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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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研究京氏 於 2011-11-13 06:56 PM 發表。


也就是说，共济会在中国的分支及成员名单，要研究一下：）

赞同!!!

初中生

美国干预香港实录

刘乃强

《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12月号，总第168期

奇怪的政治捐款

2011年10月中，一个以台湾为基地的资料分享软件网站FOXY出现了一些有关黎智英2005-2011年的政治捐献纪录和预算。捐献的对象包括反对派的政党，如公民党（1455万）、民主党（1369万）和社民连（100万）等，以及个人如，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130万），其中获得最多捐款的个人是退休天主教枢机主教陈日君（2000万）。（见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献）


陈方安生只在2008年参加补选，那么2007年和2009年的款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陈日君更离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2009年这五年间，他身为现职枢机主教，而教会每年从信众和各界收取善款，用于维持教会营运、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内部有监控，避免浪费与误用，他为何不以教会的名义接受捐款？他这个当时是现职的枢机主教，却以个人接受这笔巨款，香港天主教教会多次重申并不知情，更不知款项的去向。

陈日君开始时还想隐瞒，到不能再忍时，索性借机来一次迟来的“三天禁食”，去抗议发生多时的教育政策，高调的自称是“败家子”，接受捐款与政治无关，全部用于教区事务上，用途包括：坐商务客位出差开会、给神职人员每封高达2000元的利是、资助内地神父到海外进修以及援助国内地下教会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笼统举出的例子，除了他个人每年数次的商务机票外，其他的开支，包括“资助地下教会”在内，都是天主教会本身经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这位神职人员是明显说谎。这一千多万的巨款真正的用途是什么？

政治捐款来自何方

我们不知道政治捐款来自何方，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苹果日报》不断跌纸，新出的免费小报《爽报》恶评如潮，广告严重不足，“壹传媒集团”要发出盈利警告，预告将出现亏损之际，他今年的捐款预算却没有收缩，基本上养起香港两大反对派政党。

2.黎智英的捐献纪录全部是英文的，交收过程十分详细而且具体，看来不光是给他自己看，还要向一些“英语人”交代。

3.纪录中经常出现壹传媒动画有限公司商务总监Mark Simon这个人，作为款项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国情报人员，与美国政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资料显示，黎智英透过Mark Simon于2003-2008年经常以“壹传媒”及《苹果日报》的名义，向美国共和党及其附属右派团体捐献，金额最少24500美元。

4.在这次外泄的捐款名单中，受助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编辑《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董事会董事。

从这里，我们很有理由怀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钱”，资金的来源很可能是美国，而黎智英只是一个中转站，陈日君则又是另外一个中转站，他把由黎智英发下来的钱再转发出去。例如转发予更小、更分散的个人及团体。

美国驻港领事馆扮演什么角色

香港从来都有外国力量充斥各个领域。在1997年回归之后，美国驻港领事馆的编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驻港领事馆大量收集香港及内地情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自称“泛民”的反对派头面人物，更是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

2011年9月份，“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2005-2010年向华盛顿发出的近千份机密电报[注2]，证实了美国对香港事无大小，上至特首人选、民主发展，下至香港废物处理方向、电力市场是否开放，再到笔者2009年初在《南华早报》提出的香港饮用水供应的安全问题，以及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教育界如何评价内地学术自由等，监察几达“无微不至”的地步，并及时呈报华盛顿。而香港反对派与美国，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领馆职员频密与反对派广泛接触，搜集情报和意见；李柱铭、陈方安生等反对派头目亦曾多次鼓励和主动要求美国干预香港事务。

美国过去一直不承认干预香港事务，“维基解密”这次公开大量电文，使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很尴尬，不断向传媒施加压力，要传媒低调处理，企图蒙混过关。但是纸已经包不住火，“维基解密”电报显示，美国一直在插手干预香港事务，香港反对派活动背后有美驻港总领事馆的影子，甚至主导。

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隐约的看到一条线索，把香港近年的众多政治现象和事件，包括民主党的内部矛盾、公民党的兴起及其与民主党的矛盾、陈方安生的复出、“五区公投”的原由、余若薇和陈方安生对此的态度如何被银主黎智英等改变、泛民的分裂、社民连被收编、民主党与公民党等的选举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对派精神领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选等等个中脉络十分清楚地贯穿起来，让世人清楚看到，自回归以来，香港政坛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乱局源头。——香港反对派背后的银主和靠山，就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

2006年3月，陈日君在梵蒂冈接受册封枢机，他带同教龄甚浅的黎智英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同行，并引领两人向教宗本笃十六世朝圣。“维基解密”披露，美领事馆于2006年3月的电文中表明，会探讨“传媒、宗教、政客三种力量结合下的影响力”，一方面透过美国线人收集当时三人在梵蒂冈的一言一行，还研究当时传媒的看法，并谘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见。

此后，陈日君、李柱铭、陈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体称为反对派的“新四人帮”，便经常与美国驻港总领事会面吃饭，寻求资助及要求对方提出策略性指导，拟联合“宗教”、“政党”及“传媒”三大影响力，在香港政坛上兴波作浪。

到2007年的立法会补选，“新四人帮”开始试图发挥“造王者”的力量，美领事馆于2007年9月的文件透露，李柱铭、黎智英等游说陈方安生参选，并形容她是“可以统一反对派，对抗有意参选的叶刘淑仪”的唯一人选，而陈方安生亦乐于藉此一试自己的剩余政治影响力。

由劝退民主党的甘乃威，到陈方安生当选上场后，“新四人帮”正式成形，近年更主导整个反对派的力量和意识形态，并开始插手反对派的选举部署及政党合作。众所周知，2009年反对政改的所谓“五区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帮”幕后操盘，出钱出力促成公民党和社民连台前演出的一场政治闹剧。

香港反对派的真正面目

“维基解密”电报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坛十分活跃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来的真面目。这些政客在美国驻港外交官面前献计出卖战友和盟友、出卖香港、出卖国家，与他们在市民面前所呈现那种掌握着道德高地，大义凛然地打击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两回事、两种人，让人们对香港反对派的本质和原形毕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确和深入的瞭解。

当中民主党的涂谨申，他除了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之外，还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的“高徒”，经常跟随李柱铭赴美“告洋状”，乞求美国干预香港事务。

2003年，在赴日内瓦将“二十三条”立法最新消息汇报给布鲁塞尔的欧盟成员时，涂谨申与李柱铭曾恐吓说，“二十三条”立法将会破坏香港与欧盟关系。

“维基解密”文件显示，涂谨申于2007年主动向美领事馆警告美国政府，声言“中共已成功渗透入民主党”，民主党已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况，提出美国政府有需要瞭解有关民主党的最新情况，相信美国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对民主党的渗透工作的机构。

在有关事件的发展期间，涂谨申曾多次与美国驻港领事馆接触和交代最新的情况，其后又向驻港领事馆递交有关“民主党渗透事件”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关注民主党的情况。

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分析认为，涂谨申的这些做法是企图藉此寻求美国政府的影响，阻止所谓的“渗透工作”。涂谨申向美国出卖党内战友，大概还加上其他尚未见光的行动，获得的回报是美国把他列为美国驻港领事馆“严格保护”（strict protection）的对象。事件揭露之后，吃里扒外的涂谨申在民主党内地位丝毫不受影响，可见他的行为得到了民主党高层的默许。

另外一个得到美国驻港领事馆“严格保护”对象特殊待遇的民主党核心成员竟然是一个学者：民主党中委、有民主党“大脑”之称的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罗致光。

在回归前的1995-1997年、回归后的1998-2004年，罗致光曾是立法会议员，今天在特区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职，包括可以大派数十亿元的关爱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

文件显示，2009年初，罗致光评估“五区公投”的补选部分，若建制派参加，公、社两党恐怕只会获得3席，梁国雄、陈伟业有危险；如果工联会陈婉娴出选，梁家杰都有可能输掉议席。2010年中，在民主党决定支持政改“优化”方案前，罗致光亦向美方汇报，预告民主党准备就政改方案“妥协”。

涂谨申和罗致光两人都是中国公民，竟然在中国境内受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严格保护”。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为美国做了什么事情？背了什么风险需要受到保护？而美国在中国境内，究竟如何能依法“严格保护”一个中国公民？

我们不知道。

但有些事情，我们也是知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远东地区谍报站就设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内。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以此为平台，以外交人员身份为掩护，在香港大肆进行谍报活动。

据美国政治杂志《地缘指导》披露，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人数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有大量的情报人员在文化、商务、外交人员身份的掩护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报外，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中国内地的间谍活动。

以前中央情报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针对中国内地，但从去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加大了针对香港的间谍活动。按照规定，一些重要雇佣特工会被中央情报局指为“严格保护”的对象。[注3]

台湾的FOXY网站以往曾多次泄密，但都能继续运作，但在公开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献资料之后，便无故突然无声无息关闭。

“维基解密”文件揭露陈方安生这位前高官及立法会议员，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背地里将香港政情机密源源不绝向美国输送，并不断促使美国插手香港政治。陈方安生是美驻港总领事亲自会见的主要联络对象，美驻港总领事经常向她请教，话题无所不包，重点是反对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陈方安生辞去政务司司长的原因、会否参加2007年特首选举，到退任立法会议员后的动向和行动，以至她对内地和香港，均巨细无遗地一一谘询。除此之外，这位被西方传媒称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也很积极向美国驻港总领事表态，要求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同时她又鼓励时任美国驻港总领事唐若文应多多就“支持香港民主发展”发表意见。

在“维基解密”公开的2006年9月电文中，披露了陈方安生对美国驻港总领事直言，不参选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与北京的联系”，若为了一场必输的选举而与北京对着干，“个人政治代价太高”；美国驻港总领事于2009年1月的电文又透露，陈方安生扬言自己不再参与立法会选举后，重要工作是走入学校层面，宣扬她的“两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推动的爱国教育。

在2009年7月电文中指出，陈方安生在会面中，就“鼓励”美国政府应不时提醒北京政府，美方关注北京政府如何处理与香港相关的事务，“因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如何评论他们”。

而另外两份于2009年1月和8月发出的机密电文中亦指出，陈方安生先后游说美国驻港总领事唐若文，“她认为中联办是中国干预的源泉，香港传统左派仍是民主发展的障碍”，美国应干涉香港事务。又鼓励唐若文应多就支持香港民主发展发表意见，特别是美国作为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港有着很庞大的利益”。

讽刺的是，唐若文2009年1月的电文题目为《陈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她真正关心的并非香港和国家，而是个人政治前途和美国的利益。而在“维基解密”文件公开后，陈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会的质询。

另一位传奇人物是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鹏飞。“维基解密”档案揭露，李鹏飞多次在北京参加人大代表会议之后，向美国报告两会的情况和北京的动向。他更向美国推荐公民党前党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铭作为领导整个“泛民主派”的共主。

李鹏飞一方面是中国法定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港区代表，另一张面孔又是美国的线人和反对派核心人物。文件显示，他有份游说余若薇参与反对政改的“五区公投”，于邀功之余又向美国打小报告，透露陈方安生和余若薇对“五区公投”本来持保留态度，其三刀两面的表现，令人侧目。只是美国人并不欣赏李鹏飞的政治判断，于电文中直接质疑余若薇在反对派中的决定性影响力。

香港内部矛盾的根源与政府作为

“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协议达成以后就预言：“对于中英联合声明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实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总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注4]

“维基解密”以大量事实证明了邓公的远见。

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千方百计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千方百计、无风起浪，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企图证明香港的回归是错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而如陈方安生所言，将来只有“一国一制”，那就是香港资本主义这“一制”。说到底，香港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矛盾，根源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坐视，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于2011年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问时指出，维基解密的电文显示，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对于香港政制、社会发展问题兴趣很大。美方不仅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向特区政府提出过带有干涉性的意见，而且与特定的某些人频繁见面。如果是这样，美方的行为就超出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国际法所规定的职能，“我们有理由对此感到关切和不满，并要求美方停止这种错误做法。”

外交部驻港公署向美驻港总领馆表达了中方的关切，表明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要求美方严格遵守有关国际法和公认的行为准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发言人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香港应该是中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合作的重要桥梁，“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动作。”

这非正式的外交抗议软弱无力，当然只是聊胜于无，而美国处于完全理亏的状态，起码短期之内也会暂时收敛。但是如无具体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后将会死灰复燃，甚至欺我软弱，而变本加厉。

若以美国的有关法例为参考准则的话，黎智英和反对派政党上述的一系列行为，轻则罚巨款，重则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责成特区政府，顶住已证实被美国收买和保护的反对派的阻挠，尽快就《基本法》“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立法，并且在2017年开始全面落实普选之前，订制《政党法》和《政治捐献法》等，使杜绝外国势力干预香港政治生态有法可依。

[注1]：NED可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跟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块招牌”。因为NED有“非政府组织”（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连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资金源自美政府拨款，美政府对NED的拨款主要包括三部分，当中最大来源是国会年度拨款。NED还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NED下属四大机构，即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

