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初中生

七、抓革命、促生产

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关于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实例：

1974年8月7日，国家计委《关于拟订十年规划的通知》说：经中央批准，今年着手拟订1976年-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规划。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可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国家计委设想：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步骤地建设经济协作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并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牢固地基础。

（一）讨论三个概念：“革命”、“突出政治”、“五七指示”。

1、革命

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中的“革命”描述了这样的话语：
1）“抓革命、促生产，首先要抓革命，抓阶级斗争，抓发动群众，抓各项政策的落实。要大力加强采掘工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交通运输业，开展技术革命，猛攻科学技术尖端，为在更多的领域中‘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胜利》1969年2月21日）

2）“以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66年9月14日）

3）“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显然，这个话语中的“革命”就具有这样的内容：

a、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纲）；
b、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如铁人精神）；
c、制定、贯彻好政策（如工业支援农业）；
d、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e、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施鞍钢宪法；
f、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中，“抓革命”是手段，“促生产”是目的，前者不可能取代后者。

所以，毛泽东始终把“革命”放在“纲”的位置，叫做“纲举目张”。其实，这个“纲”也可以解释为又红又专的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境域中，没有这种人，就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生产力。

2、突出政治

1957年毛泽东描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关于农业问题》1957年10月9日）

“突出政治”与“抓革命”是同义话语，中心语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并认为精神是经济的动力。1966年4月1-20日 团中央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基本要求其中就有发扬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

1966年2月-5月，《解放军报》发表七篇社论阐述“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解释为：
1）一个“公字”；
2）战备；
3）政治统帅军事；
4）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5）提倡唯物论；
6）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

为什么要“政治统帅军事”呢？林彪有个形象的说法：“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要抓好政治，不突出政治，不抓好政治工作，武器、技术再好，打起仗也会向后跑。”

“突出政治”反对的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1968年7月9日 《人民日报》登《“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必须批判》。文章说：“实行‘利润挂帅’，必然是价值规律主宰一切，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在各经济部门、各企业之间就会出现自由竞争，就会出现投机倒把、偷工减料、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企业就会任意改变产品方向。”——这段话不幸的是被现在的假、冒、伪、劣，甚至有毒的商品所证实。可见，“突出政治”的概念是非常有远见的。

“突出政治”还反对“唯生产力论”。所谓“唯生产力论”概念的内涵是：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水平的时，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让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发展，农村富农经济大大发展，然后再走社会主义。——这种“补课论”被现在的“三农”问题证实是根本行不通的。

3、五七指示

这个概念列举了工、农、兵、学、商五大领域，要以本职为主，兼学别样，即：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它的中心包含两个内容：
a、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
b、“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以此缩小三大差别。

在叙述“工业学农”时，毛泽东专门提到了“例如大庆油田那样。”——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框架，而它已经在今天的南街村、华西村等农村实现了，南街村、华西村的实例证明，并没有主流精英攻击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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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效
“抓革命、促生产”始终是十年文革的主线。正因为这样，除1967年、1968年两年经济下滑，1974年小幅增长外，其余年份工农业总产值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快。实例：

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工业总产值1686亿元，增长20.9%，（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641亿元，比上年增长8.6%。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5；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长8.6%；原油1455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天然气13.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1.8%；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棉花233.7万吨，比上年增长11.6%；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16.6%，社会零售商品总额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贸易总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7.3%。

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其中，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比上年增长29.5%；农业总产值948亿元，比上年增长2%（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工业方面，轻工业增长21.3%，重工业增长39.1%。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原煤26.0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原油 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发电量 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0.83亿元，比上年增长77.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国家财政总收入526.8亿元，总支出525.9亿元，结余9000万元。

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3137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421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3996万吨，比上年增长13.7%，棉花 227.7万吨，比上年增长9.5%，钢 1779万吨，比上年增长33.5%，原煤 3.54亿吨，比上年增长33%；原油30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发电量 115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长55.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亿元，比上年增长7%。国家财政总收入662.9亿元，总支出649.4亿元，结余13.5亿元。

1971年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2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农业总产值738亿元，比上年增长3.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5014万吨，比上年增长4.2%，棉花 210.5万吨，比上年下降7.6%；油料 411.3万吨，比上年增长9%；钢 2132万吨，比上年19.8%；原煤 3.92亿吨，比上年增长10.7%；原油 3941万吨，比上年28.6%；发电量 1384亿度，比上年增长19.4%，基建投资总额340.84亿元，比上年增长9.1%；铁路货运量168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1.8%；进出口贸易总额120.9亿元，比上年增长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29.2亿元，比上年增长8.38%。国家财政总收入744.7亿元，总支出732.2亿元，结余12.5亿元。

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以上年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钢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比上年增长4.6%，原油4567万吨，比上年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比上年增长10.1%，基建投资总额327.98亿元，比上年下降3.7%，铁路货运量17.755亿吨，比上年增长5.6%，进出口贸易总额146.9亿元，比上年增长21.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2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国家财政总收入766.6亿元，总支出766.4亿元，结余0.2亿元。

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3968亿元，比上年增加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 粮食26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 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油料 418.6万吨，比上年增长1.7%，钢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4.17亿吨，比上年增长1.7%，原油5361万吨，比上年增长17.4%，发电量1668亿度，比上年增长9.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铁路货运量185183万吨，比上年增长4.3%。进出口贸易总额220.5亿元，比上年增长50.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国家财政总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0.4亿元。

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4024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工业总产值2796亿元，仅增长0.3%；农业总产值1238亿元，比上年增长4.2%（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7527亿吨，增长3.9%，棉花246.1万吨，下降3.9%，油料：44.4万吨，增长5.4%，钢2112万吨，下降16.3%；原煤4.13亿吨，下降0.96%；原油6485万吨，增长21%；发电量1688亿度，增长0.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7.71亿元，增长2.8%；铁路货运量：7.69亿吨，下降3.2%；进出口贸易总额292.2亿元，增长32.5%；社会商品零总额1163.6亿元，增长5.1%。国家财政总收入783.1亿元，总支出790.8亿元，赤字7.7亿元。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增长4.6%（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28452万吨，比上年增长3.4%；棉花238.1万吨，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万吨，比上年增加2.42%；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2%；发电量1958亿度，比上年增长15.9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09.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赤字5.3亿元。

初中生

（三）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
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全国掀起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和“两弹一星”的科技自主创新中，“开展技术革命，猛攻科学技术尖端，为在更多的领域中‘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胜利》）。

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也正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命题的“事实”依据。同时抓革命、促生产还要执行在1966年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方针。

在国家工业革命时期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亲手树立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不仅叙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和农业建设的思想，而且还证实了毛泽东建国后形成的经济战略学说与实践的啮合性。

