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

研究京氏0

这几天的帖子很好看，以至于俺都有点荒废正业、泡在帖子里。

请继续贴。

初中生

旧函一札：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

周文琪

原载《中流》1997年第8期

《中流》编辑部：

贵刊1997年第6期转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简介》一文。其中提到这个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政治间谍组织，从80年代初就打入原苏联和东欧等23个国家，专门从事颠覆这些国家的活动，而“惟独打入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

事实并非如此。采取公开或秘密方式，收买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派、支持动乱、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既定国策。

1997年3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开或秘密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国会定期拨出数千万美元的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该报披露：15年前，为了公开进行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秘密进行的活动，成立了所谓“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闻媒介等组织。这个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政治制度建立”（应读作“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计划花费了160万美元。此外，还为“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和旨在改善美国在亚洲形象的交流计划花费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和上述美国在华的活动配合得非常默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机会，极力拉拢“现在的一代”，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图对我国的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

据我国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把我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委员会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研究学会”（简称“四所一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罗斯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同年6月，在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89年北京动乱后，参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布达佩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原赵紫阳的秘书）汇报了此事。

同年10月，陈又和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并责成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说，在该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汇报过，赵也同意。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向美方要钱。1987年1月初，索罗斯向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据有关部门调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特别经费，经向中央报告后，1988年1月，赵紫阳批示结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索罗斯的关系。不久，决定将“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挂靠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截止至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个方面：一部分用来派赴美国的人员和接待美国来华人员；用50万美元进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书刊；25万美元建立一个政治性沙龙；明确拨10万美元给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专用，可以不经审批；其他用于所谓“文化事业”。

这个基金会的问题，一是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顾问委员会有4人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三是鲍彤和陈一咨与“中国改革与开发基金会”并没有脱钩——索罗斯来华两次，其私人代表来华三次，都和他们有过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来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他要求到北戴河（对此要求，我方未予安排）；后来索罗斯的私人代表说，已与陈一咨通话，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情况，已经知道在中共中央领导中发生意见分歧，经济形势不如去年，知识分子不满情绪很大......——他本来要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国。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乱中，在幕后进行策划和公开进行煽动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拿这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其中，原“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中方主席陈一咨表现尤为突出——

1989年4月21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那就是陈支持搞的。

1989年4月24日，陈对人说，这次“主攻的目标”是解散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1989年5月19日，在陈的主持下，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等等。

1989年5月20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单位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严令，提出了“罢免李鹏”的口号。

1989年5月21日，陈一咨派人将2.5万元人民币送交非法组织“高自联”、“外高联”使用。

由以上种种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实际是美国培植起来的。

就在1989年5月23日，索罗斯给“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说：不得不终止协议，理由是：一、鉴于中国局势；二、赵紫阳先生已离开领导位置。

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终止协议而表示遗憾。——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心，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面目。

初中生

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文川

2007年12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和扶植目标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目标国政权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所谓“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林林总总、为数不少，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即“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其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所谓“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的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央情报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这些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所谓“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在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央情报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势力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央情报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国大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内瑞拉的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小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委内瑞拉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所谓“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即“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和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所谓“过渡政府”。另一个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所谓“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2006年的委内瑞拉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设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即“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目标国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负责实施——“开放社会研究所”和索罗斯基金会这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所谓“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所谓“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所谓“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开放社会研究所”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国际复兴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

1992年，“索罗斯基金会”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

1993年，“索罗斯基金会”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

1994年，“索罗斯基金会”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地区。

1995年，“索罗斯基金会”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

1996年，“索罗斯基金会”打入乌兹别克斯坦。

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鉴于外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地位，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所谓“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

“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在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目标国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央情报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自由之家”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尔吉斯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在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尔吉斯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

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吉尔吉斯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尔吉斯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所谓“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一卡车一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而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央情报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美国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爱因斯坦研究所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2003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罗恩·保罗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初中生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王晋燕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

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

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

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

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一、“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

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在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们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们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2007年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

该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了“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正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

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

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一次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

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央情报局的培训师，美国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

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当时，中央情报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央情报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央情报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爱因斯坦研究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该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二、“急先锋”曾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偶遇夏普

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 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现政权领导人），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

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怎样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

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

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

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

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三、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印刷所。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的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所谓“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尔吉斯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尔吉斯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尔吉斯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尔吉斯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尔吉斯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小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2007年，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四、帕玛的“15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央情报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五、索罗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鲁吉亚分支机构，是格鲁吉亚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级成员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 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六、产业化的“颜色革命”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

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研究京氏

嗯，利用现有政府工作中出现的疏漏、民愤较大的问题做文章，煽动不知情的群众，比如今年517事件。

据悉，当时逮捕组织者时，警方同情民众，拒绝签署游行组织者的逮捕令。

了解517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心里一直有疑问，比如如何组织，经费问题，策略问题，现在有答案了。

初中生

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选自1989年6月1日国家安全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

一、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武装干涉讨不到便宜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和平演变”这一宗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和平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和平演变，导致和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为服从这一反革命战略的需要，他们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

1、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渗透

美国历届政府，包括本届布什政府，都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思想文化渗透的方针。据美国外交官私下称：美国政府认为，对中国，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都已失败，今后只有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通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进行精神渗透，要用美式文明来影响中国走向自由化。

美国对中国的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其手法多种多样。下面两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

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到中国的教授有162名，分布在全国24所重点院校。美国新闻署自1983年以来，每年派20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当然，其中不乏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明确的。1989年5月6日，美国某政府机构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无沾沾自喜的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

近几年来，美国还陆续派出传教人员以教师、商人、医生和技术人员的身份来华，秘密进行传教活动。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以“给中国培训教师”为幌子，把宗教理论、美国大众心理学等内容揉和在一起进行传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狂妄宣称：“要彻底改变中国，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

二是“美国之音”的活动：

“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广播电台，它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心理战的工具。整个50年代，“美国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声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国政府颠覆共产党的工具、搞暴乱的指挥部。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美国之音”于70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手法，更多地使用新闻性、事实性的方法来进行宣传。

中美建交后，他们开始举办诸如音乐节目、教英语节目和大量介绍美国的专题节目，投群众之所好，以吸引听众。但是，形式变了，却丝毫没有放弃向中国听众进行蛊惑的目的，即让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竭力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多数中国领导人是留苏的，没有一个留美的，美国应在中国物色培养一批能理解美国政策，具有亲美思想的“美国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除了推动中国各大学建立研究美国的机构，除了提供大量资料外，还通过国际访问计划，在我党政机构、经济、文教、宣传部门每年邀请100名对决策有影响或潜在影响的人士访美，特别注意挑选一些现在当权或有可能担任要职的年轻人赴美学习考察，希望在这些人中有朝一日产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说：“对邀请中国人访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现在，要有长远目标。”

2、在我国留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美前总统里根曾在内部称：“要把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1982年，当他得知中国在美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时，当即表示：“65000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

