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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初中生

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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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1-12 05:12:54 | 顯示全部樓層
最大的危险将来自何方?

陈益南

一个黑色的幽灵,一个道貌岸然的魔鬼,正在向已有着8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逼来!这幽灵、这魔鬼,决不是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不是类似文革中的"造反派" ,不是海外流亡的民运分子,也不是国外那些心怀叵测的反华势力,更不是那些经艰难拼搏而后日积月攒才拥有了大笔财富的私营企业老板!这个有可能摧毁中国共产党、从而改变中国命运航向的魔鬼,就是那队伍与势力都日益庞大起来了贪官们!

列宁主义对一个国家革命危机的产生,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国家能否爆发革命危机(即是否会发生政权的变更),仅仅是下层的群众不满,那还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要出现上层官员的"不满"。当"下层"因种种原因对政府有意见时,如果再冒出一批也对政府"不满"的"上层" ,那么大规模的革命或政变就将会出现!

在本世纪初就创立的苏联共产党,一个能够领导人民打败强大德国法西斯的党,一个也已经主动开始进行改革的党,为何突然会在1991年8 、9 月间那短短的时日里便顷刻瓦解消亡、不复存在了呢?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为何军方顿时能立即倒戈、各加盟共和国会同声支持呢? 对此,人们尽可以作出种种解释,但有一个强大的原因却不容任何人忽视,那就是:推行了所谓“改革”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一大批党政官员利用自已手中权力,趁改革之机疯狂攫夺国家财富变为已有,从而在短时期内完成了由官员面貌向巨富身份的转换。当他们从国库里掠取的财富达到一定数量时,为了能永久地据有和永远地不受到现在的政府与法律的追究,他们最希望的出现的事便是改变这个政府!只有政权的更改,才能使他们已掠到手的财富"合法"化;只有现政权的垮台,才会使他们能抱着那些巨额财富安稳的睡觉!

以往,在多民族的前苏联,不同民族的群众动乱时有发生。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报告,更是引发过大规模的群众动乱与不满。然而那时的官员们除了保住并渴望升迁自已的官职外别无他求,也无可他求,因此他们对任何改变旧体制的想法和做法,都不会报以同情与支持。但在1991年,当大把大把的钞票塞满了他们的口袋时,当国外银行的帐户上记录着他们大笔的巨款时,此时任何有可能改变现政权的风吹草动,就都能引起他们百倍的兴趣了!而且,由于他们都曾是或仍是高官,加之手中又有了大把的钱,他们确也具有了支持"变天" 的力量。有一个叶利钦的出现,他们当然欣喜若狂,当然要全力给予拥护与支持。而如果没有叶利钦,他们也会去找一个来。凭他们拥有的权力与金钱,他们也一定能找到一个叶利钦!

美国人的“独立革命”史,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华盛顿的光辉形象,曾令全世界的人为之倾倒。然而,最近有个叫F.叶宁斯的美国人写了一本叫做《美国的创造》的书,却将美国革命与华盛顿头上的光芒统统给抹掉了,而还了一段硬梆梆的真实历史。这本在"前言" 中特别点明不能给孩子们阅读(以免使神一般的华盛顿形象的毁灭,剌激纯洁的童心)的书,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呢?

它用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当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开初并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而完全是一大批与英国政界联系密切的大商人、大老扳、大奴隶贩子、大走私头子等,或是因为得知英国的某些法律的制定将不利于他们,或因为自已在商业活动中有不少违法行为将可能被查处等等,才开始了他们的反英起义的。例如后来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就是因为他非法攫取了二万多英亩土地,而富兰克林则是因英国政府刚颁布的一条法律将使他拥有的土地不能升值,其他的开国元勋中更有对英国某些新法律限制了他们贩卖黑奴的利润而"奋起革命" 的。

这些“革命者”的反英动机无一不是为了维护自已的巨大财产与利益,因此,在革命成功、美国独立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仅仅是将“民主”、“自由”只限定在来美国淘金的白人范围内,而不给印第安人和黑人,甚至贩卖奴隶的"生意" 还越做越兴旺。独立后的美国,虽然有了“民主”(其时英国本土也早有了一些“民主”),但不过是象古罗马共和国一样的"奴隶主之间的民主";虽然有了议会,也不过就是古罗马的"贵族院" 而已。

这本《美国的创造》并不是要否定逐渐发展到今天较为完善的美国“民主”,而是只想告诉人们,有些后来美好的事情,在开初之际并不一定有多么大的光辉。而我们从这本书中能读到些什么呢?那就是:当某种政策与法律会妨碍或损害一大批已拥有巨额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之时,这些既得利益者便会拥护和支持颠覆现政权,甚至他们也许还会发动所谓"革命"更重要还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其拥有的财富,届时还真的会有力量发动或推进对现政权的"革命"!