首先，“两大”精神，如：大庆“两论”的哲学思维、铁人精神和大寨自力更生的意志，证实了毛泽东经济战略学说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三者的互动中，由于在新中国国体、政体制度下，党通过组织和动员，能够使人民群众焕发出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这个精神力量是由思想、文化、知识、科技共同铸造出来的，这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存在，可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是反作用）之一。

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是要解决人的动力要素。西方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按照发掘人性中“利己”的部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用金钱刺激人的动力。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劳动者自觉选择高层次竞争的方向出发，选择的是发掘人性中“利他”部分，把人假设为社会人，在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更多地用政治激发人的动力。

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观察，在农村，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也可以根据生产力范畴其他两个要素——人的思想觉悟和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来决定。当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使小农经济或互助组已无能为力时，就应当建立集体经济，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与不适应往往是先取决于人的理性选择和劳动对象的扩张，而并非是有了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才能有与这个生产工具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和增加人民的福利。因此，价值工具的合理性与技术工具的合理性都应当同时安排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之中，公正与效率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国家宪法的精神。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如果效率破坏了公正，就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侵犯了宪法，就必须修正，效率并不是神坛。这是一种公正优先选择的原则。这种思想也被约翰.罗尔斯叙述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义论》P17、18，中国社会出版社）

相反，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资本，是一个“人被异化”的社会，特别在经济领域排斥价值工具的合理性，只讲技术工具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其经济制度的唯“效率”论

其次，“两大”精神证实了公有制也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机制，并且与资本主义相比更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性。

计划经济可以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其实也是“好”、“省”的表述。哈耶克正是在此处否定计划经济的这种功能。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之所以优越，这个秩序只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类型的秩序（只要不受政府权力的压制），确实就在它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着许多特定事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而任何一个人是掌握不了的。”、“市场制度取代其它类型秩序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制度在促成资源配置上利于了比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更多特定情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是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转引自《西方经济学简史》P178、179 王雪梅 谢实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可见，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像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人”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经济进行集中指挥和管理。由于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模式没有能力去了解所有人对资源的需要程度，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完备知识，更不可能给它们排出先后秩序。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经济知识分散性”的问题，只有市场才可能成为梳理分散信息的机制。

这里的假设：“一个人”面对“无数的人们”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中国计划编制是一个“条块”结合的庞大系统。其中：

1）有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县、基层的呈网络状的机构；
2）这些机构面向消费市场（如商店、商场）和生产市场（工厂）进行调查研究；
3）形成了分析需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4）需求信息的确认贯彻了群众路线，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的社会需求层次；
5）同样进行成本核算；
6）编制的过程在几个月甚至半年，编制完成后仍然根据实际进行修正。

这种政府、企业、消费者结合的力量所产生的多元化渠道，在整理信息上的时空的深度与广度是市场经济单靠企业依据价格波动曲线来整理信息所不能企及的。价格波动曲线只能描述购买能力与实现了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潜在的需求被遮蔽了，而对于这种被“遗忘”的资源，市场无法配置，这是只讲“效率”的弊端。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通过公正的原则来解决这种资源配置。

从另一角度说，市场经济运用价值规律使合理配置资源成为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叙述了相反的可能。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只要实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标，运用其它技术工具完全是合理的。——至于哈耶克说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能实现最优化配置”，这种说法由于本来就不存在统一的技术和价值标准，因此无法证伪。实际情况是，应当是充分发挥二者的长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用事实来证实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

“根据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理论，广大勘探职工终于在东北松辽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自1960年5月开始，从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四万多人，集中了7万吨器材和设备，在大庆地区进行了油田勘探和开发。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质储量26亿7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在这场石油会战中，锻炼培养了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大庆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历史回顾：“工业学大庆”运动前前后后 》）

同时，毛泽东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为此“节约”成了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设材料。这也说明，计划经济可以产生竞争制度，实现高效率。

同样，哈耶克也否定计划经济的竞争制度。他认为，只有在人对金钱的需求动机上的“自由”才能产生竞争制度。或者说，在金钱上的“自由利益之争”才算竞争机制。按照此种逻辑，当然计划经济就不存在哈耶克的“竞争制度”的概念，社会主义也不需要这种惟利是图的、不择手段的、低层次的、自由竞争制度。

哈耶克的“竞争制度”在西方也不是一种共识。因为这种“竞争制度”会破坏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有结构方面的内容，也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一个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其政治状态必然象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无情竞争……”

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主要依据在公正、公平、信任和为人民服务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的“主人公精神”，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因素及企业的自主权产生，对利益的协调和分配是三兼顾的公共利益的制度，实现形式是经济民主：

1）“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
2）树立榜样，如大庆、大寨；
3）党员和领导的带头作用。

通过这些企业和职工就能够充分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已提供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享受教育权和住房、医疗等福利的情境下，毛泽东显然反对损害社会主义精神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低层次竞争，倡导“两大”精神显现的贡献性竞争，这种竞争话语描述了社会过程学说。查尔斯.霍顿.库利叙述了毛泽东的竞争话语显现的“公众精神”是与人类本性相合的，是文明社会的需求：
　　
真正的进步不在于排除竞争精神，而在于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究竟竞争精神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行，这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假设我们在低层次的惟利是图和奉献性竞争之间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区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专注于普遍认可的利益。低层次精神包括所有纯生理的冲动，如饥饿、喜好、喜热畏寒，也包括更富有想象力的动机，如对贫困的恐惧、对获得的贪婪、对权力的钟爱，表现的欲望、竞争的兴奋、甚至对声誉的喜爱，只要它们是纯个人性的，不包括对共同理想的奉献和忠诚。

奉献性竞争并不排除其他冲动，而是把它们分散指向对更大整体的专注，这样它们就享受到了固有的更高层次观念的调整、提高、控制、甚至是压抑。竞争和对荣誉的追求将继续存在，但是在“团队工作”的纪律下，个人需要的时候，总是需将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荣誉之上。个人可以为满足其个人及家庭的需要而奋斗，同时，更多和更大的竞争所带来的则是对某种长期存在的公众价值观的贡献感。

金钱在引导和刺激我们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金钱更像是一种次生的而不是原始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要更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者和物质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中大部分的人会承认贡献性竞争是令人愉快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得到了实行，但问题是它是否层次过高，因而在普遍意义上不可行。

然而，它并未局限于高层次群体。它在学院和大学中的体育活动中十分普遍，在此艰苦工作和坚忍克己得到了实现。只有一种动机，即对集体的热爱，它使每个人都觉得团体的成功比个人的荣誉更为重要。然而，没有人会宣称大学生的本性会高于普通人。至于那些来自社会的各阶层的普通士兵，他们很快学会了珍惜他们所在团队或连队的荣誉，甚至在没有任何个人报酬希望的情况下会不惜用他们的生命去追求它，关于他们，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公众精神和人类本性是相合的，只要我们内心能真正理解公众的事业，那么可以说一切事情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包括最高层次的自我牺牲式的贡献。

