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初中生

　　

为搞情报杀害戴鹏

武汉军区发布《六四公告》以后，百万雄师加紧了拔造反派据点的步伐。6月11日，百万雄师作战部请来两个月前从工造总司“起义投诚”的胡重远，让他介绍工造总司内部的情况。汤忠云①告诉胡重远，“你离开工造已近两个月，这两个月工造内部情况肯定有变，你不一定都了解，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搞个头头出来，或者你抓，或者我们抓。”（以上引自胡重远在七二○事件后的交待材料）胡重远原来和戴鹏不和，马上想到了戴鹏，戴鹏为人很忠厚，每天上下班按时回家，抓他很容易。

①汤忠云：文革前为武汉市生产资料公司干部，中共党员，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兼雄师支队支队长。1967 年8 月在被公安联司追捕时因拒捕被枪杀，1978 年12 月被中共武汉市委发文公开平反昭雪。　　

七二○事件后，汤忠云的同伙朱长春、陈昌文供认：1967年6月10日晚，汤忠云指使其“雄师支队”的王明荣将人民仓库会计戴鹏从单位绑架至市委大院，关在其强占的市委办公楼地下室内，用木棒把毛巾捅入口中，两天后活活窒息而死，汤忠云指使百万雄师雄师支队副队长陈昌文等人，将尸体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用草袋和荒草伪装，毁尸灭迹。

戴鹏失踪以后，工造总司司令部及戴鹏当时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陈景莲到处寻找，向武汉军区、省军区、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都报了案，但如同石沉大海。

初中生

　　

追凶警官被判刑 杀人凶手被平反昭雪

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涉案人员纷纷投案自首，戴鹏被埋一案浮出水面。8月10日，在公安人员督促下，自首人陈昌文带领公安人员到市委大院埋尸处挖出了戴鹏的尸体，经戴鹏家属确认后安葬。经过深入调查，有一点众口一词：抓人、打人、埋人，主犯为汤忠云。

此时市公安局已由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公安联司①接管，彭海如②、刘祖清③均为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1967年7月23日，8201部队军管会已自动撤出武汉市公安局，无人负责公安局的全面工作。8月初，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④把田学群⑤等同志等接到军区，专门指示田学群等“要掌好公安局的大权，把各项工作抓好，不要辜负中央期望”。田学群等受命以后，紧接着武汉警备司令部专门派7250部队保卫处李允毅到市公安局组建了临时领导班子，以当时市公安局刑侦处长彭海如同志为首，田学群和刘祖清都是临时领导班子成员。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即秘书、斗批改、专政三个办公室，刘祖清任专政办公室负责人，协助彭海如负责市公安局全面业务工作，行使专政职能。武汉军区和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⑥授权，市公安局由公安联司负责武汉市的治安和刑事案件的侦查。

①公安联司：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公安联司武汉总部”。　　
②彭海如：1931 年生，文革前系武汉市公安局九处副处长，中共党员，烈士后代，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7 年7 月下旬至1968 年1 月是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1979 年12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策划、组织，现场指挥非法拘禁他人致人死亡的罪名判处3 年有期徒刑，1996 年底去世。　　
③刘祖清：1930 年生，1949 年3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 年入团，1953 年入党。文革前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文革中为公安联司勤务组成员之一。1975 年8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8 年。1979 年10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　　
④曾思玉：1911 年2 月生，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3 年12 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⑤田学群：1932 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 年11 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　　
⑥武汉警备区：1967 年8 月15 日，中央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武汉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15 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军长方铭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政委张纯青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为了正确开展工作，1967年8月16日，彭海如、刘祖清，市法院的何家寿和市检察院的李成伟专程上北京向公安部李震部长进行工作汇报。李部长明确指示：“要掌好武汉市公安局专政大权”，“要坚决按中央指示去办，对那些确有证据的杀人犯要坚决抓起来”。李部长接见时，公安部办公厅的沈兴帮和秘书在场并作了记录。这个临时领导班子在1968年元月8199部队军管会进驻市公安局以后，又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直到同年9月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斗批改离开武汉时止。

抓捕汤忠云，当时是基于如下原因：

1、根据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的电报：“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根据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于……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公安部长上述指示。汤忠云是中央点名的“百万雄师”坏头头之一，是策划、组织大规模武斗造成多人死伤的首犯之一，不仅有共案，而且有个案血债，对这样一个人，公安机关对他立案调查，拘留审查，完全是正常的业务。

2、戴鹏家属陈景莲十多次向市公安局和市局刑侦处报案，对受害群众的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3、当时有原百万雄师人员朱长春等人检举汤忠云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受理后也应该展开调查。

4、8199部队赵奋副师长指示，要调查被害人的下落。公安联司在调查中发现了汤忠云的严重问题，才对他进行追捕的。当时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们，有的主动投案自首，有的随传随到，唯独汤忠云等几个人负案在逃，并根据同案人交待，他正在继续进行非法活动，且有抢枪、抢钱、抢粮行动计划（同案人朱长春、陈昌文等人的口供，当时存市公安局13处），追捕汤忠云就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进行的，完全符合逮捕拘留条例第六条和第八条的规定。

戴鹏一案是故意杀人的重案之一。公安联司向警司详细汇报戴鹏案件后，警司同意立案。该案有两名主要犯罪分子在逃，一名是汤忠云，另一名是陈昌文。经百万雄师头头朱长春揭发汤忠云藏身之处，彭海如召集有刘祖清、王振友①等20余名公安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派出王振友、张柏林乔装渔民到汉阳汤子湖抓捕汤忠云。刘祖清带领20余人包围汤子湖。
　　
①王振友：1935 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侦察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公安联司。1975 年8 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判处有期徒刑6 年，1979 年10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维持原判决。

据亲自参加抓捕汤忠云的刘祖清本人回忆：请示警司以后，市公安局就组织开展了对汤忠云的追捕行动，由于情况复杂紧急，彭海如和刘祖清都亲自到达汉阳汤子湖一带抓捕现场。当抓捕队伍进入汤子湖地区后，在其同伙朱长春的指引下发现了汤忠云，警察王振友就上前去宣布：“汤忠云，你被捕了，放老实点，跟我们走！”当时被抓获的还有陈昌文。

王振友押着汤忠云，张柏林押着陈昌文，最后跟着走的是朱长春。押解途中，开始汤忠云还较老实，当从湖中走出来，走上田埂小路几十米远处，王振友为了不惊动附近村民群众，便把手枪放进了衣袋里，汤忠云一看见有机可乘，他指望同伙朱长春、陈昌文协助，便大声喊：“老子反正是完了，夺枪，夺枪！”喊着便向王振友扑来，抢夺王振友的枪，双手抓住了王振友的枪筒，王振友手持枪把，二人争夺起来。

这时张柏林见状，一边命陈昌文蹲下不许动，一边立即鸣枪示警。汤忠云听到枪声，即松手逃跑，王振友也立即开枪示警，连鸣四枪，到第五枪时，因子弹瞎火，没有打响。汤忠云见状又大喊：“没有子弹了，夺枪！”又返回向王振友扑来，正欲夺枪时，见王振友又将子弹推上了膛，汤忠云二次夺枪未成，又回头逃跑，王振友立即向汤忠云开了一枪。这时刘祖清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听到枪声后，立即赶上前去，见王振友已滑倒在田埂小路边，汤忠云身上已带血还继续向前奔跑。在距汤忠云约30米远的田埂高处，刘祖清一边向汤忠云喊话：“不要跑，站住！”一边举手鸣枪示警，汤忠云又向前逃约几十米，就趴在菜地豆角架里。这时见手持木棍、农具的村民也正陆续赶至现场，刘祖清赶上前去宣告“我们是公安局执行任务，请你们不要介入”，并朝地上鸣了一枪以示警告，赶紧叫来警车。汤忠云这才立即起来由公安人员扶着，与陈昌文、朱长春二人上了警车，鸣着警笛把他送入市一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一情况，市公安局分别向警司、武汉军区、公安部和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警司负责同志还说“汤忠云死了是个损失”。

