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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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如此帝國完整版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雍正的帝國情況不妙。

　　雍正的前任聖祖仁皇帝康熙，親手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吏治腐敗、稅收短缺、國庫空虛。雍正接手時，國庫儲銀僅八百萬兩，而虧空的數字卻大得驚人。雍正說：「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如此看來，則堂堂大清帝國，竟是一個空架子。外面看強盛無比，內裡卻空空如也。

　　國庫空虛，關係非淺，新皇帝豈能坐視？

　　然而錢糧的虧空，又不簡單地只是一個經濟問題。各地虧空的錢糧到哪裡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漁利，而戶部的銀子，則被皇帝和權貴們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實也就是侵吞）。這麼多人來挖國家的牆角，國庫還有不空的道理？但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的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確有其「不得已」處。因為清從明制，官員俸祿極低。正一品官員的年俸不過紋銀一百五十兩，七品縣令則只有四十五兩。這點奉銀，養家口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打點上司、迎來送往和禮聘幕僚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清兩代吏治的腐敗，是給逼出來的。

　　由此可見，虧空關係到吏治，吏治又關係到體制，這是一個連環套。這個連環套上的每一個環節，都含糊不得。如果說，打江山要靠槍桿子，那麼，治江山就得抓錢袋子，所以虧空不能不補。吏治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所以吏治不能不抓。兩件事既然都與制度有關，則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虧空這件事，在他那裡就變成了體制的改革。

　　不過，事情還得從清理虧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當務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剛好一個月時，雍正皇帝下令戶部全面清查虧空錢糧。雍正不顧乃父「屍骨未寒」，就要對康熙留下的積弊大動干戈，可見其決心之大，也可見事情之緊迫。這是雍正即位之後的第一個大戰役，關乎國本，也關乎帝位。一旦無功而返，或半途而廢，不但雍正自己身敗名裂，國本也可能為之動搖。因此只能勝，不能敗，只能進，不能退。

　　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確實不是糊塗皇帝，更不是紈阿哥。而且，與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還有一個優勢，就是洞悉下情。各級官員有什麼鬼心眼，小動作，官場上又有那些流習和積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級對上級，地方對中央，向來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沒有不打折扣的。清查虧空牽扯到那麼多官員的切身利益，豈有不研究對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對策，我更有對策。我的對策是：先研究你的對策，再出臺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針對你的對策來的，看你還有多少對策！


　　這一下，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確實太瞭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貪污犯去查自己的貪污，那是永遠也查不出來的。他們的上司也同樣不可靠。因為沒有一個貪污犯不巴結上司，不給上司行賄送禮。如果他不巴結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賄賂，他還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來，被彈劾罷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為地方上的虧空如此嚴重，貪墨如此猖獗，他們居然毫無動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種情況：要麼是昏官，對下情一無所知；要麼是庸官，知情而不敢舉報，或無力糾察；要麼是混蛋，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聲，對下面的胡作非為睜眼閉眼，包庇縱容，搞「地方保護主義」。靠這些人去清查虧空，那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此即便他們手腳乾淨，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對策是派出欽差大臣。這些省級或副部級的特派員直屬中央，與地方沒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為官清正又精明強幹的能員。這些人，既無前車之鑒，又無後顧之憂，且直接歸皇帝領導，不盡心也會盡心。何況，這些特派員也不是光桿司令。雍正從各地抽調了一大批候補州縣隨團到省，與特派員一起查賬。查出一個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職，從調查團裡選一個同級官員接任。這是一著妙棋，也是一著狠棋。因為雍正深知，官官相護，是官場頑症。歷來的繼任官，總是會幫著前任補窟窿，然後自己再留下一大筆虧空，讓後任去擦屁股。虧空之所以總也補不上，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這一回，後任是來查賬的，當然不會替他打圓場，做掩護。這樣，這個貪官就再也無處遁逃，只有低頭認罪，接受處罰。而且，因為沒有後任給他補漏洞，他當然也不願意為前任背黑鍋。於是，就連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貪污挪用，也難逃法網。


　　貪官們當然不願束手就擒。他們還有對策，即借錢借糧來填補虧空。這也是老辦法：上面要來查賬時，就從當地富戶那裡借些錢糧來放在庫裡。上面的來人一看，分文不少，檢查團一走，這些錢糧又還回去。因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還，再說富戶們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這個辦法也屢試不爽。


　　可惜這種伎倆也逃不過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員的同時，也給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誰也不能借錢糧給官府。要借也可以，這些錢糧既然被說成是官府的，朕就認它是國家所有，你們這些借錢借糧給官府的人，就再也別想把它們收回去。