即使在我们当今混乱和自私的经济生活中，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

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只要我们的社会秩序无法培养出一种为整体乐意奉献的精神，它就不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社会过程》P105-109，查尔斯.霍顿.库利，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库利与毛泽东独创的贡献性竞争思想是相通的。其实，这种相通也同样存在于西方的不少大思想家的语境中，如：波普（思想决定经济）、哈贝马斯（社会组织决定生产力发展）。——特别应注意上述引文中库利最后三句话。“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十分普遍的“更高的效率”。

可现在，主流精英套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了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所谓经济规律，不惜颠覆已在工人、农民之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精神，更无视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工人、农民杜撰成懒汉，用初级阶段消解贡献性竞争机制，走着与现在西方“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相反的路——高层次动机向低层次动机“回归”。

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统筹兼顾。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统筹兼顾”这个概念从经济领域叙述有三个内涵：

1）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在利益分配制度上解决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2）调整好经济结构。
a、合理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b、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
c、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3）城乡结合的关系，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第三、“两大”精神显示出计划经济能够使国家从战略高度安排经济建设。——这种国家战略的选择机制对于落后国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尤其重要。如国家领导下的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技术大协作、重大项目投资机制。例如，1973年6月20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指出，在本年度内要把大型建设项目从1500个压缩到1200个左右，今后要把更多的投资用到技术改造方面。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22 12:25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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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学大庆　　

（1）为什么要学大庆？

大庆油田会战始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大跃进时期。至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建起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到1976年，原油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6.7倍，平均每年递增达20.4%，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大庆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在速度、效益、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经典文本。

1964年末，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大庆经验，指出：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大庆自始至终地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1966年1月2日，《人民日报》文章《大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提出“大庆式道路”概念：“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突出政治；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结合。”

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学大庆》加了一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把工业建设成为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大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通过自己选择所走出的道路。“两论”起家，自力更生，走群众路线等验证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依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科学。

另外，大庆又是总路线、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实验，也验证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探索的合理性。这样就证实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合理地描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也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毛泽东思想依然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思想。

大庆对“五.七指示”描述的新型社会也作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经验，这表明毛泽东要在中国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是可行的。

大庆精神作为毛泽东构建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结构要素，体现出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和管理思想上已经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苏联和西方管理模式的道路，形成了先进的中国式的科学和民主的管理模式，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并且，作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大庆已完全能与世界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比肩。所以大庆在毛泽东视野中成了中国企业的定语，或者说，无论极左、极右如何干扰，毛泽东都始终认定中国的企业应是大庆式企业。

（2）大庆式企业

1966年1月27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通过了《1966年工业交通工作纲要》，正式提出“大庆式企业”概念，并指涉六项具体方针，即：
a、学军；
b、学大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争取有20%或者更多一些企业成为大庆式企业。
c、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争有更多的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d、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抓好产品设计革命，建立和加强科学和实验工作。
e、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特别是地方工业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积极发展地方的钢铁厂、煤厂、电站、机械厂、化肥厂等“五小企业”；试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发展科技服务社，定期下乡，为农服务。
f、积极支援国防，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开幕，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共有7000多人参加。会议指出要狠抓企业整顿，强调只有搞好整顿工作，才能谈得上建设大庆式企业。要求1977年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会议还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的高潮，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在两三年内达到本行业的目前国内先进水平。——这次会议把学不学大庆提到了走不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高度，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全国1/3的企业建成大庆企业，

（3）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

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文章：《大庆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矿区》“编者按”：矿区的建设遵循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它是乡村型的城市，也是城市型的乡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对我国的新矿区建设有典型意义。实例：

1975年2月4日，国务院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密云县组织闲散居民亦工亦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的调查报告》说：1970年以来，密云县城关公社把城镇闲散居民组织起来，成立了“五七”大队，进行以农业为主，亦工亦农的生产劳动，实行农工副业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把闲散居民和职工家属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但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界限，不要随意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也不要把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

（4）鞍钢宪法

197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社论《伟大的鞍钢宪法万岁——纪念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10周年》核心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政治挂帅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方向，”、“群众路线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路线”。

鞍钢宪法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管理模式探索的第一个丰硕成果，经验证实“两参一改三结合”（初中生按：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是促进生产力大提升，推动经济大发展的管理思想。以“宪法”来定义鞍钢的管理模式，表明它是中国企业必须贯彻执行的“法律法规”。

如果说确定鞍钢宪法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形成，那么，鞍钢宪法与学大庆的结合则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进一丰富和完善。其精髓在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人为本”、“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a、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

首先，把党委建在企业，是要用制度在企业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个党内“法律”，这就是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政治挂帅”的要义。——就像在战争年代，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以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

其次，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权力有了相互监督、制衡、约束的机制。这是吸收了西方集权与分权现代管理思想，类似与董事长（董事会）与总经理（行政班子）的关系，与过去学习苏联的厂长（经理）负责制，集大权于厂长（经理）相比要先进得多。

b、以人为本。

首先，确立了工人在企业的主人公地位，这是对宪法中规定的国体的描述，同时在工人的动机上假设了“以厂为家”的忠诚和责任，清除了“经济人”的假设。

其次，预设了利润与利益的关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要兼顾三者利益。

第三，改变过去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管理，把人提升到管理的中心，激发劳动者的高层次竞争动机，实现更高的效率。

c、两参一改三结合，叙述了实现群众路线和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一种有效途径。

——“两参”包含了工人监督干部的职能，也是预防官僚主义的机制，体现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三结合”的团队可以弥补任何一方的不足，经验证明它在技术革新与革命中贡献了一条提高效率的新路子。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厂长（经理）负责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这些理念还基本停留在西方企业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的阶段，它们片面强调一种机械的、压迫性的纪律和低层次的竞争，来获得对劳动者的管理，“这就压缩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并使大多数人变得墨守成规、充满奴性”（库利语）。

1969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文章《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依靠工人阶级，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精兵简政；对原有的规章制度一分为二，保留合理的，改革不合理的创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注意政策”

《调查报告》指出，从1968年12月起，在8341部队支左人员帮助下，该厂“精简机构，1500多人的厂，只有政工、生产两个组21人”“各种奖金制度应当废除，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和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计划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质量检查制度、工艺规程、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必要的劳动纪律，是不能‘砸烂’的”

d、“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指明了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学大庆与鞍钢宪法的“结合”，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精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推广这个“结合”。

