说到专职与兼职，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党，反倒是搞起了“专职共产主义、兼职三民主义”。虽然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党中央起初几乎全体一致地强烈反对，再三向共产国际提出异议，要求搞“党对党的平等合作”，不同意“用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寄生蟹方式被“容共”。但是，学步期的小共娃娃没有自决权——“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看上去共产国际很横很霸道啊？唉，怎么说呢？共产国际也有共产国际的苦衷。国共合作，当时是孙中山国民党的买方市场，俄国人和共产国际联手向中山先生做“市场促销”，推出未来明星小共，实在是煞费苦心，还贴了厚厚的老本。

前阵子写《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系列，当写到“中山舰事件”，有朋友问：“如果孙中山当时在世会如何？”当写到四.一二，又有朋友问：“如果孙中山当时在世又会如何？”和尚只能王顾左右：“没有what if，俺不假设历史！”以后将写到“武汉分共”，估计还会有没看过前期讨论的朋友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读历史课本，听到过不少孙中山先生对于达成国共合作所奏响的高调华彩乐章，不过有些不和谐音律，在教科书里是听不到的。这里且放上一段，各位姑妄听之：

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可能会难听得让人掩耳，但是，这是陈独秀在被中共开除出党时向全党同志的含恨控诉，以陈独秀的人格，不由人不信！

难道这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真实背景？首次国共合作的结局早就有“推背图”了？——只好装嫩，学一句90后的时髦网语：无语望天摊手中......

我们的古人实在太有智慧，常说些参透人生的箴言，还作成琅琅上口的诗句，诸如“向使当时身便死”云云。小声说一句，有时候，历史人物多活几年，可能、似乎、大概、真的......未必是件好事？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1:28 P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