改革20余年来,中国的老百姓由此受益非浅,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但与此同时,特别是近些年来,一大批手握大权的官员更是在拼命捞取和抢夺国家的财产据为已有,其抢钱的速度之快,其抢到手的财富之巨,足以令外国的黑手党头头咂舌,足以让古代的和珅之流惊异。这从近年被查处的成克杰、胡长清及厦门远华走私等大案中可见一斑。

然而,天知道还有多少贪赃枉法的官员逍遥法外,还有多少国家的财产被隐藏在大批表面道貌岸然的"公仆" 手中。只是从被揭露查处的官儿越来越大、他们所贪的金钱数量越来越巨、他们敛财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事实,我们便可断定,这一大批官儿已形成为有可能在某一天搞垮我们这个共和国的不小势力了! 如果中国目前正在党政官员中进行的反腐败长期斗争,不幸或力度不够、或半途夭折,那么中国人民就将有可能要又一次站在前途难测的历史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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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1-12 06:45:14 | 顯示全部樓層
文革中“造反派”的真实权力状况

陈益南

没掌握几天政权的“造反派”,其实不应对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所发生的悲剧负多大责任。实际上,“造反派”本身自产生至完结,自已就是一件大悲剧!



现在人们一提起1966-1976年间中国的文革时期,就会说:“四人帮当权时……”或“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等,总之给后人的印象是,在文革十年期间一直是林彪与“四人帮”一伙在执掌着中国的政权。显然,这里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应弄清:

1、文革十年,始终仍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领导着执掌着中国大陆的政权,而并非由林彪或“四人帮”一伙当主宰,虽说他们也掌握着相当大部分权力。

2、在中央政权以下,包括省一级的政权,直至城市中的街道、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最小的工厂企业与其他“单位”,在文革期间的政权性质与掌权人却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发生过几次大的、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动。

现在许多人在回忆自已在文革中的种种不幸遭遇时,都会对那段时期的政权或当权者表示某种愤慨,并且往往将那段时期的政权性质都一概视为“四人帮当权”。而实际上,除了在中央一级某些部门、或是在上海市那个独特的地方以外,他们所说的那段时期的政权及掌权者,往往都不全是什么“四人帮”一伙的人,也不全是什么“造反派”在掌权,而绝大部份都是那些在文革前就当权、而且在“四人帮”垮台前后都也掌握着政权、并被人们称之为“老干部”的阶层。可以说,文革十年中,全国省及省以下的地区和单位,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是国民党在执掌中国的政权,但我们若说1966-1976年间是“四人帮”一伙在当权,那不论在整个中央或是在绝大部分省、区、市地方,这种说法都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于1976年10月6日在一个晚上将“四人帮”一伙人全部抓起来后,除了上海方面有一点点不满外,全国其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但没有任何异议,反而马上表明了对打倒“四人帮”的支持。这就充分说明,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及省以下的基层政权,实际上并不在“四人帮”的控制之中。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全国地方基层政权大的、全面性质的变动有过两次,小的、局部性质的变动则有若干次,而且各地变动情况与时间都有一些差异。下面将分别予以阐述。

文革虽说实质上是从1965年底由姚文元发表《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就开始了,但在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并在稍后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罢免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后,才真正在全国人民中引起震荡的。

从1966年6月至12月底这半年时间里,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省级以下的政权,依然还是由文革前当权的、被称为“老干部”的人们在领导着。随着文革的进行和“造反派”的兴起,“老干部”们的权力当然在逐渐削弱,但直到1966年底,政权的领导权基本上还是在他们这些人的手中。

因此,请注意,凡是在文革的1966年的6月-12月期间,遭受到有组织的、政治性质的伤害事件,这些具体进行侵害的组织及负责者,一般就是这些尚在执掌着政权权力的人和机构。什么支持“老红卫兵”斗老师、打“坏人”的恐怖血腥事件,什么揪“小三家村”、“批黑帮分子”、“抓新右派”,什么逼死著名作家老舍、迫走音乐家马思聪、伤害文化名人等等那些事情,就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

中共地下党出身的四川老作家马识途写过一本书,就详细描述了他自已在1966年6月起被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成“黑帮分子”的事。在此期间,虽说“四人帮”中的三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逐渐在中央获得了权力;但在地方上,“造反派”却还没有正式登上舞台,“四人帮”中的另一位角色王洪文,本人也还尚在他那上海国棉十七厂内,以一个普通保卫干事的身份在写写大字报而已。在这期间,地方上发生的一切不幸事情,历史的责任显然只能由上述“老干部”掌权者承担,而不是由什么“造反派”去背那个黑锅。



自1967年1月起,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决定让正闹得热火朝天的“造反派”们去夺基层政权的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社论,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去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这样,“造反派”便开始涉入政权的权力机关了。而那被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人,就是文革前便一直当权,而且直至文革进行半年了仍在掌权的“老干部”们。

全国性的基层政权“夺权”行动是从毛泽东策动文革战略部署的上海开始的。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联合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得到中央支持后,于1967年1月一举全面将原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打倒”,而建立了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上海人民公社”(后因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试图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称,而改称为“革命委员会”)

随后,黑龙江省“东北的新曙光”响应,“造反派”在那里夺权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政权,并称之为“新生的红色政权”。但其后由于各地的“造反派”造反运动发展并不平衡,种种原因致使全国(除台湾省)的省一级“革委会”政权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一月风暴”后一年多,亦即1968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后,才得以全部建立,从而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所谓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两件事的发生:

