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八卦进行到底！——八卦党人眼中的中国革命

初中生

六、新渔阳里6号的新房客

1920年8月，这条后通环龙路、前通霞飞路的新老渔阳里弄堂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史前史中值得隆重记上一笔的历史事件。

第一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的住处兼《新青年》编辑部老渔阳里2号诞生了，初期成员人数说法不一，这里只抄一种，人数共有十七个，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周佛海。组长的称谓，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杨明斋翻译过来叫“书记”，于是这个国人原本用来叫“小秘”的称呼，从此沿袭成了“党内大掌柜”的职务。——小组书记当仁不让属陈独秀！

细读这份小组成员名单，老衲不禁再次叹如哮喘：革命到底，笑到最后，当真不是光有热情、有兴趣、有能力就一定能做得来的啊！

第二件事发生在新渔阳里6号。前面说过，那是戴季陶的住处，不过他后来搬走了，房东倒不担心房子会空置损失租金，因为戴季陶前脚走，继任租户后脚就搬进来。这位新房客不是外人，就是随维辛斯基同来上海的杨明斋。他们这队人马本来就是以俄国记者的身份入境的，所以杨明斋名正言顺地在这里开起了中俄通讯社，后来改名为“华俄通讯社”，杨明斋以社长的身份对外活动。租户虽然是以杨明斋的名义（有一说是杨明斋与陈独秀联名），但是租金应当是向共产国际去报销的，所以新渔阳里6号实际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据点。

在维辛斯基代表团来中国之前，列宁同志曾经交待他们几项任务，其中一件是“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雏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于是维辛斯基再接再厉，紧接着就组建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这里就举行了一个会议，宣布“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创始人有八个：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陈独秀指定浙江诸暨小伙子俞秀松任青年团书记，年仅21岁的俞书记曾经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就读，与沈玄庐、陈望道早就相熟。因为这个青年团成立的时间比共产党早了将近一年，所以有“先有青年团，后有共产党”之说。

[青年团首任书记俞秀松]

虽然有共青团史专家质疑，这个所谓“青年团”实际上不过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类似，只是一个地方小组的形式，管不到全国，要论青年团正式成立，还得以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才算数，就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从“一大”会议召开起算一样。

但是上海人民和人民政府可不管这三七二十一，反正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统统都是在阿拉上海弄堂中“螺丝壳里做道场”起家的，一根洋火从此开始燎原！于是老里八早就一块牌子高高钉在新渔阳里弄堂门口，上书大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教育纪念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今上海市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

为写这篇小文，老衲还特地查了一下，本文点过名的几处，不是全国就是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顶不济也列为“永久性不得移动建筑”。所以，对大肆拆毁旧建筑搞摩登城建的现政府和地产商警惕十足的革命同学们，请大家尽管放心，上海人民政府拆房子还是拎得清楚不会忘本的！这条“新老渔阳里”弄堂以及周边一些革命和反革命建筑遗迹是不会被官商勾结乱拆掉的，只是住在里面想靠拆迁发点小财的居民同志，恐怕还是得继续拎马桶的。

俄国同志有了固定活动据点，传播共产革命的热情愈发高涨。行前列宁同志的指示，还包括要他们去“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还要“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于是新渔阳里6号不仅成了中国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的诞生地，在1920年9月份还挂出了另一块招牌——外国语学社，并在邵力子的《民国日报》上登出招生广告，招收英、法、俄、日、德语各班，每班月费二十大角。

这下子，渔阳里可就更热闹咯！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11:24 AM 編輯 ]

初中生

七、来圆留学梦的学生郎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年轻人中刮起了“自费出国留学”风，扒拉扒拉，东渡有之，欧陆花旗各国，更是全面开花。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大约70年，在“五四”前后，中国的青年学子也曾经风行“出国勤工俭学”，至少下面讲的几位先贤都发过留学梦，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留学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成了同窗。

1920年6月，一个22岁的湖南籍小伙子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一个湖南中学毕业生特地跑到保定去读留法预备班，顾名思义，当然是要打算去法国留学的，可是他先是筹措不到去法国的学费，后来北京专门代办赴法勤工俭学的“法华教育会”又停办了赴法手续，就在留法无门一筹莫展之际，他听说长沙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有门路，可以经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青年去苏俄勤工俭学。法国去不成，退而求其次也好，他决定去俄罗斯一圆留学梦。

贺民范是长沙的进步社会贤达、老同盟会会员，他出面搞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背后的实际操盘手其实是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所以这个“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是什么背景性质的社团，这里就不用多介绍了。

小伙子由贺民范介绍加入了正在筹组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带了介绍信，在1920年10月到达上海，摸到了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进入留俄预备班住读。这个俄语班一期的新学生，就是刘少奇。

[外国语学社旧照]

与刘少奇几乎同时到达的，还有另外一些湖南学生，其中两个结伴前来的，后来很出名：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萧劲光。

他们俩原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同学，因为几个月后就要中学毕业，正在打听毕业后的留学门道，他们也听说了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在介绍苏俄情况和留学的事，任弼时的远亲任作民又刚巧从上海来信，告诉他外国语学社在招生学俄文，之后可以去俄国留学。接到消息，任弼时和萧劲光两个中学小男生在寝室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最后决定即将到手的文凭也不要了，他们通过贺民范的介绍，也到上海搬进了新渔阳里6号。

外国语学社俄语班的几期学员可谓“人才济济”，后来成为中共高层领导、革命烈士及名人的，除了湖南来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还有罗亦农、王一飞、柯庆施、何今亮（即汪寿华）、彭述之、曹靖华、卜士奇等人，他们大都是在这里加入了青年团。他们的俄文老师，就是杨明斋和维辛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还有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给他们讲解《共产党宣言》和上一些理论课。

[1921年4月3日罗亦农、柯庆施、周伯棣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的合影]

不过同学们的俄语实在学得不怎么上心，以致1921年5月在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路上，连发的俄文通行证都看不懂！——曹靖华回忆说：“在海参崴时，我们每人领了通行证，是俄文打出来的，我们看不懂。王一飞交给我们时，说这是‘命根子’，既不能丢，又不能被敌人发现，必须保存好。如何保存？组织上没有具体交代。在红军搜查我们时，未发现我们的通行证，怀疑我们来路不明。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后来红军继续搜查，结果把吴葆萼的通行证搜出来了......当时我想，这下完了，两分钟后就没命了，真是'革命未成身先死'啊！没想到苏联红军看完通行证，把我们紧紧抱住，哈哈大笑。他们马上把红军证章拿出来给我们看，说：‘我们是同志，是布尔什维克！’我们这才长出一口气，可回到家了。”

这个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地点在莫斯科《真理报》报社的对面，是苏联为培养东方各国的共产政工干部，于1921年4、5月刚创建的党校性质的机构，虽然名誉校长是斯大林，但是学校开始的时候比较野鸡，对于学员并无像样的学习计划。可怜俄文通行证都看不懂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就要听俄国教授讲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西方革命史、青年运动、职工运动等等，简直是鸡同鸭讲，全靠在那里做翻译的瞿秋白帮助。——瞿秋白从北京的俄文专修学校毕业，俄语程度比他们好许多，他是《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在俄国已经一年多了。

由于工作需要，这批学员大部分在莫斯科只呆了大半年就被派回了国，虽然留学的成色水当当，但他们确可算是“留俄先驱”，论党内资历，比后来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们老多了。头两批学员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正碰上共产国际在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趁还没开学就去旁听，是党内少数受过列宁接见的先贤。——据说毛泽东叫柯庆施“柯老”，即典出于此。

留学文凭水当当也有水当当的好处，那些少数没回来而一直在那里留学数年的人，虽然最终成为货真价实留学生，但是就有可能被划在后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1:33 PM 編輯 ]

初中生

八、共产大牛齐聚头

在发展青年团组织和成员的同时，建党的工作更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建党的过程，为免列位看官打哈欠作鸟兽散，就不在这里复读党史课了，咱们还是轻松一点，在如今的南昌路附近逛一逛，接着数门牌论英雄吧。

[中共一大会址：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

这张照片上的石库门房子，上海人民应该都很眼熟，早年还在小和尚念经的时候，学校搞“革命传统教育”，几乎每年7月刚放暑假就会乘车来这里参观。兴业路（旧望志路）在哪里？看第一节帖内所附的地图就清楚，它其实是南昌路向东的自然延伸段，中间被南北向的重庆南路拦腰截断了，于是重庆南路以西为南昌路，以东就是兴业路。

顺便说一句，在这两条路的衔接拐角处，现南昌路47号，有一座砖木结构两层的小洋楼，名叫“大同幼稚园”（这是上海市卢湾区的说法，网上发现上海市静安区也声称，“大同幼稚园”旧址其实在它的辖区江宁路上，我晕！召唤考据党！），是“红色牧师”董健吾卖掉祖产后，在1930年为中共中央创办的、专门收养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孩子的幼稚园，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当年就寄养在此。

前面说过，兴业路76-78号（下称“望志路李公馆”）石库门房子，是与戴季陶一起办《星期评论》的李汉俊家的公馆。——准确地说，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老会员李书城的家。迁来望志路李公馆之前，李家原租住附近的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17号，《星期评论》的编辑部就设在李家三益里的家中，戴季陶搬出新渔阳里6号后也迁到那里为邻，邵力子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则在同一条弄堂的5号。

李汉俊是湖北人，原名李书诗，“汉俊”是他的号，他中学即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精通日文，英、德、法文也很了得，在日本期间已经开始研读马克思著作，1918年底他回到上海，与随后回国的戴季陶等人创办了《星期评论》，并很快把这份杂志办成了“五四”期间影响甚广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基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在1920年12月应陈炯明之邀去当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交给了陈望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则交给了李汉俊，而维辛斯基在陈独秀走后也回莫斯科去述职了，所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召集各地代表于半年后召开中共“一大”的准备工作，是由李汉俊和另一名上海代表李达在张罗，会议地点则先定在附近的博文女校（离三益里不远，今太仓路127号），后转到汉俊同志自己的家中。

[李汉俊和他的译作]

不过李汉俊和上海这帮人多属于学者型人才，许多时间花在了教书写作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就是李汉俊在此期间的译作，他们对搞组织活动既不在行，也不太专心。

好在预定会期之前的两个月，有个北京代表很积极地早早就来了，帮忙会议的筹组工作，此人就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张国焘。

张国焘一年前在上海活动过多次，还闯进孙中山寓所做过“不速之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他因在北京上了黑名单而跑到上海避难，就在陈独秀家的楼下客房里，与李达为邻住了一个多月，他与陈独秀大谈李大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还有今后组党的“党纲”和实际组织等问题。

作为北大“五四学运”的头头，张国焘擅长组织活动，较之上海书呆子型的长衫先生们，年轻的张国焘俨然更像个职业行动派、革命活动家，于是他成了起草“党纲”草案的牵头人，并在中共“一大”召开时被选为会议主席，而毛泽东当时只是与和周佛海一起做做会议记录。

我们教科书上写到中共“一大”会议，一般列出各地与会代表共13人，即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对列席会议的两个洋人介绍不多。这两个洋人于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党成立的代表，他们是荷兰人希夫廖特（原名斯内夫利特）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那个荷兰人，有个更加为中国人熟知的名字，大家都叫他“马林”。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在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尼）长大，回荷兰上大学期间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回到印尼爪哇从事政治运动，发起组织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并与当地规模影响更大的反殖民宗教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结盟，而结盟的形式，是由马林发明的“保留社会民主联盟组织，同时以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方式，这在开展当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颇有成效！——这个“跨党”合作模式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一点没错！后来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正是由马林所建议倡导的，是马林同志经共产国际决议，把他的“爪哇国经验”搬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只可惜我泱泱中华吃了马林抓来的“爪哇国偏方”，革命不成闹得上吐下泻——最后大革命失败了！