[注2]美国的机密分类有三级，分别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这回被公开的除了两份是属于第二级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级机密文件。

[注3]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25 12:08 AM 編輯 ]

初中生

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香港问题

郭又新 刘大平

来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香港问题是中英政府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相当谨慎，尽量避而不谈。但二战的爆发，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卷入太平洋战争后，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香港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3-1949年这一时期，美国不断调整其全球和亚洲战略，香港问题几次成为美国战略布署中深受关注的筹码。

近年来，人们更多地研究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和方针，但对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则涉及较少。本文试图利用目前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档案文件和相关的历史文献，对1943-1949年间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香港问题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以有助于人们了解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群情激愤，要求美国全力投入对日战争的呼声日趋高涨。但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来考虑，美国政府依然坚持“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原则。因此，美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忠实的伙伴，为美国赢得实现战略转移的时间。于是，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大部分兵力的中国成为美国最为青睐的对象。

1943年2月，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攻击，直至最后打败日本”，“打败日本的方法是用中国作为行动的基地。”［1］美国还决定在亚太的战后格局中也要处于主导地位，这就需要中国的战后合作，借以帮助美国对付苏联和日本，放心地实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布署。

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战时及战后利益，美国需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联络中国人民的感情，为此罗斯福总统使用了种种手段，其中不乏表面文章，但为表达美国政府的真诚友好态度，罗斯福总统也曾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942年，面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强烈要求，为笼络中国政府和人民，罗斯福总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对英国最不满意的敏感禁区——香港问题。美国政府结束“对香港问题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的历史，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表明：他完全赞成蒋委员长关于收复失地的愿望［2］。

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大大鼓舞和坚定了蒋介石收复香港的决心。在同英国政府进行废约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态度强硬，坚持要求收回九龙，使中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甚至有谈判破裂的可能。

关键时刻，罗斯福既不能眼看中英双方因香港问题走向分裂，削弱盟军的力量；也不愿对英国单方面施加压力，破坏美英关系。为此，美国故作姿态，对中英双方都施加压力，希望早日打破僵局。不过，美国政府并未要求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真正受到压力的是蒋介石政府［3］。

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首次敦促邱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继续对邱吉尔施加压力，要大英帝国战后放弃海外殖民地。邱吉尔反应强烈，声称：“英国打算牢牢保持她自己的领土和基地，不通过战争，谁都无法从她手里夺去领土和基地。”他特别提到新加坡和香港［4］。

1945年2月，在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声称：他准备瓦解大英帝国，还要将香港归还中国，并阻止法国人返回印度支那［5］。

香港号称“英国王冠上第二颗最明亮的钻石”，而邱吉尔又声称“英国立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殖民地”，由此足见香港问题的敏感和重要程度。——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在1931年主持撰写的英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草案中，明确规定上海租界可以归还中国，而香港绝对不能归还［6］。

罗斯福决心插手这样敏感的问题，绝非出于他对中国情感上的关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阴影，努力成为“世界盟主”。但是，英法昔日的辉煌还未消失殆尽，仍然保有广阔的殖民地，这严重影响了美国对世界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的控制。

对美国来讲，“反殖民主义”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既可以瓦解英法殖民势力，帮助美国控制世界市场；又可骗取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提高美国的声望。——作为出色的政治家，“罗斯福当然了解正在亚洲兴起的深刻思潮，他在战争期间不时提出的关于‘反对继续保持殖民制度’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一点......”［7］插手香港问题是罗斯福藉“反殖民主义”以维护美国利益的实践。

邱吉尔和英国政府的其它官员对罗斯福“归还香港”的建议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决不能容忍“葬送大英帝国”的行为。面对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从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向英国施加压力；相反，为了维护“美英联盟”，美国政府向英国低头，暗中对英国作出“不改变英国远东殖民地状态”的许诺——1943年7月13 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对英国驻美大使法克斯表示：“尽管美国人民同情中国，希望香港回归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站在英国一边的。”［8］

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归还香港”的建议遭到邱吉尔坚决反对后，立即向邱吉尔保证：不改变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状态［9］。这样，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行双重政策：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下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正因如此，在此期间，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罗斯福及赫尔等人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情况；而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却满是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的记载。

在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归还香港的过程中，他从未忘记一个附加条件：“将香港辟为自由港”。1943年初，罗斯福在同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谈话时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其条件是由中国主动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10］。——罗斯福从未要真心地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将香港全权交还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推行美国在远东的一项历史性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使美国在香港拥有更加直接深入的影响力。

1945年2月8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继续坚持“香港应交由国际共管”。他向斯大林建议说，他赞成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自由港，不仅大连，而且香港也可如法炮制［11］。——这一建议充分暴露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哪管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利益至上！

不可否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笼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因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政府不可能给予中国实 质性 的帮助。中国痛失战争期间收复香港的机会。

二

临近二战结束，因战争需要而结成的美、英、苏盟友关系，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面前变得岌岌可危，在盟国之间，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在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争斗中，美国深感英国合作的重要，杜鲁门总统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为了维护“美英联盟”，曾在罗斯福任期内至少在理论上重视的“香港和其它殖民地的回归问题”，这时变得无足轻重了。英国人深深感觉到：“现政府（杜鲁门政府）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强烈想要改变香港和其它帝国殖民地的地位。”［12］

与罗斯福相比，杜鲁门缺乏和中国患难与共的感觉；相反，杜鲁门感到更多的是失望和怀疑。自1944年底至1945年初，在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蒋介石政府损失惨重，严重暴露了其内部的种种弊端。此间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备忘录中记满了国民党政府的虚弱无力、不堪一击；同时指出，为了筹备内战，国民党政府把保持自己的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13］。——从美国亚太地区基本战略目标出发，杜鲁门不能彻底抛弃蒋介石政府，但他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府，只好在进退两难之间徘徊观望。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何接受日本投降，成为一件战后亚太地区当务之急的要事。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致电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电报内容就是著名的“战后第1号命令”：“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和北纬16°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指挥官和所有陆、海、空及附属武装力量向蒋介石司令投降。......”［14］——不管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如此，“战后第1号命令”中没有特别提到香港。为此，中英双方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1945年8月11日，杜鲁门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消息给蒋介石：“麦克阿瑟将军已向日本帝国司令部发出命令，除对抗俄国的日军外，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无条件地向您或您指派的指挥官投降。”［15］根据赫尔利转交的这份电报和随后的“战后第1号命令”，蒋介石认为香港地区的日军理所当然应向他投降，因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境内——香港的日军属于日本华南派遣军第23军所管辖，而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并且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

1945年2月中旬，美国魏德迈将军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1946年初期，中国军队独自攻占华南的两大海港广州和香港。由于日本军队的变动，1945年6月，魏德迈将军的计划经修改后付诸实施。8月3日，中国军队行进到贝阿德堡（Fort Bayard）以西约20公里的地方，这是攻占广州和香港的前奏。由于投放原子弹和太平洋战争结束，这个作战计划才被中止［16］。

从战时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进攻香港日军的战斗任务是由中国军队承担的。但是，英国政府不承认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早在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就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17］。1945年3月3日，英国外交部再次重申“武力抢占香港”的重要性。——中英双方矛盾尖锐，相持不下，竞相向美国寻求有力的支持，因此，这时美国的态度显得十分重要。

自1945年8月16日英国政府通告蒋介石“英国将派必要的军队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理”之日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赫尔利频频致电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请求美国敦促英国执行“战后第1号命令”，可是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请求置若罔闻。

1945年8月18日，杜鲁门向英国首相艾德礼发出“第4号绝密电报”，明确表示：“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军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将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受日军投降。”［18］——杜鲁门的这一立场，为“中英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的解决确定了基调。

当艾德礼告知杜鲁门，他担心“驻扎这一地区的日本指挥官可能认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内”时，杜鲁门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寻求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19］。

“第4号绝密电报”的内容得到证实后，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司令的受降条款”，认为英国应该服从“战后第1号命令”，不向香港派遣军队接受日军投降。

杜鲁门在1945年8月21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为英国辩护说：“依我之见，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只是一个军事合作事件。这不涉及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问题，你不要急于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又讲到，对他而言，敦促中英军事合作，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 是切实可行的事情［20］。

蒋介石在得到这样的答复，并获知英国已派海军少将哈考特前往香港受降后，向杜鲁门提出妥协性建议，即他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授权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但这种妥协还没有达到美英可以接受的程度，坚持要“在香港恢复往日主权”的英国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又急于在“可预见的内战”中获得美英的援助，于是他作出了一个“聪明”的抉择：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以“中英代表双重身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21］。——这是杜鲁门在“香港日军投降问题”上努力的结果。

1945年8月31日，英国海军舰队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11月19日，英国军队完成对香港、九龙的军事管制。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走上了“在战后继续保持香港殖民统治”的道路。杜鲁门初期的美国政府抛弃了罗斯福时期在口头和道义上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政策，转而支持英国重建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

三

在帮助英国重建香港的殖民统治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对香港的密切关注。随着中国内战形势的变化和冷战的展开，香港在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947年以来，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经济继续恶化，国民党军队在各地接连失利；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日益增长。就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3月4 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美国国务卿的一封信中提到：在同两位重要的英国官员就殖民地问题进行谈话时，他大胆地建议，英国政府应在中国局势更加稳定时，采取慷慨和宽厚的态度，宣布英国将在某个约定的时候将香港地区全部归还中国［22］。

司徒雷登并非是要继承罗斯福的遗志，重提“归还香港”问题。由于英国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态度，因此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许多人士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各种反蒋读物，运回内地宣传民主自由。而这不是美国政府喜欢见到的局面！

同时，还有更不乐观的动向令人担忧——1947年8月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勒登向魏德迈将军报告：“有迹象表明，英国积极支持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策动‘华南分裂运动’。因为一个中国东南沿海的自治政府不会像国民政府那样向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归还香港。”

虽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霍珀在1947年8月13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声称，英国“支持华南分裂运动”多半是一个谣言，但不排除英国因商业原因承认这种运动的可能［23］。因此，司徒雷登建议英国就香港问题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尽管对国民政府有种种不满，美国还是不能轻易放弃“以国民政府牵制苏联”的战略目标。

1948年初，香港、九龙地区的反英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许多示威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甚至打出“反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标语。美国政府密切注视香港事态的发展。1948年1月6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鲍彻发表声明，先对中国收复租界的行动表示同情，随即指出“中国人民的行动不会伤害英国，只会伤害中国”，并声称“这一事件将会影响美国国会对华的援助项目。”［24］

1948年1月19日，在南京示威群众的标语中，40％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20％是反英的，20％是反美的，20％是既反英又反美的［26］。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这股“反政府”、“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感到恐慌，它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利用这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因此，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频频致电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压力，让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外国使领馆的义务，并要对任何由于中国政府保护不当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26］。

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展开，美国开始考虑“从中国大陆脱身”的问题。作为毗邻大陆的外围地区，台湾和香港的战略地位愈加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进入1949 年，美国政府开始探讨两个有关香港的问题：

（1）美国在武装保卫香港问题上的可行性方案；

（2）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自1948年末，英国当局开始考虑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香港的态度问题。由于无法把握香港的前途，英国急于在国际上寻求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它国家政府的支持——1949年5月，英国向美国和英联邦其它国家作出这样的试探。

面对英国的请求和日益迫近的香港防卫问题，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有关部门就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进行可行性论证。1949年7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华南外国殖民地的可能性推断”的“NSC55号文件”。在文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美国军方提出了立场和看法：

（1）向中国共产党人让出香港和澳门将大大削弱包括英国在内的两个西欧殖民大国的声望；

（2）这两个殖民地都缺少天然防卫屏障，易于遭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优势兵力的进攻；

（3）只有在中国内陆建立军事据点，才能满足香港和澳门防御的实际需要，而守卫这样的军事据点需要将大批的武装力量运进中国；

（4）从长远观点看，保持香港和澳门的分离状态，使其掌握在友好政府手中，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反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军事扩张计划的起始点；

（5）从上述观点出发，美国动用武装力量保卫香港和澳门是不明智的，除非愿意去冒全面卷入中国甚至全球战争的风险。

为了提供多项方案供美国最高决策当局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陆军部作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作为"附件A"，一起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个附件的结论部分，陆军部列出美国对付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地区的7项可能措施：

（1）如果英国请求，同英国联合保卫香港；

（2）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对香港提供武装保护；

（3）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中国共产党军队停止军事行动；

（4）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它要么抵抗到底，要么尽可能体面地撤出；

（5）与英国领导人一道探讨能否将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交联合国讨论；

（6）如果可能的话，依据北大西洋公约采取行动；

（7）继续保持消极的观望态度［27］。

“NSC55号文件”只是美国对未来行动的预测，并未规定美国的确定行动。为此，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它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从美国全球战略布署和香港实际防御情况方面考虑，美国军方认为，“武装介入香港防卫”是不明智的选择；而美国国务院考虑更多的是“巩固美英战略同盟”，因此主张美国应对英国的请求作出表示，至少要在舆论上支持英国。