　這一下，誰也不肯借錢借糧給貪官們了。富戶們不想得罪官員，更怕得罪皇帝。再說，他們也不願意自己的錢糧白白地送給公家。貪官污吏的又一條對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過，這還只是雍正一系列對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個重要舉措是成立「會考府」。會考府是一個獨立的核查審計機關，成立於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務，是稽查核實中央各部院的錢糧奏銷。雍正深知，錢糧奏銷，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戶部上繳稅銀或報銷開支時，戶部要收「部費」，也就是現在說的「好處費」、「茶水費」。沒有「部費」的，哪怕是正常的開支，亦無手續或計算方面的問題，戶部也不准奏銷，甚至拒收稅款。相反，如果有「部費」，即便是浪費虧空上百萬，也一筆勾銷。二是各部院動用錢糧，都是自用自銷，根本無人監督。這也是多年積弊，古已有之的。比如海瑞當應天巡撫時，上繳國庫的稅銀就因為沒有「部費」而被戶部拒收。海瑞的辦法，是寫信給戶部長官，質問他們是為公還是為私。戶部知道海瑞惹不起，這才收了稅銀。


　　海瑞是個地方官，當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國元首，豈能容忍部院官員如此貪墨？但他知道，講道理是沒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沒用的，甚至殺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唯一的辦法是改革制度。於是，就有了會考府這個中央集權的審計機關。從此，各地方上繳稅銀或報銷開支，各部院動用錢銀和報銷經費，都要通過會考府會考（稽查核實），誰也做不了手腳。部院長官既無法貪污，地方官員想通過花一點好處費，就把自己上百萬的虧空全部賴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墨吏們掩飾虧空應付檢查的主要方法，無非是這三種：靠上司包庇、借錢糧充賬、花小費報銷。這三條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們也只好認賬。但他們還有一個手腕，就是把貪污說成是挪用。這是避重就輕之法。我們知道，錢糧的虧空，原本有兩個原因，即貪污和挪用。雖然都犯了王法，但貪污罪重，挪用罪輕。何況，挪用有時還是因公，比如緊急救災、臨時招待、應付上司等，屬「情有可原」。而歷朝歷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貪污，後查挪用，這就給貪官留了空子。雍正對這一弊端瞭如指掌。他說：「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實。」是貪官污吏的一貫伎倆。如果「萬難掩飾」，便把數額多的說成是挪用，數額少的說成是貪污，「為之脫其重罪」。結果，是「劣員無所畏懼，平時任意侵欺，預料將來被參（舉報），亦不過以挪移結案，不致傷及性命，皆視國法為具文，而虧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當然不能讓他們得逞，於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後查貪污。而且，在追補賠償時，先賠挪用部分，後賠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無論貪污還是挪用，每一筆賬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這一下，貪官們最後一條退路也被堵死。


　　現在雍正便可以「關門打狗」了。打的辦法也有三種：一罷官，二索賠，三抄家。


　　罷官是針對所謂「留任補虧」來的。這也是歷朝歷代的老辦法，即查出虧空後，勒令該官在限期內補齊。但是，有哪個貪官會從自己身上挖肉下來填補虧空呢？必然是加緊盤剝百姓。正所謂「不取於民，將從何出？」結果，國庫是充盈了，百姓卻大吃苦頭。雍正要改革，既要國富，也要民強，不能讓貪官污吏分文不損，平民百姓加重負擔。因此，他的對策，是先罷官，後索賠。一個被罷免的官員當然無法再魚肉百姓了，他們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於這些官員們是怎樣好不容易才熬到那個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觀點是：「朕豈有惜此一貪吏之理乎？」


　　索賠也不含糊。殺人償命，借債還錢，虧了國庫，豈有不賠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無論涉及到什麼人，都絕不寬貸。比如戶部查出虧空白銀二百五十萬兩。雍正責令戶部歷任尚書、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賠償一百五十萬兩，另外一百萬兩由戶部逐年償還。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因為主管過內務府，在追索虧空時，還不出錢，只好將家中器物當街變賣。皇上至親尚且如此，還有哪個官員能夠賴賬？


　　雍正還規定，嚴禁任何人墊付或代賠。過去追贓時，常有下屬和百姓代為清償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銀兩，也就不管錢從何來。然而雍正不以為然。他說，即便下屬州官縣官有富裕，也只能用來造福地方，怎麼可以替貪官退贓？至於士民代賠，更是混賬。無非一是土豪劣紳勾結官府，想留下那貪官繼續執政；二是流氓惡棍趁機斂財，藉替長官還債為名敲詐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須結結實實地打在貪官污吏的屁股上。


　　這就不但要追賠，還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採納了通政司官員錢以塏的建議；虧空官員一經查出，一面嚴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員，將其家產查封，家人監控，追索已變賣的財物，杜絕其轉移藏匿贓銀的可能。贓官們的罪一經核實，就把他的家底抄個乾淨，連他們的親戚、子弟的家也不放過。雍正下令：「絲毫看不得向日情面、眾人請託，務必嚴加議處。追到水盡山窮處，畢竟叫他子孫做個窮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國一片抄家聲，雍正也得了個「抄家皇帝」的封號，甚至連牌桌上都有了一種新打法：抄家和（音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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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贓官們真只有「死路一條」了。