社会民主联盟在1920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同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

凭着在东方殖民地的革命经验，马林得到了列宁的赏识，他的中国之行就是直接受列宁的指示。据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国焘说，马林看上去像普鲁士军人，是一个善于雄辩而咄咄逼人的斗士；他在上海街头曾经路见不平，与一个欺负中国苦力的外国人大打出手，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上海同志与马林初接触后却话不投机，觉得他态度有些居高临下，作风远没有维辛斯基的谦逊和平等。他一来就以共产国际正式代表的身份，要李汉俊向他汇报工作。李汉俊很不高兴，因为李汉俊对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后者应该只是理论指导和顾问，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不客气地回复说：“中国党一来还没正式成立，二来也没决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三来即使决定加入，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也还待定。”

当中共“一大”开始后，李汉俊、张国焘他们起初并没有邀请两位国际代表参加，这让马林倍感冷落。在他的要求下，大会在召开一周后邀请他来演讲。但是，那天会议出了桩意外。马林才开口演讲，门外就进来一个不速之客，见屋子里坐了一大堆人，说声“找错门了”，转身就走。中国代表同志们还没啥想法呢，马林反应超快，立即意识到这人是个密探，他要大家马上散会疏散。众代表将信将疑，除了陈公博陪主人李汉俊留下，其余人穿弄堂、走小巷，最后躲进了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等消息。

果然不出马林所料，众人散去不多时，巡捕房的车就尖叫着开到了望志路李公馆门前。李汉俊以娴熟的法语从容应对法国探长反复的盘查，陈公博陪在一旁，紧张得抽掉整整一听香烟。毛泽东则半夜从陈独秀家摸回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轧苗头，把闹肚子睡得七荤八素而缺席当天会议的周佛海吓了一跳。

至此，代表们额手称庆，感激机警的马林同志挽救了党。也因了这桩意外，第二天，嘉兴南湖的这条船，从此成了革命的圣物。

[1921年7月31日晚，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议。]

从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孕育了将近一年的共产娃娃，就这样诞生了。这个娃娃由呱呱坠地、学步到长大成年，经历了几度曲折、几度生死，最终在28岁正当年之际，终于修成正果，把昔日的党国同志打跑了，从此一统江湖。

屈指算来，1921年至今，已经88年了。88是个吉利的数字，可是若用来代表年龄，却是老年乐龄。弱弱地问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只听得耳边声若洪钟：“吃嘛嘛香！”——嗯？哦，CCTV在卖广告......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12:19 AM 編輯 ]

初中生

九、党国同志来闹场

嗯，这个标题可能会有点误导，还是先说清楚，不是指“党国同志来闹共产同志的场”，而是指“国民党先贤们的身影也曾经在这条环龙路上很活跃，而且他们大闹环龙路的时间，比共产党先贤们还要早好几年”。

大家还记得陈独秀当年在柏文蔚私宅避难与潘赞化、张玉良为邻吧？那是1913年的事，不久他就东渡日本了。在陈独秀离开老渔阳里2号两年之后，隔壁老渔阳里5号热闹了起来，不时人来人往，又个个神秘兮兮。——对民初历史有印象的朋友可能记得，因国民党大佬宋教仁被刺杀而引发的的“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徒儿们纷纷走避日本。1914年他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设在日本东京，并另设了上海总机关部。 1915年10月，起初在不远处法租界葛罗路33号（今黄浦区嵩山路39号）办公的上海总机关部，搬进了环龙路老渔阳里5号（今南昌路100弄5号）。

这一年的深秋，就在这间石库门老渔阳里5号，参与总部工作的党国同志策划了“上海起义”，计划夺取肇和舰、应瑞舰、通济舰，以舰炮轰击上海制造局为号，同时分路进攻警察总局、电话局和电灯厂和南市工程总局，并联络策反军警一同起义，商定于1912年12月5日举事。——算盘打得蛮好，可第一关就失灵，负责打炮的同志连炮舰都没能登上，各路人马久等不见炮响信号，只好各自为战。到了晚上，总指挥见事已不成，与身边5位党国同志从华界退回老渔阳里5号总部，不料弄堂里有个法国恶邻，吃饱蜗牛没事做去向法租界巡捕房告密，结果在楼下的两人不幸被捕。楼上还有总指挥等四人正在开会，听得楼下动静不对，急忙翻老虎窗爬屋顶，再摸到邻居家顺墙而下，方才得以逃脱。

这四个为革命在黑夜里踩坏邻居屋顶瓦片的党国同志，其中两个绝对鼎鼎大名：一个是上海总机关的负责人、也是本次起义总指挥，人称“民国帅哥”，名叫陈其美；另一个是他的跟班军师，当时还是满头乌发的小生，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书中无处不有、无处不在，此乃蒋公蒋中正也（惊闻最近在大陆被某历史教授更名为“常凯申”）。

一年前，蒋介石在与陈其美一起走避日本的时候，经由张静江做介绍人，正式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在那里第一次受到孙中山的召见。青年蒋公这段“环龙路上闹革命但革命尚未成功”的光荣事迹，早年在台湾国中和高中历史课本上都有专门介绍，党国史称“肇和起义”。

[陈其美]

[青年蒋介石]

环龙路似乎对党国同志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以致他们早年偏好在这条路上租房置产闹革命。1916年7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从东京迁回上海，本部事务所找的办公场所，就是环龙路44号。

[中华革命党上海本部事务所（1924年后改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

起初，本部事务所由朱执信、廖仲恺负责，三年后的1919年“双十”节，中华革命党又改名“中国国民党”，此时在环龙路44号时常出入的有孙中山、居正、谢持、廖仲恺等，个个都是党国大元老。

离此地几步之遥的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则是孙中山在上海的住所。1916年及1917年夏天，孙中山就是在这个环龙路63号居所以及附近的尚贤堂，与黄兴、章太炎、陈炯明等人先后商议护法及成立“国民护法会议”，而后南下发动了“护法运动”。

[1916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寓所同朱执信（左二）、陈炯明（左四）、胡汉民（左六）等合影]

有朋友可能要提醒说了：“和尚莫要乱扯，孙中山故居明明是在南面隔壁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嘛！”这个没错，不过那个居所是后来有华侨来访，见环龙路63号的房子颇为破旧，于心不忍，自愿捐款为先总理继续革命而购置的豪宅，1918年夏才过的户（又一说原是陈炯明赠与孙中山，后因抵押给银行，由华侨富商出资帮忙赎回）。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在1945年底由宋庆龄移赠给了国民政府，作为永久纪念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孙中山故居: 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

环龙路44号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的党国同志，当年还是做了许多的革命工作。1919年巴黎和会后，北京“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上海的党国同志们也忙得很，这一年的初夏之际，上海28个社团集会筹组“上海国民大会”，组织罢工、罢课、罢市，积极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这些社团的领导人，全部都是中华革命党人。

到了1920年，共产党的先贤们也陆陆续续出现在环龙路上，仅一年工夫，这条路上走来的共产先贤们，缔造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被陈炯明炮打出总统府后，也到了上海，此时国共合作的谈判进程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他在香山路的居所与国共同志畅谈“国民党改进计划”，并再次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是在这里，1923年1月，苏联代表越飞拜会了孙中山，双方于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国民党的联俄政策正式宣告确立。

又过了一年，环龙路44号成了广州之外，国共合作最重要的党务机构，在这座砖木结构双坡顶的西式二层楼房里，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与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人，聚首合署办公，这就是本文第一节开头写到的情景。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党部部分工作人员集体照。前排左起一是邓中夏，左二喻育之，左三孙铁人，左四茅祖权，左五张继，左六胡汉民，左七汪精卫，左八谢持，左十向警予；中排左起，左二周颂西、左三韩觉民、左四叶楚伧、左五王荷波、左七何世桢；后排左起，刘伯伦、毛泽东、何昆、沈泽民，左六葛健时、左七罗章龙、左八恽代英、左九邵力子、左十周佩箴。]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仔细看，有毛泽东的月薪：120大洋！]

[毛泽东呈递给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平民教育委员会的辞职信]

眼睛盯着这些老照片，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啊！他们聚在一起所发出的耀眼星光，只怕是戴两副墨镜都挡不住。

从前上海有一条路，名字叫做环龙路，大约九十年前，这条路上先后出了两个党，一个叫做国民党，一个叫做共产党，他们是两群各有志向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有志中年和有志青年。当其时也，他们曾经在一起“摸茶杯底” （网友“能饮一杯乎”语），虽然彼此捧的杯子不大相同，总还可以坐在一起喝喝谈谈，不论你喝乌龙还是我喝蓝山，间或推杯换盏、调个味道互相尝尝，甚至一度以为志同道合，乌龙泡蓝山的时候也是有的。然而，他们终因主义、理念、权位或其他种种，各自喝出了正义的火气，从卡脖子互灌，直到索性把杯子也掼将出去，杯盘乱飞之际，民国历史，一地破碎的china......

无论如何，那是中国一个全新时代的诞生，那一个新时代，自他们开创而始。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12:32 AM 編輯 ]

初中生

西北军传奇

萨苏

一. 引子——通欧罗巴

[西北军旧照片，队前的军官就是西北军名将，抗战爆发时的29军军长宋哲元。]

如果看中国的现代史，一个叫做“西北军”的集团就时时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他们的形象五花八门，有的壮烈殉国，有的汉奸卖国，有的当了共产党，有的信了基督教，就好像是水浒一百单八将乱打麻将牌，让人眼花缭乱而又晕头转向。

说起来西北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一般定义它是由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所衍生的武装力量，可是既然名字带了“西北”，如果说民国起源西北的近代武装，其源头可追溯到陕西督军陈树藩。当年陈树藩赶走陕西将军陆建章，草创陕军，对于中央也不过是一省割据而已，其影响远远不如同时的阎锡山，得过且过罢了。西北军以装备简陋著称，不过它向中央贡献了一个出色的军事人才，就是骑兵名将、中国装甲部队的开拓者耿耀张。

这里提到陈树藩，并不是因为他是西北军的源头，而是因为他在西北军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反面人物。

陈树藩算是袁世凯的嫡系，当时袁手下最忠诚的将领有“二陈汤”一说，其中的“汤”是汤芗铭，“二陈”就是陈宦和陈树藩。——据说袁世凯最后被气死，就是因为这三位最忠诚的将领居然也通电造反，响应“护国”，这一剂猛药让老袁终于明白自己众叛亲离！

不过，陈树藩并非乱世人才，大概因为出身贫寒穷怕了，所以一到陕西督军任上就克扣军饷，横征暴敛，勒种鸦片，以声色自娱。由于陈的胡作非为，最后闹得众叛亲离，结果在国民党人的支持下，西北崛起了一支孙中山色彩浓厚的军队——靖国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西北军的一个重要来源，其灵魂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大大有名，那就是书法大师于右任。当时于右任手下都是樊钟秀、杨虎城这样“头上长角”的狰狞之辈，陈树藩如何招架的住？终致大权旁落，于是陕西成了混战的大粥锅。

好像是故意挑这个时候，皖系北洋政府宣布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段祺瑞的臂膀徐树铮将军组建参战军开赴西北，据说是要“西征德意志”！按说中国的西北离欧洲近点儿吧，可这参战的距离也远得不靠谱！不过，你要说他在说胡话吧，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后来的西北军盟主冯玉祥在陕西函谷关修路，就令人在路口大书“通欧罗巴”！——或许从陕西打到欧洲去并非做梦？！

反正小徐的参战军最终没有去普鲁士找兴登堡划拳，而是一到西北就不动窝了，就地改编为“西北边防军”，还把靖国军和原陕军的部属拉去不少，成为陕甘军政的主要力量，这可以算是西北军的前身和名称的由来。