是谁开枪致死汤忠云，王振友有不同的说法。王振友说：我的《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法〔75〕刑初字第43号〕记载的追捕汤忠云经过是：“被告王振友等人持短枪将汤抓住，押送至汉阳十里公社汉桥大队第八生产队技术组时，王便要汤放‘老实点’，此时，汤见势不对，即丢下渔具与王扭斗，被告刘、王同伙张柏林马上对空鸣枪，汤听到枪响即逃跑，王振友随后追赶时向汤连射六枪（第五枪哑火），汤继续向前逃跑，被告刘祖清闻枪声后，从汤的右后侧赶到现场，在距汤约二十公尺的田埂高处向汤射击一枪，汤继续向前跑约十公尺后倒地，刘赶到汤身边又击一枪。造成汤肝脏擦裂伤、胃贯通伤、胰脏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王振友说：“ 从《刑事判决书》记载的事实经过看，应是距汤忠云20公尺的刘祖清开的第一枪导致汤忠云死亡，大家一致见证，刘祖清补的一枪是朝汤忠云的腿上打的。”王振友还说：“我仅鸣枪示警，我追赶汤忠云时，不慎摔了一跤，此时听到一声枪响，见汤已被击倒在地，刘祖清又赶到汤的身边，朝汤忠云的右大腿开了一枪。致死汤忠云的一枪不是自己打的。”

王振友认为，第一、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和中共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自己是服从组织的安排正当执行公务。第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在侦察刑事案件的时候，可以依照法律传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人民警察执行任务遇有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者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在必须使用武器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自己对拒捕、夺枪采取正当防卫、鸣枪示警是合法的。第三，自己对致死人命没有任何责任。

1970年起，刘祖清、王振友等公安干警在“一打三反”运动①中因追凶致死人命被关押审查。1975年8月8日，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早已完成了由杀人罪犯到文革英雄的转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捕人，随意开枪致死人命，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很坏”判处刘祖清有期徒刑8年，判处王振友有期徒刑6年〔市法〔75〕刑初字第43号〕。

刘祖清、王振友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1979年10月1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不仅对刘祖清、王振友维持原判，还对当时市公安局的临时负责人彭海如以“身为公安干部，执法犯法，是非法拘禁他人策划、组织、现场指挥者，构成犯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彭海如有期徒刑三年”〔市法〔79〕刑初字第95号〕。彭海如于1996年底去世，刘祖清、王振友继续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2004年6月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申诉通知书》〔〔2004〕鄂刑监一字第00011号〕，称：

——“本院经审查，1967年8月20日，你们在原审同案被告人彭海如的指挥下，和朱长春、张柏林等人到武汉市汉阳汤子湖附近，将持与你们不同观点的汤忠云非法拘捕。在押解途中，汤欲反抗，张柏林见状鸣枪警告，汤掉头就跑，你们持枪一边追赶一边向汤忠云先后射击子弹数发，致汤忠云死亡。以上事实清楚。你们的‘正常执行公务，不是非法抓人的’的申诉理由，经查，本案发生在‘文革’期间，你们当时虽身为公安人员，但参与了派性斗争，并违反国家的法律政策，违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不办法律手续，非法拘捕与自己不同观点的群众，并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你们提出的‘汤忠云抢枪拒捕反抗，为了防止他逃跑才开的枪，不是致死汤忠云的直接凶手’的理由，经查，汤忠云当时和王振友扭抓在起，但是否抢枪不能确认，但你们二人先后朝汤忠云射击八枪，致死亡的事实确凿，因此你们二人应当对汤忠云的死亡共同负责，你们提出的此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 原判决应予维持。”

①“一打三反”运动：1970 年2 月至10 月，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一打”。　　

1978年12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的文件〔武发〔1978〕99号〕，决定说：“一、俞文斌、李树春等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及王力等人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活动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完全是革命行动。二、……汤忠云同志受迫害而死，纯属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现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罪名统统推倒，所有这方面的材料予以销毁，政治上恢复名誉。三、对纪登清、汤忠云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对俞文斌、李树春等十同志的亲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坚决按照党的政策，由有关单位党组织，认真地妥善地做好善后工作。”

初中生

　　

为工总翻案被“武老谭”视为眼中钉

6月5日，百万雄师开始实施武装扫平汉阳的战略，攻打了汉阳轧钢厂，稍带夺取了汉阳最繁华地段钟家村汉阳商场顶层的“三中红岩”广播站。当百万雄师端着长矛冲上去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吕涛像狼牙山五壮士般高举着三中红岩的鲜红大旗从七楼纵身跳下身亡，震惊了江城。

此后，武汉发生了多次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据点的武斗，百万雄师的战斗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牛鬼蛇神是党内走资派和百万雄师称呼造反派的专用名词，所谓“一扫光”，就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地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6月23日，百万雄师全市大肆造谣说：工造总司向与之相邻的武汉市无线电厂挑起武斗，打伤23人，捣毁价值50万元的仪器设备。工造总司为了揭穿百万雄师的谣言，就用广播进行政治攻势。百万雄师一听广播，立刻用砖头瓦片向工造总司进攻。不一会，武汉市无线电厂就开进了6辆汽车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石头和砖头、磁铁就象雨点一样朝工造总司大楼铺天盖地扔来。当时，围观群众目睹此状，气愤已极，配合红色造反者(工造总司的袖章上印着“红色造反者”字样)，拣起百万雄师扔来的石头和磁铁，向百万雄师进行有力还击，把武汉市无线电厂内的百万雄师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下午5时许，152部队马科长带着几个军人来火线与我们进行“谈判”，公开支持百万雄师。他们声称：“百万雄师打你们，你们不还手就行。你们还击就是错误的，你们要负责任。你们不要再揪陈再道了，再揪陈再道你们的大方向就错了。”我方代表义正词严地说：“陈再道我们是揪定了的！”这时，一军代表叫道：“那你们就等着瞧吧！”

1967年“六·一七汉口六渡桥血案”后，支持百万雄师的军方和百万雄师作了战斗总结。据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抓捕的百万雄师头头陈文、武汉公安（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保守派组织）头头汪仕奇交待：六一七血案后，武汉军区127部队派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支左的张有富、杨爱忠连长总结这次战斗经验，首先肯定百万雄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震撼了敌人，“打乱了敌人企图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计划”，“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让群众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伙匪徒挑起武斗没有得到好下场的事实。但是，也有不少失误，失误原因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建议大家回去好好重读毛主席著作，以便作好下一次战斗准备。”大家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六二四血案就是在总结这个“有益的经验”下发生的。

总结认为：

第一，“不打无准备的仗”。6月17日百万雄师本只是想返回财贸大楼①抓革命、促生产，并未想抢占据点，最多也只是想威慑敌人，防止他们挑起武斗，保护财贸大楼干部、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未做作战准备，特别是没有敌情思想准备。要知道在战场上，谁对抗自己谁就是敌人，“可是我们有些人认为那是群众，不敢下手”。

第二，毛主席的作战方针一贯主张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可是八个造反派据点中最强的是由黑工总“钢八司”土匪聚集的民众乐园②，人数最多，力量最强，亡命之徒最多，解放后被人民打击最深，所以他们最恨共产党，和我们的人死拼，是人民的死敌。其它七个据点，都是经军区正规登记批准的组织，尽管被敌人控制，但亡命之徒少，容易攻破。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办事，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牺牲了两个同志。