1948年8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指出：香港受到进攻会明显影响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同时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这一敏感问题美国已同英国有关官方人士协商，虽美国方面明确的支持尚未确定，但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下，美国都会尽全力承担由《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义务［28］。

其实，尽管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存在着小小的分歧，但美国在“香港防卫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最高标准已基本明确，即拒绝单方面派武装部队增援香港。美国最高决策集团之所以迟迟不将这一标准明确规定下来，是想利用“香港防卫问题”延缓或阻止英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杜鲁门曾明确表示说：如果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美国政府将不会在香港受到攻击时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29］。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天之后，英国决定不再等待，准备正式承认这个新政权 ［30］。美国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第47次会议上正式决定：“美国将不支持英国在军事上防守香港。”［31］——这表示了美国政府对英国承认新中国决定的一种报复和惩罚。

美国对香港的关注，除有关军事防卫问题外，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解放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1949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1号文件”。这是一份有关与中国贸易政策的文件，探讨了美国“对华实行经济遏制”问题［32］。香港在中国解放区涉外贸易中的作用令美国担心——

1949年3月，美国驻华商务代办欣克尔在一封致国务院的信中警告说：他相信中国北方当局正在寻求利用香港作为他们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唯一基地。［33］

1949年4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明确表示：“国务院现在必须考虑香港向共产党控制地区供应石油产品问题，德士古石油公司香港分公司已向中国北方地区运送了3万桶煤油和汽车用汽油。”

1949年4月7日，美国国务院石油事务部召开了有德士古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公司代表参加的会议，重申“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北朝鲜严格限制出售石油产品”的态度和政策［34］。

美国要对华实行经济遏制政策，需要英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在香港问题上更需要英国的合作。

1949年7月26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史密斯在一封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对华贸易限制必须与英国和其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配合，以防止美国的公司将市场丢给外国竞争者。（举例来说，共产党人当 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地购买石油产品，在比利时购买锅炉管材等）”［35］

1949年8月9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克康瑙希也向美国政府强调：“广州失守后，要特别注意要求美国加紧对香港的出口限制。”［36］

1949年6月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8号系列文件”，重新阐述美国关于亚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承认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方面，需要在远东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的协助［37］，在香港问题上，美国继续对英国施加有效的影响。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其被英国殖民当局霸占期间，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对香港问题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从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政府归还香港，到杜鲁门帮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再到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防范措施的研究，美国在有关香港问题的几次转折关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香港在美国亚洲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已不简单地把香港看作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而是把香港看成自己实现全球及亚洲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看成对华进行全面遏制与封锁的最前哨阵地。这种战略取向，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核心内容。

[1]：（美）塞缪尔·罗森曼编：《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及演讲集》（Samuel Rosenman,ed"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纽约1958年版，1943年卷，第79页。

[2]、[1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4、232页。

[3]、[6]、[8]、[9]、[17]：英国外交档 案：FO371?35679，F123?1?10；FO31715，F5900?256?10；FO311?35740，F5061?1；FO371?46751，F5066?1147?10；FO371?75839，F13676?1061。

[4]：《美国对外关系》（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1943年，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5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14页。

[5]：（美）托马斯·Ｇ·彼特森：《美国外交政策——1900年以来的历史》（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Since 1900）D．C．希恩1980年版，第412页。

[7]：（美）华·惠·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页。

[11]：（美）哈里曼：《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出版社1978年版，第444页。

[12]：（美）尼古拉斯编：《华盛顿电讯，1941-1945，英国大使馆每周政策报告》（Washington Despatches 1941-1945 Weekly Political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8页。

[1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7-599页。

[14]、[15]、[18]、[19]、[20]、[21]：《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5年，第7卷，第501、502、504和509、505、509、513页。

[16]：（美）邹傥：《美国在华的失败，1941-1950》（Tang Tsou："Amen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72页。

[22]、[23]：FRUS，1947年，第7卷，第55、715-721页。

[24]、[25]、[26]：FRUS，1948年，第7卷，第47、48、49、54-55页。

[27]：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NSC Registry），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增补第3部分，第1卷，第00141-00144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28]：（美）理查德·斯特宾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1949》（United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9）纽约1950年版，第63-64页。

[29]、[34]、[35]、[36]：FRUS，1949年，第9卷，第170、974、1004-1005、954、958页。

[30]：（美）戈尔登·尚：《朋友与敌人——美国、中国和苏联，1948-1972》（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SovietUnion,1948-197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页。

[31]：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7次会议记录，1949年10月20日（Minutes of NSC's 47th Meeting,Oct.20,1949）杜鲁门图书馆，总统秘书档案，第206盒。

[32]：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第1卷，第1025-1049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37]：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Document of NSC），第2卷，第0065-0191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5年版。

初中生

美国谷物商的势力

朱文光

按：本文为朱文光博士遗作之一，写于1980年。朱博士追随南怀瑾先生三十年，于1986年12月24日，在美国华盛顿附近，因过桥时溪水暴涨，意外被卷落水中而逝。

全球的各种商业中，最为隐密、少为人知、暗中为某一集团操纵的，是钻石的生意。有人说，次于钻石，隐密而不为人所知的生意是谷物的交易。

例如，在1973年，世界的粮价涨了3倍。美国一直是粮食生产过剩，粮价也跟看涨了3倍，这是什么缘故?究竟是否有人在操纵，他们又如何有那么大的力量?

全球的谷物交易，有90%以上完全为五家大公司控制，而这五家大公司掌握在七个最有钱、极有势力的家族手中。它们是Fribourgs家族操纵的Continental公司、Hirsches和Borns家族掌握的Bunge公司、Cargills和Mamillans家族控制的Cargill公司、Louis-Dreyfuses家族拥有的Louis-Dreyfuses公司以及Andres家族把握的Andres公司。这五家公司己存在有一百年之久，逐渐地发展和并吞小公司而有今天的成就。在传统上，他们对于公司的业务完全保密。

美国参议员邱池说过:“没有人知道他们如何经营，赚了多少钱，交了什么税，对世界各国有什么影响力。”——Continental公司从来就没有发行过该公司的说明小册子。法国杂志曾指出，在巴黎设立总部的Louis-Dryfuses公司是“为人所完全不知内情的商业帝国，网罗五大陆。”

这些家族拥有他们的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公司的董事全由家族的成员担任，所以由董事长、总经理至经理以及其它重要职位，完全由其家族包办。家族式的经营，有利于绝对保持商业上的机密。这些公司在各大陆活动，经过战乱、世界大战、饥荒、经济萧条、革命等而仍能生存。他们不断在转移阵地，随时可以改变国籍，和国王、总统乃至共产党形成联盟，又视需要随时脱离联盟。可见，这些家族在这一百年内，出现了许多人才。家族式的控制是绝对的，但是家族式的继承，却是一直令他们担心。假如继承人大部分不成器，可能使公司崩溃。又如Bunge公司原来是由Bunges家族控制的，但在20世纪初，由于没有男丁可以继承，生下来的子女全是女子，所以外戚取而代之，由Hirsches和Borns两个家族控制了Bunges公司。

这五家公司中，Cargill和Continental是全美国两家最大的私有企业，而Bunge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私有企业之一。虽然规模这么庞大．他们有时自夸说：“有些我们最好的顾客，却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的名字。”——大部分的美国人也从来没听说过是哪些公司在分配和出售美国的粮食到世界各地。

虽然形式上Continental公司总部在纽约，但实际上一切只由Micheal Fribourg一个人决定。不管他在纽约的别墅，或者是在巴黎的公寓，或者是在瑞士的雪山，实际上“总部”就是他，他就是“总部”。开董事会时，“有很多人，但只有一个意见”，那就是他个人的意见。——其它公司也一样，一切都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这些谷物公司并不拥有农场，并不从事生产，这一点并非弱点，而恰恰相反——农民去冒气候好坏、粮价涨跌、政府政策的风险，谷物公司由于本身不参与生产过程，因此不管谷价的高低都能赚钱。他们投资在建立谷仓、运输网络、通信网络和谷物的精炼──使小麦制成面粉、大豆制成食油和饲料、玉米制成饲料或用在水淇淋和清凉饮料的液体甜浆。他们也从事粮食的运输，从农场一直到外国。

世界的粮食输出国只有几个：大豆来自美国和巴西，玉米来自美国、阿根廷、南非和泰国，小麦来自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法国和澳洲，大麦来自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国，稻米的主要输出国为美国。除了泰国外，这些国家的谷物交易，大部分由这五大公司经手并且运输。在60年代，他们也插手糖、肉类和树薯粉（tapioca）的交易。他们在谷物、食油、饲料的交易额，仅在1974年就有300亿美元之多。

这五大公司除粮食业外，又投资在银行业、房地产、旅馆、油漆涂料和玻璃器具的制造、矿冶业和期货的经纪业。他们在世界各地有他们独自的情报网——默默无闻，从不印刷一个字的情报机构。

近代新兴的全球性公司，其分公司遍及全球各地，他们以“地球的经纪人”自居，分配和加工各种基本的天然资源。他们的财富超过许多国家，也能左右一些小国。谷物商中的五大公司也属于这类公司，并且近乎完整。他们的效率和机动性高，提供国际性的服务，敢于冒国家或政府所不敢冒的风险。他们跨越国家的界限，以地球为单独的完整个体。并且，他们做为不同主义、不同意识形态的集团之间的沟通桥梁。假如由政府机关取而代之，一定马上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低效率、繁文褥礼、官僚作风和高级职员卑屈于政治压力等。

另一方面，若没有官方的有效监督，国家的利益可能丧失，因为全球性大公司的利害和个别国家的利害并不一致。而且由于他们的巨大财富和全球性活动，使得他们能轻易地伤害任何一个国家而无需付出特别的代价。

例如，扎伊尔是在西非的国家，1973年Continental公司在该国建立了现代化的面粉厂，从美国进口小麦，在该国制成面粉。不久，Continental公司有竞争对手，莫布杜总统的叔叔拿到执照，从欧洲进口面粉成品出售给面包厂。于是，1974年世界铜价大跌，而扎伊尔的外汇主要是由铜的出口得来，很快地，扎伊尔中央银行的外汇枯竭，许多外国银行和公司成为扎伊尔的债主，索债不得。

这时，只有Continental公司表现了它独特的力量——在1976年，它失去了耐心，开始减少对扎伊尔的小麦输出，开设在首都附近的面粉厂也跟着减少面粉的产量。当时驻扎伊尔的美国农业专门负责向美国农业部解释说：“他们把运到扎伊尔的粮船改向，以帮助扎伊尔政府了解小麦对他们的都市居民是多么重要。”虽然面粉厂只是降低产量，但是各面包店门口却立即挤满了人，他们互相打架，抢购面包。结果，扎伊尔政府和Continental公司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完全接受Continental公司的要求：扎伊尔政府的中央银行从此以后以现款购进小麦；对于旧债，则每个月偿还一百万美元；除了特别情况外，只准从美国进口小麦；仅有Continental公司可以在扎伊尔制造面粉，若有其它公司要进口面粉到扎伊尔，须经Continental公司同意方可。——换句话说，Continenta1公司成为扎伊尔的唯一小麦进口商和唯一面粉制造商，并且有权力控制和其竞争的任何面粉进口，犹如该公司变成政府的一个机构。

在近代以前，扎伊尔的土著不知有面包，面包是由欧洲的殖民者引进来的，而当地土著原本是以玉米和葛粉（manioc）为主食。1960年，扎伊尔脱离比利时独立，美国赠送面粉做为经济援助；后来，扎伊尔政府开始购进面粉——因为外来的面粉便宜，比改进农业生产和改善乡村运输交通问题还要容易多了。如此，面粉逐渐的受成扎伊尔的主食。虽然从铜价下跌后，扎伊尔政府奖励生产玉米，但是却没有显著的成效。

即便是超级强国的美国，有时也受这几家大公司的摆布。在农产品过剩的美国，小麦价格从1972年夏天到1973年末涨了3倍，原因就是所谓的“小麦大掠夺”——由于苏俄失败的农业政策，导致他们虽然有三分之一的劳工从事农业生产，但仍然经常歉收。1972年，苏俄决定大量购买小麦以备不足，于是暗中和这五大粮食公司协商，并偷偷安排运输的船只从美国运输小麦。在美国政府发觉以前，这几家公司已把2000多万吨的小麦卖给了苏俄。由此，小麦价格逐渐攀升，坑苦了美国的低收入阶层。而且妙的是，苏俄是以低价购进小麦，而美国人却要买高价的面包，不但如此，肉类也跟着急剧涨价。

到底美国政府是装做不知道，还是真的事后才发现，这是个疑案！不过，当时的谣言传说苏俄在购买以十亿计的小麦时，《华盛顿邮报》曾派能干的记者到处查询，可仍然不得要领。由此可见，粮食公司之善守机密，不逊于共产党苏俄。而且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在无形中促成了这场“小麦的大掠夺”，因为他在1971年6月静悄悄地取消“输出谷物到共产国家需要先取得许可证”的规定，而另一规定“谷物之出口，须有一半以上要由美国船只运输”也同时被他取消了。