让我们回到靖国军，当时北洋政府说,靖国军就是土匪！靖国军说,那于右任这么大知识分子，他能是土匪么？！北洋政府说，于右任当然不是土匪，是被你们这帮土匪裹挟了的，并呼吁于右任“脱离匪巢”。两方面“鸡生蛋、蛋生鸡”的打了好久笔墨官司。

道理讲不过炮筒子和袁大头，笔墨官司打着打着，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拉拢下已经渐渐蜕化，于是靖国军里没有投徐树铮的队伍，在陕西老帅陆建章影响下也大多转为亲直系的地方军阀——只有杨虎城和樊钟秀依然效忠孙中山！

樊钟秀是一勇之夫，并无多大力量；而杨则手握重兵，是西北军中最早的国民党员——这还是孙中山亲自批准的，酷吧？于是西北军出现了第一个分支，那就是杨虎城系统。

陆建章亲直系的做法使皖系中央政府开始对西北产生疑惧，于是与陆建章素有嫌隙的徐树铮羽扇轻摇，诱杀陆建章于天津军粮城，欲扼杀此新生力量于襁褓。但是没想到陆建章的接班人冯玉祥比他的内姑丈陆建章更有建树，前门驱狼，后门进虎，“智囊”徐树铮也有失算的时候。

徐树铮，字又铮，以1919年率军收复外蒙古而著称。徐本人文武双全，是民国初年翻云覆雨的一代名将，风流倜傥，也是张学良最为钦佩的北洋人物，称其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正是在徐树铮的导演下，张作霖演出“劫械扩编”，才在直系背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奉系军阀。当然，徐原来只是希望发展奉系为皖系军阀羽翼，没有想到这支力量后来会超过其他系统，成为北洋系统历史上最大的一股军阀势力。——由此也可看出，西北军和东北军在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带有北洋各系阵营的烙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冯玉祥发迹后在廊坊杀徐又铮，为陆建章报了仇。

初中生

二、冯玉祥和国民军

[西北军的灵魂——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但因为寄籍保定，所以终生一口浓重的保定口音。他11岁的时候开始当兵，那时候当然是一戴红缨帽的清兵了，后来逐渐升迁，每次升官必和上司开打，显然系一扒祖坟的反骨人物。冯的基本部队是第16混成旅。

1922年陆建章死后，西北各路军队群龙无首，冯玉祥利用他和陆建章以及陕西督军阎相文的亲戚关系，乘机恩威并施，顺利接掌西北兵权，官至陆军巡阅使、西北边防督办，并且依附北洋直系军阀，成为吴佩孚幕中的大将，西北军的主力从此活跃于华北地区。

这陕西督军阎相文也是妙人，因为督军当得委屈，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最后竟然吞大烟自杀。要萨说，干不了，走不就完了，这心眼儿小的！——不料前几天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内蒙古某市要提拔一个副市长当市长，该副市长觉得压力太大，左思右想，心情绝望，竟在宣布任命的前一天上吊自杀了！——此人和我一个亲戚是老同事，并非谣言，看来小心眼儿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啊。

冯玉祥本人在政治上奉行的一贯政策是“有奶就是娘”，并无一定准则，所以在依附直系的同时，也向奉系暗送秋波。——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九门口大战。冯首鼠两端，待价而估，在接到吴佩孚要求其“抄山海关奉系军队后路”的命令时，一面索要粮饷，一面摆了个怪异的“一字长蛇阵”——前军都到了唐山，可后队还没有出北京西直门，这显然是为了进退两便！在奉系军阀开出45万元的价码，并保证不入关参政后，冯玉祥马上倒戈，占领北京，直接造成了直系的大溃败！

虽然奉系不守诺言，还是入了关，可冯玉祥仍然对自己的谋略怡然自得，并且雄心勃勃，运筹帷幄，开始窥伺十二宝鼎了。这也是因为奉系在入关后迅速出现离心倾向所致。

奉系军队入关后，产生了张宗昌和李景林两个分支，这两个人各拥兵数万，张宗昌是山东督军，李景林是直隶督军，都和张作霖的嫡系张学良、郭松龄等颇有嫌隙。——说起来，张宗昌和李景林这两个人简直就是后来西北军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影子！与此同时，奉系大将姜登选和杨宇霆也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南下经营江苏、安徽。

于是，冯玉祥很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渔翁得利，为此他放出了三个妙手：一个是请出老长官段琪瑞出来担任“中华民国执政”，但同时又杀了段祺瑞的臂膀徐树铮，以便将段祺瑞架空。一个是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实际上冯玉祥和孙中山原本并没有太多瓜葛，这显然是要搬一个“元始天尊”下凡，震慑群雄！再一个是派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通过打“死老虎”来获取“进步”的名声。

这几个妙手的确很有收效，包括杨虎城等将领纷纷表示支持，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旗下，一时间西北军声势大震，而冯玉祥赫然有成为北京政府“真正灵魂”的可能。

毛主席说什么来着？——阴谋家都没有好下场！在群雄环绕的北京，老冯一土包子玩这手风险太大，有点儿象火中取栗。冯玉祥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威望和经验来驾驭这一局面，而老奸巨猾的张作霖洞若观火，在这个突然崛起的敌手面前不动声色，暗中迅速整合自己的力量，到了“郭松龄事变”爆发时，冯玉祥玩火出格，贸然袭击驻扎天津的李景林部，结果被张作霖抓住破绽，果断拉拢直军、鲁军合作，遣张学良部敌前渡河，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种“春秋无义战”中，到底是实力决定一切。冯玉祥抵挡不住张作霖，于是仓皇退避绥远。

井岳秀正在榆林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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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坏骨头井岳秀

[井岳秀]

这井岳秀名字虽然秀气，但却是一名纠纠武夫。——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习俗，在民国年间有不少纠纠武夫都有“雌雄难辨”的名字，比如共产党那边的萧楚女，就曾引来无数色狼写信追求，弄得老萧只好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本报有楚女者，绝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一大汉也。”

当时，井岳秀正镇守着西北的重镇榆林，也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另一支力量。当看到冯玉祥战败，井岳秀当即联合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也是一位名字秀气的彪形大汉）启动“援护工程”。由于有他的支持，冯玉祥虽败不乱。

退出了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冯玉祥去了苏联，赴苏联的意思是“取经”。在这期间，冯玉祥收获不小，但是也使他和杨虎城对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产生了微小而重要的分歧，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说他们‘清党’之事。每一党员都经严密的考察，凡言语行动有不合，即被洗刷，结果被洗刷者占全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刷的党员有由岸上跳河自杀者。”——字里行间可见其疑虑。因此终冯玉祥一生，他对于布尔什维克利用合作是可以的，信仰共产主义是不可以的。

说起井岳秀，这也是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岳秀字嵩生，排行第十，人多称“井十”——这名字有趣，看起来横平竖直，象刀切的红烧肉！老萨为什么有如此联想呢？往下看就明白了。

此人原籍陕西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是个霍元甲式的人物，正经中过武秀才呢！他早年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他弟弟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井岳秀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在西北军中属于“一字并肩王”的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喜欢扩张势力——当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候，他曾经仗义收留，可等到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时，井岳秀却依然是一个86师师长，此时的他对杨虎城同样能放下身段，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懔之意。

外蒙古宣布独立的时候，内蒙古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于是井岳秀出兵河套，通过交友、赛马、拜把子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族上层人士。——在维护国家的领土方面，井岳秀的确功不可没。

井岳秀另有一个奇特之处。据说陈树藩当年对他颇为疑忌，曾经软禁过他，但是陈树藩却又不敢杀他（这也可见陈树藩的优柔寡断、毫无大将风度），于是陈树藩的幕僚想出了一个奇怪的招数，那就是把井岳秀关在一座楼上，每天只给他吃没有盐的肥肉，希望他象信陵君一样油腻而死。没想到井岳秀内功出色，过了一个月，一看不但没有死掉，反而精神倍涨，只是就此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好在陈树藩很快垮台，否则我看再好的内功也不是大肥肉的对手！后来，据说井大胖子有一次午睡翻身，把小妾压在身下，因为周围没人，那小妾呼救不应，竟被压得休克过去！幸好井不久醒来，否则可能会出人命的。——有人说，这个传说的主角是胡景翼，并非井岳秀，因为从照片上看，那井岳秀是一个胡须雪白的精干老者，不是一个大胖子。——不管是谁，看来陈树藩作督军的确不够格，改行开养猪场一定蓬勃兴旺。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奇人却在西安事变前因为不小心把手枪掉在地上走火而死，也算是“兹是奇人，故有奇疾”！——据一位朋友提供的线索，井岳秀这次走火颇为传奇。当时，他的姨太太们打麻将，有一把牌和得十分古怪，井岳秀感到有趣，哈哈大笑着起身拿牌来看，就在这时手枪从枪套里掉出来了，落在地上走火，他还在问左右“有没有人伤着”，就过去了。

不过在对待红军方面，井岳秀是坚决的右派，他曾经诱杀部将中的共产党旅长石翼将军，并和谢子长等早期陕北革命领袖斗智斗勇。估计他如果活着的话，未来也不会光明。

写完井岳秀，还有点儿余味未尽，兹附陕北民歌一首于文末，名字就叫《井岳秀》：

好一个井岳秀，真个坏骨头，他把咱陕北做了个挖苦，新式差实完不清，逼起闹革命。

好个务农人，受得实苦情，一年的杂税完不清，稽查衙役上了门，真实立不定。

官逼民众反，世事大动乱，他把咱老百姓没杀完，银子花了四百万，又把晋军搬。

四月二十三，白军快完蛋，前后沙坪上打一回仗，赤卫队伍端上枪，把他们活捉完。

俘虏带回营，给他们换衣衫，要吃甚来就吃甚，要想回家路费送，回家探母亲。

——至于怎么唱，老萨可就不会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12:34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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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天抽二两大烟土的共产党

[冯玉祥的大将、人称“大主教”的张之江在练拳——他是武林高手。这位张将军唯一的缺点是膝盖比较软，有过在电话里给老冯下跪的段子，而且老冯还要通过勤务兵确认：“真跪下了？”“是，真跪下了！”......]