①财贸大楼：六渡桥三民路东边江汉区财贸系统办公楼。　　
②民众乐园：是武汉市最大的综合娱乐场所，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闹市地区，创建于1919 年，原名“汉口新市场”，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齐名，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园。有大小剧场12 个，露天演出场地4 处，可同时演出京剧、汉剧、楚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等，当时以戏剧最为繁荣。文化革命中虽改名为“人民文化园”，但很少有人叫新的名称。　　

第三，毛主席作战方针提倡围攻阻援，以多胜少。而六一七之战，我们是以少数对付多数，更重要的是，工造总司派出 “铁军”五汽车人增援，我们都没有派人阻援，以致壮了敌人声威。

结论：放下民众乐园，暂不攻占，先攻工造总司。理由是他们派五辆汽车的“铁军”参加了武斗，介入为工总翻案的行列。他们虽是毒草派，但实际上和黑工总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工总许多逃亡的头头都躲藏在里面，我们以抓工总黑头头之名，先围而不攻，要他们交出黑头头来，逼他们撤退。若他们不听指挥，就进行强攻。据有关情报，工造总司的铁军全部调到民众乐园去助威，总部并不设防，没有大型武器，更无铁矛，不易防范，容易攻入。

以上即是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参与六二四血案武斗人员口供的摘录。

其实，六二四血案前，百万雄师早就准备攻打工造总司，并非完全如口供所述。

武汉军区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得到工造总司、“三新”等新派组织即毒草派的大力支持，所以新派当时和武汉军区关系很好，3月17日武汉军区下令逮捕了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发布了《三二一通告》之后，引起了工造总司、“三新”等新派组织的强烈不满。军方拉拢工造总司参加三结合夺权的要求被拒，双方关系破裂。军方就转而公开支持以武装基干民兵组成的红武兵为核心、于5月16日成立的保守派大联合组织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一成立，首先就在工造总司内部造出事端，一是策反工造总司六号头头胡重远，组成“新工造总司”，胡重远带走铁军200多名，带走全市几万不明就里的工造总司队员，集体参加百万雄师联络站；二是绑架了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戴鹏，后被百万雄师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杀害于市委大院；第三，武汉公安的头头汪仕奇掌管的市消防处派出消防人员借防火检查为名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内部，了解大楼设防情况，因此百万雄师对工造总司大楼攻占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当时，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武汉军区公开取缔的“黑工总”，不是军方宣布的反动组织，军队支左应当保护我们。我们公开为工总翻案只是思想、观点问题，军方和百万雄师不可能对我们下毒手，因为当时工总解散后，工造总司就成了全市最大的造反派工人群众组织，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院校、北大、北航等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工造总司造访。我们认为自己是武汉工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可能受到武力侵害，所以工造总司根本不设防。甚至有人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工造铁军，那只是担任工造总司保卫工作的人员。甚至连刚刚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六一七六渡桥大屠杀也没有唤起我们应有的警觉。

初中生

　　

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

6月24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以前，我们基层组织各单位有很多人被本单位的百万雄师打得有厂不能去，有家不能回，所以有二三百人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挤在地铺上睡觉，我们派人用大锅做饭，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这些头头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做好武斗的准备，所以面对即将全副武装围剿、屠杀我们的百万雄师，我们仅仅预备了一二十根木棍，还准备了大量砖头作为自己的武器，没有一支长矛大刀。因为在6月24日以前，我们工造总司还没有与百万雄师发生过武装冲突，双方仅仅只是思想观点对立而已，没想到百万雄师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他们的目的是要拔除全市的造反派据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完全没有必要死守工造总司司令部这个地方。

六二四血案前几天，8201独立师又以检查消防为名，派两名军人来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侦察我们的防守情况，我们浑然不觉，而是热情接待，任其参观、检查。我带领他们到整个大楼详细查看，对解放军没有丝毫的怀疑。

工造总司被包围前的两三个小时，门前开来了一辆载重汽车，市机械局的造反派工人周伟杰通知我到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开紧急会议，胡瑞玲①当时是中学红联新美校的造反派学生，她和四五个同学一直住在工造总司司令部，她也是工造总司广播站的广播员。她陪我一起到民众乐园以后，又独自返回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她回到大楼时，大楼尚未被包围，但她的广播员工作临时被朱庆芳②代替。那天胡瑞玲也被百万雄师抓走，也受了伤。不过那时她还没有跟我谈恋爱，否则她那天非死不可。我因事发前到民众乐园开会，侥幸逃脱六二四大屠杀。

①胡瑞玲：1944 年生，武汉市工艺美术学校1966 届毕业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新美校革司勤务组成员。1968 年秋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美术设计公司任设计员，1969 年元月与吴焱金结婚。1993 年6 月患抑郁症自杀身亡。　　
②朱庆芳：女，15 岁，武汉市八中学生，文革中参加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二四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时被杀害。　　

初中生

　　

军队指挥的六二四大屠杀

据在现场担任总指挥的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彭祖龙回忆：6月24日凌晨，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消防车飞速地从车站路等地向设在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的工造总司司令部扑来，密密麻麻的百万雄师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工造总司大楼被围了。我们向外打电话求援，但是已军管的电信局把我们和外面的电话联系完全掐断了。工造总司司令部内大概有220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约五十几人，办公人员约三十几人，其余大都是被百万雄师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一些是外省和本省地、县前来武汉访问、避乱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总部头头各忙各的，也未作防御的准备。当时，工造总司司令部隔壁是生产军工产品的武汉市无线电厂，该厂是实行军事管制的，所以该厂驻有几十名军代表。工造总司司令部后面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营房处，因为周围都是部队，我们思想中就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没想到是这些“亲人解放军”出卖了自己。当天，百万雄师攻打工造司令部的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市第三十中学二楼教室内，做好了充分准备的百万雄师，组织了7800余名武斗人员、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机动车辆由汉口汽运二站负责调度，另有3000名机动人员备用。为防止造反派救援，离工造总司大楼200公尺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停封锁，将四周交通全部隔断。由于军队担任武斗指挥，一切都很专业。共设了三道防线，各工厂派出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救护受伤人员。百万雄师总指挥由雄师支队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清晨4时左右，有人发现周围街道有重型卡车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大楼的道路全部被堵。

清晨6时开始，百万雄师前来叫战，广播敦促工造总司：“一、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二、将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三、将抓进去施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四、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这些造谣惑众、无稽之谈的广播是为了给百万雄师大开杀戒制造正当的理由和借口。

广播员朱庆芳在广播中针锋相对地揭露百万雄师受陈再道的蒙蔽，被走资派操纵、利用的事实，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等革命歌曲。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开来几辆消防车，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高压水龙头向大楼不停地喷水，将室外人员压制到室内。10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圈，向大楼内抛石头，工造总司大楼内人员将已准备的大量石块予以回击。

从上午8时起，全市各兄弟造反派组织闻讯都向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现场总指挥彭祖龙和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市人武部分别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军队来解围，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来。最后一次去电话的答复更令人不解，军区支左办公室的人说：“我们派出的部队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最好举着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后来，军区支左办公室电话很难打通，即使打通了，再也无人接听。

此时，大楼内孤立无援，24日中午，长办联司①派出谢从勤和王叔善带领两卡车人，前往工造总司支援，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阻挡，无法前进，只好撤回。但全国各地的声援电话都打来了，有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等地的，他们向我们了解武斗的进展情况，希望我们坚守到底，保证替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让党中央出面解围。可见工造总司被围剿的消息是一些热心市民通过单位的公用电话传播出去的。

①长办联司：1966 年12 月26 日，以“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为主，与其他十多个组织，组建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简称“长办联司”。顾建棠为一号勤务员。　　

当时，武汉电信局被军管，我们打出的电话全部被监听，告急电报也发不出去。七二○事件后才知道，那时武汉气象台的电报通讯是畅通的，武汉气象台的造反派每小时将武斗情况向北京报告一次，由北京有关单位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反映，所以说陈再道封锁不住六二四血案。