鉴于此事，在1973年，美国国会命令农业部要收集粮食出口的最新资料。这时美国农业部才采取行动，规定粮食公司凡在24小时之内出售10万吨以上之谷物，须向农业部报备。后来在1974年10月，福特政府更加约束，规定凡在一天之内出售5万吨以上，或在一星期之内出售10万吨以上之谷物，须得政府同意——可是这些规定在1975年3月却又很奇怪地全部取消！

至此，美国政府要获悉苏俄在买什么就受到阻碍了；而且苏俄的农业生产究竟收成多少，也因苏俄之不合作，美国人只有猜测。1975年2月，苏俄在瑞士大肆抛售黄金，于是有人推测苏俄在准备外汇，又要大肆购买粮食了。一方面，美国农业部收到情报说，苏俄的冬季收成正常；而另一方面，苏俄又和各大谷物公司暗中会商，由谷物公司提供世界各地的粮食供应及价格动态。到了1975年7月底，中央情报局才发现苏俄的农作物欠收5000万吨以上，不过这消息来得太晚，谷物公司已售给苏俄1000万吨的美国小麦和大麦，而且粮食价格已经在攀升。于是，福特政府下令停止出售粮食给苏俄，到1975年9月间，粮食价格才总算稳定下来。

可是另一方面，各大谷物公司继续出售大量的小麦给波兰，而苏俄每年要援助波兰数百万吨的小麦，此举无异是在减轻苏俄的负担，所以福特政府在1975年9月下令对波兰禁运粮食。可是，波兰驻美大使馆派遣职员向美国各地的波兰裔美国人团体展开游说，说是福特政府想把祖国的波兰人饿死在冬天，于是福特在1975年10月间，又将对波兰的禁运撤消。

虽然苏俄只从美国买到1000万吨的粮食，可是透过各大谷物公司仍在继绩搜购加拿大、阿根廷和澳洲的小麦......

美国因一向注重"自由贸易"，政府的管制愈少愈好，所以各大谷物公司得以自由出售全美国的谷物。但在加拿大则情形不同，政府设立一机构“加拿大小麦局”（Canadian Wheat Board ，CWB），由其向农民收购谷物并负责外销。但如果遇到小麦过剩，不能全部销出去时，还是要依靠各大谷物公司。例如，在1976年，CWB估计有500万吨小麦无法脱手，于是就暗中以低价把500万吨小麦转让给谷物公司。而谷物公司马上将这批小麦卖给印度尼西亚、欧洲、南美和加勒比群岛，以击败美国小麦的竞争，当时正值美国总统选举年，这一手把福特差不多急疯了。

从1973年起，加拿大农民无需一定将农产品出售给CWB，也可以出售给私有公司。从那时起，Cargill公司深入加拿大内地，仅在1974年，就买下195座谷仓。

阿根廷的谷物外销也掌握在谷物公司手中。虽然贝隆上台期间曾将谷物交易国有化，但在1959年贝隆被军队驱逐后，谷物交易国有化法令随之取消，其表面借口是“谷物交易国有化以后，农业收成减少，农产品输出愈来愈低，几乎到了没有农产可以出口的地步”。1973年，贝隆又上台并且恢复了谷物交易国有化制度，不久贝隆逝世，谷物交易国有化制度又被取消。从此以后，各谷物公司可以自由投资，于是农产品又开始有“增加”的趋势。

最近的新发展是，农夫不仅要依靠谷物公司出售他们的谷物，也要依靠谷物公司卖给他们所需的种子。本来，农夫的种子是自己种出来的，只要储存到下一季就行了。最近发展出来的杂交玉米，产量高又耐旱，还能抗病虫害，风行全世界，在美国、阿根廷、巴西、南非和法国种的玉米，差不多都是这一品种，而这些种子只有少数公司在出售，也就是说，杂交玉米操纵在他们手中——虽然杂交玉米比普通玉米产量要高20%-30%，但是它结出来的种子却失去了它的特性，又回复到普通玉米的状态，只有专门从事育种的种子公司才有新的种子，所以农民非每季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不可，而这又给谷物公司带来很大的利润。

小麦的育种成就了所谓的“神奇小麦”（magical wheat），这种小麦不但能抗旱、抗病虫害，还能抗风害（如台风等）、抗热，可在赤道南北纬度二十度以下的低纬度地带生存。由于“神奇小麦”能够传种，所以种子公司没有专利。但是由于正在向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摩洛哥、突尼西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肯亚、埃及等国推广，因此种子公司的利润仍然甚为可观。

稻米的世界交易也很隐密，这世界上只有二十多个人，能够做全球性的稻米交易，其中以Continental公司的Totah最为出名。

至于泰国的稻米，却是操纵在华侨手里，有所谓“六只虎”之说，但实际上是七个华人控制了泰国稻米。在香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进口商，若要泰国稻米，就去找“六只虎”。泰国稻米的交易是个很复杂又神秘的学问，要知道实际价钱几乎不可能，若循官方途径，可以得到曼谷F.O.B的报价，但是泰国稻米有8000多个不同品种，究竟曼谷F.O.B这份“报价”是指什么，其中有许多蹊跷。若不找“六只虎”，必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或者买到的不是你原本所需的稻米。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0-10 12:41 PM 編輯 ]

初中生

亲美是中国的致命伤

颜元叔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政府或人民都显示出强烈的亲美倾向，这一倾向到“六四”暴乱之后，似乎才稍见偃抑。如今，政府虽然有所觉悟，但民间似乎亲美如故。其实，亲美正如同当年亲苏，是绝对的错误！远的与隐的不说，就以“六四”而言，邓小平当时对来访的尼克森说过：“这次你们美国牵涉太深了。”时至今日，美国还在搅波，还想兴风作浪！假使大家肯定“六四”对中国伤害之深，则知美国对中国伤害之大，则应知亲美是如何的一种自溺而自戕的行为！

既然邓小平说出“美国牵涉太深”这种话，显然他一定握了“牵涉”的资料，可是到如今中共当局一直没有公布这些资料，反而“放”出来一个李洁明，一离开北京就反口大咬，好像他是游过地狱的尤利西斯，带出来地狱的消息！中共政府实在应该反击了，尽一切力量反击！不可只采守势，好像要扮演一个正人君子或者一个坚忍派，忍住痛、忍住痛，就是不叫出来一声。这何苦呢？

最近我在台北街头买到一本《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其中对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多所发挥。也许，中共觉得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国内的经济，抗美反美是次要矛盾，为了对付主要矛盾便把次要矛盾搁在一边，为了把经济搞上去，美国该反但不是现在。这个认知也许正确，但是总也不能让亲美情绪滋漫下去，这样会伤及国本，可能把立国之基也给冲毁！中共政府、中国人民，可不戒乎！

经验之谈

记得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常常看着一幅美国的大玉米田的照片发呆，那金黄色的玉米田弥漫着整个的画面，中间有小小的一个黑点，那是一部收割机。我常想，让我去美国，让我躺在这一片金黄的玉米田，我就「透心凉」了——湖南家乡话，「心满意足」之谓。

后来，我留美访美，前前后后在美国待了近九年，拿了博士学位也教了两年书（甚至还是教美国人英文！），后来又以“访问交换教授”的名义两度赴美讲学。美国可说「待我不薄」——但是，我始终没有找着那片金色的玉米田，我始终没有「透心凉」的感觉。美国当然到处都是金色的玉米田，但是那是美国人的玉米田，我这个中国人是躺不进去的。

1962-1963、1965-1966两个年头，我到北密西根大学去教大一英文与文学入门。全校乃至全镇，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乃日夜与几个同等级、同龄级的美国同事搅和在一起。当时正是越战期间，茶余饭后，大家总是谈政治、谈越战。这几位年轻讲师正如同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一样，都属自由派，一开口总是把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特别是詹森）批评得体无完肤！起初，我只是听，不插嘴，有一次我刚刚在《时代周刊》读到一篇报导，说西雅图的飞机工业，高达90%的订单都来自美国国防部，这就显示美国的飞机工业仰赖军事，而军事仰赖战争。于是，该文悄悄指出，战争产生消耗，这对美国的经济有利。报导中还引用了艾森豪总统退休演说，警告美国人这种“经济依赖战争，战争又依赖经济”的恶性循环（这其实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邪恶面之一）。

好了，我就跟这几位自由派的讲师照搬《时代周刊》的内容，以为会取悦他们，给他们批评自己的政府增添一些火力。孰知——他们当时五个人，我们经常是驾两部车到外面混——他们五人几乎是立即的像橡皮锤敲膝盖那样齐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时代周刊》瞎说！我说，艾森豪也这么说。他们中之一说：“啊，艾森豪只知道打高尔夫，他是个白痴！”

还有一次，我跟他们一道去看当时哄动全球的《广岛之恋》。该影片一开始，有一两分钟之久，画面是一个日本男人抱着一个法国白女人做爱。我的这几位美国朋友（都是白人），虽然不是偷窥狂，却也按月研读《花花公子》，但是看见这种“黄骑白”的做爱场面，起始是一语不发，终于有一位忍不住了，迸出来一句：“Disgusting!（恶心）”其他几个于是此起彼落地或说“恶心”或类似的话。

通常，我们看完一场电影都去喝点咖啡或啤酒，那天晚上出了电影院，大家表情凝重地各自回家。 我从这两个经验（还有其他的，不必在此细说）获得的启示是：美国人太骄傲了，种族或国族偏见太强了。骂美国，他们自己可以骂，你外国人要骂——甚至只是批评，甚至只是援引他们自己的资料批评——他们绝不接受。白种男人搞有色女人，那可以，司空见惯，而且认为理所当然；有色男人搞白种女人，他们决不接受。罗西尼的《蝴蝶夫人》，日本女人为美国男人死爱到底，他们说这是“了不起的爱情”、“伟大的艺术”；那么，男女角色换个肤色，他们却发现难以下咽！——亚历山大的性征服还茁长在他们的心田里！

体验了这两件事情之后，我觉得美国人是伪君子，尤其那些自以为“自由”、“开放”、“进步”的美国人，假使挖出他们的内心看看，更是伪君子。我在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打工的时候，一位中年的美国馆员，下班后跟我同路，跟我聊了起来，他说：“Leo（这是我的洋名），你知道我们美国立国的精神，也是我们最自傲的是什么？”不等我反应，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中产阶级、资本主义者。”

前几年，我读《中国时报》连载美国人费浩伟的长江游记，其中他说到他辞掉美国外交官职务后，一时权充导游，带领一群有钱有闲的美国中老年男女，租了毛泽东曾经坐过的轮船，在长江作上下之游。文中提到，一位美国老太太宁可留在甲板上看美国带来的畅销小说，不愿上岸去看看中国风土人情。费浩伟评论地说：“那我不知道她花那么多钱跑来干什么？”这位老太太在催促之下说：“那些异教徒有什么好看的！”——这就说明了一切，中美关系的一切。

异教徒还有个“异教”，无神论者就怕更糟了。——所以，达赖喇嘛（他在挪威曾说“我们佛教是无神论者”，此语见于台湾报端）之所以变成西方人的宠儿，恐怕不是欣赏他是一位无神论宗教之士，而别有所图于他吧。

美国人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就得下地狱。卡尔文主义影响至深的美国新基督徒（Protestants）更是如此。卡尔文认为人之上天堂或下地狱，上帝在你出生前早已决定；人在有生之年，无论做好做坏，对上帝的决定无分毫影响。这个“宿命论”既然出自白人之构思，自然而然，卡尔文及其后继者认定白种人才是“上帝的选民”，有色人种命定受上帝诅咒，要下地狱。美国南方及南非之狂热“唯白主义”，就是根据这个宗教教义而形成的。美国其他地方的白种人也普遍有这种偏见的，只是藏在心里而已。

美国有所谓“WASP”之说，即“White Anglo-Saxon Prostestants”之简写，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基督徒；他们认为只是具备这种肤色、种族与信仰的人，才是“天之骄子”，最道地最了不起的美国人。在学术界，耶鲁大学是其中心；在人头中，当今的布希总统是杰出的代表。

在基督教之中，旧派的天主教还比较收敛些，那些Protestants恰恰相反，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找到了生命之真理，他们非叫你分享不可！所以，他们的传教的冲动特别强烈，非叫你信他的教，叫你让他同化，否则觉得自己对不起真理，对不起上帝。在他们也许是一片好意，可是当他非叫你接受不可时，这就是一片坏意，不折不扣的“侵略”。

今天，美国人一天到晚干涉人家的内政，鼓动“六四”暴乱，跑到北京天门前去拉抗议布条，搞人权、搞和平演变，这股子“侵略成性”的劲道，我们该知道，就是出于这种宗教的优越感与使命感。