一、自1949年建国以来直至1966年底始终处于领导掌权地位的大批省级及省以下的“老干部”们,被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二、以原来仅仅是普通工人、农民、小干部之类群众身份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或头头们,开始进入了政权机构,执掌或多或少的权力了。

“革命委员会”政权自产生起,文革中大约存在了8年时间,在打倒“四人帮”后也还存在了一段时期,才恢复为文革前的称呼——人民政府。

文革中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政权,其特点与性质并不完全一样。

在真正属于“政府”性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市、自治州)、县(区)这三级权力的“革命委员会”,其构成都是严格按中央的规定:由解放军代表、能及时“亮相”拥护中央文革路线的“老干部”以及“造反派”头头这三部分力量,即所谓“三结合”组成。其中,由于当时“林(彪)副统帅”势力影响很大,因此军人在“革委会”中起主导作用,各省的“革委会”主任(一把手)基本都是由军人担任。而“造反派”则因当时尚得到中央的肯定,加之“造反派”人多势众,故在初始的“革委会”中,“造反派”头头也有着较大的发言权。“亮相”的老干部在刚成立的“革委会”中,因其基本上都挨过“造反派”的冲击,故其权力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但没过多久(大约不到一年时间),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全国基层因文革夺权而瘫痪了的共产党组织又全面恢复其正统的活动与权力,那些本来是靠“造”基层党委“反”而崛起的“造反派”头头们,由于不知何故而再得不到中央的继续扶持,便逐渐被从权力机构中撵了出去(上海市是特例,不在此列)。至197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所谓“一打三反”运动和1971年5、6月间开展的“抓五.一六分子”运动后,省及省以下的地方政权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反派”分子了。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也只剩下军人和“老干部”这“二结合”了。

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李素文等人,虽然也都是以“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进入权力机构、并在后来还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国务院副总理高位,但毛泽东提拔他们却并不是喜欢其有什么“造反派”标记,而主要是看重他们的“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陈永贵是“农业学大寨”的领头人,倪志福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著名工人工程师,吴桂贤则是纺织系统的老模范的优秀传人,李素文是全国闻名的商业战线售货员标兵)——因此,严格地讲,陈永贵等人还算不上文革中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而只是中性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因为“造反派”头头一般都是文革初期有过被打成所谓“黑帮分子”与“新右派”的普通群众与小干部,而陈永贵等人则没有这样的经历。

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发,随着林彪集团的垮台,军人便很快也从地方政权中撤了出去。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各省“革委会”主任中相当部份是林彪系统的人而自然倒台,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亚、湖北省的曾思玉与刘丰、浙江省的南萍等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军人过于干政而有所顾忌与不满所致。

这样一来,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便仅仅剩下了“老干部”们单打一了。这便意味着省与省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又重回到文革前就执掌政权的人们手中了,虽然还有很多的“老干部”没有回归原位,而是由另外的“老干部”执政(如后来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在文革初还只是中共湖南省委的第五位书记,而到1971年时,他已经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了),但从整体上看,地方政权又掌握在“老干部”们的手里了。

这就表明,在1967年1月起被剥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的老干部们,在经过1967、1968两年绝对无权时期以及1969、1970、1971年三年的半权力时期,到1971年底便又重回到掌握全部权力的岗位。而1971年尚只是文革的中期,此时离“四人帮”的倒台还有五年!

文革中发生的张志新、遇罗克等所谓“革命志士”,因所谓“追求真理说真话”而被割断喉管及惨遭杀害的事件,也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而不是发生在1967年的“造反运动”之中。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不仅在省、地区(市)、县(区)行政区域内建立,而且也在所有的工厂企业、学校、农村人民公社及其属下的“大队”等被称之为“单位”的地方都建立了。不过,由于这些“单位”不是政权性质机关,因此它就没有按必须有军人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模式,而只有“老干部”与“造反派”头头的“二结合”,从而工厂企业等“单位”的“革委会”,其特点便与地方政权性质的“革委会”稍有一些不同。

因为“老干部”们在进入“革委会”前,大都有过挨“造反派”们冲击批斗的经历(1967年至1968年期间),所以他们即便重新进入“革委会”掌握权力,在开始也仍有些心悸。因而在“革委会”前期的大半年时间内,各“单位”的“革委会”基本上是由“造反派”在左右。

但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老干部”们的权力逐渐强大起来。到1970年初进行了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时,“造反派”不知为何成了中央发动的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整肃对象。结果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后,“造反派”们便基本上被从各“单位”的“革委会”权力机构中清洗出去了。从而自1970年初起,各“单位”(工厂企业、学校、人民公社及其属下的“大队”等)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权,亦即“单位”的领导权,又重新回到了文革前的“老干部”领导人手中,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也没有再能易主。在文革中,这段时期有六年以上,即1970-1976年。

工厂企业等“单位”的“老干部”重掌全部权力的时间,比地方政权机构中的“老干部”重掌全部权力的时间大约早一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所有的“老干部”们掌权的地位当然就更稳妥了。