美特别重视对我留美学生的工作：

一是重点作留学生中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的工作，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后担任要职。

二是利用各种形式对我留美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了解美国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等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后，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三是对我留学生进行策反。美国联邦调查局控制的“中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策反活动，对这种活动，连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很眼红，他于1985年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美国在做中国留学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经落后了，要迎头赶上，加强对中国人才的投资。”

3、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

美国的一些人把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或由体制改革委员会派人组建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作重点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工夫。

在这些单位里，美国驻华大使馆经常进行结交的有二十多人。从1981年至1988年，仅美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务，就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系统的15个人来往近50次，从来往中收集这些人感兴趣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美国经常以“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1988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系统就有12人被安排访美，成行11人。美国驻华大使馆中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推荐国务院办公厅调查研究室的楼继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

1986年初，美国“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乔治·索罗斯向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表示，他愿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研究活动。

同年6月，在乔治·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陈一咨在布达佩斯与乔治·索罗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一咨向鲍彤汇报了此事。

同年10月，陈一咨又与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李湘鲁筹建“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一咨说，在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同志打过招呼，赵紫阳同志也同意。随后，索罗斯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到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这些钱基本上用于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及其下属机构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以及接待美方来华人员的开支；二是进口了50万美元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藉；三是拨出25万美元计划搞一个政治沙龙性质的俱乐部；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业。

经查明，这个基金会的美方主席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嫌疑，这个基金会的“美方顾问委员会”里有4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梁衡于1988年8月来京时，正值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鲍彤、陈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说他已经跟陈一咨通了电话，并说他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央有了意见分歧，中国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现实很不满意等。梁本拟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说事情已办完，提前返回美国。

1989年5月，当索罗斯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联系的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便于5月23日给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

4、把目标指向未来领导人：依托美国在我国内建立的培训和交流中心，向中国未来领导人进行教育

这几年来，美国先后在大连、南京、北京和广州建立了各种培训和交流中心。这样的培训对我方有积极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图。美国驻华大使馆十分重视大连工业科技管理培训中心的作用，认为是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全面展示美国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国情况的据点。在该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员承认：“这也许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世界所干的最严重的颠覆事件。”

5、通过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依附美国

美国国务院认为，中苏二十多年对立，使美国从中渔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应适时调整政策，要在发展美中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方面下工夫，以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后盾，争取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最后在政治上对美国也拱手称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在这次动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为露骨，表现为对中国动乱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张胆地支持。在这场风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种手段，多方插手，妄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在：

（1）大肆收集我国内政局动向及动乱情况的情报。

北京发生动乱后，美国总统布什亲自下达命令，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密切注意当前中国的情况，并专门派一个小组到驻港总领事馆了解我国内事态的发展。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纷纷出动观察形势，并指使其驻沈阳总领事馆，要在东北三省大中学校中各物色2-3名外藉教师收集有关情报。

（2）使用所有宣传手段，为学生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并不时指点方向、制造谣言，不断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国驻京记者很快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1989年4月17日下午，大学生刚抵达纪念碑献花圈，就有一些外国记者争先恐后地拍照、录像、录音，对学生开始采访。

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以后，驻京一些外国记者了解这一非法组织的宣言、号召、部署和各项活动，参加他们举行的各种记者招待会和聚会，义务为他们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传递有关信息。北大、清华等五所大学宣布“无限期罢课”、“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电、外台提前宣布的。学生只要有什么活动，外国记者总是先期到场。在此期间，“美国之音”等传播了不少谣言，如“首钢工人罢工”、“党和政府已经制造了一份黑名单”等。

在几个关键时期，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制造舆论，进行恶劣导向。1989年4月20日凌晨，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一时间“四.二0血案”的谣言传遍各地。

4月27日以后，政府和学生酝酿并开始了第一次对话，纽约《世界日报》在5月1日却转述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华府方面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很诡谲的一招，可能会造成学生领导的分裂，而有利中共当局的分化和操纵。”恣意意毒化我国政府与学生对话的气氛与关系。

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传出后，西方舆论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广场的悲壮气氛和群众的广泛支持，推波助澜，把绝食学生往死路上推。

（3）美驻华机构和人员直接进行策动

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名负责人连续4周每晚都与参加学潮的学生接触，声称“美国政府非常关注这次有意义的运动”。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多次邀请北大、人大、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到其住所座谈，施加影响。

在北大、人大、北京语言学院等12所高校学习的一些美国留学生，到处进行煽动。

一些驻京记者与“高自联”的头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联社记者和《新闻周刊》记者均向吾尔开希等人说：“如有必要，美将为他提供庇护，可为他去美国学习提供方便。”

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在中国组建反革命武装。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小组”今年5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面临许多问题，目前农村就有五千万流动人口，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报告建议美国在适当时机向中国流动人口提供武器，组建反政府武装。

（4）利用中国留学生进行策应

在北京发生动乱后，马萨诸塞州纽敦城国际学术中心开放了4条长途电话线路，免费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与北京学生及西欧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联系。

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党政领导机关人事变动方面的谣言，利用旧金山一家华文报纸的传真机发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个大城市的高校，煽风点火。

（5）指使“中国民联”等反动组织插手动乱

“中国民联”是在美国政府卵翼下的一伙民族败类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学潮一开始，“中国民联”立即呼应，发出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以及陈军、刘晓波等人的《给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中国大学生应巩固在这次学潮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由几名“中国民联”分子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党”向国内投寄《告全国同胞书》，公然叫嚣要“废除四个坚持”。

“中国民联”还伙同亲台的“中华公所”等成立“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委员会”，与吾尔开希、王丹等高自联头头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提供经济支援和宣传器材。

二、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

在这次动乱中，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由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等情报组织已派遣数十名特务，除了收集情报，还进行“心战策动”，有的还企图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联络，千方百计地介于学潮当中。

台湾特务组织的主要表现在：

1、建立专门机构，指导和组织对大陆的破坏活动

学潮开始以来，台湾特务组织和境外敌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宣传品，其内容包括：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攻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台湾特务机关连续发出10份所谓“号召大陆上勇于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慰问信”等，吹捧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开拓者”“反共救国的先锋”；煽动“这次学潮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反共运动”。

有些反动刊物的文章叫嚣“放弃四个坚持，驱逐马列主义，消灭共产党，赶走邓家帮”；攻击共产党是“一个独裁、野蛮、法西斯专政的党”；攻击我国现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煽动学生组织宣传队，走出校园与工人运动结合，进行示威、游行、演讲甚至罢课。

台湾特务机关和境外敌对组织加紧派人入境搞串连活动。他们分别以探亲、旅游、经商等名义入境活动。他们的使命是联络学运，策反学生领袖，沟通各种非法组织，企图引导学运走向所谓的“全面抗暴运动”。