　　可惜，在雍正時代，他們連「死路一條」都沒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過他！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範，均因貪污、受賄、虧空案被參而畏罪自殺。雍正下令，找他們的子弟、家人算賬！雍正指出，這些傢伙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一死抵賴，犧牲性命保住財產，讓子孫後代享用。因為依照人之常情，殺人不過頭點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這一套，也不管什麼常情不常情，罵名不罵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誰也別想有僥倖心理。


　　不錯，反腐敗連死人都不放過，追窮寇一直追到閻王爺那裡，表面上看起來是狠了一點。但在貪墨成風的年代，不下這樣一個狠心，就剎不住貪污腐敗之風。事實證明，雍正這一系列政策和對策，確實沉重地打擊了貪官污吏，帝國的吏治也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僅僅五年，國庫儲銀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更重要的是，社會風氣改變了。「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國的公正評價。


　　我們真的要向這位滿族皇帝致敬了！一件向來都虎頭蛇尾的事，竟被他做得大獲全勝，乾淨徹底。


　　雍正的高明，還不僅於此。

　　就在舉國上下窮追贓款、整治貪官的同時，雍正也在思考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怎樣才能從制度上杜絕貪墨，保住官員的清廉？


　　這個問題想得很深。我們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聯繫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沒有保證官吏清廉的制度，腐敗就會像割不盡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於是，雍正決定進行兩項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羨歸公和高薪養廉。


　　耗羨，也就是我們前一章說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種正常稅收外的附加稅。這是一種半公開、半合法的貪污，弊端甚多又取消不得，連康熙皇帝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隨他去。但雍正不肯含糊，決心改革。他的辦法，就是耗羨歸公。具體地說，就是將過去由州官縣官私征私用的耗羨，統統上繳省庫，然後再由省裡發給州縣。表面上看，耗羨並沒有免收，州縣也照樣拿錢，只不過多了一道手續。這種改革，有什麼意義？

　　雍正認為意義很大。首先，耗羨歸公，就像今天的「費改稅」一樣，是為耗羨正了名，也為耗羨作了規範。過去，耗羨名不正言不順，又不能不收，結果是亂收亂攤派。國家得不到一分錢的好處，老百姓卻加重了負擔，於國於民都不利。現在，耗羨歸公了，國家便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規範（主要是規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官縣官因為多收無益（反正只能從省裡領到規定的數額），就不會再亂攤派。這樣，老百姓並沒有加重負擔，國家卻得到了好處，於國於民都有利。


　　其次，端正了上下級的關係。過去，徵收耗羨的，是州官縣官。支配這些附加稅的，也是州官縣官。他們的上司，既無從徵收，更無權支配。當然，州官縣官收了耗羨，也要分送上司，結果上司反倒成了靠州縣養活的人。這樣一來，就勢必造成一個嚴重後果，即「州縣有所藉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參」。也就是說，州縣的貪墨會越來越猖獗，而上級的監察反倒越來越疲軟。為什麼呢？拿了人家的手軟麼！


　　耗羨歸公以後就不一樣了。州縣徵求耗羨，不過是完成任務；上司發還耗羨，也不過是發放津貼。對於雙方來說，都不是「紅包」。既然不是紅包，也就沒有人情，該怎麼著就怎麼著。州縣既不敢藉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盤剝，上司也可以理直氣壯地管理下級。所以，耗羨歸公雖然麻煩一點，卻不是多此一舉。這就是雍正所說的：「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養州縣乎！」顛倒一下，大不一樣。


　　因此雍正相當看重這一道手續。耗羨歸公初行之時，一些州縣認為其中一部分反正要返還，乾脆先扣下來算了，免得麻煩。然而雍正不准。他認為，此例一開，後患無窮。如果允許州縣自行留成，那比例一定沒有譜，「勢必額外加增，私收巧取，浮於應得之數，累及小民」。上司因為應取之數已足，也就不再過問，結果難保不產生新的腐敗。因此，耗羨必須全部如數繳公，再由督撫按數發還。寧肯麻煩一點，也要堵住漏洞，防患於未然。


　　雍正規定，歸公的耗羨，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補虧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發放「養廉銀」。這是耗羨歸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為人雖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於權力鬥爭，也只施加於他仇恨和憎惡的人。對於一般人，他是通情達理的。他並不要求官員們餓著肚子辦公（也辦不到），相反還主張他們有體面的生活。他認為，大小官員，都應該「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既不可以盤剝百姓魚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貧沽名釣譽。但是，俸祿不能提高，而貪污又不允許，官員們怎樣才能保證生活的體面呢？這就要靠「養廉銀」。所以，耗羨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給官員們用，但要有規矩。一是要適度，二是要合理。其標準，則是官職的高低、政務的繁簡和賦稅的多寡。由這三個坐標系定出養廉銀的數額，多收就是貪墨。