张作霖翻脸后，一场恶战下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吃了个大亏，被迫从华北撤退。尽管如此，冯玉祥的大部分部队都没有失去控制。——西北军作为一个团体，能在历次军阀混战中败而不散，那是具有相当向心力的，而这和该部队的灵魂人物冯玉祥很有关系。

当年罗马共和国之战中，独裁者苏拉称霸地中海，这个相貌丑陋、精力充沛的家伙令整个罗马胆寒。他的敌人马略说：“和苏拉交手的时候，要同时和他性格中的狮子和狐狸进行战斗，而狐狸的苏拉，比狮子的苏拉更难对付。”——冯玉祥也是这样一位狮子和狐狸的组合。

冯玉祥一生强调“爱兵爱民，体恤下情”，但是在陕西剿匪时，他又最善于摆鸿门宴，“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这句座右铭对冯来说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他独特的带兵之道、农民式朴实的狡猾、刘备一样的用人眼光和天生的谋略，使得西北军在这个老粗手中象放出瓶子的妖魔一样迅速成长。

蒋百里先生评价，冯玉祥是新旧军阀中“最善于带兵者” ——当然，这句话也隐含有老冯不太会“将将”的意思。

他的国民军之所以从军队素质上胜过其他军阀一筹，是因为冯玉祥带兵有三大绝招：

第一、兵源。冯玉祥招兵，只要秦、冀、鲁、豫四省出身，不允许有不良嗜好，因此国民军都是北方大汉，天生具有吃苦耐劳、勤勉忠诚的优点。而且这四省民间多有习武的习惯，因此在单兵身体素质上，比南方军队好得多。后来，西北军被蒋介石调去剿共，就曾经夸耀说“和红军肉搏不用枪，抓着对方的刺刀就能把红军士兵从战壕里提出来活捉”！——这话虽然夸张，却倒也形象。冯玉祥很看不起山西军队，称其为“缴枪可以，缴醋葫芦不行”，所以他的部队里不用山西人。但是，在国民军向绥远退却的时候，冯的猛将宋哲元把晋北门户天镇围了三十多天却打不下来，这让冯大吃一惊！后来冯才知道，主要原因不在山西兵怎样怎样，而是因为守城的是一个厉害的年轻将领——傅作义。

第二、入伍训练。冯玉祥练兵，不象别的军阀“拨到盘里就是菜”，他的部队入伍教育独出心裁，当兵的先要文化教育，先教二百个字，然后再进行军事训练。——这在旧军阀队伍中绝无仅有！国民军部队都佩戴特殊的臂章，上面写道：“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这口号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老百姓对于士兵的观感自然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遭殃兵”，令人大觉耳目一新。当然，后来的“绥远大练兵”更是军事政治两手抓，西北军甚至比蒋介石的嫡系还重视政治教育，这大概是因为装备不好，不得不大搞“精神原子弹”吧。但是，这种搞法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西北军出的共产党也多。

第三，信教。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正宗的美以美长老会教徒，半点不带含糊的。可是老冯到底真信还是假信基督教，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中国近代史上号称“基督将军”的有三：张学良，那是真信，从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熏陶出来的；蒋介石，那是半信半疑，至少当初入教是为了讨老婆；冯玉祥呢，哪点也看不出他象基督徒！——原先他的部队靠帮会的力量不小，他大哥冯基道就是军内的青帮老大，不过冯玉祥发现帮会这个东西就象双刃剑，闹得不好很有可能玩伤自己，反而是基督教，教人洗心革面更为好些（老冯对于教义的理解，大概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所以就让他大哥入了美以美长老会。后来，冯玉祥军中有许多基督士兵，基督教对于冯玉祥而言，仿佛就是一个独特的政训系统。冯的军中还设一个“大主教”，就是他手下的将军张之江来顶（也有说冯玉祥部队的“大主教”是余心清。不过，冯曾经称张之江为“大主教”是没错的），冯还为他专门盖了一座可以拆了带着行军的木头教堂。——怎么看怎么象洪秀全的“拜上帝会”。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南方军阀唐生智和老冯在这一手上异曲同工，冯玉祥是“基督将军”，老唐呢，玩了一把“佛军”，让部下都信佛。不过他信佛是有自创的理论依据的，他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一回事，于是得出一个奇妙的结论：“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马克思看了会不会当场疯掉，那就不知道了......

西北军部队素质较高是它团结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出色的领导集体——

看看北京时代的西北军上层，可谓将星云集、群英荟萃。当时西北军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三个军长分别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这三人号称“三巨头”，因此冯能够成为西北军的灵魂，也有一些巧合。

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是西北军的核心，这支部队源出第16混成旅，他的部下多有后来成名的武将，比如鹿钟麟、宋哲元、孙连仲、冯安邦、韩复渠、石友三、佟麟阁、刘汝明、孙良诚、梁冠英等等。有趣的是，这些人多半是冯玉祥的亲兵出身，比如韩复渠是他的卫士出身，冯安邦是冯玉祥当营长时候招的兵。——从大字不识的行伍中提拔将官，冯可谓“慧眼独具”，而且他还很少有看走眼的时候。上述这些人后来都是封疆大吏，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治理起地方政治来，一点儿都不含糊。后来西北军主流的将领，多半来自第一军。

胡景翼的国民军第二军仅次于冯玉祥，是护国战争中反陆建章起家的，因此第二军和冯玉祥有很深矛盾。胡景翼的干部班底，来自于他早年在自己家里搞的“华山聚义”——“论剑”有没有不知道，但是胡武功高强，大约比划一下也不奇怪。“华山聚义”派的人物后来也有不少名将，比如井勿幕、邓宝珊（就是解放战争中，在榆林让彭德怀吃瘪的那个）、续范亭、岳维峻、董振堂、高桂滋等等，还有后来投靠的一些杂牌，其中有个“怪物”蒋世济后面还要提到。

胡景翼本人是老同盟会员，胆大心细，政治手腕高强，要说在西北军中，能与冯玉祥相媲美的，也就是他了，但后来国民军第二军却戏剧性的解体（为什么？看后边），这实在是冯玉祥老冯的运气！

孙岳的第三军实力也不弱，在后来的西北军中却默默无闻，这和孙岳本人的性格有关。孙的祖先是抗清名将孙承宗，那可是袁崇焕的师傅！而且孙岳的名字又有一个“岳”字，因此部下皆目他为“岳鹏举”之流。——这些奇怪的联系给他平白增加了不少威望。

但是，孙本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武林豪侠。他头脑简单，任侠仗义，少年时看一老者受欺压，不由分说就提刀来打抱不平，并声言如果老者拒绝他拔刀相助，就把这老者杀掉。结果，他飞檐走壁干掉了老者的仇人，可人家对他这个“恩人”却避之犹恐不及。

冯玉祥称孙岳为“孙二哥”—— 孙是山东人，山东出了个武松武二郎，故此山东人都乐于被称为“二哥”。孙岳对冯玉祥这个称呼十分满意。看看后来蒋介石是怎么给“冯大哥”灌老米汤的，老冯当年就怎么对这“孙二哥”，恭维得他耳热眼跳，到处给冯当枪使。

孙岳因为“三.一八”惨案（还记得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么？）感到国势渺茫，愤而辞职下野，后来虽然出于义气，还跟随冯玉祥到西北，但是已经不愿与闻国事，不久就借口治病，到上海去了（开武馆？）。

他的主要干部是徐永昌，一个长袖善舞的老将，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军令部长、国防部长，比老冯的级别还高。还有，日本投降的时候的，中国的签字代表，就是这位徐永昌将军。除了徐永昌之外，再有就是庞炳勋、刘万春了。

关于孙岳，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号召“杀富济贫”，因此被怀疑是共产党，此时冯玉祥一句话就给他解了围：“有一天抽二两大烟土的共产党么？！”

也有人形容国民军是“一军私，二军滥，三军贪......”

国民军序列里还有一支短命的东北“国民军”，就是郭松龄的部队，由于他在冯玉祥支持下倒奉失败，所以这支国民军很快消失，只有魏益三部算是他的遗产。魏这个人没有什么名气，但是继承他的两个人就有名了,一个是“郝拼命”郝梦龄，一个是“刘抓瞎”刘家麒。1937年，两位将军同时战死在忻口和日军的恶战中。他们虽然不是西北军，但是和西北军，也有这一点儿特殊的关系。

当时西北军幕中还有蒋介石的义兄、亲日派头子黄郛，中国两个半军事家之一的“杨大炮”杨杰——这些这都是南方派来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团队，南口之战西北军虽败不乱、大旗不倒，在张之江指挥下，有条不紊的向西北退却。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12:40 AM 編輯 ]

初中生

五、猛虎在山

[一代豪杰宣侠父（右），另外二人为：博古（中）、李克农（左）。]

国民军退到西北，很快安定下来。对于西北这个老巢，冯玉祥手下的头牌参谋官鹿钟麟早有安排——早在北京时，他就派出骁勇善战的孙良诚到甘肃督军刘郁芬处协作，共同经营后方。当时，吴佩孚调动了当地军阀的两支大军夹攻刘郁芬，许愿打垮刘郁芬后，一支军队的首领封为省主席，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封为督军。结果孙良诚亮出“猛张飞”的工夫，先南后北，几个回合就把北洋军打的落花流水。也因为这个，让冯玉祥另眼相看，一直是把孙良诚作为冲阵猛将使用。

孙良诚1949年向共产党投诚，说起来他这一步本属“站队正确”，下场本来应该不错，但他这个“投诚”投得也挺委屈的，反反复复了好几次，最后连部队都走在去共军兵营的路上了，老孙还忍不住跟部下落泪说：“你们要不就走吧，别跟着我了，这是冯老总最后一点儿骨血。”那意思是“这次我把部队都交出去，世界上从此就没有西北军这一号了”。要不孙良诚怎么只能算“投诚”不能算“起义”呢！——从政治上说老孙比较糊涂，但从“讲义气”的角度，孙良诚对得起冯玉祥和西北军了。

由于孙良诚怀着这种心思，最终他还是又叛回去了。他投诚后，自告奋勇要求去说降蚌埠守将刘峙，于是中共派原先潜伏军统、后来归队的地下党员周镐陪同前往，孰知这是孙良诚、刘峙作的局，孙一到蚌埠，周镐即被刘峙关押，旋解赴南京，枪杀于雨花台。——拿共产党的人头作大礼，这样的事孙良诚早年干过不止一次，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都1949年了，这样的“死心眼”实在少见！

不过，由于他手里没了部队，因此这次投回来，老蒋对他就很不客气了！他一回到南京就被蒋投入狱中，随即被保释出狱，到了上海。解放后，孙良诚被周镐的遗孀找到并告发，于是孙再次被捕入狱，并于1952年3月病死于山东战犯管理所。

孙良诚在西北军中以“善打恶仗”著称，不过他也有个克星，那就是后来被称为“袖珍委员长”的国民党名将陈诚。

陈诚是越往后越不会打仗，在东北打出个“火车南站通北站”来——“剿林彪”把林彪都剿到沈阳郊外来了！因此，普遍认为陈诚政治能力强于军事能力。

不过，早年的陈诚还是挺能打的，曾经把张少帅打急了，给陈诚送信要和他在黄河铁桥上决斗。陈指挥的十八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最早建立的部队，装备精良、干部抱团，在和旧军阀作战中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中原大战的时候，因为孙良诚战斗力强，老蒋觉得不好招架，就派陈诚的十八军盯着他打，几次较量下来，陈诚不负众望，给孙良诚以重创。孙由于损失太大，以后见到十八军的番号就绕路。后来此事被何成焌等一班杂牌军知道，只要和孙良诚交手，个个都打“十八军”的旗号。——老孙西北人，实在！看了这满地“十八军”不明真假，只好一面乱骂、一面敬而远之。这件事传到南京，让蒋委员长开心了好久，陈诚也从此“圣眷不衰”。

这是跑题了，不管怎么说，在老冯从苏联讨来支援之前，刘郁芳和井岳秀成了国民军败军的“救命菩萨”。

从苏联回来后，冯玉祥潜心思索，终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据说华盛顿也曾经在吃败仗之后苦苦冥思而悟道，可见冯确实具有天下枭雄的本质。不过，他的结论可不是什么“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或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深湛的精神显然超出了冯的想象能力，他想到的是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早年的“靖国军”说起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用这样一支部队打天下是没有希望的。“西北边防军”出身的国民军虽然好一些，但是依然没有脱开旧军阀的底子。结合了过去的历史教训，冯玉祥认为，只有训练出具有“严明军纪、吃苦耐劳”精神的部队，才能够称雄天下。于是，冯在绥远五原誓师，重整兵马，主动开办军官学校，整编部队，严明纪律，开始了“绥远大练兵”。这次大练兵，应该算是西北军脱胎换骨的重要里程碑。共产党人刘伯坚进入他的部队，成为国民军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冯在国共决裂后提到刘伯坚还是赞不绝口，深为折服，而对那个叫他倒了大霉的共产党人柯庆施，则闭口不提。

这个时候到冯军中的共产党干部，还有一个怪杰宣侠父。

宣侠父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风流潇洒，文武双全，但此人在老蒋看来，则是“脑后生反骨”不可救药的人物。——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生爱护有加，轻易舍不得处罚，而宣侠父就是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一期生。