2、为动乱提供经费、物资

台湾当局组织各界积极声援这场动乱：“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活动，带头捐款10万元新台币。台湾救总捐款20万新台币。国民党中央委员黎昌意发起募捐1亿元。

香港某些人则以“支援学生绝食”为名，在市民中募捐2100万港元，后又称“募集3000万元，这些钱准备分批带入，已派出一个声援团送100万港元到京”。他们不仅提供大量现金，还提供了动乱所需要的种种现代化装备，如高倍望远镜、步话机、帐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者“打持久战”。

3、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谣言

早在4月17日下午，大学生刚刚抵达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时，《南华早报》等十多名香港记者便开始采访了学生活动。

非法学生组织成立后，《香港虎报》很快于4月22日发表评论说：“两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以来的第一个非官方学生组织，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纪元。”

4月20日凌晨，一些学生和群众冲击新华门，港台报纸大肆渲染。香港《快报》摄影记者不听劝阻，强行拍照，被制止带离现场后，他向该报发消息说：“被30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围殴，致他躺在地上。”4月20日，香港《快报》发表郑重声明予以抗议。

随后，香港《经济日报》亦称他们的记者“也遭扭打拘留”。为此，香港记协致函许家屯要求北京解释，从而进一步煽动起香港和内地群众的情绪。对“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学生绝食、宣布戒严行动等，港台报纸电台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动性宣传。

4、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

学潮发生以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加紧对大陆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的同时，指使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动乱，以图使大陆这场所谓的“民主运动”扩大成为“全面的反共抗暴运动”。他们还布置潜伏特务密切注视和搜集动乱情况，报送境外特务单位。

台湾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这些活动陆续被我安全机关侦破，有些插手动乱的台湾国民党特务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1989年5月19日、5月27日依法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王长洪、钱荣勉、梁强。此外，其它省市也破获了多起国民党特务案件，他们都供认了各自“插手动乱”的罪行。

初中生

中央情报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

苏言 贺濒

摘自《谁授权美国统管世界》，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前苏联解体后，当时的总统老布什认为：“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的重点”。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整个情报体系都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美国在当时的目的，即为制造亚洲紧张局势，发表“中国威胁论”，意在挑起亚洲各国树敌于中国，以利于美国从中渔利，从而让亚洲各国政府购买美国的军火，也就是让亚洲各国人民各国政府为美国军伙商买单，并抑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有着庞大的情报系统，它的情报机构包括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即CIA）。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重点在于获取外国情报和在海外进行秘密活动，它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统帅机关”。此外，美国还有12个情报搜集机构，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联邦安全局等等，就连能源部、财政部、国务院等也都有数量庞大的情报机构，其中较重要的有：国务院情报与政策研究司、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财政部的秘密勤务局等。

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称：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从中发现和挑选亲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员。另一方面，他们利用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以基金会的方式向他们提供美元作为活动经费，在背后操纵各种秘密活动和特工活动。

近年来，不只是中央情报局，美国整个情报系统都日益重视并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它在对中国加强特工活动的同时，不断扩大招募反华谍报人员的范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从2002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更显著地加强了监控和争取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力图从中招募合适人员作为特工。联邦调查局的招募活动主要针对美国大学内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主要跟踪的学生专业有核子物理、空气动力学、导弹和空间卫星相关工程、纳米技术以及与超级电脑和加密相关的专业。为了跟这些专业中国留学生挂上钩，联邦调查局以“招聘中文翻译”为由，通过中国学生团体举办了一些座谈会，进行摸底。

一些“安全雇员猎头公司”纷纷出现，以美国凯利联邦安全猎头公司为例，近几年其收入直线上涨。尽管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不乏采用商务身份作为掩护的特工，但新成立的这些公司规模远远大于以前那些只有一两个人的咨询事务所，除了辅助性的职员外，这些新公司通常“雇佣”6-9名海外特工。

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的大多数间谍采用官方身份作掩护，如外交官或政府机构的雇员，这种做法的好处包括“可以获得外交豁免”——如果被发现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将被驱逐出境，从而避免被判刑甚至被处死的后果。

中央情报局所招募的不仅有情报分析人员，还有特工人员。行动处的谍报岗位是诱人的地方，从业者将被单独派往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事特工工作，但应聘者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包括心理测试和测谎检查，还要查明应聘者的全部个人史，包括在海外的旅行和结交、毒品的使用、犯罪记录、甚至包括性生活史——因为一个人的性生活容易使他或她受到敲诈。新招募人员一律要试用6个月到1年，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正式招募之前，中央情报局一般会对候选人暗中考察，看他是否具备成为一名特工的基本素质，例如对金钱态度等，如果哪位候选人加入时，第一件事就谈钱，那这种人一定来错了地方。这种人今天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明天就会变节，给“出价”更高的雇主卖命。

新学员进入培训基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胎换骨”：姓名、年龄、出生地、爱好、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职业及姓名都要更换。因此，对许多特工来说，做情报工作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还不如说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在学校学习中，特工业务课程学习时间最长，例如如何窃听和拍照，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特工学校还特别注意训练“女色特工”和“男色特工”。在特工培训基地，训练的课程包括：如何偷窃情报，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如何发展下线、拉人下水，如何诱捕“猎物”以及反诱捕等等。

在中央情报局中，许多美国特工以非官方身份被安排在大型的跨国公司或其他外资公司里，“一旦有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公司秘书就会说这个人是为公司工作的”，以此为掩护从事特工活动。

初中生

美国中东“民主干校”真相

岩梦

摘自2011年6月16日《环球》

　
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年轻一代当中传播“民主观念”和充当“民主教练”，以期达到“社会转型”和改朝换代的目的，美国朝野不少人乐此不疲。

早在两年前（2009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格拉斯曼曾公开承认：“促进全球民主”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油战争》一书作者恩道尔指出：自从1968年法国爆发反政府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其背后都隐约可见“美国教练”的身影。最近席卷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新一轮动荡，当然也不例外。

“民主教练”四处活动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促进中东民主”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中东的“民主活动”计划周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堪称一项系统工程。

这类活动大体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美国总统或其他政府高官就目标国民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对目标国“民主人士”进行高调声援；其次是相对低调的外交活动，通过政府间的交涉对目标国的民主和人权表示关切，威逼再加利诱；最后便是民间渗透，参与者包括五花八门的美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他们明里暗里资助、培训和发展目标国反政府势力。

在这些机构当中，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负责筹钱的机构，另一类是具体出力的机构。在前者中，既有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也有被称为“第二中情局”的“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和平研究所等半官方机构，此外还有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等私人机构。

第二大类主要有“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的四个子机构－－挂在共和党名下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挂在民主党名下的全国民主研究所、挂靠美国商会的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挂靠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自由之家、爱因斯坦研究所和卡特中心等。