在学大庆中，中国工交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不仅缩短了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有些项目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实例：

1966年1月29日，《人民日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本溪等钢厂合作采用新型合金钢和合金铸铁生产解放牌载重汽车试验成功。

1966年4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材料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下水。

1966年5月3日，第一批国产新型“红旗”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

1966年12月23日，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制成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

1967年10月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成功最新型的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

1968年1月8日，我国第一艘自行研制的远洋货轮“东风号”建成。

1968年10月3日，南京长江大江铁路桥胜利建成通车。

1968年11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井石油钻机试钻成功。

1969年9月19日，中国第一台32吨自卸载重汽车制成。

1969年10月1日，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建成。

1970年12月29日，一台40万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在上海试制成功。

1971年6月2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1973年8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1974年5月5日，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大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

1974年5月15日，我国在华北东部建成大港油田。

1974年7月5日，新华社报道；天津新河船厂建成中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

1974年6月7日，新华社报道：一种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4年7月29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汉光机械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硒静电复印机。

1974年8月15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的单机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成批生产。

1974年8月31日，新华社报道：大连红旗造船厂建成2.48万吨油轮“大庆61号”。

1974年9月2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DJS—130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

1974年9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座5万吨级油码头在湛江港建成并交付使用。

1974年9月29日，我国建成又一大油田——胜利油田。

1973年12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自力更生加速海港建设。1972年与1962年相比，沿海主要港口的吞吐量约增加了30%，多的增加了近1倍。目前，中国已同世界上的550多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

初中生

2、农业学大寨——建设新农村　　
经过多年的探索，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农村的方案：

农村：
a、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用“人民公社”使集体经济制度化。人民公社是党在农村组织与动员农民的制度工具。人民公社也来源于它的反题：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因此只有走进集体经济。
b、城乡结合。

农业：
a、社会化，与工业化相适应；
b、机械化；
c、办工业。

农民：
a、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b、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c、教育农民。

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五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内涵，“大寨精神”描述了这个方向。

（1） 大寨精神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 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资料来源：《农业学大寨始末》）

（2）《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这个《修正草案》于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对原草案作了八点修改和补充。

一、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二、人民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长期不变；
三、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可以是公社和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
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
五、公社、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
六、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
七、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在适当水平上在一定时期中稳定下来；
八、国家应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

注意其中的两个“长期不变”的意义。这两个“长期不变”，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动。这表明，人民公社探索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已被清除。

1971年8月12日至9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提出：从1972年起，用五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的要求；用5年、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实现“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能够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鼓励社员在宅旁、屋前、屋后或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树，自种自有。

这雄辩地证明，所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指责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主流精英在评价人民公社时，只讲人民公社创建时出现的问题，不讲《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后的公社，这显然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学大寨运动中，人民公社进一步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农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仅在现有的农田资源上谈不上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多大的意义。农民积极性的调动主要显现在如下几个方向上，而这些事业最好的选择就是依托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民的组织与动员，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强国富民”的目标上，形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1）水利事业。实例：

1969年7月8日，历时9年的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红旗渠分为长达140华里的总干渠和203华里的干渠及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络，全县水浇地面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仅1969年的小麦产量就比1968年增加三成。

1971年10月29日，新华社报道；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大力开展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水土保持，治山、治水、治沙、治滩，十几年来已建成保土保水的水平梯田等1000多万亩，植树种草3000多万亩，在支流修建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库。

1972年2月20日，新华社报道：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解放22年来，完成土石方180亿立方米，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使长江中下游的灌溉总面积达到1.5亿多亩，其中建成的旱涝保收农田1.1亿亩，沿江平原可以排泄5年到10年一遇的渍涝，丘陵灌溉区可以抗御持续50天到70天或更长时间的干旱。长江经过治理疏浚，改造了航道条件，长江航运货运量比解放初期增长约8倍。

1972年2月29日，新华社报道 治理淮河成绩显著。21年来，淮河流域开挖了11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1000多公里，兴建了30多座大型水库及2000多座中小型水库，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目前全流域已有20多个县、市和1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

1972年5月25日，新华社报道 中国农村积极开发利用地下水，建成大批机井，扩大农田灌溉面积。

1972年9月25日，新华社报道：全国治理黄河取得巨大成绩。经过20多年的努力，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已修建成引黄涵闸60多座，虹吸工程80多处和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及大、中、小型水力电力工程，灌溉面积达到800多万亩。1971年全流域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79%和137%。

2）农田基本建设和开荒
　　    机耕面积（万公顷）灌溉面积（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 总播种面积
1952年    13.6                    1995.9                    31.7            211884
1957年   263.6                   2733.9                   120.2            235866
1978年  4067                     4496.5                  2489.5           225156

3）农业事业机构（单位：个）
　　    农业技术推广站 牲畜配种站 畜牧兽医站 种子站（公司） 国营良种场
1950年       10                 143             251
1952年     232                  389           1005
1957年 13669                  821           2930        1390                1899
1979年 17622                1174            8495        2369                2481
1984年 140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人民公社在当时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产力的支持下保证了农业的稳步发展。

当时的农业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业八字宪法”。 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解释成只重视粮食生产，轻视或在实际中会造成普遍的“放弃全面发展”，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个方针真实的内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轻牧》：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它既需要有发达的种植业，也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而发达的种植业又是同发达的畜牧业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提出：

——“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

——“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

——社论还要求，在办好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林、鱼区，应该分别以经营牧、林、鱼业为主。

从实际情况看：

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万亩）
          总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最高年份为1952年87.8%，其余年份的波动都不大。

全国大牲畜头数（万头）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长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长114.59%

全国肉类产量和猪羊头数
　　    猪牛羊肉产量（万吨） 肉猪出栏头数（万头） 猪年底头数（万头）  羊年底只数（万只）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猪、牛、羊肉产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长313.86%，比1957年增长266.59%；肉猪出栏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86.75%，比1957年增长263.18%%；猪年底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356.14%，比1957年增长219.13%；羊年底只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96.44%，比1957年增长185.78%；

而粮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长202.61%；比1957年增长170.27%，所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还是均衡的。（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业八字宪法指“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农业增产措施，它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最后被毛泽东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

1958年12月10日，“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可以说，它是中国农业第一部科技大法。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照）”和“气（侯）”两个字。”

“八字宪法”将农业发展描述为一个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等部门和城乡互动的综合系统工程，预设了农业增产必须的“人力投入”（如：兴修水利、扩大种植面积）和“科技成果”（如：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工具）两个条件，并把现实的条件与未来进步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事实中坚持实践-认识循环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细作，放弃广种薄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

“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各地报刊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就有近80篇。“八字宪法”对我国大幅度提升农业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参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报摘自《党史博览》郭圣福?文）