宣侠父与蒋军内部很多高级军政人员，比如胡宗南、戴笠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些人经常向蒋保举宣，蒋也就屡次对宣予以起用，但每次起用他必以“反蒋”告终。最后老蒋被他折腾得恼羞成怒，在他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期间，授意戴笠将他骗出杀害。——因此宣侠父算是抗战中死于国民党手中的中共最高级将领之一。

戴笠一生号称有“侠义风”，但也曾杀了一个良师、一个益友。

良师就是“暗杀大王”王亚樵。戴笠曾执弟子礼在王亚樵部下任见习排长，并曾代蒋介石出面，拉王亚樵入伙。无奈王亚樵反蒋十分坚定，戴无法使其转意，于是双方刀兵相见。在恶战三次以后，王亚樵终于在广西隐居处被戴笠手下大特务吴赓恕刺杀。这个结果固然让蒋介石满意，但也直接造成了王的班底在华克之的率领下投奔了共产党。

益友就是宣侠父。戴笠是宣侠父的学弟，两人都有豪放一面，私交甚好，即便宣侠父坚决反蒋的情况下，戴依然有和他江上同游的经历，并在此后屡次向蒋推荐重用于宣。但是宣侠父终于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再次叛蒋而去。自此，好友成为寇雠，宣侠父终死于戴笠之手。

宣侠父的才华确实出色，冯玉祥就有“要用宣侠父，须以一百门大炮来换”的说法，可见其身价之高。他抗蒋而出校时做诗云：“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第一次看到此诗，萨叹曰：真一时豪杰也！

冯玉祥的基本干部，象韩复渠、宋哲元、方振武、吉鸿昌等，都是在“绥远大练兵”这个时候确立了自己在西北军中的地位。有很多这样的将领都是这时候从最低级提拔的，比如他的卫队连长黄德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提升——“黄德全”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他后来的名字“黄樵松”更为人所知。后来黄樵松台儿庄打过鬼子、信阳抬棺战过日军、最后在太原投过共产党。他后来做到蒋军嫡系国民革命军30军军长。

黄德全堂堂男儿干吗改名字？据说是因为冯玉祥娶妻李德全，他由于敬重夫人而改名。但萨觉得，他作为冯玉祥的卫队长，那也是万不得已，否则一听见司令喊：“德全......”——要想判断出司令是叫警卫还是叫老婆，那可挺不容易的！

黄樵松作战属于“悍将”一流，和日军打、和徐向前打都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不过黄略有些有勇无谋，在解放战争后期，太原失守前他准备起义，但却部署粗疏，终被部下27师师长戴炳南、副师长仵德厚告密而遭到诱捕，随即械送南京，死于雨花台。

冯玉祥认识到自己部队的军官素质不足，也曾经采取过邀请俄国顾问、聘请军校学生等方法予以提高，但是冯早年曾经在第16混成旅办过干部训练班，他明白自己的财力和素质都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黄埔军校”。但是冯聪明绝顶、招数实用，他的做法是“土法上马”，练兵而不练官，军官就从行伍中提拔。这样的结果更能团结士兵，而且军官了解部队，同时也易于管理。

冯玉祥没有什么政治纲领，按照他的“真爱国，真爱民”原则，就是强调两点，一个是“爱民”，一个是“官兵待遇平等”，这是很朴实、也很容易为普通百姓和士兵所接受的简单道理。当年提出类似口号的军阀队伍并不少，而能够象冯玉祥那样踏实肯干、处处落到实际的，凤毛麟角。于是西北军的力量迅速扩大，其主要干部队伍，也在此时形成。从此西北军成为一支具有鲜明特色的军队。

在“主义”林立的世界里，善于作秀的冯玉祥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带点儿老粗的憨厚形象，这为冯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如果看当时西北军的照片，就会发现它的高级将领都是粗衣陋食、廉洁奉公，象宋哲元、赵登禹（赵是武林高手，曾经有骑真老虎照相的照片，不过当时那老虎已经被乱枪打得半死了......），就和一般士兵难以区别。而冯玉祥本人也不穿将军服，从来就是一套二等兵的服装，其朴素不亚于朱德。

这支军队训练严格，吃苦耐劳，例如冯玉祥的“教练大师”张自忠在训练中就常常带兵不穿鞋袜雪地行军，（张自忠因为口头禅“我扒了你的皮”而得一外号“张扒皮”，也有说“张自忠惩罚违反纪律的官兵时，常用扒皮竹竿笞打”而得名），因此冯玉祥的军队战斗力很强，同时能够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扰民事件较少，曾经有过士兵偷吃老百姓西瓜被方振武枪毙的极端事件。冯部还能够为地方开办工厂学校、种树开荒、修桥补路，一时间声威大振。

如此一来，连周围马鸿逵等地方武装，也对冯玉祥表示臣服，西北军的力量更为壮大。这里单独提到马鸿逵，是因为他派来与冯玉祥联络的参谋长气宇轩昂，让西北军众将颇为钦仰。——这个人的名字叫作刘志丹！

到了1926年9月，兵练得差不多了，而且还跑了一趟苏联，冯玉祥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他记起来半年以前，杨虎城处来过一个求救的使者，说杨虎城让吴佩孚手下的“镇嵩军”给包围在西安了。那时候老冯刚从北京败退，自己的坟头还哭不过来，哪有心思管他啊！现在冷不丁想起来，老杨怎么样了？不会骨头都能敲鼓了吧？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12:44 AM 編輯 ]

初中生

六、饿不死的杨虎城

[土匪出身的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杨虎城]

杨虎城的骨头真的快能敲鼓了——饿的！

说起来老杨可不是等闲人物，此人乳名“杨九娃”，大名“杨彪”。少年的时候是一刀客——这是陕西话，就是“土匪”的意思。关西道的土匪，威风素著，《双旗镇刀客》看过没有？啧啧，那可就是杨虎城一路的兄弟！

这次国民军起事，杨虎城也在西北遥相呼应，他的老根据地在哪儿？延安！难怪杨后来“赤化”，敢情也是喝延河水的啊。

这时北洋军在关中的部队数量不多，1925年7月杨虎城率部南下驱逐北洋军阀，一路势如破竹，将北洋直系军阀部队驱逐至秦岭以南，随即就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也就在这个时候，杨开始同共产党人合作，南汉宸、魏野畴等陆续进入他的幕中。——此举也种下了20多年后杨虎城被杀的种子！

为什么张学良没有被杀，原因有很多。为什么杨虎城被杀？因为他向共产党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真的要当共产党！——吉鸿昌被杀也是同样道理。

杨虎城虽然兵马有限，但是在他这一亩三分地里，出的人才可多了，随便点几个吧：给毛泽东讲解西北军情况的孔从周，牺牲于抗战中的98军军长武士敏，横行江汉的“半个伟人”王劲哉（他曾说，当时中国有两个半伟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算半个），大战坂垣征四郎于雪花山、日后成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的赵寿山......

好景不长，1926年1月，一支十万多人的大军突然杀入了关中渭水平原，这就是归附直系吴佩孚的“流氓军”刘镇华部。这支部队原来是土匪（十万人的土匪？！够拽的啊！），一直在豫陕两省活动，号称“镇嵩军”，早就窥伺八水长安的神器，这回乘着国民军在北京失势，趁火打劫来了。

当时杨虎城部下只有几千人，招架不住，迫不得已撤进了西安城。好在他的进步思想比较深入人心，陕西督办李虎臣和西安的老百姓都拥护他——刘镇华所部全无纪律，净是“王老五”、“蔡老六”这一类胡子山大王，一路上烧杀抢掠，势如蝗虫，陕西人也实在怕了这帮“流氓军”的暴虐。

于是，双方就在西安城上城下对峙起来。

杨虎城善于用兵，国民军哀兵必胜，守得滴水不漏。论起攻城战，刘镇华不是杨虎城正规军的对手，强攻、爆破、挖地道，一连8个月都一筹莫展。可是城里种不出粮食，到冯玉祥老冯想起他来的时候，西安城里已经饿死五万多人了。杨虎城急得要在鼓楼上吊。

说起来老冯和老杨还是颇有相似之处——

两个人都是老粗出身，却都喜欢舞文弄墨，说到水平，杨虎城亲近文人，勤于学习，要稍胜一筹，例如读现存他的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踏上浪头干一场！”——虽然粗豪，还是颇有韵味，比起老冯的“拼命作枪炮，将招大危险”要好得多。不过，冯后来潜心读书，他的自传颇值得一读，算是脱胎换骨。

两个人都娶了“另类”的老婆。冯玉祥的李德全小姐是“上帝派我来管束你的”，杨虎城的太太更不得了——谢葆真是正牌的共产党！

两个人都作了上将。老冯兵多，做的是一级上将；老杨资格老，做的是二级上将。

于是，这两条好汉颇有点儿“惺惺相惜”的感觉，现在冯玉祥既然想起杨虎城来了，那当然要去帮个忙，顺便也把西安装进自己的口袋。1926年9月，冯玉祥决定率军南下关中，解西安之围。

吴佩孚不是垮台了吗？河南驻防着骁勇善战的国民军第二军，吴怎么能从那里派人攻击西安呢？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12:06 AM 編輯 ]

初中生

七、武林高手胡景翼

[胡景翼的书法作品，西北军中如此文武双全的人物不多]

问题出在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身上。

胡景翼，字笠僧，留过日本，追随过孙中山，后来投了冯玉祥。这个人和井岳秀相似，也是个武术爱好者——西北军将领好像特别喜欢武术，1923年胡景翼当了师长，还曾经和“三皇炮锤拳”传人李景清比武较量。更难得的是胡文武双全，书法俊秀，流传至今。

他和冯玉祥有点儿过节——1916年的时候曾经发难活捉冯玉祥的表弟陆承武、逐冯玉祥的内姑丈陆建章出潼关。但这只是因为胡景翼是革命党，而陆建章是保袁党，因此并不是揭不过去的梁子。

等到靖国军大战陈树藩时，胡景翼是靖国军中陈树藩最为忌惮的对手，陈树藩曾经气急败坏地亲自给胡景翼打电话，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话是挺狠，可动起手来还是打不过胡景翼。胡景翼的军队一直打过渭水，兵临城下。

可惜的是，豪爽的胡景翼中了老朋友姜宏谋的诈降计，单骑入渭南谈判的时候被姜扣了下来，狠狠地丢了一回面子。——他以为自己是郭子仪？！

要说西北军中多是这样“讲义气”的莽汉，上面提到的井勿幕，也是这个时候被人骗去开会掉了脑袋。胡景翼算是幸运，后来还有机会和冯玉祥一起在北京领导国民军。难怪后来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而杨虎城不去——这种事西北军见得太多了啊！

1925年胡景翼在北京起事后，他率领的国民军第二军没有和老冯同行，而是南下直取河南。国民军骄兵悍将，打张作霖虽然有点儿难拿，但对付河南的土包子还是游刃有余，如卷席、如开山，转眼间对手纷纷投诚，拿下开封、郑州、信阳，包括山东都有投降归顺的。阎锡山看了眼红，也来抢过地盘，一个回合就让老胡打得十万大军抱头鼠窜，胡景翼就此当上了“中原王”！

河南这地方经纬天下，俯瞰四方，胡景翼夺取了中州大地，踌躇满志，确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后来生产标准“中正式”步枪的巩县兵工厂，就是他接管后扩建的。胡同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帮助他改革自己的国民军第二军。——当然，国共双方对这个请求都相当重视，这从双方派来人员的阵容中就可以看明白。

国民党派来的是一个瘦瘦的老陕，名字叫杜聿明，这算是武的吧；还有个文的，那是胡景翼在日本的同学，名叫张群。好家伙，一个毛主席亲自敦促投降的兵团司令，一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阵容强大！

