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和历史约会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6 12:58 AM 發表。

你们山寨里的弟兄们有什么看法？

主要集中在放宽货币和房地产那两条上面，现在暂时还吵吵着，观点非常不统一，我觉得从谁得利的角度反推会有统一意见，结果究竟谁是得利者的分析竟也不统一，连温州的高利贷发放者都上了台面！

初中生

在县委书记任上亲历大跃进——刘仲侯的回忆

刘仲侯，时任江苏省启东县委书记

建国初期，农村增产很快，启东县的棉花产量也不错，特别是1955年，风调雨顺，亩产达到70来斤皮棉，那是很了不起的，老百姓都很高兴，因为解放前不过亩产30斤左右！

1956年，农村“高级社”转为“合作社​”之后，皮棉单产后退到三、四十斤，农村有些情绪被动，有些人就说“合作社不好”！当时的农业生产，一个是生产关系变动，一个是靠天收，气候影响很大。为了稳定农村，省委开始下派​干部去当县委书记，我是第一个下去启东县的。

自从“土改”之后，我已经好几年不接触农村了，对农村情况不了解。那时就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办事，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做调查研究。很多县委书记是1958年才派下去的，不了解实际情​况，在这个方面吃了很大的亏，我因为先一年派下去县里面工作，了解一些情况，就不一样些。

1958年，“瞎指挥”、“浮夸风”起来之后，很多干部容易犯错误、跟着风潮走，就是吃了“不了解情况”的​亏。我先下去一年，做了些调查研究，对于那些“高指标”和“瞎指挥”的东西，虽然做不到完全识别，但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抵制。当时我心里就想：“怎么可以这样子办事呢？”——因此启东县的“五​风”就比人家要轻一些。

当时，上面有些人搞“瞎指挥”、“高指标”，农民不接受，干部很为难，要么是向下搞强迫命令，要么是根本推不开！南通地委一位副书记下去启东县，要贯彻那些意图，说我们“没有把农民发动起来”！当时，我们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已经开过了，他要求重新召开一次，由他来帮助我们“发动群众”。

我们县委有个副书​记跟我看法一致，说农村眼前正是农忙时期，干部要跟社员一起劳动，不能再开干部会议，这个时候把干部和群众分开来很不好！我也同意这个看法，就对地委领导同志一再解释，但​是他仍然坚持己见，最后我就顶了他，说：“如果一个县的工作落后，地委帮助开一次会就解决了，那地委工作也很容易做嘛，一个地区几个县，开几次会就解决好了。”——这样，南通地委就对我​有看法。

当时，提出“亩产100斤皮棉”，我认为这个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于是就率先起来响应，同全省各地区、各县竞赛。后来有的县说要“达到200斤”，地委就说，人家提出“亩产20​0斤”，就要求我们也跟进这个高指标！我就说“他搞他的，我们搞不起来！”，于是就没有响应。这样，地委就批评我，说我“右倾”。也正因为这样，启东的破坏反而小一些。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彭德怀，江苏省的情况还比较好，还清醒一点，没有到处捉“小彭德怀”，主要是教育干部，没有一个县委书记被打成“反党分子”处理。

1960-1961年，发现问题多了，就清醒起来，开始认真纠正“五风”，因此启东县的恢复就比较快——1962年，夏粮就增产一个亿，平均每亩增产100斤以上，老百姓就很高兴，说“肚皮吃得饱了，盒子​炮也打不穿”！1962年解决了口粮问题，1963年棉花单产超过80斤，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放了个真的卫星。启东120万亩地，有一半种棉花，差不多就有50万石棉产量！

我在​县委书记任上的一个感受是，只要是把集体组织好了，生产恢复起来速度很快，压都压不住的，集体经济不是没有优越性的，恰恰相反，它有极大的生命力。

1962-1963年，全国也开始从困难中间慢慢恢复起来。1963年末，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给南通地委打招呼，建议启东县在1964年实现皮棉亩产100斤、粮食亩产800斤，提前“过《纲要》”，对外不作宣传——苏北选定启东，苏南选定常熟。

那个时​候，开始提倡“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农村学大寨”也开始提了，这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和鼓舞很大。我们县委常委会议决定：“竭尽全力，脚踏实地，动员和依靠全县人民，夺取粮​棉双超《纲要》。”结果，真的实现皮棉亩产131斤，粮食达到832斤，我们自己都大吃一惊，对全国都有震动！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华院长来看，他说“明年做不到”！要计算投了多少化肥，并推测说“快​速增产是挖了地力”！——结果他也没有说准，因为他不了解启东的耕作制度！——启东的农民是一边种地、一边养地，种植一些豆科作物，有根瘤菌固氮；而且，启东的棉花品种是矮杆棉花，农民把那些高​杆棉花称为“大雄棉花”，因为杆子长得壮，桃子较少；把启东的棉花成为“小雌棉花”，杆子矮，但是桃子多。

“科学种田”需要有集体经济配合，要不然很难取得成绩。一个“合理密植”问题，就需要大量的试验数据。——汇龙区试验了4种种植密度，结果得到4种产量，证明亩植3500株产量最高，3​000株次之，4000株最低。

“棉花播种的时间”问题，根据多年的试验田经验，大约是在4月20日至5月5日之间较好，早了，容易发生冻害；迟了，伏桃少，影响产量和质量。——当时很讲究“种试验​田”，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必然是相互脱节的。

此外，县里面还专门派人去浙江慈溪，常驻在那里，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

从1964-1969年，年年都是“粮棉上纲要”。1969年，国庆20周年，棉花单产达到160斤，又放了新的卫星。——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搞集体经济要靠群众的积极性、革命性，当时提出一​个口号“为革命种田”！“工业学大庆”时期，农民提出来说：“大庆那边冰天雪地，我们这里的泥土像切豆腐，做事情容易得多！”——种田确实需要一种精神境界。

此外，还总结了不少先进经​验，那时大力提倡“科学种田”；在政策执行方面，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穷队和富队之间也不搞平调，对社员​实现“按劳分配”。我们就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确实就像毛主席所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没有这个是什么都办不成的。

在领导作风上，当时特别讲究“走群众路线”，普遍开展生产问题的讨论，实现“生产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做到上情与下情结合，启发群众的觉悟，让群众懂政策、懂科学​；搞技术革新，一切经过试验，实现领导、群众、技术员三结合。毕竟群众跟干部一样，都是希望高产的，只要是把道理讲清楚，特别是经过试验，让群众亲自参与和了解，那么群众对各种丰产措​施都是会积极接受的。

经过几年的丰收，群众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我当时有一个讲话，除了讲“群众路线”之外，还讲到“不能滥用科学的权威”，强调领导工作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干部安于现状，不去调查和实践，对新鲜事物不去支持和推广，而是自己当“盖子”。——这个讲话后来在1965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人民日报》还配发​了很长的“编者按”，其中说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农业部调查组的报告《启东县是怎样领导农业生产群众运动的》。