特别是在农田水利、种子、化肥等方面成效巨大：

a、在种子研究领域，

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

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

1974年7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

b、在化肥领域，

1973年4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

c、成就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北方农业会议。8年来农业生产连续丰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粮食已超过“纲要”。北方14个省、市、区粮食过“纲要”的县有84个，公社有1251个，大队有26613个。全国高产稳产农田总数达到4.5亿亩。

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继1973年5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达到这个水平。全区32万克（1克相当于1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过400斤。1974年粮食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

文革十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965年19453万吨，提升到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147.18%，平均每年增长4.72%。1976年全国人均拥有粮食319公斤/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增长主要来源于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这些积极的人力投入。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的杂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仅有884万吨。

而据专家研究，在1980年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后，粮食增长主要来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达到2141.5万吨）以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这里所提到的“5项”都在“八字宪法”之中。

关键是，1984年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当年粮食达到40731万吨。然而，1985年粮食就减产，仅为37911万吨，数年之中都没有超过1984年的产量。所以，有专家据此判断，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的农民积极性在1985年就释放完毕。前后对比，显然农民长期的积极的人力投入与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密切相关。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培养新型农民

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 （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

1973年11月28日 《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经验是：

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二、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

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

实例：
1973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介绍“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况调查”。这个公社有75个生产队，从去年9月以来，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4800多人，占劳动力总数80%以上，主要学习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毛泽东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还建立了培训和进修制度。

1973年9月2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但是，这个“新生事物”遭到邓小平反对：“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

（3）机械化

在农村采用先进的机械进行生产作业和从事交通运输，会引发农村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国绵延了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的思想、生活、行为等样态将会结束，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会跟着机械的运用大幅提升，人民公社会在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装备中巩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城乡会因机械化为中介加强合作。为此，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1966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后，给王任重复信提出农业机械化规划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原则：以地方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产农、林、牧、副、鱼等品类；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国家积累不要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总设想分为三个阶段。

一、以5年至7年为期，机耕面积由1965年的2.3亿亩达到4亿亩以上，灌溉面积由5亿亩达到8亿亩左右，基本做到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由13.5斤达到30斤左右。

二、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灌溉面积达到9亿至10亿亩，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的机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

三、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1年8月16日-9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拟订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提出今后10年的奋斗目标是：

——要在1980年使中国农、林、牧、副、鱼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国农用拖拉机要达到80万台左右，排灌动力机械要达到6000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达到80市斤左右。

——在10年规划的前五年，即到1975年，全国平均耕作机械化水平，由现时的占可机耕面积的25%，提高到50%左右；全国灌溉面积，由现时的6亿亩增加到7.5亿亩，基本上实现粮、棉、油、糖、饲料加工、脱粒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每亩耕地施用化肥40市斤；实现农业人口平均每人1亩高产稳产田。

1974年6月26日-7月12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会对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和补充：

——使农、林、牧、副、鱼各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80万台左右；

——手扶拖拉机达到150万台左右，机耕面积达到9亿亩左右；

——排灌动力由原计划的6000万马力调整为7000万马力，灌溉面积达到8.5-9亿亩；

——化肥年产量达到6000-6500万吨；全国粮食总产量争取达到8000亿斤。

——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474.6亿瓦特，比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09.9亿瓦特，增长1341.7%；

——1980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83.7万台，比1965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7.2599万台，增长1152.9%；

——1980年，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4万台，是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0.003956万台的47371倍；

——1980年，大中型机引农具136.9万部，比1965年大中型机引农具25.8万部，增长530.6%；

——1980年，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63万台540亿瓦特，比1965年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5.8万台66.7亿瓦特，分别增长1009%、809.6%；

——1980年，联合收割机23028台，比1965年联合收割机6704台，增长343.5%；

——1980年，农用载重汽车97105辆，比1965年农用载重汽车11063辆，增长877.5%；

——1980年，机耕面积4099.0万公顷，比1965年机耕面积1557.9万公顷，增长263.1%；

——1980年，机电灌溉面积2531.5万公顷，比1965年机电灌溉面积809.3万公顷，增长312.8%；

——1980年，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56.4 %；（1965年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24.5%）；

——1980年，化肥施用量1269.4万吨，比1965年化肥施用量194.2万吨，增长653.7%；

——1980年，农村用电量320.8亿千瓦小时比1965年农村用电量37.1亿千瓦小时，增长864.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4）城市和工业支援农业——城乡结合

1966年1月13日国家计委拟定《1966年工业交通企业支援农业的10条措施》。基本精神是：

一、为支援农业办好事；

二、积极支持地方“五小”企业的建设；

三、地方工业的生产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

四、继续执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和厂社结合、厂社挂钩的办法，实行工农结合；

五、大力协助地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增强地方工业支农能力；

六、组织“三结合”的技术服务队下乡开展技术服务；

七、有独立能力的，要把多余的水、电，支援当地的农业生产；

八、清理多占的土地退还社队耕种，清理有害农业的工业污染；

九、降低工业支援农业的费用；

十、加强领导。“五小企业”是城市建立的支援农村的工业体系。

1969年，全国小钢铁厂的年钢产量将达到180万吨，生铁达到330万吨。全国90%左右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

到1970年12月，全国近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了手扶拖拉机、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各种小型农机具、配件厂。地方小钢铁厂的炼铁能力比1969年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和合成氨，增长60-70%，各地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的产量已占全国水泥、化肥总产量的40%。

1970年，河南省每个县都有了小农机厂，并已普及到公社一级；黑龙江省上半年县社队办了5200多个小企业。

城市以技术为中介联结农村：

　　    农业技术推广站 牲畜配种站 畜牧兽医站 种子站（公司） 国营良种场
1950年      10                143              251
1952年     232                389            1005
1957年 13669                821            2930            1390             1899
1979年 17622               1174           8495             2369             24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5）亦工亦农亦商

公社主要靠自己的积累，根据所生产的农产品优势兴办农产品加工工业，并依托供销社建立供销商业网络。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文章《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认为社队工业有四个方面的巨大作用：

1、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2、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

3、进一步发挥了协作的力量，公社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救，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赶上较富的生产队。

4、人民公社三级关系的新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

公社还采取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组织社员农闲到工厂做工，增加了社队的生产资金，也增加了社员收入。

（6）上山下乡：培养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
中国社会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对数的农民被农耕思想约束，没有现代的知识和技术，所以，毛泽东说“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并设想用一种直接“输入”现代思想价值观念，现代知识和技术的办法加速对农民的改造。

50年代中期他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城市知青响应了这个号召。1965年9月23日全国有1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1973年8月4日已达到800多万。