共产党派来一个顾盼神飞的文弱书生，一个沉默寡言的军校学生，名字呢？文的叫王若飞，武的叫徐向前。哦，也厉害！一个是周恩来所说“现成的副总理”，一个是威震天下的十大元帅！

而在接待国共双方派出人员的国民军第二军军官教导团里，有一个满嘴土腔的老陕，他刚娶了漂亮媳妇，满面春风，这个时候他当然不知道他张钟麟以后一生要在这国共两党之间颠来倒去。——这个未来的军官，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肆业学生，他有个表字“灵甫”，所以大家也喊他“张灵甫”。（初中生按：张钟麟，字灵甫；后改名“灵甫”，字“钟麟”——纯粹是吃饱了撑的！）

如此风云际会，胡景翼本来应该好好的为西北军开拓一个局面，而且以他的素来表现，也确有此能力。不幸的是天妒英才，武功高强的胡将军却忽染疔疮，开始也没当回事，不料越来越重，医治无效，竟然在1926年猝然病逝。太史慈死时的扼腕长叹犹在耳边，胡景翼在弥留之际，是否同样的无奈？——据萨认识的一个老大夫说，有些武功练了未必强身健体，倒是把全身的经脉搞通了之后，容易招来暴病。从胡景翼的例子看，这个说法未必没有道理。据说还有一位好汉杜心武也是这样暴毙，看来这不是偶然现象。

他的死直接导致了国民军第二军的解体。——好好的一支精兵后来就葬送在了河南“红枪会”的手里。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11:01 AM 編輯 ]

初中生

八、会说“圈圈”才能活命

[在国民军第二军当参谋时的徐向前，不知道那时候他有没有自称过“老徐”]

正如前面讲到，国民军第二军有头脑、能打仗的将领并不少。

高桂滋，他的公馆不但是“西安事变”中双方折冲纵横的风暴中心，而且还关押过老蒋。

在陕西剿共的时候，高桂滋比张杨还早的和红军签订了“和平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红军称高为“朋友”，而称井岳秀部为“卖国贼军队”，并要求在攻击井岳秀的时候，高桂滋要保持中立。——同为西北军将领，如此区别对待，高大概也啼笑皆非吧。

高桂滋犯过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杜聿明不予重视，导致杜一怒而回南京，不过这对杜聿明也未必是坏事，否则昆仑关大战打死中村正雄的，就可能是另外一位指挥官了吧？后来的红二十四军也是在高的部下中发展出来的。

邓宝珊，西北军中的一块吸铁石、和事佬，最善于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玩“辕门射戟”的把戏。

五原誓师后，西北军势力在甘肃急剧膨胀，和当地武装力量发生激烈冲突，西北军猛将吉鸿昌和马仲英拼大刀片，打得两败俱伤，总算赶走了马仲英这个“娃娃司令”，但地方上对西北军也是顾虑重重。于是，冯玉祥就派出邓宝珊，轻袍缓带、恩威并施，很快稳定了后方的局面。

提起新一军来大家都想到孙立人的“天下第一军”，可这个番号最初是属于邓宝珊的，他当了军长后，由于看到当地百姓穷苦，因此不愿扩充实力，新一军一个军只设两个旅，被人笑话为“新半军”。——体谅民情，一至于此！

但是，邓宝珊并非不能打仗，1946年在榆林城下死守大战，彭德怀整个第一野战军都徒呼奈何，令胡宗南嫡系的钟松之流难望其项背。

弓富魁，原来指挥国民军第六军，实际是个草头王、空头军长，于是也投靠了国民军第二军。

此人后来不太有名，但冯玉祥对他印象极深——他外号“一大一小”，每到领饷发粮这种时候，他的兵就多得不得了，满山遍野；可每到打仗的时候，他的阵地上老是没几个人，而且正面野战，一触即溃；但是假如派他去干偷营劫寨、断人粮道这种有油水的活儿，却总能完成任务。冯玉祥对他瞧着别扭，却又去之可惜。此人算是中国内战的特殊产物！

这弓富魁故事颇多，此人的部队都是惯匪、乌合之众，打仗的本事一般，偷鸡摸狗的技能超群。后来冯玉祥五原誓师、七路援陕时，弓富魁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却经榆林、入宁夏，可就是不说他“援陕”为什么向西走？——他也实在胆大包天，竟然在石咀山袭击石友三的第五路军一部，这倒不是弓富魁有叛乱之心，而是他太眼馋石友三部队的钢枪和军装。石友三自己就是霸王，怎能容得下别人窥伺？于是，马上调集人马，围将过来，弓富魁的大队即刻土遁，纷纷重抄旧业，落草为寇去也，留下弓富魁这个光杆司令等着石友三发落。

冯玉祥还算仁义，没砍他的脑袋，给他一个“国民军总参赞”的虚衔，但这第二路军自此也就废了。后来弓富魁每每与人谈及此事，都会无限后悔地猛击桌案，口中大叫：“啊呀！”——宣侠父对此人有一个很有趣的评价：“有许多土匪军队，大做着‘革命’的买卖，只不过弓富魁是其中的不幸者罢了”。

不过这人后来还参加过“抗日同盟军”，被抓捕后在法庭上仗着武功高强居然铐打法官！还好，当时国民政府只对共产党十分忌讳，对于他，还认为是条好汉，未加过分的处置。此人1938年病逝陕西。

问题是国民军第二军的核心，天生就是胡景翼，他的死去，让部下顿失重心。要说他的死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一样造成一个强大集团的崩溃，这未免太抬举老胡，但是他死后国民军第二军的确成了一盘散沙！

继任胡景翼的是岳维峻。

说起来，岳维峻年轻的时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当初是胡景翼“靖国军”里面的一个纵队司令，胡景翼被陈树藩诱捕后，大家推举岳维峻代替指挥。不久，有胡景翼的信送来，要部队投降，结果被岳看出破绽——胡是书法大家，在信中用粗细笔划区分，写出了完全相反的命令，岳当即下令痛击，把来接收的陈树藩部旅长击毙阵前。

胡景翼去世，岳维峻在河南继任后，报纸上一度称为“豫岳直吴”，将他与吴佩孚并列。但是岳不善带兵，而且贪污成性。他继任之后很快腐化，和国共两党派来的工作人员格格不入，因此在军中威望不高，制不住那些骄兵悍将，于是只好放纵他们横征暴敛以卖乖示好。——原来胡景翼的国民军第二军纪律严明，颇有战斗力，到了他手中不到一年，就闹得军纪败坏、政务糜烂。河南人民无法忍受，各地纷纷起义驱逐国民军第二军驻军，其中最有规模的组织居然是“刀枪不入”的红枪会。

河南这种地方，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一般的外来户即便兵强马壮也要让他们三分，否则虽然一时得手，往往后面要被翻盘。不要说国民军第二军，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也制不住河南的地方势力！抗战的时候，豫西别廷芳司令干脆就是一独立王国，自有王法——据说汽车有汽车道，牛车有牛车道，走错了道，汽车扎胎、老牛砍蹄。别廷芳的部队，就算是面对国民党嫡系也敢叫板，打得堂堂中央军汤恩伯司令化要装成伙夫才逃出生天！

岳维峻弹压不住，河南全省一片混乱，吴佩孚乘机派军队介入，岳维峻出战被活捉，国民军第二军各部纷纷溃散。

据说河南“红枪会”当时在边界设卡，捉拿国民军第二军的逃兵，方法十分简单，在地上画一圆圈，让其说这是什么，如果说“圈圈”，便可以放行——国民军第二军的兵源是陕西，一说便是“区区”，立刻锄头红缨枪齐下，打死无论！那个时候，不是陕西人却因为大舌头被误杀的，大概也不少。

国民军第二军各部就此各奔前程，大部分并入了冯玉祥的系统。

值得说一句的是岳维峻的结局。

吴佩孚是个“英雄相惜”的人物，杀俘虏这种事他干不出来，所以岳维峻并没有受什么委屈，还到山西小住了一段，他后来回到部队，收拢国民军第二军中那些忠于他的残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34师师长，也算待遇不错。——倒霉的是，他偏偏热心的去剿共，还身先士卒（有人好像总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结果再次兵败被俘。这人当俘虏比较上瘾，直到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还保留着红军的漫画，名字就叫“活捉岳维峻”，画上岳师长衣着整齐，威风凛凛，像散步似的在前面走，后边是红军小战士拿绳儿牵着，欢呼雀跃......

您说和红军交手，一打就挨抓，岳司令是不是缺心眼？事实上他还真不是缺心眼，他明白红军不是好惹的，所以未思进、先思退，身边准备了一匹西北快马，还有八个武功高强、聪明伶俐的马弁。岳早年有“精于骑射”的美称，虽然这些年享福，肚子大了，功夫打点儿折扣，但逃跑还是绰绰有余的。

那怎么还给抓了呢？

倒霉就倒霉在这八个马弁身上！——一败下来，这八位的武功就都施展开来了。阻击红军？八个人能挡得住红军么？这八位不是都聪明伶俐么？怎么会想不明白这一层！既然不可能的事儿，那就不要去做！于是，这八位就为了抢那匹马打起来了，最终武功最高的那位抢了西北快马绝尘而去，其他人打输了，自觉学艺不精，不好意思再和岳司令见面，也一哄而散，就这样活活把老岳让给红军了！

有意思的是，俘虏他的正是当年共产党派到西北军中的代表、他的老部下徐向前。当年岳维峻没把人家当回事，只让徐向前在军官团里当一小小的参谋，现在报应出来了！

徐对他还算客气，留他在苏区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红军急需的纱布绷带、飞机零件什么的就通过岳家的亲朋好友源源不断的运进来。如此一来，岳司令生活上也没吃亏。

可好景不长，过了半年张国焘来了，这小子是一左撇子外加只会左转弯的主儿，一看俘虏里还有这么一个大军阀，一声令下二拇指一钩，岳维峻就找胡景翼报到去了！——这不是说共产党比吴佩孚没风度，而是张国焘变态，他是两边都杀，苏区的布尔什维克也让他杀得血流成河，这岳维峻能和曾中生等红军一代名将死在一起，也算他死得不亏。

说起来，岳维峻也是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级别的，最后竟落得和胡长青一个下场！哎，同志们呐，腐败害死人啊。

岳维峻的死，宣告了国民军第二军系统最后消亡。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11:52 AM 編輯 ]

初中生

九、落魄的凤凰吴佩孚

[一九二四年美国Times（《时代》周刊）上的吴佩孚大帅，考虑到李宇春刚刚上了Times的封面，可见那个时代吴大帅的魅力直追超女。]

其实，河南的种种变化，吴佩孚早就看在眼里。

既然文章的名字是“西北军传奇”，不提提西北军的老对手吴佩孚就太不够意思了。吴佩孚素以“关云长”自诩，讲义气、能打仗、不贪污、不娶妾、不住租界、好读《春秋》，也有关云长那样的气节和傲慢。

这位北洋“常胜将军”和冯玉祥在带兵方面正好相反。冯玉祥体察下情，善于练兵，常常亲临阵前，为士兵考虑得特别周到，擅长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而吴佩孚则善于将将，他的战略大局观特别好，善于指点江山，一出手就是指挥某个督军或师长。此外，吴的诗词也十分出色，看看“叹江山如故，异族错落。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河。”——那是典型的儒将！