1964年，启东县实现了棉花亩产131斤，有了实际的例子，南通地委就好讲话了，要求南通地区6个县到1965年都实现超100斤，结果也都实现了。到底农业能不能实现“大跃进”？从我亲身经历来说，是可以的，因为南通一个地区不是小地方的“人造典型”，不是一个大队、一个公社，而是一大块地区，整个地区六个县200多万亩棉花都超了《纲要》，这是我自己干9年县委书记的一个实际体会。后来搞“包产到户”，启东县坚决不同意，我也是想不通！——从1979年开始，我一直是抵制“单干”风的，不过中央一道道命令压下来，顶不住！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6 08:34 AM 編輯 ]

初中生

原帖由 麻皮鬃珩 於 2011-11-16 07:59 AM 發表。
那个对比就不好在这里说了，免得连累我犯错误！

讲讲嘛！

麻皮鬃珩

原帖由 研究京氏 於 2011-11-15 10:01 PM 發表。

得了，这个读书多的帽子一口下来，就是要把我当驴拉磨了。论多读书，实在是不敢当，论坛里大牛都潜水呢，而且我早些年读书最好的时光看了一肚子文艺，经济是荒废了，这个莱茵模式，我先看看书咂摸咂摸，如遇到有价值的资料再贴贴，但是论发言权，我是没有的，绝对没有。

咋就抱怨了呢？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6 08:26 AM 發表。

讲讲嘛！

8964谁敢碰谁碰，我是坚决不碰的！听说纽约开始抓人了，是真的吗？那么也许她那个对比蒙对了结果！

初中生

原帖由 麻皮鬃珩 於 2011-11-16 08:39 AM 發表。
8964谁敢碰谁碰，我是坚决不碰的！听说纽约开始抓人了，是真的吗？那么也许她那个对比蒙对了结果！

切，我当是什么话呢，这有什么呢。

早就开始抓人了，美国各地都在抓人，FBI忙得都疯了，全美通讯完全监控，已经由公开抓捕发展到密捕了。

呵呵，看着吧，叙利亚那个巴沙尔要面临“是否二世祖”的考验，因为再不抓点筹码，欧洲人勾结俄国人就要背后捅刀子了。——中国还好说，俄国可是被颜色过的，这个梁子结得很大，逮着空子不可能不把水搅浑。

中国么，呵呵，先派点军队跟拉美的哥儿几个勾兑勾兑再说，中南半岛也要挤兑挤兑，嗯，巴基斯坦方向么，介个介个......

不过，这回最阴的还是欧洲人，小刀子耍得嗖嗖的，不知道能捞到多少目数。

01010101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6 08:58 AM 發表。

切，我当是什么话呢，这有什么呢。

早就开始抓人了，美国各地都在抓人，FBI忙得都疯了，全美通讯完全监控，已经由公开抓捕发展到密捕 ...

呵呵，不是说欧洲那边都快穷疯了么？难道是假哭 ？

初中生

原帖由 01010101 於 2011-11-16 01:50 PM 發表。
呵呵，不是说欧洲那边都快穷疯了么？难道是假哭？

那倒也不是假哭，哭倒是真哭，不过哭的不是“穷疯了”，哭的是“大欧洲计划”有面临严重挫折的危险，为了防止祸延己身，要不要把欧猪割出去呢？一旦割出去，核心国家倒是暂时保住了，可是欧洲统一计划就成了泡影，顺带着欧元也要虚化。

为了避免这个前途，怎么地也要反击，即使是使用一把会伤及自身的双刃剑去反击，那也是值得的！所以欧洲人在某些“别有用心的捣乱分子”的游说下，对于这次北美革命的关注和投入，就早先的“既疑且惧”，发展到逐渐“热心”起来了——毕竟欧洲还有另外一手，那就是伯恩斯坦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层面纱，大不了老子换一身衣服继续混！

至于钱嘛，那只是小钱，如果能以这个杠杆支点来撬动地球，那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总而言之，主要还是北美人民的革命热情在起基干作用，其他各方势力的博弈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初中生

“马寅初事件”始末

梁中堂

我的《马寅初事件始末》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第5期上发表以后，2011年11月2日，我的在读博士生王永华在网上下载台湾政治大学徐文路先生2008年写作的博士论文《马寅初事件的多重解读》，并将其介绍给我。

应该说，徐文路先生的论文是此前所有关于马寅初的论著中最有水准的文章。因为徐文路叙述的论文，多少还是站在拥有的一些资料的前提下做出的研究，而此前几十年，大陆几乎所有有关马寅初的文章，却都是按照1979年建议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那位记者的文章口径，而在此之上不断增加的溢美之词，鲜少有人搜集资料，并根据一手资料进行相关的研究。

首先，徐文路肯定了在马寅初开始讲“人口问题”的时候，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提出“实行避孕和节育”这一基本事实。

其次，徐文路指出，毛泽东在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第三，徐文路还指出，“批判马寅初”是与刚刚过去的1957年“反右”斗争无关的事情。

仅这样几点，站在大陆以外的徐先生就比几乎所有内地的作者都要高明。但是，徐先生还是没有识破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陆塑造“马寅初”这尊神的本质，相反，由于受其影响，认为马寅初是从自己的经济学原理出发提出“新人口论”，从而受到了共产党批判的。这样，作者就把马寅初当作一位严谨的学者，还是按照“共产党、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这样的思路演绎了下来。

这不是事实。

理解“马寅初事件”的枢纽在于，马寅初从共和国诞生时开始，就已经和共产党融合在了一起，时时处处在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宣传。因为马寅初从来就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过批评意见，党和政府也就从未批判过马寅初。无论是1955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浙江小组会议的争论，还是1958至1960年《光明日报》挑起的“批判”，都主要是由那些与马寅初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邀请的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著名“民主人士”发起的。

在批判马寅初的那些“民主人士”看来，马寅初的错误是思想和立场问题，而与他的学术主张无关。在这些批判活动中，党和政府不仅没有参与，反而对马寅初还有政治担当。

必须强调的是，党和政府对马寅初的担当是“终身”性质的。——马寅初的家属曾经向传记作者叙述周恩来对马寅初的关照，特别是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时，手术方案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有“赴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资格（初中生按：通常只能在灵堂布置好后，在灵堂向周恩来遗体告别）。陈云似乎对马寅初也有关照。1978年12月，当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马寅初发去贺电，陈云还曾回电感谢。

这些情况也都说明，马寅初受到的“批判”并非来自于共产党。应该说，这一基本事实无论是马寅初还是共产党，本来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否则，在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里，马寅初如果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发生丝毫不愉快的芥蒂，不仅周恩来、陈云不会与马寅初再有往来，马寅初也不会主动示好。这是认识和理解共产党政治生态的起码常识。