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是“号召”一种自愿的行为加入到新农村建设，推动知识与农村的结合，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知识青年大批到农村安家落户，“号召”就成了安置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的政策，并正式提出要把这批知青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

1973年6月22日-8月8日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六条统筹解决办法。

一、各级党委要严格检查上山下乡工作，成立领导小组，由一名书记主管；

二、切实解决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困难，给予补助，增加经费；

三、加强对知青的培养教育；

四、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五、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作坚决的斗争，惩办一批迫害知识青年、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

六、全面规划，主要采取4种形式：
1、插队；
2、建立青年队；
3、建立知识青年农场；
4、到生产建设兵团。

会议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的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

1974年10月，国务院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任组长。上山下乡使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客观上用“知识”和“城市青年”把城乡紧密联结起来，建立了城乡合理交往的情感纽带，加快了用现代科技改造农村、农业、农民的进程。

知青在农业战线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涌现出了金训华、刑燕子等先进典型。到1973年，在800多万知青中，有5.9万人入了党，83万多人入了团，24万多人被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以上六个方面提供了思想价值观念、组织与动员制度、工农互动、知识与科技下乡的政策机制所构成的价值合理性工具和技术合理性工具的有效系统，描述了毛泽东建设“乡村型的城市”话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能逐步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实现毛泽东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宏伟蓝图。

初中生

3、“两弹一星”精神

当时虽未提出“两弹一星精神”这个概念，但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热爱祖国、团结协作、奉献事业、发展、创新科技、强大经济和国防的精神。这种精神向世界叙述了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话语。

文革十年，中国加快了核武器和航天航空建设，用很短的时间建构起核盾牌，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握住了解构美苏两极世界体系的话语权。

文革十年，中国进行了10次核试验，其中氢弹3次；发射1次中程地地导弹；发射了3颗卫星；研制了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制造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一号”。

又如：

1973年11月14日，中国积极研究和应用激光技术，取得重要成果。

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

1975年3月29日，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

1975年5月25日，毛泽东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

1975年6月13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发展新材料问题的报告》。

初中生

4、自力更生与开放

“两大”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决不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上，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闭关锁国”的话和事。

“开放”也决不能只是个关于“西方”的概念。——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与苏联和东欧国家。

与苏联合作中断后，毛泽东就加快了推动与西方的资金、技术合作，积极争取外援。——

1966年4月1日，国家经贸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案）》。

1967年11月15日，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毛泽东更是抓住时机，对西方实施开放了。1973年陈云就说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

实例：

1972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1.7米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

1972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同日本签订钢材长期贸易协议的请示》。

1972年9月20日，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设备领导小组。

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著名的“四三方案”。

1973年3月20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建立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和出口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基地的通知》

1973年9月，中国民航从美国订购的第一架波音——707型飞机正式加入航班飞行。

1973年12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对外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到1973年底，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150多个。1973年，中国已分别在亚、非、拉和欧洲的25个国家举办了经济贸易展览会或参加了国际博览会，有六个国家在中国举办了工业技术或专业产品展览会。

1973年12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自力更生加速海港建设，已经同世界上的550多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

197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说：“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

1974年1月2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做好进口设备项目建设工作的报告》。

1976年6月25日，“四人帮”攻击进口化肥、出口原油是“卖国”。江青说：“你们把外国设备安装在大庆，是丢人，要追查是谁批准的。”张春桥说：“你们进口那么多大项目，要批。”华国锋说：“进口的项目都是经毛主席批准的。”
　　
当然，在学习大庆、大寨精神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极左，例如；完全取消奖金制度、一些单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用政治冲击生产的情况，但这些都属非主体、非主流的。

初中生

5、老百姓的生活在逐步改善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指各种经济类型的商业、饮食业、工业和其它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售给农民的生产资料，以及农民直接售给非农业居民的消费品总额，不包括农民之间的商品销售。当时，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控制得非常严格，所以，这个概念主要叙述了居民的购买力。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66年：  732.8                                         9.3
1967年     770.5                                         5.14
1968年     737.3（比上年减少了32.2亿元）
1969年     801.5                                         8.7
1970年     858.0                                         7.0
1971年     929.2                                         8.38
1972年    1023.3                                       10
1973年    1106.7                                        8.2
1974年    1163.6                                        5.1
1975年    1271.1                                        9.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城乡储蓄存款显著增长：

1）1971年底，城乡储蓄存款总额比1970年底增长13.8%，有些省区增长20%以上。
a、城镇储蓄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储蓄户大量增加。
b、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存款和社员个人储蓄1971年比1965年增长了89%，其中社队集体存款增长109%，社员个人储蓄增长32%。

2）1972年城镇人民储蓄存款比1971年增加15.9%。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主流精英指责毛泽东时代“错过了世界经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世界经济新发展的涵义。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其主要代表为：核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P426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动的“中国工业化第三次高潮”对接了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第三次高潮的经典作品为：“两弹一星”、（ 核能、航天科学） 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基因工程）、计算机（信息革命）、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及杂交水稻（新农业革命），另外，激光技术也在世界前例。——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自主创新的、向高科技进军的时代。

初中生

八、备战

丘吉尔1936年对英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十多年后的1948年，他对当初说这句话时的心态作了表述：“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任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是把事实说得更严重些。……而在1938年，……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P229 南方出版社）。

丘吉尔在欧洲“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出处同上书），感悟到了战争的脚步，以“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的态度“竭力激励政府”备战，迎接另一方将会发动的战争。

毛泽东与丘吉尔似乎有同样的心态，让赫鲁晓夫扣上了“好斗的公鸡”。不同的是，毛泽东要以备战的手段消解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存在着，只是还处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然而毛泽东已经听见了“大雾”中传来的声音。——从现在解密的档案里发现，中国确实有几次面临来自美、苏、英核打击的危险，只因毛泽东的核武器发展太快，无法一次性根除中国的核武器，这使得中国更有备战的“实而备之”（孙武子语）的威慑力，这些动机才没有变为行为。那些鼓噪“严重估计论”的人不能理解备战的逻辑演绎，到使人想起丘吉尔1938年的上司张伯伦在“大雾”中的表现。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的标志的原因”描述为仇恨感参与的、理智上的“敌对意图”。这个“敌对意图”自新中国成立后就来到了中国边境，一边封锁，一边打击与中国友好的邻居。因此，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实际上既帮别人、也为自己；中印战争是两个曾经的朋友大打出手；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又陈兵百万；1974年1月17-20日，人民解放军还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样的遭遇中，毛泽东只好选择老祖宗的传家宝“实而备之”，结果落得一个“好斗”之名。就好像现在的美国、日本，明明有强大实力，却诬告中国威胁。