養廉銀的數字相當可觀。比如總督的年薪是白銀一百八十兩，而福建總督（浙閩總督）的養廉銀則是一萬八千兩，一百倍。縣官的年薪是四十五兩，而其養廉銀至少也有四百兩，多的可達兩千兩，倍數也很不小。雍正的意思很明確：你們的合法收入已經夠用了，再貪污就是存心找死。


　　養廉銀的另一層意思，則是官員收入的公開化。以前，官員們收耗羨，收禮金，收常例，全都是「黑箱操作」。誰貪誰廉，弄不清楚。現在清楚了。以後誰的收入和養廉銀差距太大，就可以查他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因為雍正在推行養廉銀制度的同時，還做了三件事情，或者說三個配套措施。一是給吏、戶、兵、刑、工五部尚書、侍郎（正副部長）和管部務的大學士發雙俸。因為他們沒有養廉銀可領，手上又有權，難免地方官來和他們搞權錢交易。其他京官，也有所津貼。二是規定辦公費用。這些辦公費也發給各地方官，任其使用，不再實報實銷。這樣一來，官員們辦公，用的就是自己的錢，當然要學會節約。結果，藉口辦公要用錢而損公肥私的漏洞堵住了，奢靡之風也剎住了。



　　第三件事情就是取締陋規。具體地說，就是嚴禁饋送禮金和索取規禮。所謂「規禮」，就是約定俗成的禮金。比如山東的州官縣官拜見巡撫一次，衙門裡就要收門包（也就是開門費和通報費）十六兩。繳納一千兩稅銀，則要另繳三十兩手續費。下級拜見上級，本來是談公務，卻要先用銀子作敲門磚；納稅人繳稅是盡義務，卻要另外拿錢答謝收稅人。這是什麼規矩？混賬規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締。他很贊成田文鏡的觀點：「欲禁州縣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陋規。」因此雍正通令全國：「倘有再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


　　現在，雍正幾乎把所有導致腐敗的漏洞全堵住了。他應該成功了吧？

　　可惜沒有。


　　公元一七三五年，雍正去世，乾隆繼位。就是從他這個寶貝兒子、歷來被吹捧得無比之高的高宗純皇帝開始，大清帝國又重新走向腐敗。乾隆朝大學士和珅，家財竟達八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政府十年的財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產的十四倍；也相當於雍正五年國庫儲銀的十六倍，康熙末年國庫儲銀的一百倍。


　　古人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雍正的改革不及二世而斬，流產也未免太快了一點。


　　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雍正以前，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多次虎頭蛇尾、不得善終的改革。究其所以，無非決心不大，力度不強，準備不足，思路不對，配套措施跟不上等等原因。這些問題，雍正都沒有。第一，雍正是皇帝，而且乾綱獨斷，大權獨攬，說一不二，雷厲風行，這是歷代改革名臣所無法比擬的。第二，雍正久在藩邸，輔政日多，做皇子時，就已經洞悉帝國弊端，對將來的改革早有成熟的思考，可謂預謀已久。第三，雍正的改革，思路完全對頭，措施也很得當，可謂緊鑼密鼓，絲絲入扣，步步為營，切中肯綮。許多做法，直到今天也仍有借鑒意義。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雍正完全具備一個改革家的條件和素質。他自信十足又洞悉下情，勤政不息又講究效率，剛毅果斷又處處小心，廣開言路又從善如流。他不是自不量力又好大喜功的皇帝，也不是好勝心切又文過飾非的庸主。他的強力意志和鐵的手腕，是建立在這樣三個基礎之上的：關外旗人的剽悍英武，預政皇子的豐富閱歷，滿漢文化的精神熏陶。這就使他的改革，既能有大動作，大手筆，又防微杜漸，嚴絲合縫，總之是長袖善舞，游刃有餘。

　　那他為什麼終於還會失敗？


　　我們不妨反過來看看，他當時為什麼能夠成功。


　　雍正的改革，在他執政期間能夠卓見成效，除前述原因外，還因為他依靠了手中唯獨帝王才有的絕對權威。也就是說，他能夠推行改革，靠的是強權和特權。所謂「雍正改元，政治一新」，離不開這個最重要的條件。比如耗羨歸公，最早是湖廣總督楊宗仁、山西巡撫諾岷和河南巡撫石文焯提出來的。雍正將這一議案交九卿會議討論，結果是多數不能贊成。其他官員，也紛紛上疏反對。如果這樣爭執下去，這項改革的實施，就會成為永無期日的事情。雍正的辦法，是發出上諭，斬斷爭論，並將礙事的官員調離，強制推行。他甚至連在山西搞試點的建議都不採納。他說：「天下事，唯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耳！如以為可行，則可通之於天下；如以為不可行，則亦不當試之於山西。」顯然，如果不是他獨斷專行，由著官員們去爭論，這項改革當時就泡了湯。