过去，人们仅仅关注党和政府领导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实，知识分子之间、民主人士之间的“批判”，是那个时代同一画面上的又一道格外别致的风景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龚祥瑞曾在“反右”斗争中，积极揭发批判他的恩师钱端升和同事楼邦彦、王铁崖等，后面几位在运动中都被打成了“右派”。龚祥瑞在9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谈及这段往事时是这样说的：

我对陈体强、钱俊瑞、王铁崖、楼邦彦等同时的批判，在开始时，是“批评与反批评”，并无“反右派”一说。如果按后来的标准衡量，乃是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按我们道德观来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行为，不是像有的人所说，是“出卖朋友”的不道德行为，……对我们个人来说，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

在研究“马寅初事件”的过程中，笔者就对这位法律系教授的表现很感兴趣。在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的龚祥瑞，竟然能够历经“知识分子改造”和“三反”、“五反”、“反右”、“双反”运动，一次次安全过关。如果知道龚教授任职的“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蒋经国，那么他“副教育长”的角色和重担，以及与蒋氏父子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龚祥瑞是如何过关的？我在写作马寅初在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师生的批判时，就对照了龚祥瑞。在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开始后，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作过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龚祥瑞因为曾经指导过李克强而在去世10多年后出了名。在4个月前刚刚出版的回忆录里，龚祥瑞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理活动和表现，更为深刻。他写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像自己这样从旧社会过来、并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自然会想到是很难过关的了。“我预见到自己在这场狂风骤雨中有灭顶之灾，自己已经预感到它的严重性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选择了‘造反有理’的策略。”

同时我也想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必遭受群众的打击。我自知1957年过了关，有的人就很不满意，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击报复。与其等着挨批挨打（根据我几十年来的经验）不如先发制人，主动站出来，大胆揭露本单位的问题，将来受到别人的揭露也可以使自己思想与心理的平衡。“我可以揭你，你当然也可以揭我”，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怨气了。经过这样认真思考，我就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贴满了四院的围墙。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远离那个时代以后对自己当时心灵的剖析。难道马寅初就比龚祥瑞更纯洁和神圣？当然不是。

马寅初很识趣，知道党和政府使用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并且总能做得恰到好处。他在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中任副主任——那是为正在解放全中国的前线筹款的机构——按照钱昌照的说法，马寅初从不去到任；马寅初也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中任副主席，却不曾像饶漱石、陈毅、曾山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样，真的去做事。在1951年6月1日，北京大学举办的“欢迎马寅初就职校长”的典礼上，马寅初讲：

今天在此讲话，诸位同学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同学失望。我以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校长只有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任务，所以我今天不谈方针。

有的时候，马寅初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毛泽东”。根据《毛泽东传》记载，1957年初春，毛泽东基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考，一度曾经有“让在位的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的想法。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过去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样？”

马寅初回答：“是不够。”

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讲的很委婉，便直接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问题。”

与绝大多数人最近几十年的印象相反，马寅初其实是很会“做人”和“做事”的。不仅如此，马寅初总是希望用自己“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影响社会，为党和政府服务。所以，党和政府每每出台新的方针政策，他都会出面宣传一通，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共同纲领》，写新民主主义经济，写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写知识分子改造、双百方针，写土改运动、抗美援朝、反对右派，写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和“农业八字宪法”，甚至于应相关部门的领导的要求，去写政府为什么发行公债、收支预算，以及为物价上涨作辩护，等等。

徐文路先生的博士论文按照严谨学者的“学术思想”推导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形成，可问题恰恰在于，马寅初的这些文章不是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然结果，而是直接出自于现实的需要。为了需要，都可以编造出没有过的事情。譬如，从各个方面的情况判断，马寅初并未就“人口问题”作过调查。但是，1957年3月1日，马寅初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回应毛泽东前两天的讲话中提出的“计划生育”的观点，随口就可以说自己就这个问题有过多次的、专门的调查。他说：

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两次视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乡村我都去了，好的、坏的、中等的都去过。每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这么多。到处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处都是小孩，洋车都进不去。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但在浙江小组里一讨论，赞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另有科学家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

马寅初这样的话，在几个月后发表的《新人口论》中又说了一遍。但是，不仅没有人看见过他的所谓“提案”，在这一时期他的几个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答记者问和《新人口论》中，都没有发现所谓“在浙江等地方调查人口状况”譬如某省、某县、某乡、某村、某年的人口生育、死亡等等的具体材料。

还有，根据竺可桢当天的日记，1955年浙江小组会议上的“人口问题”争议，首先是由邵力子提出、马寅初和竺可桢附和支持的，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等人的面，马寅初改为说是他先提出来，而邵力子、竺可桢等科学家是支持他的。——马寅初作为政治人物，要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如何还能保障“严谨的科学”？

正是因为马寅初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总能做得很好、很到位，所以，党和政府不仅从没有批判过他，而且对其始终都有所担当。

但是，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却不放过他——“马寅初事件”实际上是民主人士对马寅初的批判！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回过头来审视那次对马寅初的“批判”和马寅初的“反批判”，不过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人士之间的一场“口水战”，正如龚祥瑞所说，本来就“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过，在1979年前后那个特定环境下，不惜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批判马寅初”歪曲为“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把马寅初塑造成比党和毛泽东还要正确、并且敢于和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毛泽东抗争的“政治英雄”，其意图就是要为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强制”为特征的现行“计划生育制度”而服务的。

所谓“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决定指出‘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都曾是《人民日报》的大字黑体标题。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也是那个时代传播最广泛的话题。

2011年11月10日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2-9 01:48 AM 編輯 ]

初中生

戳破“马寅初神话”

梁中堂

这本来是一篇论文的题目，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一本正在写作中的专著的副标题。该书的主要资料搜集和形成现在主体性观点的研究线索，大约都是在3年前基本完成的。

去年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作了两个稿子，但距离完成和出版还有不少的关卡需要突破。今年7月，将手头的一篇文章改定后，临时决定把书的前半部分以副标题为题目，先做成一篇独立的论文。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把现在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暂时搁置一段时间，而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叙述清楚当年“马寅初受批判”的历史经过，让社会更多层面的人共同反思这一被混淆和颠倒了的历史。

也许，在连续完成上述两篇有关“江湖术士”的博文以后，接着粘贴这篇论文是再适合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一方面，在一般人看来，在盛产“人口学家”的中国，以“人口学”的特殊本领，可以把官做到堪称为“中央大员”的也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位在世者宋健、蒋正华，其简略述评已经做过，接下来就应轮到已故的马寅初了。另一方面，马寅初似乎就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鼻祖，至少宋健、田雪原都争着抢着要把马寅初作为他们进入人口学界的“直接领路人”，以显得从一踏入门槛就占据着很高的阵地。