近年来，举办各类“民主培训班”，成为这些机构在全球特别是中东和北非“推广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的手段一般是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在目标国青年当中物色“潜在领袖人选”，然后邀其参加上述机构在当地或在美国赞助或举办的“民主干校”，从中培养未来颠覆活动的骨干分子。

在短短几年中，这类“干校”在中东遍地开花结果，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一份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内部电文就曾清楚揭示了这些“干校”的操作过程。

在2005年埃及和2007年约旦的选举中，不少选举观察员其实就出自上述培训班。而在今年（2011年）年初的中东政治风暴中，这些人自然成为策动抗议的骨干分子。——年仅23岁的埃及反对派人士比拉尔·迪亚布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在美国机构于当地开设的“青年领袖学校”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训练，得到外国“民主教练”手把手的指导，并将这些运用到今年埃及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去。

比拉尔·迪亚布表示，这一培训经历“帮助我们成功组织了这次革命”，“（抗议者）本来是一盘散沙，但我们通过培训学会了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目前，“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已高达1亿美元，使其得以将触角伸向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据媒体报道，美国对中东和北非的“民主援助经费”却大多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它每年从美国政府得到大约8亿美元拨款，用于在包括中东和北非国家在内的67个国家开展所谓培养政治竞争和公民社会的活动。据悉，国际开发署在2011财政年度又向国会申请1.04亿美元经费，用于资助中东的“民主活动”。今年埃及大乱后，美国更是宣布将对埃及的年度“民主援助经费”提高三倍，达到1.5亿美元，而其中三分之一将用于开办各类青年培训班。

另据埃及反政府政党改革和发展党创始成员之一阿卜杜拉·赫尔米说，他累计接受过数百小时的美式民主培训，内容包括组织政治运动和选举，以及包括使用Twitter和Facebook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工具进行政治宣传。

“民主精英”小班授课

2005年，美国的“民主促进机构”借“监督大选”为名，登陆埃及。由挂在美国民主党之下的全国民主研究所在开罗开设分部，并与埃及民间组织一起培训了5500多名所谓“大选观察员”，并教会他们用发送手机加密短信等方式举报埃及当局的“选举舞弊行为”。这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今年埃及抗议活动的骨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05年以来，约有超过10000名埃及人参加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出资，由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全国民主研究所等28个美国和当地机构举办的培训活动。

这类活动引起了穆巴拉克政府的警惕和抗议，而美国此后在埃及稍稍收敛，但同时另辟蹊径，将培训班开到埃及境外的海湾和东欧，而且还将挑选出的所谓“青年领袖”送到美国本土受训。

2009年，17名来自埃及的“青年领袖”应邀赴美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出资、由素有“老牌颠覆专家”之称的自由之家主办的所谓“新一代倡导者项目”。“美国之音”报道称，这些埃及的青年精英在美国接受了关于“民主、人权与和平的熏陶”，而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从内部促进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变革”。

另外还有一些埃及青年接受了自由之家的资助，去中欧和东欧“考察民主”。

这个项目的副主任丹尼尔·卡林加特说，此次培训重点是加强宣传和网络技能，而参与者是来自埃及的“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包括人权活动分子、律师、女权活动分子、记者和博客写作者。他们虽然价值观和背景不同，但都具有“促进变革的强烈兴趣和愿望”。

在为期5周的培训当中，这17名埃及青年被安排到美国各地的一些机构学习，其中来自埃及非政府组织青年与发展研究所的项目专家梅·科斯巴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非政府组织“青少年服务”接受了训练。她说，她通过这次培训学到了许多组织青年运动的技巧，“包括如何与青年对话，如何分析和归纳问题，如何宣传主张。”

埃及改革与发展党的政治分析师奥拉·法赫米说，她在俄亥俄州巴克艾公共政策解决方案研究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使用简单直接的语言来进行宣传，而这是鼓励埃及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关键所在。

埃及“一个世界”基金会执行主任马吉德·苏鲁尔则说，他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人权项目学到了最新的政治宣传技巧，而他准备把从美国学到的东西回国付诸实践。

除了让这些埃及青年参加各种培训之外，自由之家还邀请了美国的议员、外交官、学者和记者为这些人充当导师。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是其中的一名导师。他向这些埃及青年表示，美国一直支持埃及的民主运动，但要付诸实施还要靠他们自己。

自由之家的这一项目受到流亡在美的埃及持不同政见者、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萨阿德·埃尔丁·易卜拉欣的力捧。他宣称，这是一种“促进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有力有效方式。”

美国政府高层对“新一代倡导者项目”显示了高度重视，2009年5月28日，这17名埃及青年受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亲自接见。希拉里对他们赞赏有加，并称“走向民主和更加尊重人权符合埃及的利益”。而这些“青年领袖”则表示，埃及“要求民权和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并迫切需要“美国的紧急支持”。

“民主工具”倚重网络

与以往的历次“颜色革命”相比，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经营“民主工程”的一个新特点是日益倚重Twitter和Facebook等新兴网络媒体。

这些本以社交为目的的网站，经过美国各路“民主专家”之手，被打造成策动别国反政府活动的重要政治工具。而主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在利用社交网站和新媒体输出美式民主方面一马当先，并成为其中主要推手。

据美国目前总管这方面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说，为了帮助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民主分子”在使用“推特”和“脸谱”联络时躲避政府监视，国务院自2008年以来已投入2200万美元进行互联网“翻墙”、防范木马软件盗取登录名和密码以及手机电话本一键删除等方面的培训，累计受训人数已超过5000人。今后国务院还计划再投入2800万美元从事这方面的培训。

波斯纳解释说，传授“一键删除”技巧的目的是防止抗议者被捕时，其手机存储的联络名单外泄，从而免于使整个反政府组织全军覆没。

他说，美国国务院已向Twitter和Facebook等网络运营商求援，以期携手在目标国“促进民主”。在2009年伊朗发生所谓“绿色革命”时，国务院甚至要求Twitter运营商推迟网站维护时间，以便伊朗反政府人士能够不间断地使用Twitter。

2009年，美国国务院与包括Facebook、Google、MTV公司、AT＆T在内的美国10家网络、娱乐和电信巨头们共同组建了一个称为“青年运动联盟”的机构，共同致力于利用新媒体技术在海外“推广民主”。当年年底，该组织首次全球大会在纽约召开，与会者包括在今年埃及动荡中“大显身手”的反政府组织“4月6日青年运动”。

据悉，“4月6日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艾哈迈德·马赫尔·易卜拉欣最早在Facebook网站上开设专门网页煽动埃及民众举行大罢工。马赫尔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宣称，他的组织领导了埃及历史上首次以Twitter和Facebook为平台的“青年造反运动”。

“4月6日青年运动”另一创始人伊斯拉·阿卜·杜勒·法塔赫则因擅长使用Facebook网站策动反政府活动而被称为"Facebook Girl"。她在最近应美方邀请访问华盛顿时宣称，在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后，她的组织仍然要继续使用这些新媒体工具进行政治宣传。她还透露说，除了在网上“宣传民主”以外，她还经常通过Twitter和Facebook与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其他中东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线交流经验。