　　這就是所謂「唯以一人治天下」了。或者說，就是人治和獨裁。從耗羨歸公這件事看，獨裁和人治也沒什麼不好。如果雍正不獨裁，事情就做不成。但這種制度是極其靠不住的。試想，如果有此獨裁之權的是個混蛋、草包或者暴徒，會怎麼樣呢？他強制推行的，恐怕就不是耗羨歸公或攤丁入畝等利國利民的改革，而不知道是什麼禍國殃民的名堂了。


　　也許，正是預見了這一危險性，中國文化才設計了德治和禮治的方案，作為對皇帝「一人政治」的制約。也就是說，皇帝也不能胡來。所作所為，必須有德、遵禮。但這也是想得倒好而已。因為德與禮又同時規定了，皇帝的絕對權威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動搖的。如果你反對皇帝的獨裁，那麼，悖德和違禮的反倒首先是你自己。因此，儘管有德與禮的制約和規範，歷史上失德無禮的皇帝仍並不少見。德與禮拿他們毫無辦法，只有等著改朝換代的時機到來。


當然，德與禮也規定了，君無道，可以天下共誅之，天下共討之。不過，這種「無道」，一般公認應該達到桀、紂的程度。如果只是像明代的萬曆皇帝那樣消極怠工，德與禮也同樣無可奈何。


　　其實，即便是勤政睿智如雍正，也不是沒有問題的。雍正為了保證自己大權獨攬，又不出任何差錯，只好親自聽取各方意見，親自過問大小政務。於是，他每天除完成各種禮儀，接見眾多官僚外，還要親自閱讀大批奏章，並一一作出批覆，平均每天撰寫朱批七八千字。任何從事寫作的人都知道，每天七八千字是什麼概念。有幾個皇帝能有雍正這樣勤奮的精神、敏捷的頭腦和旺盛的精力？就是有，遲早也得累垮。他的後任，或者沒有他的頭腦，或者沒有他的精力，或者沒有他的工作熱情，或者不想把自己累垮。雍正的這一套做法，只可能後繼無人。


　　更重要的是，雍正改革賴以成功的條件和他改革的目標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懲治的是腐敗，反腐敗的力量是他的特權，而特權又恰是腐敗之源。沒有特權，不會滋生腐敗；沒有特權，又無法懲治腐敗。這是一個死結。在封建專制的王朝時代，沒有人解得開，雍正也不例外。


　　還有一點，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並非只是一批冥頑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員，還有強大的傳統勢力。這種勢力是一種文化力量，並非哪個人可以扭轉和對抗。比方說，他能不讓人們講人情，講面子，講世故嗎？不能。那他就無法根除這些現象：請客送禮、拍馬逢迎、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爭風吃醋、損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諉、人情大於王法等等。這些東西不鏟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潔最終都只能是一句空話，被整治的腐敗遲早也會死灰復燃。


　　雍正當然不可能反對特權，反對人治，反對傳統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贏家。

　　關於這一點，本書在《海瑞》一章中已有闡述，請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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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七、誰是贏家    完整版


書名: 品人錄（每週二連載）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馥林文化


雍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

　　雍正總是那麼穩操勝券鬥志昂揚。前半生，他為奪取皇位而鬥；後半生，他為鞏固政權而鬥。他鬥敗了兄弟，鬥敗了權臣，鬥敗了貪官，也鬥敗了被他認為是沽名釣譽的清官。最後，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還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還算貼心的人。那麼，他感到勝利的喜悅了嗎？

　　不，他感到很窩囊，很委屈，還有點犯虛。


　　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滿自信問心無愧的嗎？是這樣。在所有的鬥爭中，這個滿族漢子都沒犯過怵。整治年羹堯時，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這種勸告看作無識之見。他說：「洞觀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雍正心裡有數，膽氣很足。他對自己的評價也不低：「朕反躬自省，雖不能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后（元首），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他認為自己比得上漢唐以來歷代君主。這不是大言不慚，是有事實做根據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編印什麼《大義覺迷錄》？


　　《大義覺迷錄》堪稱奇書。它首先奇在皇帝與逆賊對簿公堂。中國古代，民告官的事都極為罕見（告也可以，告贏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當被告，與謀逆的反賊一本正經一五一十地展開「法庭辯論」真是千古奇聞！辯完了還不了事，還要把辯論記錄公布於眾，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譚。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做得出這樣的奇事，也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會製造這樣的奇案。