同一天，百万雄师还同时摆开了另外三个战场，两个在武昌，围攻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和武昌三层楼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在攻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学生跳楼，当场摔伤了几名。惨无人道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抓住一个跳楼下来的工人就用刀刺死，还有几个人被打或刺成重伤，惨不忍睹。攻打水运工程学院的理由是二司抓了百万雄师常委、政参部部长蔡俊善和《百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等人。另一个是攻打汉阳轧钢厂，事后宣布过姓名的死亡者有7人，重伤者数十人。

强攻不下，11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将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大门强行撞开，准备杀入。12时，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院子仍未攻下。这时形势突然发生变化， 工造总司大楼后面武汉市无线电厂的军代表突然将工厂的大门打开，20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大楼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看到寡不敌众，大势已去，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15岁的小姑娘广播员朱庆芳被几个百万雄师大汉用铁矛活活杀死。朱庆芳的姐姐（与朱庆芳一同赴难的小姐妹已忘其名，有的回忆录中称为朱庆芳的姐姐朱庆玲，此说不实。朱庆芳的亲姐姐朱庆玲当时未受伤，应是朱庆芳的堂姐）的肠子被铁矛捅出，后来被送到武汉市二医院抢救过来，但已终身致残。七二○事件后，我和胡瑞玲还到医院去探望过她。

工造总司司令部失陷，工造总司当天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七二○事件后查明，尸体共31具，抬到街口和火葬场时发现，有3人还有一口气，还未死，于是丢下。送进火葬场共28具尸体，有亲人认领的共23具，另有5具尸体查不出姓名，也无人认领，估计是大楼内的外地人。当场死28人（其中女学生1人、少年2人），其他重伤员送医院抢救，一个月后死亡的人数未统计。当时身中18铁矛，肾脏被铁矛戳穿，肠子流了出来，右肩、胸膛、手臂全是伤痕的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工人、工造总司的魏昌炽①至今还健在。百万雄师没有死伤一个人。杀人后，凶手全部撤出，愤怒的群众拥进工造总司大楼，不少人都目睹了这遍地尸首的血腥场面，相信目击者还有人活在人世，可以作证。这难道是两派武斗吗？这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杀！

①魏昌炽：1940 年12 月23 日生，武汉无机盐化工厂操作工，工造总司普通成员，文革时因参加造反派被当权派关过牛棚，1992 年“内退”。　　

凶手撤出现场半小时后，离武斗开始已经6个小时，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宣传车才赶到，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宣读中央《六六通令》。当宣传车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猛砸部队宣传车，将汽车推翻，车上的军人逃走。过了不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将围观的人全部赶出，抬走尸体。另外，一部分持长矛者前去解救部队的宣传车。这就是陈再道将军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到的，当部队受到围攻时，多是百万雄师前来解救的实例。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审讯百万雄师武斗负责人得知，攻打工造总司的预备会在汉口的武汉市三十中学内召开了3次，除驻百万雄师联络站的127部队军代表穿便服参加会议外，8201独立师也来了两名军官旁听，他们没有发言，估计他们的意见会通过127部队军代表转达。他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对工造总司只进行驱赶，不占领，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武器，能吓跑最好。他们这次用数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排山倒海的声势，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为上策。谁知工造总司的人既不投降，又不逃跑。  

根据七二○事件后审讯记录，杀人者主要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铁道部江岸车辆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工造总司大楼三楼藏有市文化局委托保护的老红卫兵“破四旧①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5700余幅，在这次围攻、血洗中，大部分被破坏、丢失。

①“破四旧”：1966 年八九月份由保守派红卫兵在全国开展的抄家、游斗牛鬼蛇神、破坏文物的恐怖行动。“四旧”即当时中央报刊提出的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电报全文如下：“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根据六二四攻打工造总司凶手的检举揭发和交待，参与杀死朱庆芳的有武汉肉联厂杨喜×、何启×二人（因二人还在世，时隔四十年，已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因此不记全名）。杀害工造总司头头王明扬的凶手是余少卿（市粮食局，已死），杀害工造总司头头戴鹏的凶手是汤忠云，公安联司将审讯材料送交武汉军区，要求按中央《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2008年10月30日中午，彭祖龙邀请我、原武汉橡胶厂的造反派头头朱冬久和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①等8人到他家吃饭，董际斗谈起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的事。董际斗说：“打工造总司前，8201部队以检查消防为名，详细察看了工造总司的防守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形，并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都讲得很详细具体。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我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太没人性。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六六六药粉。攻打时，我们使用了自己改制的装甲车，车头很坚硬，用来撞击大门和围墙。由于你们的人顽强防守，装甲车没有攻进去，是从隔壁的八医院搭跳板攻进去的。杀人的主要是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被杀的也以武汉肉联厂工造总司的人居多，我亲眼看到16具尸体。当时你（指吴焱金）不在现场，否则就不好说了。”这是四十多年后，亲历现场的当事人主动回忆的。在场的几个人均可以作证。董际斗还主动提出和我、彭祖龙三人合影。

①董际斗：1946 年8 月生，中共党员，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工人，1967 年调武汉市儿童医院当司机，文革中任百万雄师二七区解放公园片片长，文革后任汉口解放公园汽车管理站站长，与彭祖龙是同事。　　

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大楼时呼喊的口号是“踏平工造，活捉吴焱金！”我因有事侥幸离开，但工造总司有几名勤务组成员伤亡惨重。工造总司三号勤务员王明扬在六二四血案中被百万雄师活活杀死，工造总司四号勤务员潘宏斌在最危险时，怀揣着工造总司的公章跳墙冲出重围，跳墙时将脚崴伤。工造总司的保卫部长阎志斌身中数刀，倒在死人堆里，百万雄师把他同其他人的尸体送去火化，火葬场有个工人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对他进行了施救，阎志斌得以死里逃生。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宣传部长彭祖龙是现场总指挥，当时受了轻伤，后来被百万雄师抓去，不久放了出来。

武汉肉联厂的一个工人叫魏东，他目睹百万雄师见人就杀，为了不受侮辱，他举着工造总司的旗帜高呼口号从三楼跳下，当场摔死。

工造总司勤务组7名成员，两人死亡（包括被抓走打死的戴鹏），3人受伤。

百万雄师杀人者刘某某38年后和我们见面，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对工造总司大开杀戒，他振振有词地说：“哪个骂我们，我们就杀哪个。”我们追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工造总司，他们异口同声讲是汤忠云搞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人当时要我们把造反派从社会上赶回家去。我说：“你们把造反派赶回家就是了，为什么要杀人？”他们回答说：有些武斗是造反派挑起的，比如六一七、七一五，都是造反派的人先骂我们，主动攻击我们。我追问六二四你们打工造总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连朱庆芳那样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不放过？刘某某说，我听说朱庆芳在广播里大骂百万雄师，我们的原则是，哪个骂我们，我们就不客气，我们就要打她，再骂我们就要杀死她。

六二四血案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有的回乡去投亲靠友，有的跑到新华工去避难，大家都不敢回家。当天我来到民众乐园广播站，我这个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人声泪俱下，控诉百万雄师的杀人罪行，号召全市人民打倒武老谭，向武老谭讨还血债。新美校有个叫洪喆的老师，他把我带到六渡桥中南旅社对面的初开堂中药店，那里有一个造反派的广播站，我在那里又作了一次演讲。当时中山大道站满了支持造反派的听众，已完全断绝了交通。我再一次控诉百万雄师的杀人罪行，号召全市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为工总翻案，打倒武老谭！在场的群众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正在演说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来了，百万雄师来了！”满街上的群众惊慌失措，立即一哄而散，四处躲藏。洪喆拉着我，连夜向新华工转移。

初中生

　　