从前，共产主义要赤化世界，如今的美白主义者要“白化世界”，其基本心态与冲动是一样的。既然有了一个了不起的信仰，又觉得自己有个了不起的中产阶级社会制度，再加上一个了不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前者照顾了永恒，后二者照顾了红尘现世——所以，美国自许自诩有着人世间最好的制度，这就造成他要主宰世界、独霸世界的心态。

美国人表面上有一层很厚的“友善”，生人初见如老友，没说上几句就跟你称兄道弟，即美式的on first name basis（叫你的名字）。他也可能乐于帮你忙，比如你的车子掉进泥淖，他会助你一臂之力把它拉出来。所以，美国人予人第一个印象总是友善、热情、开放（也不能说里面没有一点“老大哥照顾小老弟”的倨傲）。但是，美国人不能深交，他不愿意跟你深交。他的内心好像包裹在不锈钢的外壳里，敲不开，刺不进。

我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也参加过家庭访问活动，美国人把你请到家中过圣诞节或复活节，礼貌热情地接待你。可是，你吃完你就走了，你别想跟这家人有什么后续的交朋友活动。他们接待你吃一顿，好像是说为了向你展示美国人的富足生活与良风善俗，这是文化活动。若你想据此跟他交朋友，那太personal ，他们不愿意。

十一、二年前，我去犹他大学客座一年。文学院的教授固然没有一个请我或我太太做过座上宾，就是我教的学生之中，也只有一个男学生（因为他的女友来自台湾），两人联合在同居的宿舍请了我一顿饭。我们住在盐湖城那年，周末互相来往的永远是四家中国人。我们家跟我二姐家固然是新到的，另外两家在盐湖城已经分别住了二十多年与十多年，而且夫妻都在市政府或公司任职，却是也无外国朋友——可以共渡周末的朋友。

我们四家除了在家中每个周末共吃一样的菜，共聊一样天，共骂一样的人，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偶而也出去野餐，可是，每次几乎是去相同的地方，吃完烤肉，沿着相同的路回家。路边也有时经过灯光闪闪的比如舞厅之类，可是我们从来不想停下来进去看看或跳跳。（中国人到了美国，就像走上了高速公路，只有几条直线来往，你很难下高速公路，随意到原野中去徜徉。）

从前，我去美国总觉孤单寂寞，以为是没有带家眷的缘故。那次带了太太儿子们去，且有二姐一家为伴，还是感觉孤单寂寞。深究原因，我发现我在美国缺乏“生活空间”——那空间是美国人的，不属于中国人，要分享、要暂享，也很难。那金色的玉米田只在图画上属于你，在实地里它有它的主人——外人不得闯入。

我的外甥在美国读高中读大学读了七、八年，跟美国年轻人混了七、八年，可是没有一个美国朋友——他住在我家数月，我发现他从来没有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人的！

我的三个儿子在美国读过两年书，除了读小学的老三跟一个美国小女孩有过一次随家人郊游的纪录外，老大老二不是被美国同学打，就是打美国同学——我是鼓励他们打的。老大离美时，一位美国同学在他的纪念册上写道：“不要凭你体型高大就欺负别人。”我以为这是我教子有方！也许有人会以为我这样很阿Q，可是若是我们鸦片战争挨人打、庚子之变挨人打，教儿子们还继续挨人打，那也未免太像一头病猪了吧？

今天住在美国的华人很多，在美国成功的华人也有一些。但是，试问他们能做一个完完整整的美国人吗？——做一个像美国人那样的美国人。我看是很难很难。美国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表面看来很开放，其实它内藏许许多多的歧视玄机，不是亲身经历你是感觉不到的。那年我在北密西根大学教书，一位老教授的中年太太（也在同校教书，她弟弟还在台中东海大学教过书，所以对我特别亲切）居然生了一个儿子，同事们大家很高兴，凑了份子去她家给她庆祝。到了她家，她当然抱出新生儿展示，每个人都抱抱逗逗，可是当一位同事把婴儿传到我手中时，几乎是立即的，这位做妈妈的同事就从我手中把婴儿抱了回去（大概是怕我有东方细菌会传染给她的婴儿！）而她平常对我那么亲切，叫我“Leo”，像兄弟一般，好像我们间有着一层特别亲密的关系。而且，她还是一位虔诚的耶和华教会的会员！——信神应该不歧视，信教就是为了歧视——如果你不懂此一矛盾命题的话，那你就不懂好了。

在美国成功的华人，最著名的可能要数创立“王安电脑”的王安。可是，王安亲自说过，他花了比美国人多十倍的努力，才有他今日的成就。这“十倍的努力”是花在什么地方呢﹖ 大概不是花在电脑上、实验室里吧——显然是消耗在克服歧视上。

我在台大外文系一位女学生到美国后嫁给一位台湾籍的生物化学教授。这位生化教授当时三十多岁，年写论文二十篇以上，被认为有得诺贝尔奖的希望。我遇见他时，他在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我在水牛城纽大因吴大猷先生的安排做了一个学季的交换教授）。我那位女高足请我去她家吃饭，遇到她的杰出的丈夫。这位年轻人除了为二.二八事件大吐苦水，就是说他在美国科学界如何遭受歧视迫害。他说他的论文经常被学术期刊拒绝，被学术会议压制，就是勉强接受了，也不让他宣读。这时，他说他就得抢上发言台去，抢着麦克风发言。我很惊讶：我原以为科学界是无国界、最开放、最客观的领域。他说：“那里跟其他领域一样黑，有时更黑!”这位年轻的天才科学家可惜不久因鼻咽癌去世!

千言万语之后，美国毕竟是美国人的国家。你到了人家的国家，人家要歧视你、要孤立你、要压制你，也是人情之常，也是自然之理。我们从这些经验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国家，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国家。假使美国好，为什么我们不把中国弄好？！自己把自己的国家弄好，是作为一个国族应尽本份。中国人作为人类的一部份，这么做是为人类做了一件增进全人类福利的好事。对于美国或其他类似的国家言，你没有权力去试图“不劳而获”（你没有参加他的建国过程，却想享受他的建国成果）或“鸠占鹊巢”（假使你占得了的话）！不尝试留美滞美，也算是尊重人家的生存权吧。

现在再复述一点我听来的别人的经验。任教美国长堤大学的叶先扬教授近日自美赴大陆，又转回台湾探亲。会面时他说了一些经验，令人感慨。他说华东水灾时，他带两个 ​​儿子去募捐。他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前面向进出的食客劝募，多数美国人都望望然去之，其中有一个美国人甚至说：“你们中国人是野蛮人，我不救济你们！”——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既然如此，可是叶教授说他到了广州，只听到一片亲美崇美声。不得已，他问一位大学生说：“你知道这次大陆水灾，美国捐了多少钱？”那学生说：“至少几千万上亿吧。”叶教授据实以告：“两万伍千美元。”那学生十分怀疑地说：“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从这个小事情就可以看出，大陆的中国人对美国抱持多少幻觉、幻想！不了解美国，不了解美国人，不知道他们把咱们看成什么人，而我们还卑微地对他们仰之唯高！

就在捐两万伍千美元之同时，美国人为了关在北京牢里的两个民运份子王军涛等，却大张旗鼓、大事挞伐！（叶教授说，美国大众传播几乎不报导华中水灾，而“六四”事件还有民运份子，他们就大幅报导。）甚至还跑来三个国会议员要求见这两人，见不着便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拉黑布条抗议！——试问有没有中国人敢跑到或会跑到林肯纪念碑前，为最近在美国监狱不明不白遇害的董桂森抗议，或者为其他华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在美国遭受的不平与迫害抗议？！至于说过去，美国白人迫害与杀死的红人、黑人与筑铁路的华人，更是罄竹难书！“美白至上”的民族性更是可以从各别的人看出。

基于以上对美国的一些个人经验，平日读之思之所得，我们大致可以对美国民族性做出一些看法。

其一，理想性：“理想”这两个字看来美好，其实很可怕，尤其是别人的“理想”要往你头上硬套的时候。接受则成被征服者，不接受，可能掉脑袋。美国这个国族的核心人群，原是十七世纪从英国逃出来，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清教徒在新基督徒里面是最激进的一派，他们在狭窄的教义所指引的道路上，有着狂热的追求精神；而且，他们肯定自己所追求的是唯一真理，其他基督教派全是假理，至于非基督教之宗教或无神论者，更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

他们反天主教，可是继承了中古天主教之严酷排他性。他们认定只有自己的宗教教义昌行天下，人类才可得救、人间才能为天堂。所以，他们有狂热的传道精神，以为这是履行上帝的意志——替天行道。一个以清教徒教义为基础的人间社会，是他们追求的理想，而且要求别人接受其理想，并共同促其实现。

“宗教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是美国人立国的哲学基础。在这之上，俗世的伸延便是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即所谓“民主”与“资本主义”。美国人虽然自知“民主”与“资本主义”有其弊端缺憾，但是认为在人世间一切有缺憾不圆满的制度中，这是最好的了。因此，他们同样肯定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理想的。既然理想，就要善与人同，要求别人别国，不管它是什么历史背景或什么有形无形的条件，都得接受他们的那一道，才算“孺子可教”，可以得救。

美国人有所谓“美国之梦”（the American dream）。这个梦便是纠合其宗教信仰、政治经济体制所拟构出来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这个梦便是他们的理想，理想一再提升，高渺不可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另一方面，美国人在资本主义商业主义的浸淫中又非常现实，非常机会主义；以致美国人总是剧烈摆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罪恶感，与理想生活之间存在着极大矛盾，两者无从调和，乃以伪善掩饰罪孽，以伪善掩护良心；故美国人是世上最伪善的一种人——是以伪善是美国文学最大的主题之一。

其二，排他性：由于处处肯定自己的优越性，人的本性之一是“择善固执”，所以美国人固执自己所认定的善。而善，究其绝对本质，则是单一的，正如同基督教肯定他们的上帝是唯一之善。美国人秉持这种单一的绝对之善，走入纷扰多元的人世，他们企图以这唯一之善横扫千军，而企图以他们的原则一统天下。

人们常说，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容许多元的思维与行动之存在。其实，这是极其表面的看法，也非常局限。美国的主流派是一元论的，无论在信仰、政治、经济，皆坚持他们自己的那一套，不容许其他的体系的存在。为什么自从美国伸张它的国际影响力以来，它总是要求他族他国接受它的价值观与制度，甚至不惜以武力迫使他族他国接受，由此可知它的排他性之强。

排他性植根于自信，自信越强就越排他。美国人正是自信心特强的一个国族。自信心也许不能说是美国人的天生性格，应是历史因缘的产物。自十九世纪以来，美国是踏在成功的台阶上，一个接一个，越升越高。于是，自信心就越来越高。这里面牵涉的因素很多，但是富足可能是最大的因素。美国人自觉握有世上最多的财富，富而傲便是他们普遍的心态。俗话说“老子有钱”就是这个道理。“傲”就是“自信”的同义词。骄傲使他们肯定自己的一切，所以美国人看似开放，却不愿接受别人的东西或尝试了解别人。美国人学习外语之热情奇低，能使用外语者奇少，这就是一个证明——他们觉得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中己经圆满自足了。

其三，侵略性：在宗教或精神价值上，在政治社会制度上，美国人既然自认找到了人间最好的制度，这就促使它非向他族他国推广不可——这就是侵略。而更强烈的一个侵略动力，便是它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归根结柢只有两个字：牟利。牟利是资本主义的起点与终点、核心与外延。若不牟利，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牟利若只在国内进行，收获毕竟不大，牟利的活动必须扩张至国外，才能大量攫获财富。于是，美国人或以暴力手段去占据资源供应地 ​​，或以听来悦耳、实则比暴力更阴险诡诈的所谓“自由贸易”来搜刮他国他族的财富。

“自由贸易”表面公平，实则他强你弱，强势尽得自由贸易之好处，弱势只得其坏处，“自由”乃形成强欺弱之借口。就以台湾如此之亲 ​​美，仍不能不对美之自由贸易有所提防，否则台湾就会被美国榨干——是以美国经常大呼台湾贸易应该更自由化，甚至以“三○一”条款相威胁。

非常奇怪的，清教徒精神恰好又与此牟利的资本主义精神互相结合、互相支撑。想必大家都读过《鲁滨逊漂流记》，这一部看来天真得如少年读物的故事，实则可说深藏祸心。它正是清教徒精神结合资本主义之表征——这个看法并不原于我，而是一般英美文学教授的共有看法。

《鲁滨逊漂流记》出自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迪佛之手，它写的是一个征服与剥削的故事——鲁滨逊征服了一个岛，占有了这个岛，征服了一个叫“星期五”的土著，并剥削这个人。他认定这一切作为，是上帝赋给他聪明才智之目的，他对土地对人的征服是上帝赋给他的使命之实现。迪佛的其他故事与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类似的主题。美国人的精神就是英国十七世纪清教徒精神加资本主义之分支与茁壮。