　　記錄了這一奇案的《大義覺迷錄》大體上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收入卷一的雍正特諭兩道。兩道特諭，都是針對曾靜的指控而來。第一道主要講清朝順天得民，是大一統的正統王朝，滿洲不過是清人的籍貫，清人從李自成手上奪取政權是為大明報仇等。這是為大清政權做辯護。第二道主要逐條駁斥曾靜對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十項指控，是為雍正自己作辯護。這兩道特諭，無妨看作是雍正作為「被告」的辯護詞。不過，第一道是作為帝國法人代表的陳述，第二道才是他自己的答辯。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和收入卷二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前十三條，批駁曾靜寫給岳鐘琪信中的主要觀點；後二十四條，批駁曾靜《知新錄》一書中的主要觀點。這些批判，由內閣九卿大臣與刑部組成特別法庭，通過法官詢問口供的方式進行。法官問的問題，都是雍正親自擬定的，並以聖旨下達，故稱「旨意問你」。不過那些問題，又不是簡單的提問。有的長篇大論，實際上是闡述雍正的觀點。雍正闡述完畢，再問曾靜有何話說，因此無妨看作雍正與曾靜的法庭辯論。不過，這種法庭辯論，世界上獨一無二。被告並不出場，由法官代表被告發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問，原告回答，實則被告變原告，原告變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辯，只能贊同被告觀點，並批判自己，或為自己辯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辯論自始至終都沒有律師出場。中國古代沒有律師制度。即便有，也不會請。雍正沒有必要請律師，曾靜則沒有資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祿詢問曾靜的供詞，內閣九卿對此案的審理意見，雍正對此的批覆決定。在這一部分，曾靜是被告，雍正又變成了法官。他的上諭和內閣的奏本，則無妨看作合議庭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量刑判決問題的討論。

　　四、曾靜、張熙等人思想改造的過程和心得體會，包括他們的一些供詞和曾靜新著《歸仁說》。這時，曾靜和張熙的身分，是免予刑事處分並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個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辯論。比如「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的第一條就很有趣。針對曾靜對大清政權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別法庭的審判官們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國）提問說，奉旨問你，你在寫給岳鐘琪的信中有誰該得政權、誰該當皇帝之類的話。我朝（指清朝）積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創業，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繼統，世祖章皇帝（順治帝福臨）建國。這正是順天命、從民心、成大功、建大業、參天地、法萬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難道不知列祖列宗為天命民心所歸，卻說什麼「道義所在，天未嘗有違」。這是什麼意思？原告曾靜答辯說：「彌天重犯（曾靜自稱）這些話是泛說。自古帝王之興與帝王之在位，皆是順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順、民心得，從而興起在位，即是道義之當然。彌天重犯生長楚邊山谷，本鄉本邑以及附近左右，並沒有個達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遠，所以盛朝功績傳聞不到。」


下面曾靜接著說，自從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來京，見聞漸廣，才知道真龍天子興於東海之濱，列祖列宗承承繼繼，不但非漢唐宋明可比，簡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之昌盛。但在西周，說起來也只有文王、武王兩位聖君，稱得上是「極致」，哪裡比得上本朝，「疊疊相因，日遠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強！太祖高皇帝開創王基，太宗文皇帝繼體弘業，世祖章皇帝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澤，遍及薄海。到我當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縱聰明，恢弘前烈，創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達到禮樂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歸，乃道義之當然，參天地，法萬世，為天運文明之隆會。」最後曾靜辯解說：「從前彌天重犯實實陷於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於聖世。」至此，這一問題辯完，並無下文。


其他辯論記錄，風格大體如此。


　　這樣的法庭辯論，中國史上獨此一份，世界史上想來也不會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氣勢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諾諾，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訴認罪轉彎之快和轉彎之大———本來指控清王朝不該得天下、雍正不該當皇帝的，此刻卻說清王朝超過了周秦漢唐宋明，雍正帝是最偉大的皇帝，還在於雙方使用的邏輯。得民心者得天下，順天命者為正統，這是雙方都承認的邏輯前提。據此，則只有證明清王朝順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證明其政權和帝位的合理合法。但要這樣講，官司就打不贏了。也不是打不贏，根本就打不成。因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過民意測驗或社會調查來確定，順不順天命更是一個說不清的事情。因此，雙方都得另闢蹊徑。


　　雍正的邏輯是：你曾靜既然生在本朝，就應該知道本朝是順天命得民心的。這顯然是強詞奪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證明某朝合理，那麼，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便都可以證明希特勒「順天命得民心」了。曾靜的邏輯也很可笑。他的邏輯是：凡是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順天命、得人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麼，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為什麼「都是」順天命、得人心的呢？因為不順天命就無從興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環論證。它使我們想起恩格斯嘲笑過的德國庸人邏輯：凡是合理的都會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們想起民國時一位軍閥的邏輯：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誕的邏輯，《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比比皆是。


　　其實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的權力。有權不准別人說話，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來說，再沒理也能說得振振有辭。雍正要向世人顯示的，便正是這個權力。專制帝王的權力向來就至高無上，可以生殺予奪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卻嫌不夠。他還要做到「君要臣說，臣不得不說」。豈止不得不說，還要說出「理」來。換言之，明明是專制，還要作開明狀。

　　於是雍正也好，曾靜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確實費了老大精神，也表現了他的大智大勇。從接到岳鐘琪密奏的那一天起，他的態度就出奇的冷靜。他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草率從事，而是精心策劃了一種「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國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優待曾靜———當然是在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吃盡苦頭又嚇得半死以後。比方說，審訊時要和顏悅色，耐心開導；押解來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國的太平景象，體驗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澤；到京後住幽館別墅，過舒適生活，讓他知道悔改的好處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機密文件都賜給曾靜閱讀，讓他看看他被辱罵的這個皇帝，究竟是昏君、暴君，還是仁德之君、有為之君、開明之君。