七二○后军人道歉，罪证被毁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7月30日上午，驻武汉市无线电厂的3名军代表主动到工造总司司令部赔礼道歉。工造总司的人大都不服气，死了这么多人，就行三个军礼！此时，有个胆子大的人，上前两耳光打到那个为首的“亲人解放军”脸上，这个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两脚并齐，两手垂下，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又被打了两耳光，工造总司头头们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四个多小时后，三辆高级轿车停在工造总司大楼门口，车上下来三位气度不凡的军官，每个军官旁边都站有警卫，门卫通知工造总司办公室：“武汉军区首长要求见工造总司负责人。”我们内部一阵骚动，以为有人打了“亲人解放军”，一定闯了大祸，有人上门问罪来了。不料三位首长满脸笑容地走进办公室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明来意，武汉军区因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来向工造总司和六二四血案受害家属道歉的。这时当然没有人再打他们了，当我们和在场群众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控诉军队支持百万雄师、造成惊天血案的事实，三位军区首长满怀同情，静静地倾听多时，我们工造总司头头们礼貌地阻止群众继续控诉下去。三位首长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军官，我们也没有留意去记下他们的姓名。道别时，三位军人向我们行军礼。我们猜想，可能是挨打的军代表回去向上级汇报后，武汉军区认为派武汉市无线电厂军代表去道歉级别太低，引起工造总司头头愤怒，所以另派高级军官到工造总司来道歉，来者应是军、师长级别。当时军队首长和下级军官衣着相同，难以分辨，但从他们乘坐高级轿车而来可显示出他们的身份。

军人政权将杀人者交待的全部证据材料收走，但一直置之不理。理由是这些被杀的人并不是哪一个人一刀杀死的，抓谁都不合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①以及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②、副政委张昭剑③以运动后期处理为由，让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①刘丰：1915 年出生，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升任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事件后，1971 年11 月被撤职，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73 年被开除党籍。　　
②方铭：1921 年生，15 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964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③张昭剑：1923 年生，文革期间1967 年七二○事件前任陆军29 师即8199 部队政委，七二○事件后任空降兵15 军即7250 部队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 年9 月至1972 年10 月任陆军第17 军政委，兼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2008 年3 月去世。　　

七二○事件后，我们工造总司将千辛万苦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总司》报上登出，另一些罪证资料正在收集。不幸的是，当我们准备在报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部队副师长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传话，不准我们再刊登这些死者照片。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关武斗杀人的照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阶级敌人将这些照片传到国外，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危害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好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已经印出一期报纸外，第二期刊登死者照片资料的报纸无法印出。后来造反派多次挨整又被多次抄家，照片资料已难以找回。

七二○事件后，造反派胜利了，我们要求省、市革委会将六二四死难者追认为革命烈士，武汉警备区的首长置之不理，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给家属发抚恤费，警司也不同意解决。我1968年元月20日以后担任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些死者家属来找过我，当时是军代表掌权，我们只是摆设，我想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无力办到。对这些被当权派支持的百万雄师杀害的工人、学生，既不能正名，家属又不能安抚，我至今都感觉到欠死难者及家属的债！

节选自《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初中生

　 　
我所经历的四清与文革

吴焱金

出生于贫困的家庭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新洲县（现改为武汉市新洲区），1944年4月25日出生于武汉市。父亲一生都在武汉市当铜匠，专门以做烧开水的铜壶为生。解放初期土改时，父亲是回乡划的阶级成分，他的个人阶级成分是贫农。母亲解放前在武汉国棉三厂的前身、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距今有上百年历史的申新纱厂当工人。全家共有十口人，父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父母亲还代养我已去世伯父的儿子、我的一位堂兄。解放以后，由于子女过多，母亲就在家专门料理家务，没有再去参加工作。父亲先在汉口民意街任治安联合大组长，1957年，他们铜匠等手工艺人组成合作社，当时称为武汉第九五金生产合作社，父亲担任合作社主任。后来调到武汉轻工机械厂工作。1962年，刘xx、邓xx刮单干风，父亲选择了自动离职，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铜匠。但仅仅干了三个月，这股单干风就被党中央制止了。父亲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单位。

到欧阳海生前所在部队当侦察兵
　 　
我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于武汉市五中，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很好找工作。我自己到武汉市第一电子科研所去联系，也算是子承父业，当上了钣金工。当年秋季征兵，我报名参军，分到47军140师418团。我当上侦察兵纯属偶然。我们城里长大的学生兵从小就会摔跤，在新兵连时，有一次看到一群新兵在休息时摔跤玩，我看那些新兵的摔跤技术很一般，就去和他们过招，我一连将七八个人摔倒在地。我当时个子也很高大，身高一米八，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侦察连。

我和后来闻名全国的欧阳海①是一个团的。我在部队时就认识欧阳海。他个子大，力气也大，干起活来一人顶俩，性格耿直，与连副指导员闹过矛盾。他越级向一位军区领导写过信。我是1963年10月复员离开部队的，一个月以后欧阳海牺牲，这件事是我们团的战友们跟我讲的。那次部队搞拉练演习，在京广线衡阳车站南边耒阳县境内，火车一拉汽笛，军马受了惊，马背上驮的是苏式75毫米无后坐力炮架，军马站在铁路双轨中间，欧阳海为了防止列车颠覆，先是用手去推军马，后来用肩膀去撞军马，把军马撞离了铁轨，自己被火车轧死。事情发生后，部队认为出了事故，悄无声息。因为欧阳海救了火车，连里先为他记了三等功。新华社记者发现这件事后，认为欧阳海牺牲是英雄事迹，团里为他又记了二等功。随着欧阳海英勇救列车报道的升级，师里又为他记了一等功，将与欧阳海闹过矛盾的副指导员撤职。此事后来引起中央军委重视，欧阳海被树为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①欧阳海：1940年生，1959年3月入伍，1960年5月加入中共，担任班长职务。1963年11月18日清晨部队行军路过湖南衡阳车站南峡谷时，驮着炮架的军马受惊，在列车与军马相撞的危急时刻，为救列车牺牲。1964年，广州军区党委追授他“爱民模范”称号，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军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　　

我复员后，原单位已改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是武汉市电子工业局下属的国营工厂，我回厂仍当钣金工。当时全厂600多人，生产石英谐振器、热敏电阻、压电陶瓷等系列产品，厂址在汉口江边的四唯路，中原机械厂对面。现在已经是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工厂了，一直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提供重要元器件。

我是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大红人
　 　
回厂后我赶上了“四清”运动①。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在党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xx提出，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刘xx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处罚规定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当时总结出干部腐化变质的道路是“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xx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

①“四清”运动：是指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四清运动在我厂主要整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男女作风问题。中共武汉市委派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余英、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岗、市委某处长金本富、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等几十个人的庞大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厂。因为我在部队搞过通讯报道，工作队就叫我脱产办黑板报、墙报，写通讯报道，整专案材料，成为市委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力量。在我厂，四清工作队是保厂长、整党总支书记的。我当时对四清运动要整的是对象是没有认识的，工作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5月，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宣布，将四清工作队转变为文化革命工作队。工作队秉承刘少奇、邓小平“抓右派”的文化革命指导方针，不去清干部了，而是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工作队一边发动群众写他们的大字报，一边要求我将大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工作队还在内部指定我当上文化革命初期成立的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我是工作队重用的依靠力量。
　

“三字兵”揪斗我母亲使我走上造反之路
　 　
我的母亲叫金金玉，是江汉区万松街万二居民委员会的妇联主任，是不拿政府一分钱的居民干部。平时做一些义务性的街道工作和居民调解工作。因为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1966年10月上旬，居委会有个年轻的女干部纠集一帮“三字兵”①把我母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游行。我母亲是纱厂产业工人出身，从旧社会过来，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在新社会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她就不想活了。我怕母亲想不开寻短见，就待在家守候了三天三夜。我向她老人家表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给您有一个交代。”