尽管美国政府把这些社交网站贴上了“民主工具”的标签，但美国已经有人质疑，这些技术如果落入恐怖组织或贩毒团伙之手，岂不要让美国引火烧身？

“民主学说”鼓动“软政变”

尽管如今美国在海外策动“颜色革命”形式和工具发展了变化，但“非暴力革命”作为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策略，一直延续至今。比之军事干涉，“非暴力革命”本小利大，并且隐蔽性好，不容易被国际舆论抓住把柄。

在此轮中东政治风暴当中，来自美国的“民主教练”们不仅教会了当地反政府人士各种实用的“民主技巧”，更是将所谓“非暴力革命”的理念深深植入这些“民主学生”的心中。

据美国伊斯兰大会组织北非负责人、埃及人权活动分子达利娅·齐亚达证实，今年埃及和突尼斯抗议活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曾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家名为“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的机构学习过有关“非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应用策略。

该中心创始人彼得·阿克曼早年曾是一名销售垃圾债券的商人，后来致力于在全球推广“非暴力革命”，并于2005年至2009年主持过另一个“民主促进机构”——自由之家。

阿克曼曾在东欧策动过反政府活动，他的机构在塞尔维亚设有分部。在此轮中东政治风暴前，他同时在美国和塞尔维亚两地给中东反政府人士开设培训课程，甚至将两名曾在10年前塞尔维亚反政府活动中的骨干分子派到埃及实地传授经验。

阿克曼称，尽管他不能确定自己对埃及和突尼斯局势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根据他的一本书改编的一部有关总结历次“非暴力革命”成败经验的纪录片的确曾在埃及全国各地放映过。他认为，Twitter和Facebook等新媒体在中东变局中的作用并非是最主要的，而真正的诀窍在于“如何制定总的反抗策略和领导这些反抗活动的技巧。”

阿克曼并非美国“非暴力革命”理论创始人，而是师承这一理论的真正“宗师”－－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组织。

据悉，该机构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实施“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夏普本人则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非暴力革命”的理论权威，他写的有关书籍据说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被许多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奉为经典。据称，他在书中所列举的“非暴力武器”多达198种。在2009年伊朗发生的所谓“绿色革命”中，其中100多种得到了应用。

在今年的中东动乱中，夏普虽未直接插手，但他的影响却不时显现，而他的学说一再被应用。据《纽约时报》报道，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从塞尔维亚一个名为“抵制”的组织身上得到过许多启发，而当年“抵制”组织正是由于吸收和运用了夏普的许多理论，才在促使米洛合维奇政权倒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此，“4月6日青年运动”成员曾亲赴塞尔维亚，向“抵制”组织取经。

此外，埃及侨民在卡塔尔成立的反政府组织“变革学院”，也深受夏普影响，其中不少人回国参加了今年的抗议活动。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8 04:46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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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人心惊肉跳啊。真为咱自己的国家捏把汗，为基层的老百姓捏把汗！

这些消息怎么早不在国内媒体集中发出来呢？

为什么各级党报不早发出来啊？中国的老百姓多么需要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和内幕啊！

初中生

中央情报局隐性控制苏共高层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

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现将该书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

一些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

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是发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而А.Н.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则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有关戈尔巴乔夫作为“自由石匠”（即共济会员）身份的消息，1988年2月1日首先在德国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被透露。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 。该报甚至得意地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共济会密语手势。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身份最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会高层代表的密切接触，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共济会高级会员、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70-80年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共济会资金供养的美国情报机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A.雅科夫列夫以及O.卡卢金。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青年近卫军》，1992年10月）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触。

早在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抨击俄罗斯民族复兴活动。雅科夫列夫号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政镇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了。

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苏联外交部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与加拿大总理、著名共济会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看来，正是在那一时期，他加入了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成为“兄弟会”的一员。众所周知，正是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新思维”的核心思想人物，这并非偶然的。

20世纪60和70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他们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第一批措施。

在这些改革智囊人物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Г.А.阿尔巴托夫是代表和典型，当时他积极推销亲美政策。苏联解体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表彰他说：“自70年代起，阿尔巴托夫先生就是美国在苏联最好的朋友。”

二

70年代，共济会资助的未来学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的数据表明，全球资源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随人口增加而急剧减少，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不得不削减福利水平的威胁。

在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共济会关于“必须谋建世界新秩序”的古老纲领再次被强调——根据这一纲领，必须掌控整个世界的控制权，为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制订专门的计划，以对地球资源实施管理和控制。苏联是建立这一全球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阻力，必须摧毁！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土上又存在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

为此目标，70-80年代，美国加速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

80年代，克格勃获悉这一计划，并就此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专门文件，其名称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的计划》。该报告指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准确材料，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其专家关于‘苏联今后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预测，正在制订加强瓦解苏联社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计划。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把他们输送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还制订了对利益代理人单独培训的计划，以使他们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技能，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训这类代理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管理方法。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计划有目的地和坚定不移地寻找具备担任管理机关行政职务人品和业务素质，并能够完成（苏联的）敌人确定的任务的人员，不管花费多大。

“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考虑，一些执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政策和扭曲（苏联）领导指示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利益代理人的活动，将由在美国情报机构框架内建立的统一中心进行协调和安排。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益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活动应促进：为苏联内政制造某些困难；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对苏联陷入绝境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构已考虑到，苏联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为计划在当前条件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据直接在苏联公民中从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讨论，目前美国特工机构实施的计划将促使我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而最终将导致苏联接受许多西方的思想。”（《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3月3日发表了上述报告）

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

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的有关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与犹太共济会组织融为一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还将揭示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变为国际共济会活动家的具体细节。

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收买和行贿问题。 比如，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承认，苏共中央总书记接受过贿赂，包括接受来自韩国的贿赂。有消息称，1990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因执行亲美政策而得到300万美元的贿赂。普里马科夫也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钱奖励。还有关于进行讹诈和利用苏联领导人中人性弱点的信息。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终将会真相大白和公诸于世，包括细枝末节。在所谓“改革时期”，苏共的管理体制，几乎全班人马地改变为两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秘密权力机构：国际共济会机构和黑社会式的企业家机构。正是这些机构逐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四

索罗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分会”，该基金会又派生出苏美“文化倡议”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纳西耶夫、《旗帜》杂志主编Г.巴克拉诺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娅、著名律师马卡罗夫、宪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斯托夫。

利用索罗斯的资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别是Ю.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索罗斯资助了以Г.亚夫林斯基为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该计划旨在搞垮苏联经济；之后又资助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盖达尔计划”的成员——盖达尔后来成为总理，推行了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500天“萨克斯休克”计划。索罗斯基金还资助了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博的反苏活动，培训了一批“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

1989年，索罗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号召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斗争，称“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新世纪和全球化运动的最大威胁”。