1981年2月21-28日，在北京西山的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暨中国人口学会成立”的开幕式上，已经大红大紫的宋健被邀请讲话。那天他都讲了些什么，不是时间长已经忘记，而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只是背诵了一篇盛赞“马寅初不畏强暴，主张计划生育”的祭文。

“当选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是宋健在中国人口学大会上唯一的一次亮相，因为几乎同时就有了七机部副部长和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这两个名称实质上是同一个职务的前后不同的称谓）、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兼科委主任等等的职务，可以说有了全中国所有学科的大平台，宋健再也不屑于参加人口学方面的活动（但他在需要的时候却从不拒绝“人口学家”的称谓，只是有的时候要突出自己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学科背景，似乎是比通常的人口学更为科学和高级的人口学家）。所以，对于人口学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有幸能亲眼目睹宋健的风采，那次闪亮登场夸赞马寅初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但是，只要论及与人口学的渊源，宋健还是不忘马寅初：“受激于马寅初的风范，面对令人堪忧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问题。”——俨然一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虔诚弟子。

至于田雪原，似乎他与马寅初更为直接：“1979年发表《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并编辑出版他的《新人口论》后，我也由探讨经济学转向研究人口学……”。

再经若干年后，田雪原叙述马寅初对其成长影响的历史渊源就更为悠长和清晰：“1959年，笔者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笔者的心中不平又平添几分；再看马老誓死为真理而战，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还时不时地想到这桩公案，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甚至想到会有翻案一天的到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笔者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

可见，举凡中国人口学界大师一级的人口学家，大都在人口学家马寅初接受批判时就受其激励，而终归成就为大“人口学家”。

但是，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在50年代，马寅初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农业合作化、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大跃进、写“农业八字宪法”……，几乎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诠释党和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方针政策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因为马寅初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紧跟党和毛泽东的，所以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

马寅初受“批判”，实际上是那个时代里民主人士相互之间的事，更是与主张“计划生育”毫无关系的事情。马寅初“铁骨铮铮”的那些话是针对组织“批判和围攻”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而不是对着所谓陈伯达、康生，或者其所代表的党和政府的。这样，叙述出“马寅初事件”的真实经过，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是揭露宋健、田雪原，撕破他们出场的伪装，揭露其出道的行头就是假的。

因为论文是要颠倒30多年来几乎所有关于马寅初问题的认识，我就不得不把许多关键性的证据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再加上需要澄清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文字就特别的长（约略6万字）。但是，作为博文，我只能将展现历史真相的《马寅初事件始末》的文章大义约略叙述如下，有兴趣或者感觉疑问的读者可以阅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电话0351-7985580），拙文已经在该期刊今年第5期上全文发表。

1979年后半年，社会很快制造了一个“神话”——民主人士马寅初是比党和毛泽东更早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口问题的贤哲，毛泽东把马寅初接进中南海，畅谈人口问题。党和毛泽东先是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决定控制日益增长的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后来却又反悔，批判了马寅初。在这其中，陈伯达和康生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他们不仅指名道姓点名说“马寅初是马尔萨斯”，而且组织理论界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杂志上围攻、批判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而面对陈伯达、康生组织的批判，真理在握的马寅初公开发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誓言。经过1958、1960年两次批判后，马寅初不仅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而且被党和政府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离开了中国政治和学术舞台。于是乎，中国人口有了“错批一人，误增3亿”。

在此以前，宣传口径还说“计划生育是毛主席倡导多年的一项伟大事业”，从此以后，这样的话语就不再出现了。再后来，1981年初春，“中国人口学会”成立，百岁老人马寅初被推选为“名誉会长”。马寅初俨然成为新中国主张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人口学的鼻祖。

但是，当年的历史却不是这样。

首先，马寅初可不是一般的民主人士。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马寅初就站在毛泽东右侧稍后一些的位置上，与毛泽东之间隔着半个林伯渠，其距离之短，从马寅初不时地探头望着毛泽东手上的讲话稿可见一斑。从这时起到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以前，马寅初是经常参加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除了7位主席副主席外，其他56位委员中还有如林彪、邓小平等，许多委员实际上都是很少出席会议的）、担任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

因为中国最高政治权力机构几经变动，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那时马寅初的地位究竟有多高。这么说吧，1955年干部定级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行政二级，马寅初为行政三级，是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务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才可以靠上的级别待遇。

马寅初既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是传统的中国文人。早在地下党动员他由上海去香港再伺机北上参加政协和中央政府的时候，马寅初就说：“我可无功不受禄呀。”所以，党和毛泽东给了马寅初这么高的待遇，马寅初总是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现在的主流观点把马寅初打扮成“为新中国贡献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实际上，马寅初除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了大量的文章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外，最大的贡献是帮助党和毛泽东找到了一种“改造知识分子”的形式，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一个夙愿。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认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没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是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是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就是受帝国主义的影响，不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毛泽东甚至于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民主改造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950年6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好的方式而迟迟没有开展。1951年6月，马寅初执掌北京大学后，组织北京大学教授学习会，向周恩来提出请党的领导人为其辅导。毛泽东、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要求教育部首先组织北京、天津高校教师组织学习会，接着又将这一形式推广到全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由高校展开，再到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文化、科技、体育、文艺等领域。

由于马寅初属于最早留学归国的那一批留学生，而且“五四”时期就在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从而是最有资历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再加上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以及解放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于是由马寅初组织的北京大学教授“自我教育学习会”，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就不显山露水如水到渠成般地自然开展起来。马寅初如“二传手”般接过毛泽东、周恩来传过来的“改造知识分子”的这颗球，又十分便当地将其传递到全国，为党和毛泽东立了大功。

关于马寅初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年谱》都有记载。因为马寅初在建国初期极高的政治地位，在这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是充当领导者和批判、改造别人的角色的。但是，当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以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式微，在民主人士和马寅初淡出政治核心而失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光环”时，群众运动的批判之火就必然地烧到了那位曾经帮助党和毛泽东点火的人身上了。

再回到我们直接关心的问题上。历史上的马寅初，并不是像上个世纪70年代末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迅速形成时所宣传的那样，我的研究至少揭示出以下几点。

1．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

马寅初191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就是《纽约市的财政》，民国时期的大量专业论著都是财政、金融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内容。认为“人口多是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主张“节制生育”等有关人口方面的文章，在马寅初的旧著中就有，但比重并不大。

新中国以后，马寅初大量的论著都是诠释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其代表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就是解释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新人口论》仅只是该书4篇附录文章之一，也不是马寅初的主要成果。

2．因为马尔萨斯主义总是把人口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马克思以十分激烈的态度批判和否定马尔萨斯，因此所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节制生育”等同于马尔萨斯主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连续发表了5篇批判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批判美国政府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在此后的几年里，党和政府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那些解放前就主张“节制生育”的知识分子，包括马寅初在内，在这一个时期也都不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1953年以后，党的上层开始对“节制生育”问题改变认识，内部会议已经讨论改变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因此处在中央机关核心领导层的邵力子和马寅初都有机会了解到党的上层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变化，比较早地在外界重提他们一贯主张的“节制生育”观点。