　　曾靜這個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原本是窮鄉僻壤的一個窮酸秀才，哪經過這種場面，見過這種世面？很快就被雍正連哄帶嚇收拾得服服貼貼。他不但全盤推翻了自己過去對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決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說自己從前是畜生，現在才轉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檢討自己，說自己真是鬼迷心竅，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錯把恩人當仇人，真是應該千刀萬剮。但就是千刀萬剮，也要盡人子的孝心，盡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寬宥，他曾靜願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戶去批判呂留良的歪理邪說，宣傳當今皇上的仁政和聖德。


　　不能說曾靜說的都是假話。他這些話，畢竟不是逼供逼出來的。但這些話究竟有多大價值，卻值得懷疑。因為曾靜原本就沒有什麼地位和影響，也沒多少思想和學問，充其量不過一個狂悖小人和跳梁小丑而已。他說要一舉推翻大清王朝，讓呂留良或者他自己來當皇帝，簡直就是癡人說夢。既然這傢伙原本就沒有什麼分量，即便幡然悔悟，也沒多少價值。而且，因為他讓家鄉父老大丟臉面（用雍正的話說就是「貽羞桑梓」），因此他回到湖南做報告時，長沙城裡還貼出了匿名的傳單，揚言要把他從官府中搶出，沉到深潭裡處死。


　　然而雍正卻把他當作寶貝。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就這麼一個寶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堯、隆科多他們倒有價值，但他們肯悔改嗎？再說，他們也沒有公開攻擊過雍正，更不會否定大清政權。他們只想奪權或攬權，不會說這政權不合法。沒法子，只好把曾靜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蒼蠅也是肉，有一個總比沒有強。


　　問題在於，雍正為什麼非得要有這麼個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這同樣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關已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但漢人對滿人的政權，仍不能完全認同。不少人仍堅持認為，滿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獸。「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即為當時之民謠，並為曾靜的控詞所引用。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攪和在一起，很是麻煩。雍正自己的麻煩也不少。康熙末年，儲位鬥爭隱蔽曲折，撲朔迷離，充滿神祕和不可解之謎。雍正依靠自己的冷靜、沉穩、權謀幹練、勝人一籌並脫穎而出，但在不明內情的人看來，卻難免篡位之嫌。



此外，打擊允兄弟，懲治年、隆諸人，迭興大獄，株連甚多，難免給人以「殘暴」、「滅親」、「誅忠」、「屠臣」的口實；銳意改革，鏟除積弊，清查錢財，整飭吏治，攤丁入畝，打擊朋黨，都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又是追贓，又是抄家，又是罷官，又是殺人，也難免蒙受「操切」之譏。由於當時能夠左右輿論的，多為「持不同政見者」，因此輿論對雍正頗為不利。他被描繪成篡奪皇位的偽君、沒有人倫的畜類、殘忍戾虐的暴君。曾靜的指控，不過是社會輿論的集中反映。這些輿論，雍正以前也有風聞，但只能把無名之火憋在心裡，發作不得，因為找不到對手。現在，曾靜自己跳了出來，這就給了雍正一個機會，一個洗刷自己冤屈和為自己辯白的機會，豈能放過？何況，這一洗刷和辯白，如果由誹謗者自己來進行，則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夠扳本，而且還有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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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靜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確不同凡響。沒有幾個專制帝王會採取這種方式來處理此類案件。他們的慣常做法，是誰要膽敢說他們一個「不」字，就把誰抓起來砍腦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腦袋之前，還要在嘴巴裡塞上木球，完全剝奪他人說話的權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麼尷尬事體，則三緘其口，把蓋子捂得嚴嚴的，一點風都不讓透出去。將知情人和目擊者祕密處死，殺人滅口，也是常規的配套措施。實在掩蓋不住的，則歪曲真相，篡改事實，指鹿為馬，文過飾非，寄希望於民眾的健忘和弱智。像雍正這樣，以九五之尊與案犯對簿公堂（雖然本人未出場），擺出（當然也只是擺出）一副對等講理的架式，通過「充分說理」的方式來降服對方，確實絕無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現。精通儒學和佛學的雍正，堅信大義可以覺迷，而匪類亦可歸仁。因為儒學講「人皆可以為舜堯」，佛學講「眾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緣。墮落為小人、為匪類、為畜生，是因為被各種魔障謬見所迷，不能覺悟。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實也就是佛）來啟迪，來開導。雍正自認為就是這樣的活佛，可以讓啞巴開口，頑石點頭，畜生變人。這就是覺迷（覺悟迷者），就是歸仁（歸於仁義）。所以，曾靜寫的檢討，就叫《歸仁說》；而雍正編的這本書，就叫《大義覺迷錄》。雍正這一回，似乎又贏了。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話語權，卻露了自己的餡。至少是，讓人看出了他的心虛。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蕩無私，何必去管別人的說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為自己辯解，反倒讓人覺得裡面有什麼貓膩。因此，像他這樣的人，只能厚著臉皮咬緊牙關，對所有的非議和閒話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就誰也奈何不得。歷史上有那麼多霸道皇帝，恬不知恥，一意孤行，就是吃準了這一點。