天生我才必“须”用，这是清教徒的基本观念，不如此不足以效忠于上帝（见另一著名清教徒及大诗人弥尔顿之诸作品）。而“用其才”最佳管道莫过于累积财富。在这个至高的认知与冲动下，中古天主教原本残留在清教徒精神中的道德观，则被推置一旁，被视为次要考虑，或者以各种似是而非的解说予以化解遮饰。

于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才能“理直气壮”地卖鸦片烟，打鸦片战争以牟利——美国人亦步亦趋。鸦片战争打赢后，他们甚至宣称是鸦片烟为上帝敲开中国之门（见Fay著《鸦片战争》）

英帝国衰微了，这股精神完全被美帝国继承下来！英国人向中国卖鸦片，而今日的美国则向亚洲特别是台湾倾销香烟——美国处处禁烟，他们自己不抽，因为明知香烟是毒！他们以“毒烟”在国外牟利，顾不了人家的生死，也顾不了自己的道德，一切在“牟利”的大前提下降服，这就是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

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以其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了一个“道德帝国主义”；以其民主政治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政治帝国主义”；以其资本主义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经济帝国主义”。中国人过去讲“王道”，如今讲“和平共处五原则”，正好体现了西方常挂嘴边的一句圭臬：Live and let live（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或者说“井水不犯河水”），和平共处，互不干涉。而美国人呢，当他伪善地喊着“自由”、“自主”，却实际上处处叫人家照他的方式过日子，处处企图同化人家、征服人家，从而剥削人家！

所以，美国的典型精神是一种扩张的人生观，而扩张就是侵略。故可说，美国人是侵略成性的。走廊上走过一个美国人，必然是大跨步走在正中间，他决不会趋边为你让路。在餐桌上，就算只有一个美国人，他亦必声音最大，试图控制聊天的全局。

有了这种扩张性的人生观，侵略型的意识，若无工具手段，亦难表现出来。老牌的英帝国借其工业革命与殖民政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耀武扬威于一时。新帝国主义的美国，条件更为优越，首先它取得了美洲最肥沃的一块大地，次则杀戮红人奴役黑人以发展其农业经济;然后继承了英国工业革命与殖民政策而予以发扬光大，加上外国移民菁英之剧增（可以说，大家共同来搞一场侵人肥己的资帝勾当而加入了美国阵营），使它的科技文化突飞猛晋，于是乃培养成今日之主宰世界独霸全球的力量——军事力量为其先锋，其他各种力量蜂拥随后。

美国常说别人“穷兵黩武”、“迷信枪杆子”，其实它自己是最好的范例（且看其国徽凶鹰，一爪抓穗，一爪抓箭），只不过它不信枪杆子而改信飞弹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谁发动了最多的侵略战争？是美国！从韩战到越战、到格勒那塔、到巴拿马、到伊拉克，美国美其名曰“维护世界和平”，却是实施美国的侵略政策；美其名曰维护“美国本身利益”，其实不是维护从前侵略而得之利益，就是抢夺新利益！

中国人应有的心防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施锁国政策，这一政策至少把美国的力量摒挡在门外。改革开放，大门一开，美国跟世界其他力量一涌而入。这正是为侵略成性的美国，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以遂行其同化别人奴役别人的目的。

无论就一百五十年来的列强侵华史，或近五、六十年来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乃至台湾被美国支援的力量（国民党加台独）所割据，美国利益与中国利益总是处处冲突。然而，中国又不得不对美开放，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高科技与资金，以从事现代化。

既然处于这种“欲拒还迎”的尴尬境地，中国必须严格认清：什么是可以从美国引进的，什么是必须拒绝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坚持自己的迎拒立场，是中国今日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尤其要慎戒人民，不要在政策对美开放下，便一窝风地向美亲美，以为美国什么都是美好的、都是应该模仿效法的，乐于接受，这就糟了!

我在《共和国之恋》这部高度爱国的影集中，仍然发现这部在“六四”之前做出来的作品，对美国的一切缺乏心防！比如说，旁白中说到开放后，去美国的大陆人发现美国的高楼大厦鳞比、高速公路纵横等等，措辞语气充满景仰之情。美国某厂送中国访问团玻璃蜗牛一事，也完全作善意解释（难道就没有一点嘲讽之暗喻？！）。而钱学森之回归祖国是经过美国千百般迫害才得成行，尽人皆知，旁白却略而不提。另外，又为留美滞美不归的学人，作似是而非的辩护。实际上，据我所知许多大陆学生滞美，根本是想留下来长作“岭南人”，他们是不会回去的！——而不是如旁白所说，好像在美国储备着这些人才，将来中国随时可汲取回收。新一代的大陆留美学生，多半不是钱学森了，他们跟台湾留美学生一样，都是走着自私的小路径，独善其身的非爱国主义者。

我在台湾教英语美语，我是把它当作敌国语言来教，正如同十年二十年前，台湾在“反共抗俄”的政策下之教学俄文一般。因为，当我们学一种外语，特别是强势外语，我们若不提高警觉，便会不自觉地滑入到这个语言所负载的价值体系中去，接受并认同它的文化，终于被其同化与征服。过去的买办阶级与日语通译、现今太多的崇美崇日的人，多是坐着外语的滑梯滑入到被同化征服的沼泽。

教与学外语，我们得提高警觉（因此，我以为中央电视台大量教授英语日语，是很缺乏政治警觉的行为，尤其它的内容完全缺乏中国立场，最容易朦胧不清地把学子的意识导上亲美亲日之途！），至于导引科技、文化、资金、人员等等进入中国，中国就更要提高警觉了。我们必须像一个有道君子，一个坚持着自己的人生观的和尚或教士，虽然踏入浮华世界，历经红尘万丈，而只是微笑礼貌地走过，不会被妖魔鬼怪的邪力拖留下来。人民，一般年轻人，也许没有这种能耐，这就得靠政府的政策与明智的领导了。

中国人不能亲美（扩大而言，亲西洋与东洋之日本），因为今天的东洋西洋还是昔日的东洋西洋，还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时代之西洋东洋（其中唯一的变化，是帝俄变成苏联、而今又会再还原为“帝俄”——政制上有了改变，但是侵略则似乎如故。）一百年、两百年前的列强，如今还是秉持同样的立国精神、同样的传统、同样的政策。到伊拉克打仗的英美大兵，他们的曾祖父就是火烧圆明圆的西方蛮子（而台湾的热情的电视报导，说来就如同他们是咱们的兄弟，真是没有历史意识缺乏记忆的殖民地脑筋呀），曾祖父辈搞侵略，曾孙辈还在搞侵略，一脉相承！假使中国迷迷糊糊又亲起美来，倒向美国怀抱，倒向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那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可以烧掉，一百五十年来的血泪可以冲掉，一百五十年来的民族志气与奋斗可以一笔勾消，因为中国又回到了从前，又回到了受列强所蹂躏的从前。

我觉得民运份子最罪大恶极的地方，就是依靠西方、依靠美国。他们推出那仿美的“民主女神像”的那一刹那，就充份而具体的曝露了他们的奴婢心态——所景仰的是列强、所依赖的是列强，自愿作为列强的工具，企图使中国垮回到百年以前的境地去！

我不否认，美国或西方有许多的好东西，但是每一样好东西，甚至包括最中性的科学在内，都有意识型态的烙印深嵌其中。我们必须极为敏锐而警觉地尽量除掉这些烙印，才能斟酌接受；有些意识型态太深或自身就是意识型态之体现，如文化、政治、经济等，就更得提防了。因为你一旦吞下那糖衣的丸子，就连里面的毒药一起吞下去了。

假使民主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月球，我愿意考虑接受；假使自由、人权等等观念不是来自西方，我愿意考虑接受；假使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来自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小岛，我也愿意考虑接受；甚至，这些东西是考古学家发掘于古希腊的废墟而两三千年来已成绝响，我也可以考虑接受。可是它们不是，它们是今之霸权国所手持硬授的东西，这就令人至少怀疑这些“好东西”之中有没有霸权国的阴谋包藏其中？而这种怀疑根本就是事实：就是要以各种方式——从文化的到武力的——侵略你，把你同化，或把你分化，制造你内部的矛盾，削弱你，从而控制你、摆布你！

而这个惨境，却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所挣扎以对抗的、挣扎以摆脱的、挣扎已摆脱的！所以，亲美亲西根本是违逆中国的历史潮流，反美反西才是历史潮流之所趋！退一步说，中国既然依自己的实情与需要，推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根据自己的实情与需要，苦思苦想，形成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人权”？！中国的传统中不是没有这些东西，取之而发扬光大，中国人应有此能耐。那么，为什么要取之于西方，接受西方的指引？！这不是重蹈“西方为师，中国为奴”的旧辙？！而以西方为师之同时，西方的势力当然就再度涌入中国，则中国就会再度被征服。

亲美救不了中国

试看国民党政府，七、八十年来一直亲美，但国民党政府没有救成中国。甚至缩小到学术范围来看，亲美的学界龙头胡适，无论他本身的专业成就如何，他在中国救亡图存中，今日回顾，有没有一点贡献？今天在台湾的留美学人多如牛毛，试问他们有没有为中国文化或任何一方面开创新局？——实则他们所干的是美奴勾当：试图将台湾变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

所以，亲美崇美，对中国之复兴振兴，不仅没有帮助，实则适得其反。我甚至认为向西方取经，养成依赖的惰性，有害于自力更生——而自力更生才是振兴中华之正道。当年毛泽东目送一批批勤工俭学的人出国，自己却坚持土生土长留在中国，终于搞成惊天动地的变革。没有他，哪有新中国！自力更生，一切靠自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那种立国精神，才是中国真正立国的唯一精神。

今日中国，门既已开，也关不上了。但是，必须设一道心防，那就是“视友如敌”——视友国如敌国。向美国向日本或向任何西方国家如有所求索，其心态必须像间谍去窃取敌国的情报一样。工业间谍就是一个好例子：别的公司有好技术，我就派人去窃取，以壮大自己的公司。技术同样是得到了，但是心态是敌对的，而不是亲和的——亲和则有被兼并的危险。

这种对西洋东洋的“正确心态”（对于中国而言是正确的），不能求之于台湾，因为台湾早已垮入两“洋”的口袋中——因此，中国之复兴，也无法求之于台湾，我们只有以此期盼于大陆。大陆起初的三十年，虽然有许多可訿可议之处，但是他们对外国挺起了自己的脊梁，是所有的中国人所钦佩的。

所以，中国要履行它的历史使命，要振兴中华，要继续以社会主义救中国、建设中国，就必须不亲美而反美，不亲西洋东洋而反西洋东洋。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保持距离，自立自强。与巨人做朋友，除非自己也是巨人，否则就会变成巨人的奴仆——美台关系、美韩关系，甚至美日关系都是实证。只有与世界任何列强都保持距离的小小新加坡，倒不折不扣是个独立自主的小巨人! 国际社会当然不常是用“亲”或“反”两种截然分明的态度与政策可以处理的。但是，政府可以灵活运用“亲”或“反”的政策达到维护与增进国家利益，同时人民之间却应有深刻而普遍的“反”之认知与情绪。

政府政策可以朝夕改变，民间的态度却很难说变就变。如今，亲美亲日亲久了（说实话，日本算收敛些，只想赚你的钱；美国人是既要赚你的钱，又要赚你的心，把你全部纳入他的腹笥中），就得花大力气纠正过来，重新确立抗拒外力以求独立自主的全民心态。因为若是我们不这么做，西洋东洋的有形无形的侵略，会毁灭中国六十年的成果，进而将中国重新投于半殖民地的境地

所以我说：亲美是中国的致命伤。

研究京氏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3-2-25 02:51 PM 發表。
亲美是中国的致命伤

颜元叔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要履行它的历史使命，要振兴中华，要继续以社会主义救中国、建设中国，就必须不亲美而反美，不亲西洋东洋而反西洋东洋。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保持距离，自立自强。与巨人做朋友，除非自己也是巨人，否则就会变成巨人的奴仆——美台关系、美韩关系，甚至美日关系都是实证。.

顶一下，这是明白人，有气节的读书人。中国大陆的高校里面，基本都是“米粉 ”的天下了，剩下的一小撮是“学问痴”，不关心社会民生。难得台大有这样的明白人啊！

01010101

原帖由 研究京氏 於 2013-2-26 15:49 發表。


顶一下，这是明白人，有气节的读书人。中国大陆的高校里面，基本都是“米粉 ”的天下了，剩下的一小撮是“学问痴”，不关心社会民生。 ...