1955年7月，马寅初开始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时候，全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城市里宣传避孕和节育知识，中央政府已经组织生产避孕药械了。特别是1955年3月1日，党中央以“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的形式转发全国，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政策性问题”，明确赞同“节育”。所以，马寅初并没有比党和毛泽东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实行“节制生育”的主张。相反，马寅初是在共产党允许的时候才重提出他的主张的。

3．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有一段生动幽默的、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演讲。这是继半年前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以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在较大、较为公开的场合（这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1800多人）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是第一次公开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1957年3月1日，大会组织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在发言中主要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那段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马寅初表示拥护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观点的发言共有1000字，约10分钟。这就是30多年来被主流人口学家所乐道的“马寅初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

在毛泽东发表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以后，1957年初春，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就开始在全国流行，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贤达都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马寅初的几篇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以人大会议发言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演讲以后，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4．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1958年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

“双反”运动是1958年大跃进前夕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开展方式和武器，“领导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

高校的“双反”运动，实际上是老教授和旧知识分子的又一次“炼狱”，只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已经有了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傅鹰教授总结的“运动来了，群众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鼓掌通过”。

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马寅初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改任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没有变化，但是在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失去政治光环的马寅初在师生中已经不那么神秘了。

马寅初历来都是运动的领导和动力，从未做过运动对象，没有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由于不服水土，师生給马寅初贴大字报，马寅初也給师生反贴大字报。大字报批评马寅初，马寅初也张贴大字报提出“反批评”。这样，相对于其他校领导来说，马寅初的大字报就多一些。如果公平一些说，因为马寅初校长毕竟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接触少，比起许多老教授来，他所受到的冲击就轻微多了。1958年8月1日，马寅初离校视察5个月，给他张贴的大字报就少多了。

5．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为代表的报刊杂志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从《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給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开始的。

由于《光明日报》是面对高校和国家机关、文化界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报纸，因此“双反”运动开始后，《光明日报》就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运动当作报道的重点。马寅初像对待校内张贴他的大字报一样，对《光明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应。从1958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开始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到7月24日，该报刊登了马寅初两个长篇“答辩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4天、每次将近半个版面予以连载。随着马寅初在外地视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报》基本上已经没有批判文章。1958年11月29日，该报刊登一个编辑部文章和北京大学的3篇批判文章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批判。

但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批判活动基本结束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马寅初借在《新建设》刊登“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长篇论文的机会，明确提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光明日报》“叫板宣战”，从而发生新一轮的对马寅初的“批判”。

马寅初是在那个时候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却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受批判。马寅初在运动中还有很大的主动权，有力量实行还击，能够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到自己希望刊登的《光明日报》、《新建设》或者《北京大学学报》任何一个报刊上，这不是那个时代每个“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权”。

6．文化大革命前的《光明日报》，还不是今天与《人民日报》同属中共中央管辖的《光明日报》。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

1957年11月，因原《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储安平双双打成“右派”而改组《光明日报》时，马寅初就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被马寅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长杨明轩、总编陈此生，都是比马寅初资历浅出许多的民主人士。未过半年，杨、陈二人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批判马寅初的文章，马寅初对此难免会有极大的不满。

《新建设》是原属《光明日报》管理的杂志，1959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管理。马寅初是这个学部的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也算是该杂志的领导。

除此以外，进一步分析1958-1960年两次批判马寅初的18份杂志，基本上都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刊物。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顺便点名批评了马寅初，但文章对马寅初和几位著名“右派”还是有区别的。由陈伯达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属于半月刊，期间共出版48期，没有刊登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

1948年7月份以后，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办有一份机关报和一份理论刊物，期间没有发表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

这些情况说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直接组织批判，而且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还是有政治担当的。

在整个研究中，笔者特别寻找陈伯达、康生在“批判马寅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期间根本没有二人的身影。笔者一一检查了最近30年来有关“陈伯达或者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文字，全都属于穿凿附会、无中生有、查无实据。也就是说，“批判马寅初”与陈伯达、康生根本无关。所谓“陈伯达、康生批判马寅初”，完全是在1979年塑造“马寅初”这尊神的过程中，根据需要杜撰的。

由此再分析马寅初那段表现“铁骨铮铮”的誓言。

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党和毛泽东对马寅初的使用。1959年元旦，在结束了连续5个月的视察并回到北京后，马寅初频繁地出席北京高层举办的会议，其中包括在盛大集会中出现在主席台上，以及参加毛泽东邀请的小型会议。

在1959年4月份的两会换届的会议上，马寅初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只是把原来兼任的全国政协常委调整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继续得到党和毛泽东的信任，与自己捣乱并过意不去的，就是那帮比起自己资历还浅的民主人士。所以，马寅初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帮家伙，他所下战书的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显然是对着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以及《光明日报》的领导杨明轩、陈此生的，这与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7．马寅初把《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作，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也始终都是针对这本书的。

具体分析1958-1960年期间两年多公开发表的138篇批判文章，其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文章计有15篇，明确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经济理论的16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43篇。

而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中，分歧从来都不是“要不要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而是通过分析，具体上纲上线，把马寅初归结到马尔萨斯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立场”上。

党和政府从50年代初提出“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以后，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即使在《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1958年，仅《人民日报》上宣传“计划生育”和介绍“先进典型”的文章就从未中断，“计划生育好处多”的标题通俗、醒目，令人难忘。——马寅初受批判是与“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根本无关的事情。

8．马寅初对于“学术批判”底气十足，敢于决战到底，但是当北京大学校办秘书揭发：

——马寅初在商务印书馆有股票68000元、在上海闸北火力发电与自来水公司有股票约20000余元、每月还收取房租160余元。

——根据揭发，马寅初在“土改”中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满。马寅初说：“我们家的土地是我写书得来的钱买来的，为什么要没收我的土地？”

——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马寅初说：“中国可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要发生第二次革命。”

——马寅初还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公然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民主党派中的优秀人才，应该团结他们。”、“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

校办秘书揭发中所提到的史良、章伯钧、罗隆基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人，其中史良任司法部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罗隆基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为民主建国会中央领导人，时任粮食部部长。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3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毛泽东点名批评“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后，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委员会在民盟内有一个长篇批判发言。如果马寅初对于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章罗同盟”鸣冤叫屈，话语传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那里，将引起什么后果？

还有，马寅初所持股票数量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目。作为国家高级干部，领有巨额工资，享受特殊供应，政府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几套宽敞的住房、轿车，可自己却还拥有大量的股票和房产，这不是资本家是什么？