毛泽东展现了处理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天才。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是为了使“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从而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并处理好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约尼查说：“要准备打仗。准备没有坏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你不准备，人家就要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

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说：“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还在于发展核威慑力量，为建立“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的新秩序提供实力。

1974年8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一号”交付海军后，他对海军作出批示：“海军很少，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

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只是个“小指头”，但毛泽东也不忘提醒美苏：“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而这一现象本身，对于任何要发动战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

毛泽东还将孙武子的“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反其道而用之。

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天下大乱，不安宁。我们现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说：“要让敌人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这样我们就胜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

他留给世界两点思考：

1975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说：“现在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二三时年后可能会要打仗。”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这两点思考包含着他的选择。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说：“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

文革是针对当时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国际局势的半个战争动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钢铁、石油、造船、交通、国防、三线建设，特别是围绕这些工业的一些尖端科技才能得到多、快、好、省的发展，并建立起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国家应急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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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九、批判极左思潮

（1）毛泽东给“左”、“右”划界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左”、“右”划界的问题：“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周恩来在1971年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极左思潮：“否定历史，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

对文革中的“左”，毛泽东采取了三种态度：坚决反对并纠正，批评并督促改正，容忍。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1971年8月7日，毛泽东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时说：“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

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虽然迫于当时形势的利弊权衡，毛泽东容忍了一些极左现象，但根据他的安排，这些极左现象会被逐步纠正。

（2）红卫兵运动

极左思潮，是文革中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斗争造成的，当然四人帮和林彪要负责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初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极左竟是刘少奇组织起来的——

1966年6月3日，被刘少奇派往各大学的工作组采取了极左的做法，与学生尖锐对立。6月21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在王光美的直接组织下开展了“反蒯斗争”，导致清华大学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批斗，其中有1人自杀身亡。

椐统计，在工作组开展的“反干扰”运动中的20多天，仅北京24所高校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气愤地对刘少奇等人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推动并支持了红卫兵运动。但当红卫兵运动出现了一些如抄家、破坏文物、甚至“打砸抢”的严重偏向时，他也及时严厉批评与制止。实例：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即“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

1967年9月16日至17日，毛泽东几次讲话：“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求红卫兵多做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

他甚至通过外交渠道对红卫兵的极左行为道歉——

1971年8月7日，毛泽东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指出：“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烧大使馆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

（3）制止武斗

实例：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7月24日再发“七.四布告”。

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说：“生产下降了，打得厉害！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互相打呀！这一条我们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料到。”

197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毛泽东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

（4）怀疑一切

实例：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纠正极左思潮。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讲话：“对于‘二月逆流’，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说：“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5）禁止“派性”

实例：

196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8年1月12日，《文汇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了派性的“十大罪状”。

196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

196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6）抵制“四人帮”

实例：

1967年8月1日，《红旗》发表社论（王力、关锋撰写）《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此社论，提出“还我长城！”

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隔离审查王力、关锋。

1968年1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尖锐批评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时说：“春桥那篇文章，我没看出来，只听了一遍，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我也犯了错误。我要负责任。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不要搞“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7）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

实例：

1967年2月23日，《红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关的人多了，外调的人就多，统统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教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教师要放！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九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X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对被红卫兵挤占的房屋进行了清退。

1972年5月10日-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要求抓紧落实干部政策，适当安排原有干部的工作，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由政治上表现好，业务能力强的教师领导科研和教学工作。

197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毛泽东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毛泽东还为许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评了反。

1975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8）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实例：

1970年4月29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公演。

1974年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说：“《园丁之歌》的要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认为《园丁之歌》宣扬了：

1、培养教育少年的“园丁”是教师；
2、没有文化就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
3、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

此戏是华国锋指示，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剧本歌颂了忠于教育事业、辛勤培育学生的小学教师，并批评了“学生不好学，教师不能教，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

江青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能是教员？是知识分子？”还抓住“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的唱词说：“这句话简直就是反攻倒算！”张春桥说：“学生受老师摆布。”

1974年11月，毛泽东看了《园丁之歌》说：“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一讲有什么问题？我看是出好戏。”并鼓掌。事后，“四人帮”竟把毛泽东的话作为谣言追查，严密封锁，不准上演。围绕这个电影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75年、1976年。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就文艺政策作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要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1975年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1975年10月，毛泽东批示为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举行纪念音乐会。

主要参考书籍和资料来源：《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7-22 02:14 PM 編輯 ]

子醇

国内现在到处强拆,最近昆明新村又来一宗,这就是经济挂帅的后果,很大部分地方人都把头钻钱里了,捞钱后能出国就出国,总先把后路留好,也许,再过两年,毛泽东思想就会重放光芒.

初中生

原帖由 子醇 於 2010-7-26 10:12 AM 發表。
国内现在到处强拆,最近昆明新村又来一宗,这就是经济挂帅的后果,很大部分地方人都把头钻钱里了,捞钱后能出国就出国,总先把后路留好,也许,再过两年,毛泽东思想就会重放光芒.

呵呵，用不着过两年，自从大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下岗、大批农民工在血汗工厂中挣扎、大批女性在声色场所中操持皮肉生涯——总而言之，自从中国开始不断地向资本主义深渊滑行的时候，从那时起，毛泽东思想已经重放光芒。

初中生

毛泽东是自己生前主动走下神坛，而不是别人请下来的！

数学

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神坛上。

有一种历史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去世的时候还在神坛上，还被人们认为是神，只是后来某个人才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这样的观点是一个历史谣言。事实是，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神坛上是空的，是没有人的，这个时候说“把毛泽东请下神坛”是请了一个空，因为他本来就不在神坛上，他本来就已经走下来了，是他自己走下来的。

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上的神坛？可以认为，是从文革前的1964年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公映开始，到1969年“九大”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文革的头三年，由于林彪集团的政治需要，因此产生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造神说法。

毛泽东在什么时候开始走下神坛的呢？是在1970的庐山会议上。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对“天才论”发动理论攻势，这个理论攻势将共产党的原理论家陈伯达定成了“敌我性质的矛盾”，给陈伯达扣的帽子是“宣传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毛泽东发动的反击体现在《我的一点意见》这个讲话中，这个讲话并不是对全国人民保密的，而是传达到每一个工人、农民、士兵。

1970年庐山会议的焦点是一个理论上的争论，这个争论就是：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在这里分成三派：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他认为“奴隶创造历史，英雄不创造历史”；这样一来，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的那一派就不敢说话了，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一派的观点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没有体现出来，因为他们不敢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还有一派以陈伯达为代表，他明确提出“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从而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正是1970年庐山会议导致林彪产生了“发动军事政变以抢班夺权”的想法，在事情败露后，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然后全国掀起了“批林运动”。这个“批林运动”又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批判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革命理论，这一部分从1972年发动到1974年初结束；后一部分则是从1974年开始，将“批林”和“批孔”联系在一起，叫作“批林批孔运动”。