“造反派”们在文革十年的地方基层政权变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或他们在文革期间的权力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将上海市的情况区别在外。由于毛泽东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两人的特别重视,以及张、姚两人对自已发迹的根椐地上海的特别关注,致使上海“造反派”的地位与全国其他所有地方相比,具有极其优越之处,从而使上海的情况成为了一个特例。所以,文革持续十年,上海的“造反派”也风光了近十年,从1967年1月的所谓“一月夺权”风暴后,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为止近十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各级政权就一直在“造反派”们的手里,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而在全国其他省区,情况就远不是这样了。在其他省区内,“造反派”们掌握到政权的时间,基本就是在1967年至1968年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时起,至1970年初为止。掌权最长者,其延续时期大约三年不到;最短者,其延续时期大约一年半。这个“造反派掌权”也仅仅是指进入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机构而已,实际上“造反派”并没有真正有过能独自全部掌握权力的时期(上海市除外)。

其中,由于各地造反运动发展进程不平衡,有极少数省区后来能进入“革命委员会”的所谓“造反派”头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而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亦即保卫党委的党团员为骨干的群众组织)。这是因为,随着文革初期“造反”运动受到中央的支持而势不可挡,许多原来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也都改称自已为“造反”组织了。由于有些名为“造反”的“保守派”组织势力强大,经过几番较量后,反而将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击败,结果进入“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居然主要是这些“保守派”代表。

那时,大概中央希望在那些长期“派仗”不停的地方,只要谁能控制该地区的局面,便承认谁是“造反派”组织,而不大考虑谁真正“造反”、谁真正“保皇”了。因此,有些省区便出现了由“保守派”进入“新生的红色政权”这类事。最典型的如广西自治区,惨烈的“派仗”打了近二年,结果“造反派”组织“四.二二”竟被“保守派”组织“联指”(广西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赶出家园,逃出自治区外流亡。最后,“联指”在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的支持下,还得以进入自治区“革委会”掌权。因此在广西,可以说,除桂林地区“造反派”组织“老多”有较强势力,曾经临时夺过权之外,广西的真正“造反派”组织基本上没有掌握过一天政权。

既然“造反派”们在1970年前后就基本被赶出了政权机构,那么,在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与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造反派”们在闹些什么东西呢?

他们在争取两个东西:

第一、他们又一次在要求给自已“平反”。

第二、他们在“要官”,即希望恢复他们在1968年时曾有过的,而在1970年又被剥夺的“革委会”中的职位。

这两件事实际是相关联的。

因为不知为何,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以及中央文革那帮人,竟然容许进入了“革委会”的军人和老干部们,利用一个本来是要打击反革命和贪污盗窃分子的“一打三反”运动,对原“造反派”来了个“秋后算帐”,不仅将“造反派”们全部清洗出权力机关,而且还用正常秩序时的标准去衡量“造反派”们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时期的言行,并当之作罪行对待,如“反对党委”、“打砸抢”等等。

在文革中,连中共中央文件都曾号召“造党委的反”,连坦克大炮都曾用上了的“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此时若用“反对党委”和“打砸抢”作罪名去整“造反派”,哪个“造反派”能逃脱得了?因此,凡是在1967-1968年间“造反”活动的积极分子,都在1970年一一落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网内”,又一次被整成“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有的甚至还被投入了监狱。

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右”,给已沦为新“反革命分子”的原“造反派”们又带来了希图给自已“平反”的希望,于是他们又一次积极投入了这两场新的运动(实际上是他们的又一次被利用)。

要求“平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要官”的目的则是试图以恢复1968年有过的“革委会”“官位”,以官员的荣耀来证明自已不是“反革命”。虽然在“批林批孔”与“批邓反右”那两次运动中,“造反派”短暂地部分如了愿,被平了反,也恢复了其在“革委会”的头衔,但此时的权力核心已不再是什么“革委会”,而是又已恢复运作几年了的各级党委会。不过有个“革委会”中的所谓“群众代表”头衔的“造反派”们,此时充其最大能量,也就是作一个政权中的“反对党”而已。当然,1976年之后,最终他们还是没能逃脱掉“反革命”或“准反革命分子”的命运。

当初是毛泽东及中央号召他们去“造反”的,但后来中央不知为何却又不保护他们了(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司令蒯大富与他的伙伴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学生,甚至早在1969年就被赶下台、1970年就遭到拘押)。

这说明,“四人帮”一伙还在台上时,“造反派”就早已倒了大霉,而并非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入“另册”的。这才是历史的一页真相。

因此,没掌握几天政权的“造反派”,其实不应对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所发生的悲剧负多大责任,实际上“造反派”本身自产生至完结,自已就是一件大悲剧!