①三字兵：武汉1966年8月下旬出现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保守派红卫兵，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的行动，受到省市委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被武汉群众蔑称为“三字兵”。　　

不久，在武汉商场（现已改名为“武汉广场”）门口，我看到戴着“新华工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②”袖章的大学生在街上宣传。我就问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上为什么还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他们告诉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我将我母亲被“三字兵”游斗之事告诉了新华工的造反派，他们问我家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新华工的造反派就跟我到万松街派出所去调查。派出所长对我说：“你的母亲是位好同志，干工作很负责，这件事是红卫兵搞的，我们不敢去干涉。”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压力下，派出所长同意将此事向上级反映，给我母亲一个答复。三天后，市政府办公厅来了一位干部，在派出所长的陪同下，在居民委员会开了一个大会，宣布给金金玉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是错误的，予以公开平反，收回影响。

①新华工：即文革中的华中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华中工学院今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成立于1966 年10 月下旬。　　
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文革中，凡是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无论是后来称为“钢二司”的红卫兵，还是“三新”、中学红联的红卫兵，都统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从母亲挨斗联想到市委工作队指导下我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再看看“十六条”①，我才看出我厂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工作队要我整理的材料矛头都是指向群众的。党中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队的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后工作队开会就不再通知我去参加了。

①“十六条”：即1966 年8 月8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工人们对工作队是一肚子意见，我当时血气方刚，九月下旬，我写了一篇《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里，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作队就开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炮手。我在厂里受了一段时间的压制。到社会上，看到湖北省委在全省发动工农群众，大抓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省委的“南下一小撮”，这时我开始对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不同本质有了清醒认识，我的思想已经自觉地在向造反派靠拢。

①南下一小撮：1966 年8 月下旬，以首都为主的外地高等院校红卫兵到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点燃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些人被湖北省委称为“南下一小撮”。　　

抢黑材料是最好的发动群众
　 　
1966年11月初，党中央已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就在本厂搞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我带领工人群众，把工作队下令我整群众的黑材料抢了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许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地打击、迫害，所以从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绝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的牌子。

我厂造反派声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厂的工人，如市安装公司、市皮革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武汉市邮政局、武汉机床电器厂等，都有人来我厂取经，要我厂造反派去声援他们的斗争。我被请到各个工厂去作报告，进行造反发动工作，使这些厂里的少数派都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我还把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工人发动起来了。

节选自《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初中生

牢记毛泽东的嘱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办？

作者：carltoon

http://blog.csdn.net/CARLTOON/archive/2007/01/06/1475839.aspx

一、引言：“人老总想后事”

一个伟人这样对待“死”：

他先是向自己发出死的预言。1975年10月1日上午，独自靠在床头的毛泽东突然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再与宇宙对话，讨论天人感应。1976年4月，一颗陨星飞至吉林上空时燃烧、爆炸。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毛泽东知道了这则消息，以重病的身体立于窗前，凝望深邃的天际……

他最后为自己盖棺定论。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当他得知唐山死了二十四万多人时，据毛泽东身边的医生王新德回忆：“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8月18日，他圈阅了生前最后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1976年9月8日入夜，毛泽东已陷于弥留状态。他握住叶剑英的手，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可已无力说出，给世人留下一个永远的迷……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于是，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掉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1976年9月9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9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来唁电。9月21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终年83岁，他简洁地为自己定论了两件事，并且还清楚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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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二、区分三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过去近三十年了。在这些日子里，它被定性为“灾难”、“浩劫”、“崩溃”。在这样“盖棺定论”式的话语中，它游荡着自己孤单的幽灵，忍受着“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无法申述的痛苦。但是，它相信——黄河有一天会清的。

文化大革命已是历史。但是，它进行的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理论的预见却成为今天国内外的许多事实。也许正是在对比的反思中，过去对文革形成的“全盘否定的共识”已经破裂，开始了重新讨论。

在重新讨论的视域，关键是要区分出三个不同的概念，即：

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2、文化大革命；

3、极左思潮。

所谓“全盘否定的共识”正是没有这样的区分，结果是用“极左思潮”取代了1和2，从而实现了全盘否定。这样，其中一些人就犯了鲁迅批判过的“在泼脏水时连同娃娃也倒了出去”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却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刻意这样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前无古人，是毛泽东贡献的伟大思想，绝不能仅把它曲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个概念虽是六十年代提出，但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已表述了它的内涵——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这个命题的中心语义在于描述出了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和“最后巩固起来”的标志——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互动进程中存在着经济、政治、思想这三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制度的巩固在于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层次为如何巩固制度的因果关系；第二层次为巩固的前提——工业化同三条战线的革命形成的目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因此，“继续革命”是元系统与亚系统的结构。元系统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亚系统叙述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应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及其互动作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段话证实了以上的分析：“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表述是——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

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对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语义是严格区分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方法，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的行为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主导方法是“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时期内”预置了在另一个时期给予公民权，这说明专政所追求的最好结果也是“与人为善”的人性表现——给人自新，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改造”的宽怀政策。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种实践样态，是“继续革命”中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具体形式的显现，毛泽东认为文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心是政权，斗争领域是意识形态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文革与经济的关系是“抓革命，促生产”。另外，文革还强烈反对“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

“极左思潮”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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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三、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在区分了三个概念后，评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关键是看它们：

1、预设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危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事实？或者说，这个预设的反题：毛泽东严重估计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的所谓“严重估计论”是否事实？

2、预设事实的后果。

回答这两个问题也还得用“事实”说话。在国外，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证实了毛泽东预设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危机确实存在。在国内，自由化思潮、私有化浪潮、严重的两极分化也从反面进行了证实。

其实，早在1965年8月，作为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访问中国时就暗示过毛泽东“苏联的修正主义问题”。马氏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并问：“现在中国的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传1949—1976》P1392）

现在，当与历史对话时，就会发现毛泽东曾多次表达通过党内上层解决“北京搞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1月13日毛泽东提出：“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映。”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批评刘少奇搞的“后十条”。

1965年2月9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这实质上是修正主义思想。……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有一个邓子恢主张单干，实际上是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最厉害。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然而，毛泽东在党内上层“没听到反映”。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毛泽东后来说出了其一：“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776）

这样，毛泽东就要把依靠的力量放在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身上。

早在1964年12月2日毛泽东就写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概念。

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意味着“通过党内上层解决问题”的设想将被更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于是50年代与“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文化革命”被插入了一个“大”字，是以“文化大革命”出现。

虽然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呢？是阶级斗争嘛！”但观察十年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实，这句话的语义是他一贯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搞好经济，特别是重工业与国防建设。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阶级斗争就是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反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

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已有四次原则上的争论。

第一次是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第二次是围绕电影《武训传》。

第三次是围绕“合作化”还是“单干”。

第四次是选择国家的工业化道路。

第一、第三两次争论，刘少奇的做法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行不通的。我已在《毛泽东的经济战略学》中讨论过。

《武训传》讲的是清末一个乞丐设想依靠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筹资办学，好让穷人孩子读书的故事！——这是幻想！在拍这部片子时，夏衍就提出了批评：“武训不足为训！”刘少奇对《武训传》充分肯定，而毛泽东则认为，武训处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时期的行为表现了维护和宣扬封建文化的奴才性格，是反历史进步的；肯定和宣传这种“行为”对于新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广泛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十分有害。——这次争论表现出刘少奇对在思想文化教育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存在淡化倾向。事实证明，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存在这种淡化倾向将危及“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

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工业和农业并举。

刘少奇认为：“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刘少奇的设想代表了一些党内外主张多搞农业和轻工业，少搞重工业，甚至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依靠苏联的思想。这种想法反对“中国式工业化的道路”，正符合了苏联想按东欧卫星国的模式改造中国进而对中国按照卫星国的模式提出分工要求。