我这里只讲前一部分。我认为，这个大规模宣传的前一部分在全国搞得家喻户晓，因此这个运动的展开过程就是毛泽东自己主动地走下神坛的过程。

林彪的“天才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毛泽东是天才。林彪的“顶峰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毛泽东思想已经到达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当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和一个普通士兵，是怎样受到教育的呢？当时我受到的教育（或者某些人所认为的“洗脑”）就是：天才不存在，实践出真知；任何人的智力都是一样的，只要努力实践，就能够产生飞越、发现真理。这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某种被称为“天才”的人，才能够发现真理；而是所有的人，只要他努力，就可以发现真理。

当时的宣传就是鼓励人民群众，人人都去努力发现真理；而不要误以为“真理只是某些被称为‘天才’的人发现的”。

当时我受到的教育是，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家、科学家出身都不怎么样，或者没有什么学历。

当时我受到的教育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他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也是经历过许多挫折和失败之后，才在实践中发现真理的。——我受到的所谓“洗脑”就是这样的。

文革中的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等疯狂崇拜的现象，都是在1969年“九大”召开之前的全国无政府状态下才愈演愈烈的，但是“九大”召开之后，立即得到上级关于“停止‘三忠于、四无限’的一切活动”的指示，那个时候从中央开始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反个人崇拜”活动，直至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达到一个高潮。

在那段时期，语录本都取消，甚至一些地方下令烧毁，许多在文革初期唱过的、对毛泽东的颂歌被禁唱，这里所谓的“禁唱”不是说某个人唱了就是反革命，而是各大广播电台停止播送、所有的中小学停止向学生们教这样的歌曲。为了规范唱歌，为了禁止颂扬毛泽东的歌曲大量传播，还专门设计了《战地新歌》，里面的歌曲都是经过有关部门精心审查，把“毛泽东”三个字的出现频率压缩到最小的地步，不是歌唱女电焊工，就是歌唱公社小社员，要么歌唱解放军。

在文革后期，对毛泽东的颂扬行为进行抑制的政策是谁发动的？只能是毛泽东。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用了个人专断的手段来尽最大努力抑制人民群众对他的颂扬。在文革后期的中小学课本中，看不到对毛泽东生平的任何介绍，只有各种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事迹。在林彪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下令停止了每年的国庆游行，也停止了接见工农兵代表，因为他不给人民群众向他喊万岁的机会。

可以认为，在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中，主动抑制社会上对自己的崇拜行为，不惜采用个人专断的办法来抑制任何人对自己颂扬，向全国人民传达“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只有毛泽东一个。在那种西式竞选制度下，哪个政治家不是希望自己的粉丝越多越好？

可以认为，苏联的斯大林去世时仍然在神坛上，朝鲜的金日成去世时仍然在神坛上，而中国的毛泽东在世时已经采取了最大规模的“反天才论”宣传让自己走下了神坛。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本来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在年青时候都经历过的事情，怎么现在那些与我同龄的“教授”们都忘记了？而且，在各级现任领导干部小的时候，请问谁没有接受过“反天才论”的教育？怎么这一段历史就这么被忘记了呢？请问，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坚持“奴隶创造历史”的观点，那么林彪又怎么会下决心要发动政变呢？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8-28 12:27 AM 編輯 ]

暗箭射狐狸

初中生

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文革史研究之一

陈益南

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实际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误以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厂矿）退出文革时期。

现在对“红卫兵”问题认识常常有这样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教师、教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而实际上，文革初期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被后来称之为“老红卫兵”的组织（仅占红卫兵组织的一小部分）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向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造反”的红卫兵（占红卫兵组织的绝大部分）并不相干。

所谓“老红卫兵”，即是在文革初期，在“红五类”子弟——即以家庭出身为依据，其中革命干部（革干，实际上是指中高级干部）、革命军人（革军）子弟为主——占了很大比例的学校首先发展起来的高干子弟组织。高干子弟本来就是个“圈子”，平民子弟常常“凑”不上去的，因此平民子弟中自讨没趣的人毕竟不多，从而“老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中几乎没有什么平民子弟。后来这些“老红卫兵”组织的一部分就发展成为“联动”、“西纠”、“东纠”等犯罪组织。另外，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老红卫兵”组织也属于这一类。

而以后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分，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

“老红卫兵”们大约在1966年底至1967年1月（即1967年“一月夺权”）之前，便因“保爹保妈”（“造反派红卫兵”以这样的方式讥讽“老红卫兵”，认为“老红卫兵”实质上不过是为了捍卫其高干父母的特权地位）、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并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随即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几个月（连半年时间都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8次接见红卫兵，其中第一、二次接见的红卫兵中，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和实践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践踏和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那些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文革后期或文革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都形容为类似德国法西斯主义党卫军的组织，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则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的，而且“老红卫兵”组织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当她为毛泽东佩戴“”袖章时，毛问其姓名，对曰：“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于是毛随口说：“要武么！”事后她即改名为“要武”。），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随著“老红卫兵”们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上海红革会、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则迅速崛起，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时期。

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起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直到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领头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而成。但是，随著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到来，“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与“反军派”。

出现这种分裂的原因与催化剂有两个方面：

一、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位置，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分红卫兵头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

二、军队的介入。中央让各地军队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却又没有严格标准，对于都打著“造反”旗号的群众组织（那时已没有人敢自称是“保守派”了），各地军队便只好按军人的标准（例如是否守纪律）来选择和支持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造反派组织。这样，面临被选择命运的造反派队伍发生分裂就是必然了。

一般来讲，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著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所以在这场分裂中，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站在一起，哪怕其地位已降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湖南的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红卫兵，四川的“反到底”红卫兵等）。

所谓“反军派”，也并不就是笼统的“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对地方军区部队对自己进行压制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后来一般与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战军部队结成了联盟。实际上，随著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两个派别的性质是在军队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因为受地方影响不同而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分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他们反对马上稳定政局，支持“继续造反”。

第三个误区，即是将“红卫兵”这个概念与“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来。

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1966年起至1976年止，前后达10年之久，而“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两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1966年7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开始，至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们便退出了政治斗争，而几乎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厂矿）。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了，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在其后的七、八年间，文革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了。

到了文革末期的1975年冬至1976年夏。“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等人又一次启动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他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发动两校的大学生们写了和贴了不少大字报，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批判邓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然而，历史不会倒流，此时的大学生们也远非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如果说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很多理想与自发的成分，那么197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所写所贴大字报的举动，则已有着几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与当年年轻人意气风发的“红卫兵运动”相提并论了。

写于200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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