“造反派”掌握权力时,他们需要负主要历史责任的事件,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以北京“六厂二校”(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六家工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为模式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造反派”们都还处于“革委会”权力中心,也有着一些不小的权力。当那些原有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新揪出来的什么“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等被非法拘禁、抄家、批斗时,这些曾在文革初经历过被戴上“黑帮”、“新派”帽子的“造反派”们,不会没有一点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但终于,“造反派”们却没有凭自已的良心行事,而是不同程度地积极投入到了那场运动之中。虽然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造反派”还不是主力军,而只是三分之一的权力参与者。——应该说,只有1968年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才是“造反派”应予负责的。

在1968年间,还发生过将大批国家干部下放至“五.七干校”的事情。那件事实际上是当时中央的一项精简机构的政策,由各地“革命委员会”予以执行的。“造反派”作为“革委会”的掌权人之一,当然与此事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论将大批国家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这件事的性质如何,若要由“造反派”来对此事承担历史责任,则显然是不公平的:一、这是一项由中央决定的方针,而并非由“造反派”策划的;二、“造反派”在“革委会”权力机构中并非处主宰地位;三、当时也有许多属于“造反派”的国家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可见,将大批干部下放至“五.七干校”根本不是“造反派”的本意。



在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到建立“革命委员会”政权之前,各省区地方与单位还出现过一段权力“胶着”或“真空”时期,即所谓“旧权力不能发生作用了,而新的权力尚未能建立”时期。这是因为原有政权机构无法正常运转,老干部们都被“造反派”批斗而“靠边站”不能作为,而“造反派”又疲于与“保守派”作斗争,或忙于“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尚不能建成得到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权力机构所导致的。

那么在这段权力“胶着”或“真空”期间,是不是就完全处于了无政府状态呢?当然不是。虽然在整个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倾向”经常出现,但真正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发生。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就是最狂热、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或“造反派”分子,也都必须不折不扣地要服从中央的领导,否则他就真的会遭到其他所有人的声讨与反对。文革毕竟是由中央自已主动发动搞起来的,并非自发产生于下面的动乱,何况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还牢牢掌握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手中,强有力的威摄着任何胆敢捣乱者。

在上述权力真空时期,国家和社会机器的运转,有这么两种形式:

一、原政权机构的官员与“造反派”们共同临时执行办事,例如发通知、下文件什么的,就同时盖上原权力机构的公章与“造反派”组织的大印;

二、势力强大的“造反派”组织临时“夺权”,接管实施“旧政权”的部分权力(主要是生产指挥权)。

在当时,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很多权力都被中央宣布冻结了,如全国的工资、物价、人事关系等等(奖金则被取消了)都不准任何地方和单位变动,不论谁在执政,都必须照旧章法行事。即便是真需要改变的具体小政策也不准实行,而必须“留到(文革)运动后期再议”。因此,实际留给“造反派”可夺的权力并没有多少,就是所谓“夺权”,也只不过是换换掌权的人而已,中央对全国的领导并不会在本质上有什么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后至1968年成立“革委会”前的那段权力真空,也就没有对社会造成多大更特别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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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1-1-26 00:16:50 | 顯示全部樓層
1968:革命狂欢

三个C盘


1966年,太祖在天安门上振臂一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广场上红旗翻腾,无数革命青年心潮澎湃。太祖此时或许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场景还会出现在东京、罗马、巴黎、纽约、华沙、法兰克福以至遥远的墨西哥城。

这一幕的出现时间是1968年。

这一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校园内充满了学生运动,学生们静坐、游行、示威......举着红旗的学生占领校园、驱逐学校当局。3月,意大利学生举行抗议,关闭罗马大学12天。4月,马德里大学学生关闭了大学38天。

这一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了严重挑战,学生们嘲笑并质疑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就业乃至一切体制,法国学生们的口号充满了怀疑精神而又如此热烈:

——“要作爱,不要作战!”

——“社会是一株食人花!”

——“你们虽富犹惧、虽生犹死。”

这一年,是左翼思想达到顶峰的一年,法兰克福学派毛派思潮都成为了运动指导思想,马尔库塞、毛泽东等都是学生的精神偶像,格瓦拉、胡志明的画像高高举起。学生们以此为思想依据,反对异化、反对单向度的社会、反对工业社会对人尤其是青年的压制。

这一年,学生运动与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纠结在一起。2月,南非获得参加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资格,引发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抗议,奥委会考虑后重新决定不邀请南非队;整个夏天,墨西哥的学生和警察展开了持续冲突。4月4日,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引发了超过115个美国城市的暴力抗议。9月,女权运动组织在抗议美国年度选美,一周的抗议导致选美中断。

这一年,反战运动继续成为学生运动的动力。2月,哈佛、波士顿等大学举行4天的绝食抗议和反战游行,10000名西柏林学生静坐抗议美国越战。3月6日,6500名纽约大学学生举行反对道氏化学公司的游行,因为其是美国越南战争中凝固汽油弹的主要生产商。3月17日,格罗夫纳广场,伦敦的反战示威中,86人受伤,200名示威者被逮捕。

这一年,知识分子因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产生分野。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等人以思想武装了学生,又以走上街头的姿态,去拥抱革命,知识分子成为学生偶像,而福柯等结构主义者在风暴中没有直接投身街头,被学生们讥讽为“结构不上街!”——此后数十年,这句话一直是结构主义不支持“五月风暴”、在社会革命中“失足”的身份标记。