　　從這個角度講，其他那些從不和別人辯論的專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專制就是專制，就是愛你、恨你、保你、殺你、提拔你、罷免你，都沒商量。既然沒商量，還講什麼理？朕即真理。


　　實際上，雍正打的是一場不可能有贏家的戰爭。曾靜當然是贏不了。但改造了曾靜，雍正就贏了麼？未必。只要看看他兒子乾隆的反應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個多月（也是屍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將曾靜、張熙二人拿解到京，凌遲處死，並將《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嚴禁流傳。道理很簡單：皇帝和反賊辯論，掉價嘛！何況，為了證明自己並未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等，雍正幾乎把家底都翻出來了，大清王朝的宮廷幾乎無密可保，實在得不償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償失的事情還很多。甚至從根本上講，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償失或沒有意義的。比方說，他背著聚斂、操切、忌刻的罵名，清查虧空，追回贓銀，填充國庫，卻並不知道這些銀子該派什麼正經用場。國家收入最正經的用場，原本應該是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生產力。只有科學技術進步了，生產力發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國力增強，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可惜，這個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兒子、孫子也不懂。結果，雍正費盡心力聚斂來的財富，只不過為他子孫的揮霍和新貪官的貪墨奠定了基礎，豈不悲哉？


　　這當然無關乎他個人的品質。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他並沒有因為當了皇帝便泯滅了自己的個性。相反，他還給自己的帝國和時代打上了這種個性的烙印。同歷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無疑更具個人魅力，但同時也更易引起爭議，遭受攻擊。因為他的這些性格，與文化傳統對所謂「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遠。要知道，我們這個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喜歡個性的。


它只在有限的範圍內小心翼翼地允許極少數人保持自己的個性，比如開國的領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漢和山林中的隱士等等。即便對這些人，我們的文化也寧願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只有在他們失敗後才表示同情（如項羽、海瑞）。如果成功，則難免留下罵名（如曹操、武則天）。不挨罵的成功者只有一種，即朝代歷時較長的開國君王（如歷時較短，也要挨罵，如秦始皇）。人們熱情讚美他們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他們的後代不要有那麼鮮明的個性。這些所謂「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穩，中庸因循。處理政務的原則，不是「聖賢遺訓」，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創造性，更不要搞什麼改革，這樣就天下無事，天下太平。


　　雍正顯然並不符合這樣一個標準。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憤怒。他們無法理解：聖祖爺好端端地留下了一個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騰什麼呢？還能折騰出多大個氣候？甚至對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麼多那麼細幹什麼？真正的聖君、明君，應該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這樣事必躬親、累死累活的皇帝，他們可沒見過，也不以為然。


這就不能不讓雍正感到委屈。為了他的帝國，雍正真的是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十三年幹了別人三十年都幹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國的臣民卻不領情，還要在背後指指戳戳，說三道四，甚至誣賴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麼多事情，僅朱批就要寫七八千字，有時間酗酒，淫色嗎？因此，雍正很想有機會向天下臣民訴說訴說。他刊行《大義覺迷錄》，便有這種考慮在內。


　　可惜這並沒有什麼用。雍正，他是注定不會被人理解的。這不但因為他的性格和作派與傳統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為他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而且是強化皇帝一人的集權。當一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時，他與其他人產生距離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權力越是集中，他與別人就越是疏遠。或者說，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獨。最後的結果，就是眾叛親離。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國的同時還想征服人心，在君臨天下的同時還想君臨眾志，那他是成不了贏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窩囊。


　　甚至就連他的死，也要被人說成「不得善終」。就在他去世兩個多世紀後，又有了關於他死因的新版本———臺灣作家高陽認為是「服用壯陽的興奮劑，導致高血壓及心臟病，以中風暴崩」。此說如能成立，則那春藥也不是什麼威而剛之類，而是權力———封建專制帝王的最高絕對權力。


　　雍正，或者說，愛新覺羅胤禛，公元一六七八年生，一七三五年卒，享年五十八歲。


　　雍正出生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爆發，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一六四○年）已進入近代史階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後，鴉片戰爭爆發，中國也被迫進入了近現代。看來，不管雍正當年做了多大努力，他的帝國也會風雨飄搖，他的王朝都時日不多。

　　這，當然是雍正在世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那麼，他的靈魂會得到安息嗎？


　　臺灣作家高陽斷言這些朱批係文覺和尚代寫，但不知筆跡問題如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