初中生

一百年前的预言小说和灭绝中国计划——

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作者：杰克·伦敦 1910年发表

杰克·伦敦，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中国最知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中学语文课本中有其《荒野的呼唤》选段。他出身于美国底层平民，在思想上受到达尔文的弱肉强食、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尼采的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早年参加过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成名后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40岁时服用过量吗啡而死。

1904年，他以记者身份只身潜入日本以报道日俄战争，被日本当做间谍拘捕，在朝鲜半岛历尽艰险后被美国营救。之后，在旧金山报纸上发表了《黄祸》(Yellow Peril)一文，表达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后果的忧虑，指出被日本占领后那个高效运转起来的中国将会颠覆西方世界。

1910年，他又在文学政治杂志Mcclure's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后收录于1914年出版的小说集《强者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此文是针对《黄祸》所提出问题的解答，也就是通过生物战对中国实行种族灭绝，以防止中国的崛起。

小说中预言了日本对华战争和失败、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和人口爆炸，最终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通过细菌战消灭了所有中国人——在作者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纳粹德国希特勒的犹太人集中营与民主美国自由主义文人的种族灭绝计划，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惜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中国的洋奴们似乎没有得到特赦。

小说中还预言1976年爆发生化战争，而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本世纪初，非典和禽流感开始肆虐东亚——看来这一思想遗产终于在百年后得以稳步实施。

世界和中国之间的麻烦，在1976年达到其顶峰——美国自由女神像屹立二百年的庆祝活动因此被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其他计划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被取消、改变或者推迟了。世界冷不丁醒来，发现了这个七十年来未被察觉的危险，但事态已经不可控制地向着它必然的趋势发展。

实际上，1904年的变局已经揭开了这一巨变的大幕，并在七十年以后，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恐慌。1904年，当日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历史学家曾严肃地指出，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国际大家庭。实质上，它其实标志着中国的觉醒。人们曾经期待过这种觉醒。西方国家曾试图唤起中国，但最后失败了。出于他们天生的乐观骄傲和种族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这任务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中国永远不会醒来。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他们和中国之间没有共同的心理内核，他们的思维过程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没有任何共同的词汇。西方人的头脑试图进入入中国人的心灵，但还没有进入多远，就发现一条深不可测的迷宫。而中国人的心灵同样进入西方的头脑很短的距离，就碰上了一堵不可逾越难以理解的墙壁。本质上，这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导致由于没有任何办法将西方的思想传递到中国人的心灵中去——中国人仍然是沉睡着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和进展对中国人完全是一本合拢的书，同样，西方人也打不开中国的书。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的胸腔深处，有一种吼出、喊出撒克逊语言的能力；而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是说出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能力。但中国人的心灵却吼不出撒克逊语，而讲英语的心灵也难以理解象形文字。他们心理的质地是这样的完全不同，使得这两个民族精神上的差异犹如外星人一般。所以西方的物质成就和进步，并没有给沉睡的中国留下任何印痕。

直到日本在1904年对俄罗斯取得了胜利。日本民族从此成为了东亚民族中的异类和榜样。日本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接受了所有西方的知识。日本迅速吸收西方的思想，并消化它们，并干练地将其应用于实践，于是她突然迸发，全副武装，成为了世界权力的一极。没有办法解释这种日本特有的对西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正如我们也没法解释在动物王国中的任何生物的突然运动一般。

在决定性地击败了俄罗斯帝国之后，日本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帝国梦想”。——韩国成为了她的一个粮仓和殖民地；利用条约特权和老奸巨猾的外交使她得到了满洲的垄断权。但日本并不满足，她转身向后看，她的眼睛盯住了躺在那里的幅员辽阔的、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文明支柱——铁和煤的储备的中国。除了天然资源外，决定工业发展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而在该领土上有着四万万人口，占地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中国人不仅是优秀的工人，而且他们的宿命哲学（或宗教）和他们顽固的神经特点使他们在合适的管理之下可以成为极好的士兵——不用说，日本准备进行管理。

但最妙的一点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他们的亲族。令人费解的、谜语般的汉字对日本人而言，并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日本能够理解那些西方人永远无法学会或希望了解的内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样具有相同的思想符号、有同样的细微之处。在日本人看中国人的心灵时，可以轻松越过我们困惑的、无法理解的障碍，也可以在我们无法感知的转折点转折，翻越周围的障碍物，并达到我们无法进入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他们是兄弟。在不久前，一方就借用了对方的书面语言；在这无数代之前，他们从共同的蒙古人种之根分开。虽然曾有被不同的环境条件带来的改变和其他血液的输注，但在其生命的底部，是一个共同的遗产，一种时间没有抹煞的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之处。

于是日本开始了她占领中国的计划。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之后不久，她的代理人涌进了中华帝国；她的工程师和间谍在边境1000英里外艰苦工作，穿着像苦力，打着流动客商或是传教僧人的幌子，记下每个瀑布的马力、建工厂的可能地点、山的高度和位置、战略优势和弱点、山谷中农场积累的财富、在一个地区或可以强制征收的劳动者人数和公牛的数量......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普查，因为可能已没有其他人比日本人更顽强、更耐心、更爱国。

但在很短的时间内，秘密行动就被弃置了。日本的人员开始重新训练中国军队，她的训练官将中世纪的士兵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战士，习惯了所有现代战争的机械并获得了高于任何西方国家的士兵平均水平的枪法。日本工程师深化和拓宽了中国复杂的运河系统，建立工厂和铸造厂，用电报和电话将整个帝国联系起来，开创了铁路建设的时代。——这些机器文明的曾经的反对者，现在在他们的国土上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铜矿和铁矿，生产着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气的天然气井。

在中华帝国的议会中充满了日本的使者，他们在政治家的耳朵边上低声诉说——日本人重建了中华帝国的政治。他们驱逐了中国的传统学者，并斥之为“反动暴力分子”，而选派要求进步的革命官员进入办公室，并在每个乡镇和城市开始发行中华帝国的报纸。当然，日本的编辑按照直接从东京来的政策负责这些报纸的导向。正是这些文字教育了巨大的人口并使他们获得进步。

中国最后终于清醒了。西方在这一点上失败了，而日本却成功了。她已经将对西方文化和成就的理解传递给了中国。日本自己突然惊醒时就已经震惊了世界，但在当时她只有四千万人口。而中国的觉醒，与她的四亿人口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加在一起，就更为惊人。她成为了国家中的巨人，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听到她的尚不明朗的声音。日本怂恿着她，骄傲的西方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

中国在迅速和明显地上升着，可能仅仅因为她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中国人是完美的工人，而且一直如此。在纯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没有工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工作于中国人就像呼吸那么自然，工作对于中国人就像远洋旅行和冒险对于西方人一样。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就集中体现在辛苦的劳作，辛苦的耕作和没完没了的劳动是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权力。而中国的觉醒不仅给了其庞大的人口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劳作手段，而且是最机械和最科学的劳作手段。

中国返老还童了！这时的中国离完全失控只有一步。她发现了自己新的自豪感和意愿。在日本的指导下，她开始自行作出新的主张，但并没持续很久。在日本的建议下，她一开始就驱逐了所有的西方传教士、工程师、训练官、商人、教师，她现在开始驱逐来自日本的代表。后者被中国政治家接见，获得荣誉和勋章之后被送回日本。

西方惊醒了日本，日本也补偿了西方，但日本却没有被中国补偿。中国感谢她的好心的援助，并把她的背包和行李甩到了门外——西方国家笑了，因为日本曾经的梦幻已经化为泡影，中国嘲弄了她，她大大地生气了！于是武士刀拔了出来，日本贸然发动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1922年，满洲、韩国和台湾在七个月的血腥后离日本而去，日本再次回击，结果却是彻底破产，并只好龟缩在她的峡小拥挤的岛屿上。日本从此退出世界舞台。此后，她致力于艺术，她的任务变成了向全球展示她所创造的奇异和美丽的世界。

与预期相反，中国并没有被证明是个好战国家。她并没有拿破仑一般的梦想，而只是积极投身于和平的艺术。在世界惶惶不安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中国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战争，而是商业。虽然，西方后来还会知道，这并非中国真正的危险之处。中国继续开始享受她的机器文明。中国并没有建立一个庞大的常备军，她建立一个非常出色高效的民兵组织。她的海军是如此之小，并成为世界的笑柄，她也没有试图加强她的海军。世界的通商口岸也从未有中国的战舰访问过。

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繁殖力。从1970年开始，第一次有人提出预警。而一段时间之后，毗邻中国的所有领土已经开始抱怨中国移民。但现在世界突然了解到，中国的人口是五亿——因为她的觉醒，中国人口又增加了几亿。博彻特公爵呼吁关注中国人的数量已经超过白人的事实。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他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相加。结果是四亿九千五百万——比中国人口少了五百万之多！博彻特公爵的数据传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颤抖了。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一直不变。她的领土与人口已经饱和，也就是说，她的领土与原始的生产方法已经支持了人口的最上限。但是，凭着她醒来时开始实施的机器文明，她的生产力已大大增加，因此在同一地区，她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上升，死亡率下降。在此之前，当人口过多生活资料过少时，过剩的人口会被饥荒扫除。但现在，由于机器文明，中国人的生存手段已经大大增加，再也没有饥荒，她的人口持续地增加。

在这段过渡和发展力量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征服世界”的打算，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种族，而是勤劳、节俭、爱好和平的。战争被中国人看成一个不愉快的，但有时必须执行必要的任务。而西方种族却在不停地争吵和战斗、在整个世界冒险，中国则完全冷静下来，在她的机器上工作和成长。现在，中国开始派出大量移民，在所有的边境上，中国移民以一种可怕的、冰川一般的缓慢而坚定的势头，蔓延到邻近的领土。

继博彻特公爵的数据提出预警后，法国经过长期的被威胁，于1970年作了一个决定——那时法属印度支那已完全被中国移民占领——法国人要求中国人停止，但却无法阻挡来自中国的人流。法国在她不幸的印度支那殖民地和中国之间的边界集结了十万部队，而中国派出了一百万民兵战士，这些战士后面跟着他们的妻子、儿子、女儿和亲属，以及他们的家庭行李所组成的第二集团军，于是法国部队像一只苍蝇那样被拍死了。然后中国民兵战士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共超过五百万人冷静地在法属印度支那落户，并计划停留个几千年。

法国愤怒了。她派出一艘又一艘舰队开往中国沿海，并为此几乎倾家荡产。中国没有海军，她撤回到内陆并拒绝回应。对于法国舰队封锁她的海岸并轰炸暴露的城镇和村庄，中国并不介意。她对这个世界无所要求，也不在乎他们。在平静地撤离法国枪炮的范围后，中国继续工作。法国哭了，绞着她无能的双手，呼吁其它惊呆了的国家支援。随后，她派遣一支队伍大胆地深入中国，计划到北京兴师问罪。这支队伍由二十五万强大的战士组成，是法国之花。这种队伍的登陆和进入内地都没有遭受任何抵抗——但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在第二天，这支队伍就失去了联络，而且没有一个幸存者回来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已被中国的血盆大口吞噬，这是人们知道的所有消息。

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在所有边境的方向都在快速地扩张——暹罗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并且缅甸、马来半岛也被侵占，而沿西伯利亚南部边界，俄罗斯被中国人一步步推进。这个入侵的过程很简单，首先出现中国移民（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人已经在那里，不知不觉地居留和扩张长达数年），接下来出现是武装冲突和扫荡所有反对派的民兵战士大军，以及他们的家庭和家庭行李。最后中国人作为殖民者在征服的领土安定下来——从未有这么奇怪和有效的方法可以征服世界。

中国人进入尼泊尔和不丹和整个印度北部边界。在西部，布哈拉；南部和西部，阿富汗甚至被吞噬。波斯、突厥与所有中亚都感受到这种洪水一般的压力。

正是在这个时候，博彻特公爵修改了他的数字，因为他已经错了，中国的人口，必须是7亿、8亿——没有人知道多少亿！但无论如何，这将很快成为十个亿！博彻特公爵宣布，世界上的每一个白皮肤的人类后面都有两个中国人与之对应，于是世界颤抖了。中国的增长应该已经开始很久了，可能始于1904年。有人记得自该日起，中国再没有发生一次饥荒，并以五百万人一年的速率增加，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总人口会增加三亿五千万。但谁知道？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口！谁会知道这个陌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返老还童的中国、富有成效的中国、咄咄逼人的中国、具有威胁性的新中国会怎么样！

1975年，全世界在费城举行了大会。所有的西方国家以及东方的几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但他们没有达成任何结论。有国家建议奖励生育以提高出生率，但却被算术家嘲笑着指出，在这一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超过中国。没有人能提出应对中国的可行的办法。

用联合国权力谴责和威胁中国，是这次费城会议和国际力量唯一能做到的事情，中国笑了。于是李唐福——皇座背后的力量——屈尊回复道：

“中国为什么要为什么国际大家庭的和谐负责？”李唐福说，“我们是最古老的、光荣的、高贵的种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天命要完成。抱歉我们的天命与你们不同，这一点令你们感到不愉快，但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你们曾经也饶舌过什么‘高人一等的种族’啦、‘全地球是你们的财产’啦......对此我们只能说，还得走着瞧！因为你们侵入不了我们，你们的海军无足轻重。不要大喊大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海军规模是很小的，我们的海军仅有治安的用途，但我们不在乎海洋！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人口，它将很快会达到十个亿。多亏了你们，我们配备了所有现代战争的机械装备。把你们的海军送过来啊，我们不会注意到它们的。你们也可以向内地讨伐，但要记住法国的前车之鉴。你们可以驻扎50万士兵在我们的海岸，这将消耗掉你们大量的资源，而我们亿万人会将你们一口吞下。发一百万过来、发五百万过来，我们会一样将他们吞下。哈哈！灭掉你们的部队简直不足一提、小菜一碟。我们可以发动一千万苦力到你美国的海岸，像你们曾经威胁我们一样灭掉你们，而这一千万仅仅是我们的每年人口增长数额的一半。”