吴和冯可谓“一生的对手”，两个人谁也不服谁，从一见面就互看不顺眼。其实，最初在战场上冯还救过吴，可是吴并不买帐，就好像前世的冤家一样。

两个人在一起经常有做戏的雅兴，在第16混成旅时代，冯玉祥奉命援闽，结果却在湖北武穴不走了，发通电骂段祺瑞老段，要“和平”！曹锟做调停人，催他赶紧去福建。冯玉祥就假装坠马把自己腿摔伤了，说什么也不走。曹锟和吴佩孚坐火车来看他，冯玉祥架个拐杖上火车，意思是“我这个样子，你好意思让我去打仗么？”曹锟早有准备，安抚他说：“不要去福建了，你到湘西去吧，我发表你当湘西镇守使！”冯玉祥目的达到，“和平”也不要了，笑眯眯的下了火车，正走得兴冲冲、大步流星，吴佩孚探出头来叫：“你拐杖拉火车上了！别装病了，快把常德、桃源拿下来吧！”两人大笑而别。

实际上两个人都是中国旧军人的精华，他们的军事才能皆是脱胎于传统的中国社会、面向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但是都没有建立和维护一支现代化国防军的能力。——在民国初年那个时代，真正有这个才华和底蕴的，只有中国第一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可惜他又没有条件来施展自己的宏图。要老萨说，这三个人堪称民国早期军事领域的龙（吴）、虎（冯）、凤（蒋）三杰。

正因为这种局限，到30年代以后，吴佩孚和冯玉祥这两个老对手都走向了衰落，把中国的军事舞台让位给后起的国军和共军。

虽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背后一击把吴佩孚搞得窘迫不堪，可吴大帅并没有气馁，你看看他听到“冯玉祥叛变”消息时的表现，就能够明白吴佩孚的勇气——

当时直奉大战正在胶着状态，吴佩孚绝地屯兵，据险死守，张学良、姜登选率奉军精锐第三军团全力仰攻，双方死伤惨重。在酣战中，副官送来一电，吴大帅看完，满面红光，刷刷撕成几片，喝道：“好，援军今晚就到，各路准备总攻！”可一散会，吴佩孚就带上八百卫队穿山越岭南遁了！——电报告诉他冯玉祥已经叛变，正在向他的指挥部猛扑过来。国民军都摸到屁股上了，吴佩孚还能如此从容，可谓统帅风度不让三国陆逊。

吴乘坐铁甲列车连夜南撤，中间转乘“华甲”舰摆脱追兵，几番周折退到了当年他开府治事的河南中州。他可不认为自己是“走麦城”，他知道北京这个好地方必定是“一山难容二虎”，更何况是一群虎呢。于是，吴大帅镇定自若地退到了鸡公山。

这里说几句这艘“华甲”舰，该舰是有些来历的，可算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批战利品。“华甲”舰原为德国海军在远东地区使用的运输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其主要实际行动有三：

第一、利用开战借款，装备一支“参战军”，由徐树铮率领西进，做出赴欧参战的姿态，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北军的前身之一；

第二、派出劳工旅赴欧洲西线从事劳动和勤务；

第三、派海军截击扣留德国在华舰艇商船，所获颇丰，其中商船和运输舰共缴获十艘，按照天干分别命名为“华甲”至“华癸”。“华甲”舰就是其中舰况最好的一艘。

这条船命很长，在吴佩孚使用过之后，该舰编入中央海军第一舰队，改名“克安”舰。抗日战争中国海军近乎全军覆没，仅有六艘舰艇幸存，“克安”舰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曾被击伤，依然得以保留到战后，后被撤往台湾。

这鸡公山风光秀丽，山林幽静，正好修养一段时间，于是吴大帅在这里闭门读书，还写了一块匾额“小桃源”——不过这“小桃源”对日本人来说是个有名的伤心地，12年后桂系第七军就在这里端了日军医院和后勤部队，轮奸虐杀日本女俘，把“小桃源”变成了修罗场。

现在的吴大帅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他只是看书、做诗，顺便坐山观虎斗。

关于这段文字，颇有些朋友向萨表示疑问，因为抗战中国共双方对日军战俘政策都很宽厚，而第七军号称桂系“钢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当不至有此“兽行”。

先看看此战背景。第七军袭击鸡公山之战，发生在枣宜战役期间。日军在随枣战役之后，因为没能达到“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威胁”的战役目的，1939年春夏之交再次发动以“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为主要目标的枣宜战役。此战李宗仁以84军谭连芳部在正面阻击（173师师长钟毅将军在此战殉国），挥主力于两翼，试图围歼日军。第七军当时驻扎大别山中，是李宗仁长官用于断日军后路的一支奇兵。

当时，日军十一军以鸡公山为重要补给基地，防卫比较薄弱。第七军即以171、172两个师，配合熟悉地形的地方武装，奇袭攻占此地，给日军沉重打击。

此战因为日军有大批非战斗部队集中在鸡公山，所以包括随军医院、慰安所等单位，均有相当人员被俘。在此战后，后勤被切断的日军开始败退，1939年5月10日，中国军队收复枣阳。只是由于电码失秘，导致深入敌后的张自忠将军战死，右翼兵团失去指挥，日军才得以稳住阵脚发动反击，中国军队随即被迫放弃枣阳、鸡公山等地撤退。

最初在国内看到有关鸡公山“国军虐俘”现象的材料，也曾想是共产党方面对国军的“想当然”，一笑置之，不料后来到日本却见到了旁证。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3 02:07 PM 編輯 ]

初中生

十、化蝶

[被冯玉祥万般看重的刘伯坚，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老冯对他的看重也给刘伯坚带来了不幸——后来因为与博古不合，在红军长征时，刘伯坚被留在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后在马岭激战中负伤被俘。刘立即被人认出，因为他太有名了！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都见过他的照片......一代英豪，以“主义”之争而杀之，老蒋太忍！]

这个旁证，说来不甚光彩，就是日本右翼所编的《南京事件真伪检证》，此书的目的在于否定“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种图书在日本颇有市场，然而却不值一辩。你的文字再漂亮，能够掩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那些沉默的白骨么？纸写的谎言，终究难掩血写的事实！

然而，此书的作者确实有厉害之处，那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推翻历史”的“突破点”——中国历史文献中使用的日军暴行照片。他通过对这些中国历史文献中使用的照片进行考证，说明有些照片是误用，从而制造“中国人在说谎”的印象，进而否认历史上曾经存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的日军暴行。

的确，在法律上，如果认定一方的物证无效，确可以陷其于十分被动。

然而，你能够面对一些被错用的照片洋洋洒洒，可你为什么不敢面对那些在抚顺万人坑中至死还戴着镣铐的骷髅、那些在南京挖出的带着刀痕的儿童尸骨？这些沉默的证人，可是你视而不见就能够消失的？

不过，日本右翼对于照片的考证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这也算是给我们作这方面研究的朋友提了醒！——在这种事情上要认真啊，不然有理的事儿，也自乱阵脚，给人没理的印象了！

《南京事件真伪检证》一书中“检证”的照片有些颇有名气——

比如《海军长江抗战纪实》中，被日军“误击”搁浅的美国海军“帕耐”号炮舰照片，检证结果是，这本是江阴抗战中壮烈战沉的中国海军“宁海”号巡洋舰，两艘舰艇线型、吨位都差别很大！

再如若干出版物中常用的一张日军731部队活体解剖照片，实际是日本军医在为通州事件中死于中国张砚田起义部队之手的日本侨民作尸检。

另外，一张被剖腹的女尸照片曾被广泛用作日军暴行证据，书中却判断为“在鸡公山被奸杀的日本护士”（个人推测可能是慰安妇），是日军在夺回鸡公山后，为保留“重庆军施暴”的证据而拍摄的。（日军在占领武汉后，称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为“重庆军”，以表示仅认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是一个地方政权）——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正确，作者提供了中方图书中所用照片，和日方保留的原始照片进行对照，其中中方照片显然是从日方原始照片上截取的一部分，日方照片上在女尸之外，还有其他穿着类似和服衣服的死者，如果不是此书作者在搞PS，那么中方引用这张照片的时候，可能确实犯了错误，同时也从一个间接的角度，说明了鸡公山确实发生过前面所提的事情。

至于以“纪律严明”著称的第七军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兽行”？看日方的材料，死者不仅一人，不似个别施暴，而是有一定规模的行为，可是第七军有关的材料也确实没有记录。我的判断，可能问题出在随同第七军行动的地方部队上。

随同第七军行动的地方武装，来自大别山区，这里曾经是红军的老区，而所谓的“地方武装”，其实就是五次反“围剿”中的地主“还乡团”之流的反动武装，在“围剿”后那些“反攻倒算”中，以“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著称的地主胡汉三们，是出了名的残忍凶悍、目无法纪，在加上对日军在中国各种暴行的仇恨，做出些出格的事情，恐怕也毫不奇怪。

至于错用照片的事情，这个日本作者归结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行为”。其实，从我的了解，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特务出身的国民党将军康泽，和共产党倒是关系不大。

康泽在国民政府中负责“宣传揭露日军暴行”的工作，在武汉、重庆等地多次组织过“揭露日军暴行”的展览和记者招待会，主持发行过相关文献资料。不过，由于康泽本身并非这方面专家，而且战时仓促间难以组织充分的审订，因此康泽作宣传使用的材料中，错用照片、谬误地名等等随处可见，而后来的研究者往往以为既然是“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材料，自然可靠性高，不加区分而进行引用，就使问题进一步扩大了。

言归正传，吴佩孚在鸡公山上一面读书，一面和湖南赵恒惕等军阀眉来眼去、互通有无。转眼间，北方的直鲁联军就乱打成一团，奉系旧将张宗昌向吴大帅输款投诚——因为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

吴佩孚下山重整旧部，一路上势如破竹，直抵长辛店。这时候吴大帅显示了他的为人——当时正逢郭松龄叛变，张作霖父子举止失措，奉系军队几乎解体，吴佩孚取之已经易如反掌，但吴佩孚联想到冯玉祥的背叛，将心比心，于是下令停止对奉系作战，且把他预先派到东北绥芬河抄张家父子老巢的部队也撤了回来。——这一下子直系奉系顿时化敌为友，后来打冯玉祥的时候，两家就跟亲兄弟似的。

此时，吴佩孚在河南的势力不大，只不过托庇而已，当看到国民军第二军大乱，河南有机可乘时，吴佩孚突杀回马枪，挥军南下，他的先锋官是民国名将靳云鹗，一路势如破竹——早说过吴大帅善于“将将”，他是很少亲自出马的。就象前面说的，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本来就趋于崩溃，基本没有抵抗，只有个蒋世济在信阳死守。

蒋世济这人也是西北军中一个怪物，如果从影响来说，不应该写他，但是他的情况太个别，不写可惜。

蒋世济的部队人数不多，训练也不好，可是独当靳云鹗的虎狼之师，其部队的军心却十分稳定，原因是蒋世济此公竟敢在阵前大抽鸦片烟。——蒋世济是大烟鬼中的特殊品种，人家抽大烟越抽越瘦，他却越抽越胖，长了一身烟膘，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蒋世济自己抽大烟，而且让部下也跟着抽，前方炮火连天，他却在战壕里和弟兄们镇定自若地互点烟枪，抽得不亦乐乎。蒋世济抽大烟还有一套奇怪的理论，比如他说：“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膀。”——这话通过冯玉祥一个朋友传给冯，让冯觉得既新鲜又啼笑皆非。

蒋世济这家伙的镇定也算出色，当兵的真服，就靠这一点死守信阳三十多天，直系军队几易主帅，愣是打不进去，最后还是河南全省都归顺了吴佩孚，蒋世济才解甲出降。吴佩孚喜欢英雄，特别嘱咐让蒋世济到他的住处来好好犒赏“这条好汉”——犒赏的当然也是大烟了。