也是这一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中,觉察出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端,开始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3月8日,华沙大学学生游行要求学生权利遭到镇压;第二天,2000名学生游行抗议警察卷入校园,被大量逮捕。3月11日,公众卷入了学生与警察的街头对垒。8月,在捷克,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依靠苏联的坦克才得以平息。

一切都需要从60年代的大背景说起。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化:

一方面,战后生育高峰带来了“婴儿潮”,在发达国家,这些婴儿经历了一个和平与富足的时代,他们目睹了物质繁荣和技术进步。这是第一代在家中与电视机一起成长的一代,电视给予他们一种看待世界的共同视野。孩子们共享新闻和节目,互相看到他人的世界。电视使得他们共同经历重要的公共事件,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参与到这些公共事件中,类似于KFC的连锁店和联营店给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了相同的购物和进餐经验。无论是美国、法国或者其他哪里,青年们更加自我觉醒,而又在精神上彼此相连,在价值观上更加容易相互理解,形成了比他们的先辈更加紧密的群体。

另一方面,富足的物质生活没有掩盖资本主义乃至现代工业社会内部的深刻危机。学生与青年认为,教育是为了训练出驯顺的劳动力,大学压制了学生的包括肉体和精神的自由,工作只带来无助、孤立和自我疏远的异化,政府是权力精英或者统治者的工具。——一句话,所有的一切都在压抑自由,使不平等永远保持下去。核恐怖更是这代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以此为契机,青年们对工业社会和技术发展对人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质疑的声浪同样不断。中国的“继续革命”自不必说,太祖号召青年反抗权威。在苏联和东欧,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上过于集中、政治上过于集中而忽视民主、思想上缺乏活力的弊端都开始暴露出来;在东欧,更有着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自主发展的思潮。

在更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非洲、东南亚到处都是新兴的独立解放国家。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运动,也深深影响了西方的青年。奇迹般的古巴革命的成功,更是使不少青年相信,他们是下一个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学生相信自己可以推翻政府,创造出新的代替压制性政权的社会形态。西方的青年们关注东方的解放,而美国的越战更是导致了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有无数人就是在反战运动中走向了左翼政治,美国最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乔姆斯基就是从反战走向美国左翼政治的。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1968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的。那一年的新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还自信地宣布:其余地方或许有问题,而我们国家只有稳定和繁荣。——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年的5月,巴黎便会迎来革命的风暴。

这一年,学生运动在世界各地展开,校园成为寻求社会变革战役的最前沿。学生们为公民解放而斗争,为反对种族性别歧视而斗争,为反对越战而斗争。学生们说:“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昂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

各个国家都有反对大学行政管理的抗议,并向其他领域扩展。德国学生运动主要是对权威主义、德国政府及其他西方政府的伪善,要求改善学生的贫困生活。美国的民权运动从南方扩展到到北方城市,伴随着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黑人运动得到了国际认同。抗议者们以暴力作为抗议的手段,民权运动暴力化。 意大利、西班牙乃至遥远的南美,所有的地方,都是学生运动和抗议。而1968年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和高潮,是法国的五月风暴。


当时的法国,学生们与所有发达国家学生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大学扩招、就业减少,而学校当局采取对学生压制性的管理方式。学生们形容说:“母校,我甜蜜的母校、私通的母校、富足的母校。”学生中压抑着对社会的不满,而政府对此似乎还浑然不觉。

1月,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一段有关性与游泳池的对话拉开了“五月风暴”的序幕。——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为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一个红头发的德裔社会学青年问:“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回答道:“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红发青年说:“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

学生群中立刻爆发出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

红发青年叫科恩.邦迪,当时正是英气勃发的时节。5月,当萨特代表一家左翼周刊访问他的时候,萨特就像一个新手那样小心发问,而科恩.邦迪则侃侃而谈自己的世界观与革命观,自信而坚定。

2月4日,法国校园里掀起了拥护男女宿舍自由流通的浪潮,男生们冲入女生宿舍抗议性别隔离。

3月21日,一个左翼突击队为抗议越战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22日,科恩.邦迪遂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革命组织“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立,各种团体开始汇集起来。

5月,一系列的事件如同电影般发生了,要描述这些事件的话,镜头应当是跳跃的,场面应当是宏大的。——


5月2日,当局关闭了巴黎索邦大学,并要求科恩.邦迪等八名“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

3日,学生们以集会抗议回应。

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大学教员联合会号召游行和总罢课。超过20000名学生教师和支持者开始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数百名学生被捕。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

7日,高中生与工人加入进来。高中学生联合会宣布支持6日大学生的行为,高中生和大批年轻工人聚集并要求释放所有学生,警察离开学校,官方重开大学。

8日,知识分子加入,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

9日,萨特、波伏娃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阿拉贡奔赴奥居斯特.孔特广场,在科恩.邦迪陪同下发表演讲。塞纳河所有桥梁被警方封锁,左岸爆发更大规模示威。

10日,星期五,又一次大游行,又一次与警察的冲突,又一次被逮捕。学生们高喊“占领拉丁区!”,事件开始迅速被媒体所传播,学生们开始焚烧汽车,使用燃烧瓶。

此时,许多主流歌手和诗人加入抗议活动,美国艺术家也开始跟进。在后来的15日,国家剧院奥德翁更是被青年们占领,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几乎同时,戛纳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戈达尔旋奔回巴黎,同阿伦·雷乃等开始摄制一系列反映当下运动的时事短片“电影传单”,在学校和工厂巡映。”