索罗斯基金会代表机构网点的发展，在苏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罗斯基金会的大部分人员是共济会积极分子和西方特工机构间谍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

根据媒体报道，“索罗斯80-90年代是莱茵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广阔土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国外》，1993年38期，10页）。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旨在用共济会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的大批知识精英输送引流到美国。


观察索罗斯基金会多方面的活动，人们不仅为它们的规模，也会为计划的缜密性而感到惊讶。不能不意识到，索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超强的组织。

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才得知，威力无穷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只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儿”的组织——这个基金会后面的真正主体是共济会。

五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这位“苏联变革”的主要设计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构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共济会“圣约信徒”会的领导人）、Ж.贝尔特朗、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为为秘密犹太共济会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尔巴乔夫外，还有А.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Г.阿尔巴托夫、Е.普里马科夫、В.麦德韦杰夫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很少为人所知。

但这一年底，当戈尔巴乔夫率领曾参加与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会见的原班人马在马耳他岛与布什总统会见时，一切就完全揭晓了。——“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

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同意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苏共中央政治局。

如果以前政治局中有所谓“保守势力”，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再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和组织的大规模建立。

六

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方社”。

晚些时候，拉加什又表示，在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建立共济会的过程中，“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根据拉加什的说法，他首先与俄罗斯驻巴黎使馆一等秘书Ю.鲁宾斯基建立了联系。Ю.鲁宾斯说，在原苏联地区重建共济会现在已完全可能，虽然不会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阻力。“我们不怕冒险”，拉加什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必须极度保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3年9月9日）

其他共济会分会领导人在叶利钦掌权之后，也公开地谈到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培养共济会的骨干力量。一位目睹者称：听他们讲述后不难想象，共济会成员对在西欧，特别是在巴黎出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经多年。当然，回国之后，他们决不会无所事事。——实际上，每一个分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些精神叛逆者进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犹太月刊杂志L'Arche刊登消息称，1988年12月23-29日，以马克·阿伦会长为首的法国“圣约信徒会”分会21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莫斯科。在访问期间，组建该会的苏联第一个分支机构，截止至1989年5月份，成员已达63人。当时，还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建立了两个分支机构，之后在彼得堡、基辅、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市也建立了分支机构。

自1989年开始，共济会会员们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的宣传共济会破坏性思想和在俄罗斯招募新成员的运动。进行所谓“外在化”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框架内，共济会会员在大礼堂、报刊、广播和电视上举办讲座、做报告。

1991年3月，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号召苏联居民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加入共济会分会，进行转播的Ф.萨尔卡扎诺娃通知了共济会地址。按该地址，苏联公民可以加入共济会巴黎分会。——该分会不是普通的分会，是专门为“加速俄罗斯共济会发展”和重建那里的“共济会机构”而建立的分会。为了使该分会更有吸引力，共济会弄虚作假，称该会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尽管他们完全清楚，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从来不是共济会员）。该分会的成员们发表讲话，号召以美国为样板对社会进行道德和精神的完善，而美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共济会原则”（《俄罗斯通报》，1993年）。

响应“自由”电台关于加入共济会号召的信件纷至沓来。向法国共济会投寄的信件来自维尔纽斯、巴库和基辅。而后对候选人进行了单独的工作。通过挑选和检查后，为候选人举行入会仪式，成为共济会新会员。

七

法国共济会大东社团长拉加什1991年9月曾说：法国的共济会员们竭尽全力“为在东、中欧民主化建设增添砖瓦”。

根据他的讲话，大东方社为此拟增加必要的物资和财政力量（《消息报》，1991年9月13日）。经过一段时间，大东方社团长来到莫斯科，之后又造访了彼得堡，以规范地组织共济会的工作。

同时进行工作的还有共济会法国大民族分会。1991年4月，该会发展了两名俄罗斯公民，他们成为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北方之星”的组织者（《莫斯科真理报》，1993年9月2日）。

1991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斯共济会分会“普希金”会的一位会员来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从敖德萨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分会8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8月30日开办了新的分会“诺维科夫”。共济会《苏格兰宗教礼仪期刊》对“法国大民族分会”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迎。该期刊写道，“这意味着，在东方集团人民中，蓝色分会和苏格兰宗教礼仪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大批共济会成员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在美国，共济会为这一计划开办了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取名为“俄罗斯之家”，由俄罗斯共济会代理人Э.洛赞斯基领导。当然，这个中心所有将在俄罗斯推行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国际犹太共济会中枢和中央情报局所设计的。

（以上资料系根据马维先先生译文摘编）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1 03:16 AM 編輯 ]

初中生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宋鸿兵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1974年4月

1992年7月16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

拥有3600 名会员的美国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 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

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级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

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 年和1973 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

克林顿在1989 年加入外交协会。1991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一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

戴维·洛克菲勒，1991年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其中很多人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 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
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 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
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 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 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

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

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1973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400%，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84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

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1972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1972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 ，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三边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1975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 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20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初中生

幕后黑手统治着世界——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共济会”

宋鸿兵

共济会，又称“光明会”，是来自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在幕后左右世界的秘密组织。按照共济会自己的介绍：“早在大洪水之前有一个名叫拉麦的人，他是该隐的后代。拉麦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洗拉。亚大生了两个男孩，他们是雅八和犹八；奇拉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土巴该隐和拿玛。这四个人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雅八是第一个研究‘地理’的人类，他将家养山羊和野羊群区分，并且第一次使用石材和木材建造房屋；犹八是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家；土巴该隐发现了冶炼钢铁的技术；最小的妹妹拿玛发明了纺织技术……”——这些人就是现代共济会的精神始祖。
　　
据说共济会是建造巴别塔的石匠的后代，所以共济会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自由石匠”。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四个会所的共济会会员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会员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
　　
当时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一共只有约700名会员。很快，更多的志愿者希望入会，为了制订内部的条约规则，共济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总会所委派新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历5723年）出版了《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

共济会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50年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巨大体系。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菲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无数共济会会员的名字如同星光一般闪耀在西方近代史的夜幕之中。
　　
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王室的垂青。

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签署《独立宣言》的56人中，有53名共济会会员。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大部分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

共济会通过对欧洲局势的巧妙干预，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起源于共济会和犹太人社区以及德国民族主义的矛盾。
　　
到了1945年以后，共济会的行动更加隐秘，人数基本没有变化，从那时候到今天，会员人数基本都在600万人以下，而且几乎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

根据外电报道，美国目前的国会议员至少有40%是共济会会员，布什家族和肯尼迪家族都是共济会的长期成员，华尔街和硅谷的企业家至少有数千人属于共济会。据说，在美国呼风唤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其实都是共济会控制的。