这大概就是“双枪兵”的来历，后来“双枪兵”的“徒子徒孙”还有贵州的王家烈和四川的孙圃。前者学得不象，让老毛、老蒋合伙端掉，不去提他。这后者在武汉战役的时候和日军交手出了邪的，刚交火几分钟就全体跳出战壕猛冲，着实让以为“中国兵只会死守”的日军开了眼界，措手不及的日本兵当然不明白孙圃也是迫不得已——再耗下去，弟兄们烟瘾犯了就麻烦啦！

所谓“得陇望蜀”，吴佩孚也不例外，拿下河南就想吃羊肉泡馍了。这回大帅还是自己不出马，他想起了那位当过几天陕西省长的刘镇华来，结果就是西安的大围城。

冯玉祥对刘镇华的老底儿非常清楚，知道此人没有斤两；但是刘镇华的五弟刘茂恩善于用兵，不同寻常。冯玉祥既决定出兵，以少对多的仗，指挥官的选择就颇为重要——冯指定的前敌总指挥是原属国民军第二军的邓宝珊，邓宝珊的两员副将是孙良诚和吉鸿昌。

这个配置可谓极有心计。

邓宝珊作总指挥可以一举三得：

第一、邓是国民军第二军的，这样任命可以表现对于胡景翼的老弟兄们决无歧视——国民军第三军的徐永昌投了阎锡山，冯玉祥可不愿意第二军再走这条路；

第二、国民军第二军的部队为了自己的总指挥邓宝珊，在解围战中必出死力；

第三、邓宝珊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也确实胜任这个职务。——邓当年帮助冯玉祥打河南督军赵赒，曾经给冯留下深刻印象。邓宝珊的部队打仗很勇敢，但是当年还没脱去“靖国军”的民军习气，当双方激战正酣时，一声“开饭”，邓的队伍立刻放下枪，一窝蜂的回来吃饭，战壕里连个哨兵也没有，吃完了回去抄起枪来，继续猛冲猛打。河南的北洋军被这一手闹得头大，不明虚实，哪敢进逼？

孙良诚和吉鸿昌是一对儿长期搭档的熊虎之将。

孙良诚在甘肃帮助刘郁芬作战的时候，堪称“孤胆英雄”，是西北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头号猛将。此外，他还是当时中国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之一，这个知道的人就少了。孙曾经领衔西北军足球队在南京和大学生足球队交手，互有胜负，其出色的脚法，到解放后中国足球队李凤荣等足球前辈还有提及，当然李凤荣他们和孙良诚比，又是后辈了。

吉鸿昌，河南扶沟人（怎么不是河北？），人称“吉大胆”。他自己作了一只饭碗，篆刻“做官即不许发财”，掷地有声！后来做到宁夏省主席，在江西剿共前线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5月，参与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7月，率领所部收复内蒙古多伦，是1931年“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同年10月，“抗日同盟军”失败；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当局诱捕，旋于11月24日被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吉是西北军中两位最著名的共产党人之一，另一位是张自忠的副手、西北军训练专家、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孙良诚和吉鸿昌这两个人搭档，对这次敌众我寡、但我强敌弱的行动来说，实在是最合适的选择。

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是援军中的政治部交给谁负责？当然最好是深孚众望的刘伯坚出马。但是冯玉祥对刘伯坚太喜爱了！刘伯坚此人胆大如斗、身先士卒，假如到前线出了问题怎么办？老冯实在舍不得。正好共产党又派了人来，看这个人文质彬彬的，应该不会上去跟人拼刺刀，而且还是个矮子，就算是到了前线，挨枪子儿的目标也小些。就是他了！老冯决定派这个叫“邓希贤”的共产党到邓宝珊那里负责政治部。——老冯这个决定，差点儿断送了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层，因为这个不起眼的“邓希贤”，后来的名字叫做邓小平！

这一仗是西北军值得骄傲的一战，刘镇华部再加上新招的部队，人数达到十三万人，而西安城里城外的西北军加在一起不过三、四万，竟然打得“镇嵩军”大败亏输，狼狈逃出潼关。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刘镇华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缚请降，投入冯玉祥门下，成了西北军的第八军。

到这里，西北军已经站稳了关中，冯玉祥面向河南，出兵潼关——这一次不再是军阀混战了，西北军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国民革命军。这一次的出征被写入了史册，融入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一个情节——北伐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西北军达到了它辉煌的顶峰，也走向了它衰落的起点。

至此，西北军基本成型，开始在中国的现代史上留下它自己的足迹。直到1949年，最后一支西北军部队在淮海战役贾汪前线，由西北军名将张克侠、何基沣率领阵前起义，才宣告了这个军事集团的基本结束，而西北军的种种传奇，无疑将被不断的流传下去。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4 08:48 AM 編輯 ]

初中生

上等上的果子——张作霖轶事

履虎尾

一

老老年儿啊，沈阳城里城外的老人，嘴里好叨叨个闷儿，这谜面呢，是“千金小姐下高楼，文也愁来武也愁”。可谜底是什么呢？今儿个知道的人可就不多喽。

沈阳城的名字来自“沈水”，在关东地区南部，有一条大河，名为“浑河”。浑河有一条小小的支流，名为“沈水”。这条沈水到了上世纪初已经变成了一条人工河，也就是从打小河沿起，经过万柳塘，一直淌到南湖的那条人工河——运河。沈阳古城就建在沈水之北，按咱们中华的老规矩，“山南为阳，河北为阳”， 所以起名就叫沈阳城。

沈阳古城有2300多年的历史。战国时期，燕国大将秦开大破东胡，修筑长城，设置辽东郡，在沈水之阳建立候城，这就是最早的沈阳城。

辽、金两代，沈阳称“沈州”；元代重新创建城郭，并改称为“沈阳路”；到了明朝，称“沈阳中卫”。因为沈阳是关东地区的军事重镇，燕王朱棣于洪武二十八年（1388年）把土城扩建成砖城，当时的沈阳城共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因门而成路，在城内辟有十字大街。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老汗王努尔哈赤率军南下，攻占沈阳城。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老汗王一声令下，后金的都城由辽阳迁往沈阳。

明崇祯七年（清天聪八年），清太宗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做为大清王朝的国都。清顺治元年甲申（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一直是清朝的陪都。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在盛京城内设置奉天府，所以沈阳在三百来年的时间内，被称为“盛京”或是“奉天”。直到1945年，小鬼子投降，伪满洲国灭亡，这才恢复了“沈阳”这个旧名称。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清朝用了七年的时间，对沈阳城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大规模改建。改建后的盛京城周围为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比明朝的沈阳城增加了三百零二步；城墙也加高一丈，高度为三丈五尺；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两座城门，共有八座城门。这八座城门各有名号：

城南二门为德胜门（大南门）、天佑门（小南门）；
城北二门为福胜门（大北门）、地载门（小北门）；
城东二门为抚近门（大东门）、内治门（小东门）；
城西二门为怀远门（大西门）、外攘门（小西门）。

每门建三层围廊式门楼一座，门额外书满文、内书汉文。城门外设置瓮城，并在瓮城增设了木闸设备“千金闸”。——本帖开头谜语的谜底，就是这个“千金闸”也！在城墙之上，筑有女墙，女墙高七尺五寸，留有垛口六百五十一个。城墙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各建有角楼一座，即加强了防卫措施，也使沈阳城墙的外观，显得更加壮丽。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在盛京城的外围，增筑圆形的外廓墙，又曰“关墙”（边墙）。外廓墙墙高七尺五寸，周长共三十二里另四十八步。与八座城门相对应，在关墙的四周，也辟出八门，名为“边门”。这就是小南边门、大南边门、大东边门、小东边门、大北边门、小北边门、小西边门、大西边门。城墙与关墙中间地带称为“关厢”，关厢之内设立八关，即小南关、大南关、大东关、小东关、大北关、小北关、小西关、大西关。

在盛京四外，早在崇德八年（1643年）就修建佛塔各一座，这就是沈阳的东、西、南、北四塔。每塔之下，又建有一座寺庙，这就是著名的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寺、南塔广慈寺、北塔法轮寺。

沈阳城的这种平面布置十分新颖，其内部的盛京城墙呈正方形，其外部的边墙呈圆形。这种“外圆内方”的图案，正是中国人宇宙观中“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

从里边方城的城门到外部圆廓的边门，又有八条放射状的大街相通，盛京城的东西南北四方又各有一座塔寺。这样，整个城市的平面宛如一平置的车轮一般。

还有人说，盛京城的设计乃是取象于先天周易：城中央的皇宫，是为太极；中街有钟鼓二楼，是为太极两仪；东西南北四塔，是为两仪生四象；八座城门，是为四象生八卦也。

清初的这次大改建，将原来东西南北各一座城门，改为每面各两座城门，城内原来与四座城门相对应的“十字大街”，因此也就势改为两横两纵的“井字大街”。在北侧两个交叉路口上，建起跨街耸立的钟楼与鼓楼；南侧两个交叉路口处，设置了东华门和西华门。于是，整座盛京城恰好被分割成整整齐齐的九个自然区：正中央为宫城所占，其余八区，则由八旗旗人分居。

从东华门顺着大路往南走，还没走几步，只见路东有一幽静的院落，这就是辽宁省立图书馆。它的前身，就是“东北王”张雨帅的公馆。站在图书馆门前，不由得产生无限遐想——

八十八年前的此地，两扇大门敞开着，院子当间儿是旗杆，一面杏黄大旗在空中飘扬，旗中央绣着斗大的一个“张”字。一阵北风吹来，“哗啦啦啦......”，空中的大旗发出阵阵响声。

大门两旁，各站着一名站岗的卫士。这两个站岗的，个头都在五尺开外，腰杆儿挺的笔直，头上是羊剪绒的军帽，身上是黄卡其的军衣军裤，腿上的绑腿裹得整整齐齐，脚下登着黄色的翻毛皮鞋。只见这两个卫兵，一只手紧贴裤缝，另一只手扶稳了步枪。手中步枪上的枪刺，寒光闪闪。这俩卫兵，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要不是鼻子里哈出来的那股白气儿，呵呵，你会以为那是两个石头人。

大门前边还有一个人，这是今儿个值日带班儿的副官。只见这位副官，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头戴一顶大盖帽，鲜红的领章上绣着几颗金星，一身黄呢子军衣军裤，腰里斜系着牛皮武装带，脚下是闪闪发亮的黑马靴，一把盒子炮挂在屁股后头。

嗨，就在这工夫，打从北边走过来一个人来，三十多岁的年纪。——不用猜，一看就知道是刚进城的庄稼人！只见他，头上戴了一顶狗皮帽子，上身穿了一件对襟的黑布棉袄，腰里扎了一条蓝布带子，下身穿一条抿裆的黑棉裤，脚底下是一对半新不旧的“毡疙瘩”。这个庄稼人，两只手抄在袖筒子里，脖子在领子里缩着，一对傻呵呵的小眼睛东寻摸寻摸、西打量打量，一步一步，走近前来。

值班的副官见这个庄稼人越走越近，就走上前去，想催他快点儿走过去吧，别在大帅府前耽搁。谁成想，这个庄稼人的胆子可真够大的，见了挎着盒子炮的，不但不躲，反到迎着副官走进前来：

“啊我说那什么，长官啊，跟你打听个信儿行不？”

副官待搭不理的说：“什么事儿啊？”

“长官，这旮瘩是大帅府不？”

“是啊，咋的了？”

“哎呀妈呀，可找着正地方了！得了长官，不跟你唠了，俺进去了啊——”庄稼人说着，就要往里走，值班的副官赶紧把他拉住：

“嗨——站住站住，我说你怎么乱闯啊？”

“你怎么拦着俺呢，快别拦着，让俺进去！”

副官说：“进去？你到底有啥事？”

“俺找俺大哥呗。”

“你大哥是谁，他叫啥呀？总得有个名儿有个姓儿吧？”

“俺大哥呀，他姓张，叫张作霖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