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节，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张文木
2012年08月0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一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危局，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1]。
1944年11月19日，即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那份秘密瓜分欧洲的“百分比协定”后的一个多月，斯大林便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另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2]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
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国共产党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 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
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3]
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4]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在中共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5]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朝鲜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
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示中共军队不要南下过江。
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这一意图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6]。
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达的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 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8]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
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9]。
1949年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10]。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1]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的历史，我们真得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当，我们今天才有基本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12]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为此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3]。
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那就会知道毛泽东基本统一中国对于中国及亚洲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按照英国人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在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
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14]
比较同期的中国，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却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15]。 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的基本统一。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及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6]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跃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 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7]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二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甫一建国，毛泽东就西东开弓，次年初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儿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逐步蚕食西藏，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谁知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
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首先，向西藏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抢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那么只要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而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
其次，向西藏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领土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了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
这林林种种，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他们会认为，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增长。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照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
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才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18]。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1950年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19]。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20]，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1]。事实也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和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而于1955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
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孜孜以求的、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 年7月，中美停战；可是早在当年1月，苏联已经开始移交中东铁路。
1952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对于这些，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
说到西藏，让人想起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
虽然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
1962年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印度。
1962年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一个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
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克马洪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进退与战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22]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还得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
1959年初，苏共 “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
同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同年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共治”（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 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
同年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3]。
同年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24]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25]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可这反而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
同年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同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
同年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
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
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
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
同年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
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部边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 、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26]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27]
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28]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9]
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的“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
同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
同年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30]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31]——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32]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五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33]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34]
2012年5月19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表首场讲演时说：“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法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这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奥朗德深情地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法国人民的大救星。”[35]
曾有美国人告诉笔者的朋友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
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注释：
[1] 关于这份文件，我们目前可以在各类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原件的影印件，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其具体内容有明白无误的记录。他说：
当时正是商谈问题的好时机，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团和代理，不要为了小事闹分歧。就英国和苏俄来说，如果让你们在罗马尼亚占九成的优势，而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发言权，我们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这样行不行呢？”翻译在翻译这些话时，我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苏俄……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与美国一致）
苏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苏俄……75％
其他国家……25％
丘吉尔与斯大林瓜分东欧“百分比协议”影印图
我把字条推过桌子给斯大林，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然后把纸条递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已焦急地考虑过很长时间了，这只是处理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做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是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吧。 ”
“不，你留着。”斯大林说。
参阅〔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2] 《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4]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月1日26），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5] 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 自己的半独立性”。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页。
[6]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475、476页。另可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页。
[7]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8]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9]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得到当天的消息，在此次炮击中，英舰上“死亡17人，2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舰长和一名医生。‘僚舰’号舰（Consort）由此驰往拯救，结果9死数伤，‘ 黑天鹅’号舰（Black Swan）和‘伦敦’号舰（London）也驰往拯救……4艘战舰约有100人死伤，将近半数死亡”。司徒雷登以欺软怕硬的心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乃是一次不可宽恕的袭击，我们美国舰只幸亏没有派去。” 陈礼颂译、傅经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0]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12] 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是最小和最稳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由三个夸克构成。电子的质量为9.1091x10^（-31）kg，而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分别是电子的1836倍和1839倍……
[13]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14]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00页。
[15] 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M.K.甘地在回答英国记者费晓提问时，直截了当地承认印度国大党的经费“实际上全部”来自印度的富翁。参见：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 42-43页。
[1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8]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19]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582页。
[20]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21]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22] 《孙子·虚实篇》，《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23]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4]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25]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26]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来源：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27]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28]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2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30]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页。
[31] 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译：《白宫岁月》（第四册）1349页。基辛格的这段回忆，在熊向晖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第273页中也有确认。熊向晖说：“基辛格记述的这段话虽与记录不相同，但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本意。”
[32]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93页。
[33]《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页。
[34] 转引自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此事也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确认，参见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35] 参见《法国新总统奥朗德如此评价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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