因此，马寅初从辩论会下来血压就陡升到190度，由此住进医院，退出了战斗。

9．马寅初的北京大学校长本来就是兼职，所以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并没有影响马寅初的政治地位和其他的待遇。

——1962年，马寅初患病，从此下肢行动不便，就是以“全国人大常委”的名义视察期间生病引起的。

——1965年1月两会期间，马寅初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党和国家的人事安排中，同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级的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都是相同职级的职务。

——马寅初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

——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手术方案。

——1976年1月，马寅初在医院出席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

——1977年，华国锋组织文化大革命以来最盛大的“五一”游园活动，马寅初就坐在轮椅上，出现在华国锋出场的中山公园活动中。

——1978年，新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马寅初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几经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并继续担任以邓小平为主席的全国政协常委。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马寅初立即发去贺电，而陈云曾回电感谢。

以上情况都可以说明，那次“批判”活动与党和政府没有关系，所以才没有影响到马寅初的政治生命。

笔者将历史事件还原，并非说马寅初受到的“批判”是合理的。那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年代，特别是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普遍都遭受了不寻常的政治磨难和生活磨难。马寅初作为一位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的命运，是从他充当“二传手”角色，帮助党和毛泽东实现“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那次政治运动时开始，就已经决定的了。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要澄清的是，马寅初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罹难的，甚至于“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都不是马寅初受批判的原因，为什么20年后会有一个“马寅初因为主张计划生育遭到党和国家的批判”，制造出一个“比党和毛泽东更为英明”的知识分子神像来？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在马寅初的问题上，至少有3位当事人应该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这就是当年担任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担任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陈云和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帮助毛泽东掌握意识形态的毛泽东秘书胡乔木。

当年的马寅初又非一般人物，党和政府是否批判过，上述3人在当年绝不会不知道。可是在1979年，在所谓“为马寅初平反”的过程中，以上3人又分别都起到不同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新华社宣传马寅初的所有材料，都要经过胡乔木的审批。此时出现了“马寅初因为人口问题的‘谏言’而受到批判”、而且是“受到陈伯达、康生组织的批判”的宣传——按照工作的性质，1958-1960年，无论公私，都是胡乔木与陈伯达、康生联系最多的时期，他应该知道马寅初被批判是与这二人无关的事情。历史何以至此？需要人们做深入的研究。

即使如此，我却没有把马寅初列入“江湖术士”一类的人物当中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马寅初也绝不是治学严谨的学者，相反，他因为进入官场，还是有不少的政客作风。这和他所处的时代与体制有关。特别是1979年的时候，马寅初已算百岁老人，将近20年前，下肢已经瘫痪，七、八年前又做过直肠癌手术，这些对于一位老人的身心打击所造成的后果都不可低估。所以，无论马寅初的体力或者智力的实际状况，都很难为那次“社会造神”活动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虽然马寅初可以不为此负责，但是用肥皂泡吹起来的“马寅初神话”却必须澄清。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22 06:21 AM 編輯 ]

初中生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萧武采访整理，已经汪晖审订

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著有《反抗绝望》、《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多种著作。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

导读：新自由主义创造泡沫、分化、冲突和危机的能力不可低估，但真实的发展却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加以解释。

《社会观察》：2005年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范围不大的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最近两年，国内外又出现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但经常有人批评，新左派在这样的讨论中总是在为中国做辩护。事实是什么样的？

汪晖：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雷默来北京，崔之元请他来清华演讲，王缉思和我做评论。雷默从中国的经验中提炼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认为中国关注经济发展，但也注重社会变化，是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从描述性的角度看，这个归纳是理想性的。雷默未必不知道中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他将这些这些特征归纳为“北京共识”，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总体状况。换句话说，“北京共识”以中国为阐释对象或资源，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中国的经验性描述——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经验性描述都会引起争议，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展现了不同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向。

2005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是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总结，还是寻找另一个解释。

雷默的论文产生于他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其中引用了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我在美国出版的著作China’s new order。我在书中对于中国90年代的许多现象给予了批评性的分析，指出中国的发展主义及其后果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但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中国的全部发展。

我的着眼点在呈现问题、困境和危机，而雷默在引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点时，不可能不了解我们对现实过程的尖锐批评。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将知识界的辩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本身同时视为“中国经验”之一。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革中的一些经验理论化，进而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规范目标。你也可以说，这是用规范的方式对现实的批评。

不久之后，斯蒂格利茨来清华大学演讲，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同样是崔之元组织的，我也在场。他一开头就说，对于当前促进穷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如果存在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因为“华盛顿共识”对于促进成功增长而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他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其实是以“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为前提的，这个失败集中表现在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过分信赖。从全球经济的角度，他批评国际经济组织一方面创造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又把失败政策强加给那些依靠它们提供政策建议和资金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思路。

斯蒂格利茨区分了东亚经济的成功与其他经济体的失败，指出现有的经济研究未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提供经济发展政策方面的普遍共识。与雷默一样，从一种比较性的视野着眼，他对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肯定的，在政府角色、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和注重公平等方面，他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与“北京共识”有许多重叠之处。但“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并不以某一个经济体的表现为经验根据，而“北京共识”却与对“中国模式”的解释相互纠缠，人们会从一些经验的角度对其进行质疑，因而引发的争议也就比较大。

无论是雷默还是斯蒂格利茨，都发现中国的经验中包含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地方，也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其他一些地区，比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俄罗斯等形成了区别，其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与金融稳定化等一般原则不能解释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国家始终保持对市场的干预能力，没有走“休克疗法”的路子，也没有像阿根廷或其他国家经历大规模金融动荡。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他们都没有单纯地为国家和政府角色辩护，例如斯蒂格利茨就指出过“政府失灵”的现象。他们提出的是政策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而不是在“市场”与“政府”的二元选项中选择“国家”。

至于“新左派”，我已经反复提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统一的派别，被归入“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也各不相提同。也许可以说，“新左派”只能通过对于发展模式的批判性思考来加以界定，因为环境危机、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公平与垄断等议题是我们共同关心的。我们也普遍低怀疑“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承认中国改革只有“私有化”——无论是土地的私有化还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一种方式，但这也与否定市场机制和不承认私人产权不是一个意思。寻找制度创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我个人认为，继1989年社会主义体制的普遍危机而来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陷入体制性危机，我们不可能通过在中国复制这一体制而赢得和平、繁荣，并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在90年代到2005年之间进行的大辩论中，说“新左派”只是为中国，或者说为中国政府做辩护，这不过是典型的“冷战意识形态”的表达而已。右翼的逻辑大概是，只要一提“国家的职能”，那就是为政府辩护——他们大概忘记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正是假借所谓“国家退出”这一新自由主义口号实施的。