共济会的魔掌伸得多远？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CNN记者曾经暗示，叶利钦是苏联共济会的首脑，但这个新闻很快因受到俄罗斯政府的谴责而不了了之。在东欧各国颜色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金融家索罗斯是公开的共济会会员，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则被外界广泛猜测为共济会在前苏联国家的现任首脑。
　　
共济会在伊拉克解体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大作用。萨达姆在1995年曾经指出，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混入了几百个共济会会员；某个前副总理就是共济会员——他在伊拉克覆灭之后逃脱了法律制裁。

共济会还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非洲各国的政变很少看不到共济会的影子。共济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共济会及其会员究竟有多少资产？即使浮在水面上的资产，也超过10万亿美元，而且他们通过控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至少掌握了100万亿美元——共济会实际上是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最大力量。

初中生

为什么说是共济会建立了美国

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几乎是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共济会“大师”（Master）身份对成就他的地位所起到的作用。而对于共济会（Freemasonry），尤其在中国，却几乎无人了解。对于共济会在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国独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更是无人知晓。

共济会，全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成员称为“自由石工”（Freemason），其起源目前并没有确定的说法。根据其公式文献《共济会宪章》（传说于1701年写成，于1723年正式初版）第一部《历史篇》的解释，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被共济会称为光明之年（Anno Lucis），他们自称为“该隐的后人”，通晓天文地理以及宇宙的奥秘。有人说，共济会起源于参加建造古巴比伦巴别塔的石工职人工会；但另一个说法是，共济会起源于建造所罗门的耶路撒冷神殿的石匠们。

近代共济会正式出现的最早记载，始于1717年的英国。1716年之前，伦敦的四个酒馆中聚集着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举办高级俱乐部聚会，内容是社交活动、娱乐和饮食，这些人正是近代共济会的真正创立者。

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四个会所（Lodge）的共济会会员（Mason）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Grand Lodge），会员投票选出安松·塞亚为第一代宗师（Grand Master），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而这一时期也正值传奇的“蔷薇十字运动”的影响消退之际，近代共济会摆脱了石工团体的实践性质，成为“思想性的石工”，亦即投身社会改革的政治团体。

如要加入共济会，必须先受共济会会员推荐，而且早期时入会之后，不得向他人表露其会员身份。

而根据共济会传说，共济会的始祖为海勒姆（Hiram Abiff），他是建造耶路撒冷神殿的重要石匠之一，由于被三个妒忌他地位及技能的工匠所杀，埋于殿内的青铜墓里，但不久即再度复活；因此凡加入共济会者，都要举行一场象征死亡及复活的仪式。

虽然初期共济会仍旧奉行“严守内部秘密”的规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书籍完全暴露了共济会内部的规定、活动内容，甚至入会礼仪等细节。然而共济会也因此将活动更加公开化，会员并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们也更公开地进行慈善活动，会员的阶层也逐渐向中产阶级转化。

现代的共济会除了内部各级别的暗语及手势仍旧保密之外，其余活动基本上全部公开。

今天的共济会大约有600万名会员，其中英国约100万、美国约400万、法国约7万。部分会员更几乎占满了西方近代史的每一页，包括英国等欧洲王室成员和美国历任总统。

知名共济会会员：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丘吉尔。

代表性标志：

由经典、方矩和圆规组成的象征符号（寓意画）是共济会最基本的代表性徽章，方矩和圆规都是石工测绘使用的工具，在共济会思想中它们代表着会员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每一个共济会会所几乎都饰有方矩与圆规的符号，它可能由印度古代坦陀罗教（Tantrism）的象征符号六芒星（Hexagram）变化而来，曲尺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而分规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两者的结合代表阴阳调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谐、行动和节制的规范，从而完成伟大的作业。——在炼金术中，通过化学的作用而出现的这种完成体称为“两性共有”（Androgyne），是喀巴拉思想中人类的真正完全状态最初之人（Adam Qadmon，光之巨人）。

分规、曲尺和法典在共济会中被看作会所的家具，是会员完成个人实践、突破三重黑暗、重见理性光明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称为“三重伟大之光”（三大明光）。

共济会的分支庞杂，有很多标志，但基本上是以各种形式表现的金字塔、五角星（Estern Star）和六芒星，而其中最著名标志的就是金字塔和全视之眼（The All-Seeing Eye）。

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上出现的“金字塔”和“全视之眼”。

在相当于“美国国徽”的美国政府印章的背面图案上出现的“金字塔”和“全视之眼”。

而在一美元背面则有完整的美国印章，印章正面鹰头上由十三颗小星构成的六芒星，同样也是共济会的重要标志。共济会标志的一再出现，暗示了其在美国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布洛克指出，共济会成员在19世纪初期“帮助给予这个新国家一个象征性的核心”，因此美国的国徽上印着奇特的符号，这些符号不具有基督教的意义，却表明共济会的理想：金字塔、与古埃及神秘宗教相关联的眼睛以及拉丁文词组NOVUS ORDO SECLORUM（世界新秩序），都融入了共济会关于神秘智能的观念，以及藉由美国建立一个非君主政体的世俗政府带来一种“世界新秩序”的信念。

下面介绍几位在北美独立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的共济会成员。

（1）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1931年25岁时便已在费城加入共济会St. John's Lodge，并且非常积极地参加活动。1749年成为明尼苏达州共济总会的石匠宗师（Grand Master），是第一位生于美国本土的共济会大师。他于1755在费城主持建造了美国第一个共济会会社建筑。

富兰克林于1776年出任大陆议会大使，为北美独立而赴法国寻求帮助。此时法国共济会总会下属分支、著名的九姐妹分会Les Neuf Sœurs成立，专门为北美殖民地独立在法国寻求帮助。“九姐妹”之名来自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女神。富兰克林受邀加入“九姐妹”，并于1779年成为会社大师（Master）。

在他返回美国撰写《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后，他在“九姐妹”中的位置则由《北美独立宣言》的作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弗逊和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担任。

“九姐妹”的著名会员还包括John Paul Jones——独立战争中最著名的美军海军将领，以及包括伏尔泰在内的众多“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九姐妹”汇集了当时科学艺术界的知识精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组建了“法兰西研究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富兰克林在这里结识了众多法国上层精英，而北美政府也如愿以偿，得到了法国军队支持，这对北美独立运动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法国军队才是北美独立战争中的真正主力，而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几乎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2）乔治·华盛顿，于1752年11月4日在弗吉尼亚州Fredericksburg加入共济会，成为入门学徒Entered Apprentice。1753年3月3日升级为石匠副手（Fellow Craft）；同年8月4日，升级为石匠大师（Master Mason）。他的每一次晋升都是在星期六。1777年，弗吉尼亚州共济总会任命华盛顿为该州石匠宗师（Grand Master），然而他并未到任。1780年，宾夕法尼亚共济总会提议建立“北美共济总会”，并选举华盛顿出任会长，然而提议并未得响应。1788年5月29日，华盛顿为当选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共济会的第一位石匠大师。1805年，该会所改名为华盛顿亚历山大会所（Washington Alexandria Lodge ）以纪念华盛顿。