周恩来曾转述过毛泽东的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否存依赖心理？比如说，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若是一个小国家，是可以的。但我们是个六亿人的大国，……那就不敢设想了！……发展重工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这个道理，连资产阶级都懂得。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

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作了进一步表述：“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见《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P42、46，王骏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请注意“依靠人家”、“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那就不敢设想了”这三个句子描述的“国家状态”。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已预见到了“苏联霸权”的出现，加之他力图解构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极格局，因此在实现政治上“站起来了”后，他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尽快实现经济上“站起来”。所以，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对于“要首先反掉修正主义及其路线，在此基础上才能推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思路之叙述。

毛泽东的“修正主义”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特权阶层、官僚主义、单干、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两极分化、依靠人家、反对中国式工业化的道路等等，在此语域中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因为他已经超前预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最终会背离人民的利益、背离党的宗旨。

“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叙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战略构想是“先强国，再富民”，为此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也就是说，由于“规律”的“不唯一性”，“先强国，后富民”是在对所谓“规律”比较中，得出的更有利于“完全独立的中国建设”的选择性规律。

反对这个规律，不仅最终会导致拉美式“附庸型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强国形成非主体性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还会使“富裕无根”，不能对“富裕”提供强大的国家安全保护。——这些也是修正主义。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阶级斗争”概念叙述的是在选择性规律中的革命与生产的因果关系，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语），目的是反对这种修正主义，以及这种修正主义在生产关系中所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当“修正主义”发展到“死不改悔”，才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15 03:42 AM 編輯 ]

初中生

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毛泽东叙述了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1966年10月9日-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说：“主席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说：“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到那时就晚了！我们80%的党员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反孔夫子的影响。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

党员队伍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工厂“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占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义关联，“中国的颜色就变了”！

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表达了相当的忧虑：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P1390）

面临这样的事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四个理由：

1、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2、反修防修；

3、战备；

4、抓革命，促生产。

第1、2个理由可以合成一个原因，最终是三个原因。如果在党团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但由于“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实存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被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事实上需要重建党。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围绕《二十三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P1410）

初中生

五、文化大革命——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重建党

修正主义已经在更改党制定的国家工业化道路，这样毛泽东不得不“重建党”，以解决党组织的目标与人民最高利益一致性的问题，从而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党的组织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具备最高的领导、组织、动员的权威，并提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种团结的政权支持。

所以文化大革命核心问题，在政治上就是解决权力。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权力”被描述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和教育权力。由于修正主义的出现和历史的遗留，这些权力的一部分还没有被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重建党在1967年和1968年表现为“夺权”的过程，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时期，“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造成了武斗。但是，毛泽东从时机上控制了大局和进程。

实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大会；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要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1967年3月30日，《红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1969年已结束。”

重建后的党的组织，其临时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实现了两个“三结合”。毛泽东把它概括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体现老、中、青三结合”。并要求建设的方向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另外，在党的代表大会中工人和女党员比重大幅增加——

1971年1月4日至10日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00人，其中工人党员占51%，女党员占26%。

1973年北京新发展的6万名党员，76%是工人、贫下中农。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了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67%，妇女代表占20%。

这种新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是一个政治民主的框架，不仅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性质，同时为年轻人提供了进入领导班子的制度保障。

初中生

六、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戴维说：“我们感到最新奇的是‘中国精神’的发展，这一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是世界的榜样。你们认为主要依靠‘自我教育’，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这一点很吸引人，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

现在许多人都在批评毛泽东的“运动”搞得太多，影响了经济建设。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不了解历史，有的则是在历次运动中受了冲击，有的则是刻意消解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主流精英拿着“运动”大做文章，把毛泽东叙述为“运动专家”，只会用战争的办法搞经济，错过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以达到否定毛的目的。——这种主流精英制造的话语是对历史的歪曲！

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其中，又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运动、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蒋介石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构成以及它所生产的各种思想的混杂，在一瞬间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新中国。更关键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先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内部的许多党员的民主革命思想同党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目标发生了矛盾，这种与旧的社会密切联系着的价值观、心理动机、态度和期望及行为模式，对于新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建设十分不利。可以说，从思想与经济的关系上看，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相比较，毛泽东的建设“时机”并不好：对选择道路的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碰撞所引发的历次运动是很难避免的。

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前，也发动了针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大“运动”，这些“运动”著名的有：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还有非常多的战争，如胡格诺战争、30年战争、英国内战、英美法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前后数百年，付出巨大的代价，才终于使资产阶级思想和精神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在对封建阶级的各项革命基本完成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分得比较清楚，是按所谓“自然的法则”先后完成的。换句话说，西方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

但是，历史给毛泽东的选择机遇不同，历史提出了一道更高难的课题。而毛泽东以天才的洞见力，选择了革命与建设并举，“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模式。所以，比较这段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历史规律性。

所谓“历次运动”，在西方话语中被表述为“社会动员”，即“人们腐蚀和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卡尔.W.多伊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45），是现代化必不可缺的过程。

6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在比较了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指出：“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必须先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信仰和行为......”，“社会动员包含着社会集团和个人期望的改变，经济发展则意味着人们能力的提高。现代化要求二者并行发展。”（《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65 和P46，中国社会出版社）

1950年，毛泽东提出了“过三关”的命题——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14日-23日）

这里的“社会主义关”，指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可见，毛泽东“思想过关”的问题包括了两个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思想改造就凸现出来。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发动的“三面红旗”上的争论和党内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使毛泽东确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工业化道路缺少精神准备，非得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思想关”了。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

1967年3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说：“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这一“关”的内容是：反对修正主义，破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办法是斗、批、改；对象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再教育
　　
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希望。他在1939年12月1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样，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建国初期，采取了对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还吸收了许多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进入政府高层管理和政协参政议政。即使在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区分。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给予重用和支持，主要是对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

知识分子再教育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1、知识分子的改造。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这三部分人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力量，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与分工。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与技术，对于工人、农民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教育者。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中间就分成了左翼、中间派、右翼，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的立场和世界观不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先生”之前，就要有一个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接受工人、农民教育的任务，逐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并转变阶级感情，要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

2、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即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毛泽东把结合的方式比喻为三种：“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

这样的好处是：

（1）解决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的旧习惯，缩短思想距离；

（2）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同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完善、升华；

（3）知识能够快速地向生产者传播，从而形成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力。这种结合的成效是明显的。1964年全国大批农业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建立农村研究基地长期“蹲点”。仅中国农业科学院22个直属研究所（室）和2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直属专业研究所（室），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00多个研究基地和样板田，在这些基地工作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达2600多人，有效促进了农业增产。

（4）有共同的语言。毛泽东是要通过“改造”、“结合”，使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力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形成团结、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大家互为朋友，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观点、感情；知识分子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工人、农民能够向知识分子交流心里话；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毛泽东认为：“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因此，“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内容。”改造-结合的因果关系叙述了知识-技术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具体显现形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正是这一路线的硕果。

同时，这也表明了科学技术“上山下乡”是城乡结合的有效途径，科技工作者走出办公室和实验室与农民“打成一片”是改造“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法取代的要素。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主要社会成员”的命题，并设计了主要社会成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生活的共同体及在其中合理交往的模式。

（二）重新教育干部

重新教育干部有两个理由。毛泽东认为党内许多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作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准备，这是党内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另外，就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毛泽东吏治的特点，可以用“严厉”概括。他对党内干部有三条红线：

1、不被“糖衣炮弹”击中，不学李自成，“进京赶考”合格；

2、三要三不要；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无论谁越过这三条红线，都将受到党纪、政纪追究。