事实上，在“北京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提出的同时，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人为新自由主义辩护。——一位前财政部领导人就曾明确断言，遵循“华盛顿共识”是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从某个角度说，有一定道理：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的前几年，中国经济领域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这种影响至今也没有消失。新自由主义可以作为解释中国的房价泡沫、土地危机、对于美国的金融依赖、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三农危机、社会福利制度的瓦解、生态环境危机、民族区域的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新自由主义创造泡沫、分化、冲突和危机的能力不可低估，但真实的发展却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加以解释。

在China’s New Order一书中，我解释了90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问题，但与新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同，我的判断是批判性的。新自由主义者的侧重点在增长，但即便是中国的增长，也并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本身来解释，而必须将这一增长置于改革前期和前三十年所创造的历史条件之上——甚至可以说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及其遗产之上——才能给予解释。我们也应该考虑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积累的资源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换句话说，解释中国的发展，即便只考虑增长，也必须置于一系列历史前提之上。

初中生

中国经验的历史前提

导读：中国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但仍然是一个主权经济体。这种主权的强韧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西方国家也不同。

《社会观察》：您说的“前提”是指什么？

汪晖：关于这些前提，我在去年发表的《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一文中简略地提到过。

首先，中国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但仍然是一个主权经济体。这种“主权”的强韧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西方国家也不同。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是改革的前提，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是与这一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这一方面能够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能解释中国在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原来被认为比较成功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而相对而言，对中国的冲击比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是很不同的。在那篇文章中，与其用一般的规范性框架来理解这个“主权”，不如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解释，独立自主的国家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进程的产物。

其次，中国的改革是从乡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的起点相对比较平等。无论在改革的起点上，还是在改革的内容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和农产品价格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农村改革，与新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它是以降低城乡差别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目的的。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土地革命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中曾经出现“过度暴力”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平等程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高的。9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这个危机并不是由于相对平等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危机，而是城乡关系不平等的深化引发的，是土地商品化达到新的规模的产物。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条件对后来的改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能否定的。

第三，因为教育的普及和农业的传统，中国的劳动力质量相对比较高。乔万尼·阿瑞吉曾提到过这一点：“如果说中国的成功仅仅是因为廉价劳动力，世界上比中国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还有很多，为什么投资不是去那些地方，而是去了中国？”我记得2005年去印尼访问时，恰逢印尼总统访华，他在出访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却没有吸引到像中国这样多的投资？”他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质量比较高，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政府所能提供的服务更好。林春在《读书》上也曾发表文章讨论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她也不赞成单纯地谈廉价劳动力，而忽略其他历史要素。

第四，国家的角色。一个能够为改革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是改革运动能够获得大众支持的关键，一个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地提出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是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讨论国家的问题，不能不讨论自主性问题，尽管后者并不限于国家层面。在新自由主义对“增长”的解释之中，只看到了开放所带来的影响，忽视了原有的基础。因此，即便是对“增长”的解释，新自由主义也无法给出一个完备的、真实的解释。世界上开放的经济体很多，获得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并不那么多。缺乏自主的“开放”常会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崩溃，这是过去“依附理论”讨论过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也并没有过时。“自主”不是与“开放”对立的，“自主”更不能等同于“封闭”，一个拥有自主性的社会，才有可能是开放的。

但是，上述四个条件，在今天都已经发生大转变。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更高，由它所带动的全球化具有更大的风险。

——在金融体制和相关领域，旧的主权关系已经无法描述现实；

——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复杂纠缠，不仅是腐败现象，而且是在一系列重大政策上，“政府失灵”的现象也意味着政府的自主性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乡村日益依附于城市，农民中的大量年轻群体，逐渐成为新的工人阶级。

今天需要探讨的，是开放条件下自主性的新形式。自主也不仅是对外而言，在资本或利益集团的力量日益庞大的时代，国家能否自主地制定公共政策，能否提供工人和农民作为社会主人的宪法地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没有自主性的社会也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为例，即便建立了“形式民主”，却无法遏制大规模的腐败。从某个角度说，这就是国家自主性的危机——执政党受制于其他利益集团，它的政策就不是自主的。

对“GDP增长”的过分追求与环境危机的关系、“效率优先于公平”与社会分化的关系、“片面发展”与区域差距扩大的关系等等，是解释当代经济危机的不可绕过的问题，也是过去20年辩论中常常涉及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与自主性问题相关。——讨论自主性问题是辩护性的吗？

初中生

讨论中国模式的现实意义

导读：提出“共识”意味着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争论应该围绕我们到底需要怎样一种未来而展开。

《社会观察》：可否这样说，提出“北京共识”更多地是要打破“华盛顿共识”的普遍性的神话，而“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道路”则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普遍性？

汪晖：无论是讨论“北京共识”、“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还是分析“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两个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总结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因为无论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还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这个成就是无法否认的；另一方面，提出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矛盾和危机，因为先前的发展模式中包含着明显的不可持续的因素和潜藏的风险。

使用“道路”、“经验”、“模式”或“共识”，意涵各有不同，即便同一用语，所指也未必一样。我本人没有使用“模式”这个概念，而更愿意使用“经验”或“道路”，主要是想做一点历史性的回顾和理论分析，但在理论上，还不能完成对如此复杂的“中国经验”的提炼。但我也不认为使用“模式”和“共识”等概念就等同于对一段经验的精确描述或辩护。事实上，这些概念是在旧模式发生危机的时刻出现的，因而也都致力于提供一个发展的方向。

冷战是以“社会主义体制失败”的形式终结的，在这一“冷战和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知识领域存在着“凡是中国的事情都是不好的”、“凡是跟社会主义有关的都是错误的”这样一种风气，结果是用新的意识形态解释一切，粗暴、武断和非历史性是这些解释的普遍特征。但是，如果去阅读比较严肃、认真讨论问题的文本，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可惜的是，认真阅读和讨论的风气，在日益泛滥的媒体争辩中从来不占上风。其实，质疑这些讨论是可以的，但质疑者难道不应该反躬自问：难道“华盛顿共识”是什么现实吗？它从来都不是现实！提出“共识”意味着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争论应该围绕着“我们到底需要怎样一种未来”而展开。

在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从1970年代算起已经持续了三、四十年了。去年春天，我在汉堡参加由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主持的有关“亚洲崛起”的论坛。他在开幕致辞中回顾说，早在1970年代到中国访问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崛起将是不可避免的，那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在世的时代。他的看法在许多西方人那里遭到了漠视或嘲笑，但谁更有远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否认原来的历史经验、否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验非常可笑！这种“否认”通过割裂历史，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来叙述中国，而那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不仅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今天所面临的许多真实的问题和矛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需要讨论“中国经验”的意义所在。

初中生

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导读：中国革命是独特的，因而是普遍的；中国的改革也是独特的，因而也具有普遍性。普遍性不是与独特性相对立的，因而也不能用“可否复制”这样的问题来检验。