在1797年，他给马萨诸塞州共济总会的信中写道：“我对兄弟般社团的依赖促使我一直尽最大的努力为它带来荣誉和繁荣。”（"My attachment to the Society of which we are members will dispose me always to contribute my best endeavors to promote the honor and prosperity of the Craft."）

这是位于弗吉尼亚亚历山大市的乔治·华盛顿共济会纪念堂（官方网页http://www.gwmemorial.org/），下方可见到巨大的共济会标志。

油画中表现的是华盛顿为首都奠基的仪式，居中的华盛顿穿着共济会的密仪服装。

这是在费城共济会神庙（官方网页http://www.pagrandlodge.org/tour/mtemple.html）中展出的华盛顿穿过的密仪石匠围裙，正如油画中表现的那样。围裙上方可见君临天下的万能之眼，之下是由七颗小星构成的六芒星，正中是共济会的圆规矩尺标志，周围是众多的神秘象征符号，最下象征死亡的棺材上还出现了骷髅会（Skull and Bones）的头骨和交叉大腿骨的标志。

此外共济会著名的独立运动领导人还有：

PEYTON RANDOLPH，第一届北美“大陆议会”主席，弗吉尼亚州共济总会最后一位Grand Master。

EDMUND RANDOLPH，曾任弗吉尼亚州长、第一任司法部长和第二任国务卿，弗吉尼亚州共济总会Grand Master。

DAVID WOOSTER，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将军，康涅狄格州共济会Master。

JABEZ BOWEN，罗得岛州州长，罗得岛州共济会Master

JOHN SULLIVAN，大陆军将军，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新罕布什尔州共济总会首任Grand Master。

JAMES JACKSON，大陆军将军，乔治亚州州长，乔治亚州共济总会Grand Master。

WILLIAM RICHARDSON DAVIE，北凯罗来纳州州长，北凯罗来纳州共济总会Grand Master。

SAMUEL SEABURY，美国第一位天主教会主教。

RUFUS PUTNAM，大陆军将军，俄亥俄州共济总会Grand Master。

AARON OGDEN，新泽西州州长。

MORDECAI GIST，大陆军将军，南卡罗来纳州共济总会Grand Master。

......

资料来源：Washington and his masonic compeers，Sidney Hayden，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2005

共济会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作用变得广人所知，还要归功于最近的两部好莱坞大片《国家宝藏》和《达芬奇密码》。《国家宝藏》中不但指出很多签署《独立宣言》的议员是共济会成员，同时还留下了一大笔“国家宝藏”。——这笔巨额财富确非捕风捉影，它的规模确实可以大到拯救一个国家。

实际上，共济会成员不但直接领导了北美独立运动，整个运动的资金支持同样是由它提供的。这里就要提到一个神秘的幕后人物，美国真正的无名英雄——哈扬·所罗门（Haym Salomon），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国政府的建立几乎是由他一人独立资助的。虽然他的作用甚至超越了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没有哈扬·所罗门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然而如此一位真正的英雄却少有人知，不但中国人，甚至连美国人都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看不到对他的介绍。

1975年美国邮局发行了一张纪念他的邮票，在邮票背面印着这样的话："Financial Hero—Businessman and broker Haym Salomon was responsible for raising most of the money needed to financ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later to save the new nation from collapse."（资助英雄——作为商人和经纪人的哈扬·所罗门提供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并在其后拯救了新政府使其免于破产。）

哈扬·所罗门是一名波兰籍犹太人，一个犹太教神父的儿子。在1772年，他来到纽约并加入“自由之子”。他成为美国政府偿付法国雇佣军的财政代理人，并通过买卖金融证券为“大陆会议”提供财政援助，而此时的“大陆会议”还没有能力通过税收来维持华盛顿的大陆军。他不但资助军费，甚至直接为大陆会议成员、以及后来的美国总统支付工资。——在时任“大陆会议财政总监”的Robert Morris日记中，1781-1784年间，就有向哈扬·所罗门多达75次的借款记录！

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哈扬·所罗门前后总共为北美殖民地政府及其领导人提供了大约60万美元的资助（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icropedia, vol. 8 Chicago: 1981, 817），折合成2005年的美元汇率相当于39,264,947,368.42美元，也就是将近400亿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则已将近上万亿美元。且不说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积累起如此惊人的财富是怎样的奇迹，而又能如此不计代价地将其慷慨捐出则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能有幸碰到如此“千年一遇”的贵人，看来似乎美国真正得到过“上帝的垂怜”。

然而，美国政府并未偿还他的贷款，而他于1785年45岁那年去世时，已债务缠身、濒临破产，他的后代也没有从美国政府得到报偿。哈扬·所罗门死后葬在费城的密卡维以色列犹太教堂公墓（Congregation Mikveh Israel），由于没有墓碑标记，而且地点不明，如同很多同样葬在这里的、当时资助美国政府的犹太商人那样，他虽有着神一样的品德和业绩，却从未出现在主流媒体和公众面前，在全美国也只有两三座纪念碑，而且还是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才修建的。

如同华盛顿一样，哈扬·所罗门也是一名共济会成员。而他的共济会员身份甚至比他对美国独立的资助更隐秘、更不为人知。在少有的对其介绍的材料中，则更少提到他的共济会员身份。在美国北凯洛莱纳共济会总会的网站上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共济会员：如成为成为共济会Grand Master的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华盛顿的重要战友、支援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将军和外交家La Fayette，《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人John Hancock等等，当然也包括哈扬·所罗门。（http://www.grandlodge-nc.org/freemasonryrevealed/famous.htm ）

又据密苏里共济会的Master William R. Denslow 1957年出版的《一万名著名共济会员》（10,000 Famous Freemasons）一书中介绍，哈扬·所罗门于1764年6月21日加入费城共济会Lodge Nr.2，1764年6月23日获得共济会前两级称号，1784年8月9日晋升为Master。——也许只有共济会所宣扬的“博爱”和“兄弟情谊”才能解释他那超越人类的“爱国”情操。

可以说，美国正是由共济会成员一手建立的，从组织者到资助者，共济会编织了一个完美的网络，提供了一个高层交流平台。然而在历史书中却极难见到它的身影，如同造物主般秘而为之，功成而弗居。今天的共济会分支已经布满地球每一个角落，如此庞大又有着如此辉煌历史的社团组织居然如此低调不为人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0 05:55 PM 編輯 ]

01010101

今天的共济会分支已经布满地球每一个角落，如此庞大又有着如此辉煌历史的社团组织居然如此低调不为人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研究京氏

原帖由 01010101 於 2011-11-10 06:48 PM 發表。
今天的共济会分支已经布满地球每一个角落，如此庞大又有着如此辉煌历史的社团组织居然如此低调不为人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也就是说，共济会在中国的分支及成员名单，要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