对于李唐福的发言，世界无助、害怕、不知所措——他说出了真相！没有办法打击中国惊人的出生率，如果她的人口为十亿，并在二十五年内一年增加二千万，最后将是十五亿，等于世界总人口在1904年的总和。而且，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恐怖的如滔天洪水般的人口过度繁衍和蔓延——战争对此是徒劳的。

中国嘲笑着打算封锁她海岸线的计划——她欢迎入侵！因为在她宽敞的肚子里容得下集全世界之力派出来的队伍。在此期间，她的黄色人种的洪流会席卷整个亚洲。中国笑了，并通过他们的杂志研读心神不定的西方学者们贡献的专著。

但有一个学者，中国人未能注意到，这就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实际上他被称为是一个“学者”也是很勉强的，雅克布斯·兰宁道尔是一个科学家，而且在那个时候，也还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在纽约市卫生局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的头脑和其他人区别不大，但在这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想法。此外，他的智慧足以使他为这个主意保密。他没有为杂志写任何的文章。相反，他专门为此休了假。

1975年9月19日，他于傍晚抵达华盛顿，接着直奔白宫，一次与总统的密谈已经被安排好。他与总统莫耶是密谈了三个小时。密谈的内容直到长时间之后才被世界各地所了解，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对雅克布斯·兰宁道尔感兴趣。第二天，总统召见他的内阁，雅克布斯·兰宁道尔也出席了会议，而会议内容完全保密。但是，当天下午，国务卿鲁弗斯考德里离开华盛顿，并在第二天早上坐船到了英国。之后这个秘密开始蔓延，但只在政府首脑之间传播。这个国家只有不到六个人被信任并告知这个想法。之后这个想法开始在所有的造船厂、兵工厂和海军码头实施。法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些不正常的行动，但政府对此未知的项目进行保密的呼吁是如此诚恳，最后这些活动得到了默许。

这是伟大的休战时间。所有国家都庄严承诺自己不与任何其他国家打仗。俄罗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军队开始逐步动员，第一波行动开始，力量在完成集结后开始向东移动，所有铁路上都充斥着到亚洲的军列，中国是这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

过了一段时间后，庞大的海上行动开始，来自各个国家的远洋军舰远征而出，舰队随后，一直到中国沿海。国家清空了他们的海军码头。他们派出了预算官、工兵和灯塔守护者，他们派出了过去陈旧的巡洋舰和战舰。同时他们开始招募商船加入。统计表明，共有58640艏商船，配备探照灯和速射火炮，由各国开往中国。

中国在微笑地等待着。在她的土地边，沿着她的国界，驻扎了以百万计的欧洲战士。她动员了五倍于此的民兵等待入侵。这次看来与上次一样。但中国突然感到困惑。因为这支庞大的队伍并没有开始入侵。她无法理解这一现象。广大的西伯利亚边境一切都归于平静。她的海岸城镇和村庄甚至没有遭到炮轰。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的战争舰队的聚集。世界上所有的船队，百万吨的战舰聚集在她的海岸线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尝试。他们想使她离开她的地盘吗？中国笑了。他们以为能够烦死她或饿死她吗？中国又笑了。

但是，1976年5月1日，在京师那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一位市民目睹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他看到喧闹着的黄种人民众挤满了街道，每一个排在一起的头都向后倾斜，每一双吊梢眼都转向天空。在蓝色的天空中，他看见一个黑色的小点，小点越变越大，可以确定是艘飞艇。这个飞艇盘旋在城市上空来回飞行，降下奇特而无害的“导弹”——易碎的玻璃试管，在街道和房子的顶部粉碎成数以千计的碎片。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因这些玻璃试管丧命。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爆炸。虽然三名中国人被掉在他们头上的试管砸死了，但对于每年增长两千万的中国来说这算得上什么？一个试管掉在花园中的鱼塘里，并没有破裂。这家的主人把它捞上岸。但他不敢打开这管子。于是，他在他的朋友的陪同下，通过数量不断增加的围观人群，将试管交给了所在地区的长官。长官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群众的注视下，他用他的黄铜烟管打碎了试管。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比较靠近的一两个人声称他们看到一些蚊子飞了出去。这就是全部的情况，人群大笑后四散而去。

不仅是北京，整个中国都在被这些玻璃管轰炸着。小飞艇从军舰上出发，每艇仅有两人，他们盘旋着经过所有城市、乡镇、村庄，一人指挥船，另一人投掷玻璃管。

六个星期后，如果有人再次在北京出现，他会发现一千一百万人大都不知所踪。他也许会看到其中的一少部分，大约几十万人，他们的尸体溃烂，分散在房屋和无人的街道上或是堆积在被丢弃的堆得高高的运尸车上。而其他人会分布在帝国各个公路和小道上。所有人都在逃离鼠疫灾区，远离北京，成千上万的人撇下未掩埋的尸体，火速撤离。

但瘟疫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帝国所有的城市、乡镇和村庄。瘟疫毁掉了这个国家。不是一种两种瘟疫，而是十几种的瘟疫。各种致命的传染病都在大地上快速蔓延。直到此时，中国政府终于理解了之前的准备工作，来自世界的舰队、锡制飞艇和玻璃试管的含义。政府文件是徒劳的，他们无法阻止人口从鼠疫灾区逃离，把疾病从北京一个城市传到所有的土地。医生和卫生官员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切都已经被死亡征服了，无视皇帝和李唐福的法令。李唐福死在第二个星期，而皇帝隐藏在宫廷里，死在第四个星期。

如果当时只流行一种瘟疫，中国有可能应付。但当时流行了十几种瘟疫，没有生物对此全部免疫——从猩红热面前逃脱的人被天花带走了，对霍乱免疫的人被黄热病带走了，如果有幸对黄热病免疫，黑死病也能把他带走。这些细菌、病菌和微生物在西方的实验室被培养，又通过玻璃试管送到中国。

然后所有组织消失，政府崩溃了。当签订条款的人几天后就会死去的时候，法令和宣言毫无用处。数以百万计的逃亡者在这片土地上狂奔，什么都顾不上。他们把传染病从城市带到农村，他们逃到哪里就把灾祸带到哪里。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这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精心挑选的日期，因此瘟疫到处肆虐。人们已经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故事中了解只言片语。

生物袭击使整个帝国充斥着逃亡者。广大军队在从中国的边界消失了。农场充斥着被糟蹋的庄稼，无人下种，地里生长的庄稼无人看管，也无人收获。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流民，他们集结成几百万的群体，冲向被西方的巨大军队封锁的帝国边界，与他们遭遇并被驱赶回去。这场在边界线上的屠杀是惊人的，以至于防卫线需要再次后退二三十公里，以躲避众多死者的传染。

但瘟疫还是爆发了，守卫边境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以及土耳其士兵被击倒。虽然已经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做了准备，依然有六万名欧洲士兵因此倒下，但疫区随即被国际医生集团免疫隔离。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鼠疫病菌，它来自于鼠疫病菌之间以及与其他病菌之间的杂交，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且可怕致命的菌种。首先由温伯格发现，并怀疑其为致病菌，后来被史蒂文斯分离，并被海恩法特、诺曼和兰德斯研究。

这是对中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入侵。对于这十几亿人来说，他们毫无希望，只能蜷缩在停尸的房子里面腐烂和发臭，失去所有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只能等待死亡。他们无法逃脱，被从自己的陆地边界驱赶回来，也被从海洋边界驱赶回来。因为有七万五千艘军舰在沿海岸线巡逻。白天，军舰排风口的烟雾使海面暗淡；夜间，闪烁着的探照灯扫过黑暗，找到每一艘逃跑的中国帆船。数量庞大的帆船船队没有一艘能逃得了，没有人能越得过巡洋舰的范围。现代战争机械阻碍了中国人杂乱无章的逃亡，而瘟疫继续做它该做的事。

但旧的战争模式在这里已经被彻底的笑话和嘲弄，除了巡逻执勤之外，它似乎不值一哂。中国曾经嘲笑战争，于是她得到了战争，但这是超现代的战争，二十世纪的战争来自战争科学家和实验室，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的战争。几百吨的炸弹和实验室制造的可投掷的微生物制剂相比，就如玩具一般。后者才是真正的死亡使者，横行在十亿人口的大国上空的毁灭天使。

在1976年的夏季和秋季，中国是一个地狱。微生物武器到达了每一个最偏远的藏身地，他们无处躲避。未掩埋的尸体繁衍着细菌导致传染能力翻倍，最后每天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此外，饥饿削弱了受害者的身体，并摧毁他们对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整个国家陷入了自相残杀、谋杀和疯狂之中。至此，中国灭亡。

直到次年2月，在最寒冷的天气中，各国开始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次远征。这支探险队伍由科学家和专职部队组成，他们从各个侧面进入中国。尽管采取了最详尽的抗感染预防措施，依然有数位士兵和医生染病致死。但是远征勇敢地继续了下去。他们发现中国满目疮痍，到处都是萧瑟的旷野，只有成群的野狗和和绝望的幸存者们像土匪一样地徘徊。

所有被发现的幸存者都被当即处死。然后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彻底地把中国打扫干净。五年的时间内，亿万珠宝被找到并搜走，然后全世界人民都迁入了中国，不是分区居住，而是杂居而处——这是阿尔布雷希特男爵提出的想法，并根据美国的民主程序实施。 1982年及其以后，大批兴高采烈的各个国家民族在1982年和随后的几年里共同落户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功的民族混合实验，并产生了在机械、智力和艺术方面的辉煌产出。

1987年，全世界的联盟已经解散，法国和德国再次因为阿尔萨斯 - 洛林地区的古老争议敌对起来。到了4月，战争的威胁和阴影再次降临这个世界，于是4月17日，一场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所有世界国家的代表全部出现，并一致严肃地宣誓永远不会把用于中国的实验室战争方法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中。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3-6-22 04:55 PM 發表。 
一百年前的预言小说和灭绝中国计划——

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作者：杰克·伦敦 1910年发表

杰克·伦敦，美T ...

最近流行这个题材吗？周边有爱看恐怖片的小同志正看《The Purge 》，好像很有几分类似！

初中生

原帖由 麻皮鬃珩 於 2013-6-22 08:01 PM 發表。
最近流行这个题材吗？周边有爱看恐怖片的小同志正看《The Purge 》，好像很有几分类似！

不是流行题材呀，而是这件事情正在着手进行，可能要在2014年10月以后吧，地点在哪儿你猜猜看......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3-6-23 01:17 AM 發表。 

不是流行题材呀，而是这件事情正在着手进行，可能要在2014年10月以后吧，地点在哪儿你猜猜看......

我服从指示试猜一下：

备选地有3个：印度 非洲 中国大陆

印度由于人口密度，水源情况，社会状况等，都非常适合实行这样的计划！但在西方人看来，印度人是优良狗种，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所以双重标准的西方人恐怕不会对印度下这样的重手！在西方人眼里，印度人属于你命令他去自杀，他都会照办的服从型，灭绝了多可惜！

选非洲主要是这里的资源是西方人眼红的目标，又不像中东那样各方势力交叉渗透，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人口大爆炸的基础！一旦这里发生了人口大爆炸，就将从资源输出地变为资源消费地！加上那里本来就同印度类似，基础卫生条件差，秘密实行这样的计划，难度小，好隐蔽！但对于非洲，管用的手段大把，完全不需要使用这样的绝户招！杀鸡用牛刀，副作用不可估量，所以也不会是这里！

其实就还是中国大陆，最为符合条件！十几亿人口转为内需型经济，是好大一片市场没错，但是消耗的资源也将是惊人的，很多“眼光长远”的西方人早就认为应该消除一些中国人，这个我亲耳所闻的都有，可见数量不少！而西方人的攻击性强，中国强大后会否翻出旧账，找他们报复，这个也是他们担心的，与其坐等不如主动出击，恰好也是西方人的战争观，所以对中国大陆发动先行的攻击，概率极大！再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大量迷信或者说迷恋欧美的人，那么防范之心必轻，说不定还发表专家意见，为前期的攻击行为开路，这个对于绕开中方军队设立的马其顿防线，作用显著，最近的转基因事件中那个可笑的选择题就是证明——“选超标农药还是选转基因”！还有些琐碎原因，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结一下，地点就还是中国大陆，可对？

[ 本帖最後由 麻皮鬃珩 於 2013-6-23 08:08 AM 編輯 ]

初中生

<font size="5"><b><font face="Tahoma">比棱镜门更黑暗的真相：一名前CIA特工的临终自述</font></b></font><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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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3-7-1 03:39 A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