13日,超过1百万人开始在巴黎游行,总理宣布释放学生,重开学校。索邦大学重开,学生占领校园并宣布其为人民大学。大约有401个委员会在巴黎建立。

14日,工人加入,开始工人示威。

16日,工人已经占领了50个工厂。

17日,20万工人游行,抗议工人几乎占法国工人的三分之二。

接下来的几天,工人继续占领工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抗议并非由工会领导,工人更为激进。要求政府和总统滚蛋,自主管理工厂。

25、26日,政府提出为工人增加工资被拒绝,游行继续。工人和知识分子持续加入。

27日,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了,法国社会党人、左翼联盟领袖密特朗建议组织由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法朗士为首的临时政府。抗议者们要求武力推翻政府,提出了替代政府的方案。但此时右翼力量开始反扑了。

29日,戴高乐到德国巴登-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取得了军方的支持。

30日,40-50万示威者通过巴黎,高喊“再见,戴高乐!”的口号。戴高乐下午四点三十分发表对全法人民讲话,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右翼力量组织了支持戴高乐的游行,当日右翼发动了“为总统进军”的百万人反共大示威,右翼集团与左翼示威者持续冲突。

6月1日,工会试图组织“选举=背叛”的示威,但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防暴警察占领了雷诺工厂,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许多外国学生和工人被驱逐出境,工会领导人被开除,左翼组织被查禁。

10日,选举开始。拉丁区布满了警察。

14日,青年们撤离奥德翁剧院。

16日,撤离索邦。

30日,议会第二轮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左派撤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口号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去战斗!

如同在法国一样,各地的学生运动都以当局的强力介入的结束。

8月,美国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被学生抗议队伍打断,并升级为骚乱,国民警卫队和军队参与了镇压。

10月2日,墨西哥警察和军队向抗议的学生开枪,导致超过100名学生死亡,墨西哥学生运动结束。

于是,1968年,连同自由、革命、青春、狂欢、反抗、青年的血,如梦幻般的革命结束了,仿佛夏日的暴雨,无征兆的来,又匆匆的去,来时席卷天地,但尚未涤尽天地间的秽物,却又匆匆离场。

有人退却了,回忆当年的行为不过是一次虚幻的乌托邦,开始忏悔革命,并成为保守主义者。——

当年美国乔治敦大学有个男孩,1968年毕业去英国留学,参与组织反对美国政府越战政策的抗议示威,20余年后成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克林顿

另一名美国女孩,参与民权和妇女解放的学生领袖,组织抗议不许男生进出女生宿舍的禁令,这个人如今是美国的国务卿,她的名字叫希拉里

有人变得更为激进。——

学生运动后,北爱尔兰的反英斗争暴力化尤为明显。

失败的学生们在德国等国都建立了诸如“红军派”这样直接以暴力反抗政府的组织。

在意大利,有一个叫库乔的社会学学生,参与游行中亲眼目睹警察的燃烧瓶夺去好友的生命,两年后,他创建了大名鼎鼎的“红色旅”。

有人在更广阔的领域寻找社会解放和自由的途径。——

比如环保。如今的环保运动的开端便可从反对生物和核武器的运动中找到轨迹。

又比如女权运动,如今的女权组织已经成为西方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也有人尚在深刻地总结。——

2008社会主义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活动家热烈讨论如何继承1968年革命和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时说:“当时的运动虽然遭到挫败,但表面上获胜的反动势力(戴高乐、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行尸走肉。而‘变革精神的觉醒’作为1968年的重要遗产留存下来。

那是政治性的一年——“我们不询问,我们不要求,我们把它拿下,接着就占领!

那是反抗与寻求解放的一年——“前进,同志,旧世界已经被你抛在脑后!

那是追求自由的一年——“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叫自由!

那更是青春浪漫化为人间大爱的一年——“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1968,革命万岁!1968,青春不死!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7-25 11:39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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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9 14:01:19 | 顯示全部樓層
正在学习这组文章。边看边思考,两天还没看完,没想清楚。里面有些疑问需要解决。有相关资料的话,请初兄继续贴。

关于文革,这几天也问过四个人,国内土生土长的,一个60后,一个70早期,两个80后。
60后:这是毛为了防止刘夺权。这个人是个大学教授,说得异常肯定。
70早:这是一场政治权力之争,巩固个人地位。企业高级经理人。
80后:惨、惨、惨。。。。。。;不晓得,不知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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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9 16:32:16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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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9 16:55:41 | 顯示全部樓層
看了广告贴才来的,宝贝贴。我想着看完了,系统整理一下,做个保存文档,以后经常复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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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9 16:57:55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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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9 17:01:38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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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9 20:45:01 | 顯示全部樓層
初中生贴的是文献。

我们研究的是初中生贴出的、以往未被注意的文献,仅此而已。无关胆量、立场,只是部分地了解那段历史,从那段历史中学习有益的东西。至于何为有益的东西,那就是个立场的问题。但在此贴里面,主要是关于历史事实,无关立场。网络也不是个表明立场的地方。我的态度是:

哦,原来当今主流叙述的文革文本之外,还有不同的文本!