毛泽东对干部有一个重要的肯定与否定的公式：“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为了防微杜渐，毛泽东更是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严厉封杀，甚至提高到阶级斗争范畴，把官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划上等号：“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否属于“严重的估计”？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和现在党内一些人存在的严重腐败及私有化倾向已经证实了毛泽东这些话语的合理性。

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是腐败和特权阶层的逻辑发展，在这种境域，为人民服务自然会成为被消解的对象。

1、干部四化

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立场、年龄、文化、业务四个方向对培养和选拔干部提出了标准，中心是“又红又专”。

“四化”、“又红又专”叙述的是缺一不可的有机结构，但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则是对毛泽东政治-经济关系，为人民服务宗旨话语的描述，并把这种描述安排在干部人事制度中，以构建起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有效机制。按照四化的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进行政治理论学习。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开列了：

1、《共产党宣言》

2、《哥达纲领批判》

3、《法兰西内战》（选读）

4、《反杜林论》（选读）

5、《国家与革命》（选读）

6、《实践论》

7、《矛盾论》

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9、《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0、《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2、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是建设干部队伍的必由之路。

1965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时传祥来信《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叙述了北京市两位党员副市长与粪便清除工人一起劳动、背大粪，带动市委机关干部背大粪的故事。并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民一起劳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不变颜色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

这则故事体现了毛泽东“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思想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同时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的理解和支持。文革时期确定了这种培养干部的机制——五七干校。

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9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文章《论干部插队落户》后，全国各地开始掀起干部插队落户的热潮。

至197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已有100多所“五七干校”，近9万名干部参加并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

五七干校陈述了民主的权力观和群众路线，它把干部与工农群众安置于平等地位，成为主体间的关系，“再教育”意味着“官”要向“民”学习，接受“民”的监督，而“民”有权参与“官”执行政策的过程，消解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封建的官本位思想，让干部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更坚决地执行党的三大作风。

3、干部政策

“团结-批评-团结”始终是毛泽东采取的干部政策。

对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冲击的事态，毛泽东有个解释：“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但毛泽东始终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死不改悔的是少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极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三）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人民的自我教育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三个过程”的命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围绕“三个过程”，又破又立。在大批判、知识分子再教育、重新教育干部的过程，毛泽东要在全国人民中重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精神。他采用了从“平凡人”的先进事迹中描述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规范个人行为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准则。

这种重建，不仅是新中国新的民族精神的要求，也是新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要素的要求。“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是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两个要素。然而，政治共同体还有第三个要素。思想态度必然会反映在行动上，所以，共同体并非指任意的‘结合’，而是指有规则的稳定的和长期的结合。简言之，这种结合必须是制度化的。因此，建立一种包含和体现道德一致和共同体利益的政治制度，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第三个要素。反过来，这些制度又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并创造出一种联结个人与群体特殊利益的新纽带。”（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9）

实例：

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高年级要学习“老三篇”：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主人公，共产党人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叙述了共产党的：
1、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2、生死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3、行为规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4、上下级关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5、党的作用：“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白求恩：《纪念白求恩》的主人公，叙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1、“毫无利己的动机”“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2、“对技术精益求精”。

对照白求恩的精神，毛泽东批评道：“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提出了衡量一个人工作的标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主人公。叙述了共产党人对事业的英雄气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上帝就是人民的命题。共产党最大的民主就是“感动”人民，把中国引向光明。

雷锋：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叙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和乐于助人的精神。

焦玉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玉禄同志学习》。叙述了领导干部认真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进喜：铁人－－民族的铁骨铁肩。1968年5月任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病逝。

他的事迹是：“天当被、地当床”；“人拉肩扛搬运钻机”；“破冰取水保证开钻”；“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

他的话语是：“我们这么大国家没有石油烧还了得！”；“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也值得”。

这些名字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在全民的学习运动中，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建立起来，作为价值选择融入了社会秩序和进步之中。

（四）教育要革命

教育要革命，是过“关”的重要内容。教育界是教育学生的学校，关系着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根本问题。所以，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思想改造，而且教育制度、内容、方式等都要革命。

“教育要革命”叙述的是：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语）

针对有大量文盲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报告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

1968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发表的《一所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口茶叶耕读中学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只有4个专职老师（包括一名负责人），其他的则请工人、茶农以及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当老师，效果很好。这个经验，城里的学校是不是也可以试验一下呢？

1968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广东省的调查报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情况》提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即由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直接办校），何者较好？以及学校中怎样改革不合理的关系，希望继续提供经验。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开展“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伟大指示，为大学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造教师队伍，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1969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电力学校的调查报告《搞好中等技术学校的教育革命》“理工课技术学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就是办中等技术学校的依据”。报告提出学生来源、学制和培养目标是：
一、中技班，选拔高小程度的工农兵入学，学习期限一年半至二年，培养技术工人；
二、短训班，选拔工人入学，年龄、文化程度不限，以半年为宜；
三、农电班，组织农村巡回小分队，为农村培养机电手。
四、形式：厂校挂钩，校办工厂为好。

1970年9月22日，《光明日报》文章《改造学校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在1968年11月建立了工农兵讲师团，给学生讲工厂、讲农村、讲部队，同时进行再教育。这样做“建立了工农兵、教师、革命小将三结合备课、讲课的新制度，改变了知识分子独占讲台的现象”

197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短评：《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当前农村普及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上，首先满足广大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普及7年教育。


1973年9月11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内部刊物上综合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现行中小学学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中小学学制的改革。其中有14个省、自治区实行了9年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7个省、市、自治区实行10年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或小学6年，中学4年）；9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学校实行9年制，城市学校实行10年制；西藏自治区实行小学5年制和6年制并存，初中实行3年制。

1973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本年度新招收15.3万多名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医院也可以办大学》的调查报告。这则关于上海华山医院办医科大学试点班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于1970年7月创办的3年知的试点班共有42名工农兵学生。他们参加过两年以上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其中有的人还当过赤脚医生、不脱产的工人医生和部队卫生员。“医院办医科大学，更加便于结合医院的医疗实践组织教学。”在3年的学习时间内，试点班还让学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农村、工厂去，主要是在县医院或结合农村巡回医疗进行教学。

1973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报道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到“三大革命”第一线举办短训班是“多快好省地为各条战线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改造旧大学，创建新大学的需要”，可“使教学更好地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彻底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还有利于加速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办短训班是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73年开始，一些高校陆续举办了各种短训班，有的是按工厂、农村、部队的要求由学校派出教师去班，有的是将工农兵请到学校，根据这些部门的干部培训规划加以培养；有的是新技术或科研成果推广学习班。

1973年12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到1975年全军院校达到84所。

1974年6月15日，本年度高等学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16.5万人。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15 04:48 AM 編輯 ]

子醇

嗯,周边的人还是骂文化大革命骂毛主席的多,虽然很多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初中生

原帖由 子醇 於 2010-7-15 03:11 PM 發表。
嗯,周边的人还是骂文化大革命骂毛主席的多,虽然很多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骂娘是好事，不骂娘不知道总结历史经验。现实总会教育大众，而且那种由现实从反面出发所施加的“教育”更加深刻。

除去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以外，广西骂娘有两种，一种是那些既得利益被剥夺者，也就是所谓“受到迫害”的人，这种人现在骂得不凶了，因为大多已经重新取得优势地位；另一种是在当时，从抗美援越的大局出发，广西是全国最早打击造反派的地区，这一部分原造反派或前革命委员会官员也骂娘，这批人骂得凶，顿足捶胸，破口大骂，不仅在70年代，而且到了80年代，在胡耀邦主政时期还继续清算这批人，这些人丢官的丢官、坐牢的坐牢，下半辈子垂头丧气，理应骂娘。

广西当年的武斗也很猛，包括抢夺抗美援越列车上的军火，这种破坏国家战略决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于是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后来到80年代，广西的村民械斗还使用当年遗留的部分枪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