《社会观察》：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中国模式能否复制”，这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晖：“模式”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物，很容易让人想到“复制”的问题。我自己更喜欢用“经验”——经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独特的，但同时也是可以借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是独特的，因而是普遍的；中国的改革也是独特的，因而也具有普遍性。

普遍性不是与独特性相对立的，因而也不能用“可否复制”这样的问题来检验。“普遍性”与借鉴、启发等概念的关系更多一点，单后者总是以“自主和创新”为前提，而不是什么“复制”。用“复制”这样的标准来否定对“模式”的讨论，其实是被“模式”这个概念的先天缺陷所牵引。——他们没有挑明的前提不过是：美国的民主才是一种“模式”。但是，美国模式可以超出任何历史条件而被“复制”吗？如果不能“复制”，是不是就是说“美国模式”不存在普遍意义？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可复制，而在于它的独特性。林春出版于2006年的英文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个说法，而该书写作的时间很早。这部著作的导言的标题就是“中国模式的创造与再创造”。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林春指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在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积累起来的资源，比如相对而言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比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中国革命的成果等等。她使用“中国模式的创造与再创造”也表示存在着不同的“中国模式”，革命时代、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过程存在着连续，也存在着对立或断裂。正由于此，她并没有完全认同今天的模式，而是带着批判性的审视探寻中国的转变和可能的未来。

林春和我都提到了“中国与苏东模式的差异”和“中国对自身道路的独特探寻”；我也提到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由独特的历史经验构成的，例如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方式与亚洲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冷战时代的“依附性发展”。这两种经验直到今天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着影响。

相比较而言，林春的讨论着眼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独特道路，而潘维的概括则试图建立一种结构模型，方式上和内容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不能因为使用了同一个语词，就归为同一种解释。

初中生

印度经验与中国经验

导读：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其特征是平均分配农村土地，并以平等为方向调整城乡关系，而印度改革缺乏这样的平等前提。

《社会观察》：近几年来，印度的发展模式经常被拿来与中国的经验作比较。不少人认为，因为印度有民主而中国没有，所以印度的前景比中国更好。您怎样看待这种评论？

汪晖：印度经历了英国的全面殖民，也因此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它的社会体制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殖民历史的遗产，而中国的统一有着久远的传统，在殖民时代爆发了伟大的革命，从来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两者的路径不同，社会形态和政治传统也很不同，像有些人那样，以印度的民主来否定中国的经验，或者以中国的成就来贬低印度的实践，一定是误导的。

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发展，西方舆论常常比较两者，有些是挑拨离间，而且颇见成效，很应该引起中印两国明智之士的警觉。中国经济规模高于印度，但让印度放弃他们的民主政治经验来按中国模式发展，这不大可能；反过来，即便印度的民主是好的，也不意味着可以否定中国的经验。说到底，用印度经验否定中国经验，是为了要论证“民主模式的普遍意义”，但这种论证是完全基于一种“目的论”的比较，最后只能变成自我否定——印度在若干关键领域落后于中国，是不是就要否定“印度的民主”呢？

印度与中国存在着可资比较的方面——

首先，印度也曾经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受苏联影响很大，因此中印两国的改革都包含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内涵。

其次，两者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大规模的农业国家，它的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道路，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第三，两者都是文明古国，一个经历了反殖民运动，一个经历了漫长的革命，但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要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都不会简单复制别人的模式。正像50年代的中国一样，印度过去受苏联影响比较大；也与80年代以后的中国相似，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接受美、苏的操控——在1950年代中期，中印两国共同推动了“不结盟运动”。

我没有做过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没有资格全面地谈论这个问题。这里谈的与其说是比较两国的经验，不如说是对一些“现象”的印象式分析，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流行的说法。

首先，比较中国与印度的改革的学者都承认一个基本差异，即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其特征是平均分配农村土地，并以平等为方向调整城乡关系（从价格调整到城乡人口关系的松动）；而印度改革缺乏这样的平等前提。这个特征并不单纯是由改革政策决定的，而是从中国革命和印度反殖民运动的不同历史脉络中衍生出来的。不理解“土地改革”在这两个运动中的不同位置，就不可能理解改革进程的这一基本差异。

很多人讨论中国土地改革中的暴力现象，我以为反思是必要的，但如果这种反思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解放作用，那么就无法解释改革的前提问题。

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别也很大，贫困问题在很长时期里存在，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伴随着土地改革和农民地位的改变，中国的乡村教育体系逐渐形成，识字率大幅度提高，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子弟入学率的大幅度提升是一个显著的现象。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很难理解许多地区的中国农民在改革时期焕发出来的活力和首创精神。

印度，以及整个南亚，没有经历和完成土地改革，这是“种姓制度”得以在现代社会延续的根源之一，而“种姓制度”限制了社会流动——在印度学者和知识分子中，出身底层的比例要低得多。这与中国的差别很大。

我不久前去印度，一个朋友去印度中部的马德亚-普拉什邦（Madhya-Pradesh）调查，他后来给我写信说：“该邦的婴儿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因自然是贫困和医疗保障的匮乏。”但追根寻源，这种极度贫困是高度不平等的土地关系的产物——许多穷苦人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是寄居在地主土地上的农业劳工，他们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

腐败公行而缺少监督，也是因为在“种姓制度”的影响下，许多人已经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的秩序；自由派所主张的“机会均等”，也就高高在上地将贫困归咎于贫苦农民的“懒惰”。

印度的毛派运动在一些地区重新崛起，除了与旧有的土地关系相关之外，也因为在新一轮的开发中，原住民的土地、水和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就在短短的几年内，政府军对毛派的清剿造成了至少六、七千人的死亡，实际的死亡数字可能更大。主流媒体只是报道警察哨所遭到攻击，却很少报道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地的武装斗争事实上都与未经彻底的土地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土地关系上的平等”算不算民主的重要内容？

在政治体制上，中印两国各有特点，这里只说一点对于印度体制的肤浅观察。

印度独立后，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印度的一位政治学家分析说，甘地、尼赫鲁等领导的“抵抗运动”和“建国运动”已经成为一种神话，而民主只是作为这一神话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却不像前者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神话。

印度宪法为印度作为统一国家的存在提供了政治认同的基石，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政治民主未能与平等的社会形式相互适应，其效能大打折扣。

印度的法律体制是西方式的，但法律体系的效能同样问题多多——媒体曝光了许多规模不等的高官腐败案，但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因为腐败而被绳之以法。

印度从国大党一党独大，到现在的多党议会体制，加之较为自由的媒体，这一民主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印度政府的管理和整合能力难尽人意。——我前后三次访问印度，给我留下印象的不是它的多党政治或议会民主，而是活跃的社会运动。在这方面，印度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些运动草根性比较强，形成了某种“社会保护”；但由于政党垄断了议会和政府权力，社会运动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不是社会运动的问题，而是由于“政党垄断政治资源”的民主模式包含着很“不民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