这种文本,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

那个时代的人,如果不是疯癫了,那么,他们怎么了?

值得深入思考。

——保皇派、当权派、造反派,知识、武装、资本,各种利益代表者,各种立场的人以及各种立场不坚定的人,这么复杂的一场历史剧,我在认真看,认真学习。

——这种文献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正规的历史记载、历史剧,里面有插科打诨,有冷幽默,有政治斗争、经济权益分配、有组织与组织策略、有阶级斗争,实在太精彩了!

——这种精彩的历史或者表演,绝不是任何文学本身拥有的力量,而是逼近事实、接近事实、努力尝试接近事实拥有的力量。

——这里面有分析和猜测、事实的浮光掠影,有永远不可能还原的那部分历史的片段,这就足够了。

——对于一个过往的历史,人们能记住的到底是什么?

——一个片段!一个打上立场烙印的片段!如此而已。

——我经历的后文革,是毛主席像章逐渐消逝、从路边的泥巴中捡到一个毛主席像章。

——我了解的现实,是被庸俗化、 用于车辆行驶中保护平安的一代大神毛泽东,他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挂坠上,用一种自豪、透彻、平静的眼光注视着我们颠簸、我们平安、我们打哈欠、我们出车祸。一辆肇事的车上,很可能挂着毛泽东的小像;一辆平安行驶的车上,也可能挂着毛泽东的小象。平安也好,出事也罢,他是我们不可能回避的一段历史!

——我了解的现实,是供奉毛泽东的“毛家饭店”生意火爆,分店遍地开花;过去的英雄人物,换了一套21世纪的皮履,在毛泽东面前推杯换盏,做着形形色色的生意。而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的定格,他就在那里笑。嗯,“他在丛中笑”。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7-25 11:40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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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1-1-30 20:56:25 | 顯示全部樓層
重温主席文革初期的有关谈话

宇太

对于文革,怎麽理解?许多同志讲,不理解文革,就不能深入理解主席,这是很有道理的,很深刻的,很是对我的思路,但理解文革,首先要从本质上看,不要从皮毛上看,反主席、反文革的,统统都在拿文革形式上的毛病否定文革的本质内涵,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你的衣服穿得不好看,乃至你的皮肤出了毛病,就污蔑你心眼子不好,你会同意吗?你不会同意,因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充其量是换换衣服的问题,用点儿皮肤药的问题,不能就此污蔑你心眼子不好。拍着良心想一想,要是连毛泽东都没有好心眼子,这世界上还有好心眼子的人吗?要理解文化革命,首先要明白主席为啥要搞文化革命,把这个起因问题理顺了,再看文革,就顺当多了。主席为啥搞文革?听听他文革初期那些谈话,或许会帮助我们开开窍。下面就是主席的有关谈话,请大家仔细咀嚼。

1、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

2、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毛泽东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谈话记录》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3、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5、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6、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7、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

8、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 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9、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

10、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

11、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12、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6-29 03:47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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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30 23:29:45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30 11:26 PM 發表。
邓力群同志的七次谈话 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 ...

早点睡吧,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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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1-1-31 00:07:25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研究京氏0 於 2011-1-29 02:01 PM 發表。
正在学习这组文章。边看边思考,两天还没看完,没想清楚。里面有些疑问需要解决。有相关资料的话,请初兄继续贴。

关于文革,这几天也问过四个人,国内土生土长的,一个60后,一个70早期,两个80后。
60后:这是毛为了防止刘夺权。这个人是个大学教授,说得异常肯定。
70早:这是一场政治权力之争,巩固个人地位。企业高级经理人。
80后:惨、惨、惨......;不晓得,不知道哦。


所以,他们这辈子也就只能是个大学教授、职业经理人了,视野决定格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到了现在还不能超越肉体体验去看待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那么就不要指望能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了。

有一些材料还是不贴的好,还是那句话,打枪地不要,悄悄地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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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31 11:26:23 | 顯示全部樓層
就是有人故意要把毛主席变成空洞的符号!因为太怕按照毛主席那套来办事!用主席那套东西想富国强民就可以,想捞好处就没了施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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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31 21:43:39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doctoryuan 於 2011-1-31 11:26 AM 發表。
就是有人故意要把毛主席变成空洞的符号!因为太怕按照毛主席那套来办事!用主席那套东西想富国强民就可以,想捞好处就没了施展的空间!


老袁你是个商人,能说一些商人说不出的话,是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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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31 21:48:34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31 12:07 AM 發表。


所以,他们这辈子也就只能是个大学教授、职业经理人了,视野决定格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换句话说,如 ...


好好休息,别累着。
今天我跑到花市,买了8盘兰花,从楼下扛了两袋土到6楼,把花种进6个盆子,顿觉蜗居增色不少。好像自己也气质清纯了。这花让人有压力,必须调整自己。

初兄这组文章也是,让我 有